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蔡襄，字君谟，自号莆阳居士。宋兴化军仙游县枫亭人，后迁居莆田城南，俗称蔡宅。蔡襄是一位忠直正义、嫉恶如仇、执政为民的名臣，宋代著名改革家，在农艺学上也有突出的贡献。 佐政漳郡初显吏才蔡襄于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生于一农家，偶得仙游县尉凌景阳赏识提携[1]，幼而从学，日进不已。年十五求举于乡里。天圣七年（1029）与弟蔡高徒步赴京师应试，“公年十八，以农家子举进士，为开封第一，名动京师。”[2]天圣八年，擢进士甲科。翌年，授漳州军事判官，步上辉煌的仕宦人生。宋天圣九年（1031），蔡襄莅任漳州军事判官之职。 “佐幕偏州，实贰（辅佐）郡政。”大则生杀鞭掠之权，小则勾稽簿领之务，无不参画职掌。战战兢兢，昼研夕味，补短弄清，旁搜远深，期于有得。“折狱必先本其情，干局（处理政务）必预防其弊；正其心以临下，尽其心以率职。但求内无愧于心，外无作于人而已。”但因“赋受愚直（天性拙直），不能取容于人，在己上者，有所枉道则咨之；在已列者，有所罔心则评之；在己下者，有所干犯则征之。介介而行，一无所屈。故自知获誉必少，而得谤必多也。”[3] 蔡襄在漳莅职一年后，向福建转运使王殿院（由殿中丞出任运使，名未详）上书，谈及自己任职得失及所可忧者，表白自己立身处世之道，与“驱策驽钝，黾勉展效”的进取心志。同其稍早所作《士伸知己赋》，提出的“固其窳（不坚实）而厚其薄，必幽者绠而培者扶，进抑时而退抑命。”即不失时机地培育扶持被埋没的无名人才，知人善用的主张，同声相应，一脉相承。我们由此感受初出茅庐的蔡襄，佐幕偏州，官卑位下，而胸怀大志，自强不息的精神。 蔡襄在漳州任职四年，史志称其“精吏事，笑谈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歁，而镇以简静。”[4] 以诗讽政 跻身谏署 宋景祐元年（1034），蔡京迁授西京留守推官，年二十三岁。其时，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屡贬言者。权知开封府范仲淹，针对时弊，上《百官图》，对吕相多所指责。被以越职言事，离间君臣为由弹劾之。落职，知饶州（今江西波阳县）。集贤校理余靖，上言为范申辩，亦落职知筠州（治今江西高安）。馆阁校理尹洙请与范同贬，被斥为郢州（治今湖北钟祥）酒税监官。司谏高若讷深知宋仁宗贵幸吕丞相，不敢出言。馆阁校理欧阳修致书遣责之，高恼羞成怒，上奏欧阳修之书，致欧阳坐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十余日间连贬四官，朝中为之震动。 蔡襄居官正直敢言。宋景祐三年（1036）五月，目睹权佞弄威，正人遭贬，愤然作《四贤一不肖》诗五首，以记其事，称赞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四贤士，痛斥高若讷为不肖之徒。诗云：“四公称贤尔（高若讷）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诗出，京都士民争相传写，卖诗者大获厚利。甚至连契丹（辽国）使臣到京，亦买诗以归，张贴于幽州之馆，蔡襄名传北国。 蔡襄作诗，虽出于义愤，大快人心，但在封建专制下，却面临极大政治风险。果然，江苏泗州通判陈恢疏请追究作诗者罪，幸得左司徒韩琦弹劾陈恢“越职希恩，宜重行贬黜”，蔡襄得以幸免一劫。 蔡襄诗的走红，反映当时朝中朝外要求改革时弊的迫切心情。宋仁宗亦“思正百度以修太平”，于庆历三年（1048）三月，力排众议，罢吕夷简相职，任用晏殊为相，并亲擢时负声望的王素、欧阳修、余靖与鱼周询为谏官，议论时政，拾遗补缺。朝野为之欢呼相庆。