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莆田市教育的渊源，来自中原儒学，始于南北朝年间。梁、陈时，有儒生郑露三兄弟在莆田南山（凤凰山）兴办湖山书堂，作篇章训子弟，倡诗书，修儒业，世称“开莆来学”。这是省内志乘记载最早的学校教育。
其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李椅出任福建泉、漳、汀都团观察处置使，致力于兴教，“以五经训民”，“由是海滨荣之，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他将府学搬到榕城城南兴贤坊，礼部员外郎独孤及为此写碑记。李椅还在莆田澄渚村庙前兴建了梯云斋，也称澄渚书堂（即宁昌庙）。此为莆田第一座官学。据邑人俞钊《梯云斋记》载，“澄渚梯云斋者，乃唐贞元（785—804）观察使李椅肇兴学校所建也。”梯云斋创办后，延纳各地学者在此讲道穷经，一时士子云集，以至“比屋业儒，俊选如林”，“人才彬彬然其盛”。从此，澄渚书堂与郑露三兄弟创办的城南湖山书堂相辉映，成为中唐时期闽中的教育中心。
当时福建地区在全国仍属于边远落后的地区，估计尚未正式设立州学。唐朝建立后，于高祖武德元年（618），便下令各地郡县设置学校招收生员。武德七年（624）又下令州县及乡里置学。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再次下诏，要求各地从速建造州县官学。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唐朝政治经济达到鼎盛阶段，各地州县官学也已普遍设立。
唐后期，福建有二次相当著名的兴学活动，除了上述的李椅外，第二次就是常衮的福建兴学。唐德宗建中、贞元年间（780—805），状元宰相贬为福建观察使的常衮，以及泉州刺史薛播、席相等人，掀起了另一次兴学活动。在地方官员积极倡学的推动下，出现了“闾里之士，竞劝于学”的局面。
《唐语林》卷四《企羡》载：“国自贞元以前，未有进士。观察使李椅始建庠序（学校），请独孤常州及为《新学记》云：‘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林藻弟蕴与欧阳倍睹之叹息，相与结誓，继登科举。”大历八年（773）抵达福建上任。李椅二度到福州，再次将兴修庠序作为首要政事。“贞元、元和间，学者益盛”。《闽通志》卷四四《学校》序中说：“按旧志，莆人郑露倡学于梁、陈之间，……则闽人知学其所来也远矣。而《唐史》也谓“至衮大兴学校而始盛也。自时厥后，闽之文物駸骎与上国齿。”
唐后期及第的人士林藻、林蕴、欧阳詹、杨在尧、许稷、黄滔等十余名进士“连茵接轸”，促使福建出现进十及第的高潮时期，时称“欧阳独步，蕴藻横行”、“俊造相望，廉秀特盛”之盛况。林氏兄弟九人皆官居剌史，世称“九牧林”。
莆田江口的官宦翁承赞《斋漫兴》，传达出小时候在江口漆林读书时的情景与感受，以及当时兴学读书的体会：“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翁承赞擢博学宏词科后，又授京兆尹参军，累迁右拾遗，户部员外郎。天祐元年（904），翁承赞奉昭回闽册封王审知为琅琊王，备受王审知礼待。开平四年（910），梁太祖册封王审知为闽王。
在福建历史上王审知治闽是极其重要的一页。这一段历史，从唐朝末年开始，贯穿整个后梁，延续到后唐初年，前后30多年。王审知获悉翁承赞归闽定居，大喜过望。他赏识承赞相才，拜他为同平章事，擢居相位，后又晋爵晋国公；翁承赞是名列正史的莆田第一位丞相。
为闽相辅佐闽王期间，翁承赞不负众望。他悉心辅佐闽政，极力建言整饬吏治，轻徭薄赋，在福州倡议创设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为闽省教育先驱；并在各府县广设庠序以授生徒，做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村有私塾，并派人四出访书，缮写刊印，海隅闭塞之民智为之一开，故人们称他为“办学兴闽第一人＇”。翁承赞对福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文化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翁承赞绝不仅仅是“办学兴闽第一人”，同时也是莆田文化、教育的开拓者、引领者。
几乎于此同时，莆田人徐寅乾道元年（894）举进士，后梁开平（907）举状元。但因不肯改赋，宁可被削状元籍，回到莆田延寿溪。
据传，唐初境内始奉制修建县夫子庙学，祀孔子，从教化。开元八年（720），林玄泰长子万宠明经及第，父子同为朝官。名臣张九龄应邀为莆田县夫子庙学书匾额。
总之，唐、五代莆阳教育领先于八闽，诸多学子捷足先登，早早折桂。莆阳学界“开天辟地”的大功德，大开了“文献名邦”之先河，展现出早期莆田教育“一早二强”的良好局面。其中，与林藻和林蕴兄弟同在莆田广化寺灵岩精舍、福平山等地苦读的欧阳詹（林披女婿），贞元八年（792），终于荣登“龙虎榜”，名列第二（韩愈为第三名），世称“闽学鼻祖”（《闽政通考》）、“八闽文化先驱者”；科场拼搏二十多年、博学多才的黄滔，更誉称为“八闽文章初祖”；甚至还有“硬骨头”徐寅科举拔得头筹。
宋代是莆田各方而登峰造极的时期。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共同造就了宋代经济、文化、教育的一个难以逾越的巅峰。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宋代福建乃至莆田的经济、文化、教育，尤其是科举，取得了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成就。造就了“文献各邦”“海滨邹鲁”的美誉，以及独特的文化血脉，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化符号、文化元素和文化品牌，出现了“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的盛况。
整个宋代都重文抑武，文化和学术政策较为宽松，这为知识分子带来了结社自由、学术辩论自由、办学自由。福建比邻浙江，莆田又比较临近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考察宋代莆田经济、文教的兴盛，应当从这宏观地缘政治视角出发，才便于理解和把握。
据现代中外学者研究，宋代的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大学者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外国一批著名学者都认定，“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等等。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当之无愧叫“中国”——世界的中心。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朝在莆田设置地方政府“兴化军”。莆以由县升格为“郡”级的兴化军，与泉州等郡平起平坐，为八闽之一，辖兴化、莆田、仙游三县。它标志着莆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人口的激增呼唤着田亩的拓展。莆田来重视兴修水利工程，至宋代更是成就突出。据统计，兴化军共筑陂坝1531座，名列福建首位。
特别是木兰陂水利枢纽工程，造就了莆田平原的繁荣与富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陂成溉南洋田万余顷，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而当时整个兴化军“岁储才六万斛”。《宋史》载：兴化军“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
兴化军不但农业迅速发展，而且各行各业都名列前茅。纺织业引领风骚，制糖业、盐业也迅猛发展，为福建七大盐场之一。“天下盐皆烹煎，独莆盐用晒法”。陶瓷制造业规模庞大，技术高超，产品销往海外。兴化军是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船只数量更是庞大，航海、经商风气之浓郁。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番”，遍布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刘克庄这一诗句正形象地为“无兴不成市”一语作了注释。
蓬勃发展的经济，为莆田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宋代开始流传的“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绝非虚言妄说。
唐时只有莆、仙两所县学；兴化军建立后，县学多了一所，并开始有了郡学。宋初，建军学，设书院，推行东庙西学制，庙学合一更趋明显。此时的兴化军学“制度宏伟，雄冠一时”；办学经费，“视他州为盛”；在校学子，多达数千人。其规模之大，学费之足，生员之众，即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难怪宋代人会发出“学宫壮伟，甲于闽郡”的赞叹。兴化军学实际上已成为名符其实的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的莆田文化教育中心。
诚如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中所说：“县虽僻处万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漈，皆以风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盘据永泰、莆田、福清三邑间，古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语，乾道丙戌（1166）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科郑侨，壬辰（1172）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书，名震海内。《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
宋代教育在考试制度方面，有着根本性的改革举措；而其中几位举足轻重的参与者，都是莆阳人士。蔡京主持的第三次展开兴学运动，史称“崇宁兴学”。现代教育史家认为：“上述宋朝三次兴学运动，虽然前两次均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都不同程度地将宋朝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第三次兴学，对宋朝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远超前面两次。完善科举考试的重大制度性变革，一是确立并实行糊名与录（糊名制度的产生与莆田籍官员陈靖密切相关），进一步促进了考试的公平公正和科举的平民化，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北宋·汪洙编《神童诗》）进一步成为现实的可能。
莆邑人士、北宋名臣蔡襄也十分关注科举改革，并由此萌发关于改革路径和顶层设计方面的一些设想。
