莆田市图书馆

郑岳（1468-1539），字汝华，号山斋，明代兴化府莆田县人。明弘治六年（1493）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居官有风节，为明代莆阳名卿之一。 履职有方 推名能吏 郑岳为莆阳儒宗郑露后人，至高祖时家道中落。生于明成化十四年（1468），七岁丧父，依赖母兄养育抚教。力学奋志，年二十六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1]秩满考绩，以病归莆葬父，后起补刑部主事。 郑岳在刑部主事任上，一日升堂处决囚犯，锦衣卫千户（卫所长官）张福，恃势越坐，位居朝官董天赐之上。郑岳不满其恃权显威，上疏论劾其违反朝廷礼制，进而指出朝廷失体表现，曰：“纠劾并非镇监（指锦衣卫）职能，而董天赐让他肆行；太常寺本隶属于礼部，而崔志端（太常寺卿）却专权自任。于是，内外效尤，益无忌惮。”因语涉朝中贵戚，触怒孝宗，诏下锦衣卫狱。兵部尚书周经、侍郎许进等上疏论救，孝宗不听，最后依例用钱赎杖复职。 不久，郑岳进升刑部员外郎。时北边防务疏松，侍郎许进奉命前往大同（今属山西）督师。朝廷贵戚、近臣，厌恶许进为人刚方，议欲取代之。前副总兵赵昶因军败被罢职，贿求重新起用。时京军屡出无功，朝廷又议再遣出战。郑岳抗疏论列曰：“许进不可代，赵昶不可用，京军不可出！”为朝论所称道。 其后，郑岳擢任湖广按察佥事。受封当地的皇族仗势侵占民田，屡奉勘查而不决。郑岳查明真相，判归于民。施州卫（今湖北恩施）土司忿争仇杀，卫帅报告称为“叛乱”。郑岳仅追捕其首犯，其余悉予教育遣送。又辨别盗铸土官印信，追获缚卖客民男妇数百人等，政绩优异。 适逢荆、岳两地（今湖北荆州、湖南岳阳）因灾饥荒，又无粮食储备。郑岳千方百计筹粮赈济，劝导富户平价出卖粮食，放宽河泊运销禁令。县邑向边远卫所输送粮食，大致送二石实到一石。郑岳优惠计价，鼓励卫所自运粮食，留粮赈济灾民。因其千方百计赈灾，灾民全活甚众。常德府（今属湖南）知府贪贿滥法，郑岳拘捕其亲信，以法处置，知府不得不解绶辞官而去。南京十三道御史，会同推荐天下方面官（指掌一方军政大权的长官）十七人，郑岳名列其中。 明正德元年（1506），郑岳擢任广西兵备副使。他率兵平定黑松洞土官叛乱，抚谕土官岑猛，并奏启许其就近自效，稳定了局势，连受朝廷褒赐。又于足滩、广运（今广西平乐）、昭平（今属广西）三地建筑临江巨堡，加强防禦。不久，调任广东副使，“滞狱为空，治称第一。”[2]正德八年，擢升江西按察使。 抑抑逆藩 孤直罹祸 江西洪州（今南昌），为宁王朱宸濠封地。朱结交太监刘瑾，横行无道，欺压民众，干扰执法。诸司承顺其意，不敢过问。郑岳到任后，力振风纪，故为朱宸濠所忌恨。 不久，郑岳相继擢任江西左、右布政使，掌一省军政。时朱宸濠强行夺占民田数以亿万亩计，百姓不得已设寨自卫。宸濠唆使总制出兵剿平，郑岳认为不可，力加阻止。适逢提学副使李梦阳与御史江万实，二人互相告发。朝廷令布政、按察二司会勘。郑岳欲使双方平理，李梦阳因有朱宸濠支持，则务求必胜，故对郑岳持正处事感到恼怒，在朱宸濠从中挑动唆使下，对郑岳实施报复。拘捕郑岳在按察司时的亲吏，迫其诬告郑岳私用公堂银，逼供成证，送朱宸濠处禁闭。奏报朝廷后，下达镇巡勘报。朱宸濠左右夹持成狱，郑岳家人全部被拘捕，连未成年的幼子郑泓亦未能幸免。人心愤惋不平，科道与抚臣亦交疏郑岳冤枉，巡抚任汉因有顾虑不敢决断。 于是，朝廷派遣大理寺卿燕忠，会同给事中（御史）黎奭复查。朱宸濠收集事证，并胁迫郑岳妻与子供词无异。众人围着郑岳泣劝曰：“王府花费万金陷害先生，先生坚求清白，我辈将无人活命，先生亦灾祸难测。”郑岳不得已自认服罪，被革职为民。[3] 郑岳尝于忧患中，作《蒙难录》记其事，后又作诗书怀，序曰：“宁庶人宸濠，久蓄异志，予由臬（按察使）转藩（布政使），裁抑逆萌。