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郑纪，字廷纲，号东园，仙游县文贤里（今度尾镇）人。明天顺四年（1460）进士，历任浙江提学、国子祭酒、户部尚书等要职，有经邦济世之宏才大略。时人以其政绩显明、文行著名，同宋代仙游籍名臣蔡襄并称为“一邑二贤，并美同誉”。[1] 苦学登瀛 献策辞归 郑纪为莆阳“南湖三先生”之一郑露后裔，少时家境贫寒，庄重敬敏，励志苦学，博通经史，学问长进。明天顺四年擢进士第，邑人柯潜（尚宝司少卿、翰林学士）与宰相吕原出任主考官，后选进士郑纪、谢一夔、刘健、周经、张元祯等十四人为翰林庶吉士。郑纪同他们志趣相投，讲论性理之学（即理学）与修身慎行之方，以经国济世相许，后来果然都成为朝廷重臣。[2]郑纪在庶吉士结业后，授翰林检讨。 明天顺八年（1464）正月，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诏明年改元成化[3]，倚重贤相李贤辅政，实行一些新政。当月，郑纪怀着报国之心，上《太平十策疏》，提出“远奸邪、任忠良、恤民命、兴礼教”等十条对策。因疏稿早已散失，难以评论，但仅以所论纲目，仍可推其要旨，皆属治国救时之大计，显示其辅国才器。 新君宪宗对郑纪《太平十策疏》的态度，史志记载截然不同。郑纪《东园文集》注称“优旨采纳”。[4]清《仙游县》亦称“（郑纪）上十策，多采纳”。而新编省、市、县志则异书同语称：“不被采纳，愤然辞官。”[5] 明景泰间，朝政腐败，冗官充斥，人材衰极。童谣唱道：“两京三祭酒，一部两尚书。侍郎都御史，贱似景山猪。”因此，宪宗初政便允许两京文职官员自请提前致仕。时郑纪年仅三十二，因患风湿症，腰腿疼痛，步履痉挛，父母年已逾六望七，不能侍朝，自感“进无以尽忠，退无以尽孝”，在上《太平十策疏》的当月，上疏乞请致仕，未允。 两个月后，郑纪病势加重，又闻父母卧病在床，昼夜忧念，病情益重。自感“亲无百岁期，国有万年计”。再次上疏乞请暂归原籍调病养亲，待病愈亲终后回朝供职，两全忠孝之道。[6] 据此可知，调病养亲是郑纪辞官的主要原因，故明代何乔远主纂的《闽书》曰：“以亲老引病归养。”[7]应当比较合乎实际，且持论有据。 郑纪归来后，尽心奉侍双亲。其父乐善好施，因郑纪出仕受人尊敬。尝主动焚毁价值数千两的债券，放弃巨额债权，事前也得到郑纪的支持。泉南富家杀人犯法，以千金嘱托其父疏通，父曰：“尔知吾儿不可，乃欲吾以是语儿。”挥手请去。郑纪闻之，益加砥砺自约。 郑纪归家不久，老父病逝。郑纪悲哀瘦相，按儒士礼葬之。知府岳正以银四锭助丧，郑纪完璧奉还，复书曰：“君子爱人以德，不罪是幸。只领盛念，实与爱均也。”治丧完毕，居墓地小屋守制、读书。日夜不离，三年里未尝归家。坚持素食，至服满旬余方恢复正常饮食。 山居蓄志 热心善举 明成化十六年（1480），郑纪延请闻名的孝子刘闵，于云峒同山中讲习《易经》、《礼记》，主静慎动，读正书、论正事，以出凡人圣相期待。又同当时一些名士往来研讨学问。泉州名儒陈剩夫来访，逗留连月，自言见了郑纪先生，方知自己学问荒疏。翰林修撰罗伦因直谏被贬官泉州，往返时总是与郑纪相约，在仙游枫亭僧舍会面，连日讲论学问。罗翰林每谓“东园学问心得为多”。 郑纪严格奉行古代圣贤“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教导，仿效《周礼》制定《义聚家范》，统制家族日常生活准则，率领家人实行。凡阖门聚食、种树治生、冠婚丧祭，悉从朱（熹）文公家礼。全家自上而下，乃至耕牧，各司其职。礼节明备，以仁恩为主旨，礼制行于其中。郡守岳正题辞认为，实行难度超过《周礼》，盛赞“郑氏子孙博学以明其理，集义以正其身，则亦未见其难。国朝周礼，惟郑之子孙可行之”（岳正题《郑氏家范》）[8]。 郑纪又以自己平时所积累的见闻，参会考古，增修乡约，汇编成集，全书以高祖旧章为纲，以先儒格言为目，条列民众所知，不敢违反的法制，与不应当违背的礼制，要求遵守奉行之。