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在文学领域也大有贡献。《观书有感二首》《春日》就是其最脍炙人口的诗歌佳作，数百年来深受好评和传诵；至今还入选多种小学课本，成为中华民族根基性的文化篇章。“为有源头活水来”、“此日中流自在行”、“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名言，均有蓬勃的生命与活力，成为活在世界华人口头的千古警句。
3月20日，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激动人心的讲话，特地引述朱熹的《春日》诗之名言，传递了新时代的春天催人奋进的讯息，加大了结尾的激励和号召力：“‘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近70年奋斗，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朱熹（1130—1200）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文化巨匠，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和大教育家。宋理宗时，颁诏追赠为太师、信国公，指定列入孔庙从礼，并把他的《四书集注》列入法定教科书。著名的爱国诗人辛弃疾推崇朱熹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二三人。”（《酬朱晦翁》）其挽言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清康熙大帝更称颂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朱子全书·序》
然而，朱熹的《春日》等几首最著名的为学哲理诗的创作地点，却历来莫衷一是，成为学界争议之谜。
我市青年学者俞宗建经过一年多的研读史料和实地考察，终于一锤定音地加以确认：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等5首为学诗篇，所咏对象就在莆田。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笔者综合史书史实考证：朱熹1160年11月至1161年3月来莆跟随林光朝学习期间，……游国清塘濯缨池而作《春日》《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其3万多字的长篇论述，发表于今年元月莆田市政协机关报《侨乡时报》。该报破格以7个版面的专版连载，可见其重视程度。因为此文对于学界，无疑犹如一颗威力巨大的震撼弹。凭借朱子的知名度，这势必大大提高莆田作为“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影响力；所作《曾点》一诗，对于宣扬莆田名刹广化寺，也有很大感召力。（宋人《朱子语类所载，朱熹与林光朝“在兴化南寺（广化寺）”关于“曾点言志”的对话，就跟朱熹当时的愉悦心境十分吻合）。
俞先生的论述，大量引证当代著名专家的最新材料，包括台海两岸顶尖级朱熹学者的论述。例如，刘述先（1934-2016）教授所述：朱熹《曾点》《观书有感二首》《春日偶作》《春日》这5首诗创作时间为“辛巳春”（绍兴三十一年，即1161年春）。此外，还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宋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束景南的著述加以佐证。束教授曾发表专著《朱熹年谱长编》（上下卷）、《朱子大传——多维文化视野中的朱熹》等。
刘述先教授是世界学界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台湾、美国几所名大学教授、曾兼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他2015年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获台湾金鼎奖）中认定：朱子《曾点》一诗，是辛巳（1161）春求学时作于莆田广化寺的。可惜，这首诗长期以来，一直为选家所忽略。
此外，俞先生还着力引证更加有力的论据，即朱子本人之所述——此当然乃“铁证如山”了。例如，考证《观书有感二首》，则抬出朱熹当年在莆田黄石手书的“天光云影”石碑实物来；还搬出朱子在世时亲自编辑的诗文集，证明《春口》《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乃同时所作，等等。
