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黄仲昭，原名潜，字仲昭，以字行，号未轩，又号退岩居士。兴化府莆田县人。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历官翰林编修、江西提学佥事等职。有京都“三君子”、“翰林四谏”之号，以理学和史家名世。 初登瀛州 敢触逆鳞 明宣德十年（1435），黄仲昭生于荔城东里仕宦世家，为唐五代时期名臣黄滔第十八世孙。祖父黄寿生，明成祖永乐间进士，官至翰林检讨。父黄子嘉，明英宗天顺初举人，荐知河北束鹿县。家学渊源深厚，居官立身皆廉约恭慎，学问文章，世济其美，为莆阳望族。仲昭晚年尝致书侄孙黄希武、希英，勉其“强学问、明义理以应务，攻文辞以润身，慎言语、择交游、端趋向，务置其身于无过之地。至于官之崇华，禄之厚薄，则一听于命而顺之，庶可以承藉祖宗之余庆（余泽），而永长弗替。”[1]反映对家族清风世代相承的重视。 仲昭少而好学，敏于学业，赋性端谨，年十五六即有志儒学。天顺元年（1457）补郡学弟子员，天顺三年举乡试第六名。成化二年（1466）登进士第二甲。仲昭满怀喜悦，咏诗曰：“经济未能攀董策，姓名深愧滥齐竿。平生一片丹心在，拟献君王赞庙谟（朝廷的国计方略）。”（《丙戍登第有作》）[2]。赐宴时又有“小臣未效涓埃报，但诵用诗答至仁”抒发献身报国丹心。 黄仲昭登第后，选为翰林庶吉士，与同榜罗伦、章懋、庄昶等，以名节相激励。仲昭在入学典礼后，和同年诗曰：“愿将余泽资王化，还冀神功默相成。”（《释菜和同年韵》）此科后来被认为是成化年间，取士最以“气节凛然，表表出色”而负盛名。[4]翌年，黄仲昭授翰林编修。这年十二月，宪宗诏翰苑官员依照旧诗格式，拟进烟花灯诗，以备元宵节赏玩。仲昭观其格式，俱是玩好之物、鄙亵之词，甚非可以养圣心、崇圣德之作。遂与翰苑同官章懋（翰林编修）、庄旭（翰林检讨）联疏谏止。指出，国家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江西、湖广，一旱数千里，民不聊生，生灵嗷嗷，张口待哺。虽蒙优诏赈恤，然公私匮乏，计无所出，此正陛下宵旰焦劳、不遑暇食，两宫母后同忧天下之日，决非“以灯火为乐”之时。谏疏以相当篇幅论述翰林官员论思献纳之职，及其公直之举，指出，翰林之官以论思代言为职。虽称“供奉文字”，然不宜以鄙俚不经之词（指烟火诗之类）进于皇上，不能曲引当年宋祈、苏轼之教坊语（朝廷宫宴颂词）以为比，是以三代（夏、商、周）而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而上之君望陛下。 三人疏曰：“臣等遭遇圣明，发身黄甲，叨与庶吉士之选，陛下养之翰林，教之诵习六经，师法孔孟，二年于兹矣。近又授以今职，感冒国恩，夙夜倦倦相与戒，惟恐曲学阿世，无以补于万一，何敢为此鄙词，上渎天听，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尝伏读宣宗章皇帝御制翰林院箴，有‘启沃之言，惟义与仁；尧舜之道，邹孟以陈’。若今烟火之举，恐非‘尧舜之道’；烟火之诗，恐非‘仁义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陈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犹顺而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为，而不以实闻，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臣等伏愿陛下宽斧钺之诛，采鄒荛之语，将此烟火等事一皆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视听，为文王之‘视民如伤’，为大舜之‘闻善若决江河’，省此冗费，以活流离困苦之民，赏征戍劳役之士，则干戈可息，灾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宾服，亿千万年享太平无疆之休。