时福建按察司佥事林克贤，将《增修乡约》刻板通行于福建八郡，勉励君子们笃实践行（林克贤《增修乡约》序）。[9]由此可见其影响。 郑纪在家，热心故里公益事业。卧龙桥，原名安利桥，为仙邑四方往来之要冲。宋嘉定间，仙游籍兵部侍郎陈谠捐资建设，明永乐初毁于火。因役大费繁，无人敢倡兴复之举，邑人为过江所困久矣。郑纪辞官侍养归来，思欲为民去危就安，遂与邑中耆老、大家谋划，以礼劝谕好义之士合钱为之，又选才干人各理其事，郑纪总其条纲，使工役疏密得宜、先后有序，“始终自任其责”。工程始自成化元年（1465）十一月，历时七年建成。自此，四方往来者如履平地，而无病涉之叹。 据史志记载，郑纪先后率众修建桥梁六座。明成化元年（1465），重修卧龙桥（安利桥）、青龙桥；八年，捐资率众创建步云桥；十一年，倡士民重建鹿鸣桥，重修朝天桥（系正统五年郑纪父郑恒淑重建）；十九年率众创建登瀛桥。其中青龙桥，水毁于永乐初年，父老久欲复兴，因无可托者而搁置多年，适郑纪辞官归山，众口合辞委之。工程一年告竣，数年间因横流冲啮，屡毁屡修，修而复毁。至郑纪弘治中乞恩归扫之时，再度出面与士民咨议复建事宜，使工程得以完成，且比成化初年所建更加牢固完善。其对修桥等公益事业之热心，由此可见一斑。 郑纪几篇“桥记”表明，其对仙邑公益事业如此不遗余力，志在“便民兴邦”。所倡修建桥梁，均居交通要冲，不惟急民所急，且为仙邑长远发展之大计。所建步云桥乃“乡之人士登云路，而入京者皆道经于此”。登瀛桥不仅使文贤里（今仙游度尾镇）东西之民合于一路，东西之路合于一桥，堪称“要会之冲，合众途而一之者”，且“里之子弟挟策弹冠、观光上国者，皆由于是（桥）”。其《重修卧龙桥记》曰：“夫桥特一利涉之具尔。山川形胜，未必皆由于此。然宋时吾邑衣冠文物甲于闽中，是桥适极完壮；至后颓废，人文浸以湮索，桥之力亦可不诬也。今日之桥，亦嘉定（南宋）之桥也，予于兹有待矣！”[10]认为该桥对宋代仙邑衣冠文物兴盛，功不可没；今日重修此桥，必如当年成为仙邑兴邦之桥，令人有所期待。其识深矣！ 郑纪还倡议设立朱子义仓，募民种树道旁，以工赈济，助民渡荒。针对县官课征无则，任意敛财，助其建立定规；节省里役之费。 郑纪居家二十年，“玩经察理，洞窥古昔圣贤虚心应物、无欲无为之妙”。[11]修身养志，规正家范，引导乡俗，植树造桥，热心为民兴利去害，严格践行士族精英正身、齐身、平天下的人生志向。 督学浙江 导正士风 明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12]，朝廷有旨起告（结束告假），催促就任。郑纪借道去武夷山朱熹精舍（书院），与学者研习学问。因身临其境，对朱熹之学有新的领悟。认为人静则此心虚明，自无外扰，聪明睿智，皆由此出。由是而制群动、镇万躁，无施而不利，所谓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者也。[13]逗留数月方赴朝供职，担任经筵讲读官，为帝王讲解经义。其间，尝出任礼部会试同考官。皇甥亦应试在场，内廷遣赐茶饼。同僚急觅皇甥试卷，欲予破格优待，郑纪坚守考则，置之不发。以至录进后，内臣甚感不悦。宪宗曰：“翰林官亦难为也！”为之开解。[14]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以郑纪文行老成，升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事。[15]任上，以培养德艺兼具的儒士为己任。每到一地督学，必与诸生宣讲正心诚意之学，亲自讲授易、诗、书、春秋二礼“六经”，宣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讲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经世制变大义。坚持教人先以德行，孝悌是举；次以文艺，礼乐聿兴。