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郑樵，字渔仲，自号溪西逸民，学者尊称夹漈先生。宋兴化军莆田县人。青年有志，苦学成才，深居山林，著书千卷，勇于创新，所作《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郑樵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矢志苦学 怀忠报国 宋崇宁三年（1104）三月，郑樵出生于莆田县广业里霞溪村。先祖郑庄、郑露、郑淑三兄弟来莆倡学，筑庐城南南湖，世称“南湖三先生”。父郑国器为太学生。宣和元年（1119）回莆时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十六岁的郑樵徒步护丧归家。他继承深厚的家学渊源，慨然有读书志。于夹漈山构筑书堂，立志苦学。生活虽然困穷之极，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记诵不绝。[1]携饭囊酒瓮，与堂兄郑厚结伴，深居山林苦学。二人一觞一咏，累月忘归。或采松食橡（栎树果实），浇花种药，随渔狎猎，以古之贤仁义士为楷模，视山谷为名教乐地。不知冷暖，蓬头垢面，以至被亲朋视为痴人妄夫。 郑樵虽属田家子，因先辈薰染，志向远大。正如后来上皇帝书所言：“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辅助）。如此一生，则无遗恨。” 为此，郑樵又走出深山，探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且喉舌不罢劳，才不读便觉舌本倔强。或掩卷推灯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属、口不诵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他仔细考察士大夫家的古董器物、金石文献、图谱，为日后著述积累资料，并开阔了思路。 郑樵不但读世间文字之书，还重视读自然博物之书。他深居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观察探究草木禽兽的情性。又同现有书籍的记载对照比较，订正谬误，获得真知。他认为，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主张把儒生与农圃人二者的知识结合起来。一日，郑樵得到一篇记录天象的《步天歌》，诵读后，又于素秋无月、清天如水之夜，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观察自然与诵读典籍相结合，获取知识，是郑樵读书著述的一大特色。现今夹漈草堂周边的曝书石、观星石，传说就是郑樵当年晒书、观天的遗迹。 郑樵于山野读书，胸中慨然以古人自期。每见史册高风亮节者，必读之再三，景仰追随其人。靖康之变，二皇被掳，金兵南侵，国势危急。郑樵身在山林，心念国事，终夜难寐。他效法古代贤仁志士，怀忠报国。与兄郑厚跋山涉水赴临安，持着天下安危大计，三进前枢密使宇文虚中府上，递书陈述报国之志。曰：“然则（郑）厚也、（郑）樵也，何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因宇文时被罢职，不能引荐。郑樵报国无门，作诗叹道：“犬马存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微臣一缕申胥泪，不落秦庭落暮云。”春秋时期，吴兵伐楚入郢都，贵族申包胥入秦乞师，长哭七昼夜后，秦伯终于发兵救楚。郑樵借此典表明报国无门的痛苦。 坚志修史 著书千卷 郑樵在夹漈草堂读书时，就已立下修史宏愿。其后又博览群书，广搜文献，既开眼界，又养学识，为修史著书打下坚实基础。此时既报国无门，便归身山林，潜心著述。 郑樵学识渊博，治学兴趣广泛，著述计划宏伟，方法科学，步骤扎实。大体上是一段时间，集中研究一门学问，而后加以汇集，构建其辉煌的史学大厦。 大约于宋建炎三年（1129）前，郑樵用十年时间治经旨之学，即研究儒家的《诗经》、《书经》及礼、乐学问，著有《书考》、《书辨讹》、《诗传》、《诗辨妄》、《春秋传》、《春秋考》及《诸经序》等。朱熹称赞《诗辨妄》见识高明，治《春秋》亦有独到见解。此后，又相继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校雠之学，为亡书之学。前后历时三十年左右，完成四十多部著述。大约于绍兴十九年（1149），郑樵汇集已成著作，并最终完成《通志》的著述。 据专家统计，郑樵著述共有九十八种，其中注明篇数、卷数的五十六种，六百又三卷，四百五十六篇；无卷数的三十五种，除去一些重复的，总计达千卷之多，与郑樵《上宰相书》所云“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吻合。