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周瑛，字梁石，号蒙中子、自贲山人，最后号翠渠，莆田县连江里（黄石镇）人。明成化六年（1470）进士，历官安徽广德知州、四川右布政使等职，所到之处，皆有善绩。周瑛学识渊博，尤精于理学，多才多艺，皆有文名，可谓莆阳一位政学兼优的儒官。 博学善文 大器晚成 周瑛生于明宣德五年（1430），父周举为镇海卫（今福建龙海县）军官。十四岁送回莆田，依叔父生活。博学善文，常有奇悟。立志尽读天下书，探究夫子之道，期望年过四十入仕途。先后从学邑人朱昱、叶峦、吴时耕等，又往返莆漳，与泉州名儒陈剩夫相过从，谈论程朱理学。不久，都指挥桂同知镇海事，督战莆田，在卫学诸生中认出周瑛，呼到父前，曰：“有子在家，何不为家门发展早作打算？”于是，家父督促周瑛收心主修举业。 明景泰四年（1453），周瑛以镇海卫学生应乡试，主考官聂大年（浙江钱塘教谕）读其试卷大为惊奇，排在第二名。不意礼部会试，屡屡落第。于是更加广览群籍，探究奥秘，并与广东名儒陈公甫等，反复讨论理学，视古人退隐不仕为高尚行为。 明成化六年（1470），四十岁的周瑛登进士第，恰与早年所期吻合。 主政山州 视民如伤 明成化十年（1471）六月，周瑛授任广德（今属安徽）知州。广德地处皖南山区，士风质朴，民舍萧条。虽是偏远落后山州，周瑛依然踌躇满志，走马上任。周瑛有诗记其心态曰：“多少济时心上事，夜来默与鬼神谋。”（《初到广德州》）[1]下车伊始，便恭往宋代名臣范仲淹祠致祭，范仲淹尝任广德州司理参军，案无弊牒，狱无冤民，调职时卖马充作路费而归，廉介清劲，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世。周瑛景仰其风概，称其为“真大丈夫者”，以为自励。任上与同知（副职）陈一之同舟共济，开展政务，“稽政要（执政纲要），搜民隐（民间疾苦），访民奸（人民请求）；别公私之务，定赏罚之科（赏罚规定），度浅深（事情轻重难易）之序，究缓急之宜。参于人情，揆于物理（参照情理），务销宿敝，而布新图（革敝立新）”。（《赠陈同知考绩序》）[2] 周瑛又于州署屏风正面题书“视民如伤”（关爱民众疾苦之意）四个大字，后背制作以“损上益下”[3]为主旨的铭文，宣示执政为民、亲民爱民的执政宗旨。到任三个月时，因夫人吴氏梦及先祖授给“温明”二字，遂将公堂命名为“温明堂”，题匾作记，表明“温（和）以接人，明（光明，明白）以处事”的执政风格。 周瑛是个言行一致的士君子。他在广德州主政九年间，坚持先贤以仁爱为核心的仁政，不遗余力为民兴利去害。据史志及其文集记载，他“巡行原野，察农劝惰，更示蚕缫法”，教民育蚕缫丝；他与同知（副州长）陈一之同舟共济，三年中，招徕因公私债务外逃的居民二百余家；筹集粮食七万余石，补充州仓粮食储备；针对生女不养的恶习，作《戒杀女歌》，并订立条规，严罚重赏，共存活民女六千八百余口；其后，百姓有育女者，皆呼“周女”。同时依法课征田赋，保障国税与军需。于州城墙下沟口，铸铁栅栏以禦盗。[4]一次赴宣州巡察，连续数日，夜阅积案，几番审读，徘徊斟酌，慎处生死命案。鉴于州县无人传习医术，开设医局，延请浙江余姚名医吕克正，培养子弟，以挽救遭疫病夭亡者。 周瑛任上，尤其重视对风俗教化的改造。到任第二年，便修造州学、迁建明伦堂。于万桂山建山亭池馆，以护形胜，完备儒学建制，命名“澄心池”、“顾影池”、“观德亭”、“退省轩”等，以感化身心。并亲自到学宫训迪士子，至夜半方散去。又于名胜万桂山建乡贤祠，博考郡志，选得本郡名贤十三人，或忠于君，或孝于亲，或勉于为学，或甘于隐退，足以轨世范俗者供奉，树之风声，教之德义，使后学小子有所感慕兴起。落成之日，亲率僚属与州学儒生隆重致祭。