把握和聚焦论述重点，是论说文要务。为了使论述有理有据，为人接受，关键点有二：一是证明朱熹某年确实到过莆田；二是证明“半亩方塘”（古代书院、试院均有泮池、象征性的小“方塘”，但绝无“半亩”之大）等等就在莆田，而非他处。为此，俞先生论证时敏锐地抓住“创作时间、地点”这两大关键因素进行深入、全面考索。文章中不仅引经据典，援引了福建通志、兴化府志、莆田县志等，还深入实地，了解、搜集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石刻、照片等文献实物或影像资料。
俞先生还从事情的前因后果，事件合理性链条入手，证明其真实可靠，合情合理。例如，为什么1160年前后，异地他乡的朱熹会更换门庭，主动从北部山区到南面的“文献名邦”“海滨邹鲁”呢？这就触及朱熹的思想演化历程。原来，那个阶段正是年轻的朱子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留意佛老之学，到潜心儒学经典，是当时朱熹思想的重要特征。当时已接受近十年的佛学熏陶了，其《读道书作六首其一》曰：“岩居秉贞操，所慕在玄虚。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朱子语类载：“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自注“禅学”）”。
绍兴十八年（1148），19岁的朱熹高中进士；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22岁的朱熹再次入都铨试，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6）仲夏五月，24岁的朱熹辞故里武夷山动身赴任；途中，他顺路始见拜访了父亲生前好友、南剑州延平县（今南平市）的名儒李侗。
那时的朱熹正处于困学之迷茫中。他作《困学恐闻》一文，并作《困学二首》云：“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困学工夫岂易成，斯名独恐是虚称。旁人莫笑标题误，庸行庸言实未能。”为此，李侗指点他南下，到“海滨邹鲁”访师求学。
由于这一重要时期朱子在莆阳的所作所为，刘、束、陈来诸教授在著述中语焉不详，故笔者参照朱子全集和方志文献，予以适当补充，以供各地学人参阅。
绍兴二十三年（1156），朱熹因携身孕八个月的妻子赴任，时间紧迫（七月赶抵同安）。但他沿途探访书院、名儒的兴致未减。
路过莆田涵江时，他得知此地“孔里”有孔子直系后裔，十分惊喜。于是，他拜访并查看了孔家珍藏的唐诰、世谱和家谍等，十分惊异而且叹惋；随即赶往郡城，为孔氏裔孙向郡守、县令诉求，“正其版籍，改立涵江孔宜户为文宣王四十九世孙”，免除其后裔的徭役和税赋。途经仙游枫亭，他登塔斗山，在会心书院设坛讲学，并题写了“敬义堂”的匾额；到度尾与大济接壤的东山栖云窝东山书院，还到过鲤城金石书院。
此后不久，即绍兴三十年（1160）十一月，朱熹应邀在莆田壶山书院作《群仙书社记》，并书写于壶山藏修精舍（壶山书院）。这有朱熹传世作品和亲笔题款时间为证。他跟随林光朝到广化寺，题写了《湖书堂》七绝一首，礼赞郑露三兄弟“开莆来学”“三贤文献俨然在”、“倡学功高泽且宏”；表达了对“文献名邦”振兴儒学的赞赏、崇拜之情。那年冬末初春，朱熹前往莆田郊外二十多华里的黄石红泉义斋听林光朝讲学。
陈俊卿听说朱熹欲到莆田讲学，极为欣喜，特意提供方便。于是，他特地在自己旧府第东侧建了一座学馆，作为朱熹的栖身之处与讲学之所。他的儿孙们称学馆为“仰止堂”，以示对朱熹的崇敬与纪念。《闽通志》载：“仰止堂在白湖陈俊卿旧第之东偏，朱文公尝馆焉。堂之前有山曰壶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耸立。俊卿之子宓实从文公讲学于此”。淳熙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陈俊卿逝世。朱熹即刻从数百里外的武夷山，风尘仆仆地赶到莆田阔口陈俊卿家中吊唁，并亲自为其撰写传略。
朱熹第二次来莆期间，依然四处访师拜友，尤其是拜访了林光朝、方翥。朱熹称赞光朝“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不远千里而勤”（黄干《陈师复仰止堂记》）。《朱子语类载：“某少年（朱子自称年轻时）过莆田，见林谦之（林光朝），方次云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