宋朝治世从庆历新政开始，其前后兴化军三县教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王安石在《陈执方神道碑》中赞道“兴化多进士”。宋祝穆《方舆胜览》“兴化军”四六云：“地不大于曹滕，俗已几于邹鲁”；《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
城乡林立的学校无疑需要众多的教学人士。莆田士子把教书育人视为神圣职业，以献身教育为荣。当时涌现出如杨在尧、林迪、茅知至、林光朝、关樵、郑厚、林立之，林彖、宋藻、黄补、黄绩、陈宓等一大批教育名家。见于志书的有：方峻于仁宗时创办的植德堂、黄问创办的上林义斋、郑安正创办的木兰书堂、林国钧创办的东井义斋即红泉书院、林光朝创办的蒲弄草堂和松隐书堂、陈宓创办的仰止堂、李富创办的梅峰书院、黄绩创办的东湖书堂、林安中创办的澄渚梯云斋、杨栋和郑雄飞创办的涵江书院，黄仲元创办的东里书堂，还有一经书堂、瑶台书院、考亭书院、郑氏书堂、朱坝书院等；仙游县则有会元书院以及傅姓于太平兴国年间创办的龙头书社、陈襄于庆历年间创办的金石山讲堂、陈易于绍圣间创办的菜溪书堂、黄公偃于宣和间创办的静和轩、茅知至在赖店创办的双林书院、谢洪职创办的麦斜精舍、林尧于绍兴的澄坑书堂和郑氏书堂等。当时，兴化军还有叶氏义斋、金山草堂、郑氏书堂、步云书院、东岩书院、敬义斋、庄山书院、东山书院、下顿讲学堂、朝天书院、紫阳书院、屏山书院、东昌书堂、渠东书堂、双林书院等。
由于趋风承教之士不少，民间兴学的这种传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并转化为社会风气。民间学子从师习儒成为时尚，学业有成者多著书立说，收徒传学，或自创学派。名儒郑耕老他在《读书说》中提倡：“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
书堂教授中，以誉称“南夫子”的林光朝最为著名。连朱熹那样的大儒巨子都慕名前来游学拜师。
宋代莆田的官学、私学，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相比较而言，“文献名邦、海滨邹鲁”莆田名不虚传，乃福建第一进士县。中国封建社会处隋朝至清朝末年整个科举时代，全国各地进士达千名以上的进士县，只有18个县，其中福建省占4个。而莆田县的历代进士，竟多达1700多人，因而雄踞福建省进士县的榜首。仙游县还有进士701人。不仅如此，进士的档次也高。单在宋代，莆仙人中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赋魁、别试第一名的人数，也是位居福建之首。
更为奇特的是，莆田行民不但创造了中国科举史的奇观，还留下许许多多至今还广为流传的科举佳话。诸如“一家九刺史”（唐代莆田人林披的后裔，有九个官至刺史）、“一门五学士”（唐黄璞进士，其四子也都同列馆职）、宋代莆阳人才辈出且高度集中，还奇特地表现在家族中举概率的“浓缩”上。
据统计，林氏、陈氏家族，以及郑氏、翁氏、吳氏、蔡氏、徐氏、苏氏等家族，也都出现过兄弟同登的现象。莆田三、四代连续登科的家族有十四个。在这些科举世家中，以方、林郑等家族最为著名。其中，林氏获功名者98人，陈氏获功名者94人，黄氏获功名者66人，郏氏获功名者56人，方氏获功名者11人，甚至出现了所谓“无林不开榜”的誉传。史册云“合计北宋五姓共205人，占莆田进士人数的60％；南宋五姓共220人，占莆田进土人数的一半。”在仙游，一门登进士第超过10名以上的家族有四个，父子同登进士第的14对，兄弟同登进士第的15对，其中有4对兄弟在同年同科榜上有名。《莆阳比事》指出：截至宋宁宗嘉定初年，兴化军所辖三县有宦族世家308支。能形象反映这些世家在科第取中兴盛状态的联对有：“名亚虎榜，魁占龙头“南宫高第，壁水上游”“四异同科，七名联第”“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父子一榜，昆季同年”“进士甲科，诸试优选”“大魁祖孙，双元文武”。这些，展示了科举世家兴学育人的蔚然成风，也显示出当地重教氛围的浓厚。
从《闽通志·科第》的兴化府部分，看看莆田697年之间，及第进士的家族关系情况。祖孙进士300对、父子进士212对、伯侄、叔侄进士149对、兄弟进士190对；黄滔家族15名进士、郑伯玉家族16名进士、余崇龟家族6名进士等等。
所以，名臣蔡襄在《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宋代黄岩孙编撰的《溪志》记载：“仙游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于他邑，自昔有‘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之谣”。仙游因而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明史学家黄仲昭作《化府鄉贡进士题名记》，曰：“宋三百年间，元夫巨人，相继而出。为宰辅，则相业光明，宗社嘉赖；为谏官，则论议忠谠，夷夏知名。或侍经筵，则尽啓沃之职；或司民社，则効抚字之劳。临大节，则蹈鼎镬而不顾；决大议，则触权奸而不恤。有倡关洛之学，而丕变士风者；有绍考亭之绪，而深入理奥者。虽所遭不同，所就亦异，而其纯正笃实之学，崇伟光大之行，皆卓乎其不可及也。当时称吾莆之盛，有曰‘地不大于曹滕，俗已几于邹鲁’，其谓是欤！”至明代百有余年以来，“位六卿、列禁从、长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盖几于宋矣。而凡中外臣工，有以清修端谨、奇伟磊落名天下者，往往多莆人也。”
莆阳人士不仅关注本地的教育发展，而且旁及外地。因此，宋代莆田的教授（中）众多，遍布本邑和异地他乡。
正由于莆田有如此壮观的科举成就，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闽越之地，邹鲁之邦”（宋真字皇帝敕字）著名、“兴化多进士”（宋王安石赞语）、“莆田人物之盛”（宋朱熹赞语）、“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宋游酢赞语）、“家习诗书，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冠”（宋张友赞语），“莆田，文物之邦”（宋黄公度赞语）、“莆邦文学号邹鲁”（宋黄灏赞语）等美誉著称于世了。
熙宁九年（1076），徐铎殿试第一，薛奕武科进士第一，北宋神宗皇帝有“一方文武魁天下”之誉。中国首位武状元出自兴化莆田。从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宋代武状元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开了莆阳田径之乡之先河——至少在健身尚武这根本点上，二者是高度一致的。莆阳健儿的崇尚健身和体能，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莆田科举考试都居于福建乃至全国前列，兴化军科甲鼎盛由此窥见一斑。宋代，莆仙人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是位居福建之首，两宋共有及第进士1678名。据史书记载，宋代共产生出118名文状元。除籍贯不明外，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获榜眼的有6名，即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
在经由科举入仕的莆田士子中涌现出一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的突出人物，如蔡襄、蔡京、黄公度、陈俊卿、郑侨、王迈、刘克庄、陈文龙等。其中，在《宋史》中被立传的官员多达30余人，出任宰相（辅）的前田人有10名，尚书16名，侍郎22名。
宋人陈必复所说：福建举子“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诗书之泽，而仕于朝为天子之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藩持节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八闽。”闽中与江浙一样，“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宋代更是莆田政治精英辈出的时代，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莆田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终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9名（含附传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4名。《史·宰辅表》称：两宋期间，居相位者133名，位执政者482名。而莆田出仕官员中位居宰相者3名：蔡京、叶颙、陈俊卿；执政者7名：蔡卞、蔡攸、龚茂良、郑侨、陈卓、陈文龙、黄庸。官至六部尚书者有刘克庄、林英等13名。北宋徽宗朝，宰相蔡京、副相蔡卞、枢密使蔡攸都是莆田人。
据初步统计，南北两宋共举行过118次进士科考试，共产生了118位状元，其中福建籍状元22位，而兴化军籍占6位；共产生进士3万多名，其中福建7607名，排名全国第一。有宋一代，福建登进士第者计7600多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一，按人口比例居全国第一；在朝任宰辅者60人，收入《》的名人，也以福建为最多。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广化寺东峰书堂，一度成为兴化军初试考场（即所谓“棘扉”），以及考官的阅卷处。1150年，邑人黄公度（字师宪，1109—1156）绍兴二十年（1150）在这里参加进士初试，并有《庚午秋观进士入试诗》题留于普门庵壁上：“棘扉晓辟万袍趋，邹鲁虽微士所都。……”宋代兴化军曾在此举行过36年郡进士考试，约有七万二千余学子在此出征进士之旅，149名莆阳精英荣幸金榜题名。邑人郑侨就是在这里一试身手，然后成为乾道五年（1169）状元的。此外，还有省元刘朔及中书舍人、国子祭酒林光朝等一大批名士。
宋代莆田的官学、私学，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相比较而言，“文献名邦、海滨邹鲁”莆田名不虚传，乃福建第一进士县。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莆田科举考试都居于福建乃至全国前列，兴化军科甲鼎盛由此窥见一斑。
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历科状元录》载，宋代共产生出118名文状元，其中有5名籍贯不明。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去5名（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这个时期，兴化人物大批涌现，充溢史册。如北宋名臣蔡襄，爱国宰相叶顒、陈俊卿，民族英雄陈文龙，大诗词家刘克庄，理学家誉称“南夫子”的林光朝等。
