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中国人民带着耻辱和苦难度过了19世纪，又戴着枷锁和脚镣进入了20世纪。1900年，八国联军用坚船利炮攻占了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给中华民族蒙上千古奇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瓜分中国，大兵压境，用武力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国库空虚的清朝统治者更加日暮途穷。为了摆脱困境，清朝廷将“庚子赔款”嫁祸于全国民众，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更加民不聊生。
  朝廷腐败，民众遭殃。为了偿还每年4亿多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清朝廷向全国强行加征捐税。从1902年起，全国各地捐税数额增加一倍以上，仙游共摊派白银2.4万两，莆田县竟多达3万两，这对本来就穷困潦倒的兴化民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1902年初，闽浙总督许应骙按照清朝廷的旨意，命令福建各县就地设筹，不得有误，违者革职查办。时任莆田知县的蒋唐佑原本是办理题捐税契之高手，此次又趁“庚子赔款”之机浮收捐税，中饱私囊。于是，为了完成“庚子赔款”的摊派任务，莆田县署决定在田赋、地丁等项目每两多摊4角，粮米项目每石也摊派“随粮捐”4角，并拟定铺捐、膏捐和酒捐等主要贾捐凡交易1两白银者均征收3分，钱1000者收30文。这些新捐税表面上是向地主、商人课征，实际上全部嫁祸于农民身上。所以，苛捐杂税不但使广大农民面临破产，而且加速了莆田农村经济的崩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02年初，莆田有识之士翁桐豫、刘玉麟、陈晃瀛、廖春声、郑全声等5人，不甘官府的敲诈与勒索，更看不惯贪官污吏趁机发国难财的丑恶行为，决定为民申冤，赴省城向省督许应骙呈控，“诉说莆田民众之困苦，揭露官吏派捐苛勒浮收之行为”，并罗列了知县蒋唐佑8条罪状。然而，朝廷腐败，官官相护，闽浙总督许应骙不问虚实，将呈控者斥革，从而激起莆田民众的愤怒。于是，莆田举人萧濬颐、武举郑廷宪和社会名流林以惠等人马上发动群众数百人赴兴化府署具呈控诉，社会各界纷纷响应。4000多民众围住兴化府，有的群众在府署大门前久跪不起，大声呼吁兴化知府体谅民情，减轻赋税。随后，群众又蜂拥至莆田县署，寻找贪官蒋唐佑算账。众怒难犯，蒋见势不妙，急忙潜逃。逼于众怒，福建布政使周莲为了平息事态，立即将蒋唐佑调离莆田。
  继莆田群众抗捐斗争之后，仙游县也掀起大规模的反“坐贾捐”斗争。1902年春，仙游知县王士骏一接到令文，立即召集仙游城内有影响的土豪劣绅郑元恺、王播修、纪有堂、吴人英等人到县署商议，决定模仿当时征收厘金（一种农产品税）的办法，实际上是对所有农副产品进行加税。县署决定将税名定为“坐贾捐”，即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征收。同时，为了顺利征收，县署专门在郭氏祠庙里设立捐局，还在全县各集镇普遍设立征收所，“货物通过，尽要纳捐；抽收既惯，便要增征”。①此举引起仙游民众的愤慨，但大多数农民敢怒而不敢言。端阳节前夕，各村组织龙舟竞赛训练，年青人聚在一起，对县署征收“坐贾捐”的做法义愤填膺，反应最为强烈的是仙游城南各村。该村的义士程一平、蔡红毛、陈其春等人暗中串联，准备发动民众抗捐。程一平生性耿直，对现实不满，甲午战争时他恰好在台湾。《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程一平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黑旗军参加抗日。台湾沦陷后，他被日军所掳。日军见他年青力壮，便留在船上打杂。有一次，日军满载煤油的船只停靠在基隆港，当夜皓月当空，天高气爽，日军暴饮狂歌，寻欢作乐。程一平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深怀祖国山河破碎之恨，抱着为国捐躯之决心，趁日军哨兵不备，一把火点燃了船上煤油，然后纵身跳入茫茫大海。当他精疲力尽地在海里挣扎时，幸遇一外轮驶过，放下小艇将其救起。外轮停靠上海港口时，将他移交上海警察局，转送回原籍。而蔡红毛也是贫苦农民，身高体壮，靠肩挑为生，经常与陈其春挑盐前往德化谋生。光绪年间，德化陈拱揭竿起义，他俩参与举事，起义失败后分路逃回仙游。所以，程一平的抗捐建议，马上得到蔡红毛等人的赞同。于是，他们暗中集议，决定在端阳节龙舟竞渡之时发动民众进行抗捐斗争。