开明道德，造就人才。原本抑末，敛华就实，推崇德行，罢黜不肖；权豪寒门，一视同仁，诲人不倦，严明学规，直道而行，士子初受约束甚苦，久之乃安。 郑纪通过儒生推动对民俗的改造。针对奢侈、信佛之风，命丁忧生员讲习丧礼，不为异端邪教所迷惑。自此，士大夫家居丧者，多遵循家礼，不修佛事，禁奢就俭，佛老积习远去，士风得到净化。 绍兴府上虞县学，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大姓侵地建房，久拖不决。郑纪巡学时，摸清实情，两度前往协处，排除巡按的干扰和有司的迁让，合理补偿，依法拆除大姓房屋，收回占地。又拆除淫祠神庙数十所，获取旧材，依法没收被豪强夺取的栋材，重修文庙、两庑和戟门，学宫面貌焕然一新。郑纪又嘱托太守曾璲，从当地湖田讼案中收回的田租里取三分之一用以助学，得粟千余斛。[16] 郑纪督学浙江时，正值宪宗病死，朝廷哀诏（类似讣告）送到。镇巡欲以鼓乐引导迎接。郑纪列举各地禁绝八音的言论，制止不符礼制的做法。 时人评价郑纪巡学浙江，“以斯文为己任。至如美教化、易风俗、兴礼乐、崇信义，凡百事有关于学政者，皆振刷而一新之。吾先生有功于名教多矣！”[17] 郑纪关于教育治国的思想在他与时任广东左布政使的乡友彭韶的书信里，有详尽的阐述。他认为：君子治世，犹如良医治疾，应当先其所急。今之所急，莫先于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治道备。他并不赞成彭韶举荐广东名儒陈公甫进京任职做法，而主张寻找闲旷院宇，广聚生徒，选民间十二岁至二十岁的俊秀子弟，读书识字，使他们懂得日常生活准则与孝悌礼数，随事体贴，循规蹈礼，而非单求口头功夫。然后教以格致（探究物理，获取知识）诚正之功，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趋向既定，进而拔长于短，徏有于无，数十年之后，潜移默化，良心善性，油然而生。五岭之南，岂只一个陈公甫？并强调，为官须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的远见与气魄，志在长远，不图急功近利。郑纪的这一教育思想，不仅仅在督学浙江任中得到实行，在其一生仕途，包括退居山林期间，无不有所体现，亦显示了其善于立足全局处事的风格。 入侍经筵 执教太学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明孝宗即位，召用一批敢言忠直之士辅政，出现“朝多君子”的政治局面。郑纪针对新君御政，上疏劝孝宗“御经筵，近儒臣，论圣学，以正心为要”。所谓正心，即端正君心帝德，强调帝王思想、道德对治国的决定性作用。建言切实，孝宗有旨嘉赞曰：“这本所言，朕当体行之。” 郑纪入侍经筵，针对孝宗初政，特讲《尚书·伊训篇》，以商汤大臣伊尹训导太甲（商汤孙子），勉励嗣王敬身行德、修己求贤的典故，启迪孝宗，曰：“恭惟皇上临御之初，任用老成，开纳言路，求贤可谓广矣。然谨始非难，善终为难。伏愿远鉴有商，近法皇祖，检身修德，示仪刑而立标准；勤学好问，亲君子而远小人。则布昭圣武，兆民允怀，可无愧于成汤矣。”[18] 明弘治三年（1490）六月，郑纪召为国子祭酒。陛见时，司礼太监陈宽见其仪容修伟，以乡里亲故求见，被郑纪拒绝。任上，郑纪严明监规，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为师生所敬畏。课士必先德行，进退公正无偏，虽朝廷权臣子弟，亦不庇护。驸马练习礼仪时稍有过失，郑纪招呼至堂下，伏首俯身思过认错，不予稍许宽免。 孝宗初政时，接受先朝教训，严禁设斋事佛，诛杀神主李孜省，以防邪道害政。未到三载，于万寿节将临之际，又旨令京都大慈恩寺等三大名寺，设斋醮做吉祥好事三昼夜。礼部欲选拔六名国子监生执礼。郑纪曰：“监生读圣贤书，岂识此礼？”即上《论斋醮祝延寿疏》[19]，谏止设醮祝寿之举。 