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蔡卞，字元度，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生，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湖（今枫亭镇东宅村）人。卞为蔡京胞弟，“自小喜学书，初学颜行，笔势飘逸，但圆熟未至，故圭角稍露，其后自成一家。亦长于大家，厚重结密，如其为人。”卞丰神俊伟，秉性旷达，志存高远，人才俱美。常以临川先生介甫（安石）名言“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自慰，幼与其兄京游太学，驰声一时。 神宗熙宁三年（1070），卞随京赴汴京应省试，兄弟同擢叶祖洽榜进士，初授江阴主簿。按照惯例，新科进士初任官职，必去拜谢当朝宰相，其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见而奇之，（按：早在嘉祐八年（1063），安石因母卒，居家丁忧四载，在金陵兴办书院，收徒讲学，陆佃、蔡卞、龚原、李定等人都是王安石的弟子）。妻卞以次女，使从已学，自此，卞得安石学术议论为多。王安石自熙宁三年力主变法为国家谋利，得到踌躇满志，锐意改革进取的少年天子神宗的大力支持，其变法大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作为：一是理财；二是整顿治安，加强军备；三是改革科举与学校制度。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介甫认为“国之大政在兵、农”、“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他又竭力反对私利，倡导仁义。尝语婿卞曰：“君子居仁，行必义，反仁义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义而祸，君子不屑也。”其强调君子应该“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他对那些谋取私利而“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的贪官污吏，更是严惩不贷，坚决鄙弃！自是王氏学擅一时，时流归之。就是举荐其在朝廷任职的太子太师，文坛领袖欧阳修，也赋诗赞叹介甫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欧阳修此诗意谓后来之人，可能无法超越介甫的治国安邦之才和辉煌文学成就。 熙宁四年（1071），卞在江阴主簿任上，佐县令推行新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将兵法；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学校制度，为全面变法大展宏图做准备。卞与江阴大富豪顾新元等守旧派展开斗争，开仓借粮，赈济难民；对富商大贾操纵粮价，高利放贷予以打击。鼓励百姓 “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参与疏渠浚沟，兴修水利，开辟荒田，利于农业生产，颇有政声。 元丰四年（1081）七月甲辰，蔡卞知谏院，先是存宝经制泸州蛮贼无功，而永式照管军马，实同其事。朝廷案既具，于是刑部奏：“存宝逗留不克，请行军法。”蔡卞亦言：“乞正存宝军法，并置永式典刑。”翰林学士兼评定礼文张璪举荐，卞升国子直讲。十月乙卯，加集贤校理蔡卞为崇政殿说书。十一月甲辰，枢密院置知院、同知院，余悉罢，于是大改官制，卞擢起居舍人，列同知谏院侍御史。不久，皆以岳丈王安石执政亲嫌辞，卞拜中书舍人兼侍讲，进给事中。 其时，尚书左仆射、舒国蔡卞《雪意帖》公、集禧观使王安石，以特进，改封荆国公，因病居养于江宁府老家园屋。元丰七年（1084）五月庚申，安石病重，神宗极为思念贤臣，诏令给事中蔡卞代其前往省视。六月戊子，集禧观使王安石请以所居园屋创禅寺，乞赐名额，卞呈疏入，神宗从之，以“保宁禅院”为额。介甫自爱子龙图阁直学士王雾于熙宁九年（1076）因疾英年早逝，卒年三十三，荆国公晚年失子，遭受打击极大，痛悼不已，遂舍半山园宅为寺，又割田为常住，以荐冥福。 元丰八年（1085）五月戊午，侍御史刘挚言：“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左右前后宜正人与居。伏见兼侍讲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欲望于两制以上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于是陆佃、蔡卞皆置，以龙图阁待制赵彦若、朝请郎傅尧俞兼侍讲。 元祐元年（1086）三月，神宗去世，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新法复差役法，当时介甫在病榻上闻讯，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对家人曰：“此法终不可罢。”