蔡襄作诗贺曰：“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竞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必有谋猷裨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俱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 此诗“言多激劝”。鱼周询闻之，自感不预士论，无颜再任谏官，遂乞辞职，朝廷从之。于是，王素、欧阳修、余靖三人，以诗荐于仁宗，蔡襄即被任命为谏官（知谏院兼起居注）。勉曰：“襄虽小臣，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得失。刚守粹悫，与修俦正。并为谏官，正色在列。予过汝言，无钳汝舌。”遇之甚宠，时称“京都四谏”。 蔡襄既为朝廷广开言路之举，感到欣喜，亦不免担忧朝中敢言直臣正人难于久立，遂上书建言，指出：“朝廷增用谏臣，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深刻揭露奸佞攻击阻塞谏官之邪说，及某些谏官投机取巧，敷衍塞责之术，告诫仁宗对谏官陈述，若于理适当，即赐施行，无使天下谓“朝廷有好谏之名，而无好谏之实。即使其言有激切，亦应宽容对待，防止奸邪离间，以致被斥逐，使天下人指朝廷有拒谏之失。蔡襄所论，切中时政之弊，不啻任职谏院之宣言书。 举贤斥邪 指陈时政 蔡襄在谏院，汲汲以尽忠补阙为己任，指陈时政，建言献议。主要论题是去邪任贤的用人问题。 自宋庆历三年（1043）四月起，他相继上章参劾，乞请罢去压制忠良、进用朋党的吕夷简商量军国大事之权，以全国体。吕致仕后，又乞请朝廷勿滥恩推礼，授予太尉重秩，另议官秩；乞请罢免才能最下，柔懦缄默的王举正参知政事之职，提请任用才名德望素著的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朝廷任用韩琦、范仲淹为枢密使后，应信任不疑，听其施设，防止进用之后，或有谗间，或拘旧例，使其不尽所长而去；乞请将行迹邪丑，不宜在天子左右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淑和宰臣梁适，外放州郡之任；乞请罢免恬然自安、私营忘公的晏殊宰相之职，以救时弊等。 蔡襄矛头所向，直指政府大臣，进而指点皇帝用人之失，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正如他在参劾李淑、梁适时所言：“臣力指奸邪，世人以臣不思后患，为臣寒心，笑臣愚鲁，臣自知甚明。苟利国家，岂顾后患哉？臣不爱身，惟忧朝廷不施行耳。奸邪不去，正人退缩，此正可痛心也！”这是其忠君效国赤诚之心的剖白。 指陈朝政之弊，是蔡襄论谏的焦点问题。宋庆历四年（1044）七月，旱蝗、灾害与日食、地震连续发生，朝野议论纷纷。蔡襄连上《言灾异》四疏，深刻指出真正原因，提出对策。其第三疏曰：臣伏念灾变之来，实由人事，政治阙失，感动天地。数年以来，天戒屡至，朝廷虽有警惧之意，然而因循时弊，未甚改更。致灾之本，由君臣上下之厥失也。不专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天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无嘉谋异画以矫时弊，不尽忠竭节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敝政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宽仁少断而不能规，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百官邪正并进而不能辨，四夷交构内侵而不能谋，有愿避之心，无力诤之节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过之言，达于天地神衹矣。