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彭韶，字凤仪，自号从吾，明兴化府莆田县涵口（今黄石镇）人。明天顺元年（1457）进士。仕途以司法为主业，官至刑部尚书，有“彭青天”之誉。 怀忠奏事 两下诏狱 明宣德五年（1430），彭韶生于儒士之家，自幼庄重警敏，读书不倦。父思孝为耆儒，因助门生陈某举债，后代偿五百金，几至破产。父殁后，家计困难，彭韶从容开导寡母，允许其授徒，以补助口食。[1]景泰六年（1456），彭韶乡试中举，明年，再登进士第，以会试第七人拜刑部山西司主事。[2]在任三年，后因母丧归莆守制。 明成化元年（1465），彭韶起复，改任刑部广东司。不久，署（代）员外郎。时朝廷破格将张岐自州郡官，直接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都察院副长官），协管院事。彭韶疏言其人非才，不当任此职，宜用王纮等有才望者，以伸公论。不意忤旨，下锦衣狱。给事中毛宏等上疏谏言：“（彭）韶持论虽过，心实怀忠。”宪宗不从，而以罚款赎罪（古称“输赎”）得以复职。[3]不久，进升本司郎中。 刑部职事素称繁重。所按察事件大多涉及权贵近臣，往往予以宽贷。彭韶却一身正气，不为少屈；对被冤枉受气的平民，则及时梳理辨析，为其平反伸冤，而不问自己是否得咎罹罪。 明成化五年（1469），锦衣卫指挥、外戚（皇太后之弟）周彧，奏乞将真定（今河北省正定）武强、武邑两地，未列入地籍纳租的民田，籍为“闲田”，划归己有。宪宗命刑部派遣处事公正的官员前往复勘。同僚一致推举彭韶应命，遂与御史季琮一同前去。 彭韶到真定勘察时，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彭韶倾听百姓诉求后，访知来胧去脉，又实地察看。原来此处田地，自祖宗时便许民垦种，成为恒产，并免除租赋，藉以劝农。由于田地有高下之分，岁有旱涝之遇，旱时靠下田收成弥补高地欠收，涝时则以高地弥补低田。沿河之田，因水流变动，收成不定；盐田脊地，亦往往多年无收。百姓多截长补短，取彼益此。依靠这些地业，尽力耕种，亦只能补给生计而已。若按现有地籍丈量计亩，其余皆夺为“闲地”，其结果，百姓因失地无依，非死亡即逃亡。 彭韶既搞清问题焦点，是皇帝近臣与民争利。出于对百姓疾苦的同情，未遵旨按亩丈量田地并取具结，便归朝还奏。 彭韶奏报曰：“臣以不欺为本，虑事以大体（大局）为先。”并例举战国冯驩故典[4]说明之。他详尽奏报真定土地的历史与现状，认为若以一亩论一亩，其余皆视为闲地，必然夺取百姓赖以生计的地业，必致民于死地。曰：“自古立国，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内，理宜加厚。戚里近臣之家，锦衣美食，富贵两全，何待与民争艰食之利哉！伏望陛下特悯其祖宗开种艰难，念其子孙衣食所托，量加宽恤，庶几民间知有生生（繁衍不息）之乐，则本固邦宁。臣等所向者，祖宗万世之仁，事关大体而已。”[5] “民为国本，民以食为天；食足则民安，民安则国安。夺民田以厚贵戚，实为重伤国本之举。”彭韶正是从“国本”的大局考虑问题，衡量利弊得失，毅然疏请制止贵戚侵夺民田行径，同时自劾未能遵旨，“不曾依亩丈量，合当有罪”。 疏入，宪宗甚怒，批曰：“这地复勘明白，朝廷自有处置。这厮每既承差委，却称不曾丈量，妄引战国时事自比，但知邀名，不顾方命（抗命），好生不知大体，锦衣卫拿来问！” 宪宗最终虽亦诏令“以田归民”，彭韶却因不忍坐视小民田产被夺，为民请命，却再次下锦衣狱。御史季琮亦以同事被收监。三次审讯，彭韶总是包揽过失，声称御史并无参与其事，为其开脱，令办案者大为感动，而为其辨白，经谏官交章论救，终于获释。 不久，又有亲臣奏乞恩赐荒田，宪宗环顾左右曰：“彼不见周彧之事，奈何又乞田耶？”可见彭韶谏止赐田的影响之深，连宪宗亦不得不引以为戒。