[2]清乾隆《莆田县志》记载，郑樵著作有经旨类七种，礼类六种，校雠类十种，谱系类五种，天文类五种，地理类四种，名物类二种，方书类六种，小学类九种，小说类二种，《通志》二十略等。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通志》二百卷，《夹漈遗稿》三卷，及《尔雅注》、《诗辨妄》。即使这些，亦可以看出郑樵著术的宏大规模及其宝贵的学术精神。 三赴临安 献书报国 时秦桧当国，朝政腐败，私家修史被视为违法行为，邑人大魁黄公度就是因言欲修山林野史而被罢职。郑樵著述，显然面临很大风险。为此，自绍兴十五年（1145）起，郑樵先后三次赴临安献书，既以学术报国，亦希冀得到朝廷认可，以避罪祸[3]，并期望能进入国家馆库观阅秘藏典籍。 当年五月，四十五岁的郑樵携带已成书的五十种著作，赴临安向朝廷献书，受到宋高宗“嘉叹”，于岁末收入馆。翌年七月，朝廷诏天下献书，并立定献书赏格，同郑樵献书不无关系。 不幸，郑樵弟郑槱与长子郑惕相继病逝。郑樵惟与史著形影相吊。他忍痛修史，完成计划的校雠、目录等多种著作，又按秘书省所颁发的《阙书目录》，汇集成《求书阙记》七卷、《求书外记》十卷，并总汇天下古今书籍（书目）为《群书会记》三十六卷。郑樵与史著相依为命。他担心自己忽遭不幸，致使此书，此身俱填沟壑，不但有负平生，亦有负于天下。于是，日以继夜缮写所修精华，凡十八韵、一百四十卷，于绍兴十七年十一月，带病携书，徒步二千里，再赴临安献书。 郑樵先是致书宰相秦桧，表明自己修志之志，请求避免以修私史之名招致之祸。他说明自己依据司马迁会通修史（即修通史）之法，希望朝廷给予闲职，借以资助其完成修史宏愿。又上书宋高宗，述说自己立志苦学，深居山林三十年，著书立说的经历与成果。恳求圣览，望赐睿旨，允许料理余书，继续上进。翌年二月，时掌修史事务的经筵官秦嬉（秦桧之子），上奏举荐郑樵为右迪功郎（一说同时赐进士出身），对郑樵上书作了回应。郑樵毅然辞谢。郑樵献书归来后，回草堂励学授徒，以毕其志。四方从之者二百余人。 宋绍兴十九年（1149），诏令将郑樵献的书收藏秘府。 当时，郑樵已经名闻天下。中兴名相李纲、赵鼎、张浚等，无不待之以礼，每闻郑樵新著一书，即命抄写回去。卿士大夫、川闾乡党亦皆以师尊之。浙江永嘉人邱铎，辞谢两名朝臣的优位之荐，宁愿往兴化随从郑樵治学，后转为莆田县令。来闽任职的省官、部使者，也必登门问候。郑樵未尝沽名钓誉，惟务著书。部使者三举孝廉，二举遗逸，俱辞不就。 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侍讲王纶、贺中允等推荐郑樵撰述益多，必有补治道，望赐召对，验其所学，果有可取，依前例授官，使学者有所激劝。高宗从之，命郑樵赴临安。秦桧当国时，朝廷二十余年不聘儒士。时秦桧已死，高宗特诏郑樵，时论翕然称快。 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二月，五十五岁的郑樵奉诏赴临安，宗高宗于便殿召见郑樵。 郑樵奏言：“臣处山林三十余年，讨论（研究、评论）古今典籍，修而成书，分十类。一曰小学（文字、训诂、音韵）类，二曰经旨类，三曰礼类，四曰乐类，五曰校雠类，六四谱系类，七曰天文类，八曰地理类，九曰名物类，，十曰方书类。其献上五十种，皆已成之书。其未成之书，臣取历代史籍，始自三皇，终于五季，通修为一书，名曰《通志》。参用（司）马迁之体，而异马迁之法。谨摭其要览，名曰《修史大例》。并已成之书，稍多不能辨。今有目录一篇，名曰《夹漈书目》。” 高宗嘉纳之，并问：“《资治通鉴》详本太繁，节本太简，安得繁简适中，便于观览？”又问：“司马迁《史记》，囊括一书，功在十表。如何学者不知用心？”郑樵奏言：“学者以《通鉴》并于《六经》，老师宿儒，不能议其得失。班固《汉书》去（司马）迁未远，已不能明《十表》，后生晚进，安得其津涯（到达彼岸）？良由天纵之知，不沿移习而得。” 于是，郑樵论列班固以来，断代为史，皆失班彪（班固父）、司马迁制作之义，又失孔子代损益相因之理。高宗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恨见卿之晚。”时引对（问答）已三班漏下数刻，郑樵请退。高宗曰：“见卿议论高远，使朕自然忘倦。”郑樵力乞还山，曰：“臣麋鹿之性，终爱山林。”高宗曰：“当俟朕有以处之。”遂授郑樵右迪功郎（又称宣教朗，从九品）、礼兵部架阁文学。[4]所著史书，由官府供给纸笔，令修改撰写后进呈。郑樵再次推辞，于是改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监，回家论著。深宫高皇与山林布衣漏夜引对，成为一时盛事，四海传闻。朝廷还准许郑樵至秘书省三馆借书观阅，因受朝士岐视，心颇不乐。 郑樵衔命回莆后，全力以赴《通志》的撰写。他置身深山虚谷，远离人烟，书册之劳，皆自手出，历时三年，鬓雪垂垂，几陨余生，终于完成二百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著述工程[5]，何其壮哉！ 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年近花甲的郑樵，携巨《通志》，跋涉二千里抵长安献书。