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小序】2016年5月，福建省颁发了“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专项规划”。其中4次提及“重点挖掘、整理、研究”包括朱子文化在内的福建特色文化资源；要有效推进“朱子文化、妈祖文化品牌，林则徐、严复等名人文化品牌及福建书院文化品牌建设”，“加强朱子文化建设。积极推进朱子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合理利用，开展‘走朱子之路’等活动，打造朱子文化品牌。……争取设立国家级朱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确实，挖掘、整理、研究朱子文化，不仅得大声疾呼，还得有行政保证。例如，朱熹1160初冬至1161暮春的半年多莆田游学之行，并基本完成了他的理学思想建构。这一重要的朱子文化关节点，再也不能继续被淡漠化，甚至空白化。
1161年冬，朱熹遵照恩师李侗指点，南下“文献名邦”莆田游学。要学习，首先得拜师。朱熹谦诚地以年长自己十六岁的“南夫子”林光朝（1114-1178）为师，并“兄事之”。他在书信中写道：“闻命不早，虽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请于门下，而未敢以进。
……执事诚有意焉，则熹虽不敏，且将勉策驽顿以佐下风之万一，不识执事亦许之否乎？”这些求师的客气话，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朱熹对林光朝的仰慕与敬意。“执事”是对执掌事务者的敬称，林光朝当时主办红泉书院等，担任山长。
林光朝的教学内容及其方法，给朱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吾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方次云（翥）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他人数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数语，雍容有余。”
此外，朱熹还结识了另一位莆田名儒方翥，同样“吾事之犹吾兄”。曾任除秘书省麟台正字的方翥弃官后，回到白杜村，历时十六年读完“万卷楼”所藏之书。他与林光朝、郑樵友善往来，切磋学问。
朱熹与莆田的不解之缘。至少可列举这几项。
其一，其早年老师刘子翚30岁时担任过兴化军通判。朱子早年的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中，刘子翚对朱熹影响为最大。
其二，朱熹的同安前任，为莆田籍人士方士端，两人“一见倾倒，如旧相识”。
其三，朱熹有幸成为林光朝的“关门弟子”，实在也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林光朝大器晚成。隆兴元年（1163），50岁才进士及第，从此就不再收徒教学了。他此后任任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翌年修成《四朝会要》一书，迁著作佐郎，进国子监司业；又任国子监祭酒兼太子左谕德。高才廉洁的林光朝1178年卒，终年64岁，谥文节。宋名相、邑人陈俊卿在《哭林艾轩》诗中云：“百担有书行李重，千金无产橐中贫。”
其四，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得意门人和得力助手林用中（择之）。他是古田人，原先也是莆田林光朝的学生。1166年，朱熹称赞他：“其志之高，力之久，所闻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后来，朱熹一些事情，都由其出面代办。连去江西赴鹅湖论辩，都伴随左右。朱熹落难时，也是他收留在古田暂居。