他到过木兰陂畔的木兰书堂（郑耕老创办）、黄石红泉书院（林回年创办）、城山松隐精舍（林回年创办）、国清塘林回年宅濯缨亭。在西天尾汀渚题写了“耕云”、“钓月”二匾。朱子还特地到仙游锦岭，观瞻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为蔡襄墓碑书写的墓志铭，特地撰写了《忠惠像赞》：“嗟公之忠兮，三谏有诗。诵公之功兮，万安有碑。楷法草书，独步当世。文章青史，见重外夷。丹荔经其品藻，诸果让其奇。郑重于欧阳，清纯而粹美。……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英雄不偶，呜呼几希。”并到兴化城外南郊的蔡宅忠惠祠祭拜。朱熹还拜访于夹漈草堂，撰联对史学大儒郑樵热情表示谢意：“云礽会悟竹，山斗盛文章”。
总之，这两次朱熹在莆阳日，足迹踏遍于涵江、西天尾、黄石、枫亭、鲤城、度尾及白沙、新县等，一路探访了锦江书院、广业书院、擢英书院、正音书院、闽阳书院、琼林书院等，有的还题留墨宝。
尤其是第二次来莆，收获颇丰的朱熹喜逐颜开，他心情愉悦，乐而忘返，一呆长达半年。他在给恩师李侗的书信中称“学履甚适”，“见儒者路脉”，“渐能融释”，云云。1161年阳春三月，朱熹在《曾点》《春日偶作》《春日》5诗用形象化语言称赞：“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履去登临。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1161年五月二十六日李侗复函，为之宽慰、赞许，“甚善、甚善”。从史学角度审视完全可说，正是莆田求学之行，使得朱熹如坐春风，困途知返，“逃禅归儒”，归依正道。
由于《春日》《观书有感二首》等几首为学诗歌，均是在此大背景下创作的，故其表情达意也大致相同。朱熹由释入儒后，学术思想也别开生面，豁然开朗，渐入佳境，步入新境界，故心胸日亦开阔通彻。诗作中也屡屡比喻生动，语言优美，寓理于景，深刻动人。
那么，对于关键的“半亩方塘”真实地点，俞先生又是如何考证的呢？
首先，他从地理和人文推认：“半亩方塘”指福建莆田黄石国清塘之“濯缨池”。国清，唐时所建，宋林氏，乃林国钧（1081～1175年），字回年，慈善家，系南宋著名理学家林光朝族叔，宅濯缨池。是水与木兰陂相灌注，澄碧百顷。壶公、谷城倒影其中。（详见明代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三）
其二，俞先生还引述了本邑先贤的类似诗文佐证之。例如南宋诗人李丑父《城山国清塘》：“平田一水自滢洄，汇入方塘亦壮哉。”南宋诗人陈宓游《城山松隐岩》：“谷城岩穴似飞来，十里水光镜面开。”李丑父此“汇入方塘”与朱熹“半亩方塘”之方塘为同一地点——国清塘之濯缨亭；“十里水光镜面开”也确实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有异曲同工之妙。闽中莆阳两位诗人以上诗句乃步朱熹《观书有感二首》诗韵，来概括描绘其所见情景，创作时间仅比朱熹晚几十年，但两者皆在描绘莆田黄石谷城山下国清塘之同一个地点“濯缨池——半亩方塘”。
第三，其撒手锏“秘密武器”，包括田野考察发现的当年朱熹亲笔题写的“天光云影”石碑；还有朱熹亲自为“濯缨池”上“濯缨亭”命名、书写的书匾。有关史料记载此事：“‘新安朱熹为承奉郎回年林先生书’。盖林谦之光朝为文公所敬仰之人，少尝造红泉听其讲学，因而稔知回年公之为人，自亦非常敬佩。况文公夙谙堪舆术，其为之造墓也理固有然。”
再从实际关联地形看，国清塘要比濯缨池大得多，而国清塘又跟木兰陂相衔接，吞吐并贮存清清之木兰溪水。旧址在今福建省莆田市东南。其水与木兰陂相灌注。《新唐书·地理志》载：莆田“东南二十里有国清塘，溉田总千二百顷，并贞观中置。”北宋熙宁中，木兰陂成，附近诸塘遂废为民田，惟国清塘仍留以备大旱。木兰陂是全国五大古陂之一，列入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木兰春涨”是莆田廿四景之一。明代状元柯潜《木兰陂赋》曰：“八面水光射斗牛。华岳临流，仰睹龙腾虎跃；壶峰倒影，俯视水动山摇。……”木兰陂灌溉工程至今仍灌溉着9个乡镇、178个村一万多公顷的农田，养育着50多万人。
由此可见，多地那些因种种目地附庸风雅者，尽管可以因诗造景，弄出一些亭台楼阁、方塘细水来，却“捉襟见肘”，怎么也不可能展示跟都江堰齐名、撼人心魄的木兰陂这货真价实的“源头活水”来，更无论什么“江边春水生”“中流自在行”等等景观。是啊，假的岂能轻易就“弄假成真”呢？古诗文中试院、书院的“方塘”不胜枚举。仅几乎同时朱熹同安所作的《试院杂诗五首》和《晓步》中，就有“长廊一游步，爱此方塘净。”“初日丽高阁，广步爱修廊。垂门掩秋气，高柳荫方塘”云云，但它们岂有“木兰春涨”那般流量和气派？
