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莆田人民历来具有反帝、反封建和反压迫的革命斗争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波澜壮阔。在20世纪间，莆田地区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是黄濂起义。
  黄濂，莆田县灵川人，小时念过私塾，略知文墨。成年后，为人忠厚豪爽，好抱不平。同时，他还持斋事佛，曾任乡里“经堂”主教，因排行十六，而主教又通称“叔公”，故人称十六叔。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教会横行，武断乡曲，清朝廷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黄濂的家乡地处莆田沿海（旧称界外）三十六乡，地瘠民贫，受祸尤烈。善良的界外民众不但承担繁重的粮赋捐税，而且深受教会的欺凌。百姓呼吁无门，便常到“经堂”向“十六叔”诉苦伸冤。从而一方面使黄濂经常了解民众的疾苦和教会的罪恶行径，以及苛捐杂税猛如虎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他对民众的同情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无比仇恨。因此他经常替民申诉冤情，为贫苦民众排忧解难。久而久之，黄濂不但对产生不平等社会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在三十六乡民众中也树立起较高的威望，从而为他以后揭竿起义打下良好的基础。
  20世纪初，清政府卖国求荣，“以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惜榨取民脂民膏，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1902年，庚子赔款使本来已不堪重负的中国人民更加贫困。然而，莆田知县吴延桢却不顾民众疾苦，派兵四处征粮抽税。当时正值连年灾荒，莆田界外民众全靠薯渣充饥，哪来粮钱完纳田赋。而知县吴延桢无视界外的特殊情况，亲临该乡，坐镇昭灵宫，催缴钱粮，急如星火。黄濂挺身而出，为民请命，要求知县宽限减免。吴延桢认为黄濂有意煽动农民抗捐，欲严加惩办，因而引起众怒。黄濂立即发动民众抗捐，率众围住昭灵宫，并与官兵发生械斗，当场击毙官兵2名。吴延桢见势不妙，仓惶逃回城里。三十六乡的民众抗捐斗争在莆、仙两县造成极大影响，打击了官府的嚣张气焰。
  为防事态的进一步扩大，闽浙总督许应骙略施手腕，将吴延桢调任总督府，以缓解官民之间的矛盾。然而，美国在莆教会却不甘失去他们在三十六乡的既得利益，因为美卫理公会在莆田设立48所牧区，大多数在界外一带，三十六乡的抗捐斗争，直接阻碍了教会势力的蔓延，损害了教会利益。因此，教会趁机向官府施加压力，要求官府派兵镇压。莆田知府根据上司的授意，外松内紧，伺机捕抓黄濂。而黄濂也深知官府的缓兵之计，潜躲乡下，继续联络义士，待机起义。
  1906年冬，黄濂到莆田南门访友，不料被官兵发现而被捕。当时莆田新任知县宁云汉对黄濂严刑逼供，欲置于死地。黄濂之妻为了营救丈夫卖掉二个女儿，在狱中上下疏通。1907年春节之前，黄濂服下蒙汗药，假装重伤致死。狱吏将黄濂的“尸体”移出牢房，停放在县署二门外听候验尸。按常规验尸时须将大铁钉钉入死者大脑后壳，方让家属收埋。但因为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五“天宫赐福”的吉日，谁都怕验尸身染晦气，便雇人看守“尸体”，准备待第二天会验尸体。当晚，黄濂的妻子赶到“停尸”处，假装伤心痛哭，并拿出银元委托看尸者代买祭品来祭奠。看尸者不知是计，上街后又到烟馆去“过瘾”，足足耽搁了4个多小时。黄濂醒来后马上同妻子连夜逃出县城。第二天早晨，狱吏不见尸体，方知上当，县署上下惊慌不已。此时，恰好莆田又换知县，新任知县林玉麟虽然知道黄濂系属重犯，但前任知县抓捕后尚未上报，故仍然抓紧通缉。一方面将黄濂之弟捕抓入狱，作为人质；另一方面派兵到黄家将房子烧毁。
