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蒋维锬先生生前说林清标失察，因“误会和差错”而“肆意篡改”妈祖出生地。实在是过于武断和失之公允。笔者认为，这其中存在“四不符”：与身份不符，与时代不符，与初衷不符，与人品不符。
  林清标何许人也？
  林清标，字弼侯，号韦亭，唐九牧六房邵州刺史林蕴的后裔，和妈祖同支，莆田县人。清高宗乾隆六年举人。其父林源，清世宗雍正年间官太仆寺卿。其长子林霈，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1770） 中举人，官台湾府凤山县教谕。林清标编纂《敕封天后志》时为“泉州府惠安县儒学教谕”。
  可见，此公并非浅薄冒失之莽汉，而是书香门第、饱学之士、为人师表者。更加难以解释的是，林清标与妈祖还有着宗亲血缘关系，他口口声声自称“裔侄孙”，尊称妈祖“吾宗祖姑天后”，“天后乃标本支”。他有什么必要针对天后诞生地这样关键所在进行“篡改造假”，如此缺德不是公然犯上“大不敬”和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而且也违背了起码的良心道义。
  从时代背景看，作为县学“教谕”，不但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官，更肩负着主管文庙祭祀之重任。在封建神权社会中，按照他的职责，若论神不忠，于祭不符，可是弥天大罪。
  更何况，《敕封天后志》成书刊行于1778年，即清代“文字狱”最严重、最残酷之巅峰时期。据史学家统计，整个清朝文字狱大案一百六十多起，几乎一年半一次；乾隆（1735—1795） 时先后发生文字狱100多起，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当时笔杆子悬乎着头颅；一不小心就会被处死，不能有任何疏忽与闪失。
  且举三个典型例子。
  河南有一个人叫刘峨，他刊刻了一本书提醒考生应试千万要注意避讳，以及如何避讳。其中例子说到弘历和玄烨，结果被灭了九族。
  江西新昌有个叫王锡侯的举人，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在遇到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圣讳时，都作了缺笔处理，只是没有采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或空字法，被人告发到乾隆皇帝那里，结果以“深堪发指”、“大逆不法”的罪名，不仅本人被杀头，还牵连到妻妾儿孙，多人致死和发配为奴。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显而易见，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之下，林清标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没有铁的事实，是绝对不敢无中生有，对“敕封”人物“肆意篡改”的，如此大不敬和“欺君妄上”，不是公然拿自己和家族老少的脑袋开玩笑吗？笔者还以为，尽管230余年过去了，当代的学者还应当存点文人良心和历史责任感：你的信口开河，当年可是要致使人头落地，甚至诛灭九族的呀！
  再来看看林清标编纂《敕封天后志》的初衷与缘由。正如他在《敕封天后志·自序》中所言，其长子林霈任台湾风山县教职期间，台胞得知其乃妈祖本支族裔，便向他求阅妈祖世系史迹，但因当时刊行的《天妃显圣录》流传不广，于是就写信请其父在莆田重刊。
  试问，对于台湾同胞的拳拳之心，对于儿子殷殷求办的善举，精神正常的林清标会突发奇想，篡改史实，哗众取宠以求“轰动效应”吗？
  再从林清标修改编撰的原则看。
  《天妃显圣录》在17世纪20年代已具稿本，经过陆续采集，至17世纪80年代才刊行；其后又经过95年，林清标才据以纂辑成《天后志》。他有鉴于在此期间，“板多散失，后有辑时事以增补重刊而未尝广传”。林清标细阅过去的刻本，觉得“前人叙文纪传，未经细考，故多差讹”，并且“次序错杂，间多有附会事。”这才决心重新编纂，“兹就家乘而详其实，目之曰《志》。《志》者，志其实也。”“核实付梓，使人有所考而无疑”，“无从核实者不录”，以免后世以讹传讹。”那么，他怎会一边订正，一边造假呢？这其中蕴藏什么样的动机呢？
