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陈迈（585—658）
  陈迈，字子征，一名项，行元一，他是颍川陈氏入闽始祖陈润的第十二世孙、太守陈解的长子。隋大业十二年（616年），陈迈领泉州兵马镇守莆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诏莆田置县，陈迈为首任县令；武德五年（622年），加封车骑都尉。陈迈因“爱莆田山水之胜”，便卜居城内刺桐巷（今莆田市荔城区坊巷），为陈姓入莆始祖。
  陈迈任县令期间多有惠政。他一边操劳建城设署，一边认真处理军务与政务。当时莆田治安状况不佳，商旅常被百越人抢劫，人心惶惶。陈迈恩威并举，措施果断，使地方治安日趋改善，道路交通畅达。陈迈还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先后在南洋修筑六塘，北洋修筑五塘。又沿凤凰山、壶公山山麓一带修筑其他11口水塘，总共灌溉农田达1200顷。同时，邑内集镇也有所发展，人口大量增加，至建中年间（780—783年），莆田县住户有6000多户，成为上等县。
  陈迈去世后，百姓感载其恩德，为其送葬，并举行隆重的葬礼，葬于县城西边永嘉乡文赋里（今华亭镇）紫帽山。为纪念陈迈首任莆田县令及开发建设的功绩，又于县治东厢建“兵马诚应庙”（又名为“崇功祠”，坐落于今荔城区城内大路街文献居委会内）。后人题门联曰：“圣恩天广大；宗祀日光辉。”陈迈后裔成为莆田著名的大姓望族。
  欧阳詹（755—800）
  欧阳詹，字行周，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生于泉州市晋江池店镇潘湖村；后迁居南安市诗山镇高盖山，又迁居泉州城内。
  欧阳詹从小喜爱安静，常一人独处，在山湖溪河边流连忘返，执书长吟高啸，大声吟诵。他先后在晋江龙首山“妙峰堂”、南安县丰州莲花峰、高盖山白云书室、泉州城北清源山、莆田凤凰山广化寺灵岩精舍（书堂）等地读书。特别是在莆田灵岩精舍、福平山、“延寿山别业”等书堂，与林藻、林蕴兄弟一起读书的5年时间，其学业大进。在此期间，欧阳詹还娶了林蕴之妹林萍为妻，育有三子四女。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气醇以方（质性醇厚尚义）、容貌嶷嶷然（相貌堂堂，高峻魁梧）的欧阳詹西上长安，参加进士考试。这是泉州士子破天荒的举动。他怀着“射百步期必中，飞三年而必鸣”的信心，经过一年艰辛的长途跋涉，抵达京都。
  在长安，欧阳詹苦等六年。他借钱租房读书，生活穷困。贞元八年（792年），37岁的欧阳詹终于与当时著名文士韩愈、李观、崔群等22人同登金榜，当时誉称“龙虎榜”。贾稜第一名，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明代理学名臣、乡贤蔡清为《欧阳行周文集》重刊作序时认为，欧阳詹中进士后，福建文士才开始向慕读书，儒学风气开始振兴。如果没有欧阳詹的先驱之举，福建就难以有“文献名邦”的称谓。
  贞元十五年（799年）朝廷授予欧阳詹“国子监四门助教”的官职。他全力支持和参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并与韩愈结为至交。
  贞元十六年（800年）十一月，欧阳詹卒于太原，享年仅45岁。韩愈闻讯非常悲恸，写《欧阳生哀辞》来悼念他。名士李翱为他立传。
  欧阳詹笃于友谊，临终时立遗嘱将灵柩运回南方，要求葬在年轻时与林藻、林蕴兄弟读书的莆田广化寺之旁。欧阳詹墓至今尚存，系莆田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欧阳詹著有《欧阳行周文集》（《欧阳四门集》），明万历刊本，约十卷，共收诗、赋、传、记、论、述、序、文、铭、颂、书、、启诸门类作品148篇（一说146篇）。唐末李贻孙作序称，欧阳詹“新无所袭，才未尝困。精于理，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欧阳詹的诗文大多有新意，有独见。他认为，“哲人有作，不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今在利后。”韩愈评他的文章“切深，喜反复，善自道”。宋朝理学家朱熹为欧阳詹先生故居撰联：“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欧阳詹在泉州的故居所在地因称“甲第巷”。
  林蕴（？—826）
  林蕴，字梦复，号赤松，生年不详。先世居于尊贤里北螺村（今荔城区西天尾林峰村福平山南），后移居澄渚乌石（今西天尾镇龙山村）。父林披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年）明经及第、授临汀曹掾揭。披生有九子，先后均担任过州刺史或别驾，即州牧，故世称“九牧林家”，为后来莆田林姓的最大支派。蕴排行第六。
  蕴少年时代就有忧国忧民的济世之心，他曾说：“（蕴）幼读书不求甚解，但见古人之有建功立业者，心则慕之。”他与次兄林藻和晋江人欧阳詹皆就读于灵岩精舍（今广化寺）。灵岩精舍的前身，即梁陈间名儒郑露创办的湖山书堂。蕴仰慕郑露兄弟“开莆来学”的遗风，以兴办家乡教育为已任。大历年间（763—779年），蕴与其兄林藻在家乡澄诸村首创“澄诸书堂”（址在今西天尾澄诸庙前村宁昌庙），这是莆田立县后创办的第一家私人学校。贞元四年（788年），蕴明经及第，授集贤校理。
  贞元十六年（800年），蕴应西川节度使韦皋之聘，赴成都任节度推官。永贞元年（805年），刘辟继任西川节度使，企图据地称雄，不遵朝廷号令。蕴直言劝谏，据理力争，刘辟大怒，以杀头相威胁。蕴面不改色，大声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得死，幸矣！”刘辟密令行刑者把刀架在蕴的脖子上来回磨锯，逼迫蕴屈服。蕴怒斥刘辟：“死则死，我颈岂顽奴砺石耶！”蕴的凛然正气震慑了刘辟，就把他放了，贬为唐昌县尉。蕴乘机离开四川回到长安，秉性鲠直的林蕴一再向朝廷上书指陈时弊，主要有：指斥朝廷用人不当，主张国家应该选拔天下“岩居谷隐”而“敢露肺肝之人”，并施行“三年考绩，能则优奖，否则孥谬”的制度；更要“开东阁以延天下之士”，量材委用。
  他抨击当时把持朝政及胡作非为的官吏，“（这些人）朝受命而夕寝行，日富贵而月骄慢，跨广衢而罗甲第，指长河而固胤嗣。”并愤斥权臣奢侈专横，营谋自己及子孙的福利，国家安能不乱？
  他竭力反对节度使兼并土地，压榨农民，指出这样会使“农夫一人给百口，蚕妇一人给百身。竭力手下者，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他大胆揭发“将帅纵侈，边兵菜色”，及“士卒不足奉一骄将，穷年不离饥寒”的情况。主张“将帅有不用命者，许以军法按之”。对于饥寒之士，则必须“赤子保之”。但当时朝廷政局不稳，蕴的建议一直不被采纳。
  元和十三年（818年），蕴应沧景节度使程权之聘，再次入川担任掌书记。时宪宗正努力恢复朝廷威望，削弱藩镇权势。蕴乘机劝程权献出四川辖地，只求入朝为官。程接受蕴的建议，向朝廷上表献地，得到宪宗嘉许。蕴陪同入京见宪宗。宪宗授蕴为礼部员外郎，不久，升任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市）刺史。
  宝历二年（826年），蕴因事被流放儋州（今海南省），卒于途中。唐.懿宗赠蕴为洪州刺史，谥号“忠烈”。此后，蕴子孙有移居莆田沿海者，遂以“忠”字自诩，称其地为“忠门”。
  蕴平生工诗，书法得拨镫法，著有《林邵州集》一卷。
  妙应（820—898）
  妙应，即妙应禅师，俗姓黄，名文矩，字崇法、子薰，莆田县延寿里黄巷（今涵江区国欢镇黄霞村）人，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生。
  文矩与其兄崇精在少年时代就笃信佛教，潜心佛学。兄弟两人先后出家，崇精法名本寂，为禅宗重要支派“曹洞宗”创始人之一。文矩法名涅槃、辟支，人称“辟支佛”，封为妙应禅师。妙应在其父母逝世后，舍其家田宅创建佛寺（即今国欢寺）。大中六年（852年），妙应在莆田筱塘创建“石室岩精舍”（又称“伏虎岩”，俗称“筱塘岩”）。此后，妙应以兴建佛寺，崇扬佛法为已任。亲身到各地化缘重修灵云岩（在今凤凰山）和紫霄岩（在今荔城区西天尾镇渭阳村）作为自已隐居弘法之所。乾符年间（874—879年），妙应驻锡灵云岩，创建山寺，又到崇福里砺山（在今秀屿区月塘乡）创建梵林庵。
  此后，妙应长期在囊山（在今涵江区江口镇）高岩之下结茅单身栖隐，传说其趺坐不食，行则二虎相随。中和元年（881年），妙应在囊山下创建延福院，作为其宣讲佛法的场所，因此声名远播。闽王王审知仰慕妙应道行，于光启二年（886年）奏请朝廷，升院为寺，僖宗遂改延福院为“囊山慈寿禅寺”，莆人俗称其为囊山寺。