当时，彭韶与刑部郎中何乔新，同以执法不挠而享有盛名，一时称“何彭”。 按察蜀滇 力除民瘼 明成化六年（1470），彭韶升四川按察副使。任上，巡察各地，查处积案，缉凶摘伏，为民平冤，除恶务尽。开县（今属重庆）刘氏，先前将户籍一分为二，一徙一留。后徙者复业，与留者争担里役不得，遂暗地唆使安岳县扈氏兄弟，焚灭其家，烧死男女共二十一人。邻人诉于知府衙门，却以“事不关己，且无证佐”为由，压下二年不理。彭韶巡行至县，闻之大骇，立予理案，捕得扈氏及其徒十余人，一经审讯，诚心服罪，遂置之以法。明年，巡至合州府（今重庆合川市）属邑定远，有曾氏从兄弟数家群居邑中。一日忽闻盗至，争先逃难。其弟乘机潜入兄家，掠其家财，而推诿于他盗所为。兄探知所由，遂诉于官。弟气急败坏，纠集群小尽杀兄家一十二人，却伪装不知，持状诉于官。彭韶慧眼识奸，立予审讯，供得凶党七人，处以死罪。于是，每逢彭韶出巡，郡民争挽肩舆，争取先到本境按察。 明成化十一年（1475），彭韶升任按察使，镇守云南。太监钱能差遣千户崔昇等人，进贡六只大象，通知沿途各驿站、衙门接待，一行十八人。一到驿站，不问草料有无，先行责打三十大棍，又怪不行远接，无故将役夫脖颈锁于象脚，非法拷打，勒要相送银两，有贿送方予脱放，无送者昼夜拷责，只好借银贿送以脱身。 崔昇一行到当地衙门后，大摆京官威风，不问品级大小，公然高坐堂上，要各官跪拜，称号大小老爷；跪拜迟慢则大棍受刑，并吩咐要银打发。若不办，就将大象赶入衙门，日支象粮三石。衙府因惧怕住滞日久，无法负担，只得借银打发。 值宪宗诏令求言，“凡天下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彭韶于是上疏，揭发钱能遣人进象，沿途索贿酷害军民行径，乞加禁约。彭韶疏曰：“臣闻自古帝王，不患娱心之不足，惟忧德业之未隆；不患备物之未能，惟患盈成之难保。是以勤俭守己，抚绥远人，诚不敢恃太平而自暇逸也。勤则刚断于事，俭则不贵异物，柔远人则体息物力。窃见镇守云南太监钱能，屡贡宝石、象马、禽鸟等物，近又进金灯，号为绝异。上无以助圣德，下无以慰军民，未见其为淳实忠爱也。伏闻禽畜之类，内苑已备；宝石等物，非所急用。有之无益，无之无损。万里传送，势必劳扰。承遣之人，孤假妄为，亦或有之。伏乞陛下广德业、主盛美，念守成之艰难，断自圣心，将前项物件撙节罢去。严勅内外臣下，敦素守法，抚安夷民。”[6]彭韶疏言，直斥太监钱能之恶行，侧击宪宗之侈心，再次显示其忠直之性。宪宗仅对奏议批示“礼部知道”而已，而未将钱能处理。 彭韶于四川按察使任上，还大力破除迷信鬼神陋俗，“尽撤境内淫祠”（土神庙），将五里庙神像打碎，而主祀北宋“铁面御史”赵抃。时王府祭葬旧遣内官，公私烦费，彭韶亦奏罢之。 出守广贵 兴学罢贡 明成化十四年（1478）春，彭韶迁广东左布政使。下车伊始，召集父老百十人，询问民间疾苦，与利弊所应当兴革之事，付诸实施。任上，废除虐民之政，任劳任怨，必欲事事不损害人民利益。当时衙门从民间补充吏员，往往视其家族背景和贫富，区别纳银获职。彭韶叹曰：“取其财而责以不贪，可乎？”于是，选拔俊秀善书者充当吏员，以才补吏，革除以财补吏的公堂宿弊。每月逢初一、十五，亲自接受民众状词，一日多至千百份。彭韶剖决如流，像对待自己子弟一样谆谆告诫，感化人民。以至原先愤然不平者，耻于进见而自行离去。新会县监生陈献章，心术正大，识见高明，涵养有素，德性坚定，立志愿学，荣辱不惊。彭韶特上疏奏请，“以礼征召，处以在京儒职事，必有补助圣德，风动士类”。[7]吏部奉旨以礼起用之。 广东地处岭南，盛产山海奇珍。朝廷屡遣中官采办贡物，诸如蜜煎果品、禽鸟海珍、藤漆银镶器皿、布匹药材等物。镇守两广太监顾恒，采办土特产物八十余种进贡。彭韶上疏指出，臣子贡献珍异物品，陷于谄渎而导侈（谄媚亵渎，诱导侈靡），并非诚敬之心，谏乞逐年罢止进贡广东土物。曰：“自古圣王之御天下，所履者俭约之德，不惟无求于异物，纵有异物亦不用。