伏乞陛下必践其言，必行其实。践言行实之要，莫若专听断、揽威权。号令信于人，恩泽及于下，则灾异和而气应矣。”疏出，同僚无不为其直言不讳担惊受怕。蔡襄自己亦有充分思想准备，其《言灾异》第四疏称，“臣等备位谏列，无所补益，乞加窜逐。” 宋庆历四年（1044）六月，京师开宝寺塔为天火焚毁，朝廷斥巨资重建，并取塔基舍利归寺。蔡襄终夕不寐，漏夜草疏，连上三章，乞请寝罢迎舍利活动。指出：“治天下之道，匡生民于富寿，皆由教化刑政修举，以臻太平。非理之福，不可徼求。况奉佛无效，前世甚多。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救时弊，若专信佛法，以徼福利，岂可得耶？”揭露迎舍利是僧徒交结陛下左右之人，张皇其事，夸惑都人，借此势力，别图财利的阴谋诡计。 蔡襄又上疏乞罢停重建开宝寺，驳斥所谓神圣福利的诡辨。指出：“浮屠为舍利所居，天火一夕而焚尽，岂可谓之神灵？”不过是僧徒“妄引灵怪，以惑圣聪”罢了。“臣谓一塔之费，数百万钱；一钱之资，皆生民膏血。当此多事匮乏之时，岂可虚费？若施于土木，果有福利；以之助军需，少宽民力，此岂独无福利哉？”希望陛下当修人事以报天戒。对所有乞请修复开宝寺塔者，特加深罪，以绝欺妄。 这年八月，保州（今河北保定）守卒据城哗变，朝廷诏令敕榜招安。蔡襄急上三疏，论列招安之策，是“顾一州之苟安，而不虑天下之皆乱。”指出：“苟无诛戳可行之令，必开骄慢叛乱之萌，力诛剪以振威令，戢骄兵而绝祸乱。”为朝廷所采纳。蔡襄又上二疏，乞请责罚预闻军政大臣，对率先奏请叛乱者予以恩赏，从制度上杜绝隐患。 蔡襄在知谏院前后两年时间内，忠于职守，指陈朝政，议题涉及国防安全，军法、科场改制、东南政务等。不但表明其不辱谏官使命，指陈朝政，勇于改革救时，富有远见卓识，同时亦显示其善于把握全局，处事坚定果断的吏才。正如其同僚和挚友欧阳修所言：“公以材名在选中，遇事感激，无所回避。于是权幸畏敛，不敢挠法于政，而上（皇帝）得益与大臣图议。明年屡下诏书，劝农桑、兴学校，革弊修废，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于此之时，言事之臣无日不进，而（蔡）公之补益为尤多。”（《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蔡襄诸多奏议，虽未全为宋仁宗所采纳，但如韩绮、范仲淹的进用，不可不谓其荐举之力，宋仁宗庆历新政，应有蔡襄推动之功。宋仁宗因数论事无所避，赐蔡襄五品服，以示褒奖。历史誉蔡襄为“庆历名臣”，亦属公允之论。 正如蔡襄知谏院时所议，由于朝中奸佞挑拨离间，改革主将范仲淹、韩琦乞请外任以求安，欧阳修亦离开谏院外任。宋庆历四年（1044）九月，蔡襄风闻朝廷任用资政殿学士、知青州陈执中为参知政事，连夜呈札子，乞请稍缓其命，容上殿奏论。不意仁宗不听众议，力用执中，命中使赴青州送与敕告，并谕意曰：“朕用卿，举朝皆以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为其鼓气。明日，谏官蔡襄等上殿时，仁宗脸色乍变，曰：“岂非论陈执中邪？朕已召之矣！”谏官乃不敢言。 蔡襄不为皇威所屈，就此罢休。他毅然上疏，论列陈执中并无建储（即劝宋真宗确立仁宗继位）之功可言；为相八年，亦无政绩可称；处理西夏边事，屡屡失误；且赋性强狠，不容商议。乞请追罢执中参知政事之前命。宋仁宗不从。蔡襄遂以父老便亲为由，请求外任乡郡。 出守闽邦 为民谋利 宋庆历五年（1045）正月，蔡襄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任上，以安民济世为大任，精求民瘼，为民解困。 当时，福建海盐由官府煎卖，利益甚少，而每年有数万人因犯禁私煎陷于刑狱。