  光化元年（898年），妙应在囊山寺圆寂，终年78岁，葬于囊山西塔院。闽王奏闻于朝廷，昭宗“妙应禅师”。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闽王喜生孙王昶之庆，将妙应所舍俗家田宅建造的佛寺，更名为国欢寺，作为囊山寺的下院。宋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又加封妙应为“圆智大师”。
  妙应精于医术，“善相地脉”，著有《博山经》。
  林攒（生卒年未详）
  林攒，字会道，林披从孙，莆田乌石山下义门（今莆田城北东岩山下义门），唐贞元年间官福唐（今福清市）县尉，事母至孝。贞元九年（793年）岁初，母病，林攒弃官还，母卒，攒痛苦欲绝，“水浆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内外羸备，殆至殖灭”。林攒亲自安葬母亲于莆田东门名胜之地钟潭后山，“躬开坎室，自埏砖甓，与兄弟同负土作冢”。并且按照传统的规制习俗，在坟墓右侧结庐居住，潜心守孝。
  当年“春三月五日”，怪异之事发生了：林攒之母墓地“忽异气自天，氛氲下蒙，非云非烟，幂幂绵绵，彩耀光鲜，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绕垄已栽松柏，洎自晨，枝叶间遍悬露滴，其滴齐大如桐子。公奇之，与兄弟及乡人时相慰者而尝之，其味甘，异于人间所甘之味。日渐高，不消不晞，转坚转明，莹然珠相，铿然玉声。如是者三日，睹者争取，或食或玩”（欧阳詹《甘露述》）。并且，墓地还有白色的鸟儿往来飞翔，蔚为奇观。
  这番奇异之事不胫而走，观察使李若初上奏于朝。唐德宗皇帝以为天降“甘露”之祥，是林攒孝道感动上苍所致，于是下诏予以褒扬，命立双阙于莆田城东门乌石山下，旌表门闾；同时，免除了整个家族的徭役。此后，当地人称其地为“义门”；林攒这一支林氏因此号为“阙下林家”。莆田林姓通用堂联之一“孝阙家声大；义门世泽长”，就典出于此。林攒被后世尊称“孝子公”，卒葬文赋里甘露山之左厝后山（今莆田城西郊林桥村）。
  贞元九年（793年）三月，刚刚及第不久、荣归省亲的才子欧阳詹，特地从家乡泉州赶赴莆田县，吊唁孝子林攒，并作《甘露述》以记之。
  徐昌图（生卒年未详）
  徐昌图，字子固，唐末五代徐寅曾孙，北宋兴化军常太里人（今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延寿村人）。五代末以明经及第，初仕闽陈洪进部。陈洪进归宋，派他奉《纳地表》入宋。宋太祖留之汴京，授国子博十，累迁殿中丞。
  昌图以文学著称，与兄徐昌燧、徐昌嗣等五人皆以明经入仕，且并有才名，为五代词坛高手。其词清幽隽美，风格柔丽，抒情宛转，意境、语言皆美；启北宋一代词风。（今人选词和研究宋文学史的，均要提到他的名字）。
  遗词只存三首，《临江仙》《河传》和《木兰花》。收入《全唐诗》卷898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唐宋名家词选》，亦收录其作品。沈雄《古今词话》云：“《尊前集》有徐昌图《临江仙》《河传》二首，俱唐音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柳塘词话》卷二沈雄云：有以徐昌图之《临江仙》为仙侣，而牛希济之《临江仙》为南吕者，其宫调自别，亦可也。”
  林居裔（生卒年未详）
  林居裔，又名茂殷，仙游游洋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喜欢打抱不平，解人危难，“以资武断乡曲”，深受当地农民群众的拥护。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在林居裔发动和领导下，宋代福建第一次农民起义在仙游山区游洋洞爆发了。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林居裔自号“西平王”。朝廷下诏“就近调兵收讨”。涵江的陈应功“自请讨贼”，带着官兵轻敌冒进，赶往游洋围剿。林居裔率领义军沉着应战，利用山区有利地形，伏击敌人。陈应功被打死了，其余官兵四散逃走。起义军初战告捷，声威大震，并向兴太、广业山区发展。
  为了发展壮大义军，林居裔率领义军出仙游要地何岭关，秘密行进到仙游城关，突然发起进攻，当即攻下仙游县城。不久又乘胜前进，出仙游西乡，经南安洪濑，越过晋江西门的朋山岭，准备攻打闽南重镇军城泉州。起义军一路上纪律严明，受到惠安、南安、晋江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他们纷纷加入起义军。义军队伍扩大到“众十余万”人，很快兵临泉州城下。当时泉州“城中兵裁（才）三千，势甚危急”。泉州人民热烈欢迎起义军，齐心协力配合起义军攻城。泉州城官兵恐慌万分，最后决定弃城逃跑。然而正当此时，福建路漕运使杨克让亲自率领大兵从福州驰援泉州。官兵人多势众，里应外合，向起义军发动疯狂夹击。由于孤立无援，粮食缺乏，林居裔决定撤离泉州，返回游洋洞根据地，继续坚持战斗。经过这次激战，起义军遭到重大损失。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朝廷又增派王继升率兵到仙游围剿。面对重兵压境，林居裔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展开殊死搏斗，战斗坚持了两年，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北宋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得不采取一些让步政策，如“蠲削烦苛税名”、“念游洋地险，欲以德化之”。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太宗阅泉福图志，以为游洋地界两郡，地多险阻，民或未信，必择其人往教之，乃可从化”。宋太宗决定“立兴化县，建太平军，改兴化军以统之”。兴化军相当于州郡一级的行政建制。管辖兴化、莆田、仙游三个县。军治、县治都设在兴泰里万山丛中的游洋洞。唐以前，福建只有七个州郡，宋加上兴化军，便有八个州郡，从此以后，福建才称“八闽”。这些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
  段鹏（生卒年未详）
  段鹏，京兆（今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古称）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由知兴化县（从八品）加著作佐郎（一说加著作郎，从七品），升任兴化军首任知军（从五品）。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自决定，析福州府福清、永泰，以及仙游的游洋、百丈二镇设置兴化县，并设置太平军，“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并提出“以德化民”的口号，故名“兴化”。兴化军辖莆田、仙游、兴化（兴化县县治先在游洋，后迁至新县）三县。
  兴化县首任知县是著作佐郎、曾任司农寺丞的段鹏，喜欢读书，重视农本，在游洋主持兴建县署，其县衙大堂前的《戒石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宋初游洋县治“共赋轩”旁有“读书斋”“平伦斋”，后县治东设“书林斋”，县尉厅东设“真斋斋”，说明由于行政当局倡导，那里读书蔚然成风。《重刊兴化府志》对段鹏的评价是：“以礼乐忠信教民，此孔门作用。鹏学未有所考，意者其读《儒行篇》而有得耶？太宗建军曰兴化军，而以鹏领之，得其人矣。”段鹏由知县升任知军，也在情理之中。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福建路漕运使杨克让认为游洋转输不便，奏准将兴化军军治迁到莆田县城。这一年，知军段鹏又组织军民大规模建筑军城，并兴建兴化军的谯楼。刚兴建的军城为土城，周里318步，气势雄伟。整座军城“带山附海右紫城廓，北枕陈岩，南揖壶公，东薄宁海，西萦石室。木兰寿溪环流左右，环城千里”，形势险要，易守难攻。
