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一、婚姻
  明、清至民国时期，后溪婚姻习俗一般为一夫一妻制，个别乡绅纳妾。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乡俗，一般以男满18岁、女满16岁即达到结婚年龄，家长就会托媒说亲。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确定双方婚姻关系，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有的家庭实行养媳婚、交换婚、表亲婚等，双方缺乏感情基础，由此造成的婚姻悲剧，时有发生。同时，受婚俗、环境、经济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困家庭男子，终身无法娶妻。
  民国时期（1912——1949年），封建社会的婚姻弊端仍在延续，抱童养媳、买卖婚姻现象严重。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因不堪家庭暴力和虐待而投水、服毒、上吊自杀者，屡有发生。因生活所迫，忍痛卖儿鬻女者有之。孀居寡妇身受封建礼教观念的桎梏，改嫁或招夫被视为不贞，寡居苦熬遭受世俗岐视。家庭中“夫权”观念占支配地位，达官贵人、商贾富豪娶妻纳妾不受法律约束。
  1949年后，废除早婚制，严禁买卖婚姻，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由。自1950年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境内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双方通过自由恋爱后，到区（乡）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确定婚姻关系。未到法定婚龄，或是家庭强迫包办者，政府不予登记。妇女权益受到法律保护，社会地位日益提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政治地位的提高，婚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择偶重人品而不重财礼。女子以品德良好、身体健康、吃苦耐劳、举止文明作为选择伴侣的首要条件。结婚时不计较嫁妆、不讲究排场，侧重于孝顺长辈、勤俭持家、妯娌团结、家庭和睦、夫妻恩爱等道德、政治因素的考量。
  1962年，随着经济好转，女性择偶偏向于现役军人或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国家工作人员。1966年后，受“左”的思潮影响，男女择偶讲究阶级成份。70年代，县城和集镇经济发展较快，受其影响，条件较好的女性，偏重于有地位、有固定收入的城镇男青年，并开始讲究彩礼的品牌和档次，“三车一转”是彩礼中必不可缺的“硬件”。少数受经济条件限制，难以找到合适对象的农家男青年，往往寻觅同等类型的家庭，进行“姑嫂换亲”或“三家转亲”，以期节省婚嫁开支。
  1978年政府号召晚婚晚育，规定男满25岁、女满23岁，方可登记结婚。1988年，《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重申这一规定。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女青年偏向选择条件优于自身的男友，不仅要讲究对方的经济状况，而且要考察对方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技术水平等。在彩礼上，男方大多都能满足女方对洗衣机、彩电、电冰箱、摩托车等的要求。男女外出打工、经商、求学的，也有选择外地人为配偶。
  1990年起，按照宪法规定，男满22周岁、女满20周岁，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生活水平提高，境内婚姻形式趋于多元化。男方到女方落户入赘、丧偶老人重组家庭、孀居女性自由改嫁渐成社会习俗。自由恋爱、集体婚礼、旅游结婚，渐成婚姻新风尚。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夫妇共同赡养双方父母成为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封建社会中，出于政治、宗法、伦理、健康等方面原因，朝廷规定“同姓不得通婚”，1949年后，这一禁忌已被废除。改革开放后，只要男女双方彼此信赖、两厢情愿、无近亲血缘关系，同姓联姻亦被认可。境内同姓联姻者十来对，家庭和谐、子女健康聪颖。
  二、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按其规模、结构划分，一般家庭有“核心家庭”型和“直系家庭”型。核心家庭包括父母和未成年子女，规模小，结构简单。直系家庭包括户主的父母、配偶、子、媳、孙等，规模较大。
  自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阮哲公迁居后溪后，境内的平民家庭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家庭大事、对外事务，全由男主人处理，丈夫是“当家的”，是家庭的主宰，妻子对丈夫而言，只是“做饭的”、“家里人”，只在家中料理家务，生儿育女，足不出户。在家庭中儿媳的地位更低下，若只生女孩必遭丈夫的埋怨和翁婆的指责；若婚后几年没有生育，更遭世人白眼。
  核心家庭中，形成以长者为一家之主的“主从合作”状态。这种“主从合作”、“男尊女卑”的社会陋习，在农村不同阶层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农村中约有十分之一家庭，条件较好，经济较富裕，户主一般受过教育，以耕读传家，用孔孟之道教育子女、治理家庭，恪守伦理道德，这类家庭，处理家内矛盾和邻里关系，奉行“和为贵”信条，讲究“家和万事兴”、“夫妻和而家道兴”等，子女或晚辈不愿主动分家，怕落下不孝与不肖恶名。因此，形成多代人共聚的直系大家庭，以“四代同堂”为荣耀、“五代同堂”为楷模，以拆灶分居为耻辱。这样的直系大家庭通常是家长治理有方、兄弟友爱、妯娌团结、婆媳和睦、子孙孝顺。
