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宋代辉煌一时的“文献名邦”莆田，还有一张撼人心魄名片：它是中国名儒第二、理学集大成宗师朱熹的拜师融释、思想飞跃之地。
“宋明理学，只是在朱熹手里，才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影响了而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南宋集理学之大成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我国文化教育的代表性巨人，他常与儒学圣人孔子相提并论，誉称“朱子”。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些评价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
而莆田，正是朱熹理学思想融通，乃至豁然开朗之关键时期。
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之后，年轻的朱熹依照南平老师李侗的指点，南下“文献名邦”求学，直至翌年三月；八月中秋才回到武夷山家中。他以年长十六岁的林光朝为师，并“兄事之”。在“海滨邹鲁”莆田的半年多时间里，兴致勃勃的朱熹在兴化不断游学考察，足迹踏遍城乡多地，以及诸多书院，并留下众多题款墨宝。
为什么李侗要指点高足朱熹南下到莆阳拜师求学呢？
这先要从时代的角度宏观审视之。两宋时期兴化的经济、文教、科举均欣欣向荣，后来居上，宰辅百官层出，其在全国的地位处于历史上“登峰造极”。教育为本，当时兴化重教兴学之风非常浓烈，不但官学“雄冠一时”，而且书院兴盛繁荣。40余个书院名震全省，乃至全国，而且学派迭出，涌现出一大批名宦鸿儒。宋孝宗时期莆田名相、诗人陈俊卿在《艾轩祠堂记》中赞扬道：“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刘克庄在《兴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说：“初艾轩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明代状元、邑人柯潜在《蒲弄草堂诗中赞叹曰：“艾轩先生鸣大宋，绝世文才岂天纵？横经讲道倡莆中，别构茅堂向蒲弄。”
誉称“南夫子”的林光朝及其红泉书院不愧其中的典型代表。红泉书院在林光朝的主持下，先后培养出200多名优秀学生，“四方来学者岁数百人”。这一时期，林光朝还创建了松隐精舍、蒲弄草堂，聚徒讲学。宋代莆仙人创造了不少科举奇迹：高中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赋魁、别试第一名的人数，皆位居福建之首！历史上唯一一次同年文武两状元均在一地的，就在莆阳：北宋熙宁九年（1076），福建路兴化军徐铎和薛奕分别高中文武状元，宋神宗特作诗以赐：“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科举史上唯一一次“四异”同科也在莆田：绍兴八年（1138），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为榜眼；林邓七十三岁，称榜尊、龚茂良十八岁，叫榜幼。时称“四异”同科。黄公度与陈俊卿，又被称为“魁亚占双标”。
因此，朱熹有《答林谦之光朝》书信，表达出仰慕与求师的心情急切：“虽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请于门下，而未敢以进。……窃独以为非如执事之贤，素为后学所观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为请。执事诚有意焉，则熹虽不敏，且将勉策驽顿以佐下风之万一，不识执事亦许之否乎？”“执事”是对执掌事务者的敬称，林光朝当时主办红泉书院等。
其次，从朱熹自己的思想历程看。当时二十几岁的他还处于思索领悟阶段，颇为困学迷茫，其《困学恐闻》和《困学二首》诗云：“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困学工夫岂易成，斯名独恐是虚称；旁人莫笑标题误，庸行庸言实未能。”
