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叶颙[1]，字子昂，兴化军仙游县古濑（今大济镇）人。北宋元符三年（1100）出生于仕宦之家。少年徒步汴京（今河南开封），为博士弟子员，登绍兴二年（1132）进士第。[2]出仕三十余年，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以清俭正直闻名于世。 履职州县 守德创新 叶颙初授官南海县（今属广东）主簿，兼摄县尉职。此后，长期在郡县从政，日益显露其优秀品德与治才。 叶颙初任南海县主簿时，有商人用两只船运载私盐，被河泊管理所监官扣留。监河官有意助其仕途发展，把盐船交给叶颙，让其向州府报功受赏。叶颙曰：“仕途发韧（起步），如造房立柱，立柱不正，房随之倾斜。侥幸获赏，能说正直吗？”一次，州府檄令县尉协助巡检官，一同掩捕盗贼，巡检官捕获十余人，将功劳尽归叶颙。叶颙向州府报告曰：“捕盗计谋是巡检出的。今掠美、欺君、悻赏，三者皆大罪也，某不忍为。”府帅曾开闻而大喜，称赞他“仕不求速，劳而能逊”（仕途不追求速成，有功劳能够谦让）。退堂后告其子曰：“叶主簿，宰相器也！”提议部使者向朝廷荐用。 宋绍兴八年（1138），叶颙升建州（今福建建瓯）录事参军。当地民俗好争讼，上官巡县，遇有官不能裁决的积案，多数交付叶颙处理。他查实案情，秉公依法裁决。邻郡民众传闻其声誉，凡向省司申诉者，都请求交给叶颙办理。 时征收春秋两税，一些远民因人生事疏，怕到官府交纳，而僱人代交。中人往往乘机压低粟麦折变价格，虚高出入耗损，从中渔利，以至官民交病。上司欲禁绝中人代交做法。叶颙职为主簿，掌税赋征收。有中人欲以银器收买，被叶颙拒绝。他深知纳税其弊，建议创立定钞法，即以钞定税，改革现行的粮米定税方法，中人折变出入，欺诈牟利的行为就会自然消失。上司采纳他的创议，实行定钞法，民众果然感到简便易行，不受中人盘剥。 宋绍兴十二年（1142），叶颙由朝臣荐举，升宣教郎，调任泉州府晋江县丞。未赴任而双亲先后过世，遂居乡守制。至绍兴十七年服满，出任信州（今江西上饶）贵溪县知县。贵溪地广，民性刚直，轻易抵罪。叶颙视县如家，人不敢欺。时朝廷推选经界法，丈量田地，重定税额。郡府议定按上中下三等确定田税，叶颙考虑到农户收成各异，差别较大，请求细分为九等定税，避免低收高税，减轻不合理税负。太守采纳其法，并令信州六县以贵溪为样式，丈田定税。任上，朝廷诏令推行乡饮酒礼。[3]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仪礼之一，旨在教民明白长幼之序，倡导尊让洁敬之风，以避免争斗之祸，协和人际关系。由于该礼久废，县官无人知其制式。叶颙依古制指导举行乡饮礼仪式，登降献酬，少长有序，深得三代遗意。 宋绍兴二十年（1150）六月，有神妖惑众，聚而为盗，一日内达千余人。叶颙先遣二巡检出兵抗拒，亲自率领射士七十人，树旗山颠，驻营山麓，与贼对垒。夜里，派人潜入贼营纵火，叶颙令射士见火射箭，贼营大乱，溃逃而去。叶颙七十射士无一伤亡。叶颙虽然智退妖贼有功，却以事前“不能察觉，致贼啸聚”，被帅臣追究，免官削秩。 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叶知绍兴府上虞县（今属浙江）。