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事件同“文化大革命”中其他历史事件一样，成为中国“文革”史中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不但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而且地方各级党委和领导也将其提高到大是大非的革命路线高度上来认识。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耗资300多个亿，动员了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牵动了整个社会，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一封普通群众来信引起中国社会轰动的根本原因。
一、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的缘起
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50年代中期。1955年底，毛泽东同志在为郏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中写按语时就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6年1月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对象、范围、去向作了明确规定。从1956年初至1957年底，全国就有7.9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滑坡，就业困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再次提到议事日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来势凶猛的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作为红卫兵运动主体的知识青年，既是“文革”初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又是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所以，稳定局势必须先稳定知识青年。对此，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应急措施，宣布全国“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然而，声势浩大且蔓延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并非中央一个指示就能立即停止，相当多的学生仍然滞留全国各地，学校也因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而难以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加上“文革”初期，全国一片混乱，工业停产，大学停招，积压了大量的中学毕业生。这些学生一部分滞留在学校；一部分流向社会，又没有就业机会，成为家庭、社会的沉重负担，从而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解决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和达到“反修防修”之目的。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晚，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活动，气氛十分狂热。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然而，当时由于“左”倾思潮泛滥，从中央到地方都把解决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提到“反修防修”的高度，并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使之迅速演变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便畸形发展，在方式上不切合实际，片面“强调接受教育”，升化体力劳动，忽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在安置上实行一刀切，给国家财政、给知青本人和接受知青的农村都带来许多实际困难。在管理上采取行政手段和军事化管理，造成一些知青的人身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在生活上盲目追求自给自足，给许多年少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知青造成严重困难。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就人为地埋下了许多隐患，造成不幸的后果。
莆田地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全国的步伐一致。50年代中期开始，60年代初、中期断断续续地发展，1969年开始大规模地掀起。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作为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的一分子，自然而然地卷入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1969年11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从莆田五中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离莆田县城几十里远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离别时，李庆霖送给儿子一套《毛泽东选集》，希望他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还给儿子一双草鞋，要他发扬革命老区干部“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革命传统，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李庆霖的儿子上山下乡之后，按政策规定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当地政府发给，口粮每月36斤，生活费每月8元，可是发了11个月就停止了。但不管怎样，第一年的日子还好过。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情况变了样，他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他好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①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的孩子在农村生活一时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所以，李良模每次回家都脸带难色，而李庆霖总是催儿子回山区接受教育。有一次，儿子在临走时两眼挂着泪花，为了弄清原因，李庆霖亲自跑到孩子插队的山区调查情况，“原来是无米可炊，灶下柴禾很多，灶上就是没有粮食下锅。因此我心凉了半截，喉咙里一股酸溜溜的，感到深深懊悔，不该没有调查研究就压孩子，我错怪他了。我了解和我孩子在一起插队务农的知青，情况基本上相同。”②于是，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书记反映情况：“孩子在山区一年到头劳动，口粮不够吃，又没有一分钱报酬，什么都要依靠家里，我们当家长的负担不起，请公社给孩子一条生活出路吧！”而公社书记把此事推给副书记，副书记又推给分管知青的干部。那干部也为难地说：“嘿！钱和粮公社都有，只是上头没有规定给知青。你去找县里吧！”③到公社上访未果，李庆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工作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四面办”的人说：“知青上山下乡后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户粮关系都迁走了，全权都在山区公社里，你去找他们解决吧！”④不到黄河不死心，李庆霖又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情况一并作了汇报。民事组的干部认真听取李庆霖的反映，并答应同莆田县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回音，结果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向地区上访未果，李庆霖觉得已经山穷水尽了，感到绝望。然而，儿子的困境和那充满泪水的双眼，经常在他脑海里浮现，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力保护孩子的自责自疚”感。因此，李庆霖决定铤而走险，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
在给毛泽东写信之前，李庆霖一直很担心，深怕弄不好会引火烧身。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往往以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来衡量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历史有问题，行为再好，动机也是不纯的。因此，李庆霖认真地审视了自己的历史，回忆了自己的坎坷人生。1927年7月，李庆霖出生在莆田县城厢镇居仁巷的一座百年老宅里。祖父是个读书人，但因时运不济，屡试不第，连一个秀才都没有考上，后因生活所迫，便当起私塾先生，但终因不得志而早殁。李庆霖的父亲名叫李国根，17岁便开始跟人家当学徒，出师后自己开了一个专门给妇女打首饰的店铺。后因生意萧条，无法维持生计而关闭，曾一度沦为乞丐。李庆霖从小在苦水里泡大，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拮据不能继续上学，14岁那年随邻居一个木工师傅当学徒，因人瘦体弱，干不了木工重活，便转到莆田一家小报当排字工。1943年，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李庆霖便去报考，结果被录取了。他父亲东借西凑，乡亲邻里慷慨解囊，使李庆霖得以继续上学。入学4年，李庆霖修完了初师和中师。1948年毕业后，先分配在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当教员，月薪140斤大米。1952年，李庆霖同当地的姑娘张秀珍结为连理。1956年全家搬回莆田县城关，“文革”期间才调到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回顾自己的一生，坎坎坷坷又清清楚楚，没有什么问题可上纲上线，唯一有顾虑的问题是1958年他刚到前坑小学时，担任了一个差生毕业班的班主任，因接手不久就赶上升学考试，结果全班没有一个学生考上普通中学。莆田县教育局给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较低的班主任插上“白旗”，李庆霖也因此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50.50元降为42.50元。仅这一点历史小问题，况且当时正在批判白专道路，提倡“交白卷”。所以，李庆霖觉得自己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是具备条件的。
经过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李庆霖终于动笔了。写信的日子是1972年12月20日，那天刚好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将门关起来，搞得十分神秘，不让任何人知道，怕不幸事态万一发生，要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思想上有了充分准备，李庆霖伏在自己家中一张陈旧的竹桌上，花了两个多钟头，一口气写了2000多字。
信写好后，又经过再三推敲，删去一些自己没有把握的内容，决定多说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只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然后用300字稿纸抄正。①
然而，就在贴上邮票，即将信投进信箱时，李庆霖又犹豫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知道生死关头和安危抉择在此一举，心情一阵紧张，脊背上渗出汗水来。如果此信被中央退回来，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第一次站在邮柜前犹豫不决，信没有投进去。走出邮局，到街上，看到电影《红灯记》的海报，李玉和那镇静自若的英雄形象又矗立在我眼前。联想自己这么胆小怕死的可笑行动，决心又起了。回到邮局后，不知怎么搞的心情又紧张起来，坐在邮柜台外的休息椅上静静地想着，用毛主席关于如何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教导仔细进行分析，最后才下定决心，把信投进邮柜里去。这时如一块石头落地，心里感到一阵轻松”。②
但是，走出邮局大门看到满街的大字报，李庆霖刚刚轻松的心情又沉甸起来，又一块石头压在心头。然而，覆水难收，只好听天由命了。
二、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
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是直接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的，信投寄之后，辗转数月于1973年4月25日才转到毛泽东的手上。那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室办公室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无意之中翻阅了李庆霖的来信。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遇到的许多实际困难，毛泽东有个大概的了解。但在那“大好形势”的年代，各级组织报喜总是变本加厉，报忧大都慎之又慎，经过层层过滤，许多尖锐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在加工修饰后，不痛不痒，忧喜难分。像李庆霖这样以其切身的体会，诉说一个知青家长的苦楚，反映自己儿子在上山下乡后所面临的艰难窘境，毛泽东还是第一回看到。所以，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将李庆霖的来信从头到尾阅读了一遍。
在阅读李庆霖来信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情绪从平静到激动，又从激动到酸楚，他边看边想，边想边看。尽管信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再表示肯定，但从其实际情况看多少有些怨气。“可怜天下父母心”，将心比心，毛泽东理解李庆霖的苦衷，理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心，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斗胆”向他写信，而且说的是真话，是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当时，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阅完李庆霖的来信之后，毛泽东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毅然提笔向一个普通小学教员写了复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不仅仅是处理一封普通群众来信，体现一个国家领导人洞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的伟大胸怀，更重要的还在于传达出了将要“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消息。
对毛泽东的回信，最先作出反响的是中央高层领导人。1973年4月29日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
会上，周恩来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向与会人员进行传达之后，充满激情地说：“我们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不能让主席把自己的工资再寄去了”。与会人员还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司负责人的汇报（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由国家计委劳动司分管），并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插队知青的安置标准要提高，要考虑解决已经下乡的这部分知识青年的实际困难。要研究口粮问题，调查多少口粮才够吃。”周恩来还初步估计了一下，全国目前在农村插队的按300万人计算，平均每人补助300元，需九个亿，他请财政部研究并预算。会议还着重研究了知识青年的疾病治疗、婚姻、知青点的布局、先进事迹表彰、以及知青的学习与教育、招工、招干、招生、参军等具体问题。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坚决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违法乱纪行为。会上通报了黑龙江省建设兵团2师16团团长黄砚田和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恶行径。周恩来总理无比愤怒地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这是林彪的团长！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畏缩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仟！”
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组织一支由党、政、军三结合的得力工作队70多人，分成12个调查小组，分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全国知青政策调整作准备。
福建省委对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指示精神贯彻态度是坚决的。1973年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过电话将毛泽东的回信和李庆霖反映的主要问题电告福建省委。福建省委非常重视，马上召开常委会进行学习、讨论和研究。会议之后，省委一方面派出调查组分赴全省各地、市调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将有关情况电告莆田地委，要求莆田地委认真调查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有关问题，并抓紧落实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后的一些具体困难。5月17日，福建省委再次召开常委会，研究讨论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向全省各地、市、县委、省直各机关党的核心小组，发出了（1973）11号文件《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通知》在阐明毛泽东回信伟大意义的同时，指示各地要认真解决并做好全省20万已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吃、住、用、医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并要求各地委、市委、县委对破坏上山下乡的违法乱纪行为，要进行及时处理和有力打击。《通知》还要求各地、市、县将“学习毛主席这封信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检查落实情况，要向省委作一次报告”。
