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龚茂良，字实之。莆田县华亭人。宋绍兴八年（1138）登进士第，以年十八誉称“榜幼”。授南安县（今属福建泉州）主簿，后入为秘书省正字，累迁吏部郎官、监察御史、右正言、礼部侍郎等职，拜参知政事，又以首席参知政事行事。后因权奸构陷，被罢职贬逐屈死。 公忠直亮 治政有声 龚茂良于南安县主簿秩满后，转邵武军司法判官，又调泉州观察推官。居官廉勤，秉公断案，扶善除恶，为人称道。后荐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累迁吏部郎官。 宋隆兴二年（1164）三月，金兵南侵，张浚以右相督师江淮，抗拒金兵。龚茂良关心军事局势，致书张浚建言，曰：“本朝御敌，景德之胜，本于能断；靖康之祸，在于致疑。愿仰景德之断，勿效靖康之疑。”为张浚所赞同。由于宰相韩思退主和议，张浚终被罢职。龚茂良除监察御史。 宋孝宗执位后，极力培植自己的心腹势力，一些藩邸旧臣得到重用，内侍梁珂、龙大渊、曾觌深受宠幸而弄权用事，能为人祸福。为此，朝野甚为不满，京都流传民谣曰：“天上三奇日、月、星，地上三奇乙、丙、丁，人间三奇梁、龙、曾。”隆兴二年（1164）秋，江浙大水灾，孝宗诏廷臣进言朝政阙失与急务。龚茂良疏曰：“崇（宁）、（大）观、政和，小人道长，内则憸（奸邪）腐窃弄，外侧奸回充斥，于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阙。今进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内臣干预朝政，皇帝直接下政令），人心哗然，指为此辈。臣愿先去腹心之疾，然后政事阙失可次第言矣！”直指孝宗宠用内侍之失。孝宗并不因茂良言论尖锐而恼怒，反而擢任右正言。 适逢内侍李珂病死，朝廷追赠“节度使”之官，谥号“靖恭”。茂良谏曰：“中兴名相如赵鼎，功臣如韩世忠，皆未有谥，如朝廷举行，亦足少慰忠义之心；今施于（李）珂为可惜。”孝宗遂废止李珂谥号。茂良又极言龙、曾之奸回，称“二人害政，甚（梁）珂百倍。”孝宗告谕曰：“（龙、曾）皆潛邸旧人（皇子府第辅臣），非他近习（太子亲幸之近臣）比，且俱有文学（文字能力），敢谏诤，未尝预（插手宫廷）外事。” 茂良针对孝宗的辩解，于次日再次上疏，进一步揭露奸邪蒙蔽君王之阴险手腕，曰：“唐德宗谓李泌：‘人言卢杞奸邪，朕独不知，何也？’（李）泌曰：‘此其所以为奸邪也！’今大渊、曾觌所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颂其贤，此臣所以深忧。”疏入，压下不报，即家居待罪。 其间，朝中直臣纷起群攻曾、龙奸邪害政，茂良亦再度上章弹劾。孝宗念其公忠，诏授太常少卿，茂良五辞不拜。除直秘阁、知建宁府，茂良自知为朝中群小所不容，请祠而不允。其后，孝宗迫于朝中舆论，对曾、龙二人劣迹亦有所觉察，遂将其贬逐出朝，中外称颂。孝宗见识茂良公忠直谅，起用为广东提刑，就知广州（今属广东）。 时广东地处蛮荒，经济文教落后，历来是朝臣放逐之地。龚茂良大力建学兴教，在广州番山建立州学，又建番禺南海县学，落成之日，举行祭孔与乡饮酒典礼，倡导尊师敬老和谦让有礼之风。城东广惠庵，是中原衣冠来居死葬之地，岁久荒废。茂良寻访故址，新建海会塔，收藏暴露遗骨，以慰英灵。其善举备受称颂。 宋乾道六年（1170）五月，龚茂良奉命入朝进对。宋孝宗曰：“广南在祖宗朝，多以重臣分镇，后来士大夫乃以入南为惮。南方农事，近来如何？”茂良对曰：“岭外土旷人稀，亦多不耕之田。盖缘顷岁湖寇侵扰广东，人户流移，今渐次复旧。”茂良尝为谏官，因论听纳（纳谏）之道，认为：当以功效成否责言者，若未见功效而遽赏之，恐好言利害之人，纷然竞进。孝宗曰：“敷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意为功成便惕其车与章服，以表示其能用），岂可未见效使赏言者？”时邑人陈俊卿为左相，欲将茂良留于朝廷任职，右相虞允文不乐。时宋孝宗锐意恢复北土，俊卿因对恢复北土时机主张不合圣意，遂罢相，龚茂良亦未能留朝任职，除直显谟阁、江西转运判官兼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陛辞时，茂良亦有规劝孝宗审慎筹划恢复大计之语。 