时金兵再度南侵，宋高宗离临安去建康（今南京市），郑樵未得召见，进《上殿〈通志〉表》。朝廷授予枢密院编修官，遂留守临安。明年二月，高宗回临安。三月初七日，命郑樵缴进《通志》。不幸，郑樵积劳成疾，已病数日，卒于高宗命下之日，终年五十七岁。 郡志称，“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德，莫不惜哭之。”[6] 史坛大师 盖世典籍 郑樵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自少时立志苦学，深居山林，励志著述，著书千卷。所作《通志》规模宏伟，上自三皇，下至五代，洋洋二百卷，近七百万言。是继史圣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巨制。从而确立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大师地位。当代史学家吕振羽赋诗赞云：“史通莆郑著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 《通志》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全书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及各略的《序》均是力作，是其史学思想精华所在。 郑樵对史学研究著述，主张“会通”，认为历史是个因依相关过程，写史不能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认为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祸福与天象变化并无必然的联系；他反对以“春秋”笔法写史。认为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写史不能任情褒贬，而要写清史实，让后人了解史事，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所谓“贼”、“寇”、“索虏”、”岛夷”，都是错误的；他认为历史是“实学”，写史、治学应讲求实用，否则就是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记载“国之大典”材料，并强调要重视谱（表）、图，注意运用金石资料；他主张以类例的方法研究学问。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总之，郑樵的史学观，充满了勇于批判、开拓创新的精神。这正是他取得突出成就的精神支柱。郑樵治学道路宽广，举凡书目前、校雠、音韵、文字、金石等领域，均有可观成就，从而为其“通百家之学”，撰写《通志》巨典奠定基础。郑樵的治学途径与方法亦很独特。他励志自学，读书同时注意观察自然现象，力求使儒生与农圃人的知识结合，获取真知。郑樵苦学治史，五十年如一日，坚韧不拔；国难当头，不忘献身报国；平生沽淡好施，关怀家乡建设，惠泽民生，淡薄名利。无不体现士族精英修身养志、报效国家的素愿。 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云：“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若郑氏《通志》，卓识明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7]梁启超称，“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慧彗星焉。”[8] 注 [1]郑樵《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以下引文，仅注篇名于文中。 [2]吴怀祺《郑樵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月11月）。 [3]郑樵《上宰相书》云：“樵虽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间，往往家藏而户有。虽鸡林无贸易之价，而乡校有讽诵之童。凡有文字属思之间，已为人所知；未终篇之间，已为人所传。况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可也。鸣呼，术业难成，风波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夹漈遗稿》卷二） [4]周华《游洋志》（《福建兴化县志》）卷四《儒林传》。 [5]郑樵《上殿〈通志〉表》（周华《游洋志》卷六《撰述》）。 [6]周华《游洋志》郑樵传。归正人指自金人占领区返宋遗民，郑樵尝为其请命，故德之。 [7]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