宋代以后，由于刻书业兴盛、文化学术繁荣，私人藏书急剧发展。“南宋之世，藏书家闽为最盛”。据史籍统计，宋代以来，福建私人藏宋宋史书家有320人。可以说，宋代福建不但是经济空前腾飞之日，也是文化兴盛发达之时。加上学术昌明，著作如林，宋代也是莆田人文荟萃的时代，笔耕高手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宋时文采焕发、见重名家的兴化进士作家就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以文名当世，为欧阳修深爱的陈动之；有朱熹称其“文章见重外夷”的蔡襄；有著书百卷，刘敞以为“似两汉儒者”的黄君俞；有宋徽宗和曾巩、曾布推重的傅楫；有孙觌称其文赋“魁琦玮丽”的傅谅友；有徽宗朝四大名儒的徐师仁；有绍兴间奏赋第一、号称莆阳文字“开山祖”的郑厚；有下笔数千言，王十朋叹为“传世之文”的蒋邕等。而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被誉为南宋三大词人之一的刘克庄了。他不但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200卷，而且诗作之多，仅次于陆游；词风之豪壮，与陆游、辛弃疾比肩而立；他的《后村诗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齐名，堪称宋代诗话之双璧。
宋初，建学，设书院，推行东庙西学制。民间学子从师习儒成为时尚，学业有成者多著书立说，收徒传学，或自创学派。朱熹曾为福州城西门（迎仙门）“大书‘海滨邹鲁’四字，悬于楼上”。南宋大教育家朱熹途经莆田，为此地人文炳蔚、景观绮丽所吸引，慕名来到澄渚，访友讲学，书题亭额“溪山第一”，留下“耕云”、“钓月”书迹（今石刻尚存）。
林光朝（1114-1178），字谦之，号艾轩，兴化军莆田五侯山簏珠墩村（今秀屿区东峤镇珠江村人），南宋著名理学家。讲学于莆田东井、红泉、蒲弄等书堂，后世学者称其为“红泉学派”，尊为“南夫子”。黄石红泉书院聆听林光朝讲学时，乐不可支，终生不忘；他自曰：“某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光朝），方次云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他人数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数言雍容有余”。1160年冬，朱熹拜年长十六岁的林光朝为师，“闻命不早，虽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请于门下，而未敢以进。”并“兄事之”。朱熹还评述曰：“吾少年过莆，见林谦之、方次云（翥）谈道，极其精细。及再过，则二公已死，更无一人能继矣！”
乾道五年即1169年，朱熹有《答林谦之光朝》书信曰：“闻命不早，虽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请于门下，而未敢以进。……
执事诚有意焉，则熹虽不敏，且将勉策驽顿以佐下风之万一，不识执事亦许之否乎？”此外，朱熹还结识了另一位莆田名儒方翥，同样“吾事之犹吾兄”。
名师出高徒，以林光朝为代表的兴化军学者对理学发展贡献尤其巨大。《史》载：“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故而，林光朝被尊称为“南夫子”。
陈俊卿宰相在《哭林艾轩》诗中云：“百担有书行李重，十金无产橐中贫。”
北宋名臣蔡襄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中赞道：“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北宋宰相王安石赞叹：“兴化多进士。”宋孝宗时期莆田名相陈俊卿在《艾轩祠堂记》中赞扬道：“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刘克庄在《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说：“初艾轩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明代状元、邑人柯潜在《弄草堂》诗中赞叹曰：“艾轩先生鸣大宋，绝世文才岂天纵？横经讲道倡莆中，别构茅堂向蒲弄。”明代探花、邑人林文在《红泉讲道序》中也赞道“吾莆自陈、隋间郑露讲学于南湖，在唐则吾祖蕴、藻、欧阳詹读书于泉山。至宋，艾轩讲道于红泉，由是文风大振，遂有海滨洙泗之称，其盛矣哉！”（周瑛、黄仲昭《重刊兴化府志》）
两宋兴化军三个县共创办书院30座以上，冠之八闽；兴化军进士有1014人，诸科、特奏者等742人，为福建进士总数的25％，占整个莆田进士总数（自唐至清2375人）的74％左右。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获榜眼的有6名，即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整个莆田举试者日众仅宋绍兴二年至宋绍兴三十年（1132-1160年）的29年间，应试士子就多达数万人，登进士第的就有150余人，数量之多，是其他郡县所不能比侔的。莆田还留下许许多多至今还广为流传的科甲佳话。诸如“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一科两状元“、”魁亚同宋兴蒲榜”，故有“析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和“龙虎榜头孙嗣祖、凤凰池上北联兄”之类美谈，如此等等。正由于莆田有如此壮观的科举成就，加上学术昌明，著作如林，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文献名邦”（宋度宗赞语）、“闽越之地，邹鲁之邦”（宋真宗敕字）、“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宋·游酢赞语）、“家习诗书，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冠”（宋张友赞语），“莆田，文物之邦”（宋黄公度赞语）、“莆邦文学号邹鲁”（宋黄灏赞语）等美誉著称于世了。
宋代更是莆田政治精英辈出的时代，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莆田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终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9名（含附传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4名。莆田的一些村庄还出现一批科甲世家，产生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以及“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等奇特现象。宋人黄岩孙撰的《仙溪志》记载了“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与他邑”的衣冠盛事。总之，兴化军莘莘学子不仅创造了莆田科举史上的罕见现象，而且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广为流传的科甲传奇，诸如“龙虎榜头孙嗣祖，凤凰池上弟联兄”、“枌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四异同科，七名联第”、“父子一榜，昆季同年”、“一科两状元”、“相枢同朝”等等。莆田县有同科两状元、同榜独占前四名的，永福县连科三状元，仙游县傅氏、蔡氏数十进士之骄人记录。莆阳进士多，因此地方官多，京官也多，并且位高权重。《宋史·宰辅表》称：两宋期间，居相位者133名，位执政者482名。而莆田出仕官员中位居宰相者3名：蔡京、叶颙、陈俊卿；执政者7名：蔡卞、蔡攸、龚茂良、郑侨、陈卓、陈文龙、黄庸。官至六部尚书者13名：叶大有、蔡洸、徐铎、蔡翛、陈居仁、林大鼐、刘克庄、刘榘、方应发、方大琮、卓得庆、薛元鼎、林英。北宋徽宗朝，宰相蔡京、副相蔡卞、枢密使蔡攸都是莆田人。陈俊卿（1113—1186年）于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举进士第二（即榜眼），官至丞相（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
元改“军学”称“路学”，并设社学于乡间。元代莆阳的教育，虽大受摧残，但仍有两个闪光点。其一，莆阳人喜爱数理化、擅长科技创造之天赋初露锋芒。如陈绍叔（字克甫，号浮邱），莆田人。他20岁就博览群书，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从事天文科学研究。他创制天球仪一座，名曰“小天”奇巧精密；教学时，日月星辰历历在目。
其二，《仙游教育志》称：“元代，林济孙、林亨蝉联殿试第一，为省内数百年所仅有。”“至元六年（1340）朝廷恢复科举，……林济孙殿试进士一甲第一名。”“至正三年（1343）……林亨殿试进士一甲第一名。”姑且算另一说吧。
明代创造了莆阳文教的另一座高峰。纵观明代莆阳教育，有三大闪光点：一是高官多，出现了所谓“六部尚书占五部”的奇特现象；二是画坛高手多，工艺能人广。
莆仙地区另一个科甲盛期出现在明代。莆仙有进士554人533位进士，居于全国各府之首。明代，全国出进士最多的十个地方分别是：莆田533位、宁波509位、泉州452位、余姚376位、福州391位、苏州386位、南昌326位、绍兴325位、杭州321位、吉安304位、松江277位。莆田科甲鼎盛，冠于列郡。明代九十科莆发解者三十人占全闽三分之一，尤邑中盛事也。”兴化士子参加乡试取中人数可以比肩泉州甚至在有的年份还超越泉州，而当时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区域规模，莆田都难以与泉州相比。每次乡试，兴化、泉州‘占通省之半’，有明一代凡91科，而兴化解元达30人，泉州解元达21人，共计51人，占总数的56％。
莆田更为突出。明代，福建共举行89科乡试（一说91科），每科录取90人，在8000名左右的中举者中，兴化府乡试中举者达1800多人。其中，仅莆田一县每科中举人数达30人以上的就有16科，占全省同科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其中超300人官居四品以上。创造了莆田科举文化的另一个蝻盛时期，并且也是重臣高官迭出。史志记载，明一代由进士出身的，正四品（知府）以上的兴化（莆田）籍官员就有300多人。
在明代的莆田进士中，还出现“三试巍科”和“同榜三及第”。
