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妈祖的封号，集中、浓缩地彰显出历代封建社会对其功绩的肯定与褒奖，是妈祖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也应该是整个妈祖信仰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如今，天下大多数妈祖宫庙都取名“天后宫”。所以应该说，对于康熙年间对妈祖的最高封号，学界基本上业已形成共识，实际上已有定论。
然而，2007年，徐晓望在海风出版社出版了《妈祖信仰史研究》，并且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重新发表了其中的《赐封妈祖天后问题新探》一文，其“摘要”明确提出：“清朝廷在康熙二十三年前后未曾授封妈祖为天后，清代文献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赐封天后的记载，是后人篡改原始文献的结果。……乾隆皇帝不愿彰显其父的错误，将错就错，正式封赐天妃为天后。其后，在官方政书中，将封赐天后远溯康熙二十三年，编造了施琅请封天后、康熙帝批准的神话。”
其实，这并非什么妈祖研究新成果，而只是拾人牙慧、重弹2004年蒋维锬先生所谓的“康熙二十三年进封天后一事属子虚乌有”，“天妃改封天后，确系至乾隆二年方才落实”的老调罢了。（《天后”、“天上圣母”称号溯源、《天后”称号溯源》），详见蒋先生《妈祖研究文集》第243-245码，海风出版社）
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祖基早在2010年06期《台湾研究集刊》上，就已经发文予以驳斥。其《乾隆二年妈祖加封天后辨误》“摘要”指出：“妈祖何时由‘天妃’加封为‘天后’，是妈祖信仰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历史文献对此记载互有歧异，主要有康熙二十三年说及乾隆二年说两种。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对此问题作了深入、详细的考证，指出乾隆二年并无加封‘天妃’为‘天后’一事，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所谓“乾隆二年，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的记载是错误的，而据此认为乾隆二年正式加封妈祖为‘天后’的观点当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李祖基教授是莆田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研究集刊》常务副主编，他的考证应该是认真负责的。李祖基教授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八十四所载‘乾隆二年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至于此一错误究竟是礼部清吏司在编纂中出错，还是付梓时手民之误，现在已经难以查考。不过，《清会典》虽是奉敕修纂，为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但毕竟只是一种间接史料，原始档案或资料经过编纂或转抄之后，出现一些讹误差错并不奇怪。”他在详细论证后认为：“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与“加封天后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虽然仅一字之差，但谬之千里，贻误后世，实非鲜浅。其实嘉庆朝重修《大清会典事例》时，编纂人员已经发现了这一错误，将其更正为：“乾隆二年，加封天后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光绪朝最后一次编纂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再次对此一更正予以确认。然而，部分学者或因不察，或者出于其他原因，仍然沿袭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中的谬误，称乾隆二年正式封赐妈祖为“天后”，以讹传讹，误导读者，故特撰此文，辨明正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详见《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或《中华妈祖》2011、4《乾隆二年妈祖加封“天后”辨误》）
可是，徐先生偏偏执迷不悟，无视李祖基教授上述的明确论述，笔者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所谓专家学者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清代就已经发现并且纠正了的差错，继续搬了出来，而且当做科研成果的什么“论据”，挥水摸鱼，蒙骗不知真相的年轻读者和莘莘学子——甚至一再搬进大学教科书？
2016年，笔者在《海丝雕龙》文集中，就有一篇文章《史料误讹观点陈旧——徐晓望博导《妈祖信仰史研究》评述》，予以全面、系统的批驳。现专门就妈祖“天后”封号褒封时间问题，再作一些补充论述。
关于妈祖的天后封号时间，这个问题实际上已有定论（见《湄洲妈祖志》、《妈祖文化简明读本》等书籍），但徐书却偏偏特设“清廷赐予天后封后的争论”、“康熙朝涉及天后史料的质疑”等多个章节，予以连篇累牍的“讨论”与“质疑”。在徐先生笔下，清朝闽台官员一点不懂得查询内府存档，而只会马大哈似的误记误传，并且胆敢把将“后人篡改”不实的东西“上奏皇帝”；而皇帝则干脆“将错就错”——甚至戏剧性地演绎起“父债子还”之类的一幕。总之，將相对严格的清宫大内管理，把封神祭祀之类军国大政视同儿戏；对于妈祖封号，封建帝王甚至可以顺乎民意，搞“民办君助”，予以玉成。我以为，诸如此类近乎荒唐可笑的认知，那才是不折不扣的“编造神话”呢！
