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大跃进”是50年代期间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而采取的超常规的大生产运动。这一运动中，仙游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大干苦干，创建了一批基业，如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古洋水库、度峰糖厂、枫亭糖厂等，绿化造林和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一些发展。但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大幅度减产、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挫折和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等，其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整个“大跃进”运动二起二落。1958年为第一个“大跃进”高潮，随后进行整顿整风。1959年秋继续“大跃进”，持续到1960年秋。同年底，开始纠“左”，克服困难，共度难关。
  一、农业“大跃进”是整个“大跃进”运动的导火索
  “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然后蔓延到各行各业。1957年9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水利设施大建设和发展农业的大生产运动。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要按必要的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从而正式提出了“大跃进”口号。于是，从11月起，仙游县掀起一个大生产高潮。一是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抢种扩种冬麦，全县各种大小麦种植面积比1950年增长了9.1％；二是集中劳力兴修水利，全县每天发动8万多人参加水利建设；三是掀起积肥热潮，县委发动几万人到处挖掘池塘中的淤泥，连夜建猪圈，发动农民到海边挑农用盐等；四是开展农具革新、创造和推广挖、运土工具、挑水工具和插秧播种工具等。据1958年1月统计，仙游县共建猪圈51448间，积肥料10978万担，兴建水利工程4847处，增加灌溉面积169369亩，造林面积191675亩。因当家作主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使“大跃进”运动一开始就来势迅猛、波澜壮阔。
  “大跃进”运动是在反右运动中加剧的。1957年底，仙游县委在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开始从反右派斗争中向‘左’倾发展。1958年3月上旬，中共仙游县委召开一届二次党代会，大力开展反右倾保守思想、反怀疑派、观潮派的斗争，使‘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并制定了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如全县粮食总产量要比1957年增长43.2％等。同年6月6日，仙游县委又召开了有1200多人参加的4级干部扩大会议，贯彻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决定大搞群众运动，促进农、工、商和文化卫生事业的全面“大跃进”。会议期间不适当地进行拔白旗、插红旗评比活动，全县149个农业合作社被插上灰旗，占总社数的47％，有52个社被插上白旗，占总社数的16％。同时，仙游县委再次盲目地提出高指标，决定粮食在增长43.2％的高指标基础上跃升为增产149.5％，即由1957年粮食总产量9.5万吨跃进到23.7万吨。虽然总路线的贯彻使“大跃进”的气氛越来越浓，但仙游县委并不满意，又于同月25日，召开有1300多人参加的4级干部扩大会议，提出更高的指标，并布置各社重点抓好实验田工作，要求全县的晚稻、地瓜试验田须达到34046亩，占耕地面积的15％，而产量却要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30％。会议期间大济乡龙板社提出晚稻试验田亩产达1万公斤的高指标，各乡、社、队之间也纷纷开展社主义劳动竞赛和生产比武，提出“与时间赛跑，与火箭比速度”，带“大卫星飞上天”的豪言壮语，从而使“大跃进”运动一开始就如火如荼，蓬勃发展。
  农业“大跃进”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仙游县委的第二次干部扩大会议之后，迅速在广大农村掀起“大跃进”高潮。按照县委要求，首先开展突击积肥运动，从1958年6月24日起，党政军齐行动，男女老少全上阵，中学停课，小学半耕半读，所有社会人员全力以赴、昼夜奋战，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山区农民上山采青；沿海村民下海捞泥；平原农民多管齐下，改旧灶、挖旧墙、积绿肥、火烧土、制造混合肥料……在积肥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感人事迹，如枫亭锦湖农业社100多名女社员驾驶50只渔船打捞海泥100多万担；石马乡在一个池塘中挖出150万担烂泥；赖店乡五星社一个79岁缠足老太婆3天割绿肥35担……至7月3日，仅9天时间全县共积肥14705万担。但仙游县委还要求全县从7月4日起全部动员起来，再干10天，实现全县积肥3亿担，保证晚稻每亩施肥2000担，地瓜每亩施肥2500担，做到“斤粮斤肥”。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县委抽调机关干部、城镇居民、工商界人士2万多人支援农业生产，动员全县几万辆非机动车参加运输，使积肥运动更加广泛，更加气势蓬勃。