“三试巍科”指的是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和殿试都名列前茅，“同榜三及第”，明代乡试中，莆田士子不但中举人数多，还出现了人才集聚现象，产生家族式的举人群体，有父子兄弟同时中举，甚而出现一门三世解元，清人周亮工在《闽小记》中以“莆田黄氏解元”为题介绍了明代莆田的一个科举家族。正统戊午科兴化有三世解元者同，黄寿生中永乐应天戊子科，及孙乾亨中成化甲午科同，乾享子如金中弘治甲子科。“闽莆田黄氏，自明开科来，一姓解元十年戊子，应天解元黄寿生，正统九年甲子，解元黄誉。天顺六年王午，解元黄。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黄文琳。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黄乾享。弘治十七年，解元黄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黄廷宣，嘉靖二十三年癸卯同，解元黄继周。二十八年己西，解元黄大观十一年壬子，解元黄星耀，三十四年乙卵，解元黄懋冲。其余五魁之内，合历科又不下二十人，”。一个黄姓家族就有这么多人中举，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宣德年间福建在科举考试中竟然一科包揽了前三名，其中莆田的林文中了探花。更为惊人的是，在永乐年间和宣德年间的两次科举考试中，都出现了科两解元的现象，而这两次的两解元同榜者都是莆田人。梁章矩的统计中，明代福建中状元11人，莆田有2人：中探花10人，莆田有3人，在梁章矩的统计中，明代福建中元中探花10人，莆田有3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指出：“有明一代，吾闽登状元者十一人，莆田林环，永乐丙戌。柯潜清《福建通志》感叹道：兴化“科甲冠八闽”。在明朝廷中官至尚书的兴化人也多为后人所熟悉。他们是户部尚书郑纪、翁世资，礼部尚书陈俊、曾楚卿、陈经邦、周如磐、朱继祚，兵部尚书郭应聘，刑部尚书彭韶、林俊、林云同、方良永，工部尚书康大和，而莆人林文俊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单缺一个吏部尚书，所以兴化人一直有“六部占五部”的称誉。其中郑纪、陈经邦等都为家乡的公益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政坛的一代名臣，而官至东大学士的朱继祚，更是以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献身精神为后人所敬仰明代也是精英辈出的时代，众多的文化人，通过科举仕进、潜心学术，也成为兴化民间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除林环、柯潜两位状元外，还有榜眼李乔、探花黄易、林文、孝仁杰和号称“神童才子”的戴大宾；有不慕功名而献身史志和学术的黄仲昭、柯维骐、林兆恩；有敢于和宦官刘瑾作斗争的林大辂、黄巩；有扳倒奸相严嵩父子的“铁面御史”林润等。
明代重振了名邦雄风，文人著述之多，为历代之冠。明代莆田著者达465人著作总量达944部，今尚存85位作者的139部著述。在清乾隆《福建通志》“文苑”中立传的就有60人，有诗文佳作传世者不下百人。明代莆田文学家灿若繁星，还有陈道潜、陈音、陈、宋端仪、方良永、林有年、林富、马思聪与马明衡父子、林文俊、林达、林大辂、林云同、黄廷用、林润、佘翔、游日章、陈昂、方沆、林多见、周如磐、彭汝楠、姚旅、黄巩、郭良翰、王家彦、郑郏、周婴、林嵋、郑凤超、董史、李灿旸等等，皆有作品集传世，有的被收入《四库全书》。
明代绘画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在、吴彬、曾鲸、宋珏、周文靖等。
莆田木雕兴于唐宋，而盛于明清，素以“精微透雕”著称。特别是“开面”工艺。唐初，莆田木雕已见诸建筑装饰、佛像、刻书等；宋元时期，莆田所雕刻的古玩、家具等，已经相当娴熟精妙；明清时期，莆田擅长圆雕佛像、平雕建筑装饰等。莆田木雕善用圆雕、透雕，细腻写实，把场景对象淋漓尽地表现出来。莆田木雕多采用本地盛产的龙眼木作为原料，作品更加显得色泽深沉。龙眼木雕因此而美名远扬，与浙江东阳木雕、广东金漆木雕、温州黄杨木雕齐名，誉称“四大名雕”。
然而，由于社会政治原因，境内儒学自明末清初始，渐趋没落。明靖四十一年（1562），寇陷兴化府，毁儒学，戳杀进士、举人、庠生428人。万历八年（1580），奉诏毁民间书院学馆。这些都是清代莆阳文教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不过，清末民国时期，莆阳教育依然出现一些闪光点。一是教会办学早，留学生多；二是女学崛起，涌现不少巾帼专家。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国内洋务运动兴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呼声遂盛。境内地方官绅儒士追随潮流，倡办新学，以图振兴教杆，清同治六年（1867），莆人林振珍传西方宗教新学于南日岛。光绪十八年（1892），兴化府购置西洋音乐器以祭孔。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府张僖购置珠板书藏于府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全日制新式学堂培元西学堂成立，开近代普通教育之先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兴化圣教医院附设看护学堂，倡收女生入学。是年，莆田知县吕兆璜建官立小学堂于城厢凤山寺。于是，学堂风涌而起，私塾因改良得以延续，封建时代的儒学遂为近代教育所替代。迄宣统三年（1911）、境内有全日制普通学堂48所，实业学堂2所。
据《福建教育史》统计，至光绪三年（1906）止，福建全省共有小学堂113所，其中兴化府26所，仅次福宁府（28所），约占全省的231％：小学生数5595人，其中兴化府149人，居全省之首，约占全省的27％。这其中，不少为教会所办学校。
从20世纪初年起，莆田开始有留美学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22岁的黄琼笙远赴美国牛津大学学医科，被认为是莆田自费留学第一人。1903年，宋国祥与郭玉清由美以美教会资助前往美国。1908年，18岁的莆田女子蔡禄治留学美国，到1912年，留学美国的莆田籍人士有姓名可稽的11人。这些自费留学生大多由美国传教士介绍，或经教会遴选推荐。
民国期间，莆仙两县前往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留学的人数共有186人，居全国第一。其中留学美国的101人，留学日本的71人，留学英国的9人，留学德、法等国的5人。还有人认为，1949年以前，莆田留学国外的多为私立中学毕业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留学美国的有133人，其中女生32人；日本次之，有67人，女生4人；英国又次之，有8人，女生1人；其他国家只有一、二人”。之所以在留学人数存在不同统计数字，与统计方式、留学时间及回国时间的确定等因素有关。
不少莆田留学生在海外励志向学，生活俭朴，于学业上取得好成绩，回国后对社会有所贡献。民国时期，莆籍留学生学理工科的占四分之三多，这同受社会上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影响有关。莆田籍女生黄琼笙留学英国，为境内第一位留学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22岁的黄琼笙远赴美国牛津大学学医科，被认为是莆田自费留学第一人，1903年，宋国祥与郭玉清由美以美教会资助前往美国，1908年，18岁的前田女子蔡禄治留学美国，到1912年，留学美国的蔺田籍人士有姓名可稽的11人，其人数与出国时间分别为：1903年2人、1907年1人、1908年1人，1910年5人，1911年2人。
莆田最早的官费留日学生被认为是张景棠，于1905年赴日本弘资助前往美国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后入日本大学学习，返国后，任莆田官立高等小学校长，之后，于1905—1906年间先后自费留日的有黄胜白（后又留美）、林翰、涂开渠、陈樵、陈乃元等数十人。据统计，1904年时福建全省留日学生不过72人，显然，莆田留日学生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民国改元（1912），学堂易称学校。教育的发展主要在民国14年至民国31年（1925～1942）。民国初，军阀沉浮，政局不稳，教杼难以发展。民国14年（1925），各县开征教育特种税，扩办初级中学，划设小学学区。民国20年（1931）、实施国民政府《县长、市长办理教育行政暂行考成规程》，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倡励社会团体办学，教育行政管理日益完善，学校教育遂分析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及女子教育。在学校内，统一校训，建立导师制度，实行招生考试和分级（分组）教学，更定学制，统一教材。鼓励社会团体办学，以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民国29年（1940）后，推行以政教合一、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合一为核心的国民教育新体制，强化训育制度和军，训练，其教耔体制逐渐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奴化人民的温床。
民国间，境内教育虽已形成一定的办学规模和教育结构，教育教学管理渐趋完善，养育出一批秀士学者，教育的进步为清末封建教育所无法比拟的。但是，由于受政治、经济的制约，学校多置于城镇，设施简陋，校舍破旧日，成人教育几乎停滞。学校训育制度、军训教官及国民党党团组织遂陷为镇压进步师生、阻挠教育发展的反动势力。
迄1949年，境内有各级各类学校472所，平均每平方公里0.12所。在校学生数6.4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仅有在校学生512.7人。在职教师2003人，生师比例为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县人民政府积极推进新民主主义基础教育，下辖区政府置文教助理员，乡政府设文化教育委员会。旋即在城乡工农民众中开展以识字为内容的冬学运动1950年春，莆田、仙游两县人民政府颁发《当前初等教育实施暂行办法草案》，境内各级各类学校纳入新民主主义教育新体制，对公立、私立学校实行“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在农村，倡设民办小学、农村夜校，鼓励工农大众学习文化。在学校内，取缔反动党团组织和训育制度，撒消反动课程，精简教材，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和教导合一的教育原则，实行“向工农开门”和学校民主管理制度。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结束，人民办学热情高涨。
1957年，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下称党的教育方针）和中共中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1958年，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全党动员，全民办教育，农村文化技术教育发展迅猛，涌现一批“铁民校”、“常青幼儿园”及农业中学先进典型。多种形式办学，推进了农村“四普及”教育（即幼儿、小学、初中、农民业余教育）。在“大跃进”运动中，教育虽也出现操之过急、不切实际的倾向，加上此前“反右”斗争扩大化，挫伤部分教师积极性，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内部结构的改善以及教育质量的提高，仍出现令人耳目一新的局面。
1957年8月，300余名毕业生参加高考，有7人考入清华大学、4人考入北京大学。这一成绩一时轰动八闽大地。1957、1958年高考中，莆田一中高考成绩仅次于福州一中位列全省第二。1959本年，莆田一中获全省高考红旗你号，莆田二中、莆田六中、仙游一中获晋江专区高考红旗你号。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福建中等教育跃入先进行列》的新闻报道，并刊发社论推荐当年升学率最高的福建、安徽、江苏三个省的经验。1960年，莆田一中又夺得全省高考第一名，全国“高考红旗”声誉更高了，更加光彩焕发。重点中学继续在夺取“高考红旗”中发挥“领头羊”作用。1979年，福建省教育厅在《人民教育》第1期发表文章：《为“高考红旗”恢复名誉》。