郑纪疏曰：“佛老延寿之法，其事无有而不足信，虽至愚之人，亦能知之。陛下何废于初政，而又复于今日耶？陛下何以有用之财，而充无益之费？”他风趣地启示皇上曰，臣有一粒灵丹，可延万年圣寿，愿为陛下献上。这一粒灵丹就是“仁”字。指出，仁乃天地生物之心，在人则为仁，即心之德、爱之理。仁不但能生人，又能养人，能寿人。仁者安静有常，慎终如始。不穷奢侈以耗其气，不耽宴乐以损其神。以万物为体，以四海为家。兴一游畋（出巡打猎），恐劳乎民力；萌一宴乐，恐伤乎民财。是以血气循轨而不乱，精神内固而不浮，寿之根由我而立。这就是孔子所云“仁者寿”之意，亦是尧舜文武相传、延龄益寿之秘诀。 郑纪疏谏曰：“臣愿陛下常存初政之心，勿惑世俗之论。日御经筵，讲明经史；暮还宫壶，涵养身心。严近狎之戒，杜乘间之门，绝游乐之萌，节供具之费。分忧黎庶，注念边疆。以仁为安宅，而日处其内；以仁为广居，而终食不违。则一粒灵丹瑩然于陛下胸次矣。由是体信达顺，心平气和，自我而立，何患尧舜文武之寿不可及邪？令陛下不惜万乘之尊，不爱千金之费，而倾三昼夜之诚，则天下愚夫愚妇，倾囊破产，得以为词，揭榜扬旙，无复顾忌。此民财之所由竭，民生之所由困，灾难之所由兴，盗贼之所由起也。伏望陛下，将三处修斋，趁未举行而止，以慰万民之望，则宗社幸甚，生灵幸甚。” 郑纪借论寿直切帝王仁政，生动而深刻，显示其学识功力与忧时怜民、忠君效国之心怀。孝宗降旨“礼部知道”，终以斋仪物品已经备齐，仍然举行。 郑纪在国子祭酒任上，再次入侍经筵讲经。一日，讲解《尚书·太甲中篇》，通过嗣王太甲纵欲坏法，经伊尹匡救，悔过自责，伊尹勉励其效法先王施行德政的故事，进言曰：“宗社之安危，系乎天命之去留；天命之去留，系乎人心之向背。而人心之向背，则系乎君德之修（修养）否，而又系乎人臣辅导何如耳。后世为君者，诚能任用忠良，纳诲辅德如太甲，则人心爱载；若比昵（亲近）近悻，蠹政纵欲，不能如太甲，则人心叛离，而天命去留亦因以异。臣等伏愿圣德益崇，圣学日勤，久近如一，使天心眷爱于上，而夷夏奠安；臣民感戴于下，而生齿日遂。由百世以至千万世无疆之休，不得专美于商家（商朝独有美名），则宗社、生灵不胜幸甚。”[20]由于郑纪直论君德以及纵欲蠹政之害，在场的左右侍从震惊不已。 郑纪到国子监时，有膳余银千两。典簿依常例奉送郑纪一份。郑纪责问曰：“膳为监生，何与祭酒？”全数归还。同僚刘某认为郑纪故作清高，以形其短，嘱托莆籍监丞林大猷前去说情。郑纪曰：“非敢立异，不忍白首改节也！”刘某怀恨在心。郑纪素以前辈自处，刚直不阿，对御史官不能折节为礼，因而一伙小人相与搜集其事论劾之。孝宗认为郑纪任职不久，如何有此事，令逐条解释以闻。吏部尚书王恕闻之，曰：“国家涵养百年，得此人物，而憸人（小人）乃欲以私撼倾之。若去，吾亦去！”据理力争。孝宗亦知道是小人诬陷郑纪。郑纪三疏恳求致仕，孝宗不允，不久，改任南京通政司左通政[21]要职，表明孝宗仍然倚重郑纪。 救荒有策 倡行武选 郑纪在南京通政司任上，正值山东连年大旱，寸草不生，饥民流亡。京师三冬少雪，人心惶惶，孝宗下诏求言。郑纪居职南京，出于急求生灵愿望，参酌宋代救荒的成功案例，针对当朝实际，提出五条救荒应急措施。其一，江南供应京师官军粮船，正搁浅于山东，每船截借一百四十石赈济饥民，俟募到银两籴还。不但救活饥民，粮船减载后亦易运达京师[22]；其二，工部修治黄河，令沿河起拨人夫十万，已备六万。河患多是山东，宜令各府州县起拨少壮河下做工，取夫银籴米，民饥可疗，河道可成，远处人民亦得免起拨之扰；其三，山东转运多地仓盐，募商人以米易盐，数十万石粮米可朝呼夕至，亦可用于修河的饥民工；其四，招募少壮者为兵，以备京营之缺。国得兵以强，兵得粮以养，一举而两得；其五，苏松地区赈济完毕后，将现有银两尽数解送户部，准抵销前项截借之数。 郑纪又从长远考虑，提出防备灾荒的五条措施[23]，包括推行武举，以撙节粮储，作兴将士；征收江南寺观剩余租税；治理府州县各项虚费，减轻人民负担；控制公务车船人夫用量，节减夫银以助荒政；改造粮船，减轻载量，减少船夫，降低粮耗（《上救荒、备荒十事》）。