濠不能堪，阴嗾同僚，横加诬评，威赂上下，文致其辜，逮系逾年，始得罢归。”[4]其诗记述自己心怀“相期抗颓靡，抚心悯元元”的安民救世志向，却为“谈笑伏兵戎”的奸邪小人（指同年李梦阳）所构陷；帝君“聩聩绝聪听”，以至“毁誉随爱憎，吉凶竟难凭”而抱冤叹息。抒发“厉贞乃终吉，斋心悟玄理”，以义命自安的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正当郑岳以耿直迂戆积忤罹祸之时，同僚为避祸自保，或慑于势，或啗于利，出卖良心，落井下石，附和伪证，以至郑岳濒临绝境、命悬一线。时任广东按察使的林廷选（号竹田，长乐人），郑岳尝为其属吏；当年十三道御史会荐天下贤能十七人时，又与郑岳一起名列其中。闻知郑岳受难，鼎力救助，遗金十两供应生活费用。翌年，擢任工部尚书赴任时，特地取道江西，当面说服朱宸濠释放郑岳及其家人，并一同回闽。郑岳念其救恤之德，特作诗文志之[5]嘉靖五年（1526），林廷选病逝时，郑岳作《行状》，称其为“生死骨肉，其有德于我甚厚”。 明正德十四年（1514）八月，朱宸濠因谋反被擒赐死，李梦阳亦因涉案被削籍。内外群臣百官交章论荐，起用郑岳为四川布政使，郑岳因母丧守制未赴任。 明正德十六年（1521），时世宗登极，任用旧臣，辅佐新政，起用郑岳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郑岳感慨万千，作诗抒怀，曰：“十年落迹归溪山，漱石眼云只一闲。黄纸到门翻局促，白头临事重疏顽。别怀况值三秋候，感遇真超百代间。谩向夕阳问飞鸟，逈霄凌云几时还。”（《正德辛巳再起巡抚江西书怀》）抒发心怀壮志，白头报国情怀。 到任时，江西人民拥道聚观，争相举手加额庆贺。任上，郑岳奏请朝廷处置讨伐朱宸濠叛反的善后事宜，包括赈恤受兵的郡县，评定讨伐军功，以及追赠死难之臣等措施，皆为朝廷所认可。当时不少民家因受胁迫，尝帮助朱宸濠叛反而坐罪。郑岳曰：“宸濠横恣甚，我藩司且被挫折，何况民家？”为千余家开罪。[6] 执掌法司 严明法治 三个月后，郑岳擢大理寺卿。时挚友林俊，亦以古稀之年奉诏出任刑部尚书，辅佐新政。郑岳与林俊协衷守法，一无所假。 明嘉靖元年（1522）正月，甘肃总兵李隆以权谋私，因巡抚许铭处事持正，使他不能获利而怀恨，遂唆使部卒火烧公署，打死许铭并焚尸，又迫使监守太监董文忠，诬告许铭所谓剋减军粮而激发事变，以期减罪。郑岳奉命前往甘肃，会同镇抚审讯，查明案情，李隆亦供认不讳。遂复奏朝廷，请以主谋杀人罪处李隆斩首，同案犯亦以不同情节处死或流放；镇守太监董文忠，临事不能化解，反助恶诬告，宜予免职，严正处置了这一恶性案件。 郑岳还朝后，明世宗因灾异求言。郑岳上疏奏陈刑罚失平诸案，并提出纠正措施。[7]指出：王钦贪赃至百万，罪当诛死，今虽发遣，应抄家没收家产，所侵吞牧马草场经费百万，虽以罪革职，赃应入官；两广总兵朱麟，纵仆为患，屡经参奏，应革职回家；内官石昌明，因追私债，殴杀平民，法当死刑。因其妄诉冤枉，断发充军；给事中刘冣、御史黄国用等四人，所犯罪轻而充军、革职为民，降调似为太重；南京署员外郎李棠，被守备衙门参奏而下狱，因事难追究，乞解回南京法司审问；监察御史马明衡、朱淛，因皇太后圣旦免朝贺有论列，事虽欠审，心亦无他；御史季本等人列疏论救，而一并下狱，乞将诸臣早赐宽释，以慰群情。由此可见，郑岳执法刑罚之谨慎公平，力求避免因情行法、畸重畸轻的偏差。 郑岳赴陕西勘问李隆案，途经京畿、河南等地，观察江河流势，叹其“平畴广土，无川洋之利”。回朝后上疏建言，“宜督居民濒水开田，筑堤防以障泛滥，凿沟渠以通灌溉”，“量凿洄浍（行水沟渠），或为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取雨潦之入”。