当年适逢大饥荒。叶颙请求郡府预先开仓赈济，上官不听。叶颙对县里官吏说，邑人快要饿死，我们不能坐待他们救济，毅然下令开仓，发放储备粮救急。邻邑饥民亦前来就食。府县见老弱流民日增，方议决给食，终无法相救，独上虞县先机赈济，没有死人。叶颙春月下乡劝农时，农民感其德，塞道拜谢，见识父母官。 叶颙执政有方，待民宽和。摊派劳役，令民自报财力等级，不叫胥吏插手，居民欣然皆以实应，无人欺骗隐瞒。催收田赋，先与民立约，明确数额与交纳日期。届时使民自持文书与户租到县庭，亲视其人库，给予收据，官民两便。明年，新任府帅曹泳下令诸县，今岁夏租先期送十之八。诸县令惟命是从，唯独叶颙进言曰：“上虞小邑，往岁无秋（秋荒），今麦可望。愿少纾（延缓）其期。”曹帅发怒。到了麦收时，叶颙与民立约，民户争相交租，十日便完毕，反而成为诸县最早的，曹帅大喜。秩满时，曹帅许荐于朝，叶颙知曹泳为秦桧门客，坚辞不受。秩满，主管南外郭宗院属，掌外居宗室事务。 治郡有方 忤逆奸邪 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宋高宗于秦桧死后，振作朝政，起用人才。知枢密院贺允中，以叶颙“端方有守，静退无求”向朝廷荐举。宋高宗召见时，叶颙评论朝政指出：当下国仇未复，陵寝未还，中原士民，日夜企望銮舆返回。这里却尚清谈、司逸乐，非孟子困心衡虑（尽心竭虑，寻求奇计异策）之意。直切时弊，高宗嘉纳。过三日，叶颙除将作监主簿，迁司农寺丞。在朝三年，非公事未尝往拜丞相。枢密使王纶称道曰：“叶寺丞清介而灵通，严格而宽恕，真重器也！”但并未得到重用。不久，要求补外，除知处州（今浙江丽水）。 处州地处括苍山区，地瘠民贫，岁赋不给。叶颙到任后，节省费用，量人而出，迅速扭转了赋用困乏局面。青田县令陈光献羡钱（正赋外的无名杂税）百万，叶颙诘问：“县钱自何而得？”于是把献钱抵充本县租赋。宰相汤思退之兄居住处州，仗势犯禁，私屠私卖。叶颙一律绳之以法，引起汤相不满。时常州（今属江苏）拖欠赋税四十万缗，太守以此坐罪免官，继任者亦忧愁病死，士大夫视之为死地，无人肯往。于是，汤思退将叶颙移知常州，显然是政治报复。 叶颙到常州时，府库赤立，官吏无俸已七个月。叶颙探究利病，制定规划，堵寒漏洞，仅逾月便做到军有现粮，吏无欠俸。有人问生财之道，叶颙曰：“一州财赋，可为一州之用，不容更有生财之说。要当量所人，勿令使巧者摇手于其间，何忧不足！”叶颙初到常州，郡无旬月之储，不到一年，已节余钱二十万缗。同僚劝曰：“两浙二漕献羡余二十万，平江、镇江各十万，人赏一官。公何惜而不献？”叶颙曰：“名曰羡余，非重征则横敛，是民之膏血也。某之所积，固然出于专卖之赢，但以利易赏，心实耻之。某生平恶人献羡余，他人竞欲做好官，某只图做好人。” 时金国完颜亮南侵，宋高宗视师建康，道经常州，叶颙以职务赐对于御舟，进言恢复国土之计，莫先于选择将相。建议朝廷宜以容人之怀，起用谪居的老将张浚，为高宗所首肯。反映他时刻关注国家大局与朝政得失。 叶颙治郡，每有主见创意，政绩显著，但因端方有守，不趋炎附势，执法不避威权，故为上官所忌。他闻知汤思退唆使转运副使林安宅、提点刑狱王趯罗织罪名，欲以弹劾中伤，遂乞请奉祠退避。不久，林安宅坐论劾不实被免官，召叶颙为尚书郎，除右司郎中。 