  1950年前，农村中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的现象普遍，因此“多子多福”、“人多势众”的封建传统观念，对平民家庭的影响深刻，企望“早生贵子”、“儿孙满堂”。在两性联姻方面，也要考虑对方是否大房大姓。在家庭问题上，多数家庭在老人去世后，兄弟便分家。也有因天灾人祸，家道中落或妯娌不睦，兄弟不和；或子女不孝，父母怀忿；或对待不公，心存岐偏等，导致一个直系家庭分拆成若干个较小家庭。兄弟分家，须请母舅主持，族亲作证。分家时，父母赡养、财产分配、权益继承等，经兄弟协商、族亲调解、母舅裁决，以求合理解决，一般是老人不离祖宅，生活由兄弟供养，病、葬费用兄弟均摊。住房按兄上弟下，大兄大房厝，兄弟多的小弟无房分。土地按好坏搭配均分，其他财产按等值搭配抓阄。拆居时，女儿没有家庭财产继承权，全由男儿均分。各方无异议后，写成“阄书”（又称契约），每男各存一份。每份“阄书”上，均有主持人、见证人、当事人签名盖章，在社会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分家之际，选一吉日，家庭全体成员聚餐一顿，饭后正式分开，各自分灶煮饭，成家立业。
  1950年实施新《婚姻法》后，农村家庭随社会进步而变化，抛弃族权、神权、夫权观念，提倡夫妻互尊互敬、男女平等，青年夫妻互称“爱人”，老年夫妻互称“老伴”，家庭成员中，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年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土地改革后，妇女走出厨房，参与政治活动和田间劳动，接受文化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其中部分优秀分子，锻炼成为乡村基层干部或农会骨干。家庭内部和睦相处，患难与共，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使家庭关系向民主型发展。
  1954至1982年，农村集体化道路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阶段，男女社员在集体组织中，共同劳动，一起生活。家中男女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辅助劳力操持家务，少年儿童进学校读书。劳动收入（包括粮食、现金），由生产队按工分逐户核算，张榜公布。各个家庭经济状况明朗，生活消费比较简单、节俭。家庭内部财产分配，由家长主持，家庭成员共同协商，经济管理趋向民主，男女均享有支配权。
  1983年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家各户呈现“瓮中有余粮，柜中有新衣，口中无怨言，合家喜洋洋”升平气象，经济更富裕，生活大提高，住房条件、家庭设备大改善。农村家庭的变化，促进了邻里关系更加融洽，社会安定团结。
  进入21世纪，境内的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上升，直系家庭所占比例下降。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男到女家上门落户以及夫妇共同赡养双方父母蔚然成风。农村家庭文化程度向中等文化素质发展，家庭经济由传统农业型向亦农亦工亦商的综合型转变，生活水平由温饱型向宽裕型小康迈进。
  2010年，家庭规模比全国户均3.10人多0.81人，比全省户均2.98人多0.93人。
  三、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对家庭成员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宗旨；教育的内容包括尊敬长辈、尊师求进、兄弟友爱、邻里和睦、交友至诚、处世正直、勤俭节约、爱护物产、勤劳创业、心地坦荡、维护家风、祭祀虔诚等。
  后溪阮氏肇基祖哲公，是家庭教育的首倡者和楷模。年轻时，他白天辛勤劳作，亲为塾师多年，夜间挑灯苦读，博览群书。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年届45岁的阮哲被郡守提名为例贡，推荐赴京入国子监侍读，后参加科举考试，获中高等，任翰林庶吉士文林郎。景泰三年（1452年），阮哲授湖南卢溪知县，任职九年，为政廉明，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天顺五年（1461年），告老归乡，其行李除衣裳、书籍外，仅有碎银四金，众人惊讶不已，阮哲答曰：“众遗子孙以富贵，吾遗子孙以清贫。富贵生怠，清贫致警，何必剥民自润？”只留美德、不留金钱的家训流传至今。哲公后裔，把乃祖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不图私利、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作为代代相承的典范。阮哲妻蔡氏，悉心相夫教子，勤俭图强，督促子媳耕读传家。重视家庭教育，弘扬良好家风在境内蔚成风尚。
  1950年后，家庭教育与时俱进，增加爱国爱乡、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知荣明耻、尊老爱幼、注重卫生、保护环境等内容。各个家庭更重视对子女的党纪国法、方针政策教育，对在学的子女，则主动配合学校、社会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家庭教育，企望子女学有长进，荣宗耀祖。
  至2010年，境内受镇、县、市表彰的“五好家庭”有8户，王信英被县、市授予“敬老好儿女”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