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经济
  一、农业
  民国时期及其以前，自然灾害频繁，境内缺乏水利设施，且耕作粗放，收成很差，年亩产稻谷只五六百斤。加上战乱不已，社会动荡，抓丁拉伕，苛捐杂税，迫使农民逃荒，农田荒芜，故农业生产水平低下。1949年，境内农业总产值仅97.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7.2％，粮食总产量650万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145公斤，生猪存栏6500头，水产品产量195万公斤。
  二、工业
  清代及其以前，境内工业以个体经营的手工操作为主，有打铁、织布、制糖、制盐、酿酒、陶瓷等行业，设备落后，体量微小，多数保留在低级水平。其中制盐业为明清时境内的支柱行业。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后，涵江逐步发展印刷、碾米、炼乳、机械等近代加工行业。民国时期，近代加工业虽有所进步，但规模不大。到新中国成立时，涵江工业企业总产值14.3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2.8％
  三、交通
  自清康熙六年（1667年），三江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三江口和福州、宁波港等海运业务日趋繁忙。抗日战争期间，福建沿海各港口均被日军封锁，唯三江口至江浙之间轮船尚能通航。一度成为东南沿海仅存的吞吐港，年吞吐量平均都在20万吨左右。
  民国13年（1924年）起，政府招募民工修建公路。民国24年，涵江私营福兴泉汽车货运公司成立并投入运营。1949年，涵江公路通车里程仅14公里。
  四、邮电
  宋代，福州至闽中、闽南驿道经过冲沁、黄巷一带。明代，境内设立铺尾和魏塘铺，传递邮件和官方文书。清末，设立涵江邮政所，采用人工肩挑、手提以及马骡驮运方式，传递邮政业务。当时电信业务由民营电话所代办。民国时期，涵江设有邮电代办所6个。
  五、商业
  境内商贸活动始于宋初，元代外贸一度兴盛，由集墟演变成商贸市场，商品流通逐渐活跃。明、清时，朝廷虽施行海禁，但涵江商业仍较旺盛。鸦片战争后，洋货进入涵江。清宣统元年（1909年）起，境内相继出现外国货代销商行，代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煤油、石油和肥田粉销售业务。之后，又有专售日本布匹和代理香港英商货物的公司和货栈。抗日战争期间，除洋货代销商行外，境内商店多达1000多家，尤以豆饼、桂元、纱布、京果、百货等大宗商品为最，时称之为涵江商业的五大支柱。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
  一、农业
  1956年，境内基本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农业总产值达63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1％，比1949年增长6.3倍。1958年，境内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出现“共产风”和浮夸风，农业经济陷入困境。从1961年开始，境内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整改措施，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1965年，农业总产值达128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58.1％，比1956年增加2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境内农村批判“唯生产力论”，再次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广大农民群众自觉抵制“左”的错误，坚持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品种，境内农业仍然取得一定成绩。1976年，农业总产值210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3.6％，比1965年增长64％，年平均递增5.1％；粮食总产量2.5万吨，生猪存栏2.4万头，水产品产量2340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内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扩大水产养殖业特别是鳗鱼的生产规模，开发性农业得到发展，农业由单一性农业型向综合性经营型方向转变。1983年，农业总产值2566万元，比1976年增长22.2％，粮食总产量2.9万吨，生猪存栏2.8万头，禽蛋360吨，乡镇企业总收入1106万元。1984年6月建区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机制进一步完善，农业投入增加。1992年，粮食总产量超历史最高水平。创汇农业不断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两水”（水果、水产）“一菌”（食用菌）和畜牧业生产继续扩大，以鳗鱼养殖和滩涂养殖为龙头的渔业产值比重，由1984年的23％提高到1994年的73％。农业生产已从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化，从单纯经营种植业开始向牧、渔全面发展和农工商贸综合经营转化，全区建成水果、奶牛、蔬菜、食用菌4个生产基地。1994年，农业总产值1.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10.34％，比1984年增加4.14倍，年均递增19.2％。粮食总产量1.8万吨，水果总产量356吨，生猪存栏25316头，水产品产量1.2万吨。
  二、工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个体和私营工业企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形成国营和集体两类企业，至1957年，境内计有国营企业67家，集体所有制企业17家。1958年，全党动员，大办工业，境内创办莆田钢铁厂、莆田化工厂、莆田酒厂、莆田罐头厂、莆田造纸厂、莆田玻璃厂和涵江铁器社等一批国营与集体工业企业。由于当时发展工业的指导思想不切合实际，急于求成，土法建厂，匆促上马，盲目投产，加上“共产风”影响，无偿调拨企业资金、设备和劳力，故一时出现产值大幅度增长，但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差。1959～1961年困难时期，多数企业下马，社办企业只保留少数几家。1963～1965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执行“工业七十条”和“手工业三十五条”，重新调整生产布局，逐步恢复计划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经常检查生产计划执行情况，促进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济效益逐年提高。1965年，境内计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16家，工业总产值924万元，比1949年增加64倍，年递增29.76％。“文化大革命”期间，境内工业企业处境艰难。