  1911年下半年，福建同盟会认为黄濂在莆田界外深受民众拥戴，又有反对封建统治之决心，便派同盟会会员林师肇（莆田人）等人同黄濂联系，指导黄濂开展武装起义。得到同盟会的帮助，黄濂的起义信心更足。他一方面加入了同盟会组织；另一方面联系三十六乡的1000余农民准备在壶公山聚义，伺机攻打兴化府城。然而，由于福建在辛亥革命中平稳易帜，全省各地和平过渡，莆田驻军和地方绅士即在东岩山宣布兴化府光复易帜。因此，黄濂仍按兵不动，静观其变。1912年春，孙中山被逼辞职，袁世凯登上大总统之位，福建纳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民众又陷入专制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正如黄濂所说的那样：“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创立民国，方庆共和政体，长堪福利群黎。不料肇建新邦，相距才阅数月，孙既退位，袁即登场，赋税免而仍收，政令可朝更暮改；刑罚轻而实重，吾民几九死一生。”①所以，黄濂认为袁世凯“用无赖以崔科，不宁鸡犬；任恶绅而肆虐，更甚豹狼。且也百姓仍怕官厅，官厅又怕洋势。教堂遍布乡曲，美会尤为嚣张。名为民国，事无异皇朝，政号共和，祸更烈于专制……”②决定召集民众，揭竿起义。
  军阀出兵除烟成为黄濂起义的导火索。1912年4月，美教会将莆田沿海种植罂粟的照片刊登在香港报上。英政府为了保护鸦片贸易，曾经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禁止民众种植罂粟的条约。于是，便以莆田民众种植罂粟为由，要胁北洋政府赔偿鸦片在华积压的损失费。因此，袁世凯电令福建都督孙道仁，严厉惩处破坏禁烟者。孙不敢怠慢，立即电令莆、仙两县的驻军四处出动除烟。而当时种植罂粟收入比其他农作物收益多得多，也是民众纳捐的主要税源，一旦烟苗被拔除，纳捐交税的来源将被杜绝，民众生活将更加困苦。所以，北洋政府与莆仙民众的矛盾日益激化，为黄濂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
  1912年端阳节，黄濂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在莆田壶公山揭竿起义，树起“黑虎忠义堂”的旗帜，并发布《临时大元帅黄濂布告》，昭示天下。莆田沿海各村纷纷响应，每当夜幕降临之际，壶公山及青山、笔架山等山头烽火熊熊，声势浩大。同时，为了防止官兵进犯，黄濂一边召集部众，壮大武装力量；一边修筑石寨，防止官兵来犯。
  兴化知府余文藻获悉黄濂起义之后，马上伙同协镇杨春华以及莆田知县左钟岳等在古谯楼召集地方绅士商讨对策。但由于意见不一致，有的人主张招抚，有的人主张派兵镇压，第一次会议没有形成结果。后来在美教会的督促下，余才于8月29日亲自率队进攻壶公山。当时黄濂已事先得到情报，率部埋伏在半山腰。那天恰好有雷阵雨，壶公山附近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余文藻又急功好战，冒雨驱赶官兵上山攻寨。由于连续行军，风吹雨打，官兵疲劳至极，加上火药被雨淋湿，难以发挥威力。而黄濂的起义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打个措手不及，官兵大败而归。黄濂首战告捷，士气大振，当时雷阵雨仅发生在壶公山一带，其他地方晴天无雨，老百姓认为是天助黄濂，大大增强了起义军的信心。