2011年1月，徐先生还在《福建民间信仰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书，再次将清初赐封妈祖天后问题新探收入其中，可见对其偏爱有加，一再宣扬。
那么，蒋、徐二人前后共同认定的“乾隆二年方才落实”，称天后才名正言顺，有哪些史料佐证？先来看看徐先生断定康熙二十三年妈祖不可能褒封天后的理由。
他主要是引证了《康熙起居录》所载——
最后只是在《康熙起居注》中找到一段简要记载：“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八月二十二日乙卯早，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请封天妃之神，礼部议不准行，但令致祭。上曰：‘此神显有默佑之处，著遣官致祭。此本著还该部另议。’……可见，就清宫原始档案来看，康熙二十三年清廷确实没有封天妃为天后，只是派出使者祭祀天妃一次。
难道仅凭“另议”二字，就能认定“康熙二十三年清廷确实没有封天妃为天后”吗？
《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8码也载曰：“加封天后，以壮神威……伏查康熙十九年福建提督万正色在崇武地方征战，叩祈天妃，风转显应，具题到部，臣部议准照依前明永乐七年封号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嗣又奉旨加封天后，并颁敕文，以记功德。”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另议”和“嗣”的解读。
“另议”并非否定。对于施琅请求加封妈祖之事，康熙皇帝并非断然拒绝，而只是请礼部“另议”一下——难道不存在礼部很快就再议、并且立即照准的可能性吗？
目前学界基本公认的康熙二十三年，也即4年之后，在时间上言之成理。蒋维锬先生亦认为“另议”的过程迅速且顺利：“八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將礼部题本批还另议后，礼部当即再议出由翰林院撰祭文，……此事遂于八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见《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18码）可谓环环紧扣，一气呵成；并没有什么延缓拖拉，迟滞怠慢。
再说“嗣”。《尔雅》：“嗣，继也。”《尚书》：“禹乃嗣兴。”传注：“继也。”因此，“嗣”就是通常所谓“接着、随后、继而”之意。时间固然会有些弹性，但“嗣后”总不至于会延长到许多年之后，甚至53年后吧？所以，笔者认为“嗣又奉旨加封天后”之具体时间，应该距离前面所言之时间点不远。
查阅清宫档案，雍正、乾隆朝大臣禅济布、赖都、郝玉麟、三泰等人的奏折，都称“嗣又”、“随又”——
雍正三年（1725）九月初九日，巡视台湾监察御史禅济布等人在《为请赐天后祠匾额事奏折》云：“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兴化府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
雍正四年二月初六日，礼部尚书赖都等人《为天后效灵请御书匾额事题本》的奏折，肯定了“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福建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赵国麟奏本，又提到康熙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
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礼部尚书三泰等在《为闽省南台天后祠颁匾致祭事题本》中亦称：“圣祖仁皇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
这奏折中一再出现的“随又加封天后”，便是对“嗣”的具体解读吧。这也凸显出康熙朝大内档案之真实性与权威性——大臣们的奏折异口同声地引用之。从内阁抄录的档案中“伏查”二字可知，乾隆当时康熙褒封天后的原始上谕应该还“健在”，查阅得到。这也就解释了众大臣的奏折用语怎么会“不约而同、不谋而合”，高度一致，并且几乎一字不差。大臣们的奏章一般是不会互相“参考借鉴”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都是依据并引证于当时所能见到的褒封文件（当然是抄件之类），然后行文上奏。
由于战乱等原因，中国的改朝换代往往造成前朝宫廷档案的大量散失。不过，还是有一些有力的旁证、佐证遗存的。
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730.7.6），浙江总督李卫上奏，要將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对此此举，正中下怀的雍正十分高兴，当即批复“甚好”——如果此前康熙朝不曾褒封“天后”，李卫敢如此胆大妄为？
以上大臣们众口一词的引述还表明，“随又加封天后”是“圣祖仁皇帝”康熙所为，而不是乾隆之举。
总之，从雍正、乾隆年间大臣奏章屡称妈祖为天后，可见此封号绝非“民众对妈祖的私谥”；同时，也否定了妈祖褒封天后是延至“乾隆二年之后”的事。
除了朝廷重臣们的一致复述，康熙年间（1730年前后） 郁永河《海上纪田静亦云： “表上其异，奉诏加封天后”。乾隆时《福建续志》也明确记载： “康熙二十三年加号天后。”乾隆年间瞿均廉《海塘录》曰： “二十二年克澎湖……敕建神祠于湄洲，勒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康熙四十四年，刘有成《天后庙序》： “神又扬灵助（施琅）战，归于朝，敕封天后。”孙元衡《赤嵌集》卷四《子·澎湖》诗下双行小字注云： “大帅施公亲见马（妈） 祖助战，表上其事，敕封天后。” （文本为康熙刻本） 康熙四十四年（1705） 刻本《化府莆田县志》卷三《天后庙》云： “神林姓……国朝勅封护国庇民昭灵显应仁慈天后，遣官致祭。” （修撰者系贵州提学使林麟焻、山东道监察御史朱元春。该书光绪十一年重刊）
