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弹指一挥间，生母许欧英离开人世已有半个多世纪了！那还是我刚刚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
母亲从小就很不幸：双亲尽失，全靠穷苦的奶奶许明珠当女佣（从雇主家庭情况推断，她很可能服侍过孩儿时候的林文豪、林兰英等大人物呢），独自含辛茹苦扶养成人。小时听说，爸妈是抗战时一起上街演“学生戏”相识相恋的，看来他俩都是学校的爱国学生啊。莆田一中翁祖烈老师，建国后还记得她当年就读时的外号，戏称其“欧子”（方言“小小碗”，比喻身材小巧玲珑）。婚后，她又在莆田山区奔波，担任小学教师，一点微薄的薪金，还要接济一点给在福州师专（福建师大前身）念书的丈夫陈文贵。
建国后，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却又被我们5个年幼的子女拖累，所以不满40岁就撒手而去——当时我的两个小弟弟，都还在念小学呢！
奶奶许明珠缠成小脚（我亲眼见过，真是“三寸金莲”，双脚完全变了形），中年时期就跟随其孙女，也就是我母亲翻山越岭，到莆田大山区的新县广宫去干活。她经常对我回忆唠叨起当年“上岭顶鼻尖，下岭顶脚跟”崇山峻岭，祖孙俩相依为命，为了挣得一点糊口之粮。
大概是我五六岁时，母亲曾在近一点的常太枫叶塘小学（现淹没在东圳水库库底）教书。记得那年儿童节，她带我去学校。应该是上音乐课吧，妈妈在教室里弹风琴教唱歌，我就静静地一个人坐在外面的石阶梯上等着，听孩子们唱歌。下课了，妈妈才带我到操场上。那里已经布置得很漂亮：长长的细绳上，穿着许多各种动物形状的饼干，还穿插有小小的三角形红旗。许多学生在底下蹦蹦跳跳的，不许用手，要用嘴巴去叼住那细绳上悬挂着的摇摇晃晃的饼干。此事虽然过去了七十多年啦，但我居然还清晰记得！77年底，我刚调动回莆田时，还曾郑重其事地向常太镇的同事，打听过枫叶塘小学，想去重温旧梦呢。五六十年代，爸妈工资总共一百四十几元，这在当时已经算较高的啦；但要维系一个有老有少的8口之家，还是勉为其难，很不容易的。60年代“困难时期”，爸妈为了我们几个孩子，自己省吃俭用，还响应政府号召，搞“十边栽种”，自力更生，将一点好吃的都让给了5个子女。我大妹幼枫曾经对我说：她亲眼看见妈妈为了尽量让我们兄妹吃饱，自己忍着饥饿；实在饿得难忍，常常用白开水加点虾油充饥！
所以，父亲当时就得了水肿病，医院开的药方是一些米糠加红糖；母亲得了肾病，两人都身体浮肿。最后几年，母亲几乎是出入于病床拖延生命。1965年，她又腰部针灸患上脉管炎，不得不锯掉一只小腿；她怕我们担心，始终没有流泪，但体质太差，最终还是救不了性命。大妹妹曾经说过：一次睡梦中，妈妈硬是要把手上的手表给我带上！我知道，手表在当时，算是很贵重的物品啦——嫁妆三大件中，不就是“手表、脚车（自行车）、收音机”吗？家中我是长子，又随母姓；而且我是7个月早产，幼年身体不好（听说奶奶常常搂抱着我三个月，用她的体温暖和我虚弱的身体），所以母亲往往会偏爱我一点啊。
常言道，大恩未报而慈母不在——我就是这样想报恩却未能如愿的不孝子啊！由于那时忙于学业，几乎是早出晚归，实在缺乏与母亲的双向交流啊！不过，回想起来，母亲有几件事情始终镌刻在我脑海深处，至今记忆犹新。我想，如果我如今再不提及，再不记下，可能永远也就无人知晓了！
其一，就是我年幼时，母亲跟随父亲来到福州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担任管理人员。那时的福州师范学校图书馆，是在底楼一个楼梯边上，光线不佳。母亲一个人要支撑、应付所有的工作，因此经常忙不过来。我做为长子，所以暑假要当当她的助手，糊糊新书标签之类。
而母亲则利用工作之便，时常给我带点我看得懂的书籍（依稀记得多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民间故事之类）、通俗杂志。每当沉浸在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纸页中，便是我最感幸福的时刻。也许，母亲才是我爱上文学之路的真正领路人啊！