  官兵进攻黄濂起义军失败之后，引起福建都督孙道仁的惊慌，马上派新军孙葆蓉旅长率一个团的兵力增援莆田。孙先采用诱降之计，派莆田绅士张琴等人前往招抚黄濂，但遭拒绝。诱降不成，孙立即于9月21日率兵攻打黄濂的起义军。孙部进入三十六乡地盘之后，驻扎在网山、东沟一带，不敢前进。黄濂的大本营设在昭灵宫，并在新塘、沟尾列阵以待，双方相持约2个小时。起义军越逼越近，孙军用机枪扫射，将黄濂起义军击退，起义军当场被击毙40余人。孙军又进攻东沟村和凌厝村，焚烧民房300余间。官兵的暴行激起众怒，黄濂率部奋力抵抗，且越战越勇。这时三十六乡的群众闻讯赶来增援，一路由东汾、洋尾的农民组成；另一路由太湖、田厝等村的农民组成，分别从官兵的两侧进攻。黄濂见援军已到，立即率部从山上冲杀下来，官兵三面受敌，不敢恋战，仓惶撤退。
  黄濂起义军两次粉碎官兵的进攻，军威大振，决定乘胜出击，于10月4日，兵分二路进攻兴化府城。一路从南门外元丰桥方向，在霞林集中后，进攻浙江庙一带；另一路从东门外梅花亭方向莆田城里进攻。黄濂派出的前哨部队从西门用竹梯爬上城墙，准备内应，但因后援部队未到又不敢冒然入城，上墙后又退了下来。而孙葆蓉军队由城内的东南两门冲出，靠着武器的优势，先把梅花亭的起义军击退，然后左右夹攻黄濂的起义军主力。两军相持约两时许，起义军不支，遂向渠桥方向撤退，双方各有伤亡，孙军亦不敢紧追，收兵回城。
  10月16日，孙葆蓉又率部进攻壶公山，黄濂起义军严阵以待，固守阵地，官军难以攻克，只好撤退回城。官兵久攻不克，使福建省督和莆田知县大为头痛。而袁世凯也因莆田民众擅种罂粟且屡禁不止而受英政府要挟，即派岑春煊为福建镇抚使。芩趁机将原福建都督府行政院长彭寿松赶走。而孙葆蓉又是彭寿松的部属，主子换了自身难保。黄濂抓住有利时机，向新任的福建镇抚使岑春煊状告余文藻残杀良民、草营人命、鱼肉百姓、苛捐杂税和勒索百姓的罪行，表白黄濂等民众起义实属贪官污吏所逼，并希望岑春煊能体恤民隐，肃清吏治。
  岑为了排斥异己，借故将知府余文藻撤换，并逮捕了许鸿升，由蒋忠诠接任兴化知府，并秉承袁世凯旨意派部下持亲笔信到莆田邀请前清御史江春霖出面与黄濂和谈。江春霖出于莆田地方安危，邀请各界代表包括美教会传道士等，专程到鄯村开会商议招抚事宜。当时江春霖认为“乱由激起，非民之罪”逐提出二个招抚条件：（1）取消苛捐杂税，但田赋要照纳。（2）不，究既往，保证黄濂全家安全或迁移外地。但美教会的传道士以为这样招抚太便宜了黄濂，并以黄濂与教会作对，影响教民安全，会牵连到国际问题为借口反对招抚。还造谣说江与黄有亲戚关系，且早有勾结，并致电北京外交部，要求惩办镇压不力的官吏和绅士。江春霖认为情况复杂，同时也为了避嫌，自动引退。
  谈判破裂，攻城不克，黄濂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向军事力量较薄弱的仙游县城进攻。1912年12月中旬，黄濂率起义军从东沙直插仙游境内，仙游各乡的民众跟随其后，约有几千人。当日午夜，起义军兵临城下，连夜发起攻城。仙游驻军见城外民众无数，误认为县城已被包围，便急将队伍从东门、南门两地撤回保卫县署。翌晨城破，知县孙时雍慌忙从北门出逃。黄濂起义军自东门进入，沿街鸣枪猛进。当起义军攻打县署时，遭到官兵的猛烈阻击。此时，驻西门城隍庙内的一个连官兵又及时赶到，对黄濂的起义军一阵猛射。起义军当场阵亡5人，伤多人，背腹受敌，情形不妙。黄濂估计一时难以攻克县署，又怕敌援兵到，便指挥起义军边战边退，撤出仙游城。由于黄濂进军仙游的计划曾被美教会侦悉。教会一方面派教民往仙游县署通风报信；另一方面电告闽都督孙道仁。孙令唐岱云营长率一个营的兵力前往仙游增援。唐的部下大多数是光复时新招的游民，未经训练，战斗力低下，奉令后又迟迟不肯发兵，到达仙游时也不敢入城，驻扎在何岭观望，黄濂起义军撤出仙游后唐才率部进城，这才减轻了起义军的军事压力。但因官兵早有防备，所以，起义军未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黄濂起义军撤回莆田后，在沿海地区转战4个多月，同官兵进行几次较量，双方均有伤亡。官兵虽然未能剿灭起义军，但黄濂的军事行动也没有突破，双方僵持不下。