  谯楼坐落于今莆田市区中心文献路中段。楼本为兴化军内城附在城垣上的月城（即子城）的城门楼，共三层，平面长方形，长约50米，高约25米，底层基台石砌，保持宋代城阙形制，中开门洞；基台东西端突出成“凹”字形。二层楼阁为木质结构，重檐歇山造。面阔7间，进深5间。三层周围有回廊，置砖石花式围栏；二、三层共有100根木柱。“登楼而揽莆阳之形胜，壶公、九华、木兰、寿溪环拱映带，山川之秀洵甲闽中矣”。它是福建仅存的一座鼓楼，也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谯楼建筑之一，现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面对创始之初的繁杂事务，精于农事的段鹏常能从容应对。他往往于农闲空隙借助民力而为之，并“教民以礼乐，导民以忠信”，所以百姓劳而不怨，“旧染之俗为之一新，邻郡之民望风向化”。短短四年时间，莆田城内就兴建起了宏大的军衙、县衙和兵营，加之手工业发展，商业兴旺，莆田城逐步成为了兴化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傅楫（1041—1101）
  傅楫，字元通，别号金石山人，北宋兴化军仙游县孝仁里（今仙游县赖店镇）人。
  傅楫八岁时，已经熟读《四书》《五经》，会背诵唐诗宋詞，而且善于对对子，留下不少美谈佳话，当地有“神童”之誉。后来，傅楫特地到腾山书院拜孙觉、陈襄为师，潜心学习经史子集，并且随从陈襄广泛游历。他那刻苦求学的精神，令陈襄大加夸奖：“傅元通，金石人也！”所谓“金石人”，是比喻修德性、做学问意志坚定不移，刻苦磨砺不止的人。陈襄的门生成千上万，但他最赞赏的就是傅楫，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
  宋治平四年（1067年），傅楫进士及第，初任扬州司户参军，掌管户籍、赋税、仓库之类。傅楫为人公正善断，当地官僚常以难办的事刁难他，甚至要他代理天长县令，傅楫总能从容不迫地予以化解，一点也不随和草率。即使官员的随从犯法，他也依法严惩。
  因为官清正廉明，果敢决断，不久，傅楫转福清丞，知龙泉县。傅楫任福清县丞时，同福州郡太守曾巩交往密切。曾布（曾巩之弟）当枢密院长官时，推荐傅楫为太常博士。绍圣二年（1095年），徽宗曾以端王的身份就学于资善堂。由于傅楫博学多才且品德高尚，深受皇帝和皇太后看重，被选派到端王府当侍讲、诩善，即当端王赵佶的老师。傅楫每次都把他的讲稿在回家前全都销毁掉，并从不对外张扬夸耀，连家人也不例外。
  徽宗即位，先后命傅楫为直秘阁、吏部司封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国子司业、起居郎、中书舍人等职。时曾布为宰相，因曾荐举过傅楫，想拉拢傅楫，楫却岿然守正，不徇私情。凡朝廷及曾布的命令中有不妥的，他都直谏不讳，竭力劝阻，不愿“俯首权门”。建中靖国初（1101年），宋徽宗赞誉傅楫道：“近臣中惟傅楫常道此”，即劝谏为君须清心寡欲。后来，傅楫逐渐看清赵佶是个胸无大志的帝王，就感叹说：“祸其始此乎！”“后当信吾言。”于是，请求外放，以龙图阁待制出任毫州知府。卒于职，享年61岁，朝廷赠少师，赐绢三百匹。
  傅楫作为一代帝师，学富五车，著有文集35卷。
  林师益（？—1126）
  林师益，仙游嘉禾乡仁德里（今仙游县龙华镇象运村）人。出身书香门第，文武兼备，身材魁梧，臂力过人，闻名乡闾。以父林豫任奏补三班借职，授枢密院，调任鸡泽县（今河北南部）县尉。
  师益任县尉期间，就上疏给宋徽宗，论说“加强边陲军事设施，以防外敌入侵。”且对时政弊端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朝廷认为人才难得，便调其入京候旨。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时朝臣纷纷上奏圣上“师益的奏论很值得考虑借鉴和采纳。”徽宗也很赞赏，于是调师益任京畿部队第十四副将，授予武翼郎以阁门宣赞舍人提举京城四壁导御司后军统制。时金兵进犯京城，由于主战派孙傅等人的推荐，师益改任第一副将，集中精兵训练马步军机于陈留阵地。
  当时，京城处境十分危急，著名学者杨时在讲筵奏曰推崇师益“晓达军政，使专督训练必有绩效可观。”于是擢升为守卫京畿正将，守御京城附近的郑州原武地域（今河南原县）。在原武的保卫战中，师益指挥若定，全力御敌，把金兵击退。
  不久，朝廷因功擢升师益为统制官，师益危难时受命，亲率所部，在李纲、宗泽指挥下，参加保卫京城开封的大战。
  金兵受挫败退而去，钦宗皇帝，罢了抗战派领袖李纲、宗泽的官。金国获悉后认为有机可乘，第二年，又派兵南下，进逼京城。当时，封丘（今河南新乡市东南部）处于金兵主力进犯之要冲。金兵前锋部队进至封丘，师益率部杀得金兵丢盔弃甲。第二天，金兵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了师益驻地。面对强敌，他孤军作战，对身边的副将说：“金众我寡，诚不敌，然此吾当以身报国，何足虑哉？”于是，一马当先，冲进敌阵，举刀奋勇杀敌，不幸身负重伤而壮烈牺牲。靖康二年冬天（1127年），京都城破，北宋灭亡。而林师益视死如归、英勇抗击金兵的芳名却永垂青史。
  林师益战死沙场时，女儿才9岁，儿子若渊刚满周岁。其妻叶氏与乳媪携子女南归，风餐露宿流落五六年，方回仙游故里。若渊长大后，痛惜其父为国捐躯而暴尸原野，便刻木招魂，归葬城西归仙岭。后人题其墓亭曰：“虎踞龙蟠经儿番，靖康孤节照苍旻。至今凛凛有生气，愧杀当年膜拜人。”
  蔡伸（1088—1156年）
  蔡伸，字仲道，号友古居士，宋元祐三年（1088年）生，仙游县连江里清泽亭（今仙游县枫亭镇九社村）人，后随家迁至莆田城南蔡宅（今属城厢区凤凰山街道）。
  伸少时受家庭薰陶，勤奋好学，尤爱诗词。后入太学读书，政和五年（1115年）举进士，授太学博士。宣和年间（1118—1125年）任徐州通判。宋室南渡后，历任楚州、饶州、真州三州通判。
  伸在真州任内，时逢隆冬，城中失火，焚毁民房无数，致使居民流离失所，露宿郊野雪地。伸亲自出城抚慰灾民，尽力为灾民安排住宿，并下令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时监守人员拒绝开仓。伸据理力争，认为设仓储粮不仅仅用于军备，更重要是要应付紧急事件，即使上司怪罪，由自已承当责任。终于说服守仓人开仓放粮。真州灾民得以保全，无不感激伸的德政。事闻于朝，为政者嘉许伸的品德，升任真州知州。后又历任徐州、德州、安州、和州四州知州。
  绍兴十三年（1153年），秦桧再度为相，权倾朝野，秦桧慕伸名声，因与伸曾是太学同窗，又是同科进士，企图拉拢伸为已所用，就亲自登门拜访，叙同窗情谊，伸痛愤秦桧误国，严词拒绝。秦桧怀恨，贬伸为浙东安抚司参议官；任期满，又被遣往台州，提举台州崇道观。秦桧死后，伸被起用，历升至户部尚书，加左中大夫。
  蔡伸是宋代著名词人，著《友古居士词》，收入《四库全书》。其词铺叙详瞻，语言精炼。词风早期近似柳永、周邦彦，后期格调雄爽，颇似苏轼。北宋破国后，词风悲凉凄切深沉。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伸逝世，享年69岁。
  陈均（1174—1244）
  陈均，字平甫，号纯斋、云岩。南宋兴化军莆田县人。其父陈审官卑职微，却“才高志介”，“嗜书博古”。从祖陈俊卿、再从父陈宓（陈俊卿四子）都是声名显赫的名臣、学者。这对于陈均“淳笃清苦，闻义必为，嗜学不倦”的性格，有很大影响。陈均自幼处于这样一个理学气氛浓厚、读史条件优越的名门望族之中，饱受理学与史学的双重熏陶，使之从小就勤奋刻苦，孜孜为学，“足不出书屋，口不及世事，利害得丧不足以动其心”；偶尔“从贤上大夫游，以博其见闻”。在学习过程中，他觉得像《续通鉴长编》那样的史书，“篇帙之繁，未易识其本未，则欲删烦撮要为一书，以便省阅”。
  陈均中年以后更加“慕尚义理之学”，“雅善汪应辰、李焘，尤敬朱熹”。
  嘉定九年（1216年），陈均“继游天子之学”，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为太学生。他以自己家族的名望，充分利用京师人文荟萃的条件，一方面“出入当世名流之门”，广泛采集朝章旧制；一方面博览官私群史，“得尽见先儒所纂次”，“博考而互订之”。其中官修国史、会要、实录诸书，均为一般士子所难以得见，即使私家史著，亦多为进呈国史院的抄本。入游太学时获读官修史与大量进奏本，大大提高了他所著述史书资料内容的丰富、可靠与权威。
  绍定二年（1229年），积十五年之力编纂而成的三十卷巨著《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亦名《宋九朝编年备要》）终于脱稿，并且即将正式刊行。该书仿效朱熹《通鉴纲目》义例，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节举要，目即备要。为了使书稿更趋完善，陈均凡“闻四方之士可与商榷者，不惮千百里，橐其书而从之，忘其道涂之难、羁旅之苦”。他遍访了当时著名的理学代表真德秀、郑性之、赵汝腾等硕儒名流，均得到大力帮助与肯定。真德秀还欣然为该书作序。此外，陈均还著有《中兴编年举要备要》一书。
  端平元年（1234年），郑性之入朝签书枢密院事。奏报了陈均著史一事，理宗下旨命兴化军缮录呈进。
  为了潜心著述，陈均于宝庆二年（1226年）和端平二年（1235年），两度坚辞迪功郎等官职，一意治史。