莆田地委对贯彻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指示精神以及省委文件的态度也是积极的。1973年5月4日，莆田地委接到省委的电话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莆田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韩依民当天正在下乡，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回地委机关召开常委会议，传达省委的电话通知精神，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并对全区知识青年工作进行认真研究，制定了一些应急措施。会议一直开到午夜。第二天一早，地委就派出4名工作组组员，由一名地委常委带队，深入到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荻芦公社水办大队了解情况。当时莆田地区正在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相当一部分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了弄清情况，莆田地委专门召开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随后，莆田地委又召开了地委常委及莆田县委等有关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全区各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摸底，并要求各县将调查情况用书面材料上报地委。地委还强调各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存在的吃、住、用、医等方面的困难，要“统筹解决”，争取主动，不要给党中央毛主席添忧，也不要等中央下达文件后再行动。地委认为：问题出在莆田地区，莆田要先走一步。会议还要求对破坏上山下乡的坏人坏事给予坚决打击，决不手软。会后，地委又抽调20多名干部组成四个调查组，分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较集中的莆田、永泰、闽清、闽侯4个县进行重点调查。
中共福建省委的（1973）11号文件和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下达之后，莆田地委决定在全区掀起一个宣传、贯彻省委和中央文件的新高潮，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一是认真组织学习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及中央和省委的文件精神。地委要求各县在贯彻执行中必须第一、二把手亲自抓，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宣传贯彻的计划和步骤。同时，要做好宣传骨干的培训工作，地委抽调一大批机关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配合各县开展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据有关资料统计，莆田地区共抽调了地、县、社和驻军干部6099人（其中军人107人），全区各县又培训宣传骨干25000人。在贯彻执行上级文件精神的同时，从地委机关的领导干部做起，纷纷将自己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子女送到乡下去，以实际行动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
二是着手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存在的一些具体困难。莆田地委要求全区各县在宣传贯彻上级文件精神的同时，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在吃、住、用、医等方面的困难进行认真调查，并给予解决，强调各县要把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的困难问题提高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来对待。据统计，在贯彻省委和中央文件中，莆田地区共拨出粮食50万斤，专款391500元，木材200m3，折票棉布2500m。并限期在1973年6月底前分发给各知青点。全区还抽出医务人员151名，对各知青点的知青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首次参加体检的知青有2663人，发现有重病的103人，立即安排住院，有各种其他疾病的知青376人，分别给予治疗。各县对一些因具体困难不能解决倒流回城的知识青年，分别派干部到各家各户进行走访，并将粮、钱送到家，使那些回城知青感动不已，第二天就回山区去。
三是莆田地委组织了公、检、法三家的有关人员在驻军代表的配合下，对违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查处，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人和事进行严厉打击。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莆田地委派出专门工作组对全区涉及知青的案件进行认真摸底。调查发现各县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截止1973年6月底，全区共发现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案件34起，其中强奸、奸淫女知青23起，逼婚1起，殴打5起，凶杀1起，自杀2起，残害1起，贪污1起。有些案犯手段非常残忍，如莆田县的大洋公社一名生产队长，多次奸污一名女知青，女方怀孕后，惨无人道地用手压，用脚踩女方的肚子，企图迫使女方流产，以逃脱罪责。又如，闽清县原县委委员、下祝公社党委书记，从1970年起利用职权，采取多种手段，甚至持枪威胁，先后奸污、调戏女知青、女职工等22人。有的知青点还私设刑堂，私制刑具，关禁闭、挂狗牌、跪砖渣，以及用老虎凳捆绑和吊打等手段残害知识青年。据省委通报的材料，有一名知青被吊在电杆上毒打时，知青管理干部还特地将被打知青的母亲双手反绑让其跪在儿子面前，“欣赏”儿子挨打。更有甚者，还把狗屎塞进被挨打知青的嘴里。在经济方面，犯罪现象也十分严重。如莆田涵江公社的一个出纳员，利用职权贪污知青安置经费1600多元，挪用1500多元。针对当时莆田地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莆田地委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抽调莆
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干部12名，分别到莆田、闽清、永泰、福清、闽侯等县调查落实案情，并进行了逐案审理。中共中央21号文件贯彻之后，全区又揭发出破坏上山下乡的各类案件45起，逮捕18人，判刑4人。
莆田县委在贯彻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指示精神过程中，却经过了一番波拆。1973年5月4日，莆田县委书记从电话中得知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激动不已，当时就对准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工作30多年，还是第一次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一个普通教师回信，这体现了伟大领袖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怀”。然而，问题出在莆田，县委贵无旁贷。所以，有的人认为李庆霖是告莆田县委的状，是给莆田县委领导脸上抹黑。因此，莆田县委一班人感到压力很大，心里也很矛盾。一方面对毛泽东的指示不能不执行，因为这是关系到阶级觉悟的大是大非问题。另一方面又对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心中没有底，县委马上派出工作组进行反调查。所以，在贯彻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精神的初期，莆田县委有的领导只宣读毛泽东的回信，不传达李庆霖的信。有些人还认为李庆霖的信是污蔑大好形势。有一位县委领导在涵江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同志们，要警惕啊！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然而，由于中央、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莆田县委只得放弃反调查，以后在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中，态度还是坚决的，行动也是迅速的。1973年7月2日莆田县委向莆田地委呈送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承认了莆田县委“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比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在检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问题的同时，莆田县委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找出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对知识青年面临的困难采取应急措施。指派县委常委刘声点带领民事、粮食、办公室等部门的10名干部，深入山区就地解决问题。每个知青点都发了一部缝纫机、一套理发工具、一个保健箱和一些日常用品。二是对上山下乡知青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对病残知青分别进行治疗和安置。三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走后门”现象进行查处，对通过“走后门”招工、招干、参军的知识青年分别作了不同程度的处理。四是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犯罪分子。对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立案侦查并绳之以法；对贪污知青安置费的犯罪分子逮捕归案，并追究领导责任和当事者的法律责任，责成该单位和个人限期退款和改正错误。
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的事件披露之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陆续被揭露出来，并反映到中国最高当局。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心中隐藏的苦难，犹如火山喷发，震惊全国。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师18团计有31个单位，其中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青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几年间，共关押、捆绑吊打知青1000多人，被奸污女知青达200多人。辽宁省从1969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至1973年6月止，计发生迫害、殴打、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多达3296起。在这些案件中，奸污女知青的案件居多，占全部案件70％以上，其中河北119起，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3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65起。江苏、吉林两省更为严重，奸污女知青的案件竟占全部案件的80％以上。
从联合调查组及各地上报的材料看，迫害、殴打、摧残知青和奸污、猥亵女知青的案件情节恶劣，罪行严重，令人发指！
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些情况报告后怒不可遏，无比愤慨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
李先念也痛心地说：“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的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也纷纷表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于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下，无产阶级专政发挥巨大威力，各地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1973）104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合伙奸污、猥亵女知青几十人的原黑龙江省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接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签署命令，批准判处云南建设兵团的强奸犯蒋小山、张国良死刑。随后，全国对破坏、摧残、迫害知青和奸淫女知青的犯罪分子分别给予了严厉打击……
国务院在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和犯罪活动的同时，着手对知识青年面临的困难进行统筹解决。1973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调查组提出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的报告。6月1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3]21号文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圈阅后发给各地，把“复信”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
为了尽快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73年6月22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央19个部门、28个省、市、自治区、11个大军区，以及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广州、云南5个生产建设兵团，共123人。这次会议成为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会议期间对云南建设兵团存在的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处理。周恩来总理于7月6日在新华社云南分社二名记者给国务院的情况报告上做了严厉的批示：“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一、请登奎电告周兴同志，负责保护这两位记者。二、请中组、总政、国务院政工组、农村部、公安部各派一位得力同志，飞往昆明，请省委、革委会、军区政治部派一调查小组与中央各部门派去的人合在一起，前往现场，经过分开调查，然后容许找群众分开谈话，容许控诉。只要十八团被控告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代，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组长应由省委指定一位负责同志担任，中央部门去的同志可选一人为副组长。一切调查和报告，均先在省委作出决定，后执行。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
会议还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困难、任人唯亲与“走后门”、打击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犯罪活动以及蓄意包庇纵容坏人和各级领导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知识青年思想不稳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会上，周恩来等人建议今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不要再搞运动，还是提工作较好，从而标志着原来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得到了初步纠正。同时，这一报告经过毛泽东圈阅后于1973年8月4日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下发到全国的基层公社和城镇街道，随30号文件同时下发的附件还有《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这些文件与中共中央21号文件一起，成为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权威依据。
中共中央这些文件的下发和传达，不但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吃、住、医、用等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而且对知识青年学习、工作、招工、招干、参军、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明文规定，特别是在人身权力保障方面有了很大改观。从1973年下半年起，国家对知识青年插队方式进行调整。一是插队的方式放宽，可以个别去，也可以集体去，插队的地点可以自由选择。二是组织单独核算的青年队。三是继续举办集体所有制农场。四是搞好现有的生产建设兵团。并推广了以厂、队挂钩建知青点的“株州经验”。同时，国家从过去动员知青扎根农村转为开始考虑回收问题。每年有计划地下达一定数量的专项指标，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干、征兵和上大学等。逐步采取一届顶一届的办法，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锻练2至3年后，随即招回城市安排工作。在1973年一1976年这几年中，虽然每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绝对人数有增加，但周期缩短，回收速度加快，且做到有上有下，开始出现良性循环。
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来信，竟引起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甚至轰动全国，老幼皆知，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而这封信不但成为李庆霖一生中最大的命运转折，而且也是全国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个命运转折点。从李庆霖一封信引起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调整，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政治运动的根基。尽管从理论上讲，当时还是坚持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方向，但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政策的转变，实际上已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从高潮走向终点。
三、毛泽东的一封正常回信导致李庆霖平步青云
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调整知青政策、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同时，李庆霖的个人命运也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变化，他平静的人生出现了难以令人置信的大起大落。
1973年5月1日，李庆霖正在家中闷闷不乐，一位新华社记者突然来到他家。记者向李庆霖了解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询问他向毛泽东写信的经过，并要求李庆霖拿出信的底稿。李庆霖心里一阵紧张，几个月来一直担心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由于李庆霖心理上高度戒备，回答记者的问话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差错。记者走后，一连数日，李庆霖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是福是祸，前途未卜。
5月6日，李庆霖突然收到一封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信函，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胸口蹦蹦乱跳，犹如井中的水桶七上八下。他急忙拆开信封，抖抖索索地翻开几张打印整整齐齐的信函。第一页是毛泽东的回信，其他几页是李庆霖去信的打印件。