难怪2017年秋，俞先生陪同著名艺术评论家、中国人大教授陈传席前往木兰陂实地参观时，见多识广的陈教授触景生情，当即感慨道：“朱文公《观书有感二首》之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诗句，系其游览时而触景生情赋之。今日来此深信不移！”真是行家一锤定音，一言九鼎！
从深处讲，朱熹在诗中突出成功的主因“源头活水”一一需要储备，厚积薄发，从量变到质变，水到渠成，自由驰骋，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宋儒进一步发挥儒家生生不已的精神，其本质在于强调万物的蓬勃活力和可贵张力；人的思想观念和各种知识等，也要不断地接受和充实新鲜的东西和内容，才能保持其思想观念的突破与飞跃，与时俱进。朱熹论为学的原则和方法，特别强调循序渐进——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在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特地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
《福建通志·朱熹传》评价朱子曰：“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诗中并没有直接说这些道理，而是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通过对日常现象的简易描画传达出这种深层次的领悟，真正做到融情、景、理于一炉，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诗依托自然景物写哲理诗，“寓说理而不腐”，“惟有理趣而无理障”。这尤其符合理学家“格物致知”的理念。在他们看来，花开鱼跃，目击道存。所以朱熹大声疾呼：“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出山道中口占》）
切莫忘记，朱文公的《观书有感二首》等多首春日组诗，从表面看，似乎句句写山水花草，实则字字入理。“此日中流自在行”表明思想已提升至大彻大悟、豁然贯通的境界。为学的学理与自然景色描述巧妙地融为一体，难分彼此。总之，这一时期朱熹写得最好的说理诗，化理学思想入诗，诗致与理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数百年来为学界所珍爱、推崇。
3月20日，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激动人心的讲话，特地引述朱熹的《春日》诗之名言，传递了新时代的春天催人奋进的讯息，加大了结尾的激励和号召力：“‘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近70年奋斗，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朱熹（1130—1200）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文化巨匠，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和大教育家。宋理宗时，颁诏追赠为太师、信国公，指定列入孔庙从礼，并把他的《四书集注》列入法定教科书。著名的爱国诗人辛弃疾推崇朱熹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二三人。”（《酬朱晦翁》）其挽言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清康熙大帝更称颂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朱子全书·序》
然而，朱熹的《春日》等几首最著名的为学哲理诗的创作地点，却历来莫衷一是，成为学界争议之谜。
我市青年学者俞宗建经过一年多的研读史料和实地考察，终于一锤定音地加以确认：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等5首为学诗篇，所咏对象就在莆田。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笔者综合史书史实考证：朱熹1160年11月至1161年3月来莆跟随林光朝学习期间，……游国清塘濯缨池而作《春日》《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其3万多字的长篇论述，发表于今年元月莆田市政协机关报《侨乡时报》。该报破格以7个版面的专版连载，可见其重视程度。因为此文对于学界，无疑犹如一颗威力巨大的震撼弹。凭借朱子的知名度，这势必大大提高莆田作为“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影响力；所作《曾点》一诗，对于宣扬莆田名刹广化寺，也有很大感召力。（宋人《朱子语类所载，朱熹与林光朝“在兴化南寺（广化寺）”关于“曾点言志”的对话，就跟朱熹当时的愉悦心境十分吻合）。
