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林俊，字待用，号见素，晚号云庄逸老，莆田县人。莆阳望族九牧林之后。明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以直言敢谏、立朝持正而望重四朝，名闻中外。 少有文名 初仕有声 明景泰三年（1452）二月，林俊生于联桂里师儒世家。先祖林圭，为明初莆学训导，以师儒表一郡。祖父林宗，扬州教授。[1]林俊幼时颖敏异常，五岁便能应对。[2]读书里塾，九岁作联字对。客试对曰：“宰相本书生”，林俊应声曰：“忠臣由孝子”。十三岁便善作文词。 林俊十六岁人郡学。郡守岳正亲试，林俊“破题立对”，岳守大加称赏。时士子专注于科试范文，不事博览广识。林俊虽以《尚书》为专业，但对其他经书也都研读贯通，上自诸史百家文集，下至稗官小说，无不贯综。稍带练习作古文词，对诸经义的研习并不在意，却工于运用，“一时文名大起”。[3] 明成化十三年（1477），林俊乡试中举，明年再举会试，擢进士第，观政刑部。十五年，授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任上，拟写案犯罪状，大多公平宽恕，若牵涉贵悻，则一点不让。尚书林聪见其性情耿直，不随俗浮沉，凡涉及权贵宠臣的案件，总是嘱附林俊办理。[4]林俊利用政暇时间，努力钻研学问，选择僚友互为师资。时名儒陈公甫自广东荐举来京，林俊每日同他讨论理学，因而造诣更加精熟。 明成化二十年（1484）六月，林俊升本部四川司署员外郎。明宪宗爱好方术，太监梁芳推引妖僧继晓，以所谓“益寿秘术”欺诳宪宗。宪宗尊其为“法王”，并不顾国力，发库银数十万两，兴建大镇国永昌寺。 时年三十二岁的林俊，不胜激切，冒杀身之祸，上《扶植国本疏》[5]揭穿妖言，直陈尊佛建寺之大害，请斩妖僧继晓，将梁芳论罪。疏曰：“臣闻修养（养生）之说，怪诞无征；佛氏之教，幻妄无取。僧继晓本一憸险小人、市井无赖。前以邪术欺诳，事败逃罪，潜往京师，多方夤缘，倡为诞说，惑乱圣聪。谓此寺（大镇国永昌寺）一建，则圣寿益绵，国祚益昌，民命益永，边境益宁。此以啗（利诱）陛下耳！曾不知，以有用之财，供无益之事，国计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迈五之资，蹈唐宪、梁武之辙（唐宪宗、梁武帝均为古代崇佛误国之君），圣誉日损矣！下人师师争先事佛，圣政且日坏矣！居民重迁、工役不息，人怨且日兴矣！臣谓不斩继晓，异日之祸未可言也！”他进而指出：“然纵之（放纵继晓）者梁芳也。梁芳倾覆阴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辅之者骤得美官，触之者动遭窜逐。天下，犹身也。贤才，元气、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气、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窃为身危之臣，断谓粉梁芳之身，不足偿其罪之万一耳！” 林俊坦言，“人皆甚恶于死，故患有所不避。臣非言官，熟知自默可以固位；与此二权奸臣抗争，是犹蜗（蜗牛）触山、蛾赴火。今内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闾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继晓之肉，终不敢以此言进于陛下，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诚不畏死，惟陛下留神听览，熟计而必行之，则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万世之本。”