真是海市蜃楼！真是白日做梦！李庆霖怎么也没有想到，10亿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竟会给他回信，不是一句话的最高指示，而是一封充满关怀之情的回信。
李庆霖哭了！中国这么大，有多少事需要毛主席他老人家操劳，自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教员竟受到伟大领袖的关注，这一切都是李庆霖万万没有想到的！
李庆霖也很后悔！后悔不该去打扰年事已高的毛主席，如果全国10亿人民都像自己一样，都把自己的困难向80高龄的毛泽东反映，他老人家心都会操碎了。而且他老人家还寄了300元钱，这钱是毛泽东自己的工资，他怎么好意思接受毛泽东的钱呢？
此时此刻，李庆霖的心情无比激动。他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手捧着毛泽东的回信，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爱不释手。
李庆霖又有些怀疑。他怀疑自己在做梦？怀疑这不是真的？怀疑这不是毛泽东的亲笔信？但来函上清清楚楚地注明，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复信及李庆霖的去信一并打印12份，寄1份给李庆霖，其他11份是供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学习讨论的，应该不会有差错？
李庆霖傻傻呆呆、恍恍惚惚地想了一天一夜，不知该怎么办好？直到第二天傍晚，他才清醒起来。他拿着毛泽东的回信来到中共莆田县委机关大院找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看了信后说：“此类事全国甚多嘛，‘容当统筹解决’。这不光指我们莆田嘛，统筹解决是长期的事。”
县委书记不冷不热的回话使李庆霖捉摸不透。其实，5月4日莆田地委就用电话通知莆田县委，但在中央和省委未作出反应的情况下，县委书记也不知该怎样处理此事。所以，为了慎重起见，莆田县委已派出二个工作组进行调查：一是由县委信访办的负责人带队，前往李庆霖儿子插队的荻芦公社水办大队调查；二是由县革委会民事组组长带队，到工厂、企业和有关单位了解调查是否有招工“走后门”的事实。所以，在情况未明之前县委书记也不好表态。
1973年5月11日，李庆霖的儿子回家取粮钱，获悉毛泽东的回信，激动不已，想多留几天，帮助父亲接待来访的知青家长。自接到毛泽东回信之后，往日幽静的小巷顿时热闹起来，一惯冷清的李家突然间门庭若市。知青家长和街坊邻居奔走相告，结伴来观看毛泽东回信的人一批接着一批。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纷纷前来央求李庆霖办事，请他代转信件、哭诉自己冤情、请求他主持公道的群众更是络绎不绝。
然而，正当李庆霖一家陶醉在欢乐之中，一曲使人不寒而栗的插曲奏响了。5月15日，莆田县革委会一个电话打到东方红大街，通知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马上到县委7号楼”。
李良模满怀喜悦，连走带跑赶到县委7号楼，满以为是莆田县革委会的领导要接见他。谁知一见面，县信访办的一位负责人就劈头盖脑地一阵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饭还吃不够！你欺骗毛主席！”李良模吓得心里发毛，好比从阳光灿烂的山顶上掉进了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
“我去你们那里了解过了，每年有80至90元收入，你还说理发的钱都没有！毛主席给的300元钱不是随便好拿的！你胆子真大啊！”没等李良模回过神来又遭一顿臭骂。
李良模一下子慌了，双腿一软，两眼发黑，差一点倒在地上。“欺骗毛主席！”他耳边一直回响着信访办负责人临走时的那句话，几天来的欢乐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
“欺骗毛主席”就是“欺君之罪”，这在当时至少是个现行反革命。但李庆霖毕竟是个读书识字的小学教员，他认为有毛泽东的回信，有党中央的肯定，还怕什么呢？
5月中旬，福建省委派省委常委许彧青（仙游人）专程到莆田县下林小学看望李庆霖。许对他说：“省委派我来看你，有什么话你可以对省委讲。”李庆霖受宠若惊，他没有什么要求，只担心再有人给他扣上“欺骗毛主席”和“阶级敌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随同许彧青一起去的莆田县委书记立即解释说：“他这个人（信访办负责人）平时训人训惯了，对不起你老李，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对此，省委领导毫不含糊，下令将信访办的负责人停职反省。县委刘副书记还带着信访办的负责人专门到李庆霖家赔礼道歉。李庆霖深受感动地说：只有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才向我们平头老百姓赔礼。李庆霖安慰了信访办负责人几句，希望他能认识错误，在团结的基础上治病救人，并表示决不计较这件事。李庆霖伸出右手，同信访办负责人握了握，表示谅解。
随着中央[1973]21号文件的下发，各地广泛深入地贯彻宣传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使李庆霖一夜之间戏剧般地身价倍增，成为名声显赫一时的大红人。在那一段时间内，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少则几十封，多则100多封。几年间，他共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1万多封，李庆霖回复了1800多封。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还给李庆霖寄来了钱和粮票，表达了他们的感激和赞许的心情。但李庆霖有自己的做人准则，他不能收别人的钱，过去那么困难都过来了，现在还要靠自食其力的劳动，不然就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
在激动之余，李庆霖仍有压力，虽然明目张胆地反对他的人被革职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风言风语仍然从四面八方刮来。有的人说，李庆霖反对“走后门”而自己却在走，不然信怎样送到毛泽东手里？有的人说，李庆霖工资不算低，一个月40多元，不至于落到“无米之炊”的地步；有的人说，李庆霖在给“祖国河山一片红”的大好形势抹黑；还有的人翻出李庆霖的历史老帐……真是千奇百怪，几家欢乐几家愁。李庆霖却认为，中央都发了文件，又有毛泽东撑腰，他还有什么可怕！然而，事情并不是李庆霖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源源不断的各地来信外，不时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
有的想通过李庆霖解决自己的冤屈；有的想利用李庆霖攻击不同派别的人；有的想利用李庆霖来打倒“当权派”；有的想引诱李庆霖加入派别组织；甚至有的采取恐吓威胁手段强逼李庆霖入伙……
面对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李庆霖不知所措，苦无良策，他于6月2日下午2时，将所有情况向县委书记作了汇报。此事引起莆田县委的高度重视。当晚7时，县委书记及时将情况向莆田地委汇报。地委领导听后也非常重视，认为：“这些情况很重要，也很复杂，有派性干扰，也有阶级斗争。”莆田地委当即开会研究，并从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分析，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高度重视。会议认为对李庆霖安全有威胁的有三种人：一是破坏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二是李庆霖信中揭露的有“走后门”劣迹可能被查处的人；三是历史上与李庆霖有矛盾的人。于是，地委决定立即向省委报告。翌日，莆田县委即将有关情况以绝密特急电报电告省委和福州军区党委。
中共福建省委收到莆田县委的特急电报后，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立即指示莆田地委要“确保李庆霖的安全”。莆田地委又于1973年6月27日晚9时召开了地委、军分区党委、莆田县委等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由军分区党委副书记侯树声、地委副书记许集美主持，公安局长宁殿魁、莆田县委书记刘功等12位同志参加，会议就李庆霖的安全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会议认为：
（一）中央21号文件的全面进行传达贯彻，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定会伺机进行破坏。
（二）随着2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对破坏上山下乡和违法乱纪的案件不断揭发，一些犯罪分子对李庆霖必然怀恨在心。
（三）过去迫害过李庆霖的人有对其进行拉拢、威胁的苗头，估计拉拢不成很可能进行捣乱。
会议就李庆霖的人身安全问题提出三种方案：
第一，在李庆霖原工作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将李的住房调至靠近该校的糖厂，加强保卫工作，进行保护；第二，将李的工作岗位调到城厢镇东方红小学（现莆田市实验小学），该校就在地委后门对面，其家庭在地委大门附近，来往上班也较方便；第三，建议将李调省参加教改或高招，暂时离开莆田。
与会人员还对上述方案进行比较、择优，考虑到第一个方案原校离县城较远，情况不能随时掌握，安全没有保证。第三方案对社会影响不大好。三种方案各有利弊，相比之下，还是第二个方案较佳。但为了慎重起见，地委决定将三个方案一并报省委，由省委确定。
1973年6月23日，李庆霖在莆田地区革委会政治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韩向阳的陪同下到达福州，下榻西湖宾馆8号楼。这在当时是省部级领导的待遇，而李庆霖当之无愧地享受了。更有甚者，接见他的有闽赣两省的最高领导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龙飞虎、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以及福建省委领导人等。韩先楚对李庆霖敢于向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的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并说明中央有交代，有困难直说无妨。最后韩先楚还问他有没有入党要求？
李庆霖受宠若惊，想不到省委领导会如此关心。他大着胆子向韩先楚提了三条要求：
一是1958年他被县教育局当作“白旗”拔掉之事是冤枉的，因为他当时刚接差生班不久就碰到初考。
二是在“清队”中他无故被批斗，并被扣上“三青团”的帽子，请组织上给予调查落实。
三是妻子张秀珍原在莆田五中做工友，是有居民户口的公职人员，后被开除，请求省委给予恢复公职。
韩先楚当即表态：教学生不比种庄稼，成绩基础差，短时间怎么能拔高，把小学教员当作“白旗”拔掉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路线，应当平反。其他两项要求将转告莆田地委给予调查落实。
李庆霖在福州住了3天。这短短的3天，使李庆霖第一次体验到“贵宾”这两个字的含义。他好比井中之蛙，突然间跃至井口，见到无边无际的广阔蓝天。福州回来之后，李庆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73年7月1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6万多人的党员干部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李庆霖被安排在庆祝大会上发言。历史有时就像一出戏，令人捉摸不透，并非党员的李庆霖，却在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向广大党员干部发表“指示”。一个小学教员变换了讲台，讲授的对象从小学生变成党员、干部以至地、省级领导。这种殊荣，李庆霖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在李庆霖发迹的过程中，“文革”的“左”倾狂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3年7月11日，随同李庆霖去省城的韩向阳将李庆霖向省委提出的要求和省委关于“既要符合原则，又要解决得使他满意”的指示，原原本本地向莆田地委作了传达。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领导人专门召开会议，进行整整一天的讨论，提出了以下解决意见：
（一）关于“拔白旗”平反问题：
“拔白旗”总的方向是错了，应该平反。准备在适当时候，通过一定场合宣布无效。据了解李庆霖当时被“拔白旗”受处分，有一份撤职、降级的通知，拟由县革委会发个通知，予以平反，并自7月份起恢复原级别、职务，通知发给李庆霖本人和当时和现在所在的公社及工作单位。
（二）关于工作职务问题：
李庆霖被“拔白旗”问题宣布平反，工资级别恢复之后，其工作职务应作相适应的安排。鉴于当前小学体制尚未恢复教导主任的名称，地委意见，考虑到李庆霖现在的影响和水平，拟安排在东方红小学任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
（三）关于安全保卫问题：
李庆霖所在的下林小学，距他家8里路，来往很不便，情况很复杂，公安部门又不便公开派员保卫。根据韩（先楚）司令关于要确保李庆霖安全的指示精神，经再三研究，认为以执行省委批准的安全措施第二个方案为宜。但考虑到中央21号文件在全国传达后，大家都知道了李庆霖的工作单位，地委要同他商量，推荐一名他认为合适的干部或教员到下林小学工作，帮他收转来信和作好来访人
员的向导。
（四）关于李庆霖爱人工作问题：
李庆霖的爱人，原在城内五中当炊事员，临时工，每月工资26元，现已安排在莆田四中当炊事员，仍系临时工，保持原来工资。但李庆霖要求把她的户粮关系移到四中，并享受劳保福利待遇。据初步了解，她被精简前，户粮关系是在学校的，现仍移到四中；原没有享受劳保福利待遇，现在考虑仍不享受为好，这样做，对李庆霖本人，对党的影响都有好处。准备向李庆霖解释清楚。至于临时工转正问题，待以后按照国家规定考虑解决。
（五）关于来信来访问题：
李庆霖最近收到的来信、接待的来访较多，要占用许多时间。为使他不脱离群众，又发挥桥梁作用，准备另增配一名教员，以减少他的教课时间。
（六）关于“清队”问题：
据初步了解，在“清队”中，组织上没有对李庆霖作出正式审查结论，究竟案情如何，地委还在作详细调查，也没有翻阅原始材料。目前有关李庆霖档案材料已密封送省。因此，建议省委派人审阅一下档案，提出处理办法，然后由县出面处理。
（七）根据许彧青同志建议，地委拟吸收李庆霖为地区“高招”领导小组成员，县“高招”领导小组副组长。
正由于省、地、县各级领导对李庆霖的高度重视，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推向政治舞台，加快了李庆霖的发迹速度，也为这位小学教员埋下了苦果。
1973年7月上旬，李庆霖向莆田县委提出了入党申请。对此，莆田县委非常重视，当晚即向莆田地委汇报，地委于第二天上午用电话向省委汇报。省委马上指示莆田地委同莆田县委一道研究，然后将研究结果上报省委。
1973年7月9日中午11时30分，莆田地委机关大院下班的军号虽已吹响，而地委书记韩依民却临时召开紧急会议。这位军人出身的地委书记，历来办事雷厉风行。接到省委电话通知之后，他好比接受战斗任务一样，顾不得吃午饭，马上通知地委副书记许集美，莆田县委书记刘功等人，研究李庆霖的入党问题。
会议决定：“根据李庆霖申请入党的这封信，以及上述条件，我们一致认为李庆霖已经具备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应吸收他入党”。当天下午，莆田地委将会议研究结果用加急电报向省委作了报告。
对于李庆霖的入党问题，各级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主要缘于毛泽东的关注。据有关资料报道，毛泽东当时将回信交待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江东兴办理时曾经询问过：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参加“十大”；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所以，省委、地委和县委对李庆霖的入党问题不敢等闲视之，如同一支快速反应的部队，一接到“情况”马上行动起来。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省、地、县各级对李庆霖的入党问题还是非常慎重的。由于“清队”中有人反映李庆霖是“三青团员”，组织上专门派人进行调查，并查阅了原始的敌伪档案，终于查明了李庆霖不是“三青团员”。
鉴于李庆霖的三青团员问题已查清楚，省委同意吸收他为中共党员。因当时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省委要求各级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8月12日，省委领导又接见了正在参加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座谈会的李庆霖，要求他写一份个人思想演变过程的材料。随后，省委、地委和莆田县委又“经过多次酝酿研究”，但因李庆霖还有一些历史问题尚未彻底弄清，故耽搁了下来。
由于李庆霖的入党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而党的“十大”又定于1973年8月24日召开，李庆霖不可能赶上“十大”了，福建省委决定让他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为了认真做好李庆霖的人大代表评选工作，福建省革委会教育组组织了6人考察小组，专程到李庆霖任教过的下林小学和东方红小学征求师生意见，大家一致赞同他能代表人民的利益，符合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条件，也有的人认为李庆霖平时不够谦虚，有时讲话不够注意场合。
1974年10月，福建省革委会全体会议推选出52名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会的92名委员一致认为，李庆霖在反映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上，做了一件大好事，表现出反潮流精神，可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庆霖作为福建代表，出席了四届人大。
李庆霖写给毛泽东的信，在改变知青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凭着毛泽东的回信，李庆霖被罩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而华丽的政治光环。凭着毛泽东的回信，李庆霖受到各级领导的青睐。也许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感情，也许是因形势需要，也许有别的什么原因，各级领导都委他以要职。1973年7月，莆田地委率先行动，地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委任他为东方红小学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3年9月，莆田县委紧跟而上，委任李庆霖为莆田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73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1974年7月，福建省委调任李庆霖为省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副主任。1974年10月，莆田县委又委任李庆霖为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1975年1月，李庆霖又当选为全国四届人大常委。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教员，一下子变成身兼数职的领导干部；一介平民的李庆霖瞬间成为全国知名人士；一名无权无职的小知识分子迅速登上政治舞台。李庆霖发迹了，速度快得惊人！
四、从“反潮流”勇士到阶下囚
凭着毛泽东的一封回信，李庆霖名扬天下。从此，他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往日那车马零落的小巷魔术般地热闹起来，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如雪片飞来，成群结队来李家观看毛泽东回信的人们络绎不绝，向李庆霖哭诉自己冤情、央求他向毛泽东反映情况的老百姓一批接着一批，前来慰问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知青们接踵而至……无疑，凭着为民请命的勇气和胆量，李庆霖赢得了人心，取得了知青家长的信任。毛泽东的回信成为李庆霖一生中最大的荣誉，成为旁人无可比拟的政治资本。李庆霖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为了儿子的温饱，踏破铁鞋无觅处，而今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或许是命中注定，或许是苍天有眼，一个乞丐的儿子，也有苦尽甘来的好运，也有光宗耀祖的时刻……