其五，笔者纵横时空，尤其是查阅了许多莆阳地方文史资料，确认朱熹出入莆田，绝对不止许多学者误测的三五次而已，而是有十次以上。如游江口囊山慈寿寺并题诗题字。登临仙游塔斗山，“招诸生讲学”，并倡建“会元书院”。乾道五年（1169）朱子再度枫亭，再次广招员生聚于塔斗山，亲书“敬义堂”木匾。
其六，朱熹为莆田《朱氏族谱》作序称：“蒲阳有佳士，慕风亦熙熙。……钟壶兰以征祥兮，乃居然而生子。挺天姿之忠孝兮，探濂洛之奥旨。吐胸中之虹霓兮，扫云霞于满纸。掇巍科而步玉兮，著勋猷于青史。宏先哲之旧烈兮，动斯文之仰止。”字里行间，洋溢着感人的对莆田“佳士”和“著勋猷于青史”的文化的由衷赞美之情。
其七，绍兴二十五年（1155）七八月间，朱熹自泉州同安奉檄福州而路过莆田，听到莆田有孔子直系后裔，十分惊喜，于是，到涵江造访孔氏后裔，查看了孔家珍藏的唐诰、世谱和家谍，全为真品。他随即赶往郡城，为孔氏裔孙向郡守、县令诉求”正其版籍，改立涵江孔宜户为文宣王四十九世孙”，并免除孔子后裔的徭役和税赋。
其八，1158年，朱熹离开同安归返故里。过莆田时，为仙游榜头紫阳书院题“澜斋”，落款为“绍兴戊寅”（1158）。
朱子的莆阳缘，最重要的当数1160年冬至1161年春。
1160年11月，朱熹慕名来莆访黄石红泉义斋。他欣悉附近的黄石井埔族人朱德所营造的“群仙书社”，培育出42位俊彦，特前往访谒，并在栖宿地莆田壶山书院（与红泉书院相隔约九华里），为其赋《群仙书社记》长诗：“莆阳山水冠四方，气毓水南龟屿庄。储才挺秀不易得，今昔往往皆流芳。射策金门明主惜，谈经玉寨觅侯村。通籍曾为金马客，裁诗多伴玉堂郎。纷纷冠盖续前代，翩翩彩笔鸣于唐。
风流儒雅建书社，紫芝奕叶分诸房。玉轴牙签悬满架，图书金壁贮盈囊。圣宋御极罗俊入，朱门造士更贤良。题名虎榜韩柳并，载笔鸾掖班马当。孔孟读书号此博，董卓诸史犹精详。诸翁歙气冲牛斗，伯氏文彩摩穹苍。桥梓祠源倒万斛，埙篪笔阵扫三扬。诗成解使鬼神泣，赋就感发侪辈惶。朝趋青琐收封事，日草黄麻宿未央。枫陛奏名依日月，柏台持节凛秋霜。世掌丝纶垂宇宙，家传诗礼著莆阳。由来积善多余庆，谁谓天道空渺茫？莆人说此小瀛洲，群仙跨鹤来倘佯。壶山巍峨兰水沧，先生之风同其长。绍兴三十年十一月，熹书于壶山藏修精舍（莆田壶山书院）”。（见于《井埔村志》，该村志由福建莆田黄石井埔村志编写委员会编，2008年3月内刊出版）。
“莆阳山水冠四方，气毓水南龟屿庄。……莆人说此小瀛洲，群仙跨鹤来倘佯。壶山巍峨兰水沧，先生之风同其长。绍兴三十年十一月，熹书于壶山藏修精舍（莆田壶山书院）”。诗中对莆田的赞誉之情溢于言表。
12月11日，朱熹又为曾在泉州任同安县丞的朱彦实（朱元飞，字彦实，又字希实，仙游赖店乌墩村人）在其家乡仙游所构建的“归乐之堂”作《归乐堂记》：“予尝为吏于泉之同安，而与仙游朱侯彦实同僚相好也。其后予罢归且五六年，病卧田间，浸与当世不相闻知，独朱侯时时书来，访问缱绻，道语旧故，如平生驩。一日，书抵予曰：“吾方筑室先庐之侧，命之曰‘归乐之堂’。盖四方之志倦矣，将托于是而自休焉。子为我记之。”予惟幼而学，强而仕，老而归，归而乐，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势利，睠睠轩冕印韨之间，老而不能归，或归矣，而酣豢之余，厌苦淡泊，愿慕畴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为不得其所，而岂知归之为乐哉？或知之矣，而愿其前日从官之所为有不能无愧悔于心者，则于其所乐虽欲暂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则仕而能归，归而能乐，斯亦岂不难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学问慷慨。入官三十年，以疆直自遂，独行所志，不为势屈。以故浮湛选调，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视其簿书期会之余日，盖无一日不命宾友、从子姪，登山临水，弦歌赋诗，放浪于尘埃之外，而无几微留落不偶之意见于言面，则其于势利如何哉！其仕而能归，归而能乐，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无疑矣。顾予未获一登斯堂而览其胜概，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饶足以供徒倚，馆宇之邃、启处之适足以宁燕休，图史之富足以娱心目，而幽人逸士往来于东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于耳目而知侯之乐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辞而记其意如此。如天之福，异时获从游于堂上，尚能为侯赋之。