诚以宴安溺志为可耀，盛德大业为难保也。伏愿陛下勿恃太平，勿贵异物，躬厉勤俭，以化天下。”[8] 明成化十五年（1479）八月，太监韦眷为广东市舶司监，奏请再拨六十名役户，供其采办贡物之用，宪宗钦旨从依。彭韶鉴于时俗大变，百废侈丽，进献多门，以至危害财用，上疏指出：“今十分爱惜，加意撙节，犹恐无以为继，况又更启他端，而以杂用，其何以善后哉？”认为：“自古帝王，保民致治，皆由于勤俭。内外臣子，守官驰誉，亦非纵意取欲可能得也。”[9]宪宗诏减其半。 明成化十八年（1482）六月，彭韶再次疏劾违法采办贡物之事。时广东及至自浙江镇守等官，俱各差人到广东收买稀异禽鸟进贡。广东珠池监丞黄福，遣侄男黄显宗等，押送九船贡物上进。御用太监梁芳，亦遣其弟锦衣卫镇抚梁德，采办贡物。彭韶认为，高、廉二府，近界安南（今越南），南海紧靠番洋。“外夷传闻，必以为中国所好，非所以增光圣德。”有损国家声誉，对番船走私亦更难禁止。梁芳、黄福遣弟侄自备进贡，“不惟朝廷尊严不可亵渎，亦恐彼此夤缘，别生利害，不可不谨”，于国家大局，不安、不便。故奏请令各处勿进禽鸟，停罢自备进贡。[10] 彭韶疏入，宪宗下旨责备镇守两广太监顾恒，对其供办虚塞，不行尽职，感到不快。又因有司官员“累次奏扰，烦渎朝廷”而不悦。梁芳乘机在旁谗曰：“彭韶事事邀名方命（沽名违旨），徒以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乃益无忌。”宪宗瞠目止之，梁芳伏地叩首谢罪。 彭韶于四川、广东任上，缉奸追凶、为民平冤事迹传遍郡县，人称“彭青天”。以至每次出巡，郡邑人民争挽肩舆，热切希望先至其境巡察。在广东，每月朔望日受民投状，日至千百纸，剖决如流，告诫谆谆，如告子弟，民卒感之，以致有不平辄耻见彭韶而自去者。因其多次疏奏罢止贡物，触犯内臣近侍，并语侵“圣德”，终以“忤旨”调贵州布政使。“启行之日，广东父老涕泣河下，如志慈父母，至有追送数百里外者。”[11]可见其得民心。 明成化十九年（1483），彭韶莅任贵州左布政使。任上，鉴于贵州地方避远，民俗落后，铨选学官少有到任。儒学二十一处，共缺教授一十余员，以致士无专师，人不乐学，儒风不振，民俗如旧。彭韶在四川时，知成都、重庆府举人徐䙗、何光荣、牟伟等人，博学明经，均因会试不中，居家二三十年。认为“此等之人，时所难得。若加录用，士必知劝。且川贵两地，相去不远，各人学行老成，实堪师范”。于是，上疏力荐，乞请由吏部将徐䙗、何光荣等人，礼请到部，量才授予儒官职事，安置于贵州儒学，不但贵州士风民俗之急需，亦不至于有用人才被遗弃。宪宗降旨吏部实施。彭韶在贵州任职仅九个月时间。史志称其“因俗为政，贵人安之，（做法）亦如广（东）焉。”[12] 巡抚两畿 疏论时政 明成化二十年（1484），吏部尚书尹旻，屡次推荐彭韶“可大用”，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苏、松（今南京、苏州、松江）等处。任上，“惟镇以简静，而吏民不敢犯科。”[13]翌年正月，宪宗星变求言。彭韶不因在外而自诿缄默，以“政治终始”为主旨，直言朝政之失。 彭韶提出：“更新曰始，成功曰终。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虽尧舜之盛，不能外矣。”认为：“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之初足矣！”他概括指出宪宗慎始而未能善终之处。其一，成化初，废立中宫，家礼严矣。近年镇守内臣，或加中宫，又褒升其家。此陛下正家之礼，有未终者也；其二，成化初，内侍稀简，防微深矣。近年，大小名数增以万计，利源、兵柄多付其手，违禁犯科少有加罪。此陛下虑防之意，有未终者也；其三，成化初，禁止天下贡献，俭德著矣。数年来，镇守公差，争求珍异充贡，名充贡奉，实剥民财，水陆劳扰，私望披恩，公家归怨。