宋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即位，有志于中兴，诏求真言议政。叶颙针对孝重用秀王赵伯圭知台州（今属浙江）之事，密疏谏曰：“陛下以手足之至亲，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孝宗迁升叶颙任左司谏。不久，权给事中。 适逢汤思退再相，叶颙请求补外。汤惧怕叶颙履职论劾，提议他出任户部侍郎，实乃调虎离山之计。一日，孝宗召见谏官，曰：“叶某在都司二年，甚宣力（致力工作），可是与宰相结为朋党（指异党）。”谏官对曰：“臣不识叶颙，闻之公论不然（不是这样）。”因而详细陈述汤思退将叶颙移知常州的缘由，及其授意林安宅、王趯中伤之事，以及思退再相，叶颙心不自安，屡求补外的意愿。孝宗黯然良久，曰：“非卿则朕无以知此人。”越明日，除叶颙吏部侍郎兼权给事中。 受命选部 再居鼎席 叶颙在吏部侍郎任上，针对吏胥擅权，通过隐占缺员名额，借以安置私许；随意引用任人条例，用以谋私；摘取小节，压制用人等受贿遣官的腐败行为，疏曰：“典选一事，衣冠清浊所由分也。而吏胥得以操其柄，是使之（官员）入铨曹（考录官署）与吏为市，出铨曹与民为市，可不思所以革之乎！”又言：“今吏部之弊，莫重于行赂。立法有失其意（本意）者，不可不改也。”主张革除官员通过贿赂得到任用，录用后又以权谋私之弊。叶颙与吏部郎官编《七司条例》，对官员的升降予夺作出明确规定，一归至公，从制度上防贪保廉。自此，官员的升予夺始有定说。孝宗览之，认为吏部七司弊病，铲革无余，敕令吏部雕版颁布，与法令同时执行。 时皇兄赵居广，请以初除开府仪同三司应得亲属任官恩例，赐予王若纯。叶颙认为不可，争论曰：“若启一若纯，则百若纯至矣！”孝宗从之。签书枢密院洪适，请以恩赏二官移转高祖父母，诏已听请。叶颙疏言：“移轶高祖，礼经所无。愿循礼经改成命。”亦为孝宗采纳改命。孝宗于是有大用叶颙之意。 宋乾道元年（1165）三月，除叶颙吏部尚书。八月，引见叶颙于便殿，孝宗赐坐赐茶，礼遇超过他日，曰：“吏部条例，朕亦置之宫中，端乃（果真）纷然如此，卿亦何从得之。”称赏再三。又问：“卿当官，何以为先？”叶颙对曰：“真宗皇帝所制《文臣七条》，尽之矣。此万世子孙之法。然臣之当官，每以公忠为先。既尽公忠，则不为朋党，不畏强禦。以之为台谏，则持正论；以之坐庙堂，则行正道。处富贵而不以为荣，当鼎镬而不以为惧。公忠二字，其用甚大，未有一日舍之而安者。”孝宗曰：“卿无忘此二字。”五日后，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越二日，兼权参知政事。十二月，拜中大夫、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叶颙入谢时，孝宗曰：“朕闻卿等每事必有条理，堂吏不能为奸。”叶颙曰：“臣安敢必其不必为奸，惟每事必经意，乃付吏庶，权在臣等，则不在吏尔。” 任上，叶颙着眼全局，处事以公，辅佐朝政。时臣下有匿名上章的“白札子”，孝宗尝批转至中书省处置。叶颙曰：“事若可行，彼胡不显其名，示人以公？如不可行，则白札子安用？” 宋乾道二年（1166）春，孝宗临轩策士，唱名第一人乃宗子赵汝愚。洪迈曰：“陛下宜魁之，以励宗室。”叶颙曰：“不然！本朝典故：有官而试者，不得为第一人。