其时胞弟安国、安上，从子防、长婿傅安持、次婿蔡卞、介甫妹夫崇文院校书朱明之及眷属奉侍在侧。四月癸巳，特进，荆国公王安石卒，年六十六。安石“性强忮，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已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尽管如此，连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介甫不为升官发财，不为满足个人野心，完全是出于一片报国之心。并对一代文宗之“文章节义，颇多过人”感到由衷之敬佩。“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介甫之与元度，既是翁婿关系，又是师生情谊，其言其行，对蔡卞影响极大。安石晚居金陵，于钟山书室多写“福建子”三字，卞知盖恨为吕惠卿所误（蔡确、吕惠卿为泉州晋江人）。惠卿负恩排王安石，众皆薄之，虽章惇、曾布、蔡京当国，咸畏恶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转徙外服，讫于死云。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载：“王安石熙宁未复坐政事堂，语蔡卞，可继其执国柄者天下仅四人，首为子王雱、次即蔡卞，余为蔡京、吕惠卿。于此亦可见安石于卞品目之高矣。”宋周煇《清波杂志校注》七夫人条载：“蔡卞之妻七（王）夫人（安石次女，封福国夫人），颇知书，能诗词。……煇在金陵，见老先生言，荆公尝谓：‘元度为千载人物，卓有宰辅之器，不因某归以女凭藉而然。’其后蔡（卞）唯知报妇翁之知，不知掩妇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后世，其于报也何有！”《宋史》蔡卞传云：“卞居心倾邪，一意以妇公王氏所行为至当。” 九月丙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年六十六。朋党苏轼论光所以感人心，动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君子以为笃论。蔡卞迁礼部侍郎，朝廷令使于辽，辽人颇闻其名，卞适有寒疾，命载以白，驰车典客者曰：“此君所乘盖异，礼也。”卞使辽还，以龙图阁待制知宣州，徙江宁府，历扬、广、越、润、陈五州，所到之处，廉行洁已，博采兼听以收其效，颇有政声。当时广州为宋廷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外商云集，宝物聚积，珍稀无数，卞一无所取，以不贪为宝。及徙越，外国商人清其去，以蔷薇露挥洒蔡卞之官服相送别，以示敬重。 元祐八年（1093）三月癸酉，以知陈州蔡卞为中书舍人，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业，卓然出千古之上，发扬休光，正在史策，而《实录》所纪，类多疑似不根，乞验索审订，重行刊定，使后世考观无所迷惑。”至诚之论，哲宗从之，命蔡卞兼国史修撰，同修国史。先是荆公卒时，悔其所撰《日录》八十卷，命从子王防焚之，王防诡以他书代焚，至是，卞至防家取《日录》归。五月己酉，哲宗诏以王安石《日录》参定《神宗实录》、《神宗正史》。此时守旧派元祐党人诬陷蔡卞“因芟落事实，文饰奸伪，尽改元祐所修。”周煇《王荆公日录》云：“凡旧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诋毁，论法度有不便于民者，皆归于上；可以垂耀后世者，悉己有之，尽出其婿蔡卞诬罔。”（见陈了斋瑩中《四明尊尧集》）。但是曾布、蔡卞不为所动，对其诬蔑王安石变法的“直攻荆公之恶”予以无情反击、批驳，终让守旧派朋党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皆获深谴。蔡卞迁翰林学士。六月戊子，诏翰林学士兼侍讲蔡卞充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绍圣元年（1094），三省同进呈台谏官前后章疏，言：“实录院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乞重行罢黜。”哲宗曰：“史官敢如此诞谩不恭，须各与安置。”诏范祖禹置永州，赵彦若置丰州，黄庭坚置黔州。 绍圣二年（1095）十月甲戌，翰林学士蔡卞为尚书右丞。翌年九月，右仆射曾布言：“蔡卞最阴巧，而章惇轻率，以相媚说，故多为其所误。凡惇所主张人物，多出于卞，至议论之际，惇毅然如自己出，而卞噤不启口，外议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实于圣政有害。”蔡卞、章惇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凡中伤善类，皆密疏建白，然后请哲宗亲札付外行之。章惇虽奸，然犹在其术中。 绍圣四年（1097）二月壬寅，以曾布为枢密院事，蔡卞为尚书左丞。