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莆田人在朝为官者众多，其中登宰辅者有12人，三品以上者达数百人之多，知县以上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人忠国惠民，做了许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大事，始终将振兴国家作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0世纪初，江春霖弹劾奕劻、袁世凯一案，曾轰动朝野上下，流芳千古。
  江春霖，字杏村，晚号梅阳山人，莆田县荻芦梅阳村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廷试三甲，拔置翰林，授检讨。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补授江南道监察御史，历掌新疆、辽沈、河南和四川诸道。他为官刚正不阿，直言敢谏，颇有名气。尤其是他不畏权势，弹劾奕劻和袁世凯事件，为世人所赞誉。
  光绪、宣统年间，庆亲王奕劻把持朝政，卖官纳贿，树党营私，激起众怒。光绪三十三年（1907），御史赵启霖上疏揭露直隶道员段芝贵，以重金赎买天津歌妓杨翠喜贿赂奕劻之子载振，以换取署理黑龙江巡抚之职。清朝廷即派醇亲王载澧、大学士孙家鼐查办。结果在奕劻父子的把持下，是非颠倒，赵启霖反被诬成言事不实而革职。此案轰动全国，许多官员敢怒不敢言，江春霖忍无可忍，连续上奏二疏，加上社会舆论之压力，载振被逼具疏辞职。
  江春霖直言不畏，深受民众爱戴，但也得罪了奕劻父子。为了控制朝廷大权，奕劻父子勾结在戊戌变法中告密有功的袁世凯，朋比为奸，揽权纳贿。特别是袁世凯，结党营私，各省要津、朝中文武多数为其党羽，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江春霖向朝廷上疏，严劾袁世凯“权势太重，请加裁抑”。疏中列举袁世凯的罪状12条，如交通亲贵、把持台谏；纠结疆臣、遥执兵柄；僭滥军赏、破坏选法等等，指出“臣何敢遽指世凯为奸邪，第就臣列款观之，其心即使无他，而其迹要难共谅。”并列举了“史策所载权臣大者贻忧君国，小者祸及身家”，提醒朝廷要以史为鉴，防止重蹈“汉之霍光、唐之李德裕、明之张居正等”旧辙。在江春霖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同年11月，溥仪嗣位后终于采纳了江等建议，将袁世凯革职。宣统一年元月（1909），江春霖为了清除袁世凯在朝中上下的不法党羽，再度密疏，参劾袁世凯亲家江西巡抚冯汝骙“烟瘾甚深、贪污渎职。”朝廷将该案交给安徽巡抚朱家宝查处，而朱原系袁门生，自然为其开脱。江春霖立即再度上疏，揭露朱与冯狼狈为奸，请一律治罪。于是，朝廷又将该案移交给两江总督张人骏查办，张亦袁亲戚，自然颠倒是非。江春霖又复弹劾张人骏，请同科以罪。此案一而再、再而三出差错，轰动朝野上下，溥仪不得不重视，即交吏部议处。迫于社会舆论，吏部才将冯汝骙降二级留任处分，朱家宝查案“应奏不奏”，交吏部议处，张人骏免予置议。对此避重就轻的处罚，江春霖又连续三次上疏请饬改议和详议，以判曲直，但因奸臣当道，最终不了了之。
  宣统一年，清朝廷再度重用奕劻，江春霖极力反对，认为“覃恩过优”。并于宣统二年正月十五（1910）专摺严奕劻和袁世凯结党营私的阴谋。江春霖在上疏中指出“全国二十二省之宪政，倚办疆臣之手。敷衍文书，无人举发。”所以，他就众人周知的朋党奸妄进行揭露，如“江苏巡抚宝棻、陕西巡抚思寿、山东巡抚孙宝琦则其亲家，山西布政使志森则其侄婿，浙江盐运使衡吉则其邸内旧人，直隶总督陈夔龙则其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则其子载振之乾儿，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则世凯所荐；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西巡抚冯骙则世凯之戚，亦像世凯以附奕劻；而阴相结纳者，尚不在此数。”江春霖上疏的第二天，朝廷降旨要求江对陈夔龙为奕劻之干女婿、朱家宝之子为载振之干儿二事回奏清楚。江春霖误认朝廷对他所提十款已采纳八款，便对有疑问的二事据实陈述，并于正月十七日，回奏朝廷。最后表示：“臣岂不知赵启霖皆以劾奕劻罢官，仗马一鸣，三品料去，只以枢垣重地，恐或汲引私人，贻误大局，激于忠悃，冒昧直陈……”希望朝廷不要听信奸人之言，以国家和民众为重。
  然而，尽管江春霖出于为国为民之心，所奏之事全属事实，但在奕劻和袁世凯独揽大权、横行霸道的局势下，江春霖的行为只能是“以卵击石”，最终被朝廷责为“信口雌黄，意在沽名，实不称言官之职”，予以免职。
  江春霖被罢黜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愤怒。御史胡思敬、给事中陈田、御史赵炳麟等当场奏请皇帝收回成命。正月二十三日，给事中忠廉等53人共同向朝廷疏奏“言路无以遵循”，请求赦免江春霖。随后，科道同官于松节奄集会，建议“访中外大臣劣迹，联名一奏，”以声援江春霖。赵启霖也再度上疏抗劾奕劻，也被朝廷驳回，愤而辞去四川提使之职。
  江春霖弹劾奕劻、袁世凯一案成为清末的一大要案，在朝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江春霖被免职之后，准备返回莆田时，京都官吏和社会各界名流在湖广会馆召开欢送会，到会者多达万余人。朝中御史自动集资二千金奉赠，但均被江一一辞谢。江春霖南下途经上海时，14个社会团体在张园安垲第召开欢迎会，参加者多达5000多人。
  江春霖虽被革职，但他对功名利禄却不介意，认为“奏奕劻、袁世凯之疏先后八上，自问骨鲠可任，不负此官。”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为了借江春霖的名声而沽名钓誉，曾任命他为福建宣慰使，岑春煊入闽时又奉命请他出山，但均被拒绝。后江在家乡组织民众修复海堤时，袁以此有功，授以四等嘉禾勋章，而江春霖却笑曰：“道人不需此”。只有在招抚黄濂起义军时，他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危而答应袁世凯的请求，出面斡旋，却遭美教会的非议。从此江春霖主动引退，于1918年病逝莆田老家。
  江春霖弹劾奕劻、袁世凯一案，虽然未能达到清除时弊、澄清吏治之目的，但在当时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尽管在等级制度森严、封建统治严厉的清王朝中，江春霖的行为只能是以卵击石，但他这种不畏权势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反对贪官污吏、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