  淳祐四年（1244年），曾任福建安抚使的王居安“闻其名，延至福州甚礼遇之”。不久，陈均逝世于福州。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上起建隆，下至靖康，较为完整地记载了北宋一代九朝的历史。因该书并非仅据已成史书进行删除。特别是徽、钦两朝纪事，适可以补长编之阙。其编撰形式，纲简而目详，便于检索。清代大学者朱彝尊称其简而有要，颇为妥切。因而，该书至今仍被学界视为研究宋史的基本参考史料。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沛澡等点校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黄镛（1215—1276）
  黄镛，字器之，莆田涵江区国欢镇黄霞村人。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以明经入太学，试中监元。当时丞相丁大全当权，陷害忠良。黄镛与陈宜中、林则祖、曾唯、刘黼、陈宗等6人，上书陈述应该“以礼进退大臣”，揭发了丁大全之奸。然而，这一举动立即遭到报复，被放逐出朝。一时朝野舆论哗然，誉称黄镛等6人为“宝祐六君子”。
  景定二年（1261年），黄镛终于还朝。翌年，登进士第，授正字；咸淳元年（1265年），宋度宗即位，次年即拜黄镛为国子编修、摄御史；咸淳三年（1267年），擢秘书省校书郎，皇上敕书褒曰：“自游六馆，学问文章，禀节可称”。黄镛清廉忠直，刚正立朝，“进贤才，通下情”，短短二年先后升为秘书省校书郎、枢密院编修、崇政殿侍讲、刑部侍郎。
  德祐元年（1275年），宋恭帝即位。元军大兵压境，进逼常州，国势危急。时任给事中的黄镛忧国忧民，慷慨奏陈时政十二事，欲力挽狂澜，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升任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加太傅。恭帝还“玺书褒崇”，追封其五代，并特遣尚书宋用臣为其“营府家里”，御赐“新府堂”之匾；不久又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封“涵国公”。
  临安陷落后，朝廷众议降元，黄镛、陈文龙坚决反对。景炎（1276年）五月，宋端宗即位于福州，再度起用忠直刚正的黄镛为右丞相，与陈文龙共主国事，招兵抗元。新州太守谢枋得与元军主帅吕夔师激战，流矢射中前往督战的黄镛右肩。年迈身衰的黄镛伤病卧床，不久便去世了，时年61岁。朝廷特赐墓葬于兴化县温阳。
  黄镛不仅刚正忠直，而且才华横溢，不囿于前人之见，所咏诗篇能以新巧之构思，于素语奇趣中蕴含哲理，化平淡为神奇，独具其风采和匠心。他与著名文学家、同乡前辈刘克庄结为忘年交，书信来往频繁。刘克庄曾赠诗作《答黄镛》。
  郭义重（生卒年未详）
  郭义重，字处仁，南宋初兴化军仁德里魏塘显应村（今莆田涵江区）人。他早年曾游学太学，以操守为人称道。绍兴七年（1137年），四十余岁的义重随高宗巡游钱塘时，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悲痛欲绝，赤脚徒步奔回莆田，多次呕血。义重家里十分贫困，但是对于人家的馈赠，却坚持不受。由于家贫，义重亲自聚土为坟葬母，并在墓旁种植松竹，搭庐舍为母守灵。绍兴九年（1139年）五六月，甘露降于墓地林木，“撒下如雨，至十月加盛；又乌鹊驯集，巢于木上”，据说是为其孝心所感动。绍兴十三年（1143年），高宗皇帝知道了郭义重的孝行后，下诏立双阙，旌表其闾，门前题以“绍兴旌表郭氏”六字。“于所居前安绰楔，左右建土台，高一丈二尺，方正，饰白色，植佳树”。并免除三十年徭役，每年拨田租十石，用于子孙祭祀。直到60岁，郭义重才娶妻生子。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义重以特奏名补官德庆州录事参军。
  郭义重去世后，乡亲兴建起占地二亩多的孝子祠，纪念郭义重及其四世孙道卿、廷炜。祠的前门悬有“郭氏三孝子祠”的横匾，大厅上挂着郭义重、郭道卿、郭廷炜“三孝子”的灵像。孝子祠大门的楹联曰：“恩隆双阙旌三孝，祀肃四时锡九重。”
  对于这段绵延不断、感天动地的孝行，传说明成祖朱棣也曾作御制《郭义重孝顺诗》于“终慕堂”颂之，其中句曰“门闾当日蒙褒显，青简独留百世香”。
  傅淇（生卒年未详）
  傅淇，字元瞻，仙游嘉禾孝仁里（今仙游赖店镇罗峰村）人，傅楫侄孙，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
  任潮阳（今属广东）县尉时，傅淇前后十多次捕盗有功可赏，自己却未曾报功。刚好莆田籍老乡龚茂育提刑广东，上报其事，于是升任平阳知县，颇有政绩。时丞相虞允文抬徕豪杰，准备北伐中原。傅淇上书丞相论天下事，认为：“自古建功立业，必须非常之人。一时诞谩争言富强者，其意不过窃取爵禄，非能为国家深长计也。”丞相大喜，奏请提拔为主管诸司粮料院（掌管财赀出纳、贸易事务）的朝廷官员。
  傅淇虽然在京都为官，却从来不到有权有势的官衙去拉关系。一次，宋孝宗命有司出具六院官署官员名单，孝宗在翻阅花名簿时，点名要傅淇奏事。傅淇的奏章令孝宗十分满意，于是立即提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御史台官员奇缺，仅有傅淇一人。傅淇到任后，纠察庶务，风采凛然。孝宗大喜，对近臣夸耀说：“傅淇是我亲自提拔的！”那时孝宗有收复中原之志，于是特别优厚地奖励、提拔武将，致使许多投机取巧的文官“以文阶易武爵，骤至贵显”。傅淇感叹曰：“此风不可长啊！”就上疏论其害。孝宗阅数后幡然悔悟，即日把傅淇的疏论公诸于众。从此，再也“无敢求换武爵者”。
  不久，傅淇升任太府少卿。每逢轮对，他都劝说孝宗选择忠诚端正之士，作为官僚的后备；又进言四川、两广离朝廷遥远，守臣不可轻派。他的建言均为孝宗采纳。
  傅淇任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时，朝廷正选调“专对才”出使金国。所谓“专对才”，是古代奉使他国、擅长应对的外交人员。宋代是我国古代外交事务较为频繁复杂的时期，不少使臣奉命出使辽、金等国，进行外交斡旋。孝宗从所推荐的几位候选人中，选中傅淇作为贺生辰使赴金。归来后，孝宗详细询问了北方沦陷区的情况，傅淇奏言“河北河南之所以然”，得到孝宗的肯定。
  其后，傅淇乞请外任，孝宗不想让他离得太远，就改任傅淇浙江提刑。傅淇莅职二年，政平讼理，孝宗嘉奖其功，授予直龙图阁职衔，又连知宁国府（位于安微省东南部）、泉州府等职。傅淇的父亲傅佇（1084—1148年）曾任晋江县令。傅佇为人严明廉洁，俭朴平易，在朝为官的三十多载不取例外之银，家中无购置一分田产。他在病逝之前告诫儿子：“我死后，你们要像父亲一样，做官要清明，理事要严谨，侍奉长辈要恭敬，对待同辈要讲情义，办事要忠诚信用。这样做，即使贫贱也是个有德行的君子。如果贪图权势，猎取名利又有何用？”郡人曾绘其画像于县厅西堂祭祀。南宋名人陆游十分敬佩傅佇的品行，曾撰写其事迹以启迪后人。淳熙初年，傅淇知泉州时，接九十岁老母到泉州赡养。他秉承父志，洁身爱民，惟恐有愧于父。
  光宗时（1190—1194年），傅淇知温州，以疾卒于官。朝廷追赠中奉大夫，赠莆田县开国男。陈绍叔（1243—1313）
  陈绍叔，字克甫，莆田县灵川里金沙（今城厢区东海镇东沙村）人，自号“浮丘子”，学者称其为浮丘先生。宋淳祐三年（1243年）生。
  绍叔一生好学不倦，曾从好几位名师求学。年20岁就已博览群书，精于“性理”之学，对《河图》《洛书》《太极》《通书》以及律历、制度等无不涉猎。每有所得，便奋笔疾书。中年时期，时南宋覆亡，士大夫耻于仕元，多闭门著述，绍叔潜心于天文学，并开始收徒讲学。在教学内容上，他“以笃行谨信为先，文辞间辩为后”；教法上更具创意，应用自制仪器模型，观摩教学。如讲解《尚书》中的“璇玑玉衡”（古代天象仪），就用木材揉制成模型，显示天象，后来改用铸铜仿制。又创制“小天仪”模拟天象。其外形球状，外圆周长四尺五寸，中为空心，球的内外表层涂漆，上刻周天度数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用细贝壳填嵌，两端标示南北两极，同时按准确位置标明银河和各星宿的名称。天球仪外形光彩夺目，内里十分工巧精密。夜间审视，和星空中星宿的位置完全一致。天球仪的制作，引起当时士林的普遍重视。有人建议把这项成果奏报朝廷，但绍叔不愿仕元为官，便婉言谢绝。
  绍叔后半生皆以讲学著述为事，家居清贫，却至老手不释卷。所著有《浮丘集》百余卷，还有《历代纪年》《大元官品》《竞辰》《择日》《切字》等书，惜均已失传。绍叔居所僻陋，生活俭约，未曾服丝帛，便衣粥食，而“处之淡如”，语言平易近人。元皇庆二年（1313年），绍叔卒于家，终年70岁。
  洪希文（1282—1366）
  洪希文，字汝质，号去华山人，莆田下坂（今荔城区新度镇下坂村）人。元初，他与父亲隐匿山中，以至“贫甚食草”度日，表现了一位进步文人的崇高气节。