然而，人生就像一场戏，一旦上了政治舞台就身不由己。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出了名的李庆霖成为一块“金招牌”，各方都想利用他、争取他。当权派需要他，因为他能“通天”，不敢等闲视之；“造反派”更少不了他，拉他入伙可以壮大派威；对立派讨好他，担心他对其报复；老百姓羡慕他，因为毛主席给他复了信……李庆霖成为各方争夺利用的一面“旗帜”。各地和各级知青工作会议要请他作报告；各种教育、招生会议非请他参加不可；“造反派”各种批斗会、庆功会也一定要李庆霖上台亮相；当权者遭到“造反派”攻击，只要把李庆霖拉出来抵挡必然逢凶化吉……李庆霖成了一盆摆设的鲜花，任人摆布。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李庆霖一身中最大的荣誉也是他悲哀的起因。特别是在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文化大革命”中，多少政治家都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更何况一个乡村小学教员，怎么能在路线斗争的惊涛骇浪中超凡脱俗，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稳坐钓鱼台呢？
1973年10月，《红旗》杂志两名记者千里迢迢来到莆田，要求李庆霖为《红旗》杂志撰写一篇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文章。不久，文章刊登了，还加了编者按，记者告诉他，中央首长姚文元很重视这篇文章。此后，李庆霖更加信心十足，决定继续发扬“反潮流”的精神，揭露社会上的不正之风。1974年4月，当时福建各地刮起一股借学习大寨精神而外出旅游之风，仅莆田地区去大寨参观的人数竟达3000多人。由于学大寨在当时是一种政治需要，各级领导都不敢公开反对参观大寨的革命行动。李庆霖却与众不同，他反其道而行之。他马上向国务院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结果很快引起王洪文、姚文元等人的重视，北京一个电话打到福建，省委书记挨批评了，李庆霖却受到了表扬。
1974年秋，李庆霖调任福建省高等教育招生办办公室任副主任。当时高招办主任由省委一位常委兼职，李庆霖实际上是掌握大权的副主任。刚跨进政治舞台的李庆霖决心秉公办事，为民请命。当时一些掌权人希望省高招办能网开一面，照顾一些入学指标，让子女上大学。一惯对走后门疾恶如仇的李庆霖坚决反对，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还将走后门的丑事公布于众。这些当权人气得暴跳如雷，臭骂李庆霖不识抬举。然而，在错综复杂的实践中，李庆霖也深感困惑，“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文革”的具体实践有许多难以吻合之处，他经常碰壁，感到内外压力很大，许多他认为是对的东西却难以顺利实行，许多当时认为是不符合“文革”精神的东西却被人们乐于接受。知识分子的小学教员想不通，敢于反潮流的李庆霖想不通。面对“文革”那扑朔迷离的路线斗争，刚步入政坛的李庆霖深感力不从身，不堪重负。然而，李庆霖生性倔强，固执己见，不到黄河不死心。
李庆霖在省高招办期间，闽侯县有一名回乡知青因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向李庆霖申诉，希望能替她申冤。李庆霖便将女青年的申诉信转给省妇联，省妇联立即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落实，调查的结果认为虽然男方有些缺点，但主要的还是女青年本身生活不检点。于是，省妇联对男女双方进行调解，并将处理意见告诉了李庆霖。对此，李庆霖大为不满，认为妇联的同志不支持他。于是他又将女青年的申诉信转给江青，并附上短信，信中指责省、地、县各级妇联支持封建包办婚姻，迫害女知青，希望江青能伸张正义。事有凑巧，江青倒也真的将信批转给王洪文阅处，王洪文立即转给福建省委查处。因此，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通过李庆霖之手便闹得满城风雨。迫于中央领导人的压力，福建省委推翻了省妇联的处理意见。李庆霖还受到江青的夸奖。
1975年4月，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怕影响春耕生产，取消了原计划专门召开的纪念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两周年的万人大会，决定结合当时正在召开的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并分设四个会场召开4000多人的纪念大会。因临时改变计划，事前没有征得李庆霖同意，加上在排名次时将李庆霖作为知青家长排在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后面。对此，李庆霖深感不满，公开责问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没有把他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放在眼里，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感情。尔后，他又从不满转为仇视，公开指责地委和县委执行的是与毛主席革命路线格格不入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此，李庆霖开始走向反面。
李庆霖的思想转变与不满行为大受莆田的“造反派”所欢迎，过去“造反派”还只能偶尔利用，而现在真正不谋而合。李庆霖要借助“造反派”的力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而“造反派”也要利用李庆霖这个“炮筒”来轰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演出了一幕幕令人费解的闹剧。
1975年5月，莆田县委撤销了莆田县邮电局临时党总支，罢免了原总支书记、“造反派”头头陈某等人的职务。素不相识的陈某马上投靠李庆霖，双方联合起来反对莆田县委，指责莆田县委打击报复，压制“造反派”。此举遭到莆田县委的抵制之后，李庆霖不甘失败，又向莆田地委、福建省委告状，要求上级党组织撤销莆田县委的错误决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省委对于李庆霖反映的问题一贯非常重视，马上派出工作组到莆田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并作出明确结论，认为莆田县委的决定是正确的。对此，李庆霖大感不满，认为省委、地委都在包庇莆田县委领导人的错误。于是，他死心塌地，坚决同“造反派”站在一起，同莆田县委、莆田地委和福建省委进行坚决的斗争。
李庆霖自从投靠“造反派”之后，成为“造反派”的一把“快枪”。他凭着自己的政治资本，肆无忌惮，目空一切。在省委全委会上，他一把抢过主持人的话筒，指责省委书记是“宋大哥”，不让“李逵”有讲话的地方；他四处散布莆田地委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还在走；他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责问莆田县委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是姓马、姓资，还是姓修？……一个不甘寂寞的小学教员，在“文革”的浪潮中几经翻覆，变成为不可一世的政治“红人”。“走资派”们畏惧李庆霖，因为他上有“天线”，下有造反队伍，得罪他就会引火烧身。于是，地委和县委召开重要会议要请他参加，干部调配要征求他的意见，会议作出的决定在大会宣布时还要加上“此文件经过李庆霖同志同意的”，甚至连省委书记农业学大寨的报告也要送给李庆霖修改……
李庆霖走火入魔了，他扮演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色。但他并不能如入无人之境，在赢得“造反派”的一片掌声的同时，也遭到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指责。1975年8月6日，姚文元同时收到截然相反的两份报告：一份是赞扬李庆霖“反潮流”精神的报告；一份是批评李庆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与各级党委作对的报告。为了弄清事实真象，姚文元指示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组成联合调查组，专程到福建调查核实。记者经过40多天的调查，认为“李庆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别人不敢说他敢顶，他对莆田县委在批林批孔、理论学习和处理邮电局一事上，有些看法是对的……”李庆霖同地、县委领导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这次联合调查基本肯定了李庆霖的做法，更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一方面李庆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另一方面也使李庆霖心中更加踏实了，因为中央首长支持他，今后可以放手大干了。此次调查，给福建省委造成巨大压力，因此，福建被中央定为是全国问题比较严重的5个省份之一。1975年8月，福建省委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汇报了福建的情况，并反映了李庆霖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此话从北京传到福建，吹进了李庆霖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将全部怨恨迁怒于莆田县委领导人。他认为是莆田县委将他的情况上报省委，省委才向中央汇报。因此，他决心同莆田县委领导人作坚决的斗争。
1975年秋，福建省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从关心爱护李庆霖的角度出发，尽力帮助挽救他。省委书记曾经三次找李庆霖谈话，希望他能珍惜自己的荣誉，不要插手地方派性，并安排他到省委党校学习，帮助他提高认识。但李庆霖将省委的好意当作“右倾翻案”，认为是变相拘禁。在学习期间，李庆霖三次擅自返回莆田，插手地方派性，每次省委发现后都立即通知莆田地委找他谈话，第二天马上派车将他送回福州。1975年底，省委为了断绝李庆霖同地方派性的联系，派他带领普及大寨县工作组到长汀山区指导工作。希望通过空间和时间来阻止他继续犯错误。但已经走火入魔的李庆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他认为省委采取变相劳改的办法来对付他，是对他这个全国闻名的“反潮流”战士的打击报复。于是，他到长汀不到一个月，就借病返回莆田，继续参加莆田的“革命造反”。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之后，李庆霖喜出望外，认为时机已到，可以像“文革”初期那样大批、大斗，将县、地、省以至中央的“右倾翻案”分子一并打倒。当时，李庆霖虽然重病在身，但他的“革命干劲”和“造反”劲头仍然十足，他带病撰写了《清醒头脑、坚持斗争》等文章，表明了自己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态度，这篇文章受到姚文元的重视，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并呈送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随后，为了迅速点燃莆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烈火，李庆霖又撰写了《公告》、《问》等煽动性文章，在莆田城厢和福州等地张贴，致使莆田地区以致福建部分地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迅速泛滥起来。
1976年初，江青、姚文元等人为了搜集材料否定整顿期间福建省委开展的各项工作，再度派记者到福建重新了解李庆霖的情况。2月6日，姚文元将《关于李庆霖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进行修改润色，把李庆霖同县委、地委、省委一些领导人的问题提高到“是否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分歧上来。随后，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人极力为李庆霖喊冤叫屈，指责福建省委迫害李庆霖，打击“造反派”，强迫福建省委领导人要转弯子，恢复整顿前的各级领导班子。
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对福建省委的批评更助长了李庆霖及福建“造反派”的嚣张气焰。莆田的“造反派”在李庆霖的支持下，率先行动，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冲击莆田县委和莆田地委，揪斗坚持工作岗位的各级领导，强迫莆田地委和县委承认错误。在上下压力之下，莆田地委书记跳楼自杀，其他领导人被逼表态，承认1975年期间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莆田县委领导人在“造反派”的围攻下“畏罪潜逃”。地、县机关及基层党委全面瘫痪，各种武斗队、“革命组织”应运而生，原被撤销的“运动办”和“民兵指挥部”在李庆霖的支持下又相继恢复，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挥中心。莆田的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进行，李庆霖的“威望”也日益提高。莆田、仙游的“革命组织”要去揪斗省委领导，没有经过李庆霖点头，不敢出动；地委的检查报告，也得先送李庆霖审阅……当时的李庆霖，既能左右“造反派”的行动，又凌驾于莆田县委和莆田地委之上，成为莆田地区的“太上皇”。但是，他仍然不满足于仅控制莆田一个地区，他需要有更大的发展。于是，在省“造反派”头目的策划下，李庆霖北上南下，将莆田的“造反”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县，并公开在省委全委会上兜售自己的“造反”经验。他还向全国宣扬自己的斗争哲学，他在给《人民日报》政工组的电文中写道：“……去年，邓小平一类人物在福建拼命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大刮右倾翻案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在福建复辟资本主义，赶紧扫清障阻，把支左干部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赶的赶，关的关。我没有到他们司令部里去入伙，和他们对着干，也被流放到距离家遥远的深山沟去‘劳动改造’……面对邓小平一类人物的气焰嚣张，我就是一直横眉冷对的，他们要袭用蒋介石当年残杀革命人民的手法，其下场就同蒋介石一样”。真是荒唐至极，如此之大的口气，令后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
“四人帮”倒台后，李庆霖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崇拜的中央首长竟是祸国殃民、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全身心贯彻执行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竟是“四人帮”所炮制的极左路线。在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尚未传达之前，李庆霖还认为可能是“右派政变”。当中央文件正式传达之后，李庆霖口呆目瞪，不知所措。福建省委为了挽救李庆霖，专门派一名常委找他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省委要求李庆霖认真学习中央[1976]16号文件，根据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继续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对中央、上海、本省以及莆田地区各县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揭发检举，并将自己的问题向党组织交待清楚。同时，省委还要求李庆霖住在福州，认真地将有关情况写出书面材料交给省委。
面对残酷的现实，李庆霖的心开始颤抖了，毫无疑问，这是他“辉煌历史”的终点。但是李庆霖没有按照省委的要求留在福州作检查，而是不辞而别，连夜离开福州，返回莆田。对此，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江礼银不无遗憾地说：“省委本来想挽救他，但他还是不听话，那只好由他去吧”！
李庆霖从福州返回莆田之后，精神负担非常之重，吃不下，睡不着，已经好久没有复发的癫痫病又频频发作。他想逃，但何方是归宿？他想躲，但躲了今天却躲不了明天。经过两天两夜的思想斗争，李庆霖终于选择了自己唯一可能得到宽大处理的道路。1976年10月25日，他向莆田地委表示愿意向党组织交代自己同“四人帮”关系的有关问题。10月30日，省委宣布李庆霖停职审查。从此，在“文革”后期显赫一时的李庆霖，终于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活。
停职审查之后，李庆霖马上意识到在劫难逃。所以，他不想抵赖，深刻地反省自己，认真地进行检查，虚心接受群众的批判。
为了深入揭批“四人帮”在福建的流毒，省委专门成立了“四号办”审查像李庆霖这样的重点案件。1977年10月25日，福建省委向中，共中央打了报告，要求批捕李庆霖。11月10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省委的报告。11月14日下午2时30分，省委在福州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逮捕李庆霖。
李庆霖被捕后，先关押在莆田，以后又转移到省看守所，省委和莆田地委联合组成专案组，对李庆霖案件进行一年零七个月的内查外调。1979年4月18日，福建省检察院莆田分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对李庆霖提起诉讼。经莆田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报省高院审核，并于1979年6月18日对李庆霖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处反革命犯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此，李庆霖踏上了漫长的服刑之路。
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李庆霖经过一番波折之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教训。痛定思痛，李庆霖仍然不怨天、不怨地；而是坦然地认命。他认为这是“主”的安排，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他的这一悲剧。因此，他认真服刑，努力改造，争取减刑。但是，李庆霖还有许多想不通的地方，他认为自己一惯听党的话，听中央领导的话，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打倒“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这在当时大家都认为是对的，现在却说是错的。即使有错，也只能算是受蒙蔽而已，从动机上讲并没有犯罪的企图。因此，李庆霖虽然承认自己有错误，但对法院判决始终不服。所以，从下达判决书之日起，李庆霖就坚持申诉。他一方面老老实实地服刑，以自己的行动来表示改错的决心；另一方面他继续向莆田地委、福建省委以及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对他在“文革”中的言行作客观的评价。
1983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对‘四人帮’在我省的帮派体系的头面人物量刑的复查”的通知。莆田中院据此对李庆霖一案依法进行书面审理，并上报省高院批准。1986年9月27日，省高院下达了刑事裁定书。根据李庆霖在劳动改造期间的悔改和表现，考虑投入劳动时间较长，原量刑偏重等情况，决定“对罪犯李庆霖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减为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1988年8月17日起至1996年8月16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次减刑给李庆霖带来希望，为他早日恢复自由创造了条件。
1990年12月24日，李庆霖劳改所在地的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崇安劳改支队提出的减刑意见，同意给予李庆霖减刑2年（刑期自1986年8月17日至1994年8月16日止）。但是，没等刑满，李庆霖因表现好而提前释放。1994年3月，渡过了18年囚徒生涯的李庆霖，终于恢复了自由。
李庆霖虽然遭受如此重挫，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寄给他的300元钱，他一直存在银行里，即使经济再困难，都舍不得花。他对毛泽东仍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常说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一面。