回肠荡气地表达其忠君报国、不惜一死之志。 疏成，呈吏部，吏大骇，叩头泣曰：“疏入，彼此共死。公义激，或所甘心，何累吏也？”林俊曰：“不尔相及。”妻方氏知之，不敢谏。莆阳翰林侍讲吴希贤赶来劝阻，林俊曰：“死后烦君一传耳！”他自知必死，遂变卖坐骑，安排家事，待罪阙下。 疏入，宪宗怒不可遏，传旨下锦衣狱拷讯，责三十杖。狱中，林俊闻欲加刑，赋诗示志。以始祖谏臣比干后裔自许，表达刚强不屈、视死如归精神。诗云：“抱病死将至，临刑命复传。老亲犹有赖，弱息不须怜。臣本比干后，君今虞舜前。尚方未赐死，感激向谁先？”后府经历张黻仗义论救之，亦一并下狱。司礼太监怀恩力救，曰：“自古未闻杀谏官者，今欲杀谏官，将失百官心。”林俊方免一死，降除姚州（今云南姚安）判官，张黻谪师宗（今属云南）知州。 时言路久塞，台谏吓得不敢作一语，故二人直声震奋都下，语曰：“御史在刑曹，黄门（指谏官）出后府。”又比之“凤鸣朝阳”。[6]京都人士争传抄林俊疏稿，林俊、张黻二人绘像列赞，畅销部门，以至求识一面为快，可见其得人心。吏部尚书王恕亦极力疏救，云：“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独林俊言之；人自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独张黻言之。今悉置于法，人皆以言为讳，设再有奸邪误国，陛下何由知之？”乞召还。寻因天象变异，宪宗感悟，遂恢复其官，改授职南京刑部贵州司。 按察云南 贤声益彰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明宪宗病死，孝宗登极，次年改元弘治，经大学士刘吉等推荐，林俊破格擢云南按察副使。 十一月到任。闻知南京监察御史姜绾等人，因论劾太监蒋琮而被左迁，南京六部大臣王恕等与谏官论救，孝宗未采纳。林俊虽为远官，认为事关朝廷大体（大局，大政方针），上《全大体以召大和疏》规谏孝宗。 指出，御史作为謇谔股肱之臣，若遇事不见可否，政务何以得到规正，陛下如何闻知朝政，朝廷大政如何得以完备？不知情者误认为，御史不是因罪去职，而是因言而去，必使圣心蒙黑，“伏望皇上为言官惜（珍惜），为众论惜，为国家大体惜，纳王恕等人之言，宽免姜绾之罪，或论复其官，或改任司寺京职。臣偶有见，不敢不言，伏惟垂纳，无任欣幸之至。”疏下都察院，称“本官素以直言见称于时，今万里天涯，特论及于事，言最切直。伏乞圣明，量为区处。”[7]因两地往复失时，未能成事。次年，林俊又针对治道所急务，谨采古书与士论所认同的十四项用人要则，上疏进言，即亲下臣、师古臣、举贤臣、明义臣、修文臣、存体臣、养耻臣、兴让臣、议礼臣、实录臣、宥罪臣等，简要而全面论述朝廷的用人方针。[8]上述两疏表明，林俊精熟政治之道，善于从大政方针上把握大局，具有驾驭朝政的才能器度。 云南多民族杂居，拜佛信鬼成俗。林俊任上，大力破除迷信，移风易俗。鹤庆（今属云南）玄化寺，声称有“活佛”，元世祖时尝赐袈裟钵器，水火珠诸物。每逢岁时，远近士女会集数万人，争相以金涂面，并引发窃盗事件。林俊到鹤庆按察时，下令将金佛焚毁。父老言，活佛不可侵犯，犯则必至雹灾，损害庄稼。林俊与父老商定，若消灾便焚佛。于是储积柴草守候。果然冰雹袭来，林俊下令点燃柴草，高温消雹，片刻间冰雹尽失。林俊解除父老迷信疑虑后，遂动手焚毁金佛，得金一千二百六十两，全部上缴官库，用于代民偿还历年税负。自此连续二年无雹灾，田地亦连年收成，当地人再也不受迷惑。林俊乘势拆毁丽江的佛塔、大理的猎神庙，与蒙化四柳的各种祠庙，共三百六十余处。当时所在地的学校破敝不堪，林俊利用拆下的建材修缮学校，面貌为之一新。 赵州（今属云南大理）自古无城，居民一直苦于盗寇来掠，但因贫穷而无钱建城。林俊为其筹划，将破获的盗矿银四千余两作为工程费用，既不摊派扰民，又完成建城工程。居民立生祠奉祀，志其功德。 