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蔡京，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人，宋熙宁三年（1070）进士。他由一县之尉起家，官至宰相，四居鼎席，当国达十七八年之久，位极人臣，与昏君宋徽宗沆瀣一气，乱政祸国，导致北宋王朝的衰亡，被指为“六贼”之首，《宋史》将他列入《奸佞传》。 投机改革 挟邪坏法 宋熙宁三年，蔡京入仕为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县尉[1]。熙宁末入京，历任流内铨、崇文院属官，并开始进入中书省“中书礼房”任学习公事。元丰元年（1078）后任权检正礼房公事、检正户房公事，元丰三年任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元丰五年官制改革后，任考功员外郎、起居郎，次年八月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同年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元丰七年末升为权知开封府[2]，开始参与宰相、执政们争夺中央权力的活动。 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正当改革继续实行之际，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因为神宗正值年富力强，所以在正月初开始生病时，宰相王珪、蔡确并没有与神宗商议继承人选之事。直到二月末神宗病危之时，神宗生母高太后和宰相、执政们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选时，对应立年仅十岁的神宗子延安郡王赵佣，还是立神宗的同母弟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后来在右相蔡确与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章惇主张之下，得到左相王珪的赞同，但撇开了高太后和向皇后，确定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这天，据说蔡确、章惇命开封知府蔡京率领壮士（一说即郐子手）在外庭，准备杀持异议的大臣，由于大臣们都赞成，这天才平安度过。蔡京因而也立有“定策功”。但此次立储之事，成为日后新旧党争的重大事件，蔡京遂采取投靠司马光以求保官。 宋元祐元年（1086）二月，首席执政官司马光废免募役法，恢复差役法，限令五日内完成。正当章惇、苏辙、吕公著等人讨论免役法与差役法优劣所在，或缓行差役法之时，开封知府蔡京却于五日内立即恢复了差役法，以至得到司马光的夸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3] 蔡京虽然投靠了司马光，但由于他在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徇私枉法，此时被揭露，同时一些旧党人员认为蔡京明知开封府旧差役法差人过多，但根本不作调查、申报，而是限令五日内改行差役法，因而指出蔡京“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指差役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指申请实际需要人数），是不忠”。蔡京限期改行旧差役法，是“故意扰民以坏成法”，是“挟邪坏法”[4]，虽然已升任宰相的司马光很欣赏蔡京，但蔡京任开封知府时的徇私枉法也是不争的事实，加上为了稳定旧党内部的团结，不得不把蔡京调出京城，改任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知府，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蔡京此次奉调出京，最多也只能算是“平调”，甚至被一些旧党认为是“宰相（时司马光独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5]。因此，要求停止蔡京的新职，待审理完他徇私枉法之事后再说，但未被采纳。 宋元祐年间，当新党成员屡遭旧党打击之际，蔡京却历任瀛州（今河北河间）、扬州（今属江苏）、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等名藩大郡的长官及江淮发运使等职。 钻营入朝 跃居揆席 宋元祐八年（1093）九月，执政八年的太皇太后高氏死，哲宗亲政。次年四月，改元绍圣，以示继承宋神宗改革事业。新党首领章惇任左相（独相），执政也由新党成员担任，蔡京在此前后由成都知府奉调回朝廷任权户部尚书。不久，宰相章惇想改革差役法，设置机构讨论如何改革。元祐元年时附和司马光废罢免役法最积极的蔡京，这时却对章惇说：“取熙丰旧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6]，又成为最积极恢复免役法者，因而受到宰相章惇的重视。绍圣二年（1095）十月，其弟蔡卞升任执政（尚书右丞）时，蔡京也升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此后主持贬斥旧党刘挚、范祖禹等人的活动，企图以此跻身执政的行列，但受到右相曾布的排挤，只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宋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病死，向太后（神宗皇后）不顾宰相章惇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或依年长立申王赵佖的正确主张，而在曾布、蔡卞等人支持下，坚持立被章惇认为是“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赵佶[7]，即宋徽宗。