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清代末和民国初，涵江最早经营解送“批银”（即侨汇业前身）的是俗称“走水客”的老侨胞或小商户。“走水客”采取收汇、承转、解付3项从头贯到尾的“一条龙”经营方式。其后，又派生出另一种“批银”经营方式：即华侨在侨居地吸收汇款，把收据寄回家乡，并在当地向凭收据上指定的商号领款。
  民国4年（1915年）后，侨汇除由中国银行涵江汇兑所、福建省银行涵江支行经营外，主要由民间侨批局经营。其经营方式，分为头盘局、二盘局和三盘局。头盘局是国外收汇，国内解付，盈亏由海外民信局（即侨批局）负责。二盘局是国外收汇、国内“批银”，与侨居地民信局只有代理关系。三盘局是接受民信局委托，专营国内侨汇派送。侨批局从侨汇金额中收取佣金（即手续费），一般为5～7％，最高时收15％。
  民国26年，通过涵江民信局汇入的侨汇，每年共约170余万元。汇入地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泗水和棉兰、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埠。当时，新加坡与涵江之间，形成侨汇业收汇与解付的中心，每年收、解侨汇近100万元。涵江民信局中，以美兴民信局汇数最多，义德、洽盛次之。汇款途径，一般通过银行电汇厦门或上海，再行转涵。涵江侨汇解付地区，除涵江地区以外，还延伸到莆田县境内侨乡以及仙游、福清、平潭、惠安、永泰等地。
  当时由于社会官僚及地方势力乘机敲诈，有的侨汇被吞没、冒领；个别“走水客”也拖延时间，或故意吞没，或因路途不幸，以致“批银”下落不明，凡此种种，使侨眷深受其害。更有甚者，有的民信局因挪用侨汇去经商，使延压侨汇解付现象日渐严重。如民国25年，每笔侨汇自帮单（即收据）收到至解付，为期约20天。而在民国29～34年间，解付期延至25～30天。民国36年后，解付期更延为30～40天。个别民信局还持势强扣侨汇，只准存放在民信局取息，不许侨眷提取侨汇本金。当侨眷多方交涉领到侨汇本金时，又因当时法币币值一日数跌，已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了。于是，从民国37年起，侨眷只愿以黄金、大米、外钞兑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涵江解放前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涵江办事处贯彻执行福建省人民政府1950年1月公布的《福建省侨汇暂行处理办法》和1952年2月政务院财经委颁布的《侨汇业管理暂行办法》，促使民信局迅速复业，侨汇逐年上升。1950年，侨汇解付257万元。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2年解付增加到583万元，比1950年增长126.85％。1953年3月15日，人民银行涵江办事处遵照政务院决定，清理偿还解放前侨汇款，其中由侨批业登记偿还696笔计72124元，切实保护侨眷利益。
  1955年，贯彻国务院颁布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中国人民银行涵江支行积极做好吸引侨资工作，并引导侨资投向新领域。1957年，在涵江塘北山征地120亩，建华侨新村别墅，共争取侨汇120多万元，兴建42座别墅。同年，又代理福建华侨投资公司侨汇业务，推动侨胞汇款回国投资，吸引侨汇近100万元。同年12月1日起，执行侨汇凭证增加供应物资的规定。
  1960年，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人民政府实行优待华侨携带行李物品进口免税办法，放宽物资进口，允许侨胞邮寄副食品回国。1961年，鼓励华侨进口化肥，支援家乡农业生产，计进口化肥4139吨。由于以物代汇，1962年，侨汇下降至28.7万元，为解放后历年最低点。1963年，随着国民经济好转，国家对华侨进口粮食副食品和化肥等实行限量征税办法，促使侨汇逐步回升。1963年，侨汇解付恢复至271.2万元。1965年，增至347.6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侨汇政策受到严重干扰，侨汇物资供应取消，影响侨汇。1966～1972年，侨汇一直徘徊在250～350万元左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侨汇大幅度增加。1980年，解付超过1000万元。1983年，又增至1154.4万元。1984年，由于以钞代汇，侨汇有所下降。但旅游汇款和投资办厂外汇，呈大幅度增加。
  1985年以后，国家进一步实施改革开放，鼓励“三胞”回国投资兴业，捐建公益设施，侨汇解付大幅度增加。1993年为176.7万美元，1994年达212.6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