  应该说，林清标刊印的《敕封天后志》是经过认真考证的，他亲自到贤良港和湄洲屿作了实地调查考证。该书是去伪存真、据实记叙的产物。正因为“妈祖出生贤良港”是经过深入考证、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林清标行文也格外慎密周全：不但见诸天妃“本传”，而且连与之相关之处都一一作了补充修正。例如，《窥井得符》中，将“妃少时”这一较为含糊的概念，具体化为“后十六岁时”。《化草救商》中，“屿之西，有山曰门夹”，改正为“屿之西，有乡曰门夹”——至今，当地尚有门夹乡名。《菜甲天成》故事名字，改为《菜屿长青》，因为“菜甲”所指不如“菜屿”明确，而且菜子小屿之上所长的菜子花，并非“天成”的，而是妈祖神力所赐，且年年岁岁开花结籽，长青不竭。《灵符回生》故事，更名为《恳请却病》，因为主人公县伊阖家只是病重，并非病危；再则，治病的主要是中药菖蒲，而不是灵符。
  《湄洲飞升》改为《湄屿飞升》，因为北宋之时，还只称“湄屿”“湄山”。《助战破蛮》改“全收破蛮之功”为“全收破倭之功”，对象更加明确。《涌泉给师》修改“爱额之曰‘师泉井’”为“爰勒石额之曰‘师泉’”，更加具体准确。《灯光引护舟人》《澎湖神助得捷》故事，分别更名为《引舟入澳》《澎湖助战》，更为简洁明确。《怒涛济溺》更正“共祭一十五所”为“共祭一十八所”。《托梦建庙》更改“二十七年”为“二十七年秋”，时间更为明确。《圣泉救疫》中，更正“乾道二年”为“绍兴二十五年”。《本朝助顺加封》添补上主角“将军万统”（即“提督万正色”），并且改题目为《助风退寇》，更加简洁明确。将“道成，白日飞升”改为“道成，别家人到湄洲屿白日飞升”；“径上湄峰最高处”补充为“渡海径上湄峰最高处”等等，前后文关照呼应之细密，令人叹服。可见，林清标所作的修改订正，是经过通盘考虑的慎密之举，而绝非一时兴起的作秀。蒋维锬先生仅仅凭一句“明显是为了强调贤良港的地位”，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吧？
  再说，林清标编纂时的态度是相当严谨细致的，例如，关于妈祖先代封典孰是孰非，因其未能见到《大清会典》，便直书备考“待查”或“无从查考，未敢妄载”；对于湄洲妈祖庙群后来的一些附属建筑，他自白“未经细考，未便载入”。对此，林祖韩先生曾称道“史之阙疑，难能可贵。”蒋维锬先生也肯定“林清标以其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对改编工作格外慎重而认真。”怎会既是慎重认真之人，又是轻率武断之徒，截然相反，判若两人，这不是有悖常理吗？
  林清标编纂态度的严谨细致，笔者再举一个十分重要、然而常常被人疏忽的例子，即他对几篇序言的订正处理。众所周知，《敕封天后志》的几篇序言，原先见诸《天妃显圣录》。由于二书前后相距百余年，林清标录用时，对于一些误讹的文字，进行了认真的订正，以免以讹传讹。
  两相比较，二者文字之正误优劣不言而喻，恕不赘述。而令人十分困惑不解的是：一向喜好以“校记”的形式对汇编文字及其版本等等，进行高下评议的蒋先生，却一反常态，对《敕封天后志》辑录的林尧俞、林兰友、黄起有、林嵋、林麟焻等5篇序言只字不谈，似乎它们理所当然地会与《天妃显圣录》《天后显圣录》中的一模一样，分毫不差似的。这是有意回避，抑或其它什么原因，现在已不得而知了。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笔者坚信，妈祖裔侄孙林清标编纂、刊印《敕封天后志》，不但无“肆意篡改”之嫌，而且是功莫大焉。其主要功绩有三：
  一是独具慧眼，排除了历代的种种纷纭异说，确定了妈祖的生辰、卒年。
  历来史籍所载妈祖之生卒年差异甚大，众说纷纭，前后相距竟达350多年。其生年有五说，时间跨度从唐天宝元年（742）到宋元祐八年（1093）；其卒年有七说，时间先后从宋雍熙四年（987）到宋绍兴十五年（1145）。林清标力排众议，终于使得尘埃落地，形成共识。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妈祖是“湄屿飞升”的；同时，细化明确了妈祖出生地——贤良港“乃天后生、长之乡”，从而确立了湄洲岛祖庙和贤良港祖祠两者的神圣崇高地位。这绝非无中生有的“篡改”，也不是移花接木的“硬塞”，而是体现了一位学者、教谕实事求是、严谨缜密的态度，以及认真的负责精神。
  三是将妈祖神迹传说故事进行精心修改补充，梳理分类，辅之图说，使之更易传播。
  正如克瑞斯和勒文把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符号，看作是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符号资源，在分析语言特征的同时，强调图像、颜色、声音和动作等视觉、听觉和行为方面的符号模态在话语中的作用。语言和视觉相辅相成，互相配合，语篇得以实现准确、全面和高效的意义表达。
  毫无疑问，这三点坚实地奠定了妈祖信俗文化申报世遗的文献典籍基础，实在是绩不可没，功垂于世。因此，《敕封天后志》当之无愧，是迄今为止集大成、最权威的妈祖历史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