  在开展积肥运动的同时，一场革新农具的热潮也迅速掀起，仙游县委成立了“三土”办（土工具、土化肥、土农药），提出“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运动”、“绳索牵引机”等，将各乡的木、铁匠组织起来，赶制木质双铧犁、打谷机、收割机、插秧船等，希望通过革新生产工具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
  农业“大跃进”运动采用自上而下刮大风式的推动方法，特别是在反“右倾保守”、插红旗、拔白旗等运动中，各级领导要求过高、过急，从而引发出层层干部的浮夸风，并由点到面蔓延扩散。1958年8月3日，仙游县委在龙华乡召开创高产现场会，会上批判了“条件论”、“高产神秘论”及右倾保守思想，认为“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田”，提出开展创晚稻亩产2750公斤、地瓜10000公斤的高产运动。在仙游县委的号召下，各乡纷纷表决心，开展挑战应战，形成“比干劲、当先进、争第一”的浪潮。会后，各乡进行大量追肥，消灭三类苗和移苗并佺，将几亩、几十亩的稻谷集中在一起，作为试验田的单产，以虚报亩产量。于是，一颗颗不切合实际的丰产“卫星”陆续上天，如赖店红星营第4队创早稻亩产950公斤、赖店五星青年队创晚稻亩产2136公斤……亩产一处比一处高，卫星一颗比一颗大，浮夸风一阵比一阵紧。然而，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不但未能提高粮食产量，反而带来严重的后果。据统计，1958年仙游县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下降了2193万公斤，粮食单产也大大下降，晚稻每亩单产下降64.58公斤。
  二、全民办厂和大炼钢铁使“大跃进”运动热浪迭起
  工业“大跃进”是整个“大跃进”运动的新高潮。在农业“大跃进”全面开展之后，工业“大跃进”也随之兴起。仙游县委于1958年4月制定了《仙游县1958年地方工业基本建设规划方案》，其奋斗目标是在3年内赶上并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份，又制定了《第二个五年建设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提出要将仙游建设成为全省轻工业（以制糖工业为中心）基地，计划5年内新建工厂11267个，其中1958年内要新建4668个工厂，平均每天要有13个工厂投入生产。并提出“大搞二年、猛干三年、苦战五年，实现工业化”，做到“点灯不用油、烧饭不用柴（煤）”。美好的规划给仙游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但宏伟规划与现实差距太远。“大跃进”前夕，仙游的工业基础薄弱，1957年全县仅有县管工厂47个，总产值3774万元，只是农业总产值的二分之一。但在“大跃进”热潮推动下，各级领导仍然雄心勃勃，大搞高指标，当仙游县委将办厂任务提高到年建设2万个时，各区、乡领导还认为太保守了，大济乡党委提出苦战3个月，全乡实现各种工厂1930个，比县委分配的任务翻一翻。由于“左”倾思想泛滥，浮夸之风盛行，使工业“大跃进”的高指标比农业更突出、更严重。
  全民办厂运动是工业“大跃进”的高潮。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从1958年4月起，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众性办厂运动迅速掀起。为了解决办厂原料问题，仙游县委号召全县人民投资献料，不到半个月，全县共集资31万元，献出废钢废铁14万公斤。与此同时，县人委还着手筹建日榨500吨的枫亭糖厂和度峰糖厂，各区、乡、社和机关学校也大力发展家具厂、土化肥厂、土农药厂和水力水电加工厂等。至1958年6月，仙游县共建各种厂、矿、组、站13502个。同时为了配合农业工业“大跃进”，各级还大力兴建公路，仅2个月时间，由县政府组织修建了2条公路，长83公里，各乡、村修建的车子化道路1080条，长1510公里。“全民办厂”运动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仙游工业的发展，但泥沙俱下，严重浮夸，也招来无穷的后患。
  大炼钢运动是“大跃进”的重要标志。“大跃进”运动在“左”的思想推动下一浪高过一浪。办厂热潮未退大炼钢铁又兴起。1958年6月5日，晋江地委召开党员科长和各乡党委书记会议，传达党的八届三中会议精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15年左右，全国钢产量超过英国”、1958年钢产量达1070万吨等奋斗目标。仙游县委于1958年7月10日，发出《关于迅速开展全面发动全民办矿运动》的号召，要求苦战5个月，全县完成钢铁2500吨，争取达到3000吨。会后，仙游县委进行全民发动，全党动手，组织专业队，开展找矿、挖矿运动，仅一个月时间，全县共发动3744人，找到矿点69处，建设炼钢炉26座，炼铁1096吨。