百岁自逆旅，微官更周流。应知归来乐，不减万户侯。渊明二县尹，折腰憎督邮。松菊绕东篱，田园事西畴。素琴酌樽酒，稚子相献酬。朱侯青云士，颇复有此不？方为功名驱，乃与贤达侔。筑堂寄闲暇，笑谈指林丘。蕉黄问荔丹，蚝山荐新篘。嗟我实何人？市朝亦淹留。因君动佳兴，拟作汗漫游。安得二顷田，可卧百尺楼。
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卯（农历十一日）。”（《朱熹年谱长编》第263-264码）
这篇《堂记》充满喜悦与祝贺之情。其中，有诗句借用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于粲荔丹学蕉黄”，饱含荔乡风味。它还表明，当时朱熹对于莆田的认知已经比较全面深入，对其代表性物产如数家珍。
朱文公途中栖息于壶山书院（与红泉书院相隔约九华里），他抬头仰望壶公山，感慨道：“莆人物之盛，皆兹山（指壶公山）之秀所钟也！”（见《八闽通志》卷之十一·地理）。明清多版本《兴化府志》也均有记载。壶公山：莆田标志性名山，主峰高711.5米。人们世代以壶公山和木兰溪指代莆田市，故有“壶兰雄邑”之雅称。
在莆期间，朱熹跟随新拜之师“南夫子”林光朝到莆田广化寺，瞻仰郑露、郑淑、郑庄三兄弟“开莆来学”的“南湖书堂”，并题写《南湖书堂》七绝：“倡学功高泽且宏，庄流奕叶盛云礽。三贤文献俨然在，云案薪传夜夜灯。”（张琴编《莆田广化寺志》收录此诗标题为《倡学祠堂题壁》。可见清代张琴所见，很可能还是题壁之诗。但两者皆确证，朱熹当年确实来过莆田广化寺）。表明他对儒学崇敬有加，心向往之。
朱熹还游览了木兰溪上木兰陂、黄石谷城山松隐岩精舍、国清塘濯缨池，写下《曾点》《春日》《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五诗。当代刘述先（1934-2016）大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由诗文中看朱子思想转变的痕迹》认定，这几首诗创作时间均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而且见诸朱熹亲手编辑的集子。这一组春天诗咏，非同小可。它们不仅形象地表露出朱熹如坐春风、豁然开然的心态，而且，可以为思想转变画一个完美的诗的句号。当代朱熹研究大家束景南教授《朱熹年谱长编》曰：“始悟‘主敬’思想，有源头活水诗自咏其思想飞跃。”不是吗，半亩方塘，一鉴粲然；天光云影，活水奔流。此景此情，不就是朱子所称道的“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吗？
从莆阳各种方志中可以寻得，1153年6月至1190年4月，朱熹在兴化游学、考察期间，不是浅尝辄止的走马观花，也不是简单着眼于一两处的流连观赏。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莆仙的涵江、西天尾、黄石、江口、枫亭、鲤城、度尾，以及山区的白沙、新县等；探访了白湖珠坝书院、鲤城金石书院、度尾东山书院、涵江书院、锦江书院、广业书院、擢英书院、正音书院、闽阳书院、琼林书院等，并留下众多墨宝。古代福建第一批官学澄渚村“梯云斋”，至今还遗存朱熹墨宝“耕云”、“钓月”石碣。
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陈俊卿七十三岁那年离开了人世。
1187年正月，朱熹南下莆田吊唁，并撰写《祭陈福公文》。他还到莆田华亭山牌村凭吊龚茂良墓；拜访兴化南郊的蔡宅忠惠祠，为蔡襄像题写赞语：“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