蔡襄奏请朝廷开放盐禁，允许自煎和通贩，使民分享盐利。他访知福州厢军，差往广南（广东、广西）诸州屯驻，因土风不同，沾染瘴毒，军回时死损一半，前后六七次。因此，每至差发，士卒与父母妻子生死诀别，极可哀悯。乞请只于比近州军，节次挪移对替，年岁计期，以免异地久役死亡。朝廷准之。蔡襄所请，存救福建厢军人命不可胜计。 蔡襄针对当地居民轻医崇巫陋习，下令禁止巫医，颁布宫廷御方六千余帖，创办医学堂，普及医药知识。下禁令破除民间迷信，取缔巫觋。“禁绝甚严，凡破数百家，自后稍息”。蔡襄又自撰《福州五戒文》，提倡家庭和睦，乡党亲善，戒田主不要兼并农人，商贾不可欺诈贫民。人人各守本分，和谐相处的良好乡风民俗。 宋庆历七年（1047），蔡襄由福州知军迁改福建转运使。他一如既往，励精邦冶，为民谋利。他访知泉州、漳州、兴化军三郡人户，税负极重，五代时旧税身丁米，宋真宗曾下令免征浙闽六路身丁钱，但泉、漳、兴三郡仍沿袭科纳，每丁年征身丁米多至七斗五升。贫民无力输纳，以至生子不敢养育，逃亡他乡。蔡襄奏请朝廷减征一半身丁米，以减轻三郡人民负担，全活生民性命。 宋庆历八年（1048）春，蔡襄赴兴化军视事，访闻莆田县原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太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碱地一千余顷为田，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年中，豪绅陈清一伙，勾结州县官去水为田，致使原先依赖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有种无收。结果是豪绅得塘田一百余顷，而千余顷碱地无收；富足了三十余家得官户，贫困却有八千余家，官府每年亦只得百顷塘田的租赋，却因灾免除千顷租赋，公私均受其害。蔡襄乞请朝廷下令福建路转运司，派精干官员查看关连案卷，亲诣五所陂塘处定夺闻奏，除落新定塘田产钱，依旧积水为塘，利济民户。五所陂塘修复后，民户感念蔡襄功德，于塘岸建祠祀之。 蔡襄任上，致力扩大建安县北苑贡茶生产，改进制茶工艺，创制小龙团茶，成为京师珍品，客观上推动福建茶业生产的发展。 蔡襄还下令郡县夹道种松[6]，庇荫行人，自福州直达泉、漳。闽人即桥旁作堂以祠之，又作诗歌之。曰：“道边松，大义渡至漳泉京，问谁植之我蔡公。岁久广荫如云浓，甘棠蔽芾安可日。委蛇夭矫腾苍龙，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长清风。” 宋庆历八年（1048）十一月，蔡襄丁父忧，离职回莆服丧。 再度立朝 忠直执义 宋皇祐三年（1050）正月，蔡襄服除赴京，授右正言、判三司盐铁勾院、复修起居注。后改右正言、直史馆、同修起居注、判三司度支勾院，再迁朝奉郎、起居舍人、知制诰、权同判吏部流内铨上骑都尉。作为帝王的近侍，他一如既往怀忠尽责，不避风险，规谏帝王之失。 一日，殿中侍御史唐介廷奏：“宰相文彦博，以灯笼锦媚贵妃而至位宰相，又以美官巴结国戚。请逐之！”言涉官掖，语甚切直。枢密副使叱唐介下殿，唐介诤谏愈切。宋仁宗大怒，出声甚厉，诏贬唐介春州（今广东阳春）。春州地处岭南，历来被视为必死之地。众官恐祸出不测，无人敢言。蔡襄作为起居注官，立下殿陛，毅然趋而进曰：“（唐）介诚狂直，然纳谏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贷。”不顾自身安危，见义勇为，“独论其忠，人皆危之。”次日，又上疏乞罢唐介春州之命，曰：“春州恶地，唐介台官，今言执政而得必死之谪。伏望陛下少霁天威，以全国体，追寝唐介春州之行”，又曰：“臣官为正言，又在侍从，耳目闻见，不敢默默。臣死罪，具状奏闻，伏候敕旨。”幸仁宗“悟而意解”，改贬唐介英州（今广东英德）别驾。蔡襄无异于救了唐介一命。 