  1979年后，境内围绕“调整产业，提高效益”这一中心，深化企业改革，挖潜革新，涌现食品、电机、电子、鞋革、机械、建材、化工、塑料、纺织、玩具等主要工业行业，形成鞋革、食品、电机、电子、玩具等五大拳头产品，工业生产出现全民、集体、个体等各种所有制共存发展的局面，特别是“三资”企业、股份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1984年建区后，同年底工业总产值达3272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48.29％。随后，进一步实行厂长负责制和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职工积极性。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完善企业内部配套改革，依靠技术进步，坚持“速度、效益、质量”三统一原则，抓重点行业，保支柱产业，发展“三资”企业，开发新兴工业，促进全区工业生产持续、协调发展。1992年，随着涵江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的建立，全区发挥侨乡优势，实施试验区优惠政策，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发展“三资”工业和民营工业。1994年，全区工业总产值15.6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89.66％，比1984年增长46.68倍，年均递增46.4％。其中“三资”工业企业153家，生产总值1.3亿元，主要工业项目有鞋革、塑胶、机械、电子、针织服装、彩印、纸制品、低氢耐潮湿电焊条、人造金刚石、玻璃制品、生物工程新材料等。
  三、交通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致力于改善境内交通状况。1950年2月，福州海关选定三江口为吐纳港。1953年，莆田县在涵江成立第一家木帆船联运社。1959年，木帆船联运社升格为国营三江口航运公司。1960～1965年，境内通车公路里程18.2公里；可通航机动船河道14.3公里，水陆路总货运量119万吨，年货运周转量796万吨公里。1966～1976年，涵江交通建设发展速度缓慢，公路通车里程30公里，水陆路总货运量210万吨。1979年后，人民政府通过对公路的改造和拓建，逐步恢复和加强港口设施及航道、航运管理。1981年，境内货轮从三江口港直航香港。1984年后，先后改造与拓建贯穿涵江全境的福厦公路为国家二级公路，改造辐射沿海山区的涵江至三江口公路、涵江至莆田县黄石公路、涵江至永泰县公路，建成以涵江市区为中心的北内环城公路，通车里程迅速扩大，实现村村通公路，陆上交通网络初步形成。同时先后拨款修建300吨级客运码头1座、500吨级泊位码头2座、水上过驳锚地3个、港口物资仓库15座、货物堆放场5处，使港口年吞吐量由1987年的21万吨增加到1994年的30万吨。1994年，全区水陆货运量68.89万吨，比1984年的5.72万吨增加63.17万吨。
  四、邮电
  新中国成立初，涵江邮局，电信局仍分别设置。1951年9月，涵江邮局与涵江电信局合并、成立涵江邮电局。1953年7月，涵江地方电话用户全部接入涵江邮电局电话网络。是年11月，涵江邮电局降为邮电营业处，归属莆田县邮电局领导。1955年12月，涵江邮电营业处改称邮电支局。1956年，涵江民营电话公司撤销，其电话接入涵江邮电支局总机。1984年10月，涵江邮电支局升为涵江邮电分局，列科级建制。1990年，涵江邮电分局引进日本富士通万门程控自动电话交换机，辟为模块局，初装电话3000门，可直通18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4年，涵江程控电话模块局扩容7000门，增加至1万门，改为母局。市话计费用户7771户，并且开通无线寻呼9232户，无线移动电话197户，较为先进的磁卡电话已开始使用，年邮电业务费收入达3482万元，为1978年的234倍。农村投递邮路达196公里。
  五、商业
  1950～1952年，境内商业以个体和私营为主。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先后建立省、市、县三级所属驻涵商业企业60个，以及福清、平潭、永泰、仙游等县的驻涵采购组22个，各种公司、货栈、商店、门市部计800多家，形成国营、集体、私营三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业体系，境内市场繁荣，物价稳定。1958～1962年，受“大跃进”和自然灾害影响，境内物资供应紧张，许多商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采取措施，积极扶持国营和供销合作商业，扩大经营范围，增加花色品种，平抑市场物价，涵江商品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280万元，其中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品187万元，占66.7％；生产资料消费品93万元，占33.3％“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个体商业，集贸市场萎缩，商品经济严重受挫。197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620万元，其中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占81％，农村生产资料消费占19％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内改革开放，建立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多条渠道流通的商业体制，市场繁荣，购销两旺。1983年，涵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2100万元，其中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1670万元，占79.5％；农村生产资料消费430万元，占20.5％1984年后，区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区情，实行商贸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建立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的商品流通体系，进一步发挥国营商业主渠道作用，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合作商业性质，扶持个体商业使其比重增大，推动价格改革不断深化。1992年12月，区政府制订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优惠措施，多成份民营经济初步形成。1994年底，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0.02亿元，比1984年增加41倍。市区内建成八大市场（即涵江农贸市场、海岑前海产品市场、下洋小商品批发市场、塔桥粮食批发市场、苍林蔬菜批发市场、侨新农贸市场、集奎生产资料市场、黄霞水果市场）和十条专业街（即边防路木材、后街家具、宫下土产品、顶铺服装、尾梨巷风味小吃、鉴前五金电器、衙前街小百货、新涵大街金融、涵华东路建材、涵华西路食杂）。此外还集资兴建全省规模最大的涵江小商品批发城，形成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和合营等各类型商业企业全面发展的繁荣局面。
  六、财政税收
  涵江自1950年起，经济迅速恢复，财政收入逐渐增加。1953～1957年，境内财政收入累计达1100万元，财政支出累计达1246万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受“大跃进”影响，财政收入骤减，1961年境内年财政收入仅110万元。1962年起，经过整顿，财政收入逐年回升，1964年，财政收入达320万元，其中企业收入120万元，工商税收收入80万元，农业税收收入80万元，其他收入40万元；财政支出310万元。从1966年开始，财政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复”的管理体制，时值“文化大革命”，境内财政收入有所下降。1976年，财政收入160万元，财政支出170万元。1978年，境内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行各业全面振兴。是年，涵江财政收入达230万元，财政支出251万元。1984年后，全区财政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收入快速增长。到1994年底，全区财政收入增加到8643万元，比1984年增加19倍，年均增长35％；财政支出6483万元，比1984年增加20倍，年均增长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