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语文界有一种相当普遍并且根深蒂固的偏颇认识，即以为词语只是表达的工具。他们认为学生写作能力不高的深层原因在于思路闭塞、缺乏联想和想象力，在于缺乏真情实感。无庸置疑，思维和感情方面的原因是有的，但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词汇，特别是书面词汇的贫乏。因为词汇不仅是表达的工具，而且首先是思维的工具。前些年，我们语文界掀起了一股颇为猛烈的所谓“加强思维训练”的浪潮。其初衷固然值得赞许，但是，随之而来的却主要是选择判断题的泛滥成灾，是课文分析时变本加厉的“条分缕析”和段意概括之类，是作文思路的种种模式化训练；而作为思维起点的词汇却依然长期被打入冷宫。我们并不反对进行适当的思维规律和联想方法之类的教学，但是，任何轻视甚至脱离词语教学与积累的所谓“思维训练”，即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隔靴搔痒！因为思维和表达的低下粗俗，与词汇的贫乏简陋是息息相关、互为表里的。
词汇与思维：一枚钱币的两面
众所周知，语言的作用是普遍的，它包容一切。语言的界限也就是理解能力的界限。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如何产生，它们只有在在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因为任何思路和情感无不需要运用一定的词汇才能加以表达。完全没有语言材料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哲学家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之路》中指出，我们的一切思考都已经是语言规范了的。“我们的讲只是不断地追随语言。”“语词乃给出者。……语词给出存在。”词汇和语法是构成任何语言的两大要素，而其中的主体是词汇。著名语言学家伍兹华斯说得似乎更为明确：“词不是思维的外衣，而是他的化身”；因为任何思维都无法凭空进行，即使是在头脑中进行的所谓“内部言语”，也不可能超越词语而天马行空。很早就主张“心里怎么想手里就怎么写”的叶圣陶先生，在论及词汇对思维和作文的作用时讲得十分明自。他说：“语汇，在心里是意念的单位，在语言里是构成语句的单位。”“思维活动决不是空无依傍的，必须依傍语言材料才能想。”“我们说话、作文，无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词”。“在思维的时候，咱们随时挑选适当的词。”“我们期望于我们的写作能力，最初步而又最切要的，是在乎能够找到哪些适合的‘字眼’也就是适合的‘词’。……否则只给我们的意思情感铸了个模糊甚至矛盾的模型而已。”（《十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践表明，观察时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除了缺乏经验和必要的方法之外，词汇贫乏是一大原因。因为观察者常常不知道他们见到的是什么，听到的是什么。语文教师经常抱怨学生的作文描述太粗疏，只会用一些笼统的概念进行大包抄。例如“水果摊上品种繁多，五颜六色”、“厂房里一片忙碌”、“篮球比赛十分紧张激烈”等等。
倘若追问其为什么不写得具体生动些，答案大致是一样的：不知道那些水果究竟名叫什么，不懂得每道工序的名称如何，篮球运动的术语不清楚。总之是说不出个“名堂”来。相对容易的名词尚且如此，更何况难以捉摸的形容词、微妙的动词和副词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然而，不管是“情”还是“意”，如果离开了一定词语的支撑，又如何“满”得出来、“溢”得漂亮呢？而这种表达的优劣高下，跟他所掌握词汇的文野雅俗是正相关的。据说，有个青年人初次登上八达岭长城，他兴奋不已，于是高声叫道：“长城长啊，真他妈长！”你能说如此差劲的“抒情”，是因为没有真实体验或没有真情实感吗？
不仅初学写作的学生如此，就是作家也难免如此。刘勰、陆机都曾感叹“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文不逮意，意不称物”。试想，倘若鲁迅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头脑中没有那么多草木昆虫的名词儿，他能写得那样得心应手吗？难怪当年孔夫子就谆谆教导他的弟子们要“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词汇：思维与表达的显影剂和催化剂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只有通过词（外部或内部），通过第二信号系统活动，他的反映才成为自觉的、有意识的反映，即成为意识。过去的经验总是以表象和词的形式保持着，回忆也总是凭表象和词二者进行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指出，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思想本身好象一团星云。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也就是说，语言对思维结果起着类似对摄影底片进行“显影”和“定影”的物化作用。