由于资源有限，炼铁成效不大，步伐不快，仙游县委又于9月21日召开3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提出“全党动手、全民行动、解放思想、排除教条、书记挂帅，思想领先、贯彻执行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小到大、大小结合，以土法为主、土洋结合，多快好省地高速、大胆和放手地发展钢铁工业”的口号，限期掀起钢铁生产再跃进的新高潮，要求全县干部群众“大干苦干100天，再建高炉400座，日产铁200吨”。同时，仙游县委还将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以钢为纲，推动“大跃进”运动。县委4个书记有3个抓钢铁生产，15个委员有12个抓钢铁生产，并将农村中强劳力全部投入钢铁生产，机关停止办公，学校停课，城镇除粮油和水果、蔬菜门市部外，全部停止营业，形成全民洗、运铁沙，烧、运木炭，挖、运矿石的炼铁局面。没有煤，发动社员上山砍林烧炭、炼焦炭；没有铁矿，发动劳力上山挖铁矿，下海洗铁沙。同时还发动群众捐献废钢烂铁，有的乡甚至强迫群众砸掉铁门窗，当炼铁“引子”，各级机关学校的大铁门也都换上木门。真所谓“千军万马齐上阵，热火朝天炼钢忙”。为了加快炼钢速度，仙游县委连续组织了4个战役：第一个战役参加人数6万人，产铁13吨；第二个战役参加人数10万人，产铁143吨；第三个战役参加人数15万人，产铁506吨；第四个战役参加人数20万人，产铁3010吨。仙游的炼钢运动，高潮迭起，声势浩大，四大战役，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产量一次比一次高，后果一次比一次严重。至11月底，全县共建炼铁高炉502个，喇叭炉2982个，产铁4000吨。
  仙游的工业“大跃进”比农业“大跃进”更加迅猛，虽然说在促进仙游工业发展，创办社队企业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不切合实际地大搞工业运动，将大量的劳力集中到工业战线，挤悼了农业，国营企业职工数由1957年的6892人猛增至10543人，1959年又增到14811人，社、队企业也集中了众多的农村劳动力，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同时由于形式主义、盲目重复建设和基本战线太长等原因，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另外，为了炼钢，砍掉了不计其数的林木，如龙眼、枇杷等经济果树遭到大肆砍伐，劳民伤财，损失惨重，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三、各行各业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继农业、工业“大跃进”之后，文教卫生等各行各业也搭上“大跃进”的快车。在“大跃进”期间，仙游县普遍开展扫除文盲、学讲普通话活动，各地相继兴起办学热潮，全县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迅速发展，由1957年的259所猛增至817所，在校学生人数由44088人猛增至66989人，教师员工也由1451增加到3272人。在办学热潮中，民办中、小学发展更快，全县共办民办普通中学4所，农业中学14所，民办小学247所，在校民办小学生多达20655人。业余学校也普遍发展，全县共有958所，学员达83724人。在医疗卫生方面也出现了“大跃进”，各乡镇均兴办了卫生保健院，全县共创办保健院107所，大大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在文化事业方面，全县的文化站也由2个发展到19个，还创办了245个俱乐部、130个业余剧团、3个电影放映队、安装了5200个广播喇叭……全行业的“大跃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由于教师、医生以及各种文化设施跟不上，使许多学校徒有虚名，教学质量低下，医院缺少医生、护士，医疗水平不佳，文化事业畸形发展。
  在工业“大跃进”的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也紧锣密鼓。1958年春，在仙游农村掀起的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由于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仙游县委要求各区、乡实行“政社合一”（即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运输社都合并在农业社内），以便集中劳力和物力，进行重点建设。1958年8月26日，仙游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龙华乡试办人民公社，将乡长改为社长，乡党支部改为党委。人民公社下设农林水部、工业交通部、财粮贸部、文化卫生部、武装保卫部和财经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办公室等。原来的农业社改为生产大队，人代会改为社员代表大会，另设监察委员会。继龙华人民公社之后，全县普遍开展乡社合一、小社并大社、农工商学兵一体化。仅一个月时间，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原有306个农业社合并组成13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强调“一大二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均分配政策，由公社统一核算，按村或生产队集体办食堂，全县共建立2903个公共食堂，组织了3147个托儿所，1041个幼儿园，1789个洗衣组，19个幸福院，创建了10个人民公园。