滇地民族杂居，孟密、干崖（今云南盈江县）等地土官，因争权侵地长期交恶，乃至互相仇杀。林俊开诚布公劝谕感化，未动一兵一卒，使远近八百部族无不慑服。又为陇川（今属云南）的民族子弟，“加儒巾立学教之”。[9] 林俊在滇三年，勤于抚绥，虽溪山险恶、瘴毒深僻之处，皆亲历其地。所至平反冤狱，黜陟官吏，深求民隐而兴除之。驱雹焚佛、拆庙建校、开谕归印诸事，显示其革弊立新的勇气与处事娴熟的吏才。而对某些官员的按察，尤其是镇守太监王举死后，林俊告白巡抚按察使检察其遗财，得金一万八千两一事，但朝廷内臣因庇护其类而多感不悦。 改按湖广 取忌乞归 时朝廷依例由在京部寺长官，各自荐举所知官员。工部尚书刘璋推荐林俊任按察使，都御史童轩荐任都御史。童轩云：“（林俊）文章可以华国，而为学益勤；政事可以泽人，而忧民益切。忠贞不佞，神明可鉴；衷正不回，冰玉莫加其操。”可谓公论。遂于明弘治四年（1491），升本部按察司按察使。次年，改湖广按察使。 任上，“风仪整肃，官吏敛戢不敢犯”。[10]内臣公务来滇，大多携带食盐，高价供给滇民，林俊令双方公平交易。返朝时例有丰厚的馈赠，林俊不给。由此，益加取忌，以至多年不能调任。吏部接连两年奏为巡抚都御史、布政使，朝廷皆不答复。 明弘治六年（1493），湖南连遭雨雪大灾，江浙川贵等地亦皆大雪。林俊上《灾异陈言疏》[11]，指陈朝政。指出，贵州借调官军，措运粮饷，军苦战斗，民疲輓输；德安安陆盖造王府，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财费钜万，民命不堪。认为，王子府第，大则心侈，侈则骄，骄则逾分，往辙可鉴。提出：王府宜小不宜大，吉府宜修不宜盖，采集舆论，是为著令。内不失亲亲之恩，外不失爱民之仁。财可节，役可省，事可继，业可久，民怨可消，而天意可回。针对诸省灾异，认为皆为政刑失中，外戚骄恣，小人祸君子，夷狄窥中华所致，谏言“拔本塞源，防微杜渐，以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孝宗不从。时孝宗宠幸张皇后，内戚张氏贵横骄恣，林俊不畏权势，借灾议政，指切时弊，而触犯时忌。这亦是其虽雄才厚望，而久不得调的一个重要原因。吏部拟任巡抚江西、陕西左右布政使等职，朝廷皆不答复。 明弘治九年（1496），林俊时年四十五岁，因长期在滇、湘恶地任职，方中年已发白齿疏，多病在身。遂上本乞请放回致仕，或闲住养病，不待报准便径直归莆。经巡按题疏“本官端谨正大”，得旨破例准许暂回原籍养病。 出任都台 疏灾论政 明孝宗时，朝中不乏公直之士，多为林俊年力未衰、退居不用而惋惜。南北科道，交相论荐，而未获准。直至弘治十一年（1498），丛兰借星象变异，力荐林俊“一时人望，不宜久废”。终于翌年起用为广东右布政使，因属瘴区僻地，林俊不拜。又二年，起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 林俊到任后，针对长江防务松弛现象，精心筹画，力加改进，号令严肃，营务一新。自己又能正身奉职，以清约与张敷华、杨一清、章懋并名，誉称“南都四君子”。[12] 明弘治十四年（1501）正月，云南、陕西地震水涌，视为灾异。林俊不改直言不讳之性，上《灾异陈言疏》，陈述古代宫闱、外戚、内侍、权臣之祸的历史教训，认为“近时用费日奢，科差日重，人民日贫。人民之苦，有加数倍。不但北敌可忧，远壤内地均可忧也。”谏言孝宗静思而善处“未有谨而大过者”，乞罢斋醮（佛事）、减织造、清占役、汰冗员，止工作（工程）、省供应、节赏赐、谨俭德、戒逸欲、远佞幸、亲贤士君子。“皆陛下所宜留情尽己，以修人事”以回应天变。[13]被誉为“字少意长，近时章疏，此为第一”。[14] 林俊闻知东宫太子朱厚照（后为武宗），很少出阁读书。