作家理性思维对于感觉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调节语词系统，使感觉映象语词化，从而进入表象的创造。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们感觉外在事物现象的时候，如果感觉在事物特征与语词之间不能建立起联系，那么，我们的感觉并没有完成。感觉任务的完成，是感觉映象的语词化和表象的产生。语词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它的任务在于诱导、制约、促使表象的产生。人之所以有思维，首先就是因为人具有一套丰富而活跃的语词系统。
孙绍振教授在《文学创作论》一书中写道：“不管作家的观察力、感受力、想象力多么强大，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语言加以表达，一切都会落空。当我们知觉事物的直观形象的时候，如果在事物特征与语词之间不能建立起联系，也就是光有意会，而不能言传，那么我们的感觉就并没有完成。只有感知经验语词化了，才能完成感知的根本任务；只有语词化了，事物特征才能化为信息的最小单位。”著名作家秦牧创作《花城》、《南国花市》、《花市徜徉录》等一批脍炙人口散文的过程就是很好的例证。原来他是盘桓在十里花街，“一面看，一面在直观的景物之前构思一些比较精彩不落俗套的句子”。也就是，他的佳作是观察、思考、语言三同步一条龙的产物。马雅可夫斯基、郭风等一些中外作家在介绍写作经验时也说过，他们在观察事物时口中常常会“念念有词”，即竭力把所看到、所想到的，马上用“词语”来进行清晰化并加以固定，不致于使之如“过眼烟云”，稍纵即逝。总之，感知如果不及时语词化，哪怕是粗糙的语词化，人的感知就无法进一步精确化。精确化，也必须通过语言。感知语词化是一个不断精确化的过程，离开了语词的物质外壳，这种过程是不可能产生的，也不可能持续的。没有最粗糙的语词化作基础，想象力对形式的驾驭力就无法发挥出潜在的效能来。
写作实践还告诉我们，语言具有一种内在的神奇的裂变力，使它不但是思想感情的载体，而且有某种促使新的思绪意象产生的激发力，语词可以诱导或整合思维。观察、感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提高对语言的把握能力同时也就提高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和对形式的驾驭能力。写作实践中此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诸如，步韵、限韵等古典诗词的创作；诗钟、嵌字联之类的写作；“一词经纬法”的布局谋篇、“词语开花”（即语素联想法）式的文章构思（仅作家陈章汉新近就写了数十篇新“说文解字”）……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这方面提供了恐怕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写作经验。他在《作文与运思》一文中写道：“我个人的心理习惯，我想到一点意思，就必须把它写下来，否则那意思在心思只是游离不定。好比打仗，想出一个意思是夺取一块土地，把它写下来就像筑一座堡垒，可以把它守住，并且可以做进一步袭击的基础。第三，写自身是一个集中注意力的助力，既在写，心思就不宜旁迁他涉。还不仅此，写成的字句往往可以成为思想的刺激剂，我有时本来已把一段话预先想好，可是把它写下来时，新的意思常源源而来，结果须把预定的一段话完全改过。普通所谓‘由文生情’与‘兴会淋漓’，大半在这种时机发现。只有在这种时机，我们才容易写出好文章。”我个人所采用的是全用腹稿和全不用腹稿两极端的一种折衷办法。在定了题目之后，我取一张纸条摆在面前，抱着那题目四面八方地想。想时全凭心理学家所谓‘自由联想’，不拘大小，不问次序，想得一点意思，就用三五个字的小标题写在纸条上，如此一直想下去，一直记下去，到当时所能想到的意思都记下来了为止。这种寻思的工作做完了，我于是把杂乱无章的小标题看一眼，仔细加一番衡量，把无关重要的无须说的各点一齐丢开，把应该说的选择出来，再在其中理出一个线索和次第，另取一张纸条，顺这个线索和次第用小标题写成一个纲要。这纲要写好了，文章的轮廓已具。