此外，还有一些挚友间的往来，如朱熹自曰：“予后数以徼书往来莆中，君（莆田方君德明）必为予置酒，流连款曲。”总之，朱子屡次来往莆田，他与莆阳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
乾道五年（1169）朱子再度枫亭，再次广招员生聚于塔斗山，设“隐晦台”讲学；朱熹亲书“敬义堂”木匾。
1183年10月，朱熹南下福州、莆田、泉州，访赵汝愚、陈俊卿、陈知柔、吊傅自得。
淳熙十年（1183）朱熹应陈俊卿聘，讲学于白湖村珠坝书院（今莆田县盾柄小学址）。
11月，朱熹北上至莆田，小住白湖陈俊卿宅。到福州，与陈俊卿、莆田守林元仲、纲山林亦之交游唱酬；与知福州赵汝愚同登乌石山，并在桃石上刻石纪游：“赵子直、朱仲晦，淳熙癸卯仲冬丙子同登”。
并访龚茂良旧居莆田城关义井和美巷（今莆田市实验小学所在地），龚茂良（1121-1178），字实之。莆田华亭人。宋淳熙元年（1174）拜参知政事，叶衡罢相，茂良以首参代行宰相职，赏识朱熹其才多次向孝宗力荐启用，龚茂良卒于1178年。龚茂良、蔡襄、陈俊卿、方信孺称为“莆田四贤”。朱熹还曾到华亭双牌（现山牌）村凭吊龚茂良墓。
同年，朱熹游莆田东坡小石山，题刻“苍埜（同“野”）”二字纪游，并有“淳熙癸卯（1183）中冬朱仲晦登”。【54岁朱子书分书莆田。】当代石刻艺术家评论“字径尺余，凝厚蕴籍，无一懈笔，贤者固无所不用心也”。
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陈俊卿七十三岁那年离开了人世。1187年正月，朱熹南下莆田吊唁（见《朱文公文集·祭陈福公文》：“惟公德在生民，功书信史。大节昭然，善终善始……我从公游，出人三纪。晚途间，遂讬知已。千里讣至，一觞荐诚”）。
1190年4月13日，朱熹往莆田华亭山牌村凭吊龚茂良墓（见《朱文公文集·答刘子澄书九：“莆中过龚实之（龚茂良，字实之）墓下，并见其子弟，令人感叹”）。1190年4月13日，至莆阳。再访龚茂良家，《再跋龚茂良陛辞奏稿。（见《朱文公文集》》；朱子过莆时还往兴化城外南郊的蔡宅忠惠祠祭拜，观瞻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为蔡襄墓碑书写的墓志铭。同卷有《跋蔡端明献寿仪》云：“蔡忠惠公书亦遍天下，而此帖独未布。今天岁南来，始得见于其来孙谊之家……遂请其真，摹而刻之。”知是帖乃在莆阳蔡襄家，特地为蔡襄像题写赞语：“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
还有一些挚友间的往来，如朱熹自曰：“予后数以徼书往来莆中，君（莆田方君德明）必为予置酒，流连款曲。”（《朱熹年谱长编》第223码）史籍没有记载者多矣。总之，朱子来往莆田，绝对在十次以上；他与莆阳有深厚的不解之缘。
例如，朱熹为西天尾访挚友林大鼐、并为陈俞（现澄渚村）题写了“耕云”、“钓月”二碣【石刻至今健在】，以及“溪山第一”亭匾。时间未详。林大鼐系唐九牧六房林蕴九世孙，西天尾溪白村人。绍兴二十五年（1155），大鼐知泉州，丁外艰，回莆治丧。大鼐与林光朝为知交。绍兴年间（1131-1162），莆阳久旱无雨，大鼐奏请朝廷把西天尾梯云斋易名宁昌庙。《八闽通志》载其事。故此推测，朱熹很可能此时通过林光朝而认识大鼐，并应邀游览文教名胜澄渚。
绍熙二年（1191），朱熹倡建仙游会元书院于枫亭塔斗山。
又如，1192年，朱熹任满漳州知事返回建阳时，再度停留枫亭讲学。朱熹在塔斗山讲学时，多次登塔斗山，并在塔斗山会元书院收徒讲学。他看到会心书院圮废，倡议重建会心书院。此后，里人集资盖起书院，邀请朱熹写下手书“敬义堂”。
朱熹与莆田的不解之缘，其中很令人回味的是：朱子的溢号“文”，也与莆田名人紧紧关联。据载，朱熹去世后，朝廷热议朱子的溢号问题。一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23岁的刘克庄挺身而出，代父起草了一篇著名奏章《侍讲朱公覆谥议》。文中，他力排众议，以理服人，认为朱熹“以圣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归约。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锱铢，采众说之精而遗其粗，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讲学之功深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由于刘克庄据理力争，言辞中肯，终于为宁宗皇帝所采纳。嘉定二年（1209），赐朱熹溢号为“文”。世称朱熹为“朱文公”的称号即由此而来。