从国家长治久安着想，上《录正人以端国本疏》，谏言选择录用正人（纯德雅望之人），豫教皇储，以古先帝暨祖宗鸡鸣视朝，与群臣终日接见，询民情，讲治道，在深宫极少，不黩神，不佞佛，不作无益饮食，服用至朴而无华，诛罚爵赏至公而无私，故无纇德，无疵政，无倖位，无游食，无遗贤，用节而国富，化洽而俗阜，尤宜为陛下所夙勉，以为东宫太子的样式，并具体推荐多人出任东宫教辅。可谓忠心耿耿，爱君效国。 林俊在南京任上，朝廷多次廷议推任户部、礼部侍郎，皆无结果。此间，林俊接连三疏乞请致仕，以养亲理疾，亦不允许。 出抚江西 庶政一新 明孝宗弘治后期，皇亲贵戚占田增赋，人民不堪其苦，而聚众起义。弘治十五年（1502）江西新昌王武起义。巡抚韩邦问处置不力，朝廷以林俊“素有风力才望，不畏强繁”，诏命前往视事，听任便宜处置。 林俊不用武力镇压，而实行安抚。他张榜告示，允许自新，并亲自到新昌城劝谕。首领王武率众出迎，擒贼自效，余党解散。史志称林俊“入山穿谷，茅宿草饭，诣视贼屯。或入其穴垒，单车抚谕，或住坐旬日，或再三至。”[16]林俊又勘察失职县官，已改任者仍予追究。按察副使李澄，暴狠虐傲，恃所亲官居要路，恣肆不法，人莫敢问，林俊令其致仕去职。其他贪酷之吏，多望风解印而去。 不久，朝廷有诏勒回前巡抚，以林俊取代之，林俊辞避不许。于是，大刀阔斧，兴利除弊，革新政务。诸如实行社长、社正法，教民“阜俗三义”，自为义仓、义学、义塚，发赈贱粜，慎狱申禁，确定税粮则例，平均徭役物科。他不辞辛劳艰险，巡察八郡三十七县，察览风俗，问民疾苦。禁治豪猾，修葺境内先贤名士祠墓，拆毁神庙三千余区。宁王朱宸濠贪暴，征岁禄米每石纳银三两，远超市值。林俊按市值优给，每石纳一两二钱，并立为法令，抑富裕民。对其他官兵害人、侵牟民利行为，悉予抑制，不得肆行。对宁王府骄奢做法，亦屡加裁抑，以至宁王状告其“不敬”，而被停俸三月。不久，因母丧离任归莆。 林俊在江西仅八个月，“诸弊尽革、庶政一新”。不但迅速平息农民起义，而且实行宽政裕民，移风易俗，减轻民众负担，缓解社会矛盾，从根本上消除动乱因素，显示其深见远识与治理繁剧的吏才。 明正德元年（1506），明武宗初政。两京言官交章论荐林俊，武宗有旨起用之。吏部屡奏出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南北直隶巡抚，与兵部、刑部侍郎等要职，但皆报罢。江西籍朝臣向吏部合疏诉乞，必欲林俊再抚江西，乃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林俊上疏力辞。宁王惧怕林俊复来，暗中贿赂窃政太监刘瑾特许致仕。不久，因父丧归莆。 衔命西征 疏论宦祸 明正德五年（1511），四川兰廷瑞、鄢本恕揭竿起义，朝廷连年讨伐无功而益发剧烈。武宗不得已，急敕林俊赴川西征。 林俊衔命入川，陈兵誓师，颁布军令十条，曰：“心欲齐，将欲良，兵欲精，艺欲阅，器欲利，令欲严，士欲饱，赏欲公，罚欲当，恤欲厚。”初驻兵达县（今属四川），实行社长、社正之法，宣布圣恩，化盗为民，兼行抚剿二策，展转通江（今属四川）、江津（今属重庆）等地。不到一年，动乱稍衰，基本控制了局势。林俊以功进升右都御史，两次敕赏银币。林俊力辞升赏，归功于将士。 林俊居家守制时，对所闻太监刘瑾窃政种种恶行，不忍于坐视天下将乱、宗社将危而不救，忠愤激切，不惜一身之祸，草《急除大逆以禦大乱疏》[17]，列举刘瑾窃权干政行径，为古今诸恶皆备之“恶魁”，各地祸乱之源。乞请陛下“独奋乾刚大义，割爱公处刘瑾，以谢天下，大逆以去，大乱可平”。疏未上而奉命西征。 任上，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抚杨友，初与杨爱争袭已革除的宣抚之职，此时，用万金贿赂刘瑾要求复职。林俊奏言：“官职不可复，乱阶不可启。”疏上，朝臣无不认为林俊危险，幸而刘瑾事败被诛，而躲过一劫。太监张永步刘瑾后尘，窃政决事。林俊再次上疏，请皇上还内宫，择取宗室养于别宫，收用先朝旧臣，以修复朝政。