壬午，中书舍人、同修国史蹇序辰言：“前日追正司马光等罪恶，实状具明，乞选官将奸臣所言所行事状，并取会编类，人为一本，分置三省，枢密院，以示天下后世之大戒。哲宗从之。章惇、蔡卞请命蹇序辰及直学士院徐铎主其事，由是搢绅之祸，无一得脱者。章惇、蔡卞恐元祐旧臣一旦复起，日夜与刑恕谋所以排谄之者，哲宗悟，恕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惇、卞乃止。 元符三年（1100）五月，殿中侍御史曰：“蔡卞事上不忠，怀奸深阻，凡惇所为，皆卞发之。望采之至公，昭示谴黜。”未报，而台谏陈师锡、陈次升、陈瓘、任伯雨、张庭坚相继论之。乙酉，卞罢，知江宁府。九月甲申，诏蔡卞落职，提举洞霄宫，太平州居住。十一月，蔡京既贬，辅臣谓蔡卞责轻，于是并责卞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侍御史陈次升言：“卞之为害，不在章惇下，惇既以散官安置潭州，而卞则止于近地分司，何名为谪！”壬申，诏：“卞降一官，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 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赵佶即位，二月，台谏任伯雨又言蔡卞恶甚于章惇，遂陈其大罪有六：“诬罔宣仁保佑之功，欲加追废，一也；凡绍圣以来窜逐臣僚，皆卞启而后行，二也；宫中厌胜事作，卞乞掖庭置狱，只遣内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编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数千人，议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邹浩远谪，又请治其亲故送行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详诉理之义，惇迟疑未应，卞以二心之言胁之，惇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卞阴狡险贼，恶机蹈天，门生故吏，遍满中外，今虽薄责，犹如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别，驯致不已，奸人复进，天下安危，殆未保也。”奏入，不省，顾亟正典刑，以谢天下。诏卞以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连贬少府少监，踰岁，起知大名府。 崇宁元年（1102）二月辛丑，蔡卞改知扬州，招为中太乙宫使。十月戊寅，以资政殿学士蔡卞知枢密院事，时京居相位，卞礼辞，徽宗不许。徽宗向蔡卞求教收复湟、鄯之举，卞以王厚、高永年对。又与蔡京合谋竭府藏以事边募，及取三州，七月辛巳，朝廷进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进官二等，卞进金紫光禄大夫。 崇宁四年（1105）正月丙申，知枢密院事蔡卞罢。卞以兄京晚达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时有不合。至是蔡京荐童贯为陕西制置使，卞言不宜置宦者，右丞张定国引李宪故事以对，卞曰：“用宪已非美事，宪稍习兵，贯略无所长，异时必误边计。”蔡卞的职责是负责边防、军务机要事务，徽宗却听蔡京的话，令中书行之，京于徽宗面前诋卞，卞求去，遂出天章阁学士知河南府。 大观元年（1107）己丑，妖人张怀素伏诛。卞素与之游，谓怀素道术神通，尝识孔子、汉高祖，称为大士。卞遭怀素之累，坐降职，旋加观文殿学士，拜昭庆军节度使，入为侍读，进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后迁镇东军节度使。 政和八年（1118），卞自进用到今历半个世纪，至晚年高位犹不倦书写。稍亲厚者必自书简牍，笔墨亦稍变，殊不类往时也。然多喜欢作行书字，其书《赠华阳法师》诗云：“师到华阳洞，仙花几度开。只应常救物，却遗世人来。”蔡卞在诗中活用典故，意谓自己为国家谋画，不在名，而在实。只要能贯彻变法“常救物”，自然会有“世人来”，诗以暗喻手法，表达了自己对故相泰山介甫深深的缅怀眷恋之情，只要变法能执行到底，身死何憾！是年蔡卞告假返乡祭祖，道死，年七十，赠太傅，谥曰“文正”，著有《毛诗名物解》存世。蔡卞后归葬枫亭锦岭，墓用“洽土”筑成，墓前竖有石翁仲、石虎、石羊及四匹石马，（其墓于一九四九年之后毁坏）。建炎元年（1127），高宗即位，追责卞为宁国军节度副使。绍兴五年（1135），又贬单州团练副使。 总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蔡卞“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遭千人所指，无病而死，确是应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之鉴。其生平事迹可见 《莆阳宋代蔡京缘何四度拜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