又是一个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滚滚向前。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形势，李庆霖心潮起伏、感慨万分，他不愿意提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和事。他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一切向前看。
一、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的缘起
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50年代中期。1955年底，毛泽东同志在为郏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中写按语时就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6年1月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对象、范围、去向作了明确规定。从1956年初至1957年底，全国就有7.9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滑坡，就业困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再次提到议事日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来势凶猛的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作为红卫兵运动主体的知识青年，既是“文革”初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又是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所以，稳定局势必须先稳定知识青年。对此，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应急措施，宣布全国“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然而，声势浩大且蔓延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并非中央一个指示就能立即停止，相当多的学生仍然滞留全国各地，学校也因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而难以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加上“文革”初期，全国一片混乱，工业停产，大学停招，积压了大量的中学毕业生。这些学生一部分滞留在学校；一部分流向社会，又没有就业机会，成为家庭、社会的沉重负担，从而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解决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和达到“反修防修”之目的。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晚，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活动，气氛十分狂热。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然而，当时由于“左”倾思潮泛滥，从中央到地方都把解决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提到“反修防修”的高度，并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使之迅速演变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便畸形发展，在方式上不切合实际，片面“强调接受教育”，升化体力劳动，忽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在安置上实行一刀切，给国家财政、给知青本人和接受知青的农村都带来许多实际困难。在管理上采取行政手段和军事化管理，造成一些知青的人身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在生活上盲目追求自给自足，给许多年少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知青造成严重困难。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就人为地埋下了许多隐患，造成不幸的后果。
莆田地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全国的步伐一致。50年代中期开始，60年代初、中期断断续续地发展，1969年开始大规模地掀起。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作为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的一分子，自然而然地卷入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1969年11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从莆田五中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离莆田县城几十里远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离别时，李庆霖送给儿子一套《毛泽东选集》，希望他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还给儿子一双草鞋，要他发扬革命老区干部“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革命传统，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李庆霖的儿子上山下乡之后，按政策规定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当地政府发给，口粮每月36斤，生活费每月8元，可是发了11个月就停止了。但不管怎样，第一年的日子还好过。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情况变了样，他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他好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①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的孩子在农村生活一时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所以，李良模每次回家都脸带难色，而李庆霖总是催儿子回山区接受教育。有一次，儿子在临走时两眼挂着泪花，为了弄清原因，李庆霖亲自跑到孩子插队的山区调查情况，“原来是无米可炊，灶下柴禾很多，灶上就是没有粮食下锅。因此我心凉了半截，喉咙里一股酸溜溜的，感到深深懊悔，不该没有调查研究就压孩子，我错怪他了。我了解和我孩子在一起插队务农的知青，情况基本上相同。”②于是，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书记反映情况：“孩子在山区一年到头劳动，口粮不够吃，又没有一分钱报酬，什么都要依靠家里，我们当家长的负担不起，请公社给孩子一条生活出路吧！”而公社书记把此事推给副书记，副书记又推给分管知青的干部。那干部也为难地说：“嘿！钱和粮公社都有，只是上头没有规定给知青。你去找县里吧！”③到公社上访未果，李庆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工作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四面办”的人说：“知青上山下乡后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户粮关系都迁走了，全权都在山区公社里，你去找他们解决吧！”④不到黄河不死心，李庆霖又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情况一并作了汇报。民事组的干部认真听取李庆霖的反映，并答应同莆田县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回音，结果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向地区上访未果，李庆霖觉得已经山穷水尽了，感到绝望。然而，儿子的困境和那充满泪水的双眼，经常在他脑海里浮现，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力保护孩子的自责自疚”感。因此，李庆霖决定铤而走险，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
在给毛泽东写信之前，李庆霖一直很担心，深怕弄不好会引火烧身。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往往以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来衡量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历史有问题，行为再好，动机也是不纯的。因此，李庆霖认真地审视了自己的历史，回忆了自己的坎坷人生。1927年7月，李庆霖出生在莆田县城厢镇居仁巷的一座百年老宅里。祖父是个读书人，但因时运不济，屡试不第，连一个秀才都没有考上，后因生活所迫，便当起私塾先生，但终因不得志而早殁。李庆霖的父亲名叫李国根，17岁便开始跟人家当学徒，出师后自己开了一个专门给妇女打首饰的店铺。后因生意萧条，无法维持生计而关闭，曾一度沦为乞丐。李庆霖从小在苦水里泡大，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拮据不能继续上学，14岁那年随邻居一个木工师傅当学徒，因人瘦体弱，干不了木工重活，便转到莆田一家小报当排字工。1943年，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李庆霖便去报考，结果被录取了。他父亲东借西凑，乡亲邻里慷慨解囊，使李庆霖得以继续上学。入学4年，李庆霖修完了初师和中师。1948年毕业后，先分配在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当教员，月薪140斤大米。1952年，李庆霖同当地的姑娘张秀珍结为连理。1956年全家搬回莆田县城关，“文革”期间才调到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回顾自己的一生，坎坎坷坷又清清楚楚，没有什么问题可上纲上线，唯一有顾虑的问题是1958年他刚到前坑小学时，担任了一个差生毕业班的班主任，因接手不久就赶上升学考试，结果全班没有一个学生考上普通中学。莆田县教育局给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较低的班主任插上“白旗”，李庆霖也因此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50.50元降为42.50元。仅这一点历史小问题，况且当时正在批判白专道路，提倡“交白卷”。所以，李庆霖觉得自己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是具备条件的。
经过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李庆霖终于动笔了。写信的日子是1972年12月20日，那天刚好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将门关起来，搞得十分神秘，不让任何人知道，怕不幸事态万一发生，要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思想上有了充分准备，李庆霖伏在自己家中一张陈旧的竹桌上，花了两个多钟头，一口气写了2000多字。
信写好后，又经过再三推敲，删去一些自己没有把握的内容，决定多说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只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然后用300字稿纸抄正。①
然而，就在贴上邮票，即将信投进信箱时，李庆霖又犹豫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知道生死关头和安危抉择在此一举，心情一阵紧张，脊背上渗出汗水来。如果此信被中央退回来，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第一次站在邮柜前犹豫不决，信没有投进去。走出邮局，到街上，看到电影《红灯记》的海报，李玉和那镇静自若的英雄形象又矗立在我眼前。联想自己这么胆小怕死的可笑行动，决心又起了。回到邮局后，不知怎么搞的心情又紧张起来，坐在邮柜台外的休息椅上静静地想着，用毛主席关于如何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教导仔细进行分析，最后才下定决心，把信投进邮柜里去。这时如一块石头落地，心里感到一阵轻松”。②
但是，走出邮局大门看到满街的大字报，李庆霖刚刚轻松的心情又沉甸起来，又一块石头压在心头。然而，覆水难收，只好听天由命了。
二、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
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是直接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的，信投寄之后，辗转数月于1973年4月25日才转到毛泽东的手上。那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室办公室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无意之中翻阅了李庆霖的来信。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遇到的许多实际困难，毛泽东有个大概的了解。但在那“大好形势”的年代，各级组织报喜总是变本加厉，报忧大都慎之又慎，经过层层过滤，许多尖锐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在加工修饰后，不痛不痒，忧喜难分。像李庆霖这样以其切身的体会，诉说一个知青家长的苦楚，反映自己儿子在上山下乡后所面临的艰难窘境，毛泽东还是第一回看到。所以，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将李庆霖的来信从头到尾阅读了一遍。
在阅读李庆霖来信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情绪从平静到激动，又从激动到酸楚，他边看边想，边想边看。尽管信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再表示肯定，但从其实际情况看多少有些怨气。“可怜天下父母心”，将心比心，毛泽东理解李庆霖的苦衷，理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心，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斗胆”向他写信，而且说的是真话，是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当时，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阅完李庆霖的来信之后，毛泽东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毅然提笔向一个普通小学教员写了复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不仅仅是处理一封普通群众来信，体现一个国家领导人洞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的伟大胸怀，更重要的还在于传达出了将要“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消息。
对毛泽东的回信，最先作出反响的是中央高层领导人。1973年4月29日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
会上，周恩来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向与会人员进行传达之后，充满激情地说：“我们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不能让主席把自己的工资再寄去了”。与会人员还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司负责人的汇报（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由国家计委劳动司分管），并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插队知青的安置标准要提高，要考虑解决已经下乡的这部分知识青年的实际困难。要研究口粮问题，调查多少口粮才够吃。”周恩来还初步估计了一下，全国目前在农村插队的按300万人计算，平均每人补助300元，需九个亿，他请财政部研究并预算。会议还着重研究了知识青年的疾病治疗、婚姻、知青点的布局、先进事迹表彰、以及知青的学习与教育、招工、招干、招生、参军等具体问题。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坚决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违法乱纪行为。会上通报了黑龙江省建设兵团2师16团团长黄砚田和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恶行径。周恩来总理无比愤怒地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这是林彪的团长！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畏缩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仟！”
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组织一支由党、政、军三结合的得力工作队70多人，分成12个调查小组，分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全国知青政策调整作准备。
福建省委对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指示精神贯彻态度是坚决的。1973年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过电话将毛泽东的回信和李庆霖反映的主要问题电告福建省委。福建省委非常重视，马上召开常委会进行学习、讨论和研究。会议之后，省委一方面派出调查组分赴全省各地、市调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将有关情况电告莆田地委，要求莆田地委认真调查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有关问题，并抓紧落实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后的一些具体困难。5月17日，福建省委再次召开常委会，研究讨论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向全省各地、市、县委、省直各机关党的核心小组，发出了（1973）11号文件《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通知》在阐明毛泽东回信伟大意义的同时，指示各地要认真解决并做好全省20万已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吃、住、用、医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并要求各地委、市委、县委对破坏上山下乡的违法乱纪行为，要进行及时处理和有力打击。《通知》还要求各地、市、县将“学习毛主席这封信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检查落实情况，要向省委作一次报告”。
莆田地委对贯彻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指示精神以及省委文件的态度也是积极的。1973年5月4日，莆田地委接到省委的电话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莆田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韩依民当天正在下乡，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回地委机关召开常委会议，传达省委的电话通知精神，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并对全区知识青年工作进行认真研究，制定了一些应急措施。会议一直开到午夜。第二天一早，地委就派出4名工作组组员，由一名地委常委带队，深入到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荻芦公社水办大队了解情况。当时莆田地区正在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相当一部分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了弄清情况，莆田地委专门召开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随后，莆田地委又召开了地委常委及莆田县委等有关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全区各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摸底，并要求各县将调查情况用书面材料上报地委。地委还强调各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存在的吃、住、用、医等方面的困难，要“统筹解决”，争取主动，不要给党中央毛主席添忧，也不要等中央下达文件后再行动。地委认为：问题出在莆田地区，莆田要先走一步。会议还要求对破坏上山下乡的坏人坏事给予坚决打击，决不手软。会后，地委又抽调20多名干部组成四个调查组，分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较集中的莆田、永泰、闽清、闽侯4个县进行重点调查。