（下略）
其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李椅出任福建泉、漳、汀都团观察处置使，致力于兴教，“以五经训民”，“由是海滨荣之，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他将府学搬到榕城城南兴贤坊，礼部员外郎独孤及为此写碑记。李椅还在莆田澄渚村庙前兴建了梯云斋，也称澄渚书堂（即宁昌庙）。此为莆田第一座官学。据邑人俞钊《梯云斋记》载，“澄渚梯云斋者，乃唐贞元（785—804）观察使李椅肇兴学校所建也。”梯云斋创办后，延纳各地学者在此讲道穷经，一时士子云集，以至“比屋业儒，俊选如林”，“人才彬彬然其盛”。从此，澄渚书堂与郑露三兄弟创办的城南湖山书堂相辉映，成为中唐时期闽中的教育中心。
当时福建地区在全国仍属于边远落后的地区，估计尚未正式设立州学。唐朝建立后，于高祖武德元年（618），便下令各地郡县设置学校招收生员。武德七年（624）又下令州县及乡里置学。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再次下诏，要求各地从速建造州县官学。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唐朝政治经济达到鼎盛阶段，各地州县官学也已普遍设立。
唐后期，福建有二次相当著名的兴学活动，除了上述的李椅外，第二次就是常衮的福建兴学。唐德宗建中、贞元年间（780—805），状元宰相贬为福建观察使的常衮，以及泉州刺史薛播、席相等人，掀起了另一次兴学活动。在地方官员积极倡学的推动下，出现了“闾里之士，竞劝于学”的局面。
《唐语林》卷四《企羡》载：“国自贞元以前，未有进士。观察使李椅始建庠序（学校），请独孤常州及为《新学记》云：‘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林藻弟蕴与欧阳倍睹之叹息，相与结誓，继登科举。”大历八年（773）抵达福建上任。李椅二度到福州，再次将兴修庠序作为首要政事。“贞元、元和间，学者益盛”。《闽通志》卷四四《学校》序中说：“按旧志，莆人郑露倡学于梁、陈之间，……则闽人知学其所来也远矣。而《唐史》也谓“至衮大兴学校而始盛也。自时厥后，闽之文物駸骎与上国齿。”
唐后期及第的人士林藻、林蕴、欧阳詹、杨在尧、许稷、黄滔等十余名进士“连茵接轸”，促使福建出现进十及第的高潮时期，时称“欧阳独步，蕴藻横行”、“俊造相望，廉秀特盛”之盛况。林氏兄弟九人皆官居剌史，世称“九牧林”。
莆田江口的官宦翁承赞《斋漫兴》，传达出小时候在江口漆林读书时的情景与感受，以及当时兴学读书的体会：“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翁承赞擢博学宏词科后，又授京兆尹参军，累迁右拾遗，户部员外郎。天祐元年（904），翁承赞奉昭回闽册封王审知为琅琊王，备受王审知礼待。开平四年（910），梁太祖册封王审知为闽王。
在福建历史上王审知治闽是极其重要的一页。这一段历史，从唐朝末年开始，贯穿整个后梁，延续到后唐初年，前后30多年。王审知获悉翁承赞归闽定居，大喜过望。他赏识承赞相才，拜他为同平章事，擢居相位，后又晋爵晋国公；翁承赞是名列正史的莆田第一位丞相。
为闽相辅佐闽王期间，翁承赞不负众望。他悉心辅佐闽政，极力建言整饬吏治，轻徭薄赋，在福州倡议创设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为闽省教育先驱；并在各府县广设庠序以授生徒，做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村有私塾，并派人四出访书，缮写刊印，海隅闭塞之民智为之一开，故人们称他为“办学兴闽第一人＇”。翁承赞对福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文化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翁承赞绝不仅仅是“办学兴闽第一人”，同时也是莆田文化、教育的开拓者、引领者。
几乎于此同时，莆田人徐寅乾道元年（894）举进士，后梁开平（907）举状元。但因不肯改赋，宁可被削状元籍，回到莆田延寿溪。
据传，唐初境内始奉制修建县夫子庙学，祀孔子，从教化。开元八年（720），林玄泰长子万宠明经及第，父子同为朝官。名臣张九龄应邀为莆田县夫子庙学书匾额。
总之，唐、五代莆阳教育领先于八闽，诸多学子捷足先登，早早折桂。莆阳学界“开天辟地”的大功德，大开了“文献名邦”之先河，展现出早期莆田教育“一早二强”的良好局面。其中，与林藻和林蕴兄弟同在莆田广化寺灵岩精舍、福平山等地苦读的欧阳詹（林披女婿），贞元八年（792），终于荣登“龙虎榜”，名列第二（韩愈为第三名），世称“闽学鼻祖”（《闽政通考》）、“八闽文化先驱者”；科场拼搏二十多年、博学多才的黄滔，更誉称为“八闽文章初祖”；甚至还有“硬骨头”徐寅科举拔得头筹。
宋代是莆田各方而登峰造极的时期。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共同造就了宋代经济、文化、教育的一个难以逾越的巅峰。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宋代福建乃至莆田的经济、文化、教育，尤其是科举，取得了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成就。造就了“文献各邦”“海滨邹鲁”的美誉，以及独特的文化血脉，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化符号、文化元素和文化品牌，出现了“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的盛况。
整个宋代都重文抑武，文化和学术政策较为宽松，这为知识分子带来了结社自由、学术辩论自由、办学自由。福建比邻浙江，莆田又比较临近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考察宋代莆田经济、文教的兴盛，应当从这宏观地缘政治视角出发，才便于理解和把握。
据现代中外学者研究，宋代的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大学者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外国一批著名学者都认定，“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等等。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当之无愧叫“中国”——世界的中心。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朝在莆田设置地方政府“兴化军”。莆以由县升格为“郡”级的兴化军，与泉州等郡平起平坐，为八闽之一，辖兴化、莆田、仙游三县。它标志着莆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人口的激增呼唤着田亩的拓展。莆田来重视兴修水利工程，至宋代更是成就突出。据统计，兴化军共筑陂坝1531座，名列福建首位。
特别是木兰陂水利枢纽工程，造就了莆田平原的繁荣与富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陂成溉南洋田万余顷，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而当时整个兴化军“岁储才六万斛”。《宋史》载：兴化军“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
兴化军不但农业迅速发展，而且各行各业都名列前茅。纺织业引领风骚，制糖业、盐业也迅猛发展，为福建七大盐场之一。“天下盐皆烹煎，独莆盐用晒法”。陶瓷制造业规模庞大，技术高超，产品销往海外。兴化军是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船只数量更是庞大，航海、经商风气之浓郁。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番”，遍布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刘克庄这一诗句正形象地为“无兴不成市”一语作了注释。
蓬勃发展的经济，为莆田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宋代开始流传的“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绝非虚言妄说。
唐时只有莆、仙两所县学；兴化军建立后，县学多了一所，并开始有了郡学。宋初，建军学，设书院，推行东庙西学制，庙学合一更趋明显。此时的兴化军学“制度宏伟，雄冠一时”；办学经费，“视他州为盛”；在校学子，多达数千人。其规模之大，学费之足，生员之众，即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难怪宋代人会发出“学宫壮伟，甲于闽郡”的赞叹。兴化军学实际上已成为名符其实的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的莆田文化教育中心。
诚如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中所说：“县虽僻处万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漈，皆以风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盘据永泰、莆田、福清三邑间，古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语，乾道丙戌（1166）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科郑侨，壬辰（1172）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书，名震海内。《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
宋代教育在考试制度方面，有着根本性的改革举措；而其中几位举足轻重的参与者，都是莆阳人士。蔡京主持的第三次展开兴学运动，史称“崇宁兴学”。现代教育史家认为：“上述宋朝三次兴学运动，虽然前两次均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都不同程度地将宋朝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第三次兴学，对宋朝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远超前面两次。完善科举考试的重大制度性变革，一是确立并实行糊名与录（糊名制度的产生与莆田籍官员陈靖密切相关），进一步促进了考试的公平公正和科举的平民化，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北宋·汪洙编《神童诗》）进一步成为现实的可能。
莆邑人士、北宋名臣蔡襄也十分关注科举改革，并由此萌发关于改革路径和顶层设计方面的一些设想。
宋朝治世从庆历新政开始，其前后兴化军三县教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王安石在《陈执方神道碑》中赞道“兴化多进士”。宋祝穆《方舆胜览》“兴化军”四六云：“地不大于曹滕，俗已几于邹鲁”；《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