光绪十四年（1888），福建著名文史家杨浚在《湄洲屿志略·封号》（清光绪十四年木刻版，福建师大图书馆藏书） 中的明确记载： “康熙二十三年，钦差礼部赍御书香帛祭告，特封‘护国庇民昭灵显应仁慈天后’。”杨浚还特地注明“封天后自此始”。众所周知，清代的文字狱特别严酷，稍有不慎，不仅自己脑袋不保，而且丢了全家性命。据史学家统计，整个清朝文字狱大案一百六十多起，几乎一年半一次！ 杨浚不仅白纸黑字地注明“封天后自此始”，而且刊印成书籍，全社会发行。如果当时妈祖尚未褒封天后，杨浚吃了豹子胆不成？
为什么要特别提起杨浚呢？ 至少有这么两条理由。
1、杨浚是清咸丰至光绪年间福建省第一流的硕儒、考据家、藏书家、出版家。他乃清咸丰二年（1852） 举人，毕生肆力于学，才气超迈，博闻广识。凡诗文史籍无不涉猎，且勤于笔墨，留下了等身著述。
更先后掌教漳州丹霞、霞文及厦门紫阳、金门浯江各书院，育人无数。
杨浚尤精于考据，作风严谨，“惟纪事非隶典则不文”；特别是对闽人、闽神之考据、整理，清代无出其右。其钱塘好友张景祁称： “杨雪沧先生天才卓砾，博极群书，著述等身，雄视海内，主东南坛坫者垂四十年。鸿笔钜儒、辍学门徒奔走门下，仰之若岱宗斗极。” “又为一切考据之学，凡朝章国故、士习民风无不探摭綦详，舄然成帙，藉以启迪后学”。同治间，他在省城塔巷办正谊书局，主持重刻其家藏的《正谊堂全书》；书成，奏保补用道员。又设“群玉斋”书肆，广搜善本，聚出7万卷，建“冠悔堂”藏之。
2、同治四年（1865），杨浚援例为内阁中书，充国史、方略两馆校对官。这期间，他饱览清宫档案，查究史册，应该易如反掌。
其实，我们以上引经据典说了半天，还不如乾隆帝自己一句话。
《钦定平定台湾记略》是清朝十分重要的一本史册，其中开卷伊始便有乾隆帝的几十首御诗。乾隆五十三年（1782）所写的《命晋增天后徽称，诗以昭灵志谢》，开头第一句就是“尊封天后自先朝”。其后，乾隆帝亲笔详加长长的自注，明确说是“天后灵应垂庥，佑民福国。康熙十九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后”” （应为收到请封奏本） 云云。《妈祖信仰史研究》第225-226码，也引述了上述诗歌和乾隆自注。乾隆帝的此诗及其自注，应该足以证明所谓“乾隆皇帝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另议”和“嗣”的解读。
“另议”并非否定。对于施琅请求加封妈祖之事，康熙皇帝并非断然拒绝，而只是请礼部“另议”一下——难道不存在礼部很快就再议、并且立即照准的可能性吗？
目前学界基本公认的康熙二十三年，也即4年之后，在时间上言之成理。蒋维锬先生亦认为“另议”的过程迅速且顺利：“八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將礼部题本批还另议后，礼部当即再议出由翰林院撰祭文，……此事遂于八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见《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18码）可谓环环紧扣，一气呵成；并没有什么延缓拖拉，迟滞怠慢。
再说“嗣”。《尔雅》：“嗣，继也。”《尚书》：“禹乃嗣兴。”传注：“继也。”因此，“嗣”就是通常所谓“接着、随后、继而”之意。
时间固然会有些弹性，但“嗣后”总不至于会延长到许多年之后，甚至53年后吧？所以，笔者认为“嗣又奉旨加封天后”之具体时间，应该距离前面所言之时间点不远。
查阅清宫档案，雍正、乾隆朝大臣禅济布、赖都、郝玉麟、三泰等人的奏折，都称“嗣又”、“随又”——雍正三年（1725）九月初九日，巡视台湾监察御史禅济布等人在《为请赐天后祠匾额事奏折》云：“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兴化府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四年二月初六日，礼部尚书赖都等人《为天后效灵请御书匾额事题本》的奏折，肯定了“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福建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赵国麟奏本，又提到康熙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礼部尚书三泰等在《为闽省南台天后祠颁匾致祭事题本》中亦称：“圣祖仁皇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这奏折中一再出现的“随又加封天后”，便是对“嗣”的具体解读瀛壖赤子，获登衽席，用纾南顾之忧，惟尔丕绩。即解是日所御之衣驰赐，载褒以诗。”诗中写道，“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伏波名共羡，南纪尽安流。”据史料载：康熙第一次接到施琅《飞报大捷疏》，获知澎湖决战胜利，非常高兴，说“实为可嘉”，其“功甚大”。当接到施琅《报入台湾疏》时，康熙连说，“筹画周详，剿抚兼用，克奏肤功”；并《御制褒章》，赋诗嘉奖。康熙又颁布《封侯制诰》，授施琅为“靖海将军，靖海侯，世袭罔替”；还立即脱下是日御衣龙袍，派人快马加鞭送到前线，赏赐给战将施琅，赞扬他“其功甚大”、“深为町嘉”，“矢心报国，大展壮献，筹画周详，布置允当”；委任他兼管台澎陆海事务。
康熙极力称赞施琅爱将的有：“将军施琅，谙熟海岛，凡事必与之共议！”“如施琅者，立如此奇勋，必令永秉节钺，荣华以终其身！”等等。因此，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准施琅奏章，褒封妈祖“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随后，改台南宁靖王府为大天后宫，派满族大臣礼部侍郎（三品）雅虎致祭，并御制祭文，褒奖“神之所凭，礼宜昭报”云云。