  皇庆元年（1312年），而立之年的希文应友人之邀，到兴化县县治游洋设馆收徒。后来，才学出众的希文被荐任莆田“训导”（负责教学工作）。他抱着“君子乐育才”的思想上任了，“郡之名族争致西席”，聘其任教。但是，他的高尚情操终不为黑暗世道所容，至正十一年（1351年），年近古稀的他，不久就被罢黜归田了。
  作为元代著名诗人，洪希文著有《续轩渠集》十卷，有诗词500多首，入选《四库总目》。其诗“激而高亢，悲而沉郁，上出九天，下入重渊”“清遒激壮，亦足落落独行”“皆自肺腑流出”“能以质取胜，不蔽其情”。后人评论其“在元代诗文创作中独树一帜”，是元代少数几个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林亨（1291—1361）
  林亨，初名林涤，字蒙亨，仙游连江里秀郊村（今仙游县枫亭镇麟山村）人。他从小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天文、地理、文章、词赋、理学皆精，才华横溢，然而家贫，亲属族党中无官僚可依靠；加上时运不佳，屡试不第，长期以执教为生。
  林亨常有怀才不遇而愤愤不平之慨，于是作《螺江风物赋》大声疾呼：“今有人焉，穷而意气之益坚，老而学问之日富，其待时则阴雾之豹，其得时则遇风之鸿，其或者锺美于是，人笑其勤苦而难成就。知夫，一鸣而人不惊，一飞而天可冲，有大摧折必有大成就。”
  元至正三年（1343年），时年53岁的林亨上京应试，殿试第一，高中状元。但官仅为朝奉大夫，从六品。顺帝为其知天命之年，赐他返乡“跑马圈山，谷皮镇海”为辖权，收取地租作为晚年俸禄。至正六年（1345年），林亨辞归故里，隐居龙华宝幢山下至寿终。明知县为其建状元坊，并建祠奉祀。
  林环（1376—1414）
  林环，字崇璧，号纲斋，九牧林后裔，莆田城内赤柱巷（今城厢区英龙街）人。他从小就“聪慧过人”，“过目成诵”.“百问百答，援笔立就”，“文章已为人所重，求者相踵”。
  明永乐三年（1405年），林环举福建乡试第六名；次年廷试第一，钦点状元。传说殿试时永乐皇帝出了一个对子“日明月明日月齐明大明天下”，令林环作对，林环略为思索，对曰：“君乐民乐君民同乐永乐万年。”永乐听了大加赞赏，授翰林修撰。永乐五年（1407年），升侍讲。林环学识渊博，在皇帝面前讲课，或为太子上课，条理清晰，“音语洪亮”，甚受永乐皇帝爱重。
  林环的主要贡献，在于参与修纂《永乐大典》，为《书经》总裁官。《永乐大典》是一部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它的编纂方法是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分类汇为一编。全书22877卷，写有凡例、目录60卷，约3.7亿字。编纂这部特大型的工具书，先由修纂人员按分工范围搜集文献资料，然后依韵目编排连接起来，经校对、谱写后上交各组负责人层层审定。所采书籍自先秦至明初，达七八千种，里面有很多宋元以前的孤本秘籍。参加修纂的工作人员有2000多人，机构庞大，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整个编纂机构由正副监修和正副总裁负责，总裁和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工作外，还兼管一个部门的实际任务。
  林环曾两次任礼部会试考官，他秉公办事，举贤荐能，“所取多为真才”，“声名籍甚”，一时儒硕也对他寄予厚望。林环的忠心、博学和机敏，为成祖所器重，“常侍帝侧”，出谋献策。成祖每次出巡，都让他随从。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亲征鞑靼，击败阿鲁台，林环上《平胡诗》1200言；次年六月，再征鞑靼，凯旋告庙；永乐十二年（1414年），林环随从成祖征瓦刺，途中染病，至北京卒，终年38岁。
  林环善诗文，著作颇丰，著有《纲斋诗文集》22卷。他主张“诗以道性情者也”，以“理性情为本”。后人赞其诗“清思异质，藻而不浮，朴而不枯，极诗家音色之妙”。林环又工书法，擅长狂草。
  林文（1390—1476）
  林文，字恒简，号澹轩，莆田城内赤柱巷（今城厢区英龙街）人。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廷对第三名，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参与预修《宣宗实录》，书成，任翰林修撰。正统四年（1439年）修成《历代君鉴》。正统七年（1442年），修成《寰宇通志》，此二书都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并有赏赐。景泰三年（1452年），升右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修撰。景泰七年修《天下郡志》，任副总裁。书成，升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
  天顺元年（1457年），升林文为翰林院学士，任国史馆副总裁，又兼东宫讲读官。天顺四年（1460年），古稀之年的林文请求辞官，英宗爱其忠厚，不忍放归。明宪宗即位，升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时林文年已七十六，再次辞归，得到批准。
  林文耄耋之年依然神清气爽，思维清晰，应对如流。他是一个谦谦君子，来访者无论长幼，皆以礼相待，人称“醇儒”。其诗幽闲明秀，温厚俊雅，自成一家，朝野人士多求其诗文。林文著有《澹轩文稿》等。他的书法也很有特色，所以经常有人向他索取书法作品，他也有求必应。
  林文终年87岁，卒赠礼部左侍郎，谥“襄敏”，赐祭葬。
  柯潜（1423—1473）
  柯潜，字孟时，号竹岩。明代莆田县安乐里柯山（今城厢区灵川镇柯朱村）人。传说柯潜小时先是愚顽得出奇，后来“聪明花”顿开而颖异过人，“警敏嗜学”。他10岁能写诗，15岁能作八股文。柯潜在《东陇万卷书楼记》中提及年少时常去东陇万卷书楼读书借书之事：“故余读学而优则仕之论，固为迁延寿者钦，又观诗书勤乃有之句，实为居东陇者厚属也。”当时之万卷书楼为读书人首选之地。
  柯潜于正统九年（1444年）乡试第一；明景泰二年（1451年）状元及第，授职翰林院修撰。他身躯伟岸，外表温文尔雅，得体大方，与同仁相处融洽和睦，同僚无不钟爱敬重。景泰三年（1452年），柯潜升春坊中允，兼修撰，预修《历代君鉴》；书成，受代宗恩赐白金、文绮（华丽的丝织品）。景泰五年（1454年）礼部会试，潜为考试官。奉命预修《寰宇通志》，书成，景泰七年（1456年）升任司经局洗马，乃兼修撰。代宗再次恩赐其白金、文绮，足见皇帝对其十分器重。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位，潜迁尚宝寺少卿，任东宫讲读官；天顺三年，命修玉牒。明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即位，又奉命纂修《英宗实录》，书成，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朝廷三赐柯潜白金、文绮。此事在明代较为罕见。成化四年，又任侍经筵讲读。
  柯潜宦游京师20多载，历经代宗、英宗、宪宗三朝。虽无大起大落，但能平步青云。凭持的是他“淬砺”司业精神和“狷介”的正直性格。他性情正直，重视操行，不趋炎附势，不愿与不良行为同流合污，颇得同僚的好评。
  柯潜博学多才，“性尤喜游，供职之暇，偕诸知已，穷览胜概，雅歌报壶，分韵赋诗，襟度豁如也”。即在为官供职之暇，喜与文坛笔友欢聚，赋诗娱乐。他曾经自筑清风亭于官舍后园，挖池种荷，环池植柏，还美其亭曰“柯亭”，自谓其柏为“学士柏”。
  柯潜一生的最大建树，莫过于“文章雄一世”。除了完成朝廷指定的编写具有国史性质的《历代君鉴》《寰宇通志》《玉牒》和《英庙实录》等鸿篇巨作外，还著有《竹岩诗集》《竹岩文集》及《补遗》等（均收入《四库全书》）。
  成化四年（1468年）柯潜父母病故。柯潜回乡守丧期间，曾在观桥办学馆，教导子弟。柯潜卒于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享年51岁。
  柯潜御葬墓在安乐里和温山（今灵川镇柯朱村）。
  郑岳（1468—1539）
  郑岳，字汝华，号山斋，生于今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蒲坂村。其先祖是莆田望族，诗书传家，多代为官。其父朴庵，迁居城内金桥巷。郑岳7岁时，其父病逝，家贫如洗，有幸母亲之兄林嵎爱怜，鼎力相助，抚养成材。郑岳先后考中秀才、举人。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他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户部主事，改刑部主事。