建议“每府增置通判一人，以江南人谙熟水利者居之，督率群邑，专理农事，则数年之后，皆为沃壤，而水旱不足忧也”。邑人史家柯维骐称之“足国（富国）之计”。[8] 当时，内臣干预执法的现象十分严重，近侍犯法，朝廷往往宽贷轻处。内臣贾全等侵盗仓库，宜伏正法，却予宽贷；守陵户任文举，依法仅可本人豁免差役，因太监扶义乞请而特免全户；千户鞠王英，法司依律坐徒刑罪，因太监阎洪奏请，特调外地卫所；宦官邵经分赃满贯，太监傅伦借债钜万，法应提审，却送由司礼监发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明嘉靖元年（1522），郑岳针对内监干法，执法不公问题，上疏申明职掌。该疏例举上述若干典型案例后，指出：“法者，所与天下共者也。事涉近悻，辄有轻处，是法不信于天下矣。古人有言，‘法行自近始’；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故申屠嘉辱邓通，而文帝不以为忤（违旨）；韩琦安置任守忠，而英宗不以为专（专权）。前史书之，以为盛事。陛下宜远鉴前代之规，近守祖宗之法，自今内官、内侍等有犯，悉听部院问拟，发本寺（大理寺）审录，则可以昭圣朝平明之治矣。”[9]郑岳并非揽权自负，而是申明法纪，坚守公平执法的原则。 不久，郑岳升兵部右侍郎，转左侍郎，主持部事。时山西大同驻军兵变，赦而复叛。郑岳主张，由管军官各报其首恶姓名而诛之，事可立定。于是密令总兵桂勇处斩首恶数人，事变终于平息。主兵者夺功奏捷，并为太监的弟、侄冒名报功，御史主管辄为核实，郑岳驳回改正。内侍崔文擅权用事，欲将其侄、指挥崔昂越级升为副将，郑岳坚持不用。权悻由此嫉恨郑岳。 郑岳尝因议论“大礼”忤旨，被罚俸两个月。此时，群小乘机诬告构陷，致使世宗爱重渐衰。值逢宁夏总兵种勋行贿京师求调，为东厂追捕，收回金币。种勋尝因失事被郑岳参劾，故所贿重臣的礼贴，独无郑岳其名。但御史聂豹却以传闻论劾郑岳。郑岳上疏为自己辩白，并请求致仕，世宗听之。时为嘉靖四年（1525）六月。郑岳赋诗书怀，曰：“久侧班行乏寸裨，故山归去自嫌迟。敢从柳下称三黜，偶近关西谢四知。适意江湖终远逝，忘机鸥鸟断深疑。沧州吾道依然在，岁晚藏修副夙期。”（《请致仕书感》）[10]自况虽多次罢黜，仍清廉自守，不改其志。 辞官归田 勤于著述 郑岳出身贫寒而能自励，仕途坎坷，虽有重用而终未能尽用、大用。这是历史上一切孤高劲节、忠君报国之臣的共同轨迹。正如其在江西被构禁获释后，咏诗书怀所云：“杜栎辞剪伐，兰膏坐销镕（栎树因不材无人砍伐，兰草因可炼膏美发而被人销熔）。巧拙各有宜，所贵保初终。缅怀见素翁（林俊），进退何从容。盛名难久居，林壑寄幽踨。幸兹返初服，云岑老相从。”（《复回省城待报，幽中书怀》）[11] 郑岳致仕居家，与族人修建蒲坂郑氏祖祠，增加祭田，又于南湖别创郑氏祠堂，纪念始祖郑露倡学之功，整修先世诸墓。《蒲坂构祠书事》诗云：“故里心长系，新祠喜落成。好山当面立，流水入怀清。文献开先裔，公侯复始情。衰年头重白，力尽此经营。”[12]对于开渠造桥等有益于乡里的公用设施，不惜所费，热心倡建。嘉靖八年（1529）春，郑岳亲自向知府叶观、通判王万年、观察推官郭繁提议，重修何家桥、中渠桥和石溪桥，“财不出于官，劳不及于众”。桥成作记云：“古之人勤巳而务博施，苟有利物，必力成之，而况近在一乡乎。使（假使）皆避兴事之谤，专为身图，则天下之事无可为者矣！”既是对郡官不顾怨谤，积极修建三桥的赞扬，亦是自己热心造福乡梓的写照。 郑岳居乡，与林俊、柯维骐过往密切。