蔡襄在知制诰任上，御使吕景初、吴中复、马遵三人弹劾宰相梁适奸邪贪黩、任情绚私，不宜久居重位。宋仁宗受梁党蛊惑，在罢去梁适相位翌日，旨意将吕、吴、马三御史贬逐外任。蔡襄缴还词头（命官谕旨），拒绝草制。其后，屡有除授，凡属不当者，蔡襄皆封还拒草。 蔡襄还就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丧事及册封、立志等违背皇朝礼制的诸多做法，接连上疏规谏废止，并婉言谢绝为宋仁宗书温成皇后碑文。 上述行动，显示蔡襄忠君效国、直言不讳的谏官本色。虽时犯龙颜，却未始嫌弃。宋仁宗反而“嘉其有守（原则）”，“遇之益厚”。闻其母老，特赐冠、帔示宠，又亲书“君谟”二字，遣使持诏送与蔡襄。 宋至和元年（1054）七月，蔡襄迁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乃京师之地。但因皇室贵族与权要恃势弄权，“世称省府，为难治，而易以毁誉，败者十常四五。”[7]蔡襄以其杰出吏才，典领难治京邑，举重若轻。 时内东门司有径向京师店铺购取宫廷日用物资的特权，恃势取物而不付钱，成为京师一大公害。蔡襄奏请朝廷批准，没收该司掌控字号，移交给杂买务，以现钱采购供给宫廷所需物品，从而解决欠款难题。此举根除长期困扰的宫市之弊，维护了商家经济利益。这是蔡襄对城市经济政策的改革创新。 蔡襄知开封未及一年时间，自称“莅京都之繁浩，初无才略，动忤贵权，事必处于公平，要惟归于勤瘁，每缘睿奖，仅免人言。”政声颇佳。欧阳修称其“为政精明，其治京师，谈笑无留事，尤喜破奸隐，吏不能欺。”[8]因念亲慈高年，思乡情切，遂乞请转开封府，出知泉州。 再守乡郡 殚劳惠民 宋至和二年（1055）三月，蔡襄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三年移知福州，一年后，再知泉州。两地三任，前后共五年多时间。确如他到任后的谢表所云：“敢不励精邦治，殚尽夙夜之劳；宣谕帝慈，周通爱育之惠。”精求民瘼，忧公如家，惠泽万民。 蔡襄在知福州任上，大力倡导开渠浚湖，兴修农田水利。命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开挖疏淘河浦，并建桥方便通行。仅闽县开淘河浦一百七十六条，溉田三千六百余顷，基本形成福州城内河渠体系。蔡襄亲撰《福州开河记》，详记宋嘉祐二年（1057）自清水堰至东康门桥的开河规模。[9] 在办学兴教上，蔡襄针对士人专攻诗赋以应科举的积习，倡导攻读儒学经书，造就经国人才。为此，特奏请朝廷任用精通经义，文词深厚的著名儒士周希孟，诏授将仕郎、试国子监四门助教，充本州学教授，并礼聘陈襄、郑穆、陈烈等名士执教，开讲经学。蔡襄还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促使士习的转变。 蔡襄访知民俗看重丧事，以侈为孝。丧家破产变卖产业，或终身负债，以置办山头斋会，任人恣食索钱，以至亲人死亡而秘不举哭，或破产发丧。愤然叹曰：“弊有大于此者邪！”亲撰《戒山头斋会》，告戒丧家不得置酒宴乐，山头不得广置斋筵聚会，并立碑公示。又作《教民十六事》，告知民众处理十六事项准则，倡导遵法为善，改变陋习，监督与告发官吏的非法行为，诚信买卖，告发诈骗者，禁止赌钱与侈办丧事等。对于加强社会管理，稳定公共秩序，防止官吏徇私舞弊，促进官风民俗的转变，具有刚性的指导意义。 蔡襄任上，尝于上元日下令每户居民燃点七盏，造成民众负担。文士陈列作大类丈余，大字书讽曰：“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闻过即改，下令罢灯。他还下令每年二月开放州府园林春台馆，任由民众游览。 蔡襄两知泉州，前后历时四年。任上，威惠并行，赢得郡民敬畏。 泉州北有万安渡，为南北交通要冲，因江海交汇，水深流急，水域宽广，商旅往来，视为危途。