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第一节 自然变动
  宋代，城厢就是县城附郭，为全县政治中心、商贸集镇，教育发达，人口一度增长较快。但在宋末，城厢遭屠城惨祸，死亡3万多人。明嘉靖年间（1555～1562年），寇多次劫犯莆田城，城厢百姓遭殃。倭患后，疫病蔓延，死亡甚多，人口锐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境内瘟疫流行，其中肺鼠疫患者甚多，病者百不存一，灭门绝户者不少，死亡率达到83.83％。
  民国时期，因自然灾害、苛捐杂税、抓夫抽壮丁、瘟疫等原因，人口增长极为缓慢。民国16年（1927年），霍乱流行，境内3日死亡百余人。民国18年，鼠疫大流行，城郊七步郊东村仅有800多人口，染鼠疫死亡308人。民国29年中秋节，因染霍乱，城内一天内死亡104人，导致棺材脱销。民国33年后，人口逐年递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日益改善，人口逐年增长。50～7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率增高，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一直呈增长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5‰～22‰高位徘徊，每年净增人口均在1600人以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境内严格实施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1980～198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10‰以下。1990～1991年，因对外来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跟不上，人口自然增长率一度回升。1992年始，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落实计划生育各项措施，实施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1992～1994年，境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以下。
  第二节 机械变动
  一、迁入
  秦汉以前，境内为闽越族人聚居。隋唐之后，中原汉族因避兵乱，多次大批南迁入闽，有的迁入境内定居，成为城厢籍主要姓氏的始祖。明清时期，因地理环境、商贸集市的优越条件，迁入境内有为官致仕的，有经商的，有屯田的，有遭贬官的，有鼎革后留寓等迁居城厢的，也有杀贼有功承袭或从军累升后落户境内的，还有在官府为仆随官员入县府后定居莆城的。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实行“迁界”，将离海岸30里内的地区划为“界外”，勒令“界外”居民限期迁入境内定居，导致城厢人口迅速增长。
  民国38年（1949年）8月，莆田解放，南南下来的干部、分配来莆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来莆经商人员及个别南下干部家属也因工作就业而迁入荔城。60～70年代，印度尼西亚、越南部分侨胞因受居住国排华影响，回国后迁入境内。在这期间，由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被精简下放人员也迁回城厢定居，使城厢人口逐年增长。
  8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对来城厢投资兴业、经营商贸、购房定居者适当放宽迁入条件，1984年，省外迁入628人，省内迁入1321人，市内迁入1878人。至1990年6月，外来人口迁入境内达22380人，其中工作调动3293人，分配录用1128人，务工经商4051人，学习培训2882人，投亲靠友674人，退休退职258人，随迁家属7605人，婚娶1636人，其他原因迁入853人。侨务政策落实后，在东南亚一些华侨、华人因年老思乡或回莆办企业等迁入境内定居4804人。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人住城厢，户口待定”者共有2011人（男952人，女1059人）。1994年，省外迁入464人，省内迁入1813人，市内迁入2733人。
  二、迁出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前，城厢有一些“游商海贾”“牟利于他郡外蕃”。明初，阔口玉湖陈氏的十二世孙陈康出海往日本定居；英龙东里巷进士黄乾亨出任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副使，带伯弟乾刚同往就职；清乾隆九年（1744年），后龙坡宋新恩后裔宋来高，率兄弟12家赴台开发定居，在北路淡防厅桃涧堡广兴庄开基。民国期间，境内居民前往东南亚各国谋生和当科教人员11446人。解放前夕，往台湾谋生、读书、当警察及随溃军撤退往台湾定居的有1122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解决城厢人多地少就业难的矛盾，每年均有大量的居民因考上大中专院校、参军、外出经商或工作而迁出。1965年，移民到闽北邵武县开发山区的有近百人。
  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区“常住户口外出一年以上”的人口有1336人。1984年，迁往省外249人、省内1542人、市内663人。1987年后，符合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政策规定及来大陆找配偶后又迁往台湾定居8人。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区常住户口外出一年以上者共有338人，其中男201人，女137人。原住城厢区，现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暂无户口者112人，其中男35人，女77人。同年，迁往省外437人、省内1203人、市内1206人。1994年，迁往省外172人、省内950人、市内622人。1949～1994年，城厢迁往香港定居989人、澳门定居8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