关键：掌握并运用个精密典雅的书面词汇
我以为，简单些讲，所谓“作文”就是通过正确而巧妙地进行词汇的排列组合以表情达意。从宏观上看，人的一生的作文训练（包括口头作文与书面作文）大致有两大阶段：一是学龄前的以口头作文形式的“说话”，它一直延续到小学中高年级以写话为主的写话期（章熊语）。这一阶段里，他所凭借的主要是学龄前就已经掌握了的个左右基本生活词汇。这些基本词汇加上小学课本新学的几千个词语（究竟多少，包括人教社在内的有关专家、学者说法不一，而且出入甚大，因此笔者也不敢妄加断言），大体上可以满足小学阶段的“我手写我口”的启蒙阶段习作的要求。第二个阶段即进入中学之后的书面作文阶段。严格而言，这个阶段才是作文的正宗之道与高级阶段——尤其是口语跟书面语相差甚大的汉语更是如此。
可惜，令人扼腕长叹的是，由于整个中学阶段对词汇教学以及书面词语运用训练的漠视，造成了绝大多数中学生的作文词汇依然停留在口语阶段的基本语词上。打个比方吧，就是青年人说的、写的却是“小儿科”语言——这决非小觑他们，不信请大略统计一下吧：他们作文中有几个是中学阶段所学的比较精密、文雅的书面语词？可以不客气地说，我们中学的作文教学长期以来依然停留在让学生写“大白话”的初级阶段，或曰在写“大白话”的初级阶段徘徊不前；我们的师生长期以来辛辛苦苦搞的却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低水平的重复劳动！设想一下，倘若我们的学生真正知道并且掌握了中学阶段课文中出现的多个描写花卉形态和色香味的词语，他又怎会在写《花圃一角》时一筹莫展呢？
著名特级教师于漪的作文教学教学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一次，于漪带学生到金山参观，一路上，春光明媚。她提出：“谁能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把这一早春的景色生动地描绘出来？”于是学生七嘴八舌说出了一大串富有文采的词语：人勤春早、水天一色、白帆点点、波光粼粼。这些词语，后来同学们在作文中都用上了，而且用得很活，奕奕传神。同学们在校园里散步，她常走过去，有意识地启发学生：小花园里有些什么？清晨的景致如何？玉兰花开了，用一个什么词形容比较确当？等等。（《中学语文教学探索》）总之，她巧妙地把立足词语进行观察、思维的方法教给了学生，而不是架空地进行所谓的“思维训练”。
进行立足于词语的作文训练，还必须转变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即过多地指责学生“寻章摘句”、“堆砌词语”、“华而不实”云云。容我不无偏激地说一句：对评价中学生习作而言，一个珠光宝气的语言“病美人”，要胜过一打骨瘦如柴的语言瘪三！因为前者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能，而后者却难免始终一贫如洗。
《语文教学通讯》
2000.5
词汇与思维：一枚钱币的两面
众所周知，语言的作用是普遍的，它包容一切。语言的界限也就是理解能力的界限。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如何产生，它们只有在在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因为任何思路和情感无不需要运用一定的词汇才能加以表达。完全没有语言材料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哲学家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之路》中指出，我们的一切思考都已经是语言规范了的。“我们的讲只是不断地追随语言。”“语词乃给出者。……语词给出存在。”词汇和语法是构成任何语言的两大要素，而其中的主体是词汇。著名语言学家伍兹华斯说得似乎更为明确：“词不是思维的外衣，而是他的化身”；因为任何思维都无法凭空进行，即使是在头脑中进行的所谓“内部言语”，也不可能超越词语而天马行空。很早就主张“心里怎么想手里就怎么写”的叶圣陶先生，在论及词汇对思维和作文的作用时讲得十分明自。他说：“语汇，在心里是意念的单位，在语言里是构成语句的单位。”“思维活动决不是空无依傍的，必须依傍语言材料才能想。”“我们说话、作文，无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词”。“在思维的时候，咱们随时挑选适当的词。”“我们期望于我们的写作能力，最初步而又最切要的，是在乎能够找到哪些适合的‘字眼’也就是适合的‘词’。……否则只给我们的意思情感铸了个模糊甚至矛盾的模型而已。”（《十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践表明，观察时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除了缺乏经验和必要的方法之外，词汇贫乏是一大原因。因为观察者常常不知道他们见到的是什么，听到的是什么。语文教师经常抱怨学生的作文描述太粗疏，只会用一些笼统的概念进行大包抄。例如“水果摊上品种繁多，五颜六色”、“厂房里一片忙碌”、“篮球比赛十分紧张激烈”等等。