城乡林立的学校无疑需要众多的教学人士。莆田士子把教书育人视为神圣职业，以献身教育为荣。当时涌现出如杨在尧、林迪、茅知至、林光朝、关樵、郑厚、林立之，林彖、宋藻、黄补、黄绩、陈宓等一大批教育名家。见于志书的有：方峻于仁宗时创办的植德堂、黄问创办的上林义斋、郑安正创办的木兰书堂、林国钧创办的东井义斋即红泉书院、林光朝创办的蒲弄草堂和松隐书堂、陈宓创办的仰止堂、李富创办的梅峰书院、黄绩创办的东湖书堂、林安中创办的澄渚梯云斋、杨栋和郑雄飞创办的涵江书院，黄仲元创办的东里书堂，还有一经书堂、瑶台书院、考亭书院、郑氏书堂、朱坝书院等；仙游县则有会元书院以及傅姓于太平兴国年间创办的龙头书社、陈襄于庆历年间创办的金石山讲堂、陈易于绍圣间创办的菜溪书堂、黄公偃于宣和间创办的静和轩、茅知至在赖店创办的双林书院、谢洪职创办的麦斜精舍、林尧于绍兴的澄坑书堂和郑氏书堂等。当时，兴化军还有叶氏义斋、金山草堂、郑氏书堂、步云书院、东岩书院、敬义斋、庄山书院、东山书院、下顿讲学堂、朝天书院、紫阳书院、屏山书院、东昌书堂、渠东书堂、双林书院等。
由于趋风承教之士不少，民间兴学的这种传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并转化为社会风气。民间学子从师习儒成为时尚，学业有成者多著书立说，收徒传学，或自创学派。名儒郑耕老他在《读书说》中提倡：“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
书堂教授中，以誉称“南夫子”的林光朝最为著名。连朱熹那样的大儒巨子都慕名前来游学拜师。
宋代莆田的官学、私学，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相比较而言，“文献名邦、海滨邹鲁”莆田名不虚传，乃福建第一进士县。中国封建社会处隋朝至清朝末年整个科举时代，全国各地进士达千名以上的进士县，只有18个县，其中福建省占4个。而莆田县的历代进士，竟多达1700多人，因而雄踞福建省进士县的榜首。仙游县还有进士701人。不仅如此，进士的档次也高。单在宋代，莆仙人中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赋魁、别试第一名的人数，也是位居福建之首。
更为奇特的是，莆田行民不但创造了中国科举史的奇观，还留下许许多多至今还广为流传的科举佳话。诸如“一家九刺史”（唐代莆田人林披的后裔，有九个官至刺史）、“一门五学士”（唐黄璞进士，其四子也都同列馆职）、宋代莆阳人才辈出且高度集中，还奇特地表现在家族中举概率的“浓缩”上。
据统计，林氏、陈氏家族，以及郑氏、翁氏、吳氏、蔡氏、徐氏、苏氏等家族，也都出现过兄弟同登的现象。莆田三、四代连续登科的家族有十四个。在这些科举世家中，以方、林郑等家族最为著名。其中，林氏获功名者98人，陈氏获功名者94人，黄氏获功名者66人，郏氏获功名者56人，方氏获功名者11人，甚至出现了所谓“无林不开榜”的誉传。史册云“合计北宋五姓共205人，占莆田进士人数的60％；南宋五姓共220人，占莆田进土人数的一半。”在仙游，一门登进士第超过10名以上的家族有四个，父子同登进士第的14对，兄弟同登进士第的15对，其中有4对兄弟在同年同科榜上有名。《莆阳比事》指出：截至宋宁宗嘉定初年，兴化军所辖三县有宦族世家308支。能形象反映这些世家在科第取中兴盛状态的联对有：“名亚虎榜，魁占龙头“南宫高第，壁水上游”“四异同科，七名联第”“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父子一榜，昆季同年”“进士甲科，诸试优选”“大魁祖孙，双元文武”。这些，展示了科举世家兴学育人的蔚然成风，也显示出当地重教氛围的浓厚。
从《闽通志·科第》的兴化府部分，看看莆田697年之间，及第进士的家族关系情况。祖孙进士300对、父子进士212对、伯侄、叔侄进士149对、兄弟进士190对；黄滔家族15名进士、郑伯玉家族16名进士、余崇龟家族6名进士等等。
所以，名臣蔡襄在《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宋代黄岩孙编撰的《溪志》记载：“仙游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于他邑，自昔有‘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之谣”。仙游因而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明史学家黄仲昭作《化府鄉贡进士题名记》，曰：“宋三百年间，元夫巨人，相继而出。为宰辅，则相业光明，宗社嘉赖；为谏官，则论议忠谠，夷夏知名。或侍经筵，则尽啓沃之职；或司民社，则効抚字之劳。临大节，则蹈鼎镬而不顾；决大议，则触权奸而不恤。有倡关洛之学，而丕变士风者；有绍考亭之绪，而深入理奥者。虽所遭不同，所就亦异，而其纯正笃实之学，崇伟光大之行，皆卓乎其不可及也。当时称吾莆之盛，有曰‘地不大于曹滕，俗已几于邹鲁’，其谓是欤！”至明代百有余年以来，“位六卿、列禁从、长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盖几于宋矣。而凡中外臣工，有以清修端谨、奇伟磊落名天下者，往往多莆人也。”
莆阳人士不仅关注本地的教育发展，而且旁及外地。因此，宋代莆田的教授（中）众多，遍布本邑和异地他乡。
正由于莆田有如此壮观的科举成就，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闽越之地，邹鲁之邦”（宋真字皇帝敕字）著名、“兴化多进士”（宋王安石赞语）、“莆田人物之盛”（宋朱熹赞语）、“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宋游酢赞语）、“家习诗书，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冠”（宋张友赞语），“莆田，文物之邦”（宋黄公度赞语）、“莆邦文学号邹鲁”（宋黄灏赞语）等美誉著称于世了。
熙宁九年（1076），徐铎殿试第一，薛奕武科进士第一，北宋神宗皇帝有“一方文武魁天下”之誉。中国首位武状元出自兴化莆田。从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宋代武状元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开了莆阳田径之乡之先河——至少在健身尚武这根本点上，二者是高度一致的。莆阳健儿的崇尚健身和体能，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莆田科举考试都居于福建乃至全国前列，兴化军科甲鼎盛由此窥见一斑。宋代，莆仙人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是位居福建之首，两宋共有及第进士1678名。据史书记载，宋代共产生出118名文状元。除籍贯不明外，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获榜眼的有6名，即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
在经由科举入仕的莆田士子中涌现出一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的突出人物，如蔡襄、蔡京、黄公度、陈俊卿、郑侨、王迈、刘克庄、陈文龙等。其中，在《宋史》中被立传的官员多达30余人，出任宰相（辅）的前田人有10名，尚书16名，侍郎22名。
宋人陈必复所说：福建举子“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诗书之泽，而仕于朝为天子之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藩持节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八闽。”闽中与江浙一样，“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宋代更是莆田政治精英辈出的时代，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莆田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终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9名（含附传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4名。《史·宰辅表》称：两宋期间，居相位者133名，位执政者482名。而莆田出仕官员中位居宰相者3名：蔡京、叶颙、陈俊卿；执政者7名：蔡卞、蔡攸、龚茂良、郑侨、陈卓、陈文龙、黄庸。官至六部尚书者有刘克庄、林英等13名。北宋徽宗朝，宰相蔡京、副相蔡卞、枢密使蔡攸都是莆田人。
据初步统计，南北两宋共举行过118次进士科考试，共产生了118位状元，其中福建籍状元22位，而兴化军籍占6位；共产生进士3万多名，其中福建7607名，排名全国第一。有宋一代，福建登进士第者计7600多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一，按人口比例居全国第一；在朝任宰辅者60人，收入《》的名人，也以福建为最多。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广化寺东峰书堂，一度成为兴化军初试考场（即所谓“棘扉”），以及考官的阅卷处。1150年，邑人黄公度（字师宪，1109—1156）绍兴二十年（1150）在这里参加进士初试，并有《庚午秋观进士入试诗》题留于普门庵壁上：“棘扉晓辟万袍趋，邹鲁虽微士所都。……”宋代兴化军曾在此举行过36年郡进士考试，约有七万二千余学子在此出征进士之旅，149名莆阳精英荣幸金榜题名。邑人郑侨就是在这里一试身手，然后成为乾道五年（1169）状元的。此外，还有省元刘朔及中书舍人、国子祭酒林光朝等一大批名士。
宋代莆田的官学、私学，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相比较而言，“文献名邦、海滨邹鲁”莆田名不虚传，乃福建第一进士县。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莆田科举考试都居于福建乃至全国前列，兴化军科甲鼎盛由此窥见一斑。
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历科状元录》载，宋代共产生出118名文状元，其中有5名籍贯不明。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去5名（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这个时期，兴化人物大批涌现，充溢史册。如北宋名臣蔡襄，爱国宰相叶顒、陈俊卿，民族英雄陈文龙，大诗词家刘克庄，理学家誉称“南夫子”的林光朝等。
宋代以后，由于刻书业兴盛、文化学术繁荣，私人藏书急剧发展。“南宋之世，藏书家闽为最盛”。据史籍统计，宋代以来，福建私人藏宋宋史书家有320人。可以说，宋代福建不但是经济空前腾飞之日，也是文化兴盛发达之时。加上学术昌明，著作如林，宋代也是莆田人文荟萃的时代，笔耕高手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宋时文采焕发、见重名家的兴化进士作家就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以文名当世，为欧阳修深爱的陈动之；有朱熹称其“文章见重外夷”的蔡襄；有著书百卷，刘敞以为“似两汉儒者”的黄君俞；有宋徽宗和曾巩、曾布推重的傅楫；有孙觌称其文赋“魁琦玮丽”的傅谅友；有徽宗朝四大名儒的徐师仁；有绍兴间奏赋第一、号称莆阳文字“开山祖”的郑厚；有下笔数千言，王十朋叹为“传世之文”的蒋邕等。而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被誉为南宋三大词人之一的刘克庄了。他不但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200卷，而且诗作之多，仅次于陆游；词风之豪壮，与陆游、辛弃疾比肩而立；他的《后村诗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齐名，堪称宋代诗话之双璧。