并附录居家前疏，且曰：“刘瑾虽死，权柄犹在宦竖（宦官），且本朝王振之后而有吉祥，吉祥之后而有刘瑾。安知后无复（不再）刘瑾者？”直切新用事者张永。张永恼怒，欲下诏狱。内阁首辅李东阳曰：“无某（林俊）则无蜀！”乃罢手。 林俊在军，与总督洪钟主张多相左。军中奏功，多被权要子弟所冒名，林俊一律拒绝。御史俞缁怯战走避，至佥事吴景战死，俞缁欲委罪于林俊，参劾林俊所谓“累报首功，贼终不灭；毁寺逐僧，迫僧为贼”云云，以至林俊前后取忌而被切责。鉴于此时战局较为平静，林俊乞请以旧职归田。诏不许辞秩，听其致仕。言官交请留任，未准。明正德六年（1512）正月十五日，报至，林俊即日径归。 重庆士民将林俊在蜀期间的祭祈祷与应酬文字，合并为文集曰《西征集》刊行流传，御史范永銮为其立石纪功。其后，吏部尚书杨一清，接连推荐为都察院南京掌院与刑部尚书，皆无结果。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举兵叛反被镇压后，御史以林俊“有先见之明，虑事之远”再度荐举，仍然不用。 暮年立朝 持正守法 明嘉靖元年（1522），新君更化图新，任用旧臣，辅佐新政。世宗在东宫时便闻林俊声名，首先降敕召为工部尚书。林俊时年七十一，老病交身，连疏恳辞不允，即勉强登程赴京，尽大臣体国之义。途中改任刑部尚书，自感“逾七之年，精力有不可强者”，再疏辞免。世宗谕曰：“六部皆朝廷重任，近日刑部缺尚书，廷臣以卿先年曾任本部司属，合辞共荐，乃有改授之命。宜即日赴京人觐，以尽大臣体国之义，慎勿固辞。” 林俊不改爱君效国之志，途中连疏向明世宗谏言，“亲近儒臣，与相可否，以臻至治”。指出：“自古人君，未有不亲君子而成治者。正德之间，群邪鼓煽，蔑我朝纲，坏我治体，丧我士气，枯竭民财，人心已离，天命几去。《传》曰‘为君难。’陛下勿谓善始之易，尤当计（预计）善终之难也。”又针对当时近悻借改革之名，以权谋私行径，告诫曰：“新诏之革，所谓坏极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贵近之臣，或利人宫财产，或开预事蹊径。不知一革变则诸革尽变，未宜以一人之私，而坏天下之公也。”[18]世宗温旨（情辞恳切）褒美。 林俊于五月到京。朝见时，世宗久久注视，朝臣动色相庆，曰：“见素先生来矣！”可谓众望所归。不日视部事，又命侍经筵。 林俊在朝，连上《崇节俭》、《辟左道以正人心》、《举大礼以成大孝》、《录名德以重士风》等疏，陈言时政，随事献议，世宗时有览奏。时畿辅差多民困，富家充当陵户逃避公役，加重了平民负担。林俊奏处法定陵户体制，堵塞漏洞，均分徭役。 林俊坚持以法处事，公正执法，严拒权势干扰枉法。中官葛景等人奸利行径败露，为言官所纠察。诏下司礼监察讯。林俊进言曰：“宫府异体，内臣犯法，法司不得讯。乞下法司公讯，以诏平民之治。”都督刘晖下狱，林俊提出，当以交结朋党的法律论处，与许泰同罪处死；对处死而履诏缓刑的廖鹏等四犯，乞亟行诛。又参劾宦官谷大用侵占民田万余顷。但世宗皆不听从。 林俊依然守法不挠。“凡事干权贵，近联戚畹，屹不可犯，左右敬惮焉。“[19]有内臣家人走私番货，该案正在勘察，尚未定案上报。忽内批货归其主。林俊奏请追究请托营救之人。有旨将番货依法没收归公。少监王玘等人，盗窃内府银币数以万计，令送司礼监发落。林俊疏言“宜下有司，明正其罪”。司礼监奏请补充匠役，林俊进言：“开端启衅、乱阶之始，决不可从。”大同军士因群噪打毁衙门，林俊进言：“渐不可长，宜正首恶之诛。” 明嘉靖二年（1523）四月，管工太监崔文宠擅一时，其私亲李阳凤，向匠师宋钰科敛不成，谮言于崔文，使人杖打几死而犯法。御史参劾其事，将崔文下刑部法办。崔文攀缘请托，有旨改付诏狱。林俊留人不遣，执奏争论。有旨仍付诏狱。林俊又执奏曰：“奉诏则废法，守法则违诏。臣宁违诏，不敢废法。”皇上怒，责以违旨回话。林俊回奏曰：“我祖宗以刑狱付法司，以辑获奸盗付镇抚，讯鞫既得，犹必由法司拟罪，未有夺取法司未听（听断，定案）之囚，反付镇抚推问者。