《莆田通讯》2018.8
确实，挖掘、整理、研究朱子文化，不仅得大声疾呼，还得有行政保证。例如，朱熹1160初冬至1161暮春的半年多莆田游学之行，并基本完成了他的理学思想建构。这一重要的朱子文化关节点，再也不能继续被淡漠化，甚至空白化。
1161年冬，朱熹遵照恩师李侗指点，南下“文献名邦”莆田游学。要学习，首先得拜师。朱熹谦诚地以年长自己十六岁的“南夫子”林光朝（1114-1178）为师，并“兄事之”。他在书信中写道：“闻命不早，虽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请于门下，而未敢以进。
……执事诚有意焉，则熹虽不敏，且将勉策驽顿以佐下风之万一，不识执事亦许之否乎？”这些求师的客气话，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朱熹对林光朝的仰慕与敬意。“执事”是对执掌事务者的敬称，林光朝当时主办红泉书院等，担任山长。
林光朝的教学内容及其方法，给朱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吾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方次云（翥）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他人数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数语，雍容有余。”
此外，朱熹还结识了另一位莆田名儒方翥，同样“吾事之犹吾兄”。曾任除秘书省麟台正字的方翥弃官后，回到白杜村，历时十六年读完“万卷楼”所藏之书。他与林光朝、郑樵友善往来，切磋学问。
朱熹与莆田的不解之缘。至少可列举这几项。
其一，其早年老师刘子翚30岁时担任过兴化军通判。朱子早年的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中，刘子翚对朱熹影响为最大。
其二，朱熹的同安前任，为莆田籍人士方士端，两人“一见倾倒，如旧相识”。
其三，朱熹有幸成为林光朝的“关门弟子”，实在也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林光朝大器晚成。隆兴元年（1163），50岁才进士及第，从此就不再收徒教学了。他此后任任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翌年修成《四朝会要》一书，迁著作佐郎，进国子监司业；又任国子监祭酒兼太子左谕德。高才廉洁的林光朝1178年卒，终年64岁，谥文节。宋名相、邑人陈俊卿在《哭林艾轩》诗中云：“百担有书行李重，千金无产橐中贫。”
其四，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得意门人和得力助手林用中（择之）。他是古田人，原先也是莆田林光朝的学生。1166年，朱熹称赞他：“其志之高，力之久，所闻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后来，朱熹一些事情，都由其出面代办。连去江西赴鹅湖论辩，都伴随左右。朱熹落难时，也是他收留在古田暂居。
其五，笔者纵横时空，尤其是查阅了许多莆阳地方文史资料，确认朱熹出入莆田，绝对不止许多学者误测的三五次而已，而是有十次以上。如游江口囊山慈寿寺并题诗题字。登临仙游塔斗山，“招诸生讲学”，并倡建“会元书院”。乾道五年（1169）朱子再度枫亭，再次广招员生聚于塔斗山，亲书“敬义堂”木匾。
其六，朱熹为莆田《朱氏族谱》作序称：“蒲阳有佳士，慕风亦熙熙。……钟壶兰以征祥兮，乃居然而生子。挺天姿之忠孝兮，探濂洛之奥旨。吐胸中之虹霓兮，扫云霞于满纸。掇巍科而步玉兮，著勋猷于青史。宏先哲之旧烈兮，动斯文之仰止。”字里行间，洋溢着感人的对莆田“佳士”和“著勋猷于青史”的文化的由衷赞美之情。