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岂惟臣等之幸，实宗社生灵之大幸也！”尽现其诚守职号、忠君体国、忧民济世之心。 宪宗见疏大怒，以元宵张灯是祖宗故事，斥责三人，罚以廷杖，贬仲昭湘潭（今属湖南）知县，章懋、庄昶坐谪，一时京师有“翰林三君子”之号。翰林修撰罗伦亦因直言论事，又号四人为“翰林四谏”。《宋史》赞扬黄仲昭诸人，以文学侍从为本职，并无言官之责，却“激于名义，侃侃廷诤，抵罪谪而不悔”的“皎然志节”。邑人周瑛时在京都备考，赠诗送行：“朝把封章叩帝家，夕驱羸马赴长沙。江湖万里孤臣远，灯火九重春意赊⋯⋯”颂其直谏被谪气节，并以汉代贾谊故事抚慰。其后，又以黄仲昭“只为身居密勿地（机密要地），不为天子赋元宵”的豪气劲节，慰勉被贬谪的友人谏官。[6] 命下，时任翰林掌院的邑人、翰林学士柯潜，连夜草疏，乞请予以宽免，疏曰：“章懋等所言，亦欲少效臣子尊爱之心，实非有他也。伏乞陛下宏天地之量，追寝前命，俾懋等循省自新，以图服称。且以开释天下之疑，劝激忠鲠之士，使君子道长，小人道消。”[7]从开放言论以求治的高度，为被黜三臣论救。又赠诗仲昭：“朝上金銮坡，暮陈忠悃词。感兹恩宠蕃，报德安可迟。”赞扬其因感恩蒙宠而直谏罢灯的激切心情，又以“去就奚足论，所贵心不移。勗哉保终节，庶以慰我思”抚慰勉励其坚志守节。 给事中毛弘，素以直论时政得失无所回避，“言论激昂，天下望其风采。”于成化四年（1468）正月[8]对黄仲昭三人因疏谏元宵灯节被贬，抗言论谏曰：“三臣出身草茅，初居史院，能不顾其身，敢言直谏，此真盛世事。乞复三臣原官。”[9]宪宗采用毛弘谏言，改命黄仲昭、章懋南京大理寺评事。时黄仲昭正赴任湘潭知县途中，于是返回就任新职。 清司执法 退居山庄 大理寺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主要是复核会审大要案。评事为七品司法官。黄仲昭气岸屹立，思致安详，“清守执法”，正适合其职。[10]章懋亦同任此职。 仲昭任上，清正廉洁，严于自守。大理寺本有值堂守门隶卒的名额，寺官多虚报空额，分享其俸给，上下相安，习以为常。黄仲昭认为不合道义，竟不领取。评事官员纳薪者例有二人，同官援引北京大理寺之例，欲联名上请增加一人。仲昭、章懋以“方罪谪省过”为由不署名，且曰：“今不署名，异日得之，亦不敢受也。” 黄仲昭复核案件，坚持法纪，公正无私。有御史官放纵子弟犯法，办案者曲意包庇之。仲昭坚执不许。有富家兄弟互相诉讼，查其家器家多是违法所得，应当没收入官。富民广加交游，得到庇护，又暗地通过仲昭的私交，请求宽处。仲昭亦不许。户部一属吏，被监仓上官诬陷。仲昭曰：“落罪下官，以奉迎大吏，吾不为也！”亦不许。又有数人为盗，入室未得财物，遂将主妇绑去，共同奸污后又将她贩卖。办案人只将首犯处以死罪，其余则以其未得财物而从轻发落。仲昭复核时认为，害人之罪，重于得财。罪犯既得其家妇人，辱而卖之，而称未得财物予以轻处，这可以吗？亦不许。 仲昭执法，对所不许者，皆是反复论驳，务尽实情，所、司亦多赞同所断，终归于公正。因此为平反者所称许，而嫉恨者亦为数不少。[11]成化九年（1473），黄仲昭三载秩满，升大理寺左寺副（从六品）。申请回莆省亲。居家半载返朝。十一年，相继丁父母忧，守制前后四年，至十四年二月服阕。其间因患伤寒转成劳疾，延医调治，至十五年十一月痊癒，随即起复，于十六年三月到部。 黄仲昭此行，并非待命任官，而是决意请归养病。有人劝他留任，仲昭曰：“吾亲在世时，尚不能俯身取禄，借以奉养。今已奉养不到，吾复何求？”