有人言必称清宫档案云云，却只死死抓住前头误讹的记载不放，而对后面的订正视而不见，这科学合理吗？再则，清宫档案经过两次历史性劫难，早已谈不上齐全：一是清末战乱，“八千麻袋的档案随意丢弃在一旁，任由它日晒雨淋，久而久之，很多档案也就被损毁了；直到八年以后，中央研究院辗转购回这些档案时，已经损失了几十万件。”二是蒋介石退居台湾时，带走了许多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包括了史书、诏书、表章等等。
文物是另一种文献。“大台南天后宫”为台湾第一座官方妈祖庙，开台首尊妈祖金身（现供于台南大天后宫）就是来自于莆田平海天后宫（平海澳为施琅平台舟师驻军、演兵场）。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康熙准靖海侯施琅奏，加封妈祖为“天后”，庙宇随即称为“大天后宫”。
正殿天后塑像左侧宫娥手中所捧宝玺，其上刻着“镇驻台郡大天后宫护国庇民天后之玺”——据说就是当年的原物。
无独有偶。经查阅《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碑记卷》，就有13篇康熙时期题额为《天后宫重建记》《天后庙序》等等的碑文，时间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地域包括福建、江西、江苏、海南多地；撰文者有知府、国子祭酒、刑部侍郎等等。这起始的时间节点康熙二十九年就很值得我们琢磨——它距离妈祖敕封天后仅迟7年。以历史的尺度衡量，只有瞬间而已。
另外，查阅《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方志卷》，记载妈祖康熙二十三年褒封天后的，也比比皆是。
众所周知，在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敕封封号是皇帝独享的权力，岂容旁落？清朝文网密织，又以康熙、雍正、乾隆为甚，笔杆紧紧连着撰文者自己及其九族的脑袋。对待封号这等极其慎重之大事，朝廷没有政令，哪个敢于自行其是？徐先生如今轻轻松松一句“天后是民众对妈祖的私溢”——换做清代，你胆敢取代“皇上天子”进行什么“私谥”，你斗胆试试看！
所幸，妈祖得封“天后”的正确时间，如今得到包括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的认可。请看，2011年，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编印、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湄洲妈祖志》载明：妈祖是康熙二十三年褒封天后的（见第217码、219码）。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国良先生主编、出版的《妈祖文化简明读本》（海风出版社，2014年），同样这样予以认定（见第该书第31码、36码）。
从新近出版的学术著述看，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施琅与妈祖》（鹭江出版社，2016、4），学界的专家学者也一直认定康熙是妈祖“天后”封号的褒封者，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
总而言之，妈祖文化的主流看法均是：妈祖褒封天后的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而不是其后半个多世纪的乾隆二年。
附录说明
徐晓望先生，作为现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妈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福建方志学会副会长等，发表专著（含合著）15部、论文200多篇，论著共计520多万字；但其《妈祖信仰史研究》一书，实在不敢恭维。从该书《前言》《后记》看来，作者对该书有很高的期许，为此提出了一个美好且宏大的愿景：“我最终下决心写一部科学性的妈祖信仰史”、“一部妈祖信仰史的专论，简明扼要地描述妈祖信仰发展的历程，并且回答有关妈祖历史研究的基本争议。有这样一本书作为基础，后来者就可以避免初进妈祖研究领域的迷惑，早日掌握妈祖研究的基本情况，并向较深的领域进军。”“一部可信的妈祖信仰发展史，以使妈祖信仰者及外界对妈祖文化有兴趣的学人，通过这本持论公允的书较快掌握妈祖信仰的基本内容。”“本书希望通过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使用，以新的视角观察以往纠缠不清的问题，或能得出比较妥贴的结论。”
可惜，如同徐先生评价李献璋的《妈祖信仰研究》那样，由于“这本书犯了一些基本性的错误”，存在“许多记载似是而非”；不少推论简单草率，而且没有“回答有关妈祖历史研究的基本争议”。读者不但无法从中看到所谓的“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使用”，更无从“以新的视角观察以往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而“得出比较妥贴的结论”；不但美好的初衷落空了，相反，却犹如鲁迅《文学和出汗》一文所云：“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纵观徐先生全书及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看，总共引述了450多种数以千计的古今著述，占据了全书过半的篇幅。如此接二连三、接连不断的的引述，对于史书研究类著述，虽然未尝不可，但引述过多、过繁，势必影响和削弱论述部分。更加糟糕的是，由于作者的引述粗疏，以致舛误甚多。特别是其中关键的、可谓妈祖文化典籍核心史料（因其重要，徐先生往往整篇照抄照引），多有缺衍歧讹。试问，如果起点和依据就已经误讹的“研究”，还指望能够得出什么正确、新颖的结论吗？