[24] 郑纪上述救荒、备荒措施，切合实际，简易可行，不仅可迅速、有效解除燃眉之急，亦有一举多得之效，可见其精明干练和深见卓识，为孝宗所嘉纳。他深知朝政之弊，规谏孝宗“节内廷滥费以率百官，汰中涓（侍从）冗食以苏万姓。善言无有不纳，既纳无有不行”。对救荒之策“必须选差风力官员，奉敕专理，多期成功。若泛泛文移（行文），决无所济”。体现其求真务实的政风。 明弘治七年（1494），郑纪升太常寺卿，掌管礼制。他针对当时祭孔之礼，名实相违、程序失范，如古祭礼，天子九献，公侯七献，下至士三献。今则不分贵贱，通行三献等等问题，上《修明礼典疏》，畅论古代礼乐之制与今世之失，乞请采古制可行者，修明礼典，以正教化、洽礼乐。痛斥佛道延寿秘术，请求革罢京都设醮祝寿之举，缉捕说法僧道，禁绝教坊乐工妻女接客谋生，以纯正风教。[25] 时太子朱厚照（后为明武宗）在东宫举行冠礼。郑纪鉴于皇储身系未来一国之长治久安，太子正而天下定，宜严立教法，配备宫臣，及早谕教，使其接近正人，闻正言，防止儇薄巧佞引以淫邪纵侈之行，特意采纳古代及本朝储君童冠、受学、登基事例百余条，每条摘要其事，配以图画，并加评论，取名《圣功图说》进献，乞请宣传东宫讲官讲读之用，得到孝宗的优答。一日，孝宗在东宫，被阅观赏《圣功图说》良久，指书中一图谕示太子曰：“哥哥可学此人。”此事反映郑纪对太子的严爱和善教，更显露其对国家长治久安大计的深度思考。[26] 明弘治九年（1496），诏南京五府六部举保将材。郑纪认为，举保将材为一时救急之策，培养将材则是长久之计。不然年年岁岁，临饥拔苗，遇渴掘井，满其所得，不过枯朽污浊之物，不足以救饥渴。为此，上《奏设武举，以培养将材疏》[27]，建议参照唐宋成功经验，开设武举之科，以策论定去取，以弓马定高下，公开公平选拔将材。该疏对武举的有关事项，诸如考试周期场次、科目内容、录取标准及考官任用等，都有详备的说明，切实可行。疏请大胆创制，预养将材，不十年间，勇士项背相望，随材任使，避免一有召遣，四顾无人的空虚困境。郑纪的建议，深思远虑，周详切实，得到采纳而实行之。 主政户部 利及兵民 明弘治十年（1497），郑纪升南京户部右侍郎。[28]户部掌全国户口、田赋之政，主持财政收支大权。对社会经济的运行，社会生活安定，与国家政局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郑纪在户部侍郎（副职）任上，怀大局，谋国计，勇于革除积弊，推行制度创新，求真务实，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作出重大贡献，显示其经国济世之才。 明弘治十三年（1500），郑纪针对留都南京粮食储备不足二年之需，奏请改变现行漕粮运输方式，实行前朝曾经行之有效的水兑法[29]，孝宗圣旨准为定例，令南京户部遵行，“军民称便”。 当时边防储备不足，粮草不继。郑纪上疏清理财赋四事。[30]一曰广边屯。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军民垦田，做到耕守结合，巩固边防；二曰征寺租。扣除应得租税，其余悉数征收，变卖银两，作为边防费用；三曰折逋负。对江浙湖广等地所欠百年税赋，因运费高昂，难以追足。令依时折价，宽限三年，解运完纳，以增加边储；四曰清钞贯。江西、湖广、福建及苏常等地，应征食盐、布、帛税课，暂借三年，上交户部，充作边费。 郑纪在广开财源，增加储用的同时，坚决革除制外滥支官粮的弊病。南京旧额官军，岁支粮米一百二十余万石，时有七年之积。近年司礼鉴于旧制外苛立规条，人员激增，岁增支官粮二十余万石，致国家百年储备滥费殆尽。又因多地受灾，派运粮米拖欠，以至仓粮仅够二年之用。为此，郑纪密疏奏请，将各衙门新增官粮，凡旧例所无者一并革去，使仓粮不致滥费，以便恢复京粮有七年储备的水平。如此，郑纪通过开源与节流并举，以期扭转国家储备匮乏的被动局面。 