以陛下持俭之德，有未终者也；其四、成化初，保傅六卿，未尝轻授。近年，公卿辅臣，无故辄加保傅；孰不阿顺从欲，图后宠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终者也。” 彭韶曰：“臣闻因事为功，古人所贵即其已往，而慎于方来，斯所谓谨始而勿失，则德泽加诸当时，声明昭诸后世，所谓善终。《书》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此真陛下大圣人事也。”[14]直指宪宗近年主政之失。时彭韶本已召为大理寺卿，因其疏论过于切直而犯颜，上任途中改任原职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兼整饬蓟北军务。任上，彭韶不改其志，仍就改进粮运以便利军民，上疏建言，并再次应诏星变求言，疏论时政得失。 治理浙盐 建言政事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宪宗病死。翌月，皇太子朱祐樘奉诏即位，是为明孝宗。孝宗乃有为之君，主政后起用一批忠直才干大臣，修明朝政，造就中兴局面。时臣僚交相荐举彭韶等，为人望所属，当予显用。召为刑部右侍郎。 明弘治元年（1488），浙江嘉兴百户（卫所军官）陈辅犯私盐罪事发叛乱，攻掠府城，遁入太湖。彭韶以风力之臣受命前往平叛，追捕陈辅部众，劾罢守臣，治安遂定。适户部奏言两浙盐法久坏，遂命彭韶以本官兼左佥都御史留浙治理盐政。彭韶早夜讲究利病所在，认为浙西因通舟楫，盐利多于浙东，而浙东则对盐户强行摊征税物，以致税负过重。于是奏请调整盐课政策，对历年旧欠，视其年限久近酌情减免，复减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课额。事毕还朝后，又画盐户晒淋、煎熬、折阅（低价出售）、倍征（加倍征税）之状八图并配诗解读进呈，加深朝廷对煮海盐民贫苦生活的了解与同情，户部复议通过，并作为定例，为孝宗所采纳。彭韶正是通过减免盐民税负，增加收入，力图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安定。 彭韶还朝后，见孝宗求言诏，遂单就刑部若干事务建言，揭露派发囚犯佐工运灰，以备紧急修缮工役，如近闻修竣河堤，以待终丧吉日游观；扮饰馆宇，以俟不时行幸。刑部追回各种赃罚款，皆军民膏血，近闻取用以供佛奉道。彭召韶曰：“臣诚恐行幸游观，侈心萌而或入于声色玩好；供佛奉道，怠心起而不究于修齐治平。”孝宗嘉纳之。 明弘治二年（1489），彭韶转任吏部左侍郎。 明弘治三年（1490）冬，孝宗因星象异变，诏大臣陈言军民利病，时政得失。彭韶疏言四事，“军民利病有二，曰厚根本，曰减役钱；时政得失亦有二，曰正近侍，慎官爵”。 早在宪宗求言时，彭韶曾疏言内臣近侍干预朝政之弊，时下帝王左右侵权者依然众多。彭韶指出内臣近侍干政的诸多表现及其危害，曰：“内臣出入左右，言语轻重，能为祸福。今兵马、钱粮、人匠、柴炭，利源尽付其手，巧取豪夺，谁能诘之？凡有章奏，先允而后下部承行，不复审处，有失政体；对罪犯多从宽免，殴人致死亦不按问，按问成狱（已定罪之案），旋复宽宥，有失刑威。对耗财妄费，不但不禁，反而助长。第宅逾制，服食求奇，声势移人，望风震慑。”疏谏孝宗“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明克勤，以折其气。上法祖宗，乾坤独断，褒善良而亲忠良，远佞媚而斥奢纵；事务归于所司，威福必由己出。”并建议改革午朝制度，专议“经邦急务”重大国事，帝王既可熟悉世事，亦从中见识群臣之高下，率领群臣兴事。彭韶疏言得到孝宗嘉纳。 执掌刑宪 守法不挠 明弘治五年（1492），彭韶升任刑部尚书，命侍经筵。时安远侯柳景总镇两广，赃银八千两之巨，为都御史秦弦所举发。事闻有司，彭韶欲将柳景绳之以法，并奏夺其爵位。