  黄濂首次攻打仙游未果，但他并不放弃原计划，仍然积极筹备，准备再度攻仙。1913年5月，黄濂决定二进仙游城。为了吸取上次匆促攻城的教训，黄濂事先派遣手下，佯装为卖批杷的小贩，潜伏在仙游北门内，以作内应。自己率500多精兵，身着印有“黑虎忠义堂”字样的号衣，携带刀、矛、枪等武器，取道东沙、郊尾直插仙游的城北。由于事先城内有内应，起义军很快攻下了仙游县城。知县林其干在黄岱云部的保护下匆匆逃命。黄濂起义军攻克仙游城后，打开监狱，尽释囚人，捣毁圣公会教堂，击毙一名准备向官府通风报信的教徒，杀死知县的赞礼老爷，焚烧县署。随后，黄濂发布安民告示，着手建立政权，并派潘木任仙游县长。同时，为了安抚城民，黄濂在仙游县城开仓济贫，将官盐平价出售，充为军需，对民众秋毫无犯，没收了哄抬米价和闭粜不售的不法米商。黄濂还亲自在仙游文庙明伦堂接待群众，宣传起义宗旨，为民排难解纷、审理案件，深受仙游民众的拥护。
  仙游县城被黄濂起义军攻克之后，莆田驻军旅长孙葆蓉急忙电告省督，都督孙道仁立即电令驻泉州的官兵黄培松团由惠安北上，配合孙葆蓉部队和黄岱云营夹击黄濂部。黄培松部队装备先进，拥有快枪大炮，而黄濂起义军仅是老旧武器。面临强敌，黄濂起义军只好凭城固守。官兵们在仙游南门外虎啸山上架起大炮对仙游城区猛烈轰击，起义军难以抵挡官兵的强烈炮火，退至仙游北关外，又同仙游驻军唐岱云部相遇，双方展开激战。官兵们借用民梯，爬上北门城墙，向列阵在南关外虎啸山上的黄培松部摇旗示意。然后，双方发动猛攻，而东门外又有孙葆蓉部在攻城。起义军三面受敌，加上黄濂身患重病，不能临阵指挥，起义军内外交困，被迫从西门撤退。黄濂在仙游主政13天，虽然昙花一现，却给仙游民众留下良好的印象。
  黄濂撤回莆田后，卧病不起，几度转移养病。官方曾多次派兵进剿，但起义军化整为零，使官兵处处扑空。于是，官方又派人，欲加招抚，并许诺黄濂担任莆田笏石协镇，答应每月发3000银元给予补充军饷。黄濂因积劳成疾，回莆田不久就病故。
  黄濂病故后，起义军群龙无首，遂化整为零，各自活动，在莆田沿海一带还有影响。而官府却不知内情，仍然四处通缉黄濂。1914年1月17日的《北华捷报》还报道，袁世凯出赏白银3000两活抓黄濂，如发现死尸者也给1000赏钱，但仍杳无音信。
  黄濂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在莆田、仙游乃至整个福建都造成较大的影响。正如《奋兴报》所报道的那样：“永春闻兴化濂军将至，知事、科员多托故逃难，各城门及衙署非常戒严，城内居民一夕数惊。”甚至大总统袁世凯也曾几次电促福建当局捉拿黄濂，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同时，黄濂起义军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福建军阀的统治基础，体现了莆田人民反帝反封建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虽然黄濂起义未能取得最后胜利，但黄濂的部众在后来的“护法运动”中重组成民军，并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促进了闽中革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