周瑛针对民间尚鬼陋俗，作《祠山杂辨》，教民戒除对鬼神的迷信[5]；针对民俗丧祭无章，又多溺女不养，作《广孝广慈录》[6]，谕民葬祭循《礼经》，毋或溺杀子女。同时推行保伍法，十家为保，每保设一保正，主持十家善恶，有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劝戒，使民割小利，惩小忿，保故居，修正业，常怀耻心，则词讼可简、盗贼可息，以期从根本上治理社会治安。[7] 周瑛虽为一州之长，但与民亲善，谦恭待人。一日因公事去民舍，路遇跛民（跛子），上前关切问其因何致跛。跛民称骑马外出，马受惊坠落而伤足。周瑛劝其何不舍马步行，则安然无恙。跛民称，并非马能跛人，而是自己驭马逞能，以致落马伤足，并借此向周瑛进言，治州如驭马，如得其道，州民唯命是听；苟失其道，则民不可控制，希望州长戒好逞，惜民力，控制步骤，谨慎治政。周瑛闻之，大为称善，特设酒饭致谢，回府后又记其说，用以自警。[8] 周瑛在广德任职三秩，政简民安，政声远闻。给事中杨廉作《理学名臣录》称赞曰：“谄鬼有辩，训民有录，乡有保伍，庠有教育。多多善政，不一而足。”朝廷赐敕旌表其优异政绩[9]，父母、妻室俱受封号。周瑛升职离去后，州县为他立祠塑像。他赋诗称自己主政是“横琴弹古调，曲短意有余。徵声清以厉，宫声宽以纡”。实行古代圣贤倡导的“宽猛相济”之道。宽待君子，猛制小人。同后任刘太守谈及执政要领时曰：“始瑛作州（主持州政），无他伎俩，但求免得罪于百姓而已。”（《复广德刘太守介夫》）[10]与来任时宣示的“视民如伤”一脉相承。 出知抚州 民称父母 明成化十六年（1480）冬，周瑛升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11]在部三年，事迹未见详载，仅《闽书》记其间著述，曰：“为郎时，著《经世管钥》、《律吕管钥》，推明蔡氏、邵氏学；著《字书管钥》，以讲六书（即《六经》）。”周瑛文集所载其间一次与僚友唱和诗，或可品味当时一些心迹。 诗曰：“三载仪曹留宦辙，半园风月属闲身。眼前富贵都成幻，梦里溪山疑是真。树密不知时已夏，花香暗记岁为春。十年簿领埋头久，此久今宵难语人。”（《成化癸卯夏，提学侍御娄君谦，洎自部曹诸君六七人，咸集于西园。月出酒酣，各有倡和，予次韵二首》）[12] 明成化二十年（1484），周瑛出任抚州（今属江西）知府。巧合的是，其族兄周莹（字次玉，号鹤州主人，明英宗正统间进士），天顺、成化间尝出任抚州知府。执政以宽简得民，士儒多从之游。天性平坦，不拘世故，不几年便辞官归里，自咏诗云：“二十居官四十归，急流勇退世应稀。⋯⋯是非不管人间事，长弄扁自看鹤飞。”周瑛来任，郡人呼兄弟二人为“大、小抚州”。周瑛重到府第，感慨万千，赋诗曰：“临川双郡守，闽海两书生。”“坐观循吏传，收拾此家声。”（《重到府城有感》）。决意发扬家兄之政，光大周家声名。 抚州乃豪门势族聚居之地，恃权借势，侵凌平民利益，民怨甚深。周瑛到任后，便张贴榜文，公开劝谕豪强，明白赏善惩恶之道，人刚则灭，势去则身死财散。规劝改弦更张，谦抑慈顺，邻里相安。“豪强豪强，亟图改张。听我训言，其福无疆。”（《喻豪强文》）[13] 周瑛到任后，又将原太守私第改建为办公厅，匾曰“正义堂”，制铭曰：“以理处物，是谓之义；以心徇物，是谓之利。维明维慎，精粗巨细，载谋载度，从心之制。义所当为，予何敢止？义所当正，予何徘徊，出入视此，求仁得仁。”[14]宣示坚持公平正义的处事原则。 郡志对周瑛在抚州的政绩，有个概括的记述，曰：“兴水利著政本，第输纳著政均，力行保伍之法，权右以为不便。”[15]意思是，兴修水利，用心培植农业这个“政本”（古代视农业为政治的根本任务）；评定民众缴纳赋税的等纳，力求均分，合理负担税负，抑制豪门贵族势力，维护平民利益。并大力推行保伍法，劝善戒恶，违法实行连坐，安定社会秩序，改善治安环境。 