柳景挟外戚亲贵势力，企图攻破彭韶法网，排挤御史秦弦于险地。彭韶竭力保护秦弦，坚持法办柳景，并追回赃银八百两，不及赃数十分之一。柳母奏乞宽免，孝宗有旨免其余欠。 彭韶守法不挠，再次抗旨疏论，曰：“陛下优待贵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等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顺，以图自便。（柳）景应追赃数十未及一，乃尽行蠲宥（宽免），此非直祖宗未有，虽前代亦未之见。唐宣宗时，元舅郑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韦澳械其庄吏，将置于法。宣宗欲宽之，（韦）澳谓‘如此是法独行于贫户。宜侯征足乃释之。’彼唐宣宗时尚能如此，岂以圣明顾反不及耶？况（柳）景既无元舅之亲，赃银又非官租之比，监追未久，遂得宽释，是臣等守法有愧于（韦）澳也。海内闻知，贪饕之徒窥此举措，一旦释之，其物论（公论）何？且（柳）景赃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营求而复矣。爵位既复，又可营求出镇矣。奸回藉口，良善解体，诚非国家之利也！伏望仰念成宪（法），听依旧监追（赃），庶法度明而事体正。”终不为孝宗所采纳。孝宗对彭韶忤旨并未过多计较，然其身边一些不乐彭韶所为者，处心积虑，摘其属官细过恐吓之。彭韶坦然由之，始终不为此辈恶行而沮丧失意。正是因其守法持正不阿，贵戚中官往往不得不为之敛手。 不久，孝宗因大旱求言。彭韶借本部所掌职事，条陈时政得失。一是群臣左右，安于故常，不敢有所论列；二是执法不公，内臣杀人宽贷不死。刑部先前审理内官王萌、苗通、高永死刑案，三犯本该处以绞罪。各累诉冤枉，孝宗饶死，发充净军（由阉人组成的军队）。彭韶曰：“臣闻自古帝王虽贵近必刑者，所以彰天讨（上天惩戒罪人）之公。若杀人不死，复何所畏惮？伏望陛下畏天勤政，守法图治，事至物来，随即予夺，宫中外庭，视为一体。自今以往，勿复轻纵，庶得法度均平，人心悦服。” 彭韶又以所审理的百户谢原踢入致死案，疏言勋戚特权害政之弊。指出，今修皇亲昌国公张峦坟墓，比诸往年勋戚之家相去悬绝，凡制式各为宏壮。差官领军万数，轮流上工，计年不足，恐非人臣所敢当计。执役军官畏惧鞭打，不得已出钱雇役；中间贫乏者随上随逃，而管军、工官又复请增员，前后辗转，不得休息，满腹怨言。管军何三因脱逃不还工钱，而被谢原脚踢身死。彭韶认为，命案虽与世情艰难、财重命轻有关，实乃营造昌国公张峦之墓所引发。为此，疏谏孝宗以恤民之心，压缩张峦陵墓工程，依式修建，使得早日完工，从根本上避免此类工程命案的发生。 从执法角度而言，由个案推及政制政风，由表及里，寻求发案根源，力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正是彭韶执法的深远高明之处。故史志称，彭韶“谨于守法，亦常有法外之意”。[15] 由于彭韶一再论弹内臣近侍弄权干政，故对彭韶既畏惧又厌恶，不断罗集彭韶属官的小过失，恐吓他。彭韶一身正气，不为所动。 明弘治六年（1493），彭韶因病告假。不幸家中连遭变故，两子三孙相继夭亡，哀思过度，力不能支，而生去意，累疏乞休。孝宗勉留再四，命御医视病。适逢长期共事协和的方正大臣王恕（吏部尚书）、何乔新（刑部尚书）相继去职，难免心感孤单，去意更加坚决。弘治七年六月，彭韶再次连上三疏乞退。孝宗见其诚乃允，特命乘驿传归家，优礼致仕。 彭韶居家养病一年多时间，于弘治八年（1495）卒于家中，终年六十六岁。讣闻，孝宗哀悼，赠太子少保，谥惠安。 当朝名卿 文章不朽 彭韶居官三十余年，由刑部主事直至本部尚书，政声远播。郡志称其“莅官忠诚恳至。在外台，则务平冤滞、剔奸蠹、敦风俗、恤民隐（苦）；在内台，则谨于守法，不为利疚，不为势回，而亦常有法外之意。”处事善于着眼“大体”（大局），推究根本，显示其深识远见。