实行劳动报酬“工薪制”“放开肚皮吃饱饭”。有的公社还实行医疗、理发、读书等15个项，目不收费，迅速消灭差别，放开脚步奔向共产主义。人民公社还学习解放军，实行组织军事化（公社为团、下设连、排、班）、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然而，由于财力、物力和人们的思想觉悟都不具备，加上各行各业“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粮食紧缺，财物入不敷出，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所谓的共产主义“大锅饭”，仅吃了3个月就难以为继，粮食改为定量供应，劳动又恢复工分制，日用品实行限量供应。同时，由于“大跃进”期间“共产风”泛滥，各级无偿调用劳力和生产资料，给群众增加极大的负担，导致农民生活困难，劳动积极性下降，从而影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四、“左”倾错误的初步遏制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来势凶猛，又不切合实际，各地均出了不少的乱子。因此，中共中央从1958年秋冬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存在的一些“左”倾错误。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的几个重大政策问题作了界定。随后，中央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若干规定草案》和《人民公社18个问题》。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省委精神，仙游县委于1959年3月23日至29日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5级干部扩大会议。在肯定人民公社成绩的同时，对人民公社化中存在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急于求成情绪、向共产主义穷过渡、否定按劳分配、“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纠正。并根据中央的精神实行3级管理、3级核算，将原有的218大队分为255个核算单位，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实行“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比例，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力，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等政策。仙游县委还制定了《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13项规定（草案）》，提出人民公社为管理单位，生产大队为分配单位。在各种物资和劳力调配上应进行等价交换；在分配上承认差别，根据生产发展，逐步提高公社积累。仙游县委的13项规定对人民公社的体制、各级职权、收益分配、生产、劳力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初步纠正了人民公社化中的一些突出问题。
  1959年5月8日，仙游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精神，又召开了有11000人参加的5级干部扩大会议，进行整风算账动员。县委在会上深刻地检查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如“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并决定对群众献钢献铁，调用群众的机械、无偿征用土地、占用民房、调用公社的资金、多征税款等一一作了退赔。会后，仙游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整风算账运动，抽调大批的干部下基层协助社、队干部搞好整风算账。对人民公社成立后的各种账目进行一次认真清理。同时，仙游县委还允许群众提意见、大鸣大放，这期间共提出意见49260条。6月3日，仙游县委对整风中暴露出问题的干部进行分类，根据不同情况提出处理意见。但这次整风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基础之上进行的，因而未能彻底摆脱“左”的束缚，仍为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埋下了隐患。