第二件事情，是我念高一时，不知怎的，儿个同班男同学会同时爱上吹口琴，因此我们儿乎每个星期天都会相约去福州西湖划小船、吹口琴。于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次上岸后，我才发现的自己的口琴不见了——可能是下船时不小心滑出裤袋吧。回家后，我吞吞吐吐地告诉了妈妈。不料，她并没有多责备我，只是要我第二天傍晚（那时游人稀少）带她到西湖边打捞，看看能不能失而复得？细心的妈妈为初识水性的我，准备了一根长长的细绳，拴住我的腰；她则牵着长绳，守候在岸边，看着我钻入水中打捞。不过，口琴没捞到，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的孩子可能说，一只口琴值多少钱，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大费周折吗？不错，口琴当时大概一把只有两三元吧，但她当年的薪金也很少呀，因此舍不得哪。这个举动，当代人已经难以理解了，更不会提及啦。但母亲的恩情是永恒的，我终生铭记，至今不忘！
第三件事情，发生在我刚上福建师大不久。母亲因病情严重，住进了福州市一医院。有个星期天，我骑着自行车从于山脚下的家里出发，去医院看望她，顺便给她送些小点。不料，在小桥路口拐弯处，车技不高的我不慎摔了下来，汤面也撒了一大半。当我到达母亲病榻旁，她正在挂瓶输液，床头还有几只封口完好的葡萄糖注射液。妈妈看看我的狼狈模样，怜爱地对我说：“口渴了吧？喝点葡萄糖液吧！”当时，不知好歹的我，竟然也就听话地打开葡萄糖针剂，一口气喝了下去——那可是母亲挂瓶的药物啊！后来屡屡想起此事，心里实在后悔呀！
妈妈终于走了！记得那是上午学校课间操时间。当中文系办公室的人叫住我，通知噩耗时，我如雷轰顶，也不记得是怎么从师大一路赶到医院太平间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岁月的洪流不知冲刷走多少记忆的泥沙，留下的可都是刻骨铭心的片段。母亲和奶奶的骨灰盒，我后来都特地从福州家中带回莆田家乡安葬——那座小小的坟墓，就在我家江口的山麓，便于每年清明节上坟，给苦命的她们一点安慰。一直到前年，白发苍苍的我还鼓着一股劲，拨开草莽为她们上香磕头……
2020.12老泪纵横中
母亲从小就很不幸：双亲尽失，全靠穷苦的奶奶许明珠当女佣（从雇主家庭情况推断，她很可能服侍过孩儿时候的林文豪、林兰英等大人物呢），独自含辛茹苦扶养成人。小时听说，爸妈是抗战时一起上街演“学生戏”相识相恋的，看来他俩都是学校的爱国学生啊。莆田一中翁祖烈老师，建国后还记得她当年就读时的外号，戏称其“欧子”（方言“小小碗”，比喻身材小巧玲珑）。婚后，她又在莆田山区奔波，担任小学教师，一点微薄的薪金，还要接济一点给在福州师专（福建师大前身）念书的丈夫陈文贵。
建国后，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却又被我们5个年幼的子女拖累，所以不满40岁就撒手而去——当时我的两个小弟弟，都还在念小学呢！
奶奶许明珠缠成小脚（我亲眼见过，真是“三寸金莲”，双脚完全变了形），中年时期就跟随其孙女，也就是我母亲翻山越岭，到莆田大山区的新县广宫去干活。她经常对我回忆唠叨起当年“上岭顶鼻尖，下岭顶脚跟”崇山峻岭，祖孙俩相依为命，为了挣得一点糊口之粮。
大概是我五六岁时，母亲曾在近一点的常太枫叶塘小学（现淹没在东圳水库库底）教书。记得那年儿童节，她带我去学校。应该是上音乐课吧，妈妈在教室里弹风琴教唱歌，我就静静地一个人坐在外面的石阶梯上等着，听孩子们唱歌。下课了，妈妈才带我到操场上。那里已经布置得很漂亮：长长的细绳上，穿着许多各种动物形状的饼干，还穿插有小小的三角形红旗。许多学生在底下蹦蹦跳跳的，不许用手，要用嘴巴去叼住那细绳上悬挂着的摇摇晃晃的饼干。此事虽然过去了七十多年啦，但我居然还清晰记得！77年底，我刚调动回莆田时，还曾郑重其事地向常太镇的同事，打听过枫叶塘小学，想去重温旧梦呢。五六十年代，爸妈工资总共一百四十几元，这在当时已经算较高的啦；但要维系一个有老有少的8口之家，还是勉为其难，很不容易的。60年代“困难时期”，爸妈为了我们几个孩子，自己省吃俭用，还响应政府号召，搞“十边栽种”，自力更生，将一点好吃的都让给了5个子女。我大妹幼枫曾经对我说：她亲眼看见妈妈为了尽量让我们兄妹吃饱，自己忍着饥饿；实在饿得难忍，常常用白开水加点虾油充饥！