宋皇祐五年（1503），泉民筹建跨海大桥，困难重重。蔡襄来知，主持桥事，积极筹款，招募工匠，探究破解工程技术难题，采用筏形石墩，木排浮运，涨水架樑，又以蛎房胶固桥基，于嘉祐四年（1059）建成。桥长三百六十丈，宽一丈五尺，置墩四十六座，架石樑三百余板，耗钱一千四百万。桥成之日，蔡襄“为之合乐，燕饮而落之。”万民欢呼。蔡襄撰《万安渡石桥记》，勒石立碑，曰：“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民莫不利。” 蔡襄知泉州期间，泉州连年大旱。上任伊始，便到南安县九日山飞阳庙祭神祷雨。祭神文称：“究民疾苦，莫若秋旱不雨之急者。”后又到灵岳祠为民祈雨。蔡襄不信神灵，祷雨是借以激发、鼓舞郡民抗灾信心。同时调动民力，加强水源管理，制定《龟湖塘规》公约，制止用水纠纷。 蔡襄知泉州任上，严肃吏治，奏请朝廷以贪赃枉法罪罢免晋江县令章拱之（此人伯父为宰相章得象），为民申张正义。还捕杀畜养虫蛇，以治病为名谋财害命的巫妖，仅惠安县就惩处巫妖数百人。 值得一提的是，蔡襄享誉中外的农学名著《荔枝谱》，就是宋嘉祐四年（1059）八月于泉州写成，并于翌年三月书于府署安静堂。[10] 综观蔡襄出知福泉两郡，前后历时六年，突出地显示其精求民瘼，为民解困惠利的执政取向。正如其宋至和二年（1055）初知泉州时，读白居易诗《闲居篇》，作诗回顾仕途坎坷，抒发济世安民情怀时所云：“愿舒泰山云，甘泽成岁功”（风调雨顺，岁岁丰收）、“愿跻万人寿，夭扎终不逢（万民长寿，免遭夭折）；愿令编户富，食衣无困穷（平民百姓，摆脱穷困）”。为弘扬古人救世安民仁德，而不问自己贵贱，不顾华发早衰。 京都计相 曲守杭城 宋嘉祐五年（1060）四月，朝廷授蔡襄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三司是当时总管全国财用的机构，地亲权重，号称计省。蔡襄既感宋仁宗“宠数殊优”，亦自知任重事繁，难以营为，故上表恳辞。仁宗诏答云：“翰林，儒者之极选；三司，天下之大体。朕之任人，于此尤重。卿有博通之学，足以谋王体，而兼济之道，足以济邦财。断于朕心，则用而已晚；稽于物论，则资适其宦。当体眷怀，无或牢让。所乞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蔡襄遂以怀忠效国之心，赴京履职。 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已深，财政匮乏，入不敷出。蔡襄“较天下盈亏出入，量入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给”。革除习弊，建章立制，使“簿书纤悉，纪纲、条目皆可法。”精心理财，对“民齿耗登，财用丰寡，日考而月课之，乃见虚盈。” 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逝，赵曙继位，是为英宗。因兴建昭陵及大加赏赐，所费皆猝办于县官经费之外，蔡襄夙夜谋画，以应急需，遂拜三司使。由于宋廷财用久虚，用度百出，蔡襄应烦若闲，而人不知其劳，仍不免捉襟见肘，致被诘责。 更为严重的是，奸邪乘机造谣兴谤，称蔡襄尝对宋仁宗立赵曙为皇子有异议。前被惩处的晋江县令章拱之案亦讼冤于朝，章氏家人撰造所谓蔡襄乞不立赵曙为皇子疏，刊印流布。[11]英宗于是对蔡襄耿耿于怀。宰相韩琦与大臣欧阳修等，力为蔡襄辨诬，规谏不可以飞语获罪，幸勿致疑。无奈英宗执迷不悟，对蔡襄职事横加挑剔。面对小人兴谤，帝王猜疑，蔡襄有口难辩，自感不安，遂上章以母老乞知杭州，英宗破例“一请而允“，诏准辞三司使，以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知杭州。 蔡襄因英宗猜疑，在个人极为困难的政治环境下，进奏《天下财用总要》，又针对衰败朝政，上《国论十事》与《论兵十事》，提出“兴治道，正风俗，谨财用，赏功实”四纲十二目，对挽救北宋危局，提出全面改革方案。