由此可知，仲昭坚请归田，除了养病外，亦同不甘“俯身取禄”，即坚守清节，厌恶阿意为官的心态有关。此间，他作诗多首，抒发彷徨苦闷心怀。如“赤手当时欲捕龙，十年回首转成空。学术匡世偏招侮，诗未惊人已觉穷。”“蜗角蝇头梦已休，红尘奔走更何求。经纶有志俱成幻，造化无情苦见仇。泉石不妨为老计，乾坤何处是生谋。此身却悔从前误，轻掷渔竿事远游。”（《遣怀四首》）[12]如“一官南北总穷途，浮世逢人笑腐儒。囊里无钱还药债，门前有客索诗逋。满天风露呜蝉乱，万里烟云旅雁孤。 一片归心留不住，非因故国有蓴鲈（尊羹鲈脍，指村野美味佳品）。”（《秋日写怀》）如《谢病得请口号四首》云：“十五年间列从臣，在公仅阅四回春。庙堂不乏经纶手，天地堪容樗散人。富贵百年聊染指，田园数亩是安身。逢人若问余生计，秋水芦花一钓纶。”“羁絷（绊马索）终非性所禁，蹔来旋复忆山林。衡门已分棲身稳，生计何须着意深⋯⋯”[13]足以探明其坚请致仕的本意。 明成化十六年（1480），黄仲昭致仕归莆，买田筑屋于城南下皋山中，为耕读之所。课耕植木、读书为文，唯感时日不足。闲时则与田夫野老谈笑共酌，既忘官身之贵，又忘生计之贫。乡里尝有人请其为私利疏通关节，仲昭甚力拒之，乡人由此知其为人，后来便都不再求他说情了。 仲昭作《下皋杂咏》二十四首[14]，记述深居山林的田园情趣。曰：“水石阴森烟月清，山中事事可怡情。始知世路闲荣辱，真与浮云一样轻。”曰：“十亩山田种稻梁，茄秧新乞自邻乡。虽无钟鼎供游燕（宴），且免红尘请谒忙。”曰：“兴到展书谈舜禹，倦来拂枕卧烟霞。个中无限悠然趣，绝胜霜台晓放衙。”曰：“性癖情知与世殊，只应归卧故山庐。山中亦有经纶事，朝课耕桑夕校书。”曰：“芲松黄菊才三亩，流水柴门自一家。却悔平生都失计，坐听官鼓踏霜华。”不乏对仕途的厌倦追悔情怀，然忧世忧民之性依然故我。其诗曰：“豪气衰年未尽降，每因世事热衷肠。山庄来往惟农父，长话桑麻心自凉。”“乡民水旱苦相仍，征敛无期立取盈。我亦呼儿急称贷，令人惆怅忆阳城。”[15] 黄仲昭居山十年，自求其乐，勤于读书著述。明成化二十年（1484），应福建镇守太监陈道之请，主编《八闽通志》，阅六年始成书。其间，广东提学缺员，太学生简进等人乞请朝廷起用仲昭，不报。直至弘治元年（1488），明君孝宗新政，起用天下贤材。御史姜洪以黄仲昭等人乃饱学之士，恬退可嘉，当予召用，孝宗许之。[16] 提督学事 操行为先 明弘治元年（1488），吏部尚书王恕奉诏起用黄仲昭，令有司礼请来京。仲昭在完成《八闽通志》编纂后，于三年起程到京。参拜吏部时，尚书王恕到门迎接，以宾礼揖让升堂，二人相向再拜，礼遇甚优。王恕差派仲昭先为《宪宗实录》篡修官，以待大用。时当权者皆是仲昭在翰林院时的同僚，对仲昭心怀宿怨，加以阻挠，故未能大用，而出任江西提学佥事。仲昭虽感不遂人意，仍尽心效职。尝云：“用人莫要于提学得人，则能培养天下之才，为国家用。”[17] 仲昭在江西提督学事，以儒士操行为先务，文章写作技艺居其后。针对通用史籍缺乏，刊本残缺，以至诸生不知唐虞三代盛事，仲昭选定善本，命列郡翻印《通鉴前编》，以便学子阅读。又新刊朱熹的《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与《中庸章句》、《中庸或问》等启蒙读物，供诸生诵习，并刊印节录本以便初学者诵习。仲昭认为，君子立身莫先于礼。为此，制定冠（成年）、婚、丧三大祭祀的仪式，刊印发布，为后学示范。同时，严格考试，公正取舍，品文校行，毫发不爽，对宦家子弟无所宽容。 黄仲昭任职两年时，尝赋诗感怀，曰：“到官两度阅年华，无补明时祗自嗟。士习未全趋正学，词章犹觉尚浮夸。作兴深负人期望，寝食难忘帝宠嘉。春雨连旬农事动，梦魂无夜不还家。”（《壬子春感怀》）[18]自感到官甫两年，目昏发白，顿觉老态日增，更感如同九仙观梅崖的古梅，崎岖于峻赠石崖之上，与千古风霜共结盟，然而“世态炎凉少知己”。（《题九仙观梅崖》）[19]其《感事偶书》曰：“壮心一片今犹昔，浮世多岐自町畦（约束）。”