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一、粮食征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支援前线筹集军粮，1949年9月，成立涵江支前办事处，同时设立涵江支前供应站，负责收借粮草工作（所借粮草后凭借据数量抵公粮量），供给人民解放军。涵江解放初期，共借粮草约680万公斤。
  1953年，贯彻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由国营部门统一经营。同年，涵江收购及统购粮食入库量共844.62万公斤，占当年涵江粮食总产量29％。1954年，涵江粮食入库1199.50万公斤，一度存在购过头粮现象。1955年8月，境内执行国务院《关于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定”政策，定出常年粮食总产量，扣除口粮、种子粮、饲料粮以后，余粮按90％计购，对缺粮户、社分别核定粮食供应量进行统销。对丰收的户、社实行增购，但不超过增产量的40％。对受灾减产户、社，根据不同灾情适当减购、免购或给予统销。全年净购粮食731.45万公斤，定销粮食434.3万公斤。但在此期间，曾对塘头、哆头、望江3个农业生产基础较差的地区，下达过重征购任务，一度影响群众口粮。
  1956～1957年，继续对农村实行“三定”政策。对部分征购任务偏轻、偏重现象进行调整。在121个村队中，提高征购生产单位27个，增加粮食征购49.68万公斤；降低粮食征购生产单位32个，减少粮食征购52.20万公斤。1957年，征购粮食870.80万公斤，占年总产量29.7％，农村人均口粮留用262公斤，调动了农民生产和售粮的积极性，粮食征购工作比较正常开展。
  1958年，由于受“大跃进”影响，粮食征购工作也出现高估产、高征购，全年下达征购任务指标1263.6万公斤，而实际入库粮食只1190.52万公斤。虽粮食减产，征购数量反而增多，比上年增加68.91％，导致部分农村口粮产生紧缺。1959～1961年，粮食大面积减产欠收，平均亩产量只有120公斤。3年征购粮食3609.85万公斤，反之，统销粮食3584.2万公斤，造成产、购、销比例严重失调，农村缺粮现象加剧。虽然粮食部门回销一定数量的粮食，仍然缓解不了缺粮问题，部分群众出现水肿病，以至发生个别不正常死亡现象。不少群众则以瓜菜代粮，渡过难关。
  1962～1964年，实行“统筹兼顾，以丰补欠”的方针，逐步调整和解决征购任务负担偏轻、偏重不合理现象。解决同一年度内同一个生产队内又购又销矛盾，做到一个队内有购无销、有销不购。经整顿后，1964年，征购任务857万公斤，完成入库实绩893.01万公斤，年统销200万公斤，对抵后入库693.01万公斤。
  1965年，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三年”政策，适当调整征购任务，遇到重灾适当调减当年度征购任务。遇到丰收年国家通过超购超奖办法，适当多购一些。当年完成入库实绩243.23万公斤，其中超购4.29万公斤。“一定三年”政策执行至1970年。
  1971年，粮食征购“一定三年”改为“一定五年”。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在全区原来“三定”基础上，进行任务包干，实行超购超奖办法。同年完成粮食入库实绩238.94万公斤，其中超购超奖粮食3.52万公斤。这一措施实行至1978年止。
  实行“一定三年”和“一定五年”期间，值逢“文化大革命”，粮食工作遭受严重干扰，但广大粮食干部职工坚守本职岗位，开展正常征购工作，每年夏季一季完成全年征购任务。1967～1976年，共计完成征购任务2393.27万公斤，确保社会各项用粮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境内执行中央对农业进行改革的指示精神，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促进农民售粮积极性。1979年，完成征购入库286.5万公斤，其中加价超购粮食2.75万公斤，占完成征购任务总数1％。
  1983年，国家开始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和加价任务后，实行国营、集体或个人多渠道跨地域经营粮食购销和运输，从而结束自1953年以来粮食商品由国家集中管理、粮食部门独家经营的单一流通体制。涵江粮食部门当年夏季一季完成全年征购任务325.72万公斤。以后，逐渐有个体粮商参与涵江粮食市场购销活动。
  1985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取消粮食统购，改为粮食合同定购，按“倒三七”计价（即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加价），并且行“三挂钩”（即发放定金、奖售柴油、奖售化肥挂钩），定购以外的粮食自由购销。当年全区夏季一季完成合同定购任务192.5万公斤。涵江粮食部门，实行粮食议购，从1985年至1994年，计议购粮食200万公斤。
  改革开放以后，涵江农民交纳爱国粮积极性空前高涨。1983～1994年，连续11年夏季一季完成全年国家粮食定购任务。1994年，在当年受6号台风严重影响下，全区夏季一季仍提前完成全年粮食合同定购120万公斤（现粮）的计划，并超额完成任务20万公斤。
  二、油脂、油料统购
  涵江是水稻作物主产区，粮食统购任务以早季稻谷为主，花生等油料作物属零星种植，因而只有少量征购。自1953年起，采取“一留一比”统购办法（即留种子，余按90％比例统购），1957年，改用“二留一比”办法统购（即留种子、留口粮，按比例统购）。1958年，油料又改用“一留一比”办法统购。
  1959～1961年，由于受自然灾害影响，粮食一度较紧，花生种植面积减少，征购随之下降。1971年起，花生统购实行“一定五年”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涵江农村曾推广种植油菜籽，因而曾下达征购任务，年入库油菜籽2500～5000公斤。1981年，在继续实行“一定五年”的同时，采用超购加价收购办法。1985年，花生、油料改为合同定购，按“倒三七”价格计价收购。至1990年，涵江已无花生等油料统购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