嘉靖六年（1527）冬，郑岳倡议仿效唐白居易结社故事，成立逸老会，以登临唱咏为乐，成员有林茂达（南京大理寺卿，时年七十五）、林嘉绩（处士，时年六十七）、吴希由（四川按察副使，时年六十七）、林季琼（御史，时年六十五）、宋元翰（知县，时年六十五）、林有年（贵州按察副使，时年六十四）及郑岳（时年六十四），皆为乡国德望之辈。逸老会立规，宴席不过五味，菜果羹脯不限，酒五七行，客不饮亦不强，以示真率情怀。郑岳作记称，逸老会并非单为宴游之乐，而是“老成典刑风教之助”[13]为改变当时的奢侈陋俗示范助力，郑岳文集中有多首诗咏逸老会其事。 郑岳致仕归里后，有感于莆阳历代文献丰盛，遗文散落，未有蒐集会萃，备一郡之典。居乡的林俊、方良永、黄巩亦有同感，遂请郑岳操作其事。郑岳欣然受任，遂以宋端仪手录莆阳先辈遗文六册为依据，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自梁、陈至明著作诗文，辑为十三卷；又取名人事迹成为列传七十四卷，于嘉靖四年夏成书，曰《莆阳文献》。五十年后，柯维骐撰《郑岳传》附后，堪称“一郡大观，千年胜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灾，几乎尽焚，仅存一部。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邑人、广东按察副使黄起龙，惧书湮灭，遂付梓重刊，以广其传，得以传世，成为当今莆阳地方史扛鼎之作。 郑岳归莆近十五年，其间六度被推荐起用，竟然受阻而未能重用。嘉靖十八年（1539），因病去世，年七十二岁。 郑岳一生勤于著述，老犹不废。著有《蒙难录》、《西行记》、《南还录》、《山斋净稿》、《山斋吟稿》、《山斋续稿》、《奏议》、《驳稿》及《莆阳文献》、《莆阳志略》等。[14]因雕板焚于倭灾，所存不过数种。现存《山斋文集》，系万历间其曾孙郑炫蒐集重刊，凡诗七卷，文十七卷，仅为原集不及十之二三。居官奏疏近七十二章，俱毁于倭寇焚城之时，仅于国史中得疏略数章。《四库全书·提要》称，其诗文畅达醖藉，深于讽谕之体。虽条畅有余、奇丽不足，而质实平易、不染涂饰钩棘之伪。 注 [1]何乔远《闽书》称“授刑部主事”。据柯维骐《郑岳传》，“登弘治癸丑进士，授户部主事。考绩貤恩，遂移疾归。葬其父，起补刑部主事。”柯氏为郑岳挚友，过往甚密，当从其说。故《宋史》本传称“授户主事，改刑部主事。” [2][8]柯维骐《郑岳传》（《莆阳文献》列传七十五）。 [3]《明史·郑岳传》对此事记载略异，称“梦阳执岳亲信吏，言岳子沄受赇，欲因以胁岳。宸濠因助梦阳奏其事，囚掠沄。巡抚任汉顾虑不能决，帝遣大理寺卿燕忠，会给事中黎奭按问。忠等奏勘岳事私有迹，而梦阳挟制抚按俱宜斥，岳遂夺官为民”。 [4]郑岳《幽居公署书怀》（《山斋文集》卷一）。 [5]郑岳《感知清颂》（《山斋文集》卷二十四）。 [6]《江西通志》卷五十八。 [7]郑岳《正刑狱失平疏略》（《山斋文集》卷八）。按，《明史》卷二百三《考证》云：“《郑岳传》以灾异陈刑狱失平八事，史未详载，他书亦无可考，谨识阙疑。”阮按，当是此疏。 [9]郑岳《申明职掌疏略》（《山斋文集》卷八）。 [10]郑岳《山斋文集》卷六。 [11]同上书，卷一。 [12]同上书，卷四。 [13]同上书，卷十二。 [14]有文章引康爵《莆人著作书目提要》称，郑岳著有《莆阳科第录》。考郑岳《国朝莆阳科第录序》，曰：“郡庠旧有乡贡题名二碑，不便省览。正德初，乡文学林君哲甫尝汇辑为录，授其子郡丞有禄刻之瑞州 （今江西高安），板留于郡，其后莫续。今司训长沙吴君爵，慨欲重刻手录全稿，订正于予，方欲登梓，而吴君以解官去。予悯其志之勤，且业已有 绪，乃属郡倅王侯万年、郡推郭侯繁，相与成之，用备一郡士籍。”可知非郑岳作科第录，而是促成其书并作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