宋初，建学，设书院，推行东庙西学制。民间学子从师习儒成为时尚，学业有成者多著书立说，收徒传学，或自创学派。朱熹曾为福州城西门（迎仙门）“大书‘海滨邹鲁’四字，悬于楼上”。南宋大教育家朱熹途经莆田，为此地人文炳蔚、景观绮丽所吸引，慕名来到澄渚，访友讲学，书题亭额“溪山第一”，留下“耕云”、“钓月”书迹（今石刻尚存）。
林光朝（1114-1178），字谦之，号艾轩，兴化军莆田五侯山簏珠墩村（今秀屿区东峤镇珠江村人），南宋著名理学家。讲学于莆田东井、红泉、蒲弄等书堂，后世学者称其为“红泉学派”，尊为“南夫子”。黄石红泉书院聆听林光朝讲学时，乐不可支，终生不忘；他自曰：“某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光朝），方次云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他人数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数言雍容有余”。1160年冬，朱熹拜年长十六岁的林光朝为师，“闻命不早，虽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请于门下，而未敢以进。”并“兄事之”。朱熹还评述曰：“吾少年过莆，见林谦之、方次云（翥）谈道，极其精细。及再过，则二公已死，更无一人能继矣！”
乾道五年即1169年，朱熹有《答林谦之光朝》书信曰：“闻命不早，虽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请于门下，而未敢以进。……
执事诚有意焉，则熹虽不敏，且将勉策驽顿以佐下风之万一，不识执事亦许之否乎？”此外，朱熹还结识了另一位莆田名儒方翥，同样“吾事之犹吾兄”。
名师出高徒，以林光朝为代表的兴化军学者对理学发展贡献尤其巨大。《史》载：“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故而，林光朝被尊称为“南夫子”。
陈俊卿宰相在《哭林艾轩》诗中云：“百担有书行李重，十金无产橐中贫。”
北宋名臣蔡襄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中赞道：“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北宋宰相王安石赞叹：“兴化多进士。”宋孝宗时期莆田名相陈俊卿在《艾轩祠堂记》中赞扬道：“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刘克庄在《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说：“初艾轩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明代状元、邑人柯潜在《弄草堂》诗中赞叹曰：“艾轩先生鸣大宋，绝世文才岂天纵？横经讲道倡莆中，别构茅堂向蒲弄。”明代探花、邑人林文在《红泉讲道序》中也赞道“吾莆自陈、隋间郑露讲学于南湖，在唐则吾祖蕴、藻、欧阳詹读书于泉山。至宋，艾轩讲道于红泉，由是文风大振，遂有海滨洙泗之称，其盛矣哉！”（周瑛、黄仲昭《重刊兴化府志》）
两宋兴化军三个县共创办书院30座以上，冠之八闽；兴化军进士有1014人，诸科、特奏者等742人，为福建进士总数的25％，占整个莆田进士总数（自唐至清2375人）的74％左右。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获榜眼的有6名，即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整个莆田举试者日众仅宋绍兴二年至宋绍兴三十年（1132-1160年）的29年间，应试士子就多达数万人，登进士第的就有150余人，数量之多，是其他郡县所不能比侔的。莆田还留下许许多多至今还广为流传的科甲佳话。诸如“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一科两状元“、”魁亚同宋兴蒲榜”，故有“析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和“龙虎榜头孙嗣祖、凤凰池上北联兄”之类美谈，如此等等。正由于莆田有如此壮观的科举成就，加上学术昌明，著作如林，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文献名邦”（宋度宗赞语）、“闽越之地，邹鲁之邦”（宋真宗敕字）、“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宋·游酢赞语）、“家习诗书，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冠”（宋张友赞语），“莆田，文物之邦”（宋黄公度赞语）、“莆邦文学号邹鲁”（宋黄灏赞语）等美誉著称于世了。
宋代更是莆田政治精英辈出的时代，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莆田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终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9名（含附传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4名。莆田的一些村庄还出现一批科甲世家，产生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以及“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等奇特现象。宋人黄岩孙撰的《仙溪志》记载了“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与他邑”的衣冠盛事。总之，兴化军莘莘学子不仅创造了莆田科举史上的罕见现象，而且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广为流传的科甲传奇，诸如“龙虎榜头孙嗣祖，凤凰池上弟联兄”、“枌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四异同科，七名联第”、“父子一榜，昆季同年”、“一科两状元”、“相枢同朝”等等。莆田县有同科两状元、同榜独占前四名的，永福县连科三状元，仙游县傅氏、蔡氏数十进士之骄人记录。莆阳进士多，因此地方官多，京官也多，并且位高权重。《宋史·宰辅表》称：两宋期间，居相位者133名，位执政者482名。而莆田出仕官员中位居宰相者3名：蔡京、叶颙、陈俊卿；执政者7名：蔡卞、蔡攸、龚茂良、郑侨、陈卓、陈文龙、黄庸。官至六部尚书者13名：叶大有、蔡洸、徐铎、蔡翛、陈居仁、林大鼐、刘克庄、刘榘、方应发、方大琮、卓得庆、薛元鼎、林英。北宋徽宗朝，宰相蔡京、副相蔡卞、枢密使蔡攸都是莆田人。陈俊卿（1113—1186年）于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举进士第二（即榜眼），官至丞相（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
元改“军学”称“路学”，并设社学于乡间。元代莆阳的教育，虽大受摧残，但仍有两个闪光点。其一，莆阳人喜爱数理化、擅长科技创造之天赋初露锋芒。如陈绍叔（字克甫，号浮邱），莆田人。他20岁就博览群书，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从事天文科学研究。他创制天球仪一座，名曰“小天”奇巧精密；教学时，日月星辰历历在目。
其二，《仙游教育志》称：“元代，林济孙、林亨蝉联殿试第一，为省内数百年所仅有。”“至元六年（1340）朝廷恢复科举，……林济孙殿试进士一甲第一名。”“至正三年（1343）……林亨殿试进士一甲第一名。”姑且算另一说吧。
明代创造了莆阳文教的另一座高峰。纵观明代莆阳教育，有三大闪光点：一是高官多，出现了所谓“六部尚书占五部”的奇特现象；二是画坛高手多，工艺能人广。
莆仙地区另一个科甲盛期出现在明代。莆仙有进士554人533位进士，居于全国各府之首。明代，全国出进士最多的十个地方分别是：莆田533位、宁波509位、泉州452位、余姚376位、福州391位、苏州386位、南昌326位、绍兴325位、杭州321位、吉安304位、松江277位。莆田科甲鼎盛，冠于列郡。明代九十科莆发解者三十人占全闽三分之一，尤邑中盛事也。”兴化士子参加乡试取中人数可以比肩泉州甚至在有的年份还超越泉州，而当时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区域规模，莆田都难以与泉州相比。每次乡试，兴化、泉州‘占通省之半’，有明一代凡91科，而兴化解元达30人，泉州解元达21人，共计51人，占总数的56％。
莆田更为突出。明代，福建共举行89科乡试（一说91科），每科录取90人，在8000名左右的中举者中，兴化府乡试中举者达1800多人。其中，仅莆田一县每科中举人数达30人以上的就有16科，占全省同科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其中超300人官居四品以上。创造了莆田科举文化的另一个蝻盛时期，并且也是重臣高官迭出。史志记载，明一代由进士出身的，正四品（知府）以上的兴化（莆田）籍官员就有300多人。
在明代的莆田进士中，还出现“三试巍科”和“同榜三及第”。
“三试巍科”指的是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和殿试都名列前茅，“同榜三及第”，明代乡试中，莆田士子不但中举人数多，还出现了人才集聚现象，产生家族式的举人群体，有父子兄弟同时中举，甚而出现一门三世解元，清人周亮工在《闽小记》中以“莆田黄氏解元”为题介绍了明代莆田的一个科举家族。正统戊午科兴化有三世解元者同，黄寿生中永乐应天戊子科，及孙乾亨中成化甲午科同，乾享子如金中弘治甲子科。“闽莆田黄氏，自明开科来，一姓解元十年戊子，应天解元黄寿生，正统九年甲子，解元黄誉。天顺六年王午，解元黄。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黄文琳。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黄乾享。弘治十七年，解元黄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黄廷宣，嘉靖二十三年癸卯同，解元黄继周。二十八年己西，解元黄大观十一年壬子，解元黄星耀，三十四年乙卵，解元黄懋冲。其余五魁之内，合历科又不下二十人，”。一个黄姓家族就有这么多人中举，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宣德年间福建在科举考试中竟然一科包揽了前三名，其中莆田的林文中了探花。更为惊人的是，在永乐年间和宣德年间的两次科举考试中，都出现了科两解元的现象，而这两次的两解元同榜者都是莆田人。梁章矩的统计中，明代福建中状元11人，莆田有2人：中探花10人，莆田有3人，在梁章矩的统计中，明代福建中元中探花10人，莆田有3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指出：“有明一代，吾闽登状元者十一人，莆田林环，永乐丙戌。柯潜清《福建通志》感叹道：兴化“科甲冠八闽”。在明朝廷中官至尚书的兴化人也多为后人所熟悉。他们是户部尚书郑纪、翁世资，礼部尚书陈俊、曾楚卿、陈经邦、周如磐、朱继祚，兵部尚书郭应聘，刑部尚书彭韶、林俊、林云同、方良永，工部尚书康大和，而莆人林文俊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单缺一个吏部尚书，所以兴化人一直有“六部占五部”的称誉。其中郑纪、陈经邦等都为家乡的公益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政坛的一代名臣，而官至东大学士的朱继祚，更是以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献身精神为后人所敬仰明代也是精英辈出的时代，众多的文化人，通过科举仕进、潜心学术，也成为兴化民间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除林环、柯潜两位状元外，还有榜眼李乔、探花黄易、林文、孝仁杰和号称“神童才子”的戴大宾；有不慕功名而献身史志和学术的黄仲昭、柯维骐、林兆恩；有敢于和宦官刘瑾作斗争的林大辂、黄巩；有扳倒奸相严嵩父子的“铁面御史”林润等。