时江西连岁大旱，宋孝宗以一路救荒大政付托之。龚茂良奏免郡县积税，对富户止索缴欠税，开仓赈赡灾民；对灾后瘟疫，命医治疗，全活数百人；对州县实行按赈灾期限考核户籍耗损数，报请朝廷赏罚的措施，调动州县守令赈灾积极性，有效抑制灾民流移，稳定社会生活。因救荒有功，孝宗进茂良敷文阁待制，以示奖赏。召对时，茂良曰：“潢池（潢池，即池塘，意为民肌寒而吏不恤，致使盗贼舞弄兵器于池畔，并非有意为乱）弄兵之盗，即南亩（泛称农田）负耒（翻土农具）之民。今诸郡荒田极多，愿诏监司守臣条陈，募人从便请耕，民有余粟，虽驱之为寇，亦不从愿！”深刻揭示社会治乱之源。 以道事君 锐意革新 宋孝宗通过任用，已经认知龚茂良的吏才与精忠，遂于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除茂良礼部侍郎，又有急用为参知政事之意。因参政的任用，例于尚书职位上除拜，为此，孝宗手诏询问国朝用人典故，得知有过自从官除执政先例，次日即诏拜龚茂良参知政事，枢密院都承旨叶衡亦同拜参政。孝宗召见二人，赐坐，曰：“两参政皆公议所与。”二人起谢。孝宗复从容曰：“自今诸事不可徇私，若乡曲亲戚，且未须援引。朕每存公道，设有未是（不对），卿等宜力争，君臣之间不可事形迹。房、杜（唐朝辅佐唐太宗的著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传无可书之事，盖其辅赞弥缝，不见于外，所以能然。”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当启沃（竭诚忠告），岂容迹见于外。”所谓以道事君，即按儒家传统的君臣关系原则服侍君主，倡导臣子忠直敢言。 龚茂良于参政任上，锐意改革，清明朝政。吏治腐败，是历朝难以避免的痼疾。龚茂良针对吏部用人有法不依、用法不公、因例立法等腐败行为，向宋孝宗奏请修订《吏部七司法》，指出：“用人之道，在朝廷当量才以擢用；在吏部则宜守成法以差注（派遣）。法者一定不易（改变），不可私以方圆轻重也。法本无弊，而例实败之。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则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于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于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缘臣僚申明冲改，前后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情。有司巧于附会，多伦条目。臣谓用例破法者，其害浅；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诏有司讲求本末，将新旧法相与参考，旧法非大有所抵牾者，不可轻去，新立条制。凡涉宽纵，于旧法有违者，一切刊正。庶几国家成法简易明白，可以遵守。[1]此议为孝宗所采纳，对朝廷用人加以规范，促使依法用人，抑制私意徇情的腐败风气。 时淮南大旱，饥民嗷嗷待哺。龚茂良奏取封桩库（朝廷用以储藏每年国用之余及额外上供，以备非常之需的专用国库）米十四万石，委托地方长官赈济。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救荒应动用常平仓（地方设立用以调节粮食、备荒赈恤的专用粮仓）之粮，不宜取用封桩库米。茂良认为：“淮南与敌境近在咫尺，民久未复业，饥寒所迫，万一哨聚（相呼聚集），患害立见，岂能计较此米乎？”他正是着眼于国家政治、军事大局，果断处置救荒一事。他日，孝宗奖谕茂良曰：“淮南旱荒，民无饥色，卿之力也！” 龚茂良的公忠直亮，仕途隆兴，引起朝中奸佞的不满，处心积虑伺机打击陷害。适逢孝宗下旨查处潮州（今属广东）通判不法行为，该通判恰为茂良同乡。有同僚利用中书省职便，暗中交付大理寺审讯，企图罪及茂良，并将狱状进呈孝宗。孝宗见状，厉声曰：“参政决无此！”亲自为茂良辩护。茂良逊谢，不复自辩。淳熙二年（1175）九月，叶衡罢职，孝宗命茂良以首席参政行使宰相职事，足见孝宗对茂良之倚重。茂良坚持以道事君，倾力佐政。 龚茂良在首参任上，改革夏税预催制度。