徽宗宣谕嘉王赵楷不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王昂为举首。”孝宗曰：“当从典故，参政所言是也。”武臣梁俊彦请税沙田、芦场，孝宗问策于叶颙，对曰：“沙田乃江滨地，田随沙溺而出没不常，芦场则臣未之详也。且辛已军兴，芦场田租并复，今沙田不胜其扰。”孝宗曰：“诚如卿言。”叶颙至中书省，召梁俊彦切责之：“汝言利求进，万一为国生事，斩汝不足以塞责！”俊彦惶恐汗下。是日，孝宗诏沙田、芦场并罢。时兴化军（今福建莆田市）苦输犹剩米[4]二万余石，知军张允蹈奏请废除。叶颙进言，孝宗岁减其半，后尽除之。江阴军（今属江苏）判官受贿，孝宗欲用汉法诛之。叶颙曰：“本朝自祖宗以来，未尝杀一士大夫，史册书之，天下以为美事。臣愿陛下以唐虞（尧舜）三代为法，汉法安足道哉！”孝宗欲用魏杞为相，亦向叶颙征求意见。 户部侍郎林安宅，奏请朝廷于两淮地区发行铁钱，孝宗问叶颙，叶力持不可。林安宅因此对叶颙怨恨不平。孝宗欲用林安宅，闻知二人不合之事，问叶颙曰：“朕欲用林安宅，如何？”对曰：“臣与安宅邻郡，少时同入太学。此人当官，吏事强敏，惜其偏心，不能容物（容人）尔。若蒙陛下擢置政府，臣得与协力以事陛下，臣之愿也。”孝宗笑曰：“卿言甚公！甚公！”遂擢林安宅谏议大夫。 林安宅利用职便，弹劾叶颙之子所谓收受富豪贿金百万，获得镇江（今属江苏）军仓监官之职。前因叶颙直言谏阻、未能封得要职的秀王伯圭，亦趁机唆使御史王伯庠论叶颙之罪。孝宗遣内侍慰谕叶颙。叶颙不欲牵累孝宗，奏请求去，曰：“臣待罪政府，本无善状。而议者以臣私家招纳贿赂，势当下吏（交法官审讯），即罪状可白。臣敢意湔袚（荐拔），弟（但）恐为陛下知人累耳。”遂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洞霄宫，即日出阙。经查，林安宅、王伯庠所论风闻失实，无秋毫迹。孝宗遂将二人罢官贬逐。孝宗对执政魏杞曰：“安宅、伯庠之罢，非止为叶某一人而设也。不如此，后来大臣必有谤以暖昧。” 时海内朝野，见叶颙自少年徒步中试，官至执政，一涉猜疑，人情岌岌，无不为之悲叹。叶颙在家闭门数月，亦生归田之意。孝宗将二人罢官后，执政原请以叶颙知泉州府。孝宗曰：“（叶颙）无罪而去，当召以来。”遂召赴阙。叶颙捧诏，百感交集，鸣咽出涕，以体弱有病恳辞。孝宗复出御札，连派使者上道催促赴阙。叶颙于十二月到京。入对时，孝宗问劳加礼，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叶颙但引咎而无他语。不日，授职枢密院事，未入谢，又拜尚书左仆射。制书称叶颙“德博而智周，器闳而用远。秉心惟合于至公，持论不牵于流俗。”寄望“利用厚生（人民生活充裕），力未臻于善政；聚人守位，义最急于理财。宜思心腹之寄委，以茂股肱之始终。”[5]叶颙入谢时，曰：“臣识虑浅短，进思忠，退思补过之外，惟知荐贤以事君父。”孝宗曰：“惟贤知贤。” 引贤强朝 深谋经国 叶颙在左相任上，拳拳于引贤斥佞之大务，相继引荐王应辰、王十朋、刘琪、陈良翰、周操、陈之茂、王佐、王秬、芮烨、林光朝等，可备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 叶颙用人果断公正，所当授予者，并非因面识；其不当予者，不复更改批示，惟直言其不可用。