“从来山水知音少，何怪雌雄过眼迷。”[20]又生当年彷徨心态，而重萌归意。郑岳《莆阳文献》名臣传称：“仲昭升江西提佥事，拳拳教人以行实为先。值额例行，简汰太严，物论哗然。仲昭亦自以与时不合，再疏乞致仕。” 明弘治八年（1495），黄仲昭在完成考选生员职事后，上疏乞请放遣致仕，他在这个职位上操劳了四年多时间，二疏获准，喜形于色。郡邑师生赠礼为其饯行，仲昭一无所受。[21]仲昭归莆，道过常思岭，见寺院故友彭韶题诗，和韵二首，其一曰：“引年得请荷清朝，报答渐无尺寸劳。吾道自难酬素志，愚衷空复恋青霄。百年世事心俱懒，两眼云山兴未消⋯⋯”，“鸟鸣翠竹尤深处，鹤立苍松最上枝。我亦归寻旧栖隐，开尊冷看世途危。”（《致仕过常思岭兰若寺院，和故友彭从吾韵二首》）[22]有助于对其归隐的解读。所作《致仕归言怀效吴体四首》诗，更为强烈发泄失意愤懑心情。其诗指斥“混雌与雄鸟莫辨，隔形吠声尨曷知”的险恶世途，自认“媕阿媚世吾所惭，便寻旧隐南山南。”“违心徇禄非吾情，春回夜雨思归耕。”“自笑无能成巧宦，只合归伴沙鸥闲。”“秋风世途双眼冷”，看破“王侯只如槐蚁梦”，“铜山铸钱彼为得，瓦甕灌畦吾自安。”“勋烈无阶上钟鼎，且免青史遣臭名。”和盘托出忠贞不渝、独善其身的心志。 宠辱不惊 守志归田 黄仲昭回莆后，仍居住下皋山庄。时隔十载，原有的俱乐亭满目草莱，一片荒芜景象。仲昭呼童仆除草剪竹，“要放南山翠色来”。小亭是当初致仕开建山庄时所构造，虽无华彩，天然风景如画。亭匾出自北宋著名易学家郡雍“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句。仲昭重登俱乐亭观景，感慨万千，诗兴大作。有诗曰：“满目云山俱是乐，古人心与我心同。纷纷宠辱多忧患，真乐谁知在此中。”又曰：“十年失脚走危途，天赋吾真半已芜。今日看山亭上坐，悠然始复见真吾。”[24]为解脱官场羁绊，回归自我天性感到快慰。 仲昭居家，仍以读书著述为乐事。“读罢残书无一事，闲调绿绮和樵歌。”（《下皋俱乐亭篇》之六）《偶成》[25]一诗则抒发了郁闷的心怀。曰：“萧然一室无余物，短剑孤琴是旧知。闲里偏嫌人事扰，梦中亦怯世途危。 久违故旧缘多病，断送光阴赖有诗。天命穷达皆一定，且倾尊酒不须悲。” 一日，读北宋马子才《浩浩歌》，胸次豁然开朗，遂次韵抒怀。自表“天降吾衷吾不昧，讵肯随时徒媕阿（违心随人）。得意饱餐光禄饭，失意归耕南亩禾。”面对大道沦丧，贤哲蹉跎，是非不辨的世道，自己图书满床，烟云绕屋，自认“俯仰乾坤无大疚，吾生所得良已多。神仙涉茫吾不道，别有天地长熙和”[26]而得到抚慰。 黄仲昭晚年，虽体弱常病，依然努力，以余生精力，致力修史。明弘治十年（1497）春，应延平知府孙衍之请，赴南平主纂《延平府志》，历七十日而脱稿。弘治十四年，应兴化知府陈效之请，同周瑛共修《兴化府志》，周瑛纂总志，仲昭领人物志，十六年书成。弘治十八年三月，邵武知府夏英恳请赴郡，主纂《邵武府志》，历时十个月书成。又纂修《南平县志》。为福建的方志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明宣德三年（1508）十一月，黄仲昭病卒于家，终年七十四岁。 志节闻名 史著传世 黄仲昭聪敏豪迈，凝远纯笃，平生刻苦为学，博览广涉，追随程朱理学，体用一贯，修身养志。故居官端正直道，严于法守，优国忧时，而为时所忌。不论在翰苑、在法司、在提学，始终一节，虽屡受遭折，仍不改素志。当年同在翰苑、后为吏部尚书的林瀚，称道他壮年时英英迈往之气，高视无前，振策长驱，略不顾忌，虽触逆鳞、坠深渊，未尝少动其心。到晚年，品操之节，愈加坚定，惟义是视。一生进不求禄，退不避事。[27]刚方而不绝物，辩论商榷，执议不让。 明成化十年（1474），黄仲昭为兴化府学乡贡、进士题名作记，论及宋代莆阳进士的成就，指出：“仲昭独慕其时元夫巨人，相继而出。为宰辅，则相业光明、宗社嘉赖；为谏官，则议论忠谠、夷夏知名。