同年三月，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排挤下，蔡京出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其弟执政蔡卞上奏认为是宰相章惇打击蔡京，向太后也认为蔡京不当出任外官，遂命徽宗诏令蔡京留京都继续修撰国史。 于是曾布再次攻击蔡卞党羽满布朝野，蔡京不出，自己就不能安位。执政蔡卞、宰相章惇先后被曾布党羽攻击后罢政出任地方官，韩忠彦、曾布分别升任左右相后，蔡京随即于同年冬先出任知永兴军，未赴任又被改为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引起蔡京不满而拖延不赴任，被降为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闲差，遂居住杭州。 徽宗设明金局于杭州，由宦官童贯主持，收集古字画。蔡京擅长书法[8]，与宋徽宗的嗜好相同。蔡京竭力巴结童贯，并通过童贯不断进呈自己的书法作品，甚至宫妃、宦官等也都得到了蔡京所写的条屏、扇面之类。在童贯的竭力推荐下，又得到宫妃、宦官等的一致赞誉，宋徽宗遂决定重新起用蔡京。建中靖国元年（1101）末，起为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崇宁元年（1102），右相曾布与左相韩忠彦争权，曾布为拉拢蔡京，这年二月蔡京升任北京大名（今河北大名东）知府兼北京留守，三月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左相韩忠彦于五月被罢相出任地方官后，蔡京即于六月升任执政。右相曾布在蔡京及其党羽的攻击下被罢相，蔡京遂于七月升任右相，次年二月又任左相，从此开始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 蔡京对曾布尝阻挡他升任执政并放逐为地方官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宋徽宗也已将曾布当初的拥立之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蔡京即将升任右相之前，曾布就受到贬逐，以后一再被贬逐，其境遇比反对立徽宗为帝的章惇更差。 打击异党 窃国乱政 蔡京升任右相后，立即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为旗号，于是仿照熙宁时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体例，于尚书省设置讲议司[9]，由蔡京亲自兼任提举。并于崇宁三年六月，在显谟阁（神宗御书阁）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以之标榜蔡京作为王安石改革事业的“继承人”，是货真价实的“新党”，而将收括民脂民膏的行为都称之为“新法”。正如北宋末年的程瑀所说，蔡京的所作所为“无非蠹国害民”，“蔡京名为遵用熙（宁）、（元）丰之典”，然而“未有一事合熙丰者”[10] 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及排斥异己，是蔡京当政以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在他任右相的次月，宋崇宁元年（1102）八月，首先下诏不许司马光等二十一人的子弟在都城任职。起因是，元符三年（1100）三月初徽宗曾经下诏求直言，这是预测到四月初一将有日蚀，为“消弥天灾”而在全国进行的活动[11]。当时是向太后当政，应诏上书的人非常多，实际上成为新、旧党人对宋神宗、王安石变法，及高太后、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次大辩论，结果旧党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四月，旧党韩忠彦升任右相，与左相章惇共同执政。五月，即追复旧党文彦博、司马光等三十三人的官爵，而新党蔡卞罢政出任地方官，蔡京也于十月间祠职以闲居杭州。对此蔡京恨在心，他任右相后不久就将元符应诏上书人，分为正、邪二等，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列入正等的有四十多人；而列入邪等的又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总数多达五百四十多人。列入正等的升官，而列入邪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贬降。又选择元祐及元符末文武官员（包括一些宦官）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张士良、王献可等一百二十人，分别列入“元祐党籍”、“元符党籍”，由徽宗亲自书写后刻石于宫城的正南门端礼门。崇宁三年六月，又加“上书邪等”及“为臣不忠”，通为三百又九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新党人士陆细、章惇等。 蔡京倡丰、亨、豫、大之说，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于是大兴土木，崇宁三年（1104）铸“九鼎”，并建九殿安置，随后修建工程浩大的“明堂”。又雕造八宝玉玺、修“方泽”[12]。徽宗崇奉道教，于是又大修道观。政和三年（1113）春，宰相蔡京又令童贯等以原皇宫不够宽敞为由，在宫城北门外修造延福宫。政和七年，又在京城东北部修筑规模更大的皇家园林“艮岳”（称阳华宫），直至北宋灭亡的十年前才建成，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在这期间，又大兴“花石纲”，搜罗东南地区的奇花异石动用运粮的漕船，十船为一“纲”，由苏、杭运往都城，以供应皇家园林及达官贵人的府第，致使东南地区众多人户倾家荡产。