中共福建省委的（1973）11号文件和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下达之后，莆田地委决定在全区掀起一个宣传、贯彻省委和中央文件的新高潮，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一是认真组织学习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及中央和省委的文件精神。地委要求各县在贯彻执行中必须第一、二把手亲自抓，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宣传贯彻的计划和步骤。同时，要做好宣传骨干的培训工作，地委抽调一大批机关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配合各县开展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据有关资料统计，莆田地区共抽调了地、县、社和驻军干部6099人（其中军人107人），全区各县又培训宣传骨干25000人。在贯彻执行上级文件精神的同时，从地委机关的领导干部做起，纷纷将自己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子女送到乡下去，以实际行动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
二是着手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存在的一些具体困难。莆田地委要求全区各县在宣传贯彻上级文件精神的同时，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在吃、住、用、医等方面的困难进行认真调查，并给予解决，强调各县要把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的困难问题提高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来对待。据统计，在贯彻省委和中央文件中，莆田地区共拨出粮食50万斤，专款391500元，木材200m3，折票棉布2500m。并限期在1973年6月底前分发给各知青点。全区还抽出医务人员151名，对各知青点的知青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首次参加体检的知青有2663人，发现有重病的103人，立即安排住院，有各种其他疾病的知青376人，分别给予治疗。各县对一些因具体困难不能解决倒流回城的知识青年，分别派干部到各家各户进行走访，并将粮、钱送到家，使那些回城知青感动不已，第二天就回山区去。
三是莆田地委组织了公、检、法三家的有关人员在驻军代表的配合下，对违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查处，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人和事进行严厉打击。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莆田地委派出专门工作组对全区涉及知青的案件进行认真摸底。调查发现各县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截止1973年6月底，全区共发现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案件34起，其中强奸、奸淫女知青23起，逼婚1起，殴打5起，凶杀1起，自杀2起，残害1起，贪污1起。有些案犯手段非常残忍，如莆田县的大洋公社一名生产队长，多次奸污一名女知青，女方怀孕后，惨无人道地用手压，用脚踩女方的肚子，企图迫使女方流产，以逃脱罪责。又如，闽清县原县委委员、下祝公社党委书记，从1970年起利用职权，采取多种手段，甚至持枪威胁，先后奸污、调戏女知青、女职工等22人。有的知青点还私设刑堂，私制刑具，关禁闭、挂狗牌、跪砖渣，以及用老虎凳捆绑和吊打等手段残害知识青年。据省委通报的材料，有一名知青被吊在电杆上毒打时，知青管理干部还特地将被打知青的母亲双手反绑让其跪在儿子面前，“欣赏”儿子挨打。更有甚者，还把狗屎塞进被挨打知青的嘴里。在经济方面，犯罪现象也十分严重。如莆田涵江公社的一个出纳员，利用职权贪污知青安置经费1600多元，挪用1500多元。针对当时莆田地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莆田地委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抽调莆
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干部12名，分别到莆田、闽清、永泰、福清、闽侯等县调查落实案情，并进行了逐案审理。中共中央21号文件贯彻之后，全区又揭发出破坏上山下乡的各类案件45起，逮捕18人，判刑4人。
莆田县委在贯彻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指示精神过程中，却经过了一番波拆。1973年5月4日，莆田县委书记从电话中得知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激动不已，当时就对准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工作30多年，还是第一次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一个普通教师回信，这体现了伟大领袖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怀”。然而，问题出在莆田，县委贵无旁贷。所以，有的人认为李庆霖是告莆田县委的状，是给莆田县委领导脸上抹黑。因此，莆田县委一班人感到压力很大，心里也很矛盾。一方面对毛泽东的指示不能不执行，因为这是关系到阶级觉悟的大是大非问题。另一方面又对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心中没有底，县委马上派出工作组进行反调查。所以，在贯彻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精神的初期，莆田县委有的领导只宣读毛泽东的回信，不传达李庆霖的信。有些人还认为李庆霖的信是污蔑大好形势。有一位县委领导在涵江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同志们，要警惕啊！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然而，由于中央、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莆田县委只得放弃反调查，以后在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中，态度还是坚决的，行动也是迅速的。1973年7月2日莆田县委向莆田地委呈送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承认了莆田县委“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比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在检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问题的同时，莆田县委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找出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对知识青年面临的困难采取应急措施。指派县委常委刘声点带领民事、粮食、办公室等部门的10名干部，深入山区就地解决问题。每个知青点都发了一部缝纫机、一套理发工具、一个保健箱和一些日常用品。二是对上山下乡知青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对病残知青分别进行治疗和安置。三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走后门”现象进行查处，对通过“走后门”招工、招干、参军的知识青年分别作了不同程度的处理。四是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犯罪分子。对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立案侦查并绳之以法；对贪污知青安置费的犯罪分子逮捕归案，并追究领导责任和当事者的法律责任，责成该单位和个人限期退款和改正错误。
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的事件披露之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陆续被揭露出来，并反映到中国最高当局。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心中隐藏的苦难，犹如火山喷发，震惊全国。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师18团计有31个单位，其中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青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几年间，共关押、捆绑吊打知青1000多人，被奸污女知青达200多人。辽宁省从1969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至1973年6月止，计发生迫害、殴打、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多达3296起。在这些案件中，奸污女知青的案件居多，占全部案件70％以上，其中河北119起，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3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65起。江苏、吉林两省更为严重，奸污女知青的案件竟占全部案件的80％以上。
从联合调查组及各地上报的材料看，迫害、殴打、摧残知青和奸污、猥亵女知青的案件情节恶劣，罪行严重，令人发指！
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些情况报告后怒不可遏，无比愤慨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
李先念也痛心地说：“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的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也纷纷表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于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下，无产阶级专政发挥巨大威力，各地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1973）104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合伙奸污、猥亵女知青几十人的原黑龙江省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接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签署命令，批准判处云南建设兵团的强奸犯蒋小山、张国良死刑。随后，全国对破坏、摧残、迫害知青和奸淫女知青的犯罪分子分别给予了严厉打击……
国务院在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和犯罪活动的同时，着手对知识青年面临的困难进行统筹解决。1973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调查组提出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的报告。6月1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3]21号文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圈阅后发给各地，把“复信”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
为了尽快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73年6月22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央19个部门、28个省、市、自治区、11个大军区，以及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广州、云南5个生产建设兵团，共123人。这次会议成为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会议期间对云南建设兵团存在的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处理。周恩来总理于7月6日在新华社云南分社二名记者给国务院的情况报告上做了严厉的批示：“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一、请登奎电告周兴同志，负责保护这两位记者。二、请中组、总政、国务院政工组、农村部、公安部各派一位得力同志，飞往昆明，请省委、革委会、军区政治部派一调查小组与中央各部门派去的人合在一起，前往现场，经过分开调查，然后容许找群众分开谈话，容许控诉。只要十八团被控告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代，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组长应由省委指定一位负责同志担任，中央部门去的同志可选一人为副组长。一切调查和报告，均先在省委作出决定，后执行。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
会议还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困难、任人唯亲与“走后门”、打击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犯罪活动以及蓄意包庇纵容坏人和各级领导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知识青年思想不稳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会上，周恩来等人建议今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不要再搞运动，还是提工作较好，从而标志着原来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得到了初步纠正。同时，这一报告经过毛泽东圈阅后于1973年8月4日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下发到全国的基层公社和城镇街道，随30号文件同时下发的附件还有《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这些文件与中共中央21号文件一起，成为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权威依据。
中共中央这些文件的下发和传达，不但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吃、住、医、用等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而且对知识青年学习、工作、招工、招干、参军、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明文规定，特别是在人身权力保障方面有了很大改观。从1973年下半年起，国家对知识青年插队方式进行调整。一是插队的方式放宽，可以个别去，也可以集体去，插队的地点可以自由选择。二是组织单独核算的青年队。三是继续举办集体所有制农场。四是搞好现有的生产建设兵团。并推广了以厂、队挂钩建知青点的“株州经验”。同时，国家从过去动员知青扎根农村转为开始考虑回收问题。每年有计划地下达一定数量的专项指标，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干、征兵和上大学等。逐步采取一届顶一届的办法，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锻练2至3年后，随即招回城市安排工作。在1973年一1976年这几年中，虽然每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绝对人数有增加，但周期缩短，回收速度加快，且做到有上有下，开始出现良性循环。
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来信，竟引起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甚至轰动全国，老幼皆知，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而这封信不但成为李庆霖一生中最大的命运转折，而且也是全国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个命运转折点。从李庆霖一封信引起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调整，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政治运动的根基。尽管从理论上讲，当时还是坚持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方向，但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政策的转变，实际上已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从高潮走向终点。
三、毛泽东的一封正常回信导致李庆霖平步青云
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调整知青政策、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同时，李庆霖的个人命运也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变化，他平静的人生出现了难以令人置信的大起大落。
1973年5月1日，李庆霖正在家中闷闷不乐，一位新华社记者突然来到他家。记者向李庆霖了解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询问他向毛泽东写信的经过，并要求李庆霖拿出信的底稿。李庆霖心里一阵紧张，几个月来一直担心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由于李庆霖心理上高度戒备，回答记者的问话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差错。记者走后，一连数日，李庆霖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是福是祸，前途未卜。
5月6日，李庆霖突然收到一封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信函，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胸口蹦蹦乱跳，犹如井中的水桶七上八下。他急忙拆开信封，抖抖索索地翻开几张打印整整齐齐的信函。第一页是毛泽东的回信，其他几页是李庆霖去信的打印件。
真是海市蜃楼！真是白日做梦！李庆霖怎么也没有想到，10亿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竟会给他回信，不是一句话的最高指示，而是一封充满关怀之情的回信。
李庆霖哭了！中国这么大，有多少事需要毛主席他老人家操劳，自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教员竟受到伟大领袖的关注，这一切都是李庆霖万万没有想到的！
李庆霖也很后悔！后悔不该去打扰年事已高的毛主席，如果全国10亿人民都像自己一样，都把自己的困难向80高龄的毛泽东反映，他老人家心都会操碎了。而且他老人家还寄了300元钱，这钱是毛泽东自己的工资，他怎么好意思接受毛泽东的钱呢？
