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清代，境内开设有经营“苏广”（即百货）、南北京果、桂元、海产品、米行、土织布、染布坊、酱油、铁器以及饭庄、旅社、理发等10多个行业私营商店。清末，计有中小商号300多家，从业人员近千人。
  民国时期，特别是30年代后，私营商业发展较快。民国27年（1938年），仅登记在册商户即达800多户，行业增加到40多个。其中，豆饼、桂元、纱布、京果、轮船为支撑涵江商贸繁荣的五大支柱行业。许多私营工商业家在商海浮沉中，惨淡经营，脱颖而出，创出一批老字号或名牌商号，如通美、泉美（豆饼业）；瑞裕、大同、鼎和（桂元业）；顺茂隆、芳来、茂隆（纱布业）；豫大、南通、承源（京果业）；同懋（百货业）；桃李园（餐饮业）；远东（旅馆业）；广杏林（中药房）；太平楼（理发业）等上百家。从中涌现出陈镜平、陈镜鸿、黄邦杰、黄邦彦、徐启棋、徐启燕、周文铁、江祖筵、郭松岩、苏承棋、林柏青、黄缙等30多位经营有方的商界名流。抗战期间，涵江私营商号发展到1000多家，从业人员3000多人，为新中国成立前涵江商业全盛时期。一批私营商人还赴上海、宁波、南京、温州、福州、厦门等地开行设店，拓展商贸业务。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社会动荡，物价暴涨，市面萧条，私营商人难以在夹缝下生存，纷纷倒闭。至涵江解放前夕，全镇商号不及700家，从业人员仅为2000多人。
  新中国成立初，人民政府鼓励并扶持发展商业。境内对私营商业实行安置、扶持的政策，鼓励商人合法经营，对他们进行登记管理、政策教育，使私营商业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得到一定程度发展。1951年，涵江有私营商业850户，从业人数2205人，其中资方1391人，劳方814人。1952年春，涵江商界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一些违法乱纪的商人受到处理。至1956年初，境内有私营商户875户。其中从事商业608户，服务业83户，饮食业184户。从业人数2167人，其中从事商业1396人，服务业215人，饮食业556人。1956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境内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纳入改造的私营商业有842户，占总户数875户的96.23％。纳入改造的从业人员2130人，占从业总人数2167人的98.29％。私营商户分别转入国营、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从而基本上完成商业系统对私改造。此后，私营商业基本上消失。
  1960年，境内重新涌现个体商贩199人，对促进城乡市场活跃起了一定作用。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禁止。
  1978年后，国家放宽经济政策，视个体、私营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并从各方面培植、扶持个体、私营经济，于是，个体、私营商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1984年，境内个体、私营商户就有1141户，1707人。其中，从事商业876户，1284人；饮食业127户，245人；服务业36户，46人；修理业102户，132人。1985年，区委、区政府提出“抓住机遇，发扬优势，重振‘小上海’雄风”的战略口号，鼓励并扶持个体、私营商户大踏步迈向市场，从而有力促进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起飞。1990年，全区个体、私营商户达到2443户，4506人，分别比1984年增长1.14倍和1.63倍。个体私营企业商品零售额4786万元，占同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1.89％。
  1992年，省定涵江区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赋予地级市经济管理权限。1993年，省政府颁布《福建省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暂行规定》，给涵江区个体私营商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区政府有关部门相应制定15条优惠政策，实行“三放四不限制”，即：放宽政策，放手发展，放开经营；不限制发展比例，不限制开业条件，不限制经营范围，不限制发展规模，除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经营的行业和商品外，都允许个体私营经营。同时优化经营环境，提供经商方便，使个体私营商业大幅度增长。至1994年底，全区个体、私营商户达到3341户，比1990年增加898户；从业人员达7444人，比1990年增加2938人；个体私营商品零售额1.5亿元，比1990年增长2.13倍，占同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5％。1984～1994年间，全区先后涌现出一批民营企业家，主要有卢天荣（钢材）、曾国富（啤酒）、刘满芳（鱼网）、肖荣富（机电）、郑小明（摩托）、叶培盛（食用油、面粉）、连家驷（饮食、运输）、邱天秋（蔬菜）、林水英（蔬菜）、蔡金国（饮料）、吴祖印（纱布）、余训龙（小百货）、郭兆棋（服装）、方亚顺（食用油）、林鸿源（五金交电）、张文荣（水产、养殖）、胡玉水（水产、养殖）、吴国富（水产、养殖）、阿老（文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