加上推行盐钞、币法等苛政，终于导致宣和二年（1120）十月以诛朱勔为号召的方腊起义爆发。虽然蔡京早已在这年六月罢相致仕，但在他当政时兴起的“花石纲”，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尽管起义于次年即被镇压，但是，北宋在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下已日趋衰落。 蔡京当政时开始的宋金“海上盟约”，其后是在王黼当政时进行的，宋军在进攻辽燕京（今北京）战役中，暴露出宋军的腐败和战斗力低下，成为导致金军南下的诱因。正是宋徽宗、蔡京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才将貌似强大的北宋送上了灭亡之途。 天资凶谲 祸国权奸 蔡京自宋崇宁元年（1102）任右相，次年升任左相后，虽于崇宁五年二月罢相领宫观闲差，但随即于大观元年（1107）正月复任左相；大观三年六月再次罢相，以太师领宫观闲差；政和二年五月，又以太师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宣和二年六月第三次罢相，以太师致仕，但到北宋灭亡前夕的宣和六年十二月再以太师领三省事，次年四月最后罢相致仕，其时下距北宋灭亡只有一年多。宋徽宗在位的二十六年中，蔡京担任宰相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其后，接替蔡京相职的主要是王黼，与其相互勾结的是大宦官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是主要爪牙，时人称为“六贼”。宣和七年末，太学生陈东向钦宗上书称：“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指辽、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寺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13] 金军南下之际，“六贼”之首蔡京“尽室数百辈，治舟辑，拥宝资，一夕遁去”[14]，首先逃出开封，以避战乱，更引起群臣的攻击。蔡京终于在宋靖康元年（1126）二月受到贬降，原是太师致仕改以秘书监分司官致仕、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居住；群臣认为责罚太轻，同年三月，再贬为节度副使、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安置；七月，改为儋州（今海南儋州）安置，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病死[15]，终年八十岁。蔡京子蔡攸、蔡翛诏命杀于贬所，其他子孙二十多人（除驸马蔡鞗外）分别贬窜于湖南、福建边郡。 《宋史·蔡京传》对蔡京的为人与权术，及其乱政害国罪恶做了概括，曰：“（蔡）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16]。在人主前颛狙伺（专门暗中窥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超越拘束）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抳之。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匐伏叩头，无复廉耻。燕山之役，京送（蔡）攸以诗，阳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喻双方隔绝），父子如秦越（喻敌对）。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贿赂蔡府僮隶买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盘结，牢不可脱，卒致（终于招致）宗社（国家）之祸。”《宋史》的结论可谓人木三分，是符合实际的。对蔡京的历史评价，千年来基本上沿袭《宋史》，视为国贼、奸相而未改，至今仍是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共识。[17] 蔡京工于书法，尤擅行书。其书姿媚豪健、痛快沉着。元代陶家仪《书史会要》论蔡京书法曰：“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蔡京尝与胞弟蔡卞编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各二十卷。有史料表明，蔡京曾奏请宋神宗下诏修建莆田木兰陂水利工程。[18][19] 注 [1]《宋史·蔡京传》作“调钱塘尉、舒州推官”。按，前者为差遣实职，后者为“选人”寄禄官称，即后来的从事郎，其原意为蔡京入仕以舒州团练推官的寄录官担任钱塘县尉。 [2]按北宋末年以前制度，都城开封府长官为开封尹，例由皇弟或皇子担任。但开封府长官司主要由其他官员担任，则称权知开封府，通常称开封知府。 [3]《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蔡京传》。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八，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九，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又，真定府为成德军节度使节镇所在地，以此，《宋史》、《东都事略》的《蔡京传》均作“知成德军”。 [6]《东都事略》卷二百一《蔡京传》。 [7]《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纪·赞》。 [8]一说宋代四大书法家原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后以蔡京为奸臣，而改以北宋前期的蔡襄列入四大书法家。 [9]《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崇宁元年七月甲午。 [10]《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九，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 [11]《东都事略》卷十《徽宗纪一》。 [12]方泽是“古者⋯⋯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宋史·礼志三》），宋代已改在都城北郊地上建三层方坛以祭地，但仍称“方泽”，即后代的地坛。 [1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李彦原作李邦彦，《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二，亦作李邦彦，误。《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二、《东都事略·朱勔传》、《宋史》的《钦宗纪》和《陈东传》等，均作李彦，是。又“梁师成阴败于内”，《宋史·陈东传》作“梁师成阴谋于后”，词意略有差异。 [14]《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九，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15]野史小说称，蔡京被窜逐南荒，途经潭州（今湖南长沙），叹民心尽失，作绝命词《西江月》以自慨。词曰：“八十一年往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滛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今有人称是蔡京“勾勒一生的宦海沉浮”，“对自食苦果的忏悔”云云。须知，蔡京时年已八十，一路上折腾，饥病交加，早已奄奄一息，濒临死亡。是时是境，绝非填词抒怀之机，且以其凶谲个性，亦绝无忏悔之心。该词出于《大宋宣和遗事》，窃以为不过是稗官野史挪揄式的点评而已。 [16]《宋史·侯蒙传》载，有次宋徽宗问户部尚书侯蒙曰：“蔡京何如人也？”侯蒙曰：“使（蔡）京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蔡京好友屯田郎孙鼛曾经预言曰：“蔡子，贵人也。然才不胜德，恐贻天下忧。”叹其知人之明、预见之精也。 [17]近年有人亟欲复论蔡京之功过是非，但未能真正触及并推翻《宋史》将蔡京定为奸臣的诸多史实。对此，需要提供确证，切实辨析。如所谓宋绍兴三十一（1161）蔡京与岳飞同一诏令平反昭雪之说，纯属好事者偷梁换柱、鱼目混珠之论。考历史，南宋朝廷先后三次为岳飞平反昭雪。首次是绍兴三十一年宋高宗为激励抗金士气，诏令为岳飞、张宪等爱国将领平反昭雪。十月丁卯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见（现）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用中书门下省请也。于是（岳）飞妻季氏与其子（岳）霖等，皆得生还焉。（《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三十五） 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宋孝宗“诏岳飞复元（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百）。《宋史·孝宗纪》载：“官岳飞孙六人。”后又发还岳飞生前田宅及全部奏章、御札、手诏等。同年十二月，宋宁宗颁旨追封岳飞为“鄂王”。由上可见，宋高宗为蔡京、岳飞等人平反，先是应中书省之请，将误国奸臣与爱国将领并诏，大有混淆视听之意。其后宋孝宗、宁宗为岳飞的彻底平反昭雪，及以礼改葬，封王赐谥，录用子弟等重大措施，而蔡京皆无其份。蔡京直至乾道三年（1167），即死后四十二年，骸骨方由潭州迁葬仙游枫亭。这就是所谓蔡京与岳飞同诏平反昭雪幌子下的历史真相。 历史是一门科学，唯以事实为依据，而不可感情用事。近有冠以宋史专家者，将莆田史学界某些人士对蔡京历史评价的议论，奉为“故乡后人对蔡京的厚爱”，并荒诞地引用当代伟人对革命烈士、爱妻的悼念名句“泪飞顿作倾盆雨”以比喻之（汪征鲁《蔡京史论选编》序），竟然将历史上千年定论的大奸大贼的阴魂，同现代革命烈士的英灵相提并论，不但是学术上的曲意阿媚，而且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言，不可不谓可悲。 [18]新编《福建省志·人物志》；黄国华《蔡京与木兰陂》（莆田市政协文史委《蔡京史论选编》）。按，有人以王安石曾在浙江鄞县大兴水利，与蔡京尝向朝廷请建木兰陂之事，借邑人龚茂良《木兰陂》诗大做文章。说什么诗中“此水还应接鄞水，为谁流下海门东？”一句，是指蔡京继承王安石变法，在莆田大兴水利，云云。查龚茂良《木兰陂》诗，原诗有题注曰：“（木兰陂）旁有郑耕老书堂，耕老时分教四明。”四明指浙江宁波，辖鄞县。这就清晰地表明，龚诗本意是指郑耕老奉调四明执教的事，而非影射王安石在浙江鄞县大兴水利之事。“此水还应接鄞水”句，是说郑耕老把莆田的文教兴盛带浙江四明发扬去了。由此看来，不是“兰水接鄞水”，而是“鄞水接兰水”了。完全是论者故意掩盖真相，牵强附会，迷惑读者的阴暗伎俩。 [19]本文参考《中国通史》（主编白寿彝）第七卷（分卷主编陈振）第四十六章《蔡京传》。原撰稿人陈振，时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