明弘治十四年（1501），南京、六合与安徽庐州、凤阳等地遭遇大旱，赤地千里，颙粒无收，灾民流亡无数，饥寒交迫。有灾民贱卖幼儿不成，同投江求死。南京各城门冻死道旁者一日多达五十七人。地方官员瞒报，官府赈灾公文迭出，而米价暴涨不止。郑纪痛念明春青黄不接之时，灾民更加危困，忧心忡忡。扶病连上三疏，陈述救荒之计，均未被采纳，心如刀割，认为皇上对杀人罪囚总是死中求生，未尝轻杀一人；而忍心将无罪灾民置于死地？完全是朝政腐败，官员粉饰太平，皇上蛰居九重深宫，未能尽知之故。鉴于当时京仓粮米仅够供给三年，难于动支。又获闻太监罗兑刚病故不久，遗留金银财宝甚多，缎胥、器皿不计其数。再次上疏，乞请皇上垂念灾民无辜坐归死地，特命公正官员逐一检查罗兑遗产，全数用于买米，救济饥民性命。[31] 明弘治十七年（1504），由于连年水旱，军民缺食，形势甚为严峻，郑纪忧心如焚。适逢主持户部事务，决定将原先实行的每年水兑时限，由三个月增至六个月，每年可增余米二十余万石，用以济今预后，以便民情、增国计。同时将南京各卫所四月分俸粮由原定折绢，暂改全数支给粮食，以渡粮荒。并允许江北地区仿照水兑法，于江边就近赈济饥民。上述权宜救荒应急措施，有理有据，因恐耽误发放时期，“先发后奏，全活甚众”。 这年，郑纪针对民间私铸钱币现象，疏请统一钱法。[32]认为这种现象原因在于“一本五息”之利，立法须察其机理，革弊须拔本塞源。若使铸钱本息相去不多，无利可图，自然无人去做。为此，奏请新铸一钱六分大钱，自明弘治十八年（1505）起，官方出纳务用新铸大钱，民间仍用前代真正旧钱，待数年后新钱充足，然后天下通行。两京户部增设办钱局，或将现有宝源局改属户部管辖，抽验各地上纳新钱，查处私铸。由此可见其处事精明，善于抓住机制，拔本塞源，革弊去害。 激流勇退 正身易俗 郑纪在户部侍郎职位上，前后达十年之久，独掌部事多年，区处财政收支、赈灾养民，国家储备以及货币制度等，事关国计民生大事，泽兼兵民，故而文名德望推重于时。因其革除积弊，一往无前，而取忌于既得利益者，加之体弱多病，故早先赴京述职奏绩时便连上二疏乞休。孝宗优诏勉留，始还任。不久，请求归乡祭扫得允。 明弘治十七年（1504）三月，七十二岁的郑纪，因病告假后，暂出管事一个多月。鉴于病势益增，头晕目昏，无补部事，遂将户部印信送交吏部委官掌管，并再次上疏陈情恳请致仕。这是他自入仕翰林后，第十九次疏请致仕。疏曰：“臣今已过致仕之年，在礼固不可留，论法亦所当去。留而不去，是迷贪位固禄之心，而忘弃礼灭法之耻。乞敕吏部查照前例，容敕臣退归田里。”并束装买船以待。八月，孝宗降旨：“情词恳切，晋秩、畀传。”[33]遂晋升户部尚书致仕，送用驿传送归，可谓优遇。 郑纪致仕居乡，仍不忘臣子安民济世之责，不遗余力为民解困谋利。仙游明初全县人口有六千四百余户，其中承担兵役的军户一千九百余户，约为四分之一。由于赋役繁重及虎灾瘟疫，人口大减，一百年间十去八九。至天顺间全县仅有一千四百余户，仍要承担国初一千九百余户的兵役，即使全数充当兵役，尚差五百余户。乡民为了应差，卖田卖子，凑齐盘缠花费，或出门自缢，或病死途中，仍要以人代鬼承担军役。兵役之灾，令民不堪忍受。 郑纪回乡后，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庞泮[34]，分守漳、泉、兴、福四郡，将来莆巡察。邑人接踵上门，哀诉其难，请求郑纪为民进言。郑纪查明实情后，致书庞参政，奏请朝廷改正文册，从实清查。为害多年的军户之法，终于停止实行，为民解除了一大祸害，为仙邑人民所德。 郑纪一向热心乡里公益事业。早年辞官居乡时，尝倡修多座桥梁，便民往来。明正德元年（1506），漳冠时来西乡骚扰，郑纪迁居县邑，并倡议筑城，曰：“此惟筑城乃可以自保。”众曰：“县小民贫，如何？”郑纪曰：“蝮蛇螫手，壮士解腕。岂可以贫辞（借口）？”并亲自向巡抚御史韩廉请拨经费，得银二千四百两。明年，城墙（土墙）完工。冦再至，不敢犯。 郑纪居家，十分重视风俗教化，以身作则，革陋习，立新风。