其七，绍兴二十五年（1155）七八月间，朱熹自泉州同安奉檄福州而路过莆田，听到莆田有孔子直系后裔，十分惊喜，于是，到涵江造访孔氏后裔，查看了孔家珍藏的唐诰、世谱和家谍，全为真品。他随即赶往郡城，为孔氏裔孙向郡守、县令诉求”正其版籍，改立涵江孔宜户为文宣王四十九世孙”，并免除孔子后裔的徭役和税赋。
其八，1158年，朱熹离开同安归返故里。过莆田时，为仙游榜头紫阳书院题“澜斋”，落款为“绍兴戊寅”（1158）。
朱子的莆阳缘，最重要的当数1160年冬至1161年春。
1160年11月，朱熹慕名来莆访黄石红泉义斋。他欣悉附近的黄石井埔族人朱德所营造的“群仙书社”，培育出42位俊彦，特前往访谒，并在栖宿地莆田壶山书院（与红泉书院相隔约九华里），为其赋《群仙书社记》长诗：“莆阳山水冠四方，气毓水南龟屿庄。储才挺秀不易得，今昔往往皆流芳。射策金门明主惜，谈经玉寨觅侯村。通籍曾为金马客，裁诗多伴玉堂郎。纷纷冠盖续前代，翩翩彩笔鸣于唐。
风流儒雅建书社，紫芝奕叶分诸房。玉轴牙签悬满架，图书金壁贮盈囊。圣宋御极罗俊入，朱门造士更贤良。题名虎榜韩柳并，载笔鸾掖班马当。孔孟读书号此博，董卓诸史犹精详。诸翁歙气冲牛斗，伯氏文彩摩穹苍。桥梓祠源倒万斛，埙篪笔阵扫三扬。诗成解使鬼神泣，赋就感发侪辈惶。朝趋青琐收封事，日草黄麻宿未央。枫陛奏名依日月，柏台持节凛秋霜。世掌丝纶垂宇宙，家传诗礼著莆阳。由来积善多余庆，谁谓天道空渺茫？莆人说此小瀛洲，群仙跨鹤来倘佯。壶山巍峨兰水沧，先生之风同其长。绍兴三十年十一月，熹书于壶山藏修精舍（莆田壶山书院）”。（见于《井埔村志》，该村志由福建莆田黄石井埔村志编写委员会编，2008年3月内刊出版）。
“莆阳山水冠四方，气毓水南龟屿庄。……莆人说此小瀛洲，群仙跨鹤来倘佯。壶山巍峨兰水沧，先生之风同其长。绍兴三十年十一月，熹书于壶山藏修精舍（莆田壶山书院）”。诗中对莆田的赞誉之情溢于言表。
12月11日，朱熹又为曾在泉州任同安县丞的朱彦实（朱元飞，字彦实，又字希实，仙游赖店乌墩村人）在其家乡仙游所构建的“归乐之堂”作《归乐堂记》：“予尝为吏于泉之同安，而与仙游朱侯彦实同僚相好也。其后予罢归且五六年，病卧田间，浸与当世不相闻知，独朱侯时时书来，访问缱绻，道语旧故，如平生驩。一日，书抵予曰：“吾方筑室先庐之侧，命之曰‘归乐之堂’。盖四方之志倦矣，将托于是而自休焉。子为我记之。”予惟幼而学，强而仕，老而归，归而乐，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势利，睠睠轩冕印韨之间，老而不能归，或归矣，而酣豢之余，厌苦淡泊，愿慕畴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为不得其所，而岂知归之为乐哉？或知之矣，而愿其前日从官之所为有不能无愧悔于心者，则于其所乐虽欲暂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则仕而能归，归而能乐，斯亦岂不难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学问慷慨。入官三十年，以疆直自遂，独行所志，不为势屈。以故浮湛选调，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视其簿书期会之余日，盖无一日不命宾友、从子姪，登山临水，弦歌赋诗，放浪于尘埃之外，而无几微留落不偶之意见于言面，则其于势利如何哉！其仕而能归，归而能乐，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无疑矣。顾予未获一登斯堂而览其胜概，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饶足以供徒倚，馆宇之邃、启处之适足以宁燕休，图史之富足以娱心目，而幽人逸士往来于东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于耳目而知侯之乐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辞而记其意如此。如天之福，异时获从游于堂上，尚能为侯赋之。