叶颙每以接引后进、成人以材为己任。其所推引者，皆为郡县有声名政绩的官员。如处州丽水知县薛良朋后来为吏部侍郎；常州椽曹陈善举为殿中侍御史；主簿单夔为户部侍郎。时治狱之吏大多诋欺弄法，孝宗欲取公平不挠者出任廷尉（最高法官）。叶颙奏陈弥作近自蜀地还，其人独立不避事。孝宗深以为然，授职大理省卿。 与此同时，叶颙坚决奏罢恃宠弄权、贪贿者。内臣龙大渊、曾觌恃恩宠，窃弄皇威，窃听泄露人主任官消息。叶颙极论其事，孝宗将二人调离外放，中外相庆。殿前军帅王琪，常于孝宗面前妄荐人才，一次力荐宦官宠臣胡与可。叶颙对孝宗曰：“与可奴事诸宦官，朝士切齿。（王）琪之职，将也[6]，应荐武臣，为何干预与可？臣不敢奉诏。”又令胡与可至中书省，列举本朝何人受将帅引荐事例，胡无以对，尴尬遁去。 镇江大将戚方，刻剥军士、勾结宦官。孝宗欲加严惩。叶颙曰：“戚方之罪固不容诛，然有主谋者。”于是内侍陈瑶、李宗回二人均由大理寺追究罪责。但对犯罪官员，叶颙并不主张置之死地，而给予自新机会，重要的是从中引出教训。处置戚方时，御笔籍设其家财三之二用以劳军。叶颙进言，只没收有司所报戚方所发放散官钱之数劳军。孝宗称所言“深得体”。陈瑶因查有赃钱二十万，孝宗欲将其鲸面流放远方。叶颙奏曰：“凡假陛下威福为奸者皆然，可尽涅乎？愿敕赐自新。”孝宗曰：“善。”诏陈瑶削籍、笞背，免涅，长流循州（今广东惠州）；李宗回削籍、编置筠州（今江西高安）。 宋孝宗尝对叶颙曰：“朕思祖宗法度，创之甚难，坏之甚易。”叶颙曰：“盖坏者非一日遽能坏也。言一念虑间，不以祖宗基业为意，每事不省，驯致败坏。”又曰：“治乱在风俗美恶。今风俗犹未美。”孝宗曰：“如货赂一事，非不叮咛尚如此，盖风俗既成，以为当然。”叶颙曰：“陛下治陈瑶辈，俗不患不改。”孝宗曰：“作成人才，亦须岁久。祖宗时作成人才，至仁宗时文武名臣乃出。”叶颙曰：“陛下留意人才如此，亦何患不成？自古何尝借才于异代？乱世尝患无才，至创业之君一起，所用者皆乱世之人才也。关机合开，全在上尔。”孝宗曰：“善。”君臣这段对话，意味深长。 总观叶颙用人，引贤斥邪，公正无私，不示私恩，不结门党。故友称其善于以风貌品人，叶颙曰：“吾只是观其言行而知人罢了。”[7] 孝宗因国用未裕，诏谓“理国之要，裕财为急”。又针对前大臣忽视理财，决定自今宰相兼任国用使，参政知国用事。叶颙指出：“今日费财，养兵为甚。兵多则有冗卒虚籍，无事则费财，有事则不可用。虽曰汰（裁减）之，旋之招之。以臣之前愚，如欲足国用，当严于汰、缓于招可也。”所论切中理财要害，得到孝宗的赞同。 当时宋孝宗有四名宰执辅政，以左相叶颙居首，右相魏杞、参政蒋芾，邑人陈俊卿为同知枢密院、权参知政事。四人同心辅政，中书之务比较清明。曾经作为属官的林光朝称：“（叶）公于进贤退不肖，惟知任怨，不复示私恩。每退朝，于所亲语不及时事，有关献纳（建言献议）即削稿。虽当国之日浅（任职短），而公道开张，请谒（告求）不行也。”[8]左司郎官王秬称：“公日来平章万务，终无一件涉私，喜怒每每对人及此事。”[9]惟因用人上，虽以公忠进退，但宋孝宗对其除吏，仍必加咨访，干预过多过细。叶颙虽知任怨，终不免心存恐惧与不快。 一生质直 风德可范 宋乾道三年（1167）十一月，宋孝宗郊祭时，冬雷偶作，视之为异象。