倘若追问其为什么不写得具体生动些，答案大致是一样的：不知道那些水果究竟名叫什么，不懂得每道工序的名称如何，篮球运动的术语不清楚。总之是说不出个“名堂”来。相对容易的名词尚且如此，更何况难以捉摸的形容词、微妙的动词和副词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然而，不管是“情”还是“意”，如果离开了一定词语的支撑，又如何“满”得出来、“溢”得漂亮呢？而这种表达的优劣高下，跟他所掌握词汇的文野雅俗是正相关的。据说，有个青年人初次登上八达岭长城，他兴奋不已，于是高声叫道：“长城长啊，真他妈长！”你能说如此差劲的“抒情”，是因为没有真实体验或没有真情实感吗？
不仅初学写作的学生如此，就是作家也难免如此。刘勰、陆机都曾感叹“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文不逮意，意不称物”。试想，倘若鲁迅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头脑中没有那么多草木昆虫的名词儿，他能写得那样得心应手吗？难怪当年孔夫子就谆谆教导他的弟子们要“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词汇：思维与表达的显影剂和催化剂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只有通过词（外部或内部），通过第二信号系统活动，他的反映才成为自觉的、有意识的反映，即成为意识。过去的经验总是以表象和词的形式保持着，回忆也总是凭表象和词二者进行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指出，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思想本身好象一团星云。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也就是说，语言对思维结果起着类似对摄影底片进行“显影”和“定影”的物化作用。
作家理性思维对于感觉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调节语词系统，使感觉映象语词化，从而进入表象的创造。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们感觉外在事物现象的时候，如果感觉在事物特征与语词之间不能建立起联系，那么，我们的感觉并没有完成。感觉任务的完成，是感觉映象的语词化和表象的产生。语词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它的任务在于诱导、制约、促使表象的产生。人之所以有思维，首先就是因为人具有一套丰富而活跃的语词系统。
孙绍振教授在《文学创作论》一书中写道：“不管作家的观察力、感受力、想象力多么强大，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语言加以表达，一切都会落空。当我们知觉事物的直观形象的时候，如果在事物特征与语词之间不能建立起联系，也就是光有意会，而不能言传，那么我们的感觉就并没有完成。只有感知经验语词化了，才能完成感知的根本任务；只有语词化了，事物特征才能化为信息的最小单位。”著名作家秦牧创作《花城》、《南国花市》、《花市徜徉录》等一批脍炙人口散文的过程就是很好的例证。原来他是盘桓在十里花街，“一面看，一面在直观的景物之前构思一些比较精彩不落俗套的句子”。也就是，他的佳作是观察、思考、语言三同步一条龙的产物。马雅可夫斯基、郭风等一些中外作家在介绍写作经验时也说过，他们在观察事物时口中常常会“念念有词”，即竭力把所看到、所想到的，马上用“词语”来进行清晰化并加以固定，不致于使之如“过眼烟云”，稍纵即逝。总之，感知如果不及时语词化，哪怕是粗糙的语词化，人的感知就无法进一步精确化。精确化，也必须通过语言。感知语词化是一个不断精确化的过程，离开了语词的物质外壳，这种过程是不可能产生的，也不可能持续的。没有最粗糙的语词化作基础，想象力对形式的驾驭力就无法发挥出潜在的效能来。