百岁自逆旅，微官更周流。应知归来乐，不减万户侯。渊明二县尹，折腰憎督邮。松菊绕东篱，田园事西畴。素琴酌樽酒，稚子相献酬。朱侯青云士，颇复有此不？方为功名驱，乃与贤达侔。筑堂寄闲暇，笑谈指林丘。蕉黄问荔丹，蚝山荐新篘。嗟我实何人？市朝亦淹留。因君动佳兴，拟作汗漫游。安得二顷田，可卧百尺楼。
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卯（农历十一日）。”（《朱熹年谱长编》第263-264码）
这篇《堂记》充满喜悦与祝贺之情。其中，有诗句借用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于粲荔丹学蕉黄”，饱含荔乡风味。它还表明，当时朱熹对于莆田的认知已经比较全面深入，对其代表性物产如数家珍。
朱文公途中栖息于壶山书院（与红泉书院相隔约九华里），他抬头仰望壶公山，感慨道：“莆人物之盛，皆兹山（指壶公山）之秀所钟也！”（见《八闽通志》卷之十一·地理）。明清多版本《兴化府志》也均有记载。壶公山：莆田标志性名山，主峰高711.5米。人们世代以壶公山和木兰溪指代莆田市，故有“壶兰雄邑”之雅称。
在莆期间，朱熹跟随新拜之师“南夫子”林光朝到莆田广化寺，瞻仰郑露、郑淑、郑庄三兄弟“开莆来学”的“南湖书堂”，并题写《南湖书堂》七绝：“倡学功高泽且宏，庄流奕叶盛云礽。三贤文献俨然在，云案薪传夜夜灯。”（张琴编《莆田广化寺志》收录此诗标题为《倡学祠堂题壁》。可见清代张琴所见，很可能还是题壁之诗。但两者皆确证，朱熹当年确实来过莆田广化寺）。表明他对儒学崇敬有加，心向往之。
朱熹还游览了木兰溪上木兰陂、黄石谷城山松隐岩精舍、国清塘濯缨池，写下《曾点》《春日》《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五诗。当代刘述先（1934-2016）大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由诗文中看朱子思想转变的痕迹》认定，这几首诗创作时间均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而且见诸朱熹亲手编辑的集子。这一组春天诗咏，非同小可。它们不仅形象地表露出朱熹如坐春风、豁然开然的心态，而且，可以为思想转变画一个完美的诗的句号。当代朱熹研究大家束景南教授《朱熹年谱长编》曰：“始悟‘主敬’思想，有源头活水诗自咏其思想飞跃。”不是吗，半亩方塘，一鉴粲然；天光云影，活水奔流。此景此情，不就是朱子所称道的“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吗？
从莆阳各种方志中可以寻得，1153年6月至1190年4月，朱熹在兴化游学、考察期间，不是浅尝辄止的走马观花，也不是简单着眼于一两处的流连观赏。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莆仙的涵江、西天尾、黄石、江口、枫亭、鲤城、度尾，以及山区的白沙、新县等；探访了白湖珠坝书院、鲤城金石书院、度尾东山书院、涵江书院、锦江书院、广业书院、擢英书院、正音书院、闽阳书院、琼林书院等，并留下众多墨宝。古代福建第一批官学澄渚村“梯云斋”，至今还遗存朱熹墨宝“耕云”、“钓月”石碣。
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陈俊卿七十三岁那年离开了人世。
1187年正月，朱熹南下莆田吊唁，并撰写《祭陈福公文》。他还到莆田华亭山牌村凭吊龚茂良墓；拜访兴化南郊的蔡宅忠惠祠，为蔡襄像题写赞语：“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
此外，还有一些挚友间的往来，如朱熹自曰：“予后数以徼书往来莆中，君（莆田方君德明）必为予置酒，流连款曲。”总之，朱子屡次来往莆田，他与莆阳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
乾道五年（1169）朱子再度枫亭，再次广招员生聚于塔斗山，设“隐晦台”讲学；朱熹亲书“敬义堂”木匾。
1183年10月，朱熹南下福州、莆田、泉州，访赵汝愚、陈俊卿、陈知柔、吊傅自得。
淳熙十年（1183）朱熹应陈俊卿聘，讲学于白湖村珠坝书院（今莆田县盾柄小学址）。