叶颙援引汉代故事[10]，上交相印请祠，以左正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即日出关返莆，昏暮来归，寓南山广化寺。骨肉相聚，酒数行即退就卧，取药不及，奄然而逝[11]，享年六十有八。“登门（吊唁）者哭之尽哀，行道之人相与悲叹，以为公一世质直，不下古人。”[12]宋孝宗闻其致仕遗表，嗟悼久之，赠特进，累赠少师，谥正简。 叶颙仕官三十余年，官至首相，并非一帆风须。其一生可谓公忠效国，清正守身，始终一贯。林光朝称赞他“从古遗直，杂然一辞。唯知有公，不知其私。”史志称其“为人简易清介，与物若无忤，至于大事，则毅然不可夺。”每言“当官不可不明，明不可察；驭下不可不严，严不可刻（刻薄）。”又曰：“抑强扶弱，为政之道。然寻事以抑之，彼必怨恨；示机以扶之，彼必骄。骄且怨，如为政何？”[13]可为官箴。 名臣洪迈草拟的叶颙罢相制曰：“秉心夷（平）易，制行简廉。悃幅无华（诚实，朴实，不浮华），风采夙高于政事；刚明有守，声徽（声望与风德）遂压于搢绅⋯⋯黾勉奉公之一意，式乘（乖巧灵活）经国之远猷（远大的谋略）。进英俊以强本朝，罕闻引类；发德音而下明诏，方伫责成。”[14]大致概括其居官功绩。 后世史志除详载叶颙的功业外，无不津津乐道其风操轶事。叶颙入朝为尚书郎时，故友高登尝投状讥切当权者而被追捕，危急之时，叶颙僱舟令高远走。高登曰：“岂不为君累（牵累）乎？”曰：“以此获罪，固所愿也！”仗义救人，伸张正义。 叶颙自初仕至宰相，服食、童妾、田宅，不改其旧，保持清俭之性。每次回乡省亲，借宿于寺院，刘克庄有诗赞曰：“丞相无家曾住寺。”叶颙曾与同年林宋弼厚善，约以儿女为婚。后宋弼病故，家道单弱，叶颙虽仕途渐显，仍坚持践诺前约，传为佳话。叶颙辞官归莆道中，告诫其子曰：“吾生无益于国，死不应乞谥。” 邑人史家黄仲昭作《叶颙传》论曰：“史臣论著叶颙事，而以清俭正直赞之。予因考颙之德行政业，与史臣所赞无不合者。要之，皆可为后世法程也。”[15] 注 [1]《莆阳比事》、《续资治通鉴》作叶容。 [2]《宋史》作绍兴元年，误也。 [3]《礼记》卷四十五《乡饮酒义》曰：“尊让，洁（清洁）、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祸也，故圣人制之，以道乡人、士君子。” [4]宋高宗建炎初年，闽西盗寇窃发，朝廷遣兵收捕。福建转运使移知福州，就近从兴化军取拨现存漕粮二万余石，以应军需。本属权宜之计，后却成为定例，称之“犹剩米”。每岁令运缴福州，致兴化军用度大困。 [5]《叶颙左仆射制》（仙游小鱼网《兴化史馆》）。 [6]新版《重刊兴化府志》误为“琪之识将也”。据杨万里《叶颙墓志铭》改。 [7]杨万里《叶颙墓志铭》（《诚斋集》）。 [8][9][12]林光朝《叶公行状》（《艾轩集》）。 [10]古时敬畏天命，视冬雷为异兆，故辞相以避灾祸。叶颙时年六十八，年老体衰，几经仕途风波曲折，早有归志。虽为首相，宋孝宗，授权有限，时有猜疑之心，故叶颙辞归，势在必然，不过是借冬雷引归罢了。 [11]叶就手《宋故尚书左仆射叶颙考》认为，可能因突发性脑溢血于广化寺去世。 [13][15]周瑛。黄仲昭《兴化府志》卷四十，名臣传。 [14]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