属邑崇仁县（今属江西）巴罗山区，有座茭陂，始建于唐代，灌溉桑麻田地。因年久失修，闸版损坏，致使陂水白流。耆老孙孟献上状周瑛，切切请求修复。周瑛州事虽然繁多，但不敢疏忽政本农桑，有志兴复茭陂水利设施。遂冒着春雨，跋山涉水，寻找旧址，勘察实情，部署施工。周瑛作诗纪其事，曰：“逸道以使民，谅民无怨吁。万锸当云集，黍稷歌与与（形容作物茂盛）”。（《视茭陂陂》）[16]意为使用民力安然有节，民无怨言，积极参与修陂，期望粮食丰收。生动反映周瑛“兴水利著政本”事迹。 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周瑛到郡第二年，抚州府学火灾烧毁，周瑛着手修建之。[17]明官修国史引《江西省志》称，抚州知府周瑛，“纯朴谨厚，以文事饬（训导、整治）吏治，安静不扰，民寔父母之”。[18]意思是用古代的政理引导、整顿吏治，宽简安闲，政不扰民，因此，老百姓视之同父母。 周瑛到抚州之初，曾与友人谈及主持郡政之道，在于“以虚为郡”，力求物我合一，恩怨两忘。[19]所谓“虚”，就是为政宽简，政不扰民。因其任上旗帜鲜明地抑制豪强势力，触犯其既得利益，而招致怨恨。成化二十三年（1487）末，周瑛再次有解职的传闻。 周瑛是个典型的儒官，志不在官，在于学以至道，故对进退坦然处之。他以诗抒怀曰：“解郡复解郡，解郡乃吾志。谈笑离别间，行我心上事。驭世既阔疏，赋性复粗梗。”“拂袖归田园，闲门谢卿相。白云有去来，青山本无恙。”[20]自感天性耿直，不善阿世，故反视罢职为解脱乐事。古人视归隐为高风亮节，非今世功利人所能理解的。 改知黔郡 因俗为政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周瑛改知贵州镇远府（今贵州镇远）。贵州地处西南边疆，当时被视为“风俗杂夷夏，蛮獠混生熟”的荒地，此命贬谪之意是不言自明的。周瑛作为臣子，依然谢恩拜命。郡守丁凤仪以诗赠行，周瑛次韵奉酬曰：“君子行道心，不是为窃禄。世路有险夷，君子何恶欲。”“所恨材智浅，无以供臣仆。”《赴镇远，郡守丁凤仪以诗见赠，次韵奉酬》）周瑛所谓“材智浅”，就是他初闻解郡时所云“驭世既阔疏，赋性复粗梗”。即为人迂拙耿直，不顺世情。后来在《次丁凤仪见怀六首》中，又云：“世非不我用，我道与世违。”亦是此意。在他赴任道出抚州石林书院（宋代知州叶少蕴建，其裔孙重建时，尝请周瑛作题署），特地登门鉴赏自己当年的题署，自感“神雋出奇”，不让古人，但势过险迫，少雍容和缓态，是其不足。周瑛曰：“古人谓‘字为心画’，观此，则予改郡以去，夫岂自外至哉？”[21]意思是，字随人心而画，见当年字势之病，便知此次改知镇远，并非外来，而是自己处事过于险迫，缺少雍容和缓之态。这是作为理学家周瑛的“内省”（反思）所得。由此反证其锐意革弊立新的执政风格与个人不阿世媚俗的正直品格。这正是他一生信守不逾的“古道”。 周瑛抵贵州后，方知镇远为云贵门户，并非传闻所云的令人生畏之地。其《贵州即事》诗曰：“好山明媚映晴川，贵省谁言声教偏。路远轮蹄皆入贡，时平民物不知边。华夷普照无双日，雨露覃敷共一天。最喜南来诸逐客（贬臣），寒炉次第死灰然。”[22]反映他到贵州后的开朗心情。 史志对周瑛在镇远府的事迹，记载极为简略，郑岳《莆阳文献》周瑛传称“调知镇远，因俗为政，不鄙夷其民”。《大清一统志》传略曰：“周瑛，莆田人，弘治初知府。博学能文，勤于政事，建城置堡，至今赖之。”[23]周瑛文集中的一些诗文，记述了镇远任上的若干片断。 周瑛先是向府吏索取郡乘，以便借鉴故实，可惜亡失。于是自己动手，“考地理以求险易，询敌情以求缓急，访民隐以求休戚。至于学校农桑、户口田赋、课程徭役、民物谷畜、法度典章，凡政事所关者，皆博求之。阅（经历）明年，颇得要领，拟即所见而次第行之”。