笔者曾经怀疑过自己所读的是徐书为盗版书，但几经核对，确是正版的。所以在此特地提醒读者：多多留心，细细查勘，不要迷信！
原载《炎黄纵横》2015.7
然而，2007年，徐晓望在海风出版社出版了《妈祖信仰史研究》，并且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重新发表了其中的《赐封妈祖天后问题新探》一文，其“摘要”明确提出：“清朝廷在康熙二十三年前后未曾授封妈祖为天后，清代文献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赐封天后的记载，是后人篡改原始文献的结果。……乾隆皇帝不愿彰显其父的错误，将错就错，正式封赐天妃为天后。其后，在官方政书中，将封赐天后远溯康熙二十三年，编造了施琅请封天后、康熙帝批准的神话。”
其实，这并非什么妈祖研究新成果，而只是拾人牙慧、重弹2004年蒋维锬先生所谓的“康熙二十三年进封天后一事属子虚乌有”，“天妃改封天后，确系至乾隆二年方才落实”的老调罢了。（《天后”、“天上圣母”称号溯源、《天后”称号溯源》），详见蒋先生《妈祖研究文集》第243-245码，海风出版社）
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祖基早在2010年06期《台湾研究集刊》上，就已经发文予以驳斥。其《乾隆二年妈祖加封天后辨误》“摘要”指出：“妈祖何时由‘天妃’加封为‘天后’，是妈祖信仰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历史文献对此记载互有歧异，主要有康熙二十三年说及乾隆二年说两种。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对此问题作了深入、详细的考证，指出乾隆二年并无加封‘天妃’为‘天后’一事，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所谓“乾隆二年，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的记载是错误的，而据此认为乾隆二年正式加封妈祖为‘天后’的观点当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李祖基教授是莆田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研究集刊》常务副主编，他的考证应该是认真负责的。李祖基教授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八十四所载‘乾隆二年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至于此一错误究竟是礼部清吏司在编纂中出错，还是付梓时手民之误，现在已经难以查考。不过，《清会典》虽是奉敕修纂，为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但毕竟只是一种间接史料，原始档案或资料经过编纂或转抄之后，出现一些讹误差错并不奇怪。”他在详细论证后认为：“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与“加封天后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虽然仅一字之差，但谬之千里，贻误后世，实非鲜浅。其实嘉庆朝重修《大清会典事例》时，编纂人员已经发现了这一错误，将其更正为：“乾隆二年，加封天后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光绪朝最后一次编纂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再次对此一更正予以确认。然而，部分学者或因不察，或者出于其他原因，仍然沿袭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中的谬误，称乾隆二年正式封赐妈祖为“天后”，以讹传讹，误导读者，故特撰此文，辨明正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详见《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或《中华妈祖》2011、4《乾隆二年妈祖加封“天后”辨误》）
可是，徐先生偏偏执迷不悟，无视李祖基教授上述的明确论述，笔者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所谓专家学者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清代就已经发现并且纠正了的差错，继续搬了出来，而且当做科研成果的什么“论据”，挥水摸鱼，蒙骗不知真相的年轻读者和莘莘学子——甚至一再搬进大学教科书？
2016年，笔者在《海丝雕龙》文集中，就有一篇文章《史料误讹观点陈旧——徐晓望博导《妈祖信仰史研究》评述》，予以全面、系统的批驳。现专门就妈祖“天后”封号褒封时间问题，再作一些补充论述。
关于妈祖的天后封号时间，这个问题实际上已有定论（见《湄洲妈祖志》、《妈祖文化简明读本》等书籍），但徐书却偏偏特设“清廷赐予天后封后的争论”、“康熙朝涉及天后史料的质疑”等多个章节，予以连篇累牍的“讨论”与“质疑”。在徐先生笔下，清朝闽台官员一点不懂得查询内府存档，而只会马大哈似的误记误传，并且胆敢把将“后人篡改”不实的东西“上奏皇帝”；而皇帝则干脆“将错就错”——甚至戏剧性地演绎起“父债子还”之类的一幕。总之，將相对严格的清宫大内管理，把封神祭祀之类军国大政视同儿戏；对于妈祖封号，封建帝王甚至可以顺乎民意，搞“民办君助”，予以玉成。我以为，诸如此类近乎荒唐可笑的认知，那才是不折不扣的“编造神话”呢！
2011年1月，徐先生还在《福建民间信仰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书，再次将清初赐封妈祖天后问题新探收入其中，可见对其偏爱有加，一再宣扬。