明代重振了名邦雄风，文人著述之多，为历代之冠。明代莆田著者达465人著作总量达944部，今尚存85位作者的139部著述。在清乾隆《福建通志》“文苑”中立传的就有60人，有诗文佳作传世者不下百人。明代莆田文学家灿若繁星，还有陈道潜、陈音、陈、宋端仪、方良永、林有年、林富、马思聪与马明衡父子、林文俊、林达、林大辂、林云同、黄廷用、林润、佘翔、游日章、陈昂、方沆、林多见、周如磐、彭汝楠、姚旅、黄巩、郭良翰、王家彦、郑郏、周婴、林嵋、郑凤超、董史、李灿旸等等，皆有作品集传世，有的被收入《四库全书》。
明代绘画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在、吴彬、曾鲸、宋珏、周文靖等。
莆田木雕兴于唐宋，而盛于明清，素以“精微透雕”著称。特别是“开面”工艺。唐初，莆田木雕已见诸建筑装饰、佛像、刻书等；宋元时期，莆田所雕刻的古玩、家具等，已经相当娴熟精妙；明清时期，莆田擅长圆雕佛像、平雕建筑装饰等。莆田木雕善用圆雕、透雕，细腻写实，把场景对象淋漓尽地表现出来。莆田木雕多采用本地盛产的龙眼木作为原料，作品更加显得色泽深沉。龙眼木雕因此而美名远扬，与浙江东阳木雕、广东金漆木雕、温州黄杨木雕齐名，誉称“四大名雕”。
然而，由于社会政治原因，境内儒学自明末清初始，渐趋没落。明靖四十一年（1562），寇陷兴化府，毁儒学，戳杀进士、举人、庠生428人。万历八年（1580），奉诏毁民间书院学馆。这些都是清代莆阳文教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不过，清末民国时期，莆阳教育依然出现一些闪光点。一是教会办学早，留学生多；二是女学崛起，涌现不少巾帼专家。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国内洋务运动兴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呼声遂盛。境内地方官绅儒士追随潮流，倡办新学，以图振兴教杆，清同治六年（1867），莆人林振珍传西方宗教新学于南日岛。光绪十八年（1892），兴化府购置西洋音乐器以祭孔。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府张僖购置珠板书藏于府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全日制新式学堂培元西学堂成立，开近代普通教育之先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兴化圣教医院附设看护学堂，倡收女生入学。是年，莆田知县吕兆璜建官立小学堂于城厢凤山寺。于是，学堂风涌而起，私塾因改良得以延续，封建时代的儒学遂为近代教育所替代。迄宣统三年（1911）、境内有全日制普通学堂48所，实业学堂2所。
据《福建教育史》统计，至光绪三年（1906）止，福建全省共有小学堂113所，其中兴化府26所，仅次福宁府（28所），约占全省的231％：小学生数5595人，其中兴化府149人，居全省之首，约占全省的27％。这其中，不少为教会所办学校。
从20世纪初年起，莆田开始有留美学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22岁的黄琼笙远赴美国牛津大学学医科，被认为是莆田自费留学第一人。1903年，宋国祥与郭玉清由美以美教会资助前往美国。1908年，18岁的莆田女子蔡禄治留学美国，到1912年，留学美国的莆田籍人士有姓名可稽的11人。这些自费留学生大多由美国传教士介绍，或经教会遴选推荐。
民国期间，莆仙两县前往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留学的人数共有186人，居全国第一。其中留学美国的101人，留学日本的71人，留学英国的9人，留学德、法等国的5人。还有人认为，1949年以前，莆田留学国外的多为私立中学毕业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留学美国的有133人，其中女生32人；日本次之，有67人，女生4人；英国又次之，有8人，女生1人；其他国家只有一、二人”。之所以在留学人数存在不同统计数字，与统计方式、留学时间及回国时间的确定等因素有关。
不少莆田留学生在海外励志向学，生活俭朴，于学业上取得好成绩，回国后对社会有所贡献。民国时期，莆籍留学生学理工科的占四分之三多，这同受社会上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影响有关。莆田籍女生黄琼笙留学英国，为境内第一位留学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22岁的黄琼笙远赴美国牛津大学学医科，被认为是莆田自费留学第一人，1903年，宋国祥与郭玉清由美以美教会资助前往美国，1908年，18岁的前田女子蔡禄治留学美国，到1912年，留学美国的蔺田籍人士有姓名可稽的11人，其人数与出国时间分别为：1903年2人、1907年1人、1908年1人，1910年5人，1911年2人。
莆田最早的官费留日学生被认为是张景棠，于1905年赴日本弘资助前往美国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后入日本大学学习，返国后，任莆田官立高等小学校长，之后，于1905—1906年间先后自费留日的有黄胜白（后又留美）、林翰、涂开渠、陈樵、陈乃元等数十人。据统计，1904年时福建全省留日学生不过72人，显然，莆田留日学生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民国改元（1912），学堂易称学校。教育的发展主要在民国14年至民国31年（1925～1942）。民国初，军阀沉浮，政局不稳，教杼难以发展。民国14年（1925），各县开征教育特种税，扩办初级中学，划设小学学区。民国20年（1931）、实施国民政府《县长、市长办理教育行政暂行考成规程》，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倡励社会团体办学，教育行政管理日益完善，学校教育遂分析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及女子教育。在学校内，统一校训，建立导师制度，实行招生考试和分级（分组）教学，更定学制，统一教材。鼓励社会团体办学，以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民国29年（1940）后，推行以政教合一、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合一为核心的国民教育新体制，强化训育制度和军，训练，其教耔体制逐渐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奴化人民的温床。
民国间，境内教育虽已形成一定的办学规模和教育结构，教育教学管理渐趋完善，养育出一批秀士学者，教育的进步为清末封建教育所无法比拟的。但是，由于受政治、经济的制约，学校多置于城镇，设施简陋，校舍破旧日，成人教育几乎停滞。学校训育制度、军训教官及国民党党团组织遂陷为镇压进步师生、阻挠教育发展的反动势力。
迄1949年，境内有各级各类学校472所，平均每平方公里0.12所。在校学生数6.4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仅有在校学生512.7人。在职教师2003人，生师比例为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县人民政府积极推进新民主主义基础教育，下辖区政府置文教助理员，乡政府设文化教育委员会。旋即在城乡工农民众中开展以识字为内容的冬学运动1950年春，莆田、仙游两县人民政府颁发《当前初等教育实施暂行办法草案》，境内各级各类学校纳入新民主主义教育新体制，对公立、私立学校实行“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在农村，倡设民办小学、农村夜校，鼓励工农大众学习文化。在学校内，取缔反动党团组织和训育制度，撒消反动课程，精简教材，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和教导合一的教育原则，实行“向工农开门”和学校民主管理制度。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结束，人民办学热情高涨。
1957年，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下称党的教育方针）和中共中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1958年，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全党动员，全民办教育，农村文化技术教育发展迅猛，涌现一批“铁民校”、“常青幼儿园”及农业中学先进典型。多种形式办学，推进了农村“四普及”教育（即幼儿、小学、初中、农民业余教育）。在“大跃进”运动中，教育虽也出现操之过急、不切实际的倾向，加上此前“反右”斗争扩大化，挫伤部分教师积极性，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内部结构的改善以及教育质量的提高，仍出现令人耳目一新的局面。
1957年8月，300余名毕业生参加高考，有7人考入清华大学、4人考入北京大学。这一成绩一时轰动八闽大地。1957、1958年高考中，莆田一中高考成绩仅次于福州一中位列全省第二。1959本年，莆田一中获全省高考红旗你号，莆田二中、莆田六中、仙游一中获晋江专区高考红旗你号。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福建中等教育跃入先进行列》的新闻报道，并刊发社论推荐当年升学率最高的福建、安徽、江苏三个省的经验。1960年，莆田一中又夺得全省高考第一名，全国“高考红旗”声誉更高了，更加光彩焕发。重点中学继续在夺取“高考红旗”中发挥“领头羊”作用。1979年，福建省教育厅在《人民教育》第1期发表文章：《为“高考红旗”恢复名誉》。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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