从1153年6月南下同安任职，至绍兴戊寅（1158），朱熹六次过莆。他第七次到莆田是专程从武夷山来访师求学的。11月，朱熹慕名拜访了黄石红泉义斋，欣悉黄石井埔族人朱德所营造的“群仙书社”（与红泉义斋相距约三华里）培育出大量俊彦，特前往访谒，并在栖宿地莆田壶山书院作赋《群仙书社记》：“莆阳山水冠四方，气毓水南龟屿庄。……莆人说此小瀛洲，群仙跨鹤来倘佯。壶山巍峨兰水沧，先生之风同其长。”亲笔落款为“绍兴三十年十一月熹书壶山藏修精舍”。12月11日，朱熹为仙游赖店乌墩村朱元飞（朱元飞，字彦实，又字希实，仙山游赖店乌墩村人。朱熹同安时的同僚、好友）家作《归乐堂记》，末尾赞曰：“筑堂寄闲暇，笑谈指林丘。蕉黄问荔丹，蠓山荐新篘。”充满喜悦与祝贺之情。其中，有诗句借用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于粲荔丹学蕉黄”，饱含荔乡风味；落款为“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广化寺不仅是“文献名邦”莆田的儒学发祥地，还与朱子理学紧密关联。
朱熹在林光朝引领下，参观了广化寺“开莆来学”郑露三兄弟的“南湖书堂”，并题写《南湖书堂》七绝：“倡学功高泽且宏，庄流奕叶盛云礽。三贤文献俨然在，云案薪传夜夜灯。”莆田最后一位进士、翰林院的张琴所录略有不同，但二者皆证明朱熹确实来过莆田广化寺，并题诗留念。
朱熹聆听林光朝讲学时，乐不可支，终生不忘；他自云顿悟之后豁然开朗的心情：“某（朱熹）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林光朝），方次云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他在给李侗的信里自称“学履甚适”，“见儒者路脉”，“渐能融释”云云。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心路经历，无论查阅钱穆、刘述先，还是束景南、陈来等前辈论著，都语焉不详，或者干脆放空。如果不是借助方志史料，真难以查考了。
不过，按他们提供的时间线索，结合莆田史料和实地考察，完全可以认定：朱熹最著名的几首为学诗均作于莆田。他亲自编辑的诗集中，就是以《曾点》打头，其后为《春日》《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刘述先教授明确判断它们都是“作于辛巳（1161）春”，也就是朱熹在莆期间。新近出版的《朱子文化大典》，当代诸多学者也都确认《春日》、《观书有感二首》乃“绍兴三十一年（1161）所作”。
不仅如此，朱熹在莆求学丰收的喜悦、融释心境，也明显表现在他井喷式的五首为学诗中。先看打头的《曾点》诗吧：“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朱子语类·论林艾轩作文解经》特地注曰：“在兴化南寺（即广化寺），见《艾轩林光朝言‘曾点’言志》一段”。曾点字哲，故又称曾皙。儒家一代传人“宗圣”曾参之父，是孔子所收的首批弟子。曾点自言其志趣是：“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即暮春时节，与几个朋友换上轻松的春衣，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吹吹风，一路上唱着歌儿。瞧，天人共乐，“气象安详”，何等地怡然自在，惬意自得，舒适潇洒啊！难怪孔子听后大加赞赏，喟然叹曰：你和我的想法一样啊！
当然，学术思想的转变绝非一时一地之事。清代思想家颜元称青年时期朱熹“逃禅归儒”。其实，这一变化叫做“融禅入儒”也许更确切些。事实上，朱熹在24岁赴同安上任之前，在父亲及长者教导下，既潜心儒经，又浸淫佛老，“驰心空妙之域二十余年”，涵盖了朱熹出入释老与消化融合佛老的时期。他正式拜李侗为师后，又系统精读了儒家经典，完成了《论语集解》《孟子集解》等，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的熏陶，又有一个浸透佛老的灵魂。
在莆田半年的拜师游学，是其佛道儒融会贯通，如沐春风的三教融合于心，豁然开朗神悟之时。“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恰好道出了学习积累的广积薄发，水到渠成。朱子自谓只有“心不固滞”，因势利导，最终才会“洒然融释”，“持敬之心，理与心为，庶几洒落尔”。
至于“万紫千红总是春”、“为有源头活水来”等耳熟能详的诗句，就不再赘言了。正如福建省原副省长潘心城《谈朱熹诚信思想与和谐理念》一文指出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虽是朱熹观书有感，但可看做是朱熹所追求万物相亲相融，天人相应，心息相通，一派祥和气象的真实写照。这不也正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期求的人和社会，社会和大自然和谐的愿境吗？
至于《观书有感二首》的地点、对象为莆田黄石的国清塘濯缨池，“唯有源头活水来”指木兰陂等等，俞宗建先生《朱熹〈观书有感二〉创作时间地点考索及艺术价值》已经做了全面考证，恕不重复。
