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民国时期及其以前，境内商业几乎全由私营包揽，商品流通由市场自由调节。但在商品流通中，由于同业公会的协调参与，存在行业内部的“约束性计划”，甚至存在强制性、垄断性的“计划”，造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非正常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涵江商业开始纳入莆田县商业科（局）计划管理。此后，县级专业公司又相继在涵开设，对境内商业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在商品流转的购、销、运、储、批发、零售、价格、利润等环节均纳入指令性计划管理。特别是由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生产相对滞后的矛盾，使市场供应偏紧，从50年代中期起，陆续对棉、布、肉、鱼、糖、火柴、肥皂、煤油等生活必需品采取限量供应。票证管理的实施，对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和稳定市场供应起了积极作用。
  60年代初期，对部分农副产品和商品交易一度有序放开，指令性计划有所松动。“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管理受到干扰和冲击，使市场一度呈现商品流转无序现象。1979年后，通过拨乱反正，整顿商业流通秩序，重新恢复指令性计划管理，并采取放、管相结合，引导市场有序地走向繁荣。80年代后，执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方针，对商品流通体制大胆进行改革。1979～1983年，将统购包销改为统购、计划收购、定购、选购等4种方式。把个体私营商业作为社会主义商业的重要补充，推行以国有商业为主导的“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制。在价格改革上以调为主，以放为辅。即以市场为导向，按市场需要组织货源，搞活购销业务。在此期间，逐步取消部分商品票证供应。1984～1985年，实行政企分开，对商业企业扩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全面取消工业品统购包销和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价格政策上进一步放开，以放为主，以调为辅，对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1986～1987年，在国营商业企业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小型国营企业以租赁为主的经营体制，放开经营，发展横向联合，组织企业集团和实行股份制联营，对小型国营商业企业允许租赁、承包、兼并、拍卖等。1992～1993年，对国有商业零售企业，实行“特柜特店”和国有民营，推行劳动用工、价格、分配、经营范围“四放开”。并开展流通领域的治理整顿，加强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行业管理和市场宏观调控，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1994年起，执行《企业法》，推行“产权国有，租赁承包经营，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责任制，使涵江商业基本形成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