他早先告假归家祭祖时，见莆郡之礼俗大不古，竞斗奢侈，心暗悯之。还乡后，自感作为“国家臣子，不问居官去位，皆不得不任其责也。”为此，针对乡俗奢侈之风，特著《归田咨目》十条[35]，移风易俗。涉及迎送往来之礼，对本家留客、亲朋往来、庆祭乡饮、乡邦吉凶礼、冠婚丧祭，以及书信、作文、赋诗等，一一作出规定，具体可行，既不违世人之常情，又痛改虚应奢华陋习。如迎送往复之礼，针对当时大家族“留饮则五凤单面，馈送则羊酒盘盒”，或竞斗奢侈，或预投物饵，既坏礼俗，又伤名节。规定：到家之日，诸亲友系本房儿女亲家，贺礼四事；余亲只二事；乡里近者，只果酌以叙乡情而已。邀请不用开桌，食物不过鱼肉三味，过则例一定固却。如本家留客，规定鲜咸鱼肉不过三味，蔬菜不拘，果品因家中所有，不用粘叠高耸。酒不过五行七行而止，饮量以杯爵大小为度，不得掷色高歌，日饮抵暮。乱性败度，莫过于此，戒之戒之！”郑纪作《归田咨目》十条，其用意如序文所言：“以自警束，以训子孙，以告诫乡人。非敢任移风易俗之责，但不欲助其纵侈耳！”表明其移风易俗之志与严于自律精神。 郑纪还针对仙游九鲤湖乞梦风俗将神灵捧上了天的世情，特作《仙梦辩》，旗帜鲜明地破除对仙梦的迷信：“予曰不然！”指出：“所梦多有应者，其间亦尝附会迁就，以助其灵者，十恒（常）也八。”认为：“人之一身，精神魂气，流行不息。日之发用则为事，夜不主事则游逸而为梦。夜之所梦，不过日用之事耳！”对人之生梦现象，作出近乎科学的解释，显示其超俗见识与破除陋习的勇气。 郑纪自西乡屏山移居仙邑南湖书院。有湖宽十余亩，深数丈，于是造舟游湖，取名“湖船”。天朗气清之时，葛巾野服，呼僮操舟泛游，撒网捕鱼，烹蒸自酌，一醉而卧，物我两忘，忧乐有节。郑纪对客曰：“吾官居一品，寿逾七旬，休疏十八九上，然后得遂今日之乐，有山水之真趣，无声色之荒淫。吾之子孙，仕宦而归之，数事皆如予，则其乐如予之今日，亦不为过也。若夫蠹国厉民，以充囊橐，与白衣官舍，徒以富贵骄人，奢靡坏俗者，幸母以予为藉口。”[36]表明其坚守素志，乐不忘忧之怀。郑纪还与仙邑名臣陈迁等，倡设“耆乐社”，寄情山水，唱咏为乐。 郑纪致仕居家差不多十年，明正德八年（1513）病逝，年七十六岁。病中，名臣林俊、孝子刘闵前来探视。郑纪曰：“死生常理，毋烦过念。第（但）受国厚恩，每闻朝政变易，为九京遗恨。”福建巡按御史韩廉与守巡等省官，亦偕同郡县官员前来探病，郑纪单言仙城未固，愿完成其事，以惠一方。辞世之日，正襟端坐，占诗二律抒怀，并遗命刘闵治丧，勿请朝廷葬祭。 才略过人 望重朝野 郑纪一生仕途，几番进退，才未尽用，虽仅二十余年，政绩依然可观，其宏才大略，辅国才器，亦得以显露。文名清望，为士林所仰慕。南京吏部尚书林瀚称其：“一董学政，而两浙士风翕然还淳；一教国子，而师道以立；一典太常，而礼乐章章复古。比进贰司徒（指户部侍郎），独掌（主持）部事弥久，处天下贡赋，节民则，足国用，尽扫其宿蠹。”（《送郑纪致仕序》）[37]大体概括了郑纪的为官政绩与出色才华。 郑纪居官，善于借鉴历史经验，勇于革除积弊，实行制度创新；处事精明果断，善于从推本探源，抓住关键，深谋远虑，务真求实，具有鲜明的执政风格。每历一职，总是直言不讳，指陈宿弊，创新立制，开创新局。 郑纪居官清廉，虽处贵显而能清约自持，不事生产（指自己经营产业）。卒时，家无羡钱奇玩。张健称其“慷慨有大志。事苟合义，不以私利害动其心；泽可及民，亦不必功归于己。其好贤乐善之心，虽古之君子，无以过之”。福建布政使王子言，亦称郑纪“生平气操，洁白坚贞；出处大节，俊伟光明。非特门生故吏诵公之德，虽妇人亦莫不仰公之名。闽中固为多贤之地，求与公媲美者，少如霜叶与晨星。”（《祭文》）[38]盛赞其优秀的品德。难怪郑纪提督浙江学事十年后，告假回乡祭祖，途经浙江，南京科道部寺诸官僚四十余人，合席为其饯行，他们均是当年郑纪的门生，历经十年，意勤而不衰。 莆阳名臣周瑛追述郑纪生平事迹曰：“君子谓其有匹休（媲美）古人之行，而世不能殚；有经济天下之才，而时不尽用。