或侍经筵，则尽启沃之责；或司民社，则效抚字之劳。临大节，则蹈鼎镬而不頋；决大议，则触权奸而不恤。有倡关洛之学，而丕变士风者，有绍考亭之绪，而深入理奥者。虽所遭不同，所就亦异，而其纯正笃实之学，崇伟光大之行，皆卓乎不可及也！”勉励题名者，当为莆田自重：“其立朝也，必求如古之所谓大臣；其治民也，必求诸古之所谓循吏。世道隆平，则崇礼让、励廉耻，表然立天下之轨范；万一不幸，则抗节义、殉忠孝、毅然树国家之桢干（骨干）。”[28]所举莆阳大臣循吏的崇高学行，实为其心目中的典范，亦是其引以自警自励的仪表。其一生忠诚笃实践行古代士族精英，“修身、正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轨迹，亦是其进不求禄，退不避事，穷达行藏，坦然进退的精神支柱。正因为此，黄仲昭的仕途虽不得志，仍然自强不息，潜心著述，在史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其主纂的《八闽通志》，全书八十七卷，十八类，四十二目，每类合八府一州之事，以次列之。体例详整，旁搜博考，为后世福建各地方志所取法，保存了不少前志资料，成为现今福建最早、最为完备的古代省志。作为史家的邑人彭韶序称，“上可以资处分，下可以备资咨，共功云劳，而所补不小矣。”“作者有不言之功，观者得开卷之益，而公勤渠（殷勤）之意，不虚负矣。” 黄仲昭修史。具有鲜明的史鉴功效。其修《八闽通志》，就是为了实现其早年痛感士习民风不古，欲以先哲典范事迹风励后学，以补世道风俗的宿愿。[30]故自认“是书之作，其文则志，其义则资治之史也。” [31]仲昭与周瑛同修的《兴化府志》（弘治志）是自宋绍熙间，郡守赵彦励主修的《莆阳志》（绍熙志），三百一十余年来的一部郡志，亦是现有最早的一部郡志。全书五十四卷，仲昭作人物传二十卷。编为十类，包括力学践行、师表后进的“儒林”；致君泽民、义安宗社（国家太平无事）的“名臣”；随所任使、克举厥职的“宦业”；事亲从兄、笃于爱敬的“孝友”；委身殉国、舍命不渝的“忠义”；序事纂言、足以达意的“文苑”；怀才抱道、考槃（隐居）自乐的“隐逸”；兴利除害、以惠乡人的“乡惠”；贤母贞妇、足范闺门的“女德”；据土全民、才行陪臣、时危进难、专精一艺的“杂传”。并附载奸佞志，以期官有鉴戒，民有所法守，崇善修恶，以善其身。无不具有典范垂鉴意义，借以端政化民、淳厚风俗。该人物传门类齐备，评论独到。宣扬公忠正义、忧国忧民、仁爱宽和、诚信节义、清廉自守等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有助于士习政风、民间风俗的养成。主持修史的知府陈效称赞该志，“广大毕备，纤毫不遗，事核而理明，初无藻饰附会之说。”叹曰：“志也者，是教我以修正立事也，是教民以济人利物也，是教我以移风易俗也。按志所言，则我之为责益重矣乎！”[32] 黄仲昭所修史志，跨越历史的时空，至今为人所用，其价值或远超大臣要路的一政之功。 黄仲昭一生著述甚丰，除《八闽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兴化府志》和《南平县志》五部史志，及在江西任上所编校、裁定的金仁山的《通鉴前编》，朱熹的《通鉴纲目书法》、《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与冠、婚、丧祭礼仪等书外，早年谪官南都公暇，尝校定《晦菴朱先生（朱熹）文集》一百卷，增补被删事状，订正讹误，成为当时较好的一个版本。对儒学经典《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等，亦著文论辨，对前人所论有所发挥。[33]《孝宗皇帝实录》事目亦出其手。