  郑岳为官“以公守法，一无所假”。由于他弹劾东厂锦衣千户恃势横行，欺压百姓，语伤皇帝宠信的小人，被“赎杖还职”。不久，擢升为刑部员外郎。湖广地区社会矛盾尖锐，当地宗藩依势侵占民田，累奏不决，民怨鼎沸。弘治帝派遣郑岳任按察佥事。郑岳一到那里，就着力处理多年争论不休的土地纠纷，把宗藩霸占之地“归之民”，缓和了社会矛盾。老百姓“岁饥无备”，他“设法以赈，全活甚众”。南京十三道御史联名盛赞郑岳的政绩。正德初年，岳升任广西兵备副使，平定土酋叛乱，改善了当地少数民族官员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了民族间的友好关系，稳定了地方局势。不久，调任广东兵备副使。他明断积案，“滞狱为空，治绩称为第一”。因政绩显著，升任江西按察使。当时，野心勃勃的宗藩宁王朱宸濠勾结刘瑾，阴谋造反，夺中央政府的权，并依仗权势，“横夺民田亿万计”。
  郑岳不畏权势，“力振风纪，为濠所忌”，遭宁王诬陷，郑岳再次被“夺官为民”。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宸濠谋反，到次年十二月，宸濠伏诛，冤案昭雪，正德帝重新起用郑岳，让他出任四川左布政使。郑岳以母丧为由，没有赴任。
  世宗嘉靖皇帝即位后，调郑岳入京，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郑岳第三次上马赴任，所到之处，“民拥道聚观，手额相庆”，欢迎“郑青天”的久别重逢。郑岳到江西后，很好地处理了平定朱宸叛乱的善后事宜，并向皇帝“四上疏，皆切时政”。嘉靖三年（1524年）拔任兵部右侍郎，不久，升任左侍郎。在其任内，发生大同兵变，且“复叛”。郑岳奉命前往山西，稳妥处理了兵变，稳定了边境局势。由于当时朝廷发生了长达数年的“大礼之争”，致使许多正直的大臣或死或贬，由严嵩为首的佞臣主持朝政，郑岳十分郁闷，终于辞官回乡。
  郑岳家居十五年，“有利于乡族者，概不惜费”，为家乡办了许多好事，如修渠、造桥等。同时，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收集整理地方文史资料，编著了13卷《莆阳文献》，以及《莆阳文献列传》75卷。其中列传传主246人。他从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度要求，介绍了传主的生平、业绩、思想，显示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容纳各家之长的气度。还收进了南北朝时郑露起至明代神宗时莆仙二县文人撰写的诗赋文（其中赋2篇，诗203首、铭文2篇、箴5篇、赞1篇、杂著3篇、说4篇、题跋15篇、论辩3篇、祭文6篇、书启12篇、序文48篇、记39首、奏议30篇），为后代保存了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郑岳著有《山斋文集》24卷传于后世。
  陈茂烈（生卒年不详）
  陈茂烈，字时周，祖籍浙江瑞安，自幼随父戍兴化卫，定居于莆田城内北门街（今城厢区梅峰街）。为维持生计，茂烈继承父职入伍戍役。他白天到衙署服役，晚上归家挑灯夜读。他重视孝道，安贫寡欲，曾作《省克录》以自励。明弘治九年（1496年）登进士第，后授江西吉安府推官，开始步入仕途。茂烈自小受贫苦家庭环境的薰陶，经常接触下层人士，孕育了他艰苦朴素、为政清廉的品格。他出仕后勤政廉明，吉安民俗多诉讼，有时一案牵制百余人。茂烈出示：诉告毋株连，案犯不久监，刑罚不滥用。每逢紧要、疑难案件，他都要亲自审问，秉公处理，民无不从。
  后来，茂烈晋升为河南道监察御史，但他仍不改俭朴的本色，袍服朴陋，上班时无轿舆可坐，就向同僚借匹瘦马骑坐，同僚们见之极为佩服。外出考绩过淮河时，因天气严寒却无棉衣等御寒，他差点冻死。
  茂烈心性至孝，继以母老体衰，上书请求朝廷让他返乡兴化故里。当时福建巡抚是他的门生，得知陈茂烈告老返乡，便特地制作十只金螃蟹装在瓮里派人送往莆田，孝敬陈茂烈。茂烈把十只金螃蟹原封不动放在瓮中盖好，假意对差人说：“瓮中的螃蟹都是死的，我一只也不要，请速带回交还巡抚大人。”差人不解其故，也不敢执拗，只好把原物带回复命。
  茂烈亲自操劳照顾老母，还亲自给小菜圃施肥浇水。当时兴化府郡守闻知他为日常生活而劳累，就派两名差役帮助他料理家务事。不到三日，这两位差役便被遣回府衙。当时，好心的官员把陈茂烈返乡后的清贫生活向吏部禀报。吏部即奏请朝廷授他为晋江教谕，享受其奉禄。茂烈婉言谢绝了。吏部再奏请月发给大米三石以赡养老母，他也不肯受之。茂烈上书朝廷曰：“臣素贫，食本俭薄，故臣母自安于臣家，而臣亦得以自逭其贫，非有及人之廉，尽己之孝也。而臣母鞠臣艰苦，今年八十有六，来日无多，臣欲自尽心力，尚恐不及，上烦官帑，心窃未安。”后90高龄的老母身故。身心极度疲惫哀恸的茂烈不久也离开了人间，时年58岁。
  去世时，家中除了部分书籍外，身无遗物。同乡刑部尚书林俊前往吊唁并为他治殓，见其睡床是三只脚的破床，所缺一脚，竟以石块垫充。家里缺少蚊帐，他一连储积13年，终无余资添置。里人闻此事赞叹不已！
  茂烈葬于莆田西门外龙桥村，林俊亲题“陈茂烈之墓”。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都御史王应鹏上奏茂烈廉洁、孝行和清修苦节，朝廷乃表其宅里为“孝廉里”（即今梅峰寺至洞桥头之间），并把故宅改建为祠。第二年，巡抚聂豹又奏请圣上下旨立“旌表孝廉”坊（此石坊原在城内洞桥头），以彰其行。天启年间（1621—1627年），追谥茂烈为“恭清”。
  戴大宾（1489—1509）
  戴大宾，字宾仲、寅仲，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生于莆田县（今荔城区）新度镇东坝村塘东官宦之家。他从小聪颖敏悟过人，3岁时刚学会讲话就会念书。5岁那年，家乡举行童子试，父亲背着他参加考试。一位秀才以为他是来玩的。就戏谑地问他长大以后干什么，他回答：“当阁老。”秀才看他小小年纪，口气这么大，就出个对子“未老思阁老”。戴大宾立即回敬说：“无才做秀才。”针锋相对地回击了秀才的不恭态度。又有一次，他祖父带他进入官府大堂，并按所见随机出了个对子：“虎皮褥盖学士椅。”大宾立即对曰：“兔毫笔写状元坊。”他十岁左右通读五经、四书，研习学贯古今，因此被誉为“神童”。
  弘治十四年（1501年），大宾13岁。众人以其年虽幼而学长于众人，就推荐他参加福建乡试。夜里，大宾宿住福州一客栈，听着隔房一书生多次吟对：“口含笔尾唇点墨，”却一直未听到下联。大宾听了有点不耐烦了，只见桌上的油灯昏暗，他用指尖挑了一下灯芯，猛然想出对句，于是马上大声对曰；“手蘸灯芯指沾油。”隔壁那书生闻声随即前往道谢。这次乡试，大宾中了解元，一时在八闽大地传为佳话。
  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秋，年仅20岁的大宾风尘仆仆地入京应试。果登吕柟榜进士一甲第三名，钦定探花。据说，他的殿试策卷一经刊出便流播海内。美质高才的大宾被朝廷任命为翰林编修。当时，权宦刘瑾把持朝政，欲招天秀异常的戴大宾为婿，但戴大宾却执意不从。他每日里纵酒佯醉，且假借酒力谩骂刘瑾道：“我是朝廷之子，岂能做奸臣之婿。”
  正德四年（1509年），戴大宾接到家书，得悉慈母病逝，痛不欲生，且家中爱妻尚未完婚。于是告假返家奔丧，不幸在归途中病逝，年仅21岁。大宾虽英年早逝，但他的才华至今还在莆阳大地流传着。有联句道：“戴大宾一时无对，曹子建七步成章；甘罗十二为宰相，大宾十九中探花。”莆田郭氏宗祠还留有戴大宾撰写的联句：“拒虏单骑，远祖忠贞昭日月；旌闾双阙，先人孝德动乾坤。”
  康大和（1507—1577）
  康大和，字原中，莆田县崇福里前康村（今秀屿区忠门镇）人。明正德二年（1507年）生于莆田县崇福里砺山（即砺峰，今莆田市秀屿区月塘乡前康村）。
  大和少年时先后到水头朱子宫和赤岐狮子岩读书。他勤奋好学，后因家贫缀学，靠肩挑鱼盐走村窜巷叫卖为生，但一有空闲，便手不释卷。虽然其貌不扬，却以饱学多才为人所敬重。
  嘉靖十四年（1535年），大和入京应试，举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授输林院编修。时明世宗礼佛拜道，醮事不断，竟以青词（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优劣，衡量翰苑词臣撰述之高下，以至众多词臣潜心奉制取幸。康大和却不为所动，多次疏谏世宗以国事为重，远离僧道，停止建醮，世宗不听。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任同考会试及预修会典。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主持顺天府（今北京市）试时，与宦官赞同事，大和坚持以才录用，不受赞干预，世宗嘉其行，升大和为右春坊右谕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主持武科会试，升迁侍讲学士。