《莆田通讯》2018.4
“宋明理学，只是在朱熹手里，才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影响了而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南宋集理学之大成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我国文化教育的代表性巨人，他常与儒学圣人孔子相提并论，誉称“朱子”。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些评价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
而莆田，正是朱熹理学思想融通，乃至豁然开朗之关键时期。
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之后，年轻的朱熹依照南平老师李侗的指点，南下“文献名邦”求学，直至翌年三月；八月中秋才回到武夷山家中。他以年长十六岁的林光朝为师，并“兄事之”。在“海滨邹鲁”莆田的半年多时间里，兴致勃勃的朱熹在兴化不断游学考察，足迹踏遍城乡多地，以及诸多书院，并留下众多题款墨宝。
为什么李侗要指点高足朱熹南下到莆阳拜师求学呢？
这先要从时代的角度宏观审视之。两宋时期兴化的经济、文教、科举均欣欣向荣，后来居上，宰辅百官层出，其在全国的地位处于历史上“登峰造极”。教育为本，当时兴化重教兴学之风非常浓烈，不但官学“雄冠一时”，而且书院兴盛繁荣。40余个书院名震全省，乃至全国，而且学派迭出，涌现出一大批名宦鸿儒。宋孝宗时期莆田名相、诗人陈俊卿在《艾轩祠堂记》中赞扬道：“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刘克庄在《兴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说：“初艾轩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明代状元、邑人柯潜在《蒲弄草堂诗中赞叹曰：“艾轩先生鸣大宋，绝世文才岂天纵？横经讲道倡莆中，别构茅堂向蒲弄。”
誉称“南夫子”的林光朝及其红泉书院不愧其中的典型代表。红泉书院在林光朝的主持下，先后培养出200多名优秀学生，“四方来学者岁数百人”。这一时期，林光朝还创建了松隐精舍、蒲弄草堂，聚徒讲学。宋代莆仙人创造了不少科举奇迹：高中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赋魁、别试第一名的人数，皆位居福建之首！历史上唯一一次同年文武两状元均在一地的，就在莆阳：北宋熙宁九年（1076），福建路兴化军徐铎和薛奕分别高中文武状元，宋神宗特作诗以赐：“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科举史上唯一一次“四异”同科也在莆田：绍兴八年（1138），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为榜眼；林邓七十三岁，称榜尊、龚茂良十八岁，叫榜幼。时称“四异”同科。黄公度与陈俊卿，又被称为“魁亚占双标”。
因此，朱熹有《答林谦之光朝》书信，表达出仰慕与求师的心情急切：“虽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请于门下，而未敢以进。……窃独以为非如执事之贤，素为后学所观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为请。执事诚有意焉，则熹虽不敏，且将勉策驽顿以佐下风之万一，不识执事亦许之否乎？”“执事”是对执掌事务者的敬称，林光朝当时主办红泉书院等。
其次，从朱熹自己的思想历程看。当时二十几岁的他还处于思索领悟阶段，颇为困学迷茫，其《困学恐闻》和《困学二首》诗云：“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困学工夫岂易成，斯名独恐是虚称；旁人莫笑标题误，庸行庸言实未能。”
从1153年6月南下同安任职，至绍兴戊寅（1158），朱熹六次过莆。他第七次到莆田是专程从武夷山来访师求学的。11月，朱熹慕名拜访了黄石红泉义斋，欣悉黄石井埔族人朱德所营造的“群仙书社”（与红泉义斋相距约三华里）培育出大量俊彦，特前往访谒，并在栖宿地莆田壶山书院作赋《群仙书社记》：“莆阳山水冠四方，气毓水南龟屿庄。……莆人说此小瀛洲，群仙跨鹤来倘佯。壶山巍峨兰水沧，先生之风同其长。”亲笔落款为“绍兴三十年十一月熹书壶山藏修精舍”。12月11日，朱熹为仙游赖店乌墩村朱元飞（朱元飞，字彦实，又字希实，仙山游赖店乌墩村人。朱熹同安时的同僚、好友）家作《归乐堂记》，末尾赞曰：“筑堂寄闲暇，笑谈指林丘。蕉黄问荔丹，蠓山荐新篘。”充满喜悦与祝贺之情。其中，有诗句借用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于粲荔丹学蕉黄”，饱含荔乡风味；落款为“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广化寺不仅是“文献名邦”莆田的儒学发祥地，还与朱子理学紧密关联。