那么，蒋、徐二人前后共同认定的“乾隆二年方才落实”，称天后才名正言顺，有哪些史料佐证？先来看看徐先生断定康熙二十三年妈祖不可能褒封天后的理由。
他主要是引证了《康熙起居录》所载——
最后只是在《康熙起居注》中找到一段简要记载：“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八月二十二日乙卯早，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请封天妃之神，礼部议不准行，但令致祭。上曰：‘此神显有默佑之处，著遣官致祭。此本著还该部另议。’……可见，就清宫原始档案来看，康熙二十三年清廷确实没有封天妃为天后，只是派出使者祭祀天妃一次。
难道仅凭“另议”二字，就能认定“康熙二十三年清廷确实没有封天妃为天后”吗？
《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8码也载曰：“加封天后，以壮神威……伏查康熙十九年福建提督万正色在崇武地方征战，叩祈天妃，风转显应，具题到部，臣部议准照依前明永乐七年封号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嗣又奉旨加封天后，并颁敕文，以记功德。”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另议”和“嗣”的解读。
“另议”并非否定。对于施琅请求加封妈祖之事，康熙皇帝并非断然拒绝，而只是请礼部“另议”一下——难道不存在礼部很快就再议、并且立即照准的可能性吗？
目前学界基本公认的康熙二十三年，也即4年之后，在时间上言之成理。蒋维锬先生亦认为“另议”的过程迅速且顺利：“八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將礼部题本批还另议后，礼部当即再议出由翰林院撰祭文，……此事遂于八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见《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18码）可谓环环紧扣，一气呵成；并没有什么延缓拖拉，迟滞怠慢。
再说“嗣”。《尔雅》：“嗣，继也。”《尚书》：“禹乃嗣兴。”传注：“继也。”因此，“嗣”就是通常所谓“接着、随后、继而”之意。时间固然会有些弹性，但“嗣后”总不至于会延长到许多年之后，甚至53年后吧？所以，笔者认为“嗣又奉旨加封天后”之具体时间，应该距离前面所言之时间点不远。
查阅清宫档案，雍正、乾隆朝大臣禅济布、赖都、郝玉麟、三泰等人的奏折，都称“嗣又”、“随又”——
雍正三年（1725）九月初九日，巡视台湾监察御史禅济布等人在《为请赐天后祠匾额事奏折》云：“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兴化府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
雍正四年二月初六日，礼部尚书赖都等人《为天后效灵请御书匾额事题本》的奏折，肯定了“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福建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赵国麟奏本，又提到康熙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
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礼部尚书三泰等在《为闽省南台天后祠颁匾致祭事题本》中亦称：“圣祖仁皇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
这奏折中一再出现的“随又加封天后”，便是对“嗣”的具体解读吧。这也凸显出康熙朝大内档案之真实性与权威性——大臣们的奏折异口同声地引用之。从内阁抄录的档案中“伏查”二字可知，乾隆当时康熙褒封天后的原始上谕应该还“健在”，查阅得到。这也就解释了众大臣的奏折用语怎么会“不约而同、不谋而合”，高度一致，并且几乎一字不差。大臣们的奏章一般是不会互相“参考借鉴”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都是依据并引证于当时所能见到的褒封文件（当然是抄件之类），然后行文上奏。
由于战乱等原因，中国的改朝换代往往造成前朝宫廷档案的大量散失。不过，还是有一些有力的旁证、佐证遗存的。
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730.7.6），浙江总督李卫上奏，要將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对此此举，正中下怀的雍正十分高兴，当即批复“甚好”——如果此前康熙朝不曾褒封“天后”，李卫敢如此胆大妄为？
以上大臣们众口一词的引述还表明，“随又加封天后”是“圣祖仁皇帝”康熙所为，而不是乾隆之举。
总之，从雍正、乾隆年间大臣奏章屡称妈祖为天后，可见此封号绝非“民众对妈祖的私谥”；同时，也否定了妈祖褒封天后是延至“乾隆二年之后”的事。
除了朝廷重臣们的一致复述，康熙年间（1730年前后） 郁永河《海上纪田静亦云： “表上其异，奉诏加封天后”。乾隆时《福建续志》也明确记载： “康熙二十三年加号天后。”乾隆年间瞿均廉《海塘录》曰： “二十二年克澎湖……敕建神祠于湄洲，勒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康熙四十四年，刘有成《天后庙序》： “神又扬灵助（施琅）战，归于朝，敕封天后。”孙元衡《赤嵌集》卷四《子·澎湖》诗下双行小字注云： “大帅施公亲见马（妈） 祖助战，表上其事，敕封天后。” （文本为康熙刻本） 康熙四十四年（1705） 刻本《化府莆田县志》卷三《天后庙》云： “神林姓……国朝勅封护国庇民昭灵显应仁慈天后，遣官致祭。” （修撰者系贵州提学使林麟焻、山东道监察御史朱元春。该书光绪十一年重刊）