此时此刻，李庆霖的心情无比激动。他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手捧着毛泽东的回信，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爱不释手。
李庆霖又有些怀疑。他怀疑自己在做梦？怀疑这不是真的？怀疑这不是毛泽东的亲笔信？但来函上清清楚楚地注明，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复信及李庆霖的去信一并打印12份，寄1份给李庆霖，其他11份是供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学习讨论的，应该不会有差错？
李庆霖傻傻呆呆、恍恍惚惚地想了一天一夜，不知该怎么办好？直到第二天傍晚，他才清醒起来。他拿着毛泽东的回信来到中共莆田县委机关大院找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看了信后说：“此类事全国甚多嘛，‘容当统筹解决’。这不光指我们莆田嘛，统筹解决是长期的事。”
县委书记不冷不热的回话使李庆霖捉摸不透。其实，5月4日莆田地委就用电话通知莆田县委，但在中央和省委未作出反应的情况下，县委书记也不知该怎样处理此事。所以，为了慎重起见，莆田县委已派出二个工作组进行调查：一是由县委信访办的负责人带队，前往李庆霖儿子插队的荻芦公社水办大队调查；二是由县革委会民事组组长带队，到工厂、企业和有关单位了解调查是否有招工“走后门”的事实。所以，在情况未明之前县委书记也不好表态。
1973年5月11日，李庆霖的儿子回家取粮钱，获悉毛泽东的回信，激动不已，想多留几天，帮助父亲接待来访的知青家长。自接到毛泽东回信之后，往日幽静的小巷顿时热闹起来，一惯冷清的李家突然间门庭若市。知青家长和街坊邻居奔走相告，结伴来观看毛泽东回信的人一批接着一批。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纷纷前来央求李庆霖办事，请他代转信件、哭诉自己冤情、请求他主持公道的群众更是络绎不绝。
然而，正当李庆霖一家陶醉在欢乐之中，一曲使人不寒而栗的插曲奏响了。5月15日，莆田县革委会一个电话打到东方红大街，通知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马上到县委7号楼”。
李良模满怀喜悦，连走带跑赶到县委7号楼，满以为是莆田县革委会的领导要接见他。谁知一见面，县信访办的一位负责人就劈头盖脑地一阵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饭还吃不够！你欺骗毛主席！”李良模吓得心里发毛，好比从阳光灿烂的山顶上掉进了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
“我去你们那里了解过了，每年有80至90元收入，你还说理发的钱都没有！毛主席给的300元钱不是随便好拿的！你胆子真大啊！”没等李良模回过神来又遭一顿臭骂。
李良模一下子慌了，双腿一软，两眼发黑，差一点倒在地上。“欺骗毛主席！”他耳边一直回响着信访办负责人临走时的那句话，几天来的欢乐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
“欺骗毛主席”就是“欺君之罪”，这在当时至少是个现行反革命。但李庆霖毕竟是个读书识字的小学教员，他认为有毛泽东的回信，有党中央的肯定，还怕什么呢？
5月中旬，福建省委派省委常委许彧青（仙游人）专程到莆田县下林小学看望李庆霖。许对他说：“省委派我来看你，有什么话你可以对省委讲。”李庆霖受宠若惊，他没有什么要求，只担心再有人给他扣上“欺骗毛主席”和“阶级敌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随同许彧青一起去的莆田县委书记立即解释说：“他这个人（信访办负责人）平时训人训惯了，对不起你老李，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对此，省委领导毫不含糊，下令将信访办的负责人停职反省。县委刘副书记还带着信访办的负责人专门到李庆霖家赔礼道歉。李庆霖深受感动地说：只有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才向我们平头老百姓赔礼。李庆霖安慰了信访办负责人几句，希望他能认识错误，在团结的基础上治病救人，并表示决不计较这件事。李庆霖伸出右手，同信访办负责人握了握，表示谅解。
随着中央[1973]21号文件的下发，各地广泛深入地贯彻宣传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使李庆霖一夜之间戏剧般地身价倍增，成为名声显赫一时的大红人。在那一段时间内，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少则几十封，多则100多封。几年间，他共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1万多封，李庆霖回复了1800多封。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还给李庆霖寄来了钱和粮票，表达了他们的感激和赞许的心情。但李庆霖有自己的做人准则，他不能收别人的钱，过去那么困难都过来了，现在还要靠自食其力的劳动，不然就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
在激动之余，李庆霖仍有压力，虽然明目张胆地反对他的人被革职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风言风语仍然从四面八方刮来。有的人说，李庆霖反对“走后门”而自己却在走，不然信怎样送到毛泽东手里？有的人说，李庆霖工资不算低，一个月40多元，不至于落到“无米之炊”的地步；有的人说，李庆霖在给“祖国河山一片红”的大好形势抹黑；还有的人翻出李庆霖的历史老帐……真是千奇百怪，几家欢乐几家愁。李庆霖却认为，中央都发了文件，又有毛泽东撑腰，他还有什么可怕！然而，事情并不是李庆霖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源源不断的各地来信外，不时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
有的想通过李庆霖解决自己的冤屈；有的想利用李庆霖攻击不同派别的人；有的想利用李庆霖来打倒“当权派”；有的想引诱李庆霖加入派别组织；甚至有的采取恐吓威胁手段强逼李庆霖入伙……
面对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李庆霖不知所措，苦无良策，他于6月2日下午2时，将所有情况向县委书记作了汇报。此事引起莆田县委的高度重视。当晚7时，县委书记及时将情况向莆田地委汇报。地委领导听后也非常重视，认为：“这些情况很重要，也很复杂，有派性干扰，也有阶级斗争。”莆田地委当即开会研究，并从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分析，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高度重视。会议认为对李庆霖安全有威胁的有三种人：一是破坏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二是李庆霖信中揭露的有“走后门”劣迹可能被查处的人；三是历史上与李庆霖有矛盾的人。于是，地委决定立即向省委报告。翌日，莆田县委即将有关情况以绝密特急电报电告省委和福州军区党委。
中共福建省委收到莆田县委的特急电报后，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立即指示莆田地委要“确保李庆霖的安全”。莆田地委又于1973年6月27日晚9时召开了地委、军分区党委、莆田县委等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由军分区党委副书记侯树声、地委副书记许集美主持，公安局长宁殿魁、莆田县委书记刘功等12位同志参加，会议就李庆霖的安全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会议认为：
（一）中央21号文件的全面进行传达贯彻，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定会伺机进行破坏。
（二）随着2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对破坏上山下乡和违法乱纪的案件不断揭发，一些犯罪分子对李庆霖必然怀恨在心。
（三）过去迫害过李庆霖的人有对其进行拉拢、威胁的苗头，估计拉拢不成很可能进行捣乱。
会议就李庆霖的人身安全问题提出三种方案：
第一，在李庆霖原工作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将李的住房调至靠近该校的糖厂，加强保卫工作，进行保护；第二，将李的工作岗位调到城厢镇东方红小学（现莆田市实验小学），该校就在地委后门对面，其家庭在地委大门附近，来往上班也较方便；第三，建议将李调省参加教改或高招，暂时离开莆田。
与会人员还对上述方案进行比较、择优，考虑到第一个方案原校离县城较远，情况不能随时掌握，安全没有保证。第三方案对社会影响不大好。三种方案各有利弊，相比之下，还是第二个方案较佳。但为了慎重起见，地委决定将三个方案一并报省委，由省委确定。
1973年6月23日，李庆霖在莆田地区革委会政治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韩向阳的陪同下到达福州，下榻西湖宾馆8号楼。这在当时是省部级领导的待遇，而李庆霖当之无愧地享受了。更有甚者，接见他的有闽赣两省的最高领导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龙飞虎、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以及福建省委领导人等。韩先楚对李庆霖敢于向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的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并说明中央有交代，有困难直说无妨。最后韩先楚还问他有没有入党要求？
李庆霖受宠若惊，想不到省委领导会如此关心。他大着胆子向韩先楚提了三条要求：
一是1958年他被县教育局当作“白旗”拔掉之事是冤枉的，因为他当时刚接差生班不久就碰到初考。
二是在“清队”中他无故被批斗，并被扣上“三青团”的帽子，请组织上给予调查落实。
三是妻子张秀珍原在莆田五中做工友，是有居民户口的公职人员，后被开除，请求省委给予恢复公职。
韩先楚当即表态：教学生不比种庄稼，成绩基础差，短时间怎么能拔高，把小学教员当作“白旗”拔掉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路线，应当平反。其他两项要求将转告莆田地委给予调查落实。
李庆霖在福州住了3天。这短短的3天，使李庆霖第一次体验到“贵宾”这两个字的含义。他好比井中之蛙，突然间跃至井口，见到无边无际的广阔蓝天。福州回来之后，李庆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73年7月1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6万多人的党员干部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李庆霖被安排在庆祝大会上发言。历史有时就像一出戏，令人捉摸不透，并非党员的李庆霖，却在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向广大党员干部发表“指示”。一个小学教员变换了讲台，讲授的对象从小学生变成党员、干部以至地、省级领导。这种殊荣，李庆霖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在李庆霖发迹的过程中，“文革”的“左”倾狂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3年7月11日，随同李庆霖去省城的韩向阳将李庆霖向省委提出的要求和省委关于“既要符合原则，又要解决得使他满意”的指示，原原本本地向莆田地委作了传达。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领导人专门召开会议，进行整整一天的讨论，提出了以下解决意见：
（一）关于“拔白旗”平反问题：
“拔白旗”总的方向是错了，应该平反。准备在适当时候，通过一定场合宣布无效。据了解李庆霖当时被“拔白旗”受处分，有一份撤职、降级的通知，拟由县革委会发个通知，予以平反，并自7月份起恢复原级别、职务，通知发给李庆霖本人和当时和现在所在的公社及工作单位。
（二）关于工作职务问题：
李庆霖被“拔白旗”问题宣布平反，工资级别恢复之后，其工作职务应作相适应的安排。鉴于当前小学体制尚未恢复教导主任的名称，地委意见，考虑到李庆霖现在的影响和水平，拟安排在东方红小学任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
（三）关于安全保卫问题：
李庆霖所在的下林小学，距他家8里路，来往很不便，情况很复杂，公安部门又不便公开派员保卫。根据韩（先楚）司令关于要确保李庆霖安全的指示精神，经再三研究，认为以执行省委批准的安全措施第二个方案为宜。但考虑到中央21号文件在全国传达后，大家都知道了李庆霖的工作单位，地委要同他商量，推荐一名他认为合适的干部或教员到下林小学工作，帮他收转来信和作好来访人
员的向导。
（四）关于李庆霖爱人工作问题：
李庆霖的爱人，原在城内五中当炊事员，临时工，每月工资26元，现已安排在莆田四中当炊事员，仍系临时工，保持原来工资。但李庆霖要求把她的户粮关系移到四中，并享受劳保福利待遇。据初步了解，她被精简前，户粮关系是在学校的，现仍移到四中；原没有享受劳保福利待遇，现在考虑仍不享受为好，这样做，对李庆霖本人，对党的影响都有好处。准备向李庆霖解释清楚。至于临时工转正问题，待以后按照国家规定考虑解决。
（五）关于来信来访问题：
李庆霖最近收到的来信、接待的来访较多，要占用许多时间。为使他不脱离群众，又发挥桥梁作用，准备另增配一名教员，以减少他的教课时间。
（六）关于“清队”问题：
据初步了解，在“清队”中，组织上没有对李庆霖作出正式审查结论，究竟案情如何，地委还在作详细调查，也没有翻阅原始材料。目前有关李庆霖档案材料已密封送省。因此，建议省委派人审阅一下档案，提出处理办法，然后由县出面处理。
（七）根据许彧青同志建议，地委拟吸收李庆霖为地区“高招”领导小组成员，县“高招”领导小组副组长。
正由于省、地、县各级领导对李庆霖的高度重视，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推向政治舞台，加快了李庆霖的发迹速度，也为这位小学教员埋下了苦果。
1973年7月上旬，李庆霖向莆田县委提出了入党申请。对此，莆田县委非常重视，当晚即向莆田地委汇报，地委于第二天上午用电话向省委汇报。省委马上指示莆田地委同莆田县委一道研究，然后将研究结果上报省委。
1973年7月9日中午11时30分，莆田地委机关大院下班的军号虽已吹响，而地委书记韩依民却临时召开紧急会议。这位军人出身的地委书记，历来办事雷厉风行。接到省委电话通知之后，他好比接受战斗任务一样，顾不得吃午饭，马上通知地委副书记许集美，莆田县委书记刘功等人，研究李庆霖的入党问题。
会议决定：“根据李庆霖申请入党的这封信，以及上述条件，我们一致认为李庆霖已经具备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应吸收他入党”。当天下午，莆田地委将会议研究结果用加急电报向省委作了报告。
对于李庆霖的入党问题，各级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主要缘于毛泽东的关注。据有关资料报道，毛泽东当时将回信交待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江东兴办理时曾经询问过：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参加“十大”；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所以，省委、地委和县委对李庆霖的入党问题不敢等闲视之，如同一支快速反应的部队，一接到“情况”马上行动起来。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省、地、县各级对李庆霖的入党问题还是非常慎重的。由于“清队”中有人反映李庆霖是“三青团员”，组织上专门派人进行调查，并查阅了原始的敌伪档案，终于查明了李庆霖不是“三青团员”。
鉴于李庆霖的三青团员问题已查清楚，省委同意吸收他为中共党员。因当时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省委要求各级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8月12日，省委领导又接见了正在参加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座谈会的李庆霖，要求他写一份个人思想演变过程的材料。随后，省委、地委和莆田县委又“经过多次酝酿研究”，但因李庆霖还有一些历史问题尚未彻底弄清，故耽搁了下来。
由于李庆霖的入党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而党的“十大”又定于1973年8月24日召开，李庆霖不可能赶上“十大”了，福建省委决定让他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为了认真做好李庆霖的人大代表评选工作，福建省革委会教育组组织了6人考察小组，专程到李庆霖任教过的下林小学和东方红小学征求师生意见，大家一致赞同他能代表人民的利益，符合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条件，也有的人认为李庆霖平时不够谦虚，有时讲话不够注意场合。
1974年10月，福建省革委会全体会议推选出52名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会的92名委员一致认为，李庆霖在反映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上，做了一件大好事，表现出反潮流精神，可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庆霖作为福建代表，出席了四届人大。
李庆霖写给毛泽东的信，在改变知青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凭着毛泽东的回信，李庆霖被罩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而华丽的政治光环。凭着毛泽东的回信，李庆霖受到各级领导的青睐。也许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感情，也许是因形势需要，也许有别的什么原因，各级领导都委他以要职。1973年7月，莆田地委率先行动，地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委任他为东方红小学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3年9月，莆田县委紧跟而上，委任李庆霖为莆田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73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1974年7月，福建省委调任李庆霖为省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副主任。1974年10月，莆田县委又委任李庆霖为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1975年1月，李庆霖又当选为全国四届人大常委。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教员，一下子变成身兼数职的领导干部；一介平民的李庆霖瞬间成为全国知名人士；一名无权无职的小知识分子迅速登上政治舞台。李庆霖发迹了，速度快得惊人！
四、从“反潮流”勇士到阶下囚
凭着毛泽东的一封回信，李庆霖名扬天下。从此，他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往日那车马零落的小巷魔术般地热闹起来，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如雪片飞来，成群结队来李家观看毛泽东回信的人们络绎不绝，向李庆霖哭诉自己冤情、央求他向毛泽东反映情况的老百姓一批接着一批，前来慰问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知青们接踵而至……无疑，凭着为民请命的勇气和胆量，李庆霖赢得了人心，取得了知青家长的信任。毛泽东的回信成为李庆霖一生中最大的荣誉，成为旁人无可比拟的政治资本。李庆霖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为了儿子的温饱，踏破铁鞋无觅处，而今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或许是命中注定，或许是苍天有眼，一个乞丐的儿子，也有苦尽甘来的好运，也有光宗耀祖的时刻……
然而，人生就像一场戏，一旦上了政治舞台就身不由己。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出了名的李庆霖成为一块“金招牌”，各方都想利用他、争取他。当权派需要他，因为他能“通天”，不敢等闲视之；“造反派”更少不了他，拉他入伙可以壮大派威；对立派讨好他，担心他对其报复；老百姓羡慕他，因为毛主席给他复了信……李庆霖成为各方争夺利用的一面“旗帜”。各地和各级知青工作会议要请他作报告；各种教育、招生会议非请他参加不可；“造反派”各种批斗会、庆功会也一定要李庆霖上台亮相；当权者遭到“造反派”攻击，只要把李庆霖拉出来抵挡必然逢凶化吉……李庆霖成了一盆摆设的鲜花，任人摆布。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李庆霖一身中最大的荣誉也是他悲哀的起因。特别是在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文化大革命”中，多少政治家都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更何况一个乡村小学教员，怎么能在路线斗争的惊涛骇浪中超凡脱俗，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稳坐钓鱼台呢？