足显其忠君体国之心，忧民济世之情，其心志胸怀，与刚愎自用、必欲逐走蔡襄而后快的赵曙，真是天壤之别耳！ 宋治平二年（1065）五月，蔡襄到杭州履新。他在任上坚持奉行安民济世的宗旨，询求民隐，乐于便安，任之宽简。他的《杭州清暑堂记》，对其执政思想作了阐述，曰：“究民之不至而教之，庶民之所有而用之，去其所不愿，就其所便安。如得其本，于为惠亦大矣。”实际亦是其出知福、泉与开封的经验总结。他在杭州最突出的安民功德，就是针对钱塘江弄潮轻生的民俗，下令禁止泅徒弄潮之戏，保护百姓生命安全，革除积年陋俗。 蔡襄在杭州为政仅年余时间，翌年十月因丁母忧而离去。服丧间，次子蔡旬因大病卒。蔡襄亦卧病不起，遂于宋治平四年（1067）八月病逝莆城蔡宅，享年五十六岁。 蔡襄挚友、名臣欧阳修撰墓志铭，高度评价其一生功绩与风德，铭曰：“岿岿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言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为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明代吾莆名臣柯潜曰：“莆城巨域，人物英英。孰为第一，蔡公端明。”（《蔡忠惠公墓记》） 书艺名世 诗文清美 蔡襄一生，仕宦三十七年，不仅政绩卓著，品德典范，在科学文化上亦有突出成就。所撰《荔枝谱》，为现存最早的荔枝专著，详述福建荔枝的品种、种植、加工、运销等项，对推扬闽中荔枝作出贡献。所撰《茶录》，介绍茶叶品质、收藏、品评及制茶、饮茶器具等，首次提出色、香、味三大标准，是继晋代陆羽《茶经》之后的论茶名著。两书在我国古代农学史上均有建树。 蔡襄是宋代著名书法家，其书众体皆备，有“翰墨豪杰”、“一代绝笔”之誉。欧阳修曰：“君谟书独步当世，笔有师法。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苏东坡曰：“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米芾曰：“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 蔡襄著述甚丰，诗文清遒粹美，奥壮浑古，深厚简练，传世文集收诗词条三百七十首，奏议六十四篇，杂文五百八十四篇，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襄于仁宗朝危言谠论，持正不挠，一时号为名臣。不但以书法名世，其诗文亦光明磊落，如其为人。” 注 [1]黄岩孙《仙溪志》卷二。黄氏宋宝祐四年（1256）十月所撰《（仙游）县尉厅记》（周瑛《兴化府志·艺文志》卷二十七）亦载其事，曰：“君谟卒为庆历名臣，系一尉（教诲）之力。” [2][7][8]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五） [3]《蔡襄全集》卷二十四《上运使王殿院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陈庆元等校注本）。以下引文只注篇名。 [4]《漳州府志》卷二十四《宦绩》。 [5]《蔡襄全集》卷十四，奏议。以下奏议引文同此。 [6]闽人谓榕树为松，榕树速生、荫广布，松则不然。 [9]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 [10]《蔡襄全集》陈庆元等校注本《荔枝谱》注。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王明清《玉照新志》（蔡金发《蔡襄及其家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