[34]现有诗文集《未轩文集》十二卷，为其门人刘节所编，凡文六卷，诗五卷，词一卷，附有诗文、墓志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版《未轩文集》收有《补遗》上下卷，上卷为《兴化府志》后序，人物、奸佞、补遗志引三篇，郡志新增列传三十余篇，下卷为郡志列传论九十余篇。仲昭为文典雅浑厚，语言平易，诗歌清新可诵。 注 [1]黄仲昭《寓郡武寄京邸示侄孙希武、希英书》（《未轩文集》卷一）。 [2][3]黄仲昭《未轩文集》卷十。 [4]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 [5]黄仲昭、章懋、庄昶《谏元宵烟火诗疏》（《未轩文集》卷一）。 [6]周瑛《送黄君仲昭左迁湘潭》，《送友人朱弘裕归潼川》（《翠渠摘稿》卷六）。 [7]柯潜《乞贷翰林院编修章懋等疏》（《竹岩集》卷三）。 [8]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五十，黄仲昭传。今有传记误为“天顺五年（1461）正月”。 [9]《甬上耆旧诗》卷十三。 [10]何乔远《闽书》卷一百十，本传。 [11][16][21][27]林瀚《黄仲昭墓志铭》，《国朝献征录》卷八六。 [12][13][17][18][19][20]《未轩文集》卷十。 [14][22][24][25]《未轩文集》卷十一。 [15]阳城为唐代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治民如治家。因税赋不能完成征额，观察使数加指责，阳城自署考绩曰：“抚字心劳，催科政拙，考下下。”载妻儿弃官而去。事见《旧唐书》传。 [17]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十。 [23]据黄仲昭《下皋俱乐亭扁》诗自注。“致政归作小亭，取邵子“满月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句。”该诗有“十载山庄没草莱，小亭今日喜新开。呼童痛洗亭前竹⋯⋯”句，可知小亭作于十年前致政之时，即始建下皋山庄之日。又，仲昭《予致仕归，因重葺下皋山庄以居》诗（《文集》卷九），更为力证。今史传或称俱乐亭为晚年致仕所作，又有视俱乐亭为下皋山庄，均为无视文集之臆说。 [26]《未轩文集》卷九。 [28]黄仲昭《皇明兴化府进士乡贡题名记》（《兴化府志》卷二十八，《艺文志》三）。 [29]彭韶《彭惠安集》卷二。 [30]黄仲昭《八闽通志序》（《未轩文集》卷二）。 [32]《兴化府志》，原序。 [33]按，黄仲昭的著述，明何乔远《闽书》本传有扼要的叙述。厦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为“尝辨《易》卦未济，《春秋》褒贬，《雅》、《风》升降。及编次、或间裁定《通鉴证异书法》，咸有发明。又刊布《冠婚丧祭之仪》以示后学。”考仲昭尝作《读周易》一文（《文集》卷一《读古录》），对周易“未济”之卦作了辨析；又作《读毛诗》，对周诗因世道升降，导致由雅变为国风，亦加辨析；又作《读春秋》，对孔子作春秋是否寓褒贬笔法，再作辨析。由此可知，校点之误，出于对原文生吞活剥，以致走板乱意。又，句中“或间”乃“或问”之讹，本指其编辑朱子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等书。而“冠昏丧祭之仪，是指仲昭对冠（年）、婚、丧等祭礼仪式的规范文字（或称制定礼仪手册），加以刊行，指导后学，而非其书名。新编省志本传列举著述书目，作《辨易卦未济》、《春秋褒贬》、《雅风升降》、《学庸或问》等，更是囫囵吞枣，信口开河。 [34]林瀚《黄公仲昭墓志铭》。《国朝献征录》作“孝宗皇帝实录事且”，“事且”疑为“事目”之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