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清末民（国）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学的推行，以及各类新式学校的出现，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废除了封建的教育制度，给整个中国添注了新时代的气息，学校和学生不再受“四书”、“五经”和科举制度的束缚，渐渐成为接受和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阵地和群体。
  教会学校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但它却是仙游地区开办最早的新式学校。1868年（同治七年），美国“美以美教会”在仙游城内创办了“妇女学”和“女子学”，以学习兴化方言、罗马文拼读为主，并授以《圣经》，此举成为教会在仙游办学之始。随之，在仙游的盖尾、石马、下社、岭口、郊尾、龙华、昆头、西苑等地，陆续创办了“铸青小学”、“育英女学”、“女章小学”、“美化小学”等教会学校，有大批的贫困子弟就学于这些学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维新派把矛头直指“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的科举制度，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于是，清政府谕令修改科举制度，同时推行新学。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冬，仙游县据《钦定蒙学堂章理》规定，在县学务处的督导下，改旧“金石书院”为全县第一所官立小学，定名为“官立金石小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下诏从1906起正式停止科举考试。此后，仙游私人办学之风日盛，相继办起公立高初等小学。如“兴晓公立初等小学”、“孟晋公立小学”、“槐萌私立初等小学堂”、“罗锋初等小学”、“仙游蚕业学堂”、“明伦私立小学堂”等30多所学校。这些学校虽大多为教会学校或为初等小学，且以修身、读经、宗教为主，但这些学校所开设的历史、地理、舆地、体操、数学、自然天文、博物、理化、教育学、外语等科目，对于增加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开拓学生的视野，冲破旧的束缚，活跃思想等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五四”运动前夕，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冲击，仙游的学校教育出现了新气象。一些旧式学堂纷纷解体。原在各教会学校就学的学生，“不惯传教士的虚伪面孔和学校当道者‘慈善其名，剥削其实’的罪恶行径，纷纷愤离学校”。①与此同时，在兴办小学的基础上，高一级的学校也开始陆续出现，如仙游公立中学、仙游女子中学等。随着中学的创立，汇集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使仙游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群体逐步形成，并且开始走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道路上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仙游城区各学校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反帝爱国运动。黄震、王于洁、林步云等进步学生，组织“仙游东区学生联合会”，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1920年冬，福建各地匪乱泛滥，仙游民军为了争夺地盘大动干戈，百姓遭殃。仙游东区学生联合会200多名师生，在黄震的组织下发起请愿，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清算匪劣血债，开展反对股匪骚扰百姓的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县立中学学生联合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举行集会，示威游行，抵制日货，掀起反帝怒潮。同年，仙游天主教会开办的陶青小学，百般阻挠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由教会组织的“百多乐”集团与学校当局配合，对学生的活动严加控制，规定不准抵制日货，不准反征鸦片捐，不准加入洗雪“五九”国耻日的全县大游行等，从而引起该校学生的极大不满，新增设的初中班学生在“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做洋人狗”的口号下，纷纷退学，并在教师刘毓英的率领下，在西门内青云第自辟校园，创办公立中学。这一举动冲破了教会的束缚，使仙游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仙游学生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更加广泛地开展爱国反帝宣传，还成立了进步剧社，演出反帝反清的《八国联军》，反侵略的《张作霖之死》，反孔家店的《塾师》，反黄色书刊的《小说迷》，反封建的《孔雀东南飞》等戏剧。这些通俗易懂的地方戏，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深受群众欢迎，大有满城争看‘学生戏’之概”。学生们正是采用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