原规定夏税于每年八月半缴纳完毕。户部为不延误供应朝廷开支，要求于五月送达，迫使各地于三四月开始催收，而此时农作物尚未收成，民间苦不堪言，户部亦有“缺用”之难处，执奏不行。茂良提出：户部每年八月于南库借六十万缗，应付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措还。今若移此六十五缗于四月五月支借，则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孝宗称赞曰：“如此措置，不过移后就前，却得民力稍宽，于公私俱便。”诏令施行。茂良针对国用匮乏、支费日广，储备不裕的情况，强调对国家财收支“讲究措置”，须撙节（节制、节约）调度，方可无仓卒不给之患，显示其总揽大局，巧于理财。 宋淳熙二年（1175）十二月，朝廷举行太上皇（宋高宗）七十庆寿礼，例有恩泽，故中外臣僚觊恩求赏。茂良慨然叹曰：“此当以身任怨，不敢爱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转（广施恩惠赏官），不知月添给俸与来岁郊恩奏补几何，将何以给？”作为当家者，担心因大量赏官示恩，徒增官俸开支，造成本已拮据的财政供给困难。为此，说服孝宗严加控制各种恩例，诏有司裁减皇后亲属恩泽人数，并申严法禁，凡侥倖冒滥者必务革去。孝宗欲赠授秀王夫人亲属孙默一名添差监，茂良谏曰：“近制惟宗室戚里及归正人方得添差。”孝宗曰：“朕正不欲先自废法，可勿行。”茂良又缴进孝宗关于侍从、台谏两省官内外杂举监司、郡守、指挥等官员的诏令，强调举荐应参照资格，并定名限额，以抑制干请奔競、跑官求进之风。还明令禁止公开鬻爵以增加财政收入的惯例。 与此同时，不遗余力荐举人才。南恩州阳江县尉留正，茂良知广州时识之，荐于朝，后官至左丞相；京镗，茂良荐于孝宗，官至左相；陈傅良，善文，泰州教授，茂良举荐，改为太学录，兼权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宝谟阁待制。 时京都临安风俗奢侈，皆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而流传民间。孝宗曰：“革弊病当自宫禁始。”茂良提起当年宋仁宗禁珠宝故事。[2]孝宗闻之甚喜，遂命京城临安守臣禁谕奢侈之俗。茂良深知奢侈积习者，在民间绝少，多是戚里中官之家。故强调对“有官者”，即官员家属奢侈的整治，抑制官家奢侈恶习对民风的污染败坏。 反腐肃贪 蒙冤屈死 龚茂良与宋孝宗君臣关系，经历近三年的“政治蜜月期”后，开始趋冷，在举用名士朱熹一事上首现分歧。淳熙三年（1176）六月，孝宗宣谕奖用廉退之士。茂良遂奏举朱熹“操行耿介，屡召不起，宜蒙录用。”诏除秘书郎，朱熹力辞。而朝中群小乘间谗毁。孝宗手诏付茂良，谓朱熹乃“虚名之士”，起用“恐坏朝廷。”朱熹终未到任。 宋淳熙三年（1176）九月，龚茂良查处淮东总领钱良臣贪污大案。钱良臣以太府少卿擢淮东总领，户部每年拨有浮额，钱良臣用以充当馈遗（实为贿赂）之资。茂良奏请派遣户部员外郎马大同、著作郎何万、军器少监耿延年三人，分往升、润、鄂三总司查验钱物。恰在此时，钱良臣又以“岁用不足”请求朝廷增拨。茂良提请一并令何万等人查核。孝宗宠幸的内臣唯恐贿事败露，极力援救钱良臣。茂良不予关照，坚持追查。 何万奏报总领侵盗大军钱粮累计达十万之巨。茂良奏其案，孝宗虽手诏令“具析”（陈述开列），很快又令停止查处。不久，反而召钱良臣赴阙，迫不急待欲予重用。钱良臣后来成为打击陷害茂良的得力打手，而奉命调查案情的三名官员亦受株连。史家称“三总司苞苴（送礼）贿赂，根株盘结，一时不能改云。”[3]揭示了高层贪腐大案之奥秘。这正是以公忠为先、以道事君为座右铭的龚茂良，难以立朝的根本原因。 宋淳熙四年（1177）正月，宋孝宗诏除史浩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察使兼侍读，茂良已觉察孝宗对自己的爱重与信任已见冷落，故坚决求去。孝宗慰谕曰：“朕以经筵召史浩，卿不须疑。”却于两个月后，拜史浩右丞相兼枢密院使，谓之曰：“自叶衡罢相，虚席以待卿久矣！”朝中奸佞早已看出孝宗对茂良的失信，以至公开恶语侮辱茂良。 适逢孝宗宠臣曾觌援引前例，欲录用其孙子为文官。茂良以其违背“文武官员各随本色（本职业）荫补”法规，缴进任命令。