俞先生的论述，大量引证当代著名专家的最新材料，包括台海两岸顶尖级朱熹学者的论述。例如，刘述先（1934-2016）教授所述：朱熹《曾点》《观书有感二首》《春日偶作》《春日》这5首诗创作时间为“辛巳春”（绍兴三十一年，即1161年春）。此外，还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宋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束景南的著述加以佐证。束教授曾发表专著《朱熹年谱长编》（上下卷）、《朱子大传——多维文化视野中的朱熹》等。
刘述先教授是世界学界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台湾、美国几所名大学教授、曾兼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他2015年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获台湾金鼎奖）中认定：朱子《曾点》一诗，是辛巳（1161）春求学时作于莆田广化寺的。可惜，这首诗长期以来，一直为选家所忽略。
此外，俞先生还着力引证更加有力的论据，即朱子本人之所述——此当然乃“铁证如山”了。例如，考证《观书有感二首》，则抬出朱熹当年在莆田黄石手书的“天光云影”石碑实物来；还搬出朱子在世时亲自编辑的诗文集，证明《春口》《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乃同时所作，等等。
把握和聚焦论述重点，是论说文要务。为了使论述有理有据，为人接受，关键点有二：一是证明朱熹某年确实到过莆田；二是证明“半亩方塘”（古代书院、试院均有泮池、象征性的小“方塘”，但绝无“半亩”之大）等等就在莆田，而非他处。为此，俞先生论证时敏锐地抓住“创作时间、地点”这两大关键因素进行深入、全面考索。文章中不仅引经据典，援引了福建通志、兴化府志、莆田县志等，还深入实地，了解、搜集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石刻、照片等文献实物或影像资料。
俞先生还从事情的前因后果，事件合理性链条入手，证明其真实可靠，合情合理。例如，为什么1160年前后，异地他乡的朱熹会更换门庭，主动从北部山区到南面的“文献名邦”“海滨邹鲁”呢？这就触及朱熹的思想演化历程。原来，那个阶段正是年轻的朱子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留意佛老之学，到潜心儒学经典，是当时朱熹思想的重要特征。当时已接受近十年的佛学熏陶了，其《读道书作六首其一》曰：“岩居秉贞操，所慕在玄虚。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朱子语类载：“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自注“禅学”）”。
绍兴十八年（1148），19岁的朱熹高中进士；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22岁的朱熹再次入都铨试，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6）仲夏五月，24岁的朱熹辞故里武夷山动身赴任；途中，他顺路始见拜访了父亲生前好友、南剑州延平县（今南平市）的名儒李侗。
那时的朱熹正处于困学之迷茫中。他作《困学恐闻》一文，并作《困学二首》云：“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困学工夫岂易成，斯名独恐是虚称。旁人莫笑标题误，庸行庸言实未能。”为此，李侗指点他南下，到“海滨邹鲁”访师求学。
由于这一重要时期朱子在莆阳的所作所为，刘、束、陈来诸教授在著述中语焉不详，故笔者参照朱子全集和方志文献，予以适当补充，以供各地学人参阅。
绍兴二十三年（1156），朱熹因携身孕八个月的妻子赴任，时间紧迫（七月赶抵同安）。但他沿途探访书院、名儒的兴致未减。