  时严嵩为相，擅权揽政，朝官多出其门。大和为官近20年，始终不肯登门拜访，故被压抑。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始授南京礼部侍郎。嘉靖四十年（1561年），大和升任南京工部尚书。不久，风闻严嵩党羽欲构陷于他，便自引归乡，但未获允。一年后，他再次上疏乞休获准。适逢兴化郡城沦陷于倭寇，大和只好寓居嘉兴朋友家，三年后始归故里。他与致仕返乡的刑部尚书林云同等人结社赋诗，人称“尚书社”。
  兴化知府仰慕大和之名，礼请大和主修《兴化府志》。万历三年（1575年），大和主持纂修《兴化府志》36卷。这是继周瑛、黄仲昭所修弘治《兴化府志》以来的第二部府志，现仅存一部，保存于日本的内阁文库内。此外，大和还著有《砺峰集》若干卷。
  万历五年（1577年），大和病逝，享年71岁。次年，赐葬于华亭云峰村。
  郭应聘（1520—1586）
  郭应聘，字君宾，号华溪，莆田县（今秀屿区）黄石镇华中（旧称东华）村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中举，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登进士第，与宗兄郭邦文同榜，人称“兄弟同科”。
  朝廷授应聘户部主事，负责在山西咸宁征收粮草。儿年后，应聘出任广西司署郎中。他到任后，免除了民众许多苛重负担，百姓高兴，还受到朝廷的赞赏。不久，应聘升为南宁知府，继而迁威茂兵备副使，转任广东左参政，负责岭南（今广州市）政务。当时广东东部盗匪作乱，民不聊生，应聘派兵予以平定。在“古田战役”中，应聘因筹集粮饷，参加策划军事有功，拜受“金币锡”。应聘用兵平乱，从不急躁冒险，而是晓之利弊，恩威并济。他善于把握时机，出其不意地克敌制胜，人们赞扬他是“神人”。
  应聘两次参加考核，治政和德行都属于一等，升任广西按察使，不久晋升广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其后，应聘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主持当地的军政大事。其间，他又上疏朝廷，提出妥善安置永福百姓的十件事。
  隆庆三年（1569年），应聘晋升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由于前总督多接受下属部将、官吏贿赂钱财，应聘到任后，全部予以谢绝。为了杜绝腐败，应聘还特地制定并颁布了表彰廉吏和杜绝送礼的条例。从此，再也没有人拿钱进入辕门说情行贿。应聘还精简将士，蠲免两广赋税，使老百姓受益。两广百姓赞扬他就像再生的父母一样。
  万历二年（1574年），应聘被召入京任户部右侍郎。不久因丁忧回乡服丧。
  万历八年（1580年）起，应聘改兵部，兼右佥都御史，仍巡抚广西。逾年，朝廷命其掌管南京都察院。移交军务时，应聘造册登记所盈余军饷五万一千多两白银，全部上缴国库。因政事卓著，应聘又晋升兵部尚书，参与军事决策。
  不久，应聘因旧病复发，第四次上书请求放归故里，皇帝派驿站人马护送他回乡。临行，他上疏陈述《勾军四议》，受到称赞并颁布施行。应聘“归七月卒。赠太子少保，谥襄靖”，终年67岁，安葬在华亭霞皋村山坡上。
  应聘平生谦恭不邀功，他所到之处，都因廉正谦慎而受人赞扬。据《明史》载，应聘官南京时，与海瑞一样“敦俭素，士大夫不敢侈汰”。应聘著有《郭襄靖公遗集》26卷。
  明万历后期，莆田县知县在城内十字街建造四座石牌坊，以纪念乡贤的历史功绩，其中“大司马”坊就是为纪念南京兵部尚书郭应聘修建的。
  王家彦（1588—1644）
  王家彦，字开美，号尊五，莆田合浦里（今秀屿区东峤镇先锋村）山尾自然村人。
  家彦少时好学敏悟，为人刚正，胸有大志。在五侯山麓度岭村众妙园书院读书时，曾与同窗好友表白：“丈夫自期待，应如汉伏波将军，居恒不忘马革裹尸，龊龊者无庸也。”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家彦应乡试，中举人。翌年，赴京参加省试，因其文才出众，文章严谨自然，主考官叹其“博学多才”，遂登进士榜。
  家彦初任浙江开化知县。他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平民百姓称其为“神君”。天启五年（1625年），家彦调任金华府兰溪县令。兰溪是浙中西部贫困山区。王家彦深知任重道远，立志造福一方。动身赴任前，他动员母亲变卖首饰、衣物等家财，并郑重其事地对夫人说：“我早登科甲，初任牧民，一心做个好官。此去只饮兰溪一杯水，后有家财，尽数收拾，将十分之三留为母亲供膳，其余带去任所使用。”夫人听后感动不已，支持丈夫的这一义举。
  到达兰溪后，家彦立即带领衙役到处视察民情，果断地革除弊端，减轻赋税，贡献家资，大兴水利建设，清理护城河，修筑旧城墙。当地官绅富贾深受感动，纷纷解囊相助。几年间，兰溪旧貌变新颜，百姓无不称颂家彦是位清官良臣。熹宗皇帝奖擢其为刑科给事中，转户科都给事中。
  崇祯元年（1628年），思宗朱由检登基。家彦等人上疏弹劾魏忠贤，崇祯帝下旨捕治，魏忠贤畏罪自缢而死。十年间，家彦疏劾贪官无数，均能详列其奸邪专横罪状，革除弊端，核查隐瞒资产。直言敢谏，弹击无所避，权贵敛手。在大政方针方面，家彦也先后上疏百余条，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高瞻远瞩、革除弊端、体恤民生的建言，不少被朝廷采纳。例如家彦所上《闽省海防疏》，识者以为至论，震憾朝野。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丁忧回家服除后，家彦起任吏科都给事中。次年，晋升大理左少卿，一年后又从左少卿升太仆寺卿。一年后拔任兵部右侍郎，受命于危难之际参与军务，督师京城。他曾雪夜携一灯步巡城堞，人无知者，将士皆服，奋发自励。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其时，家彦坚守的安定门已独木难支，无济于事，他叩首以谢先帝、父母，自缢身亡。朝廷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端”，后改谥“忠毅”。同年，莆阳建“世忠祠”“旌忠祠”，祀尚书王家彦等。
  王家彦有《王忠端集》存世。
  黄斌卿（1607—1648）
  黄斌卿，字明辅，莆田县仁德里碗窑（今荔城区西天尾镇碗洋村）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生于御倭军功之家。
  崇祯元年（1628年），斌卿的父亲黄奢在作战中阵亡，斌卿以荫授百户，跟随许姓总兵征战，在克复赤水卫等3座城池中立有战功，授铜山把总。此后，累升至舟山参将、浙江副总兵，驻防舟山群岛。
  斌卿在舟山任内，招抚浙江海面的海寇陈虎威，陈最后率部归降。斌卿得其战船100多艘，声名大震。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攻北京。斌卿闻变，率领浙江舟师，准备北上勤王。时南京陪都的明大臣马士英等人谋立福王朱由崧为帝，设法阻挠斌卿北上。斌卿得知北京已经失陷，思宗自杀，只好中途返回。福王称帝后，调斌卿驻防芜湖。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斌卿奉命移驻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时南明江北各路明军无视清军虎视江南，自相火讲，不遵督师史可法号令，清军乘虚大举南下，围攻江北重镇扬州。史可法率军民死守，云集南岸京口的各路明军不敢过江增援，坐视扬州陷落。清军乘势渡江，明军全线溃逃，斌卿也率舟师退回舟山，福王政权灭亡。
  同年，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唐王封斌卿水陆兵马招讨总兵官，封肃鲁伯，太子太师，赐尚方剑。鲁王朱以海也在浙江称帝，改元监国。唐、鲁二王及其拥立者形成南明政权的两大派，小顾大局，互相倾轧。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南下福建，唐王政权结束。当时斌卿还镇守舟山，他接受了鲁王的招抚。南明监国四年（1648年），鲁王系统的征西将军王朝假装到舟山“拜会”斌卿，发动突然袭击，斌卿被杀，时年41岁。
  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陷舟山，南明鲁王政权瓦解。