  在“五四”前后，仙游的初级中学教育尚属初创，高中学校更是空白。于是，以勤学苦读而著名的仙游青年学生，出外求学者渐多。他们分赴北平、上海、广州、福州、厦门等文化发达且学生运动活跃的城市求学。当时燕京大学、北平平民大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协和大学，以及福州地区的格致、英华、扬光等学校均有仙游籍的学生就读。仅福州地区的各大、中专学校就有仙游籍学生100多人。这些比较著名的高、中等学校，民主空气浓厚，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较大，“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公开的”，①并有党、团组织活动。仙游籍的青年学生在这些学校里，不仅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并积极投入学生运动中去，不少人还成为学校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而具有较强乡土观念的仙游籍学生，他们身在城市，始终没有忘记受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故乡人民。正如原北平平民大学的学生黄金秀所云：“封建王朝一去不复返了，军阀还在割据称霸，横行无忌，豢养流氓爪牙，压榨人民膏血，非将此辈全行坑杀，中国何日见太平！”②仙游籍的学生们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团结一致，共度患难，决心以自己全新的思想，势如破竹的行动，来改造这不平等的社会。1922年秋，仙游籍福州学生会创办了一个旨在抨击社会时弊，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开展反抗斗争的刊物——《仙游特刊》，加强了外地与仙游的联系。于是，在外就学的仙游籍进步青年学生，便充当了仙游新文化、新思潮的传播者，成为开展反抗军阀封建统治斗争的重要外部力量。
  仙游进步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式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先从舆论和宣传入手，以抨击和揭露封建军阀统治，唤起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开展反抗斗争作为最初的目标。为了改变当时仙游舆论界“对官绅是隐恶扬善、歌颂而不暴露”的现状。1921年秋，仙游籍原泉州第四师范学校学生许子烈、莆田省立第四师范学生陈丙中、在厦门求学的学生陈侃，以及出洋留学回乡的学生张兆焕等人，共同创办了《新仙游》报。该报为砸碎封建枷锁，推翻军阀统治，创建新仙游而冲锋陷阵。在20年代初，封建礼教和旧习俗是束缚仙游民众的一大绳索。为此，《新仙游》创刊后便以破除旧习俗为目标，对其发起猛烈进攻。当时，仙游有一项名为“告祖”的风俗，一些地方绅士为了显贵，每逢子弟升学、毕业或红白喜事，就要进行所谓的告祖仪式。唱大戏、办酒席、发请帖、收贺礼、征戏捐、筹戏款，这些内容必不可少。告示一回“祖”，办几十桌酒席，收大量“红包”，地方绅士就发一笔横财。这一陋俗使饥寒交迫的一般民众不堪负担，加剧了贫困化的进程。为此，《新仙游》体察民情，组织大量的文稿，以大幅的版面，连续几个月，紧追不舍予以猛烈抨击。此举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深受贫苦农民的赞扬和支持。在舆论的压力下，“告祖”这一陋俗终于消声匿迹。
  对于封建军阀、民军、劣绅的明掠暗夺，横征暴敛，贪污腐化等丑恶勾当，《新仙游》更是以辛辣的笔调，予以无情的抨击和揭露。原民军头目吴威，在仙游巧立名目征收“烟苗捐”，民众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新仙游》从民众的利益出发，不畏权势，公开进行了抨击。时任仙游“天主堂”司铎、天主教主办的陶青小学校长兼永（春）德（化）大（田）莆（田）仙（游）五县官璜局长、县实业局长的傅瑛，“出入衙门为县长、神父办事，横行霸道，引为自豪”。对各任县知事、各部驻军长官，一味称兄道弟，极力巴结拉拢，作为其聚敛无义之财的后台。《新仙游》的主编许子烈便写了一篇旨在讽刺的《傅瑛传》，文中曰：“有官则足矣，县令何妨哉。至喜亭前，灿烂招牌一个；陶青校里，更喧哗爆竹千声。回想花生摊畔，卖两片而欢心；而今至喜亭中，输百金不失色，岂不快哉，亦云幸矣”。①将傅瑛的丑恶嘴脸描写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群众拍手称快。
  《新仙游》的创办，一改仙游舆论界万马齐喑的局面。其锋芒外露，敢于斗争的风格，深得民心，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但却为官方所忌恨，曾一度被迫停办，主笔遭逮捕，后被迫离境，迁往莆田继续编辑发行。为了抗议仙游军阀压制民主的暴行，旅榕仙游学生会也创办了《仙游特刊》，由张驰任社长，李果任编辑，与《新仙游》相互呼应，形成更大的声势。《仙游特刊》以反对吴威所摊派的维持费、杉木捐、烟苗捐和各种苛捐杂税为主要内容，进行猛烈抨击。同时，还联合旅榕各校的仙游籍学生向省府当局呈控请愿，请求省府电令吴威和捐税承办人停止勒收捐税。并发动全国各地的仙游籍学生及海外留学生函电声援，从而掀起了一场以学生为主的救乡运动。
  仙游学生是本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对仙游地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起到积极的先导作用，不但冲击了2000多年的封建传统观念，动摇了军阀的统治基础，而且开阔了仙游人民的眼界，为中共仙游地方组织建立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①《仙游文史资料》第二辑。 ①②《仙游文史资料》第二辑。 ①《仙游文史资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