路过莆田涵江时，他得知此地“孔里”有孔子直系后裔，十分惊喜。于是，他拜访并查看了孔家珍藏的唐诰、世谱和家谍等，十分惊异而且叹惋；随即赶往郡城，为孔氏裔孙向郡守、县令诉求，“正其版籍，改立涵江孔宜户为文宣王四十九世孙”，免除其后裔的徭役和税赋。途经仙游枫亭，他登塔斗山，在会心书院设坛讲学，并题写了“敬义堂”的匾额；到度尾与大济接壤的东山栖云窝东山书院，还到过鲤城金石书院。
此后不久，即绍兴三十年（1160）十一月，朱熹应邀在莆田壶山书院作《群仙书社记》，并书写于壶山藏修精舍（壶山书院）。这有朱熹传世作品和亲笔题款时间为证。他跟随林光朝到广化寺，题写了《湖书堂》七绝一首，礼赞郑露三兄弟“开莆来学”“三贤文献俨然在”、“倡学功高泽且宏”；表达了对“文献名邦”振兴儒学的赞赏、崇拜之情。那年冬末初春，朱熹前往莆田郊外二十多华里的黄石红泉义斋听林光朝讲学。
陈俊卿听说朱熹欲到莆田讲学，极为欣喜，特意提供方便。于是，他特地在自己旧府第东侧建了一座学馆，作为朱熹的栖身之处与讲学之所。他的儿孙们称学馆为“仰止堂”，以示对朱熹的崇敬与纪念。《闽通志》载：“仰止堂在白湖陈俊卿旧第之东偏，朱文公尝馆焉。堂之前有山曰壶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耸立。俊卿之子宓实从文公讲学于此”。淳熙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陈俊卿逝世。朱熹即刻从数百里外的武夷山，风尘仆仆地赶到莆田阔口陈俊卿家中吊唁，并亲自为其撰写传略。
朱熹第二次来莆期间，依然四处访师拜友，尤其是拜访了林光朝、方翥。朱熹称赞光朝“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不远千里而勤”（黄干《陈师复仰止堂记》）。《朱子语类载：“某少年（朱子自称年轻时）过莆田，见林谦之（林光朝），方次云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
他到过木兰陂畔的木兰书堂（郑耕老创办）、黄石红泉书院（林回年创办）、城山松隐精舍（林回年创办）、国清塘林回年宅濯缨亭。在西天尾汀渚题写了“耕云”、“钓月”二匾。朱子还特地到仙游锦岭，观瞻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为蔡襄墓碑书写的墓志铭，特地撰写了《忠惠像赞》：“嗟公之忠兮，三谏有诗。诵公之功兮，万安有碑。楷法草书，独步当世。文章青史，见重外夷。丹荔经其品藻，诸果让其奇。郑重于欧阳，清纯而粹美。……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英雄不偶，呜呼几希。”并到兴化城外南郊的蔡宅忠惠祠祭拜。朱熹还拜访于夹漈草堂，撰联对史学大儒郑樵热情表示谢意：“云礽会悟竹，山斗盛文章”。
总之，这两次朱熹在莆阳日，足迹踏遍于涵江、西天尾、黄石、枫亭、鲤城、度尾及白沙、新县等，一路探访了锦江书院、广业书院、擢英书院、正音书院、闽阳书院、琼林书院等，有的还题留墨宝。
尤其是第二次来莆，收获颇丰的朱熹喜逐颜开，他心情愉悦，乐而忘返，一呆长达半年。他在给恩师李侗的书信中称“学履甚适”，“见儒者路脉”，“渐能融释”，云云。1161年阳春三月，朱熹在《曾点》《春日偶作》《春日》5诗用形象化语言称赞：“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履去登临。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1161年五月二十六日李侗复函，为之宽慰、赞许，“甚善、甚善”。从史学角度审视完全可说，正是莆田求学之行，使得朱熹如坐春风，困途知返，“逃禅归儒”，归依正道。
由于《春日》《观书有感二首》等几首为学诗歌，均是在此大背景下创作的，故其表情达意也大致相同。朱熹由释入儒后，学术思想也别开生面，豁然开朗，渐入佳境，步入新境界，故心胸日亦开阔通彻。诗作中也屡屡比喻生动，语言优美，寓理于景，深刻动人。
那么，对于关键的“半亩方塘”真实地点，俞先生又是如何考证的呢？
首先，他从地理和人文推认：“半亩方塘”指福建莆田黄石国清塘之“濯缨池”。国清，唐时所建，宋林氏，乃林国钧（1081～1175年），字回年，慈善家，系南宋著名理学家林光朝族叔，宅濯缨池。是水与木兰陂相灌注，澄碧百顷。壶公、谷城倒影其中。（详见明代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三）