（《修镇远府志序》）[24]即考察调查地情，制定计划，有序实施。他认为，“居一官而不知此官之政，是于此心为未尽知，而不能自致于物，是为不能举其职；不能举其职，而不奉身以退，则是爱官重于爱道，皆非也。瑛于是知所择矣。虽然，道者万世之公也，政者一时之宜也。苟有益于民，后世必有能举而行之者矣。”反映其奉公为民的使命感。 周瑛享有文名，虽飘泊遐荒，文事甚忙。贵州布政使延聘他篡修《宪宗实录》贵州部分，事毕，府卫诸公为其饯行。周瑛慨叹：“投荒万里愁无伴，倾盖片时逢故知。”石阡府知府祁顺，亦延请周瑛为重修郡志作序。祁顺为东莞（今属广东）人，进士出身，初为户部郎中，有学行，尝奉使朝鲜，受人敬慕。明宪宗赠诗誉之“中州孤风凰”。后任江西左参政，亦有重望，因部使者按事牵连，而贬知石阡，与周瑛志趣相投，成为知友，常有唱和之作。周瑛有“多少情怀谈不尽”之句。他们多是端直忠信之士，在此相与抚慰，重燃报国之志。时邑人林俊因直谏宪宗禁佛，被谪官云南，此时擢云南按察副使，路过镇远。周瑛赠词四首，称赞林俊“樽俎识英雄，玉立山耸。孤怀不与俗人同，一疏汪洋忧国泪，非少非翁”。借以抒发自己宠辱不惊，不负苍生的大丈夫情怀。周瑛获悉贬官镇远通判的高监，量移青州府，赋诗赠别，曰：“黔郡诗篇收旧稿，青州邸报有新欢。临行赠处无他说，忠孝相期此肺肝。”仍不忘以忠孝相勉。 一日，周瑛与友人出游，观看高空走索表演，鼓声中演员在绳索上或行或止，或坐或眠，如鸿雁高飞，如猿猴攀木，“脱胎未换人间骨，献技自比云中仙。”友人作诗警诫世情习巧成癖，周瑛和诗曰：“我因停杯呼群儿，人生须悟生杀机。万事只宜平实做，平实应无颠扑时。”[25]又曰：“造化小儿真小儿，翻来覆去无停机。鸾凤在棘成在野，古来贤哲谁逢时？”实为宦海人生的经验之谈。 《贵州通志》收录周瑛《独啸亭》[26]诗。该诗记述镇远任上，每逢政闲佳日，“散步自扪腹，仰天舒郁襟。”“正声发辱齿，余响振林木。”“缘非不平鸣，祇用矫庸俗。”“燕雀莫惊猜，吾将逐黄鹄。”不改正俗治世、立身行道的大志。 周瑛在镇远，三年秩满，归莆省亲。明弘治元年（1488），王恕为吏部尚书，起用周瑛出任四川参政，后转右布政使。任上，“咸有善绩，尤励清节”。[27]给事、御史交章举荐，大臣亦了解周瑛，因母丧而归。服除，已是望七之年，遂请致仕。孝宗嘉之，例进一阶。弘治十四年，兴化知府陈效延请，与黄仲昭共修郡志，周瑛领总志，十六年书成。卒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八十九岁。生前，自撰墓志，自叙邑里、世系、履历，以授诸子，曰：“我他日弃诸子，诸子无妄费金帛粉饰吾事，以诬天下后世。”[28] 官有善绩 博学多才 周瑛一生，居官三十春秋。善于抓纲治本，锐意革弊布新，宽严相济，视民如子，勤于自警，清廉务实。所任皆有善绩。朝廷有旌异，百姓为立祠。挚友林俊，对其执政特色，有概括的评价，曰：“公政用宽，继用严，继复静睱举之。教民有礼，课士有程，不举女有禁，祠山有辩。陂水利著政本，第输纳著政均，立保甲著政原（兴修水利，致力于执政根本；评定纳赋等级，力求公平执政；建立保甲制度，着力于治政之本原）。 镇（贵州镇远）不鄙夷其民，文教之修亦发端于此矣。藩政（四川布政司）别立老格，犹以古见迂世之求人者，盖亦详矣。”[29] 周瑛一生，好学成癖，居官不废读书，所到之处，皆自建书宝，静心读书。在贵州镇远，尝于石崖之上建书室，政暇坐室中读行橱所有书。客人问曰：“先生年迈矣，尚占毕未已（仍诵读不已）乎？”周瑛答曰：“天道备于圣人，圣人心术寓于书，而易、诗、礼、乐、春秋，皆书之大者。读书则有以探圣人心术精微之蕴，而天道可得，以是而立三纲，以是而秩五常，以是而酬庶务。天地所以位，万物所以育，皆是物也。恶（怎么）可不读书？”