光绪十四年（1888），福建著名文史家杨浚在《湄洲屿志略·封号》（清光绪十四年木刻版，福建师大图书馆藏书） 中的明确记载： “康熙二十三年，钦差礼部赍御书香帛祭告，特封‘护国庇民昭灵显应仁慈天后’。”杨浚还特地注明“封天后自此始”。众所周知，清代的文字狱特别严酷，稍有不慎，不仅自己脑袋不保，而且丢了全家性命。据史学家统计，整个清朝文字狱大案一百六十多起，几乎一年半一次！ 杨浚不仅白纸黑字地注明“封天后自此始”，而且刊印成书籍，全社会发行。如果当时妈祖尚未褒封天后，杨浚吃了豹子胆不成？
为什么要特别提起杨浚呢？ 至少有这么两条理由。
1、杨浚是清咸丰至光绪年间福建省第一流的硕儒、考据家、藏书家、出版家。他乃清咸丰二年（1852） 举人，毕生肆力于学，才气超迈，博闻广识。凡诗文史籍无不涉猎，且勤于笔墨，留下了等身著述。
更先后掌教漳州丹霞、霞文及厦门紫阳、金门浯江各书院，育人无数。
杨浚尤精于考据，作风严谨，“惟纪事非隶典则不文”；特别是对闽人、闽神之考据、整理，清代无出其右。其钱塘好友张景祁称： “杨雪沧先生天才卓砾，博极群书，著述等身，雄视海内，主东南坛坫者垂四十年。鸿笔钜儒、辍学门徒奔走门下，仰之若岱宗斗极。” “又为一切考据之学，凡朝章国故、士习民风无不探摭綦详，舄然成帙，藉以启迪后学”。同治间，他在省城塔巷办正谊书局，主持重刻其家藏的《正谊堂全书》；书成，奏保补用道员。又设“群玉斋”书肆，广搜善本，聚出7万卷，建“冠悔堂”藏之。
2、同治四年（1865），杨浚援例为内阁中书，充国史、方略两馆校对官。这期间，他饱览清宫档案，查究史册，应该易如反掌。
其实，我们以上引经据典说了半天，还不如乾隆帝自己一句话。
《钦定平定台湾记略》是清朝十分重要的一本史册，其中开卷伊始便有乾隆帝的几十首御诗。乾隆五十三年（1782）所写的《命晋增天后徽称，诗以昭灵志谢》，开头第一句就是“尊封天后自先朝”。其后，乾隆帝亲笔详加长长的自注，明确说是“天后灵应垂庥，佑民福国。康熙十九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后”” （应为收到请封奏本） 云云。《妈祖信仰史研究》第225-226码，也引述了上述诗歌和乾隆自注。乾隆帝的此诗及其自注，应该足以证明所谓“乾隆皇帝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另议”和“嗣”的解读。
“另议”并非否定。对于施琅请求加封妈祖之事，康熙皇帝并非断然拒绝，而只是请礼部“另议”一下——难道不存在礼部很快就再议、并且立即照准的可能性吗？
目前学界基本公认的康熙二十三年，也即4年之后，在时间上言之成理。蒋维锬先生亦认为“另议”的过程迅速且顺利：“八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將礼部题本批还另议后，礼部当即再议出由翰林院撰祭文，……此事遂于八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见《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18码）可谓环环紧扣，一气呵成；并没有什么延缓拖拉，迟滞怠慢。
再说“嗣”。《尔雅》：“嗣，继也。”《尚书》：“禹乃嗣兴。”传注：“继也。”因此，“嗣”就是通常所谓“接着、随后、继而”之意。
时间固然会有些弹性，但“嗣后”总不至于会延长到许多年之后，甚至53年后吧？所以，笔者认为“嗣又奉旨加封天后”之具体时间，应该距离前面所言之时间点不远。
查阅清宫档案，雍正、乾隆朝大臣禅济布、赖都、郝玉麟、三泰等人的奏折，都称“嗣又”、“随又”——雍正三年（1725）九月初九日，巡视台湾监察御史禅济布等人在《为请赐天后祠匾额事奏折》云：“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兴化府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四年二月初六日，礼部尚书赖都等人《为天后效灵请御书匾额事题本》的奏折，肯定了“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福建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赵国麟奏本，又提到康熙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礼部尚书三泰等在《为闽省南台天后祠颁匾致祭事题本》中亦称：“圣祖仁皇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这奏折中一再出现的“随又加封天后”，便是对“嗣”的具体解读瀛壖赤子，获登衽席，用纾南顾之忧，惟尔丕绩。即解是日所御之衣驰赐，载褒以诗。”诗中写道，“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伏波名共羡，南纪尽安流。”据史料载：康熙第一次接到施琅《飞报大捷疏》，获知澎湖决战胜利，非常高兴，说“实为可嘉”，其“功甚大”。当接到施琅《报入台湾疏》时，康熙连说，“筹画周详，剿抚兼用，克奏肤功”；并《御制褒章》，赋诗嘉奖。康熙又颁布《封侯制诰》，授施琅为“靖海将军，靖海侯，世袭罔替”；还立即脱下是日御衣龙袍，派人快马加鞭送到前线，赏赐给战将施琅，赞扬他“其功甚大”、“深为町嘉”，“矢心报国，大展壮献，筹画周详，布置允当”；委任他兼管台澎陆海事务。
康熙极力称赞施琅爱将的有：“将军施琅，谙熟海岛，凡事必与之共议！”“如施琅者，立如此奇勋，必令永秉节钺，荣华以终其身！”等等。因此，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准施琅奏章，褒封妈祖“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随后，改台南宁靖王府为大天后宫，派满族大臣礼部侍郎（三品）雅虎致祭，并御制祭文，褒奖“神之所凭，礼宜昭报”云云。