写作实践还告诉我们，语言具有一种内在的神奇的裂变力，使它不但是思想感情的载体，而且有某种促使新的思绪意象产生的激发力，语词可以诱导或整合思维。观察、感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提高对语言的把握能力同时也就提高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和对形式的驾驭能力。写作实践中此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诸如，步韵、限韵等古典诗词的创作；诗钟、嵌字联之类的写作；“一词经纬法”的布局谋篇、“词语开花”（即语素联想法）式的文章构思（仅作家陈章汉新近就写了数十篇新“说文解字”）……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这方面提供了恐怕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写作经验。他在《作文与运思》一文中写道：“我个人的心理习惯，我想到一点意思，就必须把它写下来，否则那意思在心思只是游离不定。好比打仗，想出一个意思是夺取一块土地，把它写下来就像筑一座堡垒，可以把它守住，并且可以做进一步袭击的基础。第三，写自身是一个集中注意力的助力，既在写，心思就不宜旁迁他涉。还不仅此，写成的字句往往可以成为思想的刺激剂，我有时本来已把一段话预先想好，可是把它写下来时，新的意思常源源而来，结果须把预定的一段话完全改过。普通所谓‘由文生情’与‘兴会淋漓’，大半在这种时机发现。只有在这种时机，我们才容易写出好文章。”我个人所采用的是全用腹稿和全不用腹稿两极端的一种折衷办法。在定了题目之后，我取一张纸条摆在面前，抱着那题目四面八方地想。想时全凭心理学家所谓‘自由联想’，不拘大小，不问次序，想得一点意思，就用三五个字的小标题写在纸条上，如此一直想下去，一直记下去，到当时所能想到的意思都记下来了为止。这种寻思的工作做完了，我于是把杂乱无章的小标题看一眼，仔细加一番衡量，把无关重要的无须说的各点一齐丢开，把应该说的选择出来，再在其中理出一个线索和次第，另取一张纸条，顺这个线索和次第用小标题写成一个纲要。这纲要写好了，文章的轮廓已具。
关键：掌握并运用个精密典雅的书面词汇
我以为，简单些讲，所谓“作文”就是通过正确而巧妙地进行词汇的排列组合以表情达意。从宏观上看，人的一生的作文训练（包括口头作文与书面作文）大致有两大阶段：一是学龄前的以口头作文形式的“说话”，它一直延续到小学中高年级以写话为主的写话期（章熊语）。这一阶段里，他所凭借的主要是学龄前就已经掌握了的个左右基本生活词汇。这些基本词汇加上小学课本新学的几千个词语（究竟多少，包括人教社在内的有关专家、学者说法不一，而且出入甚大，因此笔者也不敢妄加断言），大体上可以满足小学阶段的“我手写我口”的启蒙阶段习作的要求。第二个阶段即进入中学之后的书面作文阶段。严格而言，这个阶段才是作文的正宗之道与高级阶段——尤其是口语跟书面语相差甚大的汉语更是如此。
可惜，令人扼腕长叹的是，由于整个中学阶段对词汇教学以及书面词语运用训练的漠视，造成了绝大多数中学生的作文词汇依然停留在口语阶段的基本语词上。打个比方吧，就是青年人说的、写的却是“小儿科”语言——这决非小觑他们，不信请大略统计一下吧：他们作文中有几个是中学阶段所学的比较精密、文雅的书面语词？可以不客气地说，我们中学的作文教学长期以来依然停留在让学生写“大白话”的初级阶段，或曰在写“大白话”的初级阶段徘徊不前；我们的师生长期以来辛辛苦苦搞的却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低水平的重复劳动！设想一下，倘若我们的学生真正知道并且掌握了中学阶段课文中出现的多个描写花卉形态和色香味的词语，他又怎会在写《花圃一角》时一筹莫展呢？
著名特级教师于漪的作文教学教学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一次，于漪带学生到金山参观，一路上，春光明媚。她提出：“谁能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把这一早春的景色生动地描绘出来？”于是学生七嘴八舌说出了一大串富有文采的词语：人勤春早、水天一色、白帆点点、波光粼粼。这些词语，后来同学们在作文中都用上了，而且用得很活，奕奕传神。同学们在校园里散步，她常走过去，有意识地启发学生：小花园里有些什么？清晨的景致如何？玉兰花开了，用一个什么词形容比较确当？等等。（《中学语文教学探索》）总之，她巧妙地把立足词语进行观察、思维的方法教给了学生，而不是架空地进行所谓的“思维训练”。
进行立足于词语的作文训练，还必须转变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即过多地指责学生“寻章摘句”、“堆砌词语”、“华而不实”云云。容我不无偏激地说一句：对评价中学生习作而言，一个珠光宝气的语言“病美人”，要胜过一打骨瘦如柴的语言瘪三！因为前者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能，而后者却难免始终一贫如洗。
《语文教学通讯》
2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