  端阳节那天，仙游城南的木兰溪畔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上千名民众聚集木兰溪两岸围观龙舟竞赛，其中大多数是经过动员组织而来的贫苦农民。龙舟即将下水之际，程一平站在高处大声喊道：“苛捐开局，我等大难临头，哪个有心斗龙舟？去啊！去啊！一齐入城捣毁捐局！”蔡红毛等人大声附和。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农民犹如干柴遇烈火，马上燃烧起来。愤怒的群众在程一平等人率领下，蜂拥入城，直奔捐局。局内职员闻讯潜逃，留下一座空庙。程一平发动群众砸烂办公桌椅，烧毁收捐底册，仍难解心头之恨。张唐等人又爬上房顶将屋盖掀开，然后纵火焚烧，倾刻之间，捐局化为灰烬。随后，群众又拥入仙游县署，知县王士骏已获悉群众闹事的消息，急忙召集衙役，持械排列助威，自己身着七品官服，端坐在公堂之上。群众进入县署时被衙役阻挡，王士骏等大声责问群众，“为何聚众闹事”。群众异口同声要求县署“取消捐局，布告以后永不再设”。逼于众怒，王士骏只好当场答应，当即提笔书写“取消捐局，从群众意，永不再设”，并令衙役贴于县署门外。同时，王士骏为了转移矛盾，将加捐的责任推到众劣绅身上，这更激起群众对土豪劣绅的愤怒。他们乘胜出击，率众前往劣绅王播修家。但因王家住在马府内，外有高墙，极其坚固，群众一时难以攻入，遂往郑元恺家，将郑家的器具衣服搬出焚毁。继尔群众又将另外两劣绅家的家俱及房屋焚烧。抗捐群众的举动大快人心，过往群众拍手称快，纷纷加入抗捐斗争队伍，抗捐队伍迅速发展到了1000多人。城内城外的群众也自动组织起来，将平时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的家宅统统砸毁。但也有的人借机报私仇，用粉笔在平日里与己有一记之仇的豪绅门上画圈，并沿街呼叫：门外有白圈者即为劣吏恶绅住宅。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见有白圈房就烧，见有绅士屋就砸，因而殃及无辜。城中的一些无赖歹徒也趁火打劫，导致仙游城内一片混乱，人心惶惶。
  为了镇压群众抗捐斗争，王士骏于第二天上午派出所有衙役上街巡逻，沿街鸣锣通告，要求各铺家住户：“各备器械，有入城抢取物件者，格杀勿论，”并组织官兵驱赶进城示威的群众。下午，县署又下令紧闭城门，搜查入城乡民，凡身藏枪械刀具者立即送官惩办。随后，王士骏又电告省督，请求出兵镇压。闽浙总督许应骙即派参将江孝戎带兵到仙游查办抗捐群众。开始江孝戎欲带兵血洗参加抗捐的村庄，但老谋深算的王士骏却认为：“仙游原有乌白旗恶习，白旗极横，时常滋事，此次事变属全县性，当择肇事而平时恃强不法者治之，不宜牵动全面。”①江孝戎同意王的意见，先按兵不动，随后即派人告示乌旗派各乡：“各安生业，不必疑虑受人利用。”复宣布“事经查明，此次事变为傅围村、东渡村傅姓人众及霞宛村、城山村张姓人众所为，须逮捕倡率无赖焚抢各家之首魁张唐，陈其春等五人在南门外枭首示众，其余免究。”②1902年7月4日凌晨，江孝戎趁村民不备，带兵包围仙游城南的白塔、霞苑两村，将参加抗捐的农民数十人捕抓到县署。霞苑村及城山村马上派人到莆田恳请巨绅张琴向江、王认罪，表示愿受罚款以赔偿被害各家。江、王趁机勒索，饱其私囊。
  尝到甜头后，江、王又向赖店傅围村勒索，强迫村民赔偿兵费1.8万两白银。如此巨额，村民们哪能赔得起，便拒交兵费。于是，江孝戎立即带兵包围了傅姓两村，傅围村的民众在赖店街头碉堡内，准备枪械，与官兵抗衡。官兵到达赖店街时民众开枪阻挡，双方发生激战。但终因民众枪械简陋，抵挡不住训练有素的官兵。官兵攻破了碉堡，包围了傅围村（今赖店罗锋等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众被杀10多人，房屋被焚毁坏8座，几十户农民无家可归。而且邻近的霞苑、青山等村也深受其害，甚至连一些老绅士和官僚亲属的房子店铺也被焚毁。官兵的暴行激起众怒，原抗捐斗争的组织者陈其春、张唐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冲到知县王士骏面前，与其讲理，但全被拘捕，尔后押到仙游南门外斩首示众，并下令通缉程一平、蔡红毛等人。面对穷凶极恶的官兵，仙游民众忍无可忍，再度举行罢市。但终因双方力量悬殊，加上农民阶级的妥协性和缺乏彻底革命的精神，使抗捐斗争难以持续下去。
  事后，新疆道御史江春霖到赖店访友，民众向江诉说官兵暴行，并具状请江代为申冤。当时，闽浙总督许应骙因与庆亲王奕劻有牵连而被参劾，新任御史陈灼华与江春霖是故友，便在农民的状词上签注“傅姓所控仙游民众抗捐之误会，出于疑虑继将增征；江、王不善处置，纵属焚抢典铺及贡士傅肇修住宅，究属不合”等语，（①并同江春霖等带傅一道上京控诉。因有江春霖、李灼华等人斡旋，该状词转交吏部议处，最终将知县王士骏、参将江孝戎革职充军。
  兴化民众反对“庚子赔款”的抗捐斗争，虽然未能改变封建统治的现状，也没有减轻民众受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但兴化民众的每一次抗捐斗争，都给封建统治者以一定的打击，并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王朝的基础，加速了封建政权的崩溃进程。同时，反对“庚子赔款”的抗捐斗争，也体现兴化儿女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斗争精神，揭开了20世纪莆仙两县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序幕。

①《仙游文史资料》第一辑。 ①《仙游文史资料》第一辑。 ②《仙游文史资料》第一辑 ①《仙游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