出处始终光明俊伟，于富贵利达泊如（恬淡自如）也。”[39] 郑纪德才虽非尽善尽美，然其德才功业亦足以留名青史。因其刚毅坚贞，守志行道，不折不挠，爱民如子，疾恶如仇，而往往取忌于时，以至宏才大略而未能大用，未能尽用。明《国史实录》称郑纪以用世之学自许，中间屡被论劾，然其才略实有过人者，浮言终不能撼动他，皇上亦任之不疑。[40] 郑纪一生勤于读书，学问渊博，为文下笔千言而不易稿，“其气昌，其思深，其辞正而不阿，其辩博而不杂。”《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奏议皆剀挚详明，切中时政，诸体文亦属有关世教之言，皆竞竞以礼法自持，人品端谨，殊有足重。”郑纪著有《东园文集》、《东园吟稿》、《归田录》、《义聚家范》、《增修乡约》等书。《东园文集》为杂文集，十三卷，收入《四库全书》。 注 [1][8][9][11][14][17][33][37][39]引自郑纪《东园文集》附录《名公叙述》。 [2]谢一夔官至礼部尚书；刘健孝宗时为大学士、内阁首辅，周经为户部尚书，张元祯为大学士。 [3]明宪宗于天顺八年正月即位，翌年改元成化。今人物传多以改元等同于即位之年，误也。 [4][7][19][20][24][30][32][35]郑纪《东园文集》卷三，奏议。 [5]新编《仙游县志》第三十五篇《郑纪传》。 [6]郑纪《致仕疏》、《养病疏》（《东园文集》卷二）。 [7]《闽书》卷一百四，郑纪传。 [10]周瑛、黄仲昭《兴化府志》卷三十，《艺文志》。 [12]郑纪《寒栖馆记》（《东园文集》卷五）。这是其自记的起告供职时间，准确无疑。有的传记载于明弘治元年起用，误也。 [13]郑纪《寒栖馆记》（《东园文集》卷五）。 [15]各种史志对郑纪职务记载不一，有浙江按察副使、浙江提学副使等职。据明代职官制，各省按察使主管一路司法刑狱之职，设副使多名，分掌学事、刑狱等事。《仙游县志》记载较为规范，即分管学事的专职按察副使。 [16]郑纪《上虞县重兴文庙记》（《东园文集》卷五）。 [18]郑纪《经筵讲章》（《东园文集》卷一）。 [21]通政司是明代创设的核心政务机构，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文书等事务。 [22]新编《仙游县志》称，郑纪不顾个人安危，果断发粮赈济而后奏。实属误读，而新编《福建省志》郑纪传，居然亦以讹传讹。 [23]《东园文集·名公叙述》、《山游县志》人物志，及今人传记，均称“复陈备荒六事”，不合疏文，显然为误。 [26]郑纪《进〈圣功图说〉以辅养皇储疏》（《东园文集》卷三，奏议）。 [27]《东园文集·名公叙述》确载“弘治丙辰（九年）诏举将材。”从文集编次及所载疏文开头所记文移程序看，当在户部任上之事，时差一年。姑按所记年份系此。 [28]史志对郑纪升任户部侍郎时间，均无明确记载。此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五十五补。 [29]京师漕运，原由军民各自直运通州。水兑法，即改为民运到淮安等地交兑，再由官军接运至通州。百姓承担官军的给耗，民运交兑者加耗补贴，使百姓纳粮尽多进官仓，从而减轻纳税人负担，并提高漕运效率，军民两便。 [31]史志将此疏系于此前山东大旱时，郑纪所上《报荒备荒十事疏》中。据《东园文集·奏议》实为两疏，分列于不同卷。考苏皖方志，诸地大旱当在此间。 [34]据何乔远《闽书》卷四十七《文莅志》浙江天台人，庞津，于弘治中任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尊称“大参”，新编《仙游县志》误之为名曰“庞大参”，新编《福建省志》再传其讹。修史不可不慎，不可不辨。 [36]郑纪《湖船记》（《东园文集》卷五）。 [40]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