有人言必称清宫档案云云，却只死死抓住前头误讹的记载不放，而对后面的订正视而不见，这科学合理吗？再则，清宫档案经过两次历史性劫难，早已谈不上齐全：一是清末战乱，“八千麻袋的档案随意丢弃在一旁，任由它日晒雨淋，久而久之，很多档案也就被损毁了；直到八年以后，中央研究院辗转购回这些档案时，已经损失了几十万件。”二是蒋介石退居台湾时，带走了许多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包括了史书、诏书、表章等等。
文物是另一种文献。“大台南天后宫”为台湾第一座官方妈祖庙，开台首尊妈祖金身（现供于台南大天后宫）就是来自于莆田平海天后宫（平海澳为施琅平台舟师驻军、演兵场）。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康熙准靖海侯施琅奏，加封妈祖为“天后”，庙宇随即称为“大天后宫”。
正殿天后塑像左侧宫娥手中所捧宝玺，其上刻着“镇驻台郡大天后宫护国庇民天后之玺”——据说就是当年的原物。
无独有偶。经查阅《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碑记卷》，就有13篇康熙时期题额为《天后宫重建记》《天后庙序》等等的碑文，时间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地域包括福建、江西、江苏、海南多地；撰文者有知府、国子祭酒、刑部侍郎等等。这起始的时间节点康熙二十九年就很值得我们琢磨——它距离妈祖敕封天后仅迟7年。以历史的尺度衡量，只有瞬间而已。
另外，查阅《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方志卷》，记载妈祖康熙二十三年褒封天后的，也比比皆是。
众所周知，在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敕封封号是皇帝独享的权力，岂容旁落？清朝文网密织，又以康熙、雍正、乾隆为甚，笔杆紧紧连着撰文者自己及其九族的脑袋。对待封号这等极其慎重之大事，朝廷没有政令，哪个敢于自行其是？徐先生如今轻轻松松一句“天后是民众对妈祖的私溢”——换做清代，你胆敢取代“皇上天子”进行什么“私谥”，你斗胆试试看！
所幸，妈祖得封“天后”的正确时间，如今得到包括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的认可。请看，2011年，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编印、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湄洲妈祖志》载明：妈祖是康熙二十三年褒封天后的（见第217码、219码）。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国良先生主编、出版的《妈祖文化简明读本》（海风出版社，2014年），同样这样予以认定（见第该书第31码、36码）。
从新近出版的学术著述看，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施琅与妈祖》（鹭江出版社，2016、4），学界的专家学者也一直认定康熙是妈祖“天后”封号的褒封者，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
总而言之，妈祖文化的主流看法均是：妈祖褒封天后的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而不是其后半个多世纪的乾隆二年。
附录说明
徐晓望先生，作为现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妈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福建方志学会副会长等，发表专著（含合著）15部、论文200多篇，论著共计520多万字；但其《妈祖信仰史研究》一书，实在不敢恭维。从该书《前言》《后记》看来，作者对该书有很高的期许，为此提出了一个美好且宏大的愿景：“我最终下决心写一部科学性的妈祖信仰史”、“一部妈祖信仰史的专论，简明扼要地描述妈祖信仰发展的历程，并且回答有关妈祖历史研究的基本争议。有这样一本书作为基础，后来者就可以避免初进妈祖研究领域的迷惑，早日掌握妈祖研究的基本情况，并向较深的领域进军。”“一部可信的妈祖信仰发展史，以使妈祖信仰者及外界对妈祖文化有兴趣的学人，通过这本持论公允的书较快掌握妈祖信仰的基本内容。”“本书希望通过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使用，以新的视角观察以往纠缠不清的问题，或能得出比较妥贴的结论。”
可惜，如同徐先生评价李献璋的《妈祖信仰研究》那样，由于“这本书犯了一些基本性的错误”，存在“许多记载似是而非”；不少推论简单草率，而且没有“回答有关妈祖历史研究的基本争议”。读者不但无法从中看到所谓的“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使用”，更无从“以新的视角观察以往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而“得出比较妥贴的结论”；不但美好的初衷落空了，相反，却犹如鲁迅《文学和出汗》一文所云：“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纵观徐先生全书及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看，总共引述了450多种数以千计的古今著述，占据了全书过半的篇幅。如此接二连三、接连不断的的引述，对于史书研究类著述，虽然未尝不可，但引述过多、过繁，势必影响和削弱论述部分。更加糟糕的是，由于作者的引述粗疏，以致舛误甚多。特别是其中关键的、可谓妈祖文化典籍核心史料（因其重要，徐先生往往整篇照抄照引），多有缺衍歧讹。试问，如果起点和依据就已经误讹的“研究”，还指望能够得出什么正确、新颖的结论吗？
笔者曾经怀疑过自己所读的是徐书为盗版书，但几经核对，确是正版的。所以在此特地提醒读者：多多留心，细细查勘，不要迷信！
原载《炎黄纵横》20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