其二，俞先生还引述了本邑先贤的类似诗文佐证之。例如南宋诗人李丑父《城山国清塘》：“平田一水自滢洄，汇入方塘亦壮哉。”南宋诗人陈宓游《城山松隐岩》：“谷城岩穴似飞来，十里水光镜面开。”李丑父此“汇入方塘”与朱熹“半亩方塘”之方塘为同一地点——国清塘之濯缨亭；“十里水光镜面开”也确实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有异曲同工之妙。闽中莆阳两位诗人以上诗句乃步朱熹《观书有感二首》诗韵，来概括描绘其所见情景，创作时间仅比朱熹晚几十年，但两者皆在描绘莆田黄石谷城山下国清塘之同一个地点“濯缨池——半亩方塘”。
第三，其撒手锏“秘密武器”，包括田野考察发现的当年朱熹亲笔题写的“天光云影”石碑；还有朱熹亲自为“濯缨池”上“濯缨亭”命名、书写的书匾。有关史料记载此事：“‘新安朱熹为承奉郎回年林先生书’。盖林谦之光朝为文公所敬仰之人，少尝造红泉听其讲学，因而稔知回年公之为人，自亦非常敬佩。况文公夙谙堪舆术，其为之造墓也理固有然。”
再从实际关联地形看，国清塘要比濯缨池大得多，而国清塘又跟木兰陂相衔接，吞吐并贮存清清之木兰溪水。旧址在今福建省莆田市东南。其水与木兰陂相灌注。《新唐书·地理志》载：莆田“东南二十里有国清塘，溉田总千二百顷，并贞观中置。”北宋熙宁中，木兰陂成，附近诸塘遂废为民田，惟国清塘仍留以备大旱。木兰陂是全国五大古陂之一，列入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木兰春涨”是莆田廿四景之一。明代状元柯潜《木兰陂赋》曰：“八面水光射斗牛。华岳临流，仰睹龙腾虎跃；壶峰倒影，俯视水动山摇。……”木兰陂灌溉工程至今仍灌溉着9个乡镇、178个村一万多公顷的农田，养育着50多万人。
由此可见，多地那些因种种目地附庸风雅者，尽管可以因诗造景，弄出一些亭台楼阁、方塘细水来，却“捉襟见肘”，怎么也不可能展示跟都江堰齐名、撼人心魄的木兰陂这货真价实的“源头活水”来，更无论什么“江边春水生”“中流自在行”等等景观。是啊，假的岂能轻易就“弄假成真”呢？古诗文中试院、书院的“方塘”不胜枚举。仅几乎同时朱熹同安所作的《试院杂诗五首》和《晓步》中，就有“长廊一游步，爱此方塘净。”“初日丽高阁，广步爱修廊。垂门掩秋气，高柳荫方塘”云云，但它们岂有“木兰春涨”那般流量和气派？
难怪2017年秋，俞先生陪同著名艺术评论家、中国人大教授陈传席前往木兰陂实地参观时，见多识广的陈教授触景生情，当即感慨道：“朱文公《观书有感二首》之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诗句，系其游览时而触景生情赋之。今日来此深信不移！”真是行家一锤定音，一言九鼎！
从深处讲，朱熹在诗中突出成功的主因“源头活水”一一需要储备，厚积薄发，从量变到质变，水到渠成，自由驰骋，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宋儒进一步发挥儒家生生不已的精神，其本质在于强调万物的蓬勃活力和可贵张力；人的思想观念和各种知识等，也要不断地接受和充实新鲜的东西和内容，才能保持其思想观念的突破与飞跃，与时俱进。朱熹论为学的原则和方法，特别强调循序渐进——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在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特地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
《福建通志·朱熹传》评价朱子曰：“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诗中并没有直接说这些道理，而是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通过对日常现象的简易描画传达出这种深层次的领悟，真正做到融情、景、理于一炉，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诗依托自然景物写哲理诗，“寓说理而不腐”，“惟有理趣而无理障”。这尤其符合理学家“格物致知”的理念。在他们看来，花开鱼跃，目击道存。所以朱熹大声疾呼：“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出山道中口占》）
切莫忘记，朱文公的《观书有感二首》等多首春日组诗，从表面看，似乎句句写山水花草，实则字字入理。“此日中流自在行”表明思想已提升至大彻大悟、豁然贯通的境界。为学的学理与自然景色描述巧妙地融为一体，难分彼此。总之，这一时期朱熹写得最好的说理诗，化理学思想入诗，诗致与理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数百年来为学界所珍爱、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