  余怀（1616—1696）
  余怀，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山人，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祖籍莆田水南（今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人，生于南京而长期流寓苏州等地，明末清初文学家，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
  余怀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十四日。他自幼读书过目不忘，且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崇祯十五年（1642年）应乡试不第，避居栖霞山寺。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遂绝意功名，浪迹于江浙一带，“自少至老，杂著数十种”，内容涉及诗词、文史、戏曲、茶艺、砚林、服饰等等。主要有《板桥杂记》《江山集》《甲申集》《玉琴斋词》《东山谈苑》《三吴游览志》《茶史补》。他以山水、著述自娱，气节才藻蜚声东南。
  余怀才情艳逸，其诗词用笔较为深细，表现出悠情绵邈的意境。朱彝尊评其诗有“晚唐风格”，王士禛《渔洋诗话》誉其诗：“不减刘宾客（禹锡）”。邓汉仪《诗观》评曰：“澹心诗，纯以气象胜，是初唐沈、宋之遗。”陈田《明诗纪事》辛集卷载：“澹心诗，擅六朝之华藻，运唐贤之格调，吐属隽雅，角逐词场，不减子山哀艳，小杜风流。”邑人郑王臣《兰陔诗话》评论“其诗清而能丽，绮而不靡，明季吾乡诗人，莫能与之抗衡。”徐釚《本事诗》甚至认为“过江风流，应复推为领袖”。
  吴英（1637—1712）
  吴英，字为高，号愧能，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卒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享年75岁。吴英世居泉州黄龙，年少随父住厦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吴英奉旨入藉莆田，定居黄石定庄。
  康熙二年（1663年），27岁的吴英从厦门潜回泉州，怀着报国之志，投奔清军，改姓王，康熙十九年（1680年），44岁，复姓吴。
  康熙十三至十四年（1674—1675年），在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叛乱的斗争中，吴英随提督塞白理征剿，先后以降李荣春，斩刘邦仁等战功升迁为左营游击和中军参将。康熙十五年（1676年），击败耿逆的得力干将曾养性，升为副总兵。康熙十七至十八年（1678—1679年），郑经以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趁“三藩”反清势力被严重削弱之机，大力向福建扩张，福建沿海人民深受其害。吴英以副总兵官从康亲王救剿，击败郑经部将刘国轩，先后以战功升任福建督标中军副将、同安总兵。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迁兴化总兵，驻镇莆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吴英担任征台主帅施琅的副帅，在澎湖决战中，大败郑氏集团主力刘国轩，迫使郑克爽纳土投降，宝岛台湾回归祖国。两个半月后，施琅离台，吴英留守台湾。在吴英镇守台湾18个月期间，整肃军纪，安定社会，募佃垦荒，发展生产，兴建书院，遗爱台湾，被台湾人民尊奉为“台湾公”。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吴英调任舟山总兵，不久擢升四川提督。在四川任上，吴英恩威并济，肃清了吴三桂残余势力，使边廷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吴英迁福建陆师提督，不久改水师提督。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第四次南巡，召见66岁的吴英，授“作万人敌”匾额。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第六次南巡，加授吴英为“威略将军”。不久，卒于官舍，康熙勅赠太子少保，钦赐御葬于莆田灵川山门村。
  吴英著有《行间纪遇》四卷，《岁首游虎溪岩》存诗一首。
  朱天贵（1645—1682）
  朱天贵，字达立，莆田县平海卫（今秀屿区平海镇）人。清顺治二年（1645年）生。
  天贵幼年时，其父为避兵乱，携家迁往福宁府三沙（今宁德市霞浦县三沙镇）。后郑成功抗清部队攻占三沙，天贵得到提拔重用，授为左都督，统率大型战船28艘。顺治十八年（1661年），天贵随郑成功渡海，驱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康熙十七年（1678年），圣祖皇帝在削平了中国南方的“三藩”叛乱后，致力于统一台湾。天贵见郑经（郑成功长子）只图割据享乐，郑氏政权已无可为，乃毅然率所部战船300多艘，将士3万多人回归大陆。清廷授为浙江平阳（今温州市）总兵。天贵积极训练军队，严明军纪，亲自监造各种兵器，巩固海防。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奉命收复台湾。施琅保举同安总兵吴英、平阳总兵朱天贵二人所部船队分任左、右翼，进攻澎湖。其中朱天贵所部战船300只，是全军的主力。
  六月底，清军战船千余艘，分3队进攻澎湖列岛。守将刘国轩在澎湖36岛险要处构筑炮台，防守十分坚固。开战之始，刘国轩出动主力战船百余艘，在炮台密集炮火的支援下向清军船队反击。清军初战不利，施琅中箭负伤。天贵见形势危急，不顾一切指挥座舰一马当先，用火箭焚烧对方战船，守军伤亡重大。激战中，天贵突然中炮阵亡，时年37岁。
  天贵阵亡后，清军攻克澎湖各岛，继续进军台湾，同年七月十三日，清军接管台湾，中国重归统一。清廷表彰天贵平台之功，追授天贵为太子少保，谥“忠壮”。还由朝廷旨命兴化府建专祠，地方官春秋二祭。
  朱天贵墓葬在涵江区梧塘镇漏头村，墓前竖有石翁仲、石羊、石虎、石马等。
  康爵（1895—1944）
  康爵，字修其，号耕冰，涵江保尾街（今属涵江区涵西街道办事处）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生。
  爵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从此酷爱藏书。还在求学阶段，他便和几位有志图书事业的同学创办了涵江图书馆，悉心收集图书近万册，其中包括部分地方志书的孤本。由于爵保存了这些几乎湮没的古志，中国方志学家朱士嘉遂把这些孤本志书登录于《中国方志总录》一书。
  20世纪20年代后，爵来到江南各地，结识蔡元培、郑洪年、黄炎培、傅斯年等学者名流，爵以其博通经史得诸家赞誉。爵遍游长江、黄河南北各省，搜集到莆仙前贤的著作196部计870余册，涉及作者143人，其中有31部曾于清代中期被收入《四库全书》。爵所收集的藏书中，如郑樵的《鬼料窍》、陈昂的《白云集》、林达的《自考集》、周如磐的《澹志斋集》、叶甲、方综、林简、周闻的《寄楼合选》、萧远村的《莆阳乐府》、廖必琦的《荔庄诗钞》等，都是初次发掘的孤本；唐代林蕴的《林邵州遗集》等已很难得到。
  爵还勤于莆田志及地方文献的著述，以其20余年的辛勤，共有著作25种，其中《莆田大事记》《乡故随钞》《乡贤宦绩录》《莆田书家录》《莆石漫录》《乡贤友声集》《耕冰寄庐漫录》《莆阳诗话》《莆风清籁集补遣》《莆田艺文志》《莆田经籍存本》等莆田的方志、文献著述，有校勘史料的价值。
  爵在收集图书、辛勤著述的过程中，还精心研究目录学。其目录学巨著《古今方志总目》一书，蔡元培在题跋中称其“搜采既博，体例亦精，史志之津梁也”；郑洪年为该书作序，认为“拾遗补缺，条分缕别，明发其凡，治史学之津梁也”。此外，爵还有《名家书目摘钞》《涵芬楼书目补遗》等目录学专著。
  爵以对地方文献的搜集、研究卓有声望，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受《闽中新报》聘请，任该报《莆田文献》副刊主编，同时担任《东南日报》副刊的特约撰稿。民国33年（1944年）春，爵为其各部藏书撰写内容提要，提供给莆田县民众教育馆举办的“乡贤艺文书画展览会”，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民国33年秋逝世，终年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