屡献忠谠，直言朝政之弊。 彭韶作为刑宪之官，遵循儒家法制本义，务求明慎而以忠恕为本。视刑法为教化之辅助手段，使法为善者所恃，恶者所惧，终以导民远罪从善为目的，深得先贤法理之本义。而尤以不避权势，公平执法，为民请命，而为民所拥戴。“人爱若亲父母，巡历愿先入为快，留则乐、去则忧，别则走送泣下，惟不利于貂珰（宦官内臣）”。[16] 彭韶居官，谠言正色，秉节无私，为平民百姓所拥戴。明代莆阳名臣宋瑞仪，在追记彭韶生平事迹时称：“在官守，处事精明，驭吏严整，事无巨细，必身亲视。国事如己事，视民病如在己身，至诚贯彻于上下。所至如春风和气著物，随所遇无不发生。立朝直前，无所畏缩，忠义激愤，不以祸福婴怀。谠言至朴，所以开上心、拯时弊，别白是非邪正，排奸佞而触貂珰，务使为善者有所恃，为恶者有所惧。暮年名德益尊，上则九重知之愈深，下则贤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走卒亦皆知其名。”[17] 彭韶居官，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一时望重朝野，誉为名卿大佬，而自处退然若一寒士。 彭韶居官，好学不倦，重视借鉴历史经验。出任四川按察使时，特录名臣朱熹、真德秀有关修己治人论说，取名《政训》，刻板印行，与僚友共勉。赴任广东布政使途中，于荆江舟上，选先朝三十名臣作赞诗，并附列其志铭、行状、传记于后，以其功业、名节，德行、文章，及其纡国难、济时难精神事业以自勉。任上，又请友人编辑《政垣备览》一书，以备自览，并作序朝夕自警。[18] 彭韶重视地方志的资政作用。尝续修《莆阳志》十卷，在四川任上，篡《成都志》二十五卷。并为黄仲昭《八闽通志》作序，高度评价该书“上可资处分，下可备咨询，其功云劳，而所补不小矣。”誉为“资治之史”。[19]对于莆史亦有精到见识，认为“莆中先进之文章节义、政事功业，无出蔡君谟、陈俊卿、林光朝、陈宓、李富”。[20] 彭韶一生著述宏富，计有《名臣赞》三卷，《续修莆阳志》十卷。在蜀著《成都志》二十五卷；在吏部有《天曹日记》、《北岳代行稿》；在刑部有《秋台录》。平生杂著、诗文有《从吾滞稿》若干卷，及《奏议》一卷。传世文集《彭惠安集》十卷，收入《四库全书》，可能是《从吾滞稿》的一种抄本。《提要》称“其文虽沿台阁之体，而醇深雅正，具有根底，不同于神瘠而貌腴。韶之风节虽不藉文章以传，然文章亦足以不朽。” 明万历五年（1577），福建巡抚庞尚鹏重建彭韶祠，撰联曰：“盛德大功，四世国家元老，孤忠峻节，百年天地一人。” 注 [1][16]林俊《明资善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彭惠安公神道碑》（《见素集》卷十九）。 [2][11][12][15]周瑛、黄仲昭《兴化府志》卷三九，名臣传。 [3]张廷玉《明史》卷，彭韶传。今本《二十四史今译》译为“输送粮食至边防”，有悖原意。 [4]战国时，齐国孟尝君命食客冯驩去薛地收债，冯矫命尽焚债券，以收买民心。后孟尝君被废归薛，民皆迎之。终赖冯驩得以复位。 [5]彭韶《乞恩分豁地土等事疏》（《彭惠安集》卷一）。 [6]彭韶《为陈言事疏》（同上书）。 [7]彭韶《为荐举事疏》（同上书）。 [8]彭韶《为陈言进贡事疏》（同上书）。 [9]彭韶《为乞恩事疏》（同上书）。 [10]彭韶《为边方大体事疏》（同上书）。 [13]彭韶《为荐兴趣师儒事疏》（同上书）。 [14]彭韶《为陈言政治终始事疏》（同上书）。 [17]宋端仪《刑部尚书惠安彭公行状》（徐纮《明名臣婉琰续录》卷十九）。 [18]彭韶《名臣录赞序》，《自著政训序》（《彭惠安集》卷二）。 [19]彭韶《八闽通志序》（同上书）。 [20]彭韶《与郡守岳公书》（同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