11月，朱熹北上至莆田，小住白湖陈俊卿宅。到福州，与陈俊卿、莆田守林元仲、纲山林亦之交游唱酬；与知福州赵汝愚同登乌石山，并在桃石上刻石纪游：“赵子直、朱仲晦，淳熙癸卯仲冬丙子同登”。
并访龚茂良旧居莆田城关义井和美巷（今莆田市实验小学所在地），龚茂良（1121-1178），字实之。莆田华亭人。宋淳熙元年（1174）拜参知政事，叶衡罢相，茂良以首参代行宰相职，赏识朱熹其才多次向孝宗力荐启用，龚茂良卒于1178年。龚茂良、蔡襄、陈俊卿、方信孺称为“莆田四贤”。朱熹还曾到华亭双牌（现山牌）村凭吊龚茂良墓。
同年，朱熹游莆田东坡小石山，题刻“苍埜（同“野”）”二字纪游，并有“淳熙癸卯（1183）中冬朱仲晦登”。【54岁朱子书分书莆田。】当代石刻艺术家评论“字径尺余，凝厚蕴籍，无一懈笔，贤者固无所不用心也”。
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陈俊卿七十三岁那年离开了人世。1187年正月，朱熹南下莆田吊唁（见《朱文公文集·祭陈福公文》：“惟公德在生民，功书信史。大节昭然，善终善始……我从公游，出人三纪。晚途间，遂讬知已。千里讣至，一觞荐诚”）。
1190年4月13日，朱熹往莆田华亭山牌村凭吊龚茂良墓（见《朱文公文集·答刘子澄书九：“莆中过龚实之（龚茂良，字实之）墓下，并见其子弟，令人感叹”）。1190年4月13日，至莆阳。再访龚茂良家，《再跋龚茂良陛辞奏稿。（见《朱文公文集》》；朱子过莆时还往兴化城外南郊的蔡宅忠惠祠祭拜，观瞻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为蔡襄墓碑书写的墓志铭。同卷有《跋蔡端明献寿仪》云：“蔡忠惠公书亦遍天下，而此帖独未布。今天岁南来，始得见于其来孙谊之家……遂请其真，摹而刻之。”知是帖乃在莆阳蔡襄家，特地为蔡襄像题写赞语：“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
还有一些挚友间的往来，如朱熹自曰：“予后数以徼书往来莆中，君（莆田方君德明）必为予置酒，流连款曲。”（《朱熹年谱长编》第223码）史籍没有记载者多矣。总之，朱子来往莆田，绝对在十次以上；他与莆阳有深厚的不解之缘。
例如，朱熹为西天尾访挚友林大鼐、并为陈俞（现澄渚村）题写了“耕云”、“钓月”二碣【石刻至今健在】，以及“溪山第一”亭匾。时间未详。林大鼐系唐九牧六房林蕴九世孙，西天尾溪白村人。绍兴二十五年（1155），大鼐知泉州，丁外艰，回莆治丧。大鼐与林光朝为知交。绍兴年间（1131-1162），莆阳久旱无雨，大鼐奏请朝廷把西天尾梯云斋易名宁昌庙。《八闽通志》载其事。故此推测，朱熹很可能此时通过林光朝而认识大鼐，并应邀游览文教名胜澄渚。
绍熙二年（1191），朱熹倡建仙游会元书院于枫亭塔斗山。
又如，1192年，朱熹任满漳州知事返回建阳时，再度停留枫亭讲学。朱熹在塔斗山讲学时，多次登塔斗山，并在塔斗山会元书院收徒讲学。他看到会心书院圮废，倡议重建会心书院。此后，里人集资盖起书院，邀请朱熹写下手书“敬义堂”。
朱熹与莆田的不解之缘，其中很令人回味的是：朱子的溢号“文”，也与莆田名人紧紧关联。据载，朱熹去世后，朝廷热议朱子的溢号问题。一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23岁的刘克庄挺身而出，代父起草了一篇著名奏章《侍讲朱公覆谥议》。文中，他力排众议，以理服人，认为朱熹“以圣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归约。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锱铢，采众说之精而遗其粗，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讲学之功深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由于刘克庄据理力争，言辞中肯，终于为宁宗皇帝所采纳。嘉定二年（1209），赐朱熹溢号为“文”。世称朱熹为“朱文公”的称号即由此而来。
《莆田通讯》20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