崔文，先朝漏奸，蛊惑帝宠，罪不容诛。兹复干内降，臣思报国恩，诚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纪纲，为此辈坏乱，荡上心乱我嘉靖清明之治。”是时，廷臣交章疏论达八十人。世宗有所醒悟，又怕林俊直言，乃不深究。[20] 史称：“公（林俊）再起（指起用刑部尚书），救正甚多，此举士论尤快。”又云：“立朝仅十四阅月，自以暮年遭际知遇，誓竭忠勤，以裨新政。事无巨细，无不报言。凡事干权贵、近联戚畹，屹不可犯，左右敬惮焉。”[21] 历事四朝 完名全节 林俊来京就任前后，尝一再疏乞辞职，至此，上疏乞辞印信、俸给，不允。翌月，再疏，仍慰留。七月，上致仕第八疏，情益迫切。世宗见其恳切忠爱至意，特允所请，加太子太保，写敕（玺书评价功德），驰驿还乡等优礼待遇，以示对耆旧重臣的厚意。 林俊归心似箭，束装已备。值万圣节将到，曰：“吾老臣也，不可不以礼为进退。”遂与诸臣入宫贺节。陛辞之日，世宗赐酒馔、宝钱送行，士大夫设宴饯别于都门外，倾朝相顾，慨然曰：“见素先生归矣！”路人争叹其贤。舆论认为，“数十年来，大臣进退以礼，进退无瑕隙可议者，公一人耳！”[22] 林俊归莆居家逾年，得末疾（四肢风痺）。病中，具疏预辞身后恤典及时政数事，荐举名臣数人以助辅德。病重之际，草遗奏劝皇上勤学亲贤，任人图政，保养圣躬，蕃衍皇储，并再辞恤典。病危，呼子授遗言曰：“吾葬云庄，所费不过四五十金，毋烦官府科派。”卒年七十六岁。讣闻于朝，缙绅交相悼惜，曰：“见素先生亡矣！”后因疏议大礼被革去生前职衔，至明穆宗时方追恤复旧，加赠少保，谥贞肃。 林俊出仕五十年，秉忠义之资，负刚大之气，忘身报国，持正抗直，守法不移。见识深远，处事风力。体恤民艰，疾恶如仇。仕途屡起屡休，难进易退，泰然处之。居闲仍不忘忧国济世。好贤乐善，礼行励俗，接引后进，惟恐不及。 他生性简俭，居官廉约，不取羡金，不费公廪，服疏茹淡，萧然若寒素之士。居乡深厌奢华薄俗，以身作则，树新风，革陋习，尽孝义。 林俊一生好学不倦，晚年病中仍日持夜披细阅。著述颇丰，致仕期间手编成集五十余卷，以别号“见素”名之。今《见素集》有文二十八卷，奏议七卷，《续集》收诗文十二卷，系后人重辑而非自编原本。《四库全书》“提要”称，林俊为文体裁不一，大都奇崛深奥，刻意自为。其诗气味孤高，终能远俗；奏议无不委曲详尽、通达事机，亦足见其设施有本，非徒托之空言。 明兵部侍郎邑人郑岳，与林俊同历孝宗、武宗、世宗三朝，称其“以清约励躬，以至诚动物，以文章命世，以直言敢谏结主，望重四朝，名闻中外”。[23]《宋史》亦称其“历事四朝，抗辞敢谏，以礼进退，始终一节”。 大体概括了林俊居官的成绩与特色。 注 [1][3][10][14][18][22]郑岳《刑部尚书见素林公行状》（《山斋文集》卷十四）。 [2]《林俊编年纪略》云：林俊五岁随母归宁（省亲），食外祖母，有乳饼圆如月。客试曰：“恰似吞皓月，”对曰：“何不挂青天？”识者奇之。（《见素集》附录上）。 [4]《明史》卷一百二十四，林俊传。 [5][7][8][11][13][15][17]林俊《见素集》卷一。 [6]唐高宗李治废王后，欲立武后，侍中韩瑗、右相褚遂良力谏不纳，二人忧愤乞归，相继死后，内外朝以言为讳，达二十年之久。至高宗建奉天宫时，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极谏，时人喜之，谓为“凤鸣朝阳”。 [9]杨一清《墓志铭》（《见素集》附录下）。 [12][19][21]《林俊编年纪略》（《见素集》附录上）。 [16]何乔远《闽书》卷一〇九，林俊传。 [20]史志对此事记载略异，据《宋史》、《闽书》与郑岳“行状”综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