[30]收心读书，居敬穷理，由博返约，融会贯通，由体及用，归于一本，正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学者称其为“翠渠先生”。他认为，“六经自有安民术，莫向劳门苦着机”（《与同年熊腾霄分舟之任，临别赋此》）[31]“咀嚼六经髓，呵为天下春。”（《杂咏四首》）[32]“千古圣贤学，百年经济怀。”（《到广德作东园书室》）[33]居官从政，安民济世，是他读书行道的实践和成果。周瑛不但居官有善绩，在学术上亦有建树，故被誉为“理学名臣”。 周瑛博学多才，举凡天文地理、自然物理，皆究心体索，尤精于理学。诗书琴画、词曲律品、史志字学，皆有声名，可谓集政治、哲学、文艺、史学为一身，政学兼优的儒官，其博学多才，为当时官吏所少有。 周瑛著述丰硕，有《经世管钥》、《律吕管钥》、《字书篡要》、《词学鉴蹄》、《地理蓍龟》、《翠渠类稿》、《广德志》、《蜀志》、《兴化府志》、《漳州府志》等。诗文有《水云稿》、《金台稿》、《金陵桐川稿》、《临川稿》若干卷，藏于家。[34]晚年尤注意《周易》，参同契作本义，屡加删定。与邑人黄仲昭同修《兴化府志》，议论间有不合，固持己见，自号“莆阳拗史”。其文章浑厚雅健，诗格调高古，晚年归于平淡，不以繁音缛节，务求谐俗。清《四库全书》所收《翠渠摘稿》七卷（另补遗一卷），系门人林近龙选录付梓，故曰“摘稿”。 注 [1][11][12][20][22][31][32][33]周瑛《翠渠摘稿》卷七。 [2][24]周瑛《翠渠摘稿》卷一。 [3]“损上益下”，系《易经》彖辞，原意为君子为民，减损自己的享受，而增加下民的福利，所以人民不尽喜悦。 [4]《江西通志》卷五。 [5]陆容《菽园杂记》曰，周瑛《祠山杂辨》，辨及“埋藏”一事云，埋藏本为山泽之祭。祭品置于穴中，因地热故，易于腐化。道流欲神异之，故为过言，以骇愚俗耳。 [6]《江南通志》引《广德州志》亦然。《大清一统志》卷九十二，周瑛传略。何乔远《闽书》本传作《教民杂录》。 [7][8][10]《翠渠摘稿》卷五。 [9][27]《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周瑛传。 [11]据周瑛诗《成化庚子冬，有南京礼部之命⋯⋯》，《翠渠摘稿》卷六。有传记误作成化十四年。 [14]《翠渠摘稿》卷四。 [15][29]林俊《周瑛墓志铭》曰：“陂水利著政本；第输纳著政均；立保甲著政原。”“著”为“著力”“著手”“致力”“用心”之意。古代政治家视农业为政治之根本，水利又为农业之本，故曰“兴水利著政本”。 新版《闽书》（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为“守抚州，兴水利，著《政本》第输纳，著《政均》自叙居官行已，抑畏天命，凡有事，人不及知，而暗合于天者。”将“著”字解为著述，以至整句混乱不堪，显然不通。查周瑛著述，亦无《政本》、《政均》二书，亦可证其误读也。而“自叙居官行己”句，系周瑛自撰《蒙中子圹志》语，移花接木，断章取义。今传记亦袭其误。 [16][25]《翠渠摘稿》卷六。 [17]《江西通志》卷十七。 [18]《明一统志》卷五十四，周瑛传略。 [19]周瑛《续骚亭记》（《翠渠摘稿》卷三）。 [21]周瑛《观石林书院题署》（《翠渠摘稿》卷四）。 [23]《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九十五。 [26]《贵州通志》卷四十四。 [28]周瑛《自撰蒙中子墓圹圹》《翠渠摘稿》卷八）。 [30]周瑛《石崖书室记》（《翠渠摘稿》卷三）。 [34]《明儒言行录》卷六，周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