1973年10月，《红旗》杂志两名记者千里迢迢来到莆田，要求李庆霖为《红旗》杂志撰写一篇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文章。不久，文章刊登了，还加了编者按，记者告诉他，中央首长姚文元很重视这篇文章。此后，李庆霖更加信心十足，决定继续发扬“反潮流”的精神，揭露社会上的不正之风。1974年4月，当时福建各地刮起一股借学习大寨精神而外出旅游之风，仅莆田地区去大寨参观的人数竟达3000多人。由于学大寨在当时是一种政治需要，各级领导都不敢公开反对参观大寨的革命行动。李庆霖却与众不同，他反其道而行之。他马上向国务院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结果很快引起王洪文、姚文元等人的重视，北京一个电话打到福建，省委书记挨批评了，李庆霖却受到了表扬。
1974年秋，李庆霖调任福建省高等教育招生办办公室任副主任。当时高招办主任由省委一位常委兼职，李庆霖实际上是掌握大权的副主任。刚跨进政治舞台的李庆霖决心秉公办事，为民请命。当时一些掌权人希望省高招办能网开一面，照顾一些入学指标，让子女上大学。一惯对走后门疾恶如仇的李庆霖坚决反对，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还将走后门的丑事公布于众。这些当权人气得暴跳如雷，臭骂李庆霖不识抬举。然而，在错综复杂的实践中，李庆霖也深感困惑，“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文革”的具体实践有许多难以吻合之处，他经常碰壁，感到内外压力很大，许多他认为是对的东西却难以顺利实行，许多当时认为是不符合“文革”精神的东西却被人们乐于接受。知识分子的小学教员想不通，敢于反潮流的李庆霖想不通。面对“文革”那扑朔迷离的路线斗争，刚步入政坛的李庆霖深感力不从身，不堪重负。然而，李庆霖生性倔强，固执己见，不到黄河不死心。
李庆霖在省高招办期间，闽侯县有一名回乡知青因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向李庆霖申诉，希望能替她申冤。李庆霖便将女青年的申诉信转给省妇联，省妇联立即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落实，调查的结果认为虽然男方有些缺点，但主要的还是女青年本身生活不检点。于是，省妇联对男女双方进行调解，并将处理意见告诉了李庆霖。对此，李庆霖大为不满，认为妇联的同志不支持他。于是他又将女青年的申诉信转给江青，并附上短信，信中指责省、地、县各级妇联支持封建包办婚姻，迫害女知青，希望江青能伸张正义。事有凑巧，江青倒也真的将信批转给王洪文阅处，王洪文立即转给福建省委查处。因此，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通过李庆霖之手便闹得满城风雨。迫于中央领导人的压力，福建省委推翻了省妇联的处理意见。李庆霖还受到江青的夸奖。
1975年4月，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怕影响春耕生产，取消了原计划专门召开的纪念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两周年的万人大会，决定结合当时正在召开的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并分设四个会场召开4000多人的纪念大会。因临时改变计划，事前没有征得李庆霖同意，加上在排名次时将李庆霖作为知青家长排在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后面。对此，李庆霖深感不满，公开责问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没有把他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放在眼里，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感情。尔后，他又从不满转为仇视，公开指责地委和县委执行的是与毛主席革命路线格格不入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此，李庆霖开始走向反面。
李庆霖的思想转变与不满行为大受莆田的“造反派”所欢迎，过去“造反派”还只能偶尔利用，而现在真正不谋而合。李庆霖要借助“造反派”的力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而“造反派”也要利用李庆霖这个“炮筒”来轰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演出了一幕幕令人费解的闹剧。
1975年5月，莆田县委撤销了莆田县邮电局临时党总支，罢免了原总支书记、“造反派”头头陈某等人的职务。素不相识的陈某马上投靠李庆霖，双方联合起来反对莆田县委，指责莆田县委打击报复，压制“造反派”。此举遭到莆田县委的抵制之后，李庆霖不甘失败，又向莆田地委、福建省委告状，要求上级党组织撤销莆田县委的错误决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省委对于李庆霖反映的问题一贯非常重视，马上派出工作组到莆田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并作出明确结论，认为莆田县委的决定是正确的。对此，李庆霖大感不满，认为省委、地委都在包庇莆田县委领导人的错误。于是，他死心塌地，坚决同“造反派”站在一起，同莆田县委、莆田地委和福建省委进行坚决的斗争。
李庆霖自从投靠“造反派”之后，成为“造反派”的一把“快枪”。他凭着自己的政治资本，肆无忌惮，目空一切。在省委全委会上，他一把抢过主持人的话筒，指责省委书记是“宋大哥”，不让“李逵”有讲话的地方；他四处散布莆田地委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还在走；他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责问莆田县委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是姓马、姓资，还是姓修？……一个不甘寂寞的小学教员，在“文革”的浪潮中几经翻覆，变成为不可一世的政治“红人”。“走资派”们畏惧李庆霖，因为他上有“天线”，下有造反队伍，得罪他就会引火烧身。于是，地委和县委召开重要会议要请他参加，干部调配要征求他的意见，会议作出的决定在大会宣布时还要加上“此文件经过李庆霖同志同意的”，甚至连省委书记农业学大寨的报告也要送给李庆霖修改……
李庆霖走火入魔了，他扮演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色。但他并不能如入无人之境，在赢得“造反派”的一片掌声的同时，也遭到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指责。1975年8月6日，姚文元同时收到截然相反的两份报告：一份是赞扬李庆霖“反潮流”精神的报告；一份是批评李庆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与各级党委作对的报告。为了弄清事实真象，姚文元指示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组成联合调查组，专程到福建调查核实。记者经过40多天的调查，认为“李庆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别人不敢说他敢顶，他对莆田县委在批林批孔、理论学习和处理邮电局一事上，有些看法是对的……”李庆霖同地、县委领导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这次联合调查基本肯定了李庆霖的做法，更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一方面李庆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另一方面也使李庆霖心中更加踏实了，因为中央首长支持他，今后可以放手大干了。此次调查，给福建省委造成巨大压力，因此，福建被中央定为是全国问题比较严重的5个省份之一。1975年8月，福建省委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汇报了福建的情况，并反映了李庆霖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此话从北京传到福建，吹进了李庆霖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将全部怨恨迁怒于莆田县委领导人。他认为是莆田县委将他的情况上报省委，省委才向中央汇报。因此，他决心同莆田县委领导人作坚决的斗争。
1975年秋，福建省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从关心爱护李庆霖的角度出发，尽力帮助挽救他。省委书记曾经三次找李庆霖谈话，希望他能珍惜自己的荣誉，不要插手地方派性，并安排他到省委党校学习，帮助他提高认识。但李庆霖将省委的好意当作“右倾翻案”，认为是变相拘禁。在学习期间，李庆霖三次擅自返回莆田，插手地方派性，每次省委发现后都立即通知莆田地委找他谈话，第二天马上派车将他送回福州。1975年底，省委为了断绝李庆霖同地方派性的联系，派他带领普及大寨县工作组到长汀山区指导工作。希望通过空间和时间来阻止他继续犯错误。但已经走火入魔的李庆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他认为省委采取变相劳改的办法来对付他，是对他这个全国闻名的“反潮流”战士的打击报复。于是，他到长汀不到一个月，就借病返回莆田，继续参加莆田的“革命造反”。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之后，李庆霖喜出望外，认为时机已到，可以像“文革”初期那样大批、大斗，将县、地、省以至中央的“右倾翻案”分子一并打倒。当时，李庆霖虽然重病在身，但他的“革命干劲”和“造反”劲头仍然十足，他带病撰写了《清醒头脑、坚持斗争》等文章，表明了自己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态度，这篇文章受到姚文元的重视，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并呈送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随后，为了迅速点燃莆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烈火，李庆霖又撰写了《公告》、《问》等煽动性文章，在莆田城厢和福州等地张贴，致使莆田地区以致福建部分地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迅速泛滥起来。
1976年初，江青、姚文元等人为了搜集材料否定整顿期间福建省委开展的各项工作，再度派记者到福建重新了解李庆霖的情况。2月6日，姚文元将《关于李庆霖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进行修改润色，把李庆霖同县委、地委、省委一些领导人的问题提高到“是否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分歧上来。随后，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人极力为李庆霖喊冤叫屈，指责福建省委迫害李庆霖，打击“造反派”，强迫福建省委领导人要转弯子，恢复整顿前的各级领导班子。
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对福建省委的批评更助长了李庆霖及福建“造反派”的嚣张气焰。莆田的“造反派”在李庆霖的支持下，率先行动，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冲击莆田县委和莆田地委，揪斗坚持工作岗位的各级领导，强迫莆田地委和县委承认错误。在上下压力之下，莆田地委书记跳楼自杀，其他领导人被逼表态，承认1975年期间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莆田县委领导人在“造反派”的围攻下“畏罪潜逃”。地、县机关及基层党委全面瘫痪，各种武斗队、“革命组织”应运而生，原被撤销的“运动办”和“民兵指挥部”在李庆霖的支持下又相继恢复，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挥中心。莆田的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进行，李庆霖的“威望”也日益提高。莆田、仙游的“革命组织”要去揪斗省委领导，没有经过李庆霖点头，不敢出动；地委的检查报告，也得先送李庆霖审阅……当时的李庆霖，既能左右“造反派”的行动，又凌驾于莆田县委和莆田地委之上，成为莆田地区的“太上皇”。但是，他仍然不满足于仅控制莆田一个地区，他需要有更大的发展。于是，在省“造反派”头目的策划下，李庆霖北上南下，将莆田的“造反”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县，并公开在省委全委会上兜售自己的“造反”经验。他还向全国宣扬自己的斗争哲学，他在给《人民日报》政工组的电文中写道：“……去年，邓小平一类人物在福建拼命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大刮右倾翻案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在福建复辟资本主义，赶紧扫清障阻，把支左干部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赶的赶，关的关。我没有到他们司令部里去入伙，和他们对着干，也被流放到距离家遥远的深山沟去‘劳动改造’……面对邓小平一类人物的气焰嚣张，我就是一直横眉冷对的，他们要袭用蒋介石当年残杀革命人民的手法，其下场就同蒋介石一样”。真是荒唐至极，如此之大的口气，令后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
“四人帮”倒台后，李庆霖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崇拜的中央首长竟是祸国殃民、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全身心贯彻执行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竟是“四人帮”所炮制的极左路线。在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尚未传达之前，李庆霖还认为可能是“右派政变”。当中央文件正式传达之后，李庆霖口呆目瞪，不知所措。福建省委为了挽救李庆霖，专门派一名常委找他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省委要求李庆霖认真学习中央[1976]16号文件，根据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继续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对中央、上海、本省以及莆田地区各县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揭发检举，并将自己的问题向党组织交待清楚。同时，省委还要求李庆霖住在福州，认真地将有关情况写出书面材料交给省委。
面对残酷的现实，李庆霖的心开始颤抖了，毫无疑问，这是他“辉煌历史”的终点。但是李庆霖没有按照省委的要求留在福州作检查，而是不辞而别，连夜离开福州，返回莆田。对此，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江礼银不无遗憾地说：“省委本来想挽救他，但他还是不听话，那只好由他去吧”！
李庆霖从福州返回莆田之后，精神负担非常之重，吃不下，睡不着，已经好久没有复发的癫痫病又频频发作。他想逃，但何方是归宿？他想躲，但躲了今天却躲不了明天。经过两天两夜的思想斗争，李庆霖终于选择了自己唯一可能得到宽大处理的道路。1976年10月25日，他向莆田地委表示愿意向党组织交代自己同“四人帮”关系的有关问题。10月30日，省委宣布李庆霖停职审查。从此，在“文革”后期显赫一时的李庆霖，终于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活。
停职审查之后，李庆霖马上意识到在劫难逃。所以，他不想抵赖，深刻地反省自己，认真地进行检查，虚心接受群众的批判。
为了深入揭批“四人帮”在福建的流毒，省委专门成立了“四号办”审查像李庆霖这样的重点案件。1977年10月25日，福建省委向中，共中央打了报告，要求批捕李庆霖。11月10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省委的报告。11月14日下午2时30分，省委在福州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逮捕李庆霖。
李庆霖被捕后，先关押在莆田，以后又转移到省看守所，省委和莆田地委联合组成专案组，对李庆霖案件进行一年零七个月的内查外调。1979年4月18日，福建省检察院莆田分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对李庆霖提起诉讼。经莆田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报省高院审核，并于1979年6月18日对李庆霖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处反革命犯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此，李庆霖踏上了漫长的服刑之路。
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李庆霖经过一番波折之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教训。痛定思痛，李庆霖仍然不怨天、不怨地；而是坦然地认命。他认为这是“主”的安排，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他的这一悲剧。因此，他认真服刑，努力改造，争取减刑。但是，李庆霖还有许多想不通的地方，他认为自己一惯听党的话，听中央领导的话，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打倒“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这在当时大家都认为是对的，现在却说是错的。即使有错，也只能算是受蒙蔽而已，从动机上讲并没有犯罪的企图。因此，李庆霖虽然承认自己有错误，但对法院判决始终不服。所以，从下达判决书之日起，李庆霖就坚持申诉。他一方面老老实实地服刑，以自己的行动来表示改错的决心；另一方面他继续向莆田地委、福建省委以及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对他在“文革”中的言行作客观的评价。
1983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对‘四人帮’在我省的帮派体系的头面人物量刑的复查”的通知。莆田中院据此对李庆霖一案依法进行书面审理，并上报省高院批准。1986年9月27日，省高院下达了刑事裁定书。根据李庆霖在劳动改造期间的悔改和表现，考虑投入劳动时间较长，原量刑偏重等情况，决定“对罪犯李庆霖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减为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1988年8月17日起至1996年8月16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次减刑给李庆霖带来希望，为他早日恢复自由创造了条件。
1990年12月24日，李庆霖劳改所在地的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崇安劳改支队提出的减刑意见，同意给予李庆霖减刑2年（刑期自1986年8月17日至1994年8月16日止）。但是，没等刑满，李庆霖因表现好而提前释放。1994年3月，渡过了18年囚徒生涯的李庆霖，终于恢复了自由。
李庆霖虽然遭受如此重挫，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寄给他的300元钱，他一直存在银行里，即使经济再困难，都舍不得花。他对毛泽东仍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常说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一面。
又是一个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滚滚向前。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形势，李庆霖心潮起伏、感慨万分，他不愿意提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和事。他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一切向前看。
附注
①《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
②③④《李庆霖在永泰知青大会上的发言》1973年7月。
①②《李庆霖在永泰知青大会上的讲话》197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