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泉州事件”是国民党福建当局破坏国共合作，吞并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阴谋大暴露。1937年8月，在中共闽中地方组织的敦促下，国民党闽中当局在社会各界舆论压力下，被迫答应进行国共和谈。但在闽中国共和谈过程中，国民党地方当局表面上极为温和，几乎全部接受闽中抗日义勇军提出的所有条件，但背地里却一直在打瓦解和吞并红军队伍的主意。所以，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之后，国民党闽中当局便开始实施吞并计划。
  1937年10月，闽中红军游击队根据合作协议，下山接受点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师独立大队，驻在莆田广化寺。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之后，立即在部队驻地周围动员、组织民众抗战。对此国民党驻军极为反感，“认为这支部队多是本地人，活动能力很强，活动阵地很广，若照此下去更难控制，很想把部队调离莆田”。①于是，国民党第八十师以金门沦陷、闽南危急为借口，下令调独立大队移驻泉州，置于二三九旅的控制之下。对于是否执行八十师的命令，闽中工委内部发生了分歧，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泉州是闽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队伍进驻泉州，不但可以扩大影响，推动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还可以恢复泉州地区党的工作，如果不执行命令，会使红军队伍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国民党当局也可能以此为借口，诬陷闽中工委不真诚合作抗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红军队伍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犯了兵家之大忌，不但受控于国民党军队，而且也削弱了根据地的工作。闽中工委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党内分歧难以统一。最后，工委书记刘突军和工委委员李刚等人极力主张前往泉州，使党内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但在队伍出发之前，闽中工委对游击队进行了组织调整，留下一部分武器和几十名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其余的160多名红军战土于1937年11月奉命进驻泉州承天寺。然而，国民党当局马上在承天寺周围布下暗哨，监视闽中红军游击队的行动，并经常制造摩擦，嫁祸于闽中红军游击队，导致闽中国共两党矛盾加剧，危机四伏。
  1937年12月，漳浦发生了国民党军队撕毁合作协议，对红军改编队伍进行围剿的“漳浦事件”。正在香港南临委接受任务的工委委员黄国璋立即发电报到莆田，阻止闽中红军游击队开往泉州，但已晚了一步。黄马上赶往泉州，传达南临委的三条指示：（1）南临委认为闽中工委同国民党谈判是成功的，对队伍改编也表示满意，但要提高警惕，防备突然事变；（2）闽中工委直接由南临委领导不方便，今后划归闽粤省委领导，以便及时有效具体地指导工委的工作；（3）南临委考虑到刘突军已经公开露面，今后队伍还是由他负责，但不宜继续担任工委书记，建议改由黄国璋担任。1938年1月上旬，中共闽中工委在泉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了应变对策，确定由黄国璋任工委书记。会后，黄国璋立即赶往闽西永定向闽粤赣省委请示。省委领导张鼎丞、邓子恢听取黄国璋的报告后，立即于1月17日将闽中的情况转报负责筹建新四军的项英同志，要求新四军军部同福建“省府和八十师交涉，达到能够为闽中抗战群众武装的骨干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之用。”①同时，又指示闽中工委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注意防备国民党制造事端，借口消灭闽中红军游击队。
  与此同时，国民党驻军二三九旅也加紧吞并计划。起初，二三九旅借口浙江战事紧张，多次请刘突军前去面谈，提出要把闽中游击队扩充为一个营，派兵充实特务大队（驻泉州后改独立大队为特务大队），提升刘突军为中校营长，把队伍调往浙江。刘突军以红军队伍多为本地人，不会说普通话，在未去新四军之前，还是留在闽南前线更能发挥抗日作用为由，拒绝二三九旅的要求。于是，国民党当局一面大造刘突军“不服从命令”的舆论；一面寻机下手。随后，二三九旅又派出特务人员，冒充闽中游击队战士，在泉州多次抢劫、赌博、嫖妓，破坏闽中游击队的声誉，从而使闽中国共两党的关系不断恶化。
  1938年2月，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后，刘突军亲自上驻榕办要求将闽中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但办事处主任王助却认为“暂时不要编，以后看情况再说”。因此，刘突军又派中队长雷光熙前往龙岩，向张鼎丞、谭震林等反映闽中游击队的危急情况和编入新四军的强烈愿望。张、谭即致电新四军军部，但也未获得批准。与此同时，国民党地方当局也抓紧吞并计划。3月上旬，国民党第一〇〇军参谋长张纲传达绥靖公署参谋长赵南的通知，命令钱东亮赴福州密谋吞并闽中红军游击队的计划。钱立即赶到福州，同国民党省党部、驻闽绥靖公署、省保安处及第一〇〇军等主要头目一道，精心策划秘密杀害刘突军和对特务大队实行缴械的计划。第二天，钱东亮即赶回泉州布署。情况危急，刘突军也在竭力争取脱离二三九旅的控制。3月9日，刘突军向钱东亮告假，准备上福州办事处联系部队改编问题。由于刘突军的意图已暴露，钱认为时不待人。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密令莆田驻军在途中扣押并谋害刘突军。刘突军原计划于3月10日先到莆田召开工委扩大会议，然后赴新四军驻榕办汇报工作。结果刘突军等3人刚到莆田南门车站，就被二三九旅驻莆营长彭时斌以商谈要事为由“请”去营部。当晚莆田城里全城戒严，刘突军等人遭秘密杀害。11日晨7时，二三九旅四七九团突然包围承天寺，“全城施以戒严，东门、西门等地布满了部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①二三九旅一方面通知杨采衡和翁鸿镗二人前去见钱，扬言刘突军携款逃逸；一方面将特务大队强行缴械，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泉州事件”。
  “泉州事件”发生后，特务大队唯一能出入寺门的是庶务长张庆。张庆偷上邮局发了二份电报：一份给新四军驻榕办；另一份通过龙岩留守处转给张鼎丞。在莆田的闽中工委领导人获知消息后，立即召开工委紧急会议，决定由黄国璋赶赴福州向新四军办事处汇报。随后，黄又辗转闽西向省委汇报；工委委员李刚也在泉州地区发动社会各界进行舆论声援。新四军驻榕办获悉消息后，立即将“泉州事件”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闽西南潮梅特委（原省委）领导人方方也即将“泉州事件”电告中共中央，请求党中央批准将闽中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中共中央立即同国民党方面交涉，事后又电告闽西南潮梅特委“已办妥交涉。”①新四军驻榕办主任王助也亲自带领杨采衡等人前往八十师师部责问。尔后又向福建省府主席陈仪交涉。与此同时，新四军军部也致电陈仪，要求送还人员，发还被缴枪械，迅速把闽中游击队送归新四军。
  经过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新四军驻榕办、中共闽中工委和社会各界的多方努力，国民党福建当局被迫交还特务大队的全部人员和武器。4月23日，二三九旅派5辆大卡车将闽中红军游击队送到福州。经过短期的整训后，新四军驻榕办将闽中红军游击队及在“宁德事件”中被扣后释放的70多名留守人员一道，输送到皖南。5月中旬，227名闽中抗日健儿顺利到达安徽太平县新四军军部，受到叶挺军长和张云逸参谋长的接见。随后，闽中红军游击队被编入军部特务营第二连，由吴德标任连长，翁鸿镗任指导员。其余的人员分别充实到第一、二、三支队和军部教导大队。

①杨采衡：《闽中红军游击队三年游击战争的历程》。 ①《泉州事件》，《前驱》第六期，1938年4月1日。 ①《前驱》第六期，1938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