朱熹在林光朝引领下，参观了广化寺“开莆来学”郑露三兄弟的“南湖书堂”，并题写《南湖书堂》七绝：“倡学功高泽且宏，庄流奕叶盛云礽。三贤文献俨然在，云案薪传夜夜灯。”莆田最后一位进士、翰林院的张琴所录略有不同，但二者皆证明朱熹确实来过莆田广化寺，并题诗留念。
朱熹聆听林光朝讲学时，乐不可支，终生不忘；他自云顿悟之后豁然开朗的心情：“某（朱熹）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林光朝），方次云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他在给李侗的信里自称“学履甚适”，“见儒者路脉”，“渐能融释”云云。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心路经历，无论查阅钱穆、刘述先，还是束景南、陈来等前辈论著，都语焉不详，或者干脆放空。如果不是借助方志史料，真难以查考了。
不过，按他们提供的时间线索，结合莆田史料和实地考察，完全可以认定：朱熹最著名的几首为学诗均作于莆田。他亲自编辑的诗集中，就是以《曾点》打头，其后为《春日》《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刘述先教授明确判断它们都是“作于辛巳（1161）春”，也就是朱熹在莆期间。新近出版的《朱子文化大典》，当代诸多学者也都确认《春日》、《观书有感二首》乃“绍兴三十一年（1161）所作”。
不仅如此，朱熹在莆求学丰收的喜悦、融释心境，也明显表现在他井喷式的五首为学诗中。先看打头的《曾点》诗吧：“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朱子语类·论林艾轩作文解经》特地注曰：“在兴化南寺（即广化寺），见《艾轩林光朝言‘曾点’言志》一段”。曾点字哲，故又称曾皙。儒家一代传人“宗圣”曾参之父，是孔子所收的首批弟子。曾点自言其志趣是：“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即暮春时节，与几个朋友换上轻松的春衣，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吹吹风，一路上唱着歌儿。瞧，天人共乐，“气象安详”，何等地怡然自在，惬意自得，舒适潇洒啊！难怪孔子听后大加赞赏，喟然叹曰：你和我的想法一样啊！
当然，学术思想的转变绝非一时一地之事。清代思想家颜元称青年时期朱熹“逃禅归儒”。其实，这一变化叫做“融禅入儒”也许更确切些。事实上，朱熹在24岁赴同安上任之前，在父亲及长者教导下，既潜心儒经，又浸淫佛老，“驰心空妙之域二十余年”，涵盖了朱熹出入释老与消化融合佛老的时期。他正式拜李侗为师后，又系统精读了儒家经典，完成了《论语集解》《孟子集解》等，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的熏陶，又有一个浸透佛老的灵魂。
在莆田半年的拜师游学，是其佛道儒融会贯通，如沐春风的三教融合于心，豁然开朗神悟之时。“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恰好道出了学习积累的广积薄发，水到渠成。朱子自谓只有“心不固滞”，因势利导，最终才会“洒然融释”，“持敬之心，理与心为，庶几洒落尔”。
至于“万紫千红总是春”、“为有源头活水来”等耳熟能详的诗句，就不再赘言了。正如福建省原副省长潘心城《谈朱熹诚信思想与和谐理念》一文指出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虽是朱熹观书有感，但可看做是朱熹所追求万物相亲相融，天人相应，心息相通，一派祥和气象的真实写照。这不也正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期求的人和社会，社会和大自然和谐的愿境吗？
至于《观书有感二首》的地点、对象为莆田黄石的国清塘濯缨池，“唯有源头活水来”指木兰陂等等，俞宗建先生《朱熹〈观书有感二〉创作时间地点考索及艺术价值》已经做了全面考证，恕不重复。
《莆田通讯》20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