曾觌大为不满，伺机挑起事端。一日，茂良进入议事堂通道间，曾觌公然唆使值省官贾光祖等挡道拦马寻衅，巡卫官叱之，贾光祖口出狂言曰：“参政能几时！”茂良立即面奏孝宗，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体。”孝宗不得不谕曾觌前往道歉，茂良正色回敬曰：“参知政事者，朝廷参知政事也！”曾觌悻悻退去。孝宗手诏谕茂良：先遣人于曾觌冲替（黜降官职）而后施行（指处置贾光祖等人）。茂良批旨：“取贾光祖辈下临安挞之。”孝宗闻知，手诏宣问茂良“施行太急”。茂良待罪求去，孝宗派人向茂良宣谕委曲，令缴进手诏，且曰：“卿去，虽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奉诏。 翌月，经曾觌推荐，宋孝宗赐曾觌党羽、户部郎中谢廓然进士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任命未按朝廷任官程序，直接由孝宗下令。时任中书舍人的莆田人林光朝愕然斥之曰：“是轻台谏、羞科目也（轻视谏官，有辱科试）！”立即封还词头，驳回谢廓然除命。孝宗深知光朝决不奉诏，即将其调离中书省，改权工部侍郎。光朝耿直不拜，补外出知婺州，又引疾提举江州（今江西九江）道观。 谢廓然一进御史台，即参劾茂良“矫传敕旨”，断遣曾觌值省官贾光祖之罪。茂良极力求去。孝宗谕曰：“朕极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议恢复，卿当再来。”遂罢相职，出知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令内殿奏事。茂良手疏“恢复六事，曰天意、曰人事、曰赋财、曰将帅，而所以用之者，曰谋、曰时。”孝宗曰：“卿五年不说恢复，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孝宗震怒，实属莫名。[4] 曾觌、谢廓然乘势对茂良实施政治报复。谢廓然在曾觌的指使下，多次疏弹茂良“讥骂恢复”、“诞谩圣心”、“贪掠天语”、“擅权植党”等“可诛四罪”，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孝宗宠佞信谗已难以自拔，抛弃“保全”诺言，责降茂良宁远军（今广西北流）节使副使，英州（今广东英德）安置。茂良父子不堪折磨，卒于贬所，时年五十八岁。 龚茂良屈死，是南宋孝宗时最大的政治冤案。茂良子龚晏、龚晸，于曾觌、谢廓然死后，相继诣阙讼冤，朝廷仅追复茂良通奉大夫。淳熙十四年（1187），宰相周必大进呈茂良复职，孝宗曰：“茂良本无罪”，遂追复资政殿学士，谥庄敏，终予剖白洗冤。 明代莆阳史家黄仲昭论曰：“龚茂良以公忠直谅受知孝宗，始由从官超参大政，逾再岁不立相而专任之，其宠遇可谓隆矣。一旦为曾觌所构（构陷），辄加窜斥，父子俱死遐荒。呜呼！谗说殄行之可畏如此哉！[5]龚茂良的政治冤案，是封建专制的必然产物，与其说是朝中奸佞居心恶毒，不如说是宋孝宗刚愎昏聩。 注 [1][3]毕源《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宋纪。 [2]宋仁宗尝将从南海没收大珠赐赠温成皇后，温后当时还是贵妃，用大珠为首饰。戚里靡然效之，致使京城珠价涨至数十倍。一日，仁宋禁中内宴，望见贵妃首饰，不复回顾，曰：“满头白纷纷，岂无忌讳？”贵妃惶恐易去。仁宗大喜，命剪牡丹遍赐妃嫔。不数日，京城珠价顿减。（《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宋纪） [4]按，“恢复”中原国土本是宋孝宗夙志，茂良去国前夕，又亲嘱“俟议恢复，卿当再来”，茂良奏事时顺其意，纵论恢复六事，实乃臣子去国时对国事之关注，正是公忠直谅之举，何以反斥为“不可信”？茂良死后数年，朱熹从茂良儿子处得手疏副本读之，见茂良此疏虽论及“恢复”之事，但其意乃极论不可轻举“恢复”，犹其平生素论也，证明茂良提及“恢复”之论，并非无信。朱熹深为茂良蒙冤屈死叹息不已。正如莆郡史家黄仲昭所指，是因为“孝宗信曾觌之谗言已深，而不察其意耳”。 [5]《兴化府志》卷三十八，名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