所以，父亲当时就得了水肿病，医院开的药方是一些米糠加红糖；母亲得了肾病，两人都身体浮肿。最后几年，母亲几乎是出入于病床拖延生命。1965年，她又腰部针灸患上脉管炎，不得不锯掉一只小腿；她怕我们担心，始终没有流泪，但体质太差，最终还是救不了性命。大妹妹曾经说过：一次睡梦中，妈妈硬是要把手上的手表给我带上！我知道，手表在当时，算是很贵重的物品啦——嫁妆三大件中，不就是“手表、脚车（自行车）、收音机”吗？家中我是长子，又随母姓；而且我是7个月早产，幼年身体不好（听说奶奶常常搂抱着我三个月，用她的体温暖和我虚弱的身体），所以母亲往往会偏爱我一点啊。
常言道，大恩未报而慈母不在——我就是这样想报恩却未能如愿的不孝子啊！由于那时忙于学业，几乎是早出晚归，实在缺乏与母亲的双向交流啊！不过，回想起来，母亲有几件事情始终镌刻在我脑海深处，至今记忆犹新。我想，如果我如今再不提及，再不记下，可能永远也就无人知晓了！
其一，就是我年幼时，母亲跟随父亲来到福州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担任管理人员。那时的福州师范学校图书馆，是在底楼一个楼梯边上，光线不佳。母亲一个人要支撑、应付所有的工作，因此经常忙不过来。我做为长子，所以暑假要当当她的助手，糊糊新书标签之类。
而母亲则利用工作之便，时常给我带点我看得懂的书籍（依稀记得多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民间故事之类）、通俗杂志。每当沉浸在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纸页中，便是我最感幸福的时刻。也许，母亲才是我爱上文学之路的真正领路人啊！
第二件事情，是我念高一时，不知怎的，儿个同班男同学会同时爱上吹口琴，因此我们儿乎每个星期天都会相约去福州西湖划小船、吹口琴。于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次上岸后，我才发现的自己的口琴不见了——可能是下船时不小心滑出裤袋吧。回家后，我吞吞吐吐地告诉了妈妈。不料，她并没有多责备我，只是要我第二天傍晚（那时游人稀少）带她到西湖边打捞，看看能不能失而复得？细心的妈妈为初识水性的我，准备了一根长长的细绳，拴住我的腰；她则牵着长绳，守候在岸边，看着我钻入水中打捞。不过，口琴没捞到，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的孩子可能说，一只口琴值多少钱，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大费周折吗？不错，口琴当时大概一把只有两三元吧，但她当年的薪金也很少呀，因此舍不得哪。这个举动，当代人已经难以理解了，更不会提及啦。但母亲的恩情是永恒的，我终生铭记，至今不忘！
第三件事情，发生在我刚上福建师大不久。母亲因病情严重，住进了福州市一医院。有个星期天，我骑着自行车从于山脚下的家里出发，去医院看望她，顺便给她送些小点。不料，在小桥路口拐弯处，车技不高的我不慎摔了下来，汤面也撒了一大半。当我到达母亲病榻旁，她正在挂瓶输液，床头还有几只封口完好的葡萄糖注射液。妈妈看看我的狼狈模样，怜爱地对我说：“口渴了吧？喝点葡萄糖液吧！”当时，不知好歹的我，竟然也就听话地打开葡萄糖针剂，一口气喝了下去——那可是母亲挂瓶的药物啊！后来屡屡想起此事，心里实在后悔呀！
妈妈终于走了！记得那是上午学校课间操时间。当中文系办公室的人叫住我，通知噩耗时，我如雷轰顶，也不记得是怎么从师大一路赶到医院太平间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岁月的洪流不知冲刷走多少记忆的泥沙，留下的可都是刻骨铭心的片段。母亲和奶奶的骨灰盒，我后来都特地从福州家中带回莆田家乡安葬——那座小小的坟墓，就在我家江口的山麓，便于每年清明节上坟，给苦命的她们一点安慰。一直到前年，白发苍苍的我还鼓着一股劲，拨开草莽为她们上香磕头……
2020.12老泪纵横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