  五、在反“右倾”斗争中继续“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的“左”倾思想虽然在整风中受到初步遏制，但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又将纠“左”急转为反“右”，仙游和全国一样也开展反“右倾”运动。8月12日，仙游县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的反“右倾”精神。9月6日，仙游县委将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到各公社的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干部。9月16日，仙游县委又召开各党支部书记会议，布置反“右倾”工作。随后，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鼓干劲的新“大跃进”运动高潮，不少党员干部挖空心思地检查自己的“右倾”思想，并表示以实际行动做出显著成绩来粉碎“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仙游县委在党员干部思想转变的基础上，又在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了10大任务，以“苦战”、“大战”、“奋战”、“再战”的战斗口号，继续开展新的“大跃进”。在县委的鼓动下，各级领导和群众再度头脑发热，各机关单位，各公社、大队纷纷开展挑、应战活动，龙华公社再次向全县发出挑战，提出苦战3天，保证消灭各种作物三类苗875亩；苦战15天消灭一切空白地，种上蔬菜500亩。会后，全县上下开展“比学赶帮、多快好省”活动，使“大跃进”的狂热再度回潮。
  第一次“大跃进”是随着反右斗争的逐步深入而不断高涨，而继续“大跃进”也是在反“右倾”斗争的口号中恶性膨胀的。1959年10月17日，仙游县召开常委会议，传达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和地委指示，将反“右倾”斗争从动员阶段转入实际斗争。首先在县级领导中抓“右倾”分子，将“右倾”帽子戴在个别县委领导的头上。紧接着，仙游县委又于同月18日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公社、大队、生产队负责人以及先进群众代表和划定作为批判对象的所谓“右倾”分子。会议全面批判了整风运动中的“右倾”思想和做法，大力揭发各级“右倾”机会主义，县委确定县级和科级干部9人、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和社长4人、大队正副书记和大队长141人为“右倾”分子，并展开大批判。这次会议，由于层层抓“右倾”分子，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受严重的破坏，助长了浮夸风，推动了新的“大跃进”。
  随着仙游反“右倾”运动的不断升温，各级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煤铁，搞“小土群、小洋群”和大办水利、大办交通等，在没有任何设计和可行性论证情况下，盲目地提出庞大的“跃进计划”。在工业上继续以钢为纲，带动工业全面跃进。采取以“土”为主、土洋结合、土法上马，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为中心，大搞整个工业建设。全县共提出技术革新意见25766条，实施了2197条，试制新产品109种，但多数产品缺乏科学依据。同时发动职工群众大力开展以“高产、优质、安全”为中心的增产节约和红旗竞赛运动。仙游县委发出号召，要求钢铁继续上马，不仅在本县找矿炼铁，还到永春曲斗建立煤、铁基地，建成1.5立方米、3立方米高炉各一对，设计能力年产铁500吨、产煤10000吨，以改变仙游无煤缺铁的历史。在农业方面，再度掀起兴修水利的新高潮。1959年10月，仙游中型水库——古洋水库动工，各公社组织民工团，大队组织民工营，生产队组织民工连，日平均保持5000至6000的劳力在水库工地上施工，高峰期时达10000多人。与此同时，各公社、大队也集中大量的劳力，兴修小型水库、挖池塘、修水渠、筑水坝，组织青年队、突击队日夜奋战。据1960年统计，全县共修各种中小型水利工程11154处，完成防洪治涝工程693处，治理水土流失11.4平方公里，田间排灌系统化达11万亩。同时，仙游县委还发动民众造林，绿化荒山，提出“向荒山进军、向自然界宣战、2年消灭荒山、4年绿化全县”的口号，先后发动98万人次，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开发“万宝山”，造林140234亩。总之，在“大跃进”运动中，尽管有些做法缺乏科学性，导致成果不能巩固，但对仙游的水利建设和荒山绿化是有益的。
  “大跃进”运动历经3年多，至1960年10月结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式的一次探索。从主观愿望上讲，“大跃进”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迅速将经济搞上去，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尽快地摆脱贫困，让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但由于在“大跃进”运动中各级领导和群众急于求成，操之过急，又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采取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客观上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教训是深刻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只有认真总结“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才能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