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叶老一直认为，从古今中外的文章中选取若干篇范文作为课本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叶老对此观点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明。他说：“选古今现成的文章作教材。这虽已成习惯，其实并不一定是好方法，尤其是对于初中程度的学生。……最理想的方法是依照青年的需要，从青年生活上取题材，分门别类地写出许多文章来，代替选文。我们多年以来，也曾抱有这种理想。”“初中国文科的讲读材料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仍依向来旧习惯，选用古今现成的文章，但自己并不满意。”“统计不该用字，而该用词。如果把目前通行的书报作为依据，统计其中每个词的出现次数，结果，把得票最多的若干词（数目当然不止一千两千）组织在课本里头”。“更重要的还在学习语言，接受新的词和句式。
因此，作为学习的材料的课本当然不能马马虎虎。编辑课本从统计词和句式入手，诚然麻烦。然而读者读了这样编成的课本，可以到处应用，不至于把拿到手里的工具随便丢开。那么麻烦一点也是值得的。”叶老这些关于以词编写语文课本的想法，跟新文学的倡导者之一梁启超先生是不谋而合的——甚至连表述的语句都十分相似！可惜，近百年时间过去了，两位语文大师的这一科学念头一直被束之高阁，不能付诸实施。
不过，只要是科学的想法，就自有后来人。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顾黄初先生在《关于语文学科课程改革的一些设想》中又旧话重提。
他说：“在我看来，小学语文课本的课文完全可以按等级表中规定的汉字逐级组织编写；初中语文课本的课文，选的虽然是现成的范文，但也必须按等级表对课文中的汉字，采取先提取后归类的方法进行整理，使该掌握的常用字、次常用字展示得十分明确。”湖南师大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彭泽润则更为具体地指出：“要重视现代汉语单词教育，而不是传统的单字教育。……要把‘生字’放在‘生词’教育的大背景下进行。对外汉语教材已经都是这样进行了，很值得借鉴。”（《现代语文》2001、5《提是高中国语文教育效率》）北京的李镗先生也认为：“语文教学科学化首先要实现字词教学科学化，……语文教学科学化理应从字词教学开始。”他以大量借助电脑统计的材料证明：随机的“选文式”的课本，必然造成一定的必须掌握字词的遗漏。例如，现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12册（1990年版），全套课本未出现的常用字有110个，如奸、刃、疤、婚、孕、帅、矛、贤、霸、币、墓、肾、售、骡等，未出现的次常用字有455个，其中中国大写数字壹、贰、叁、柒、捌、玖等都没有出现；“耍、改、局、届、宗、税、掖”等高频常用字未能出现；初中教材课文中有26个常用字，以及209个次常用字没有出现。
如此严重的疏漏与“失误”长期存在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正式课本中，实在是很不应该的。人才济济、实力雄厚的人教社尚且出现这样的“失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选文式的课本应当进入历史博物馆了，编文式课本应当崛起取而代之。
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积累大量的语言材料，而语汇是构成任何一种语言的基本材料，语言教育的任务主要在于词汇的积累。可惜，我们中国的语文课本长期背离这一基本准则，而且至今仍然停留在“识字”阶段——充其量叫做认识“单音词”吧，忘却现代汉语早已是双音词、多音词占绝对优势的时代了。日本学校数十年前就有了明确的基本词汇量的规定，而我们至今依然心中无数。可以说，教材的不科学首先表现在，它大大忽视了作为语言主体的词汇的学习与积累。似乎中国人学习汉语，可以跨过词汇的掌握搞“跨越式发展。如今的小学、中学语文课本，仍然不见《词语表》！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怪事吧？长此以往，语文教育质量怎能提高？这一点，连人教社的老编辑们也心存疑窦。人教社编审庄文中先生尖锐地指出：“语文教学中最成问题的地方，就是没有一个基本的语言材料的概念。比如小学掌握2500字、初中3500字。初中多出的是哪1000字？不落实。小学应掌握多少词汇？不明确。初中应掌握多少词汇？也不明确。到了高中阶段，连语言方面的具体要求也没有了。对基础内容没有界定、没有量化，这是我国语文教学很薄弱的环节。”（《语文建设》1999年增刊）
为什么百年来母语教学的效率一直低下？其原因固然相当复杂，但语文课本没有以语词为纲目和核心来编写，不能不是其中的一大因素。为什么今昔数代学子异口同声地认定，他们语文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课外的广泛涉猎，而不是主要依赖于课本的学习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课本的词汇量太少，太分散，而且是随机的、杂乱无章地出现的。语文课本既没有预先设定和整体安排的词汇量，更不顾及词语的复现频率、词语意项及用法的完整与否等等。编写上的这般“粗放经营”，必然造成“课本”难以为“本”的被动局面，学生们只好靠课外吃“杂粮”和“广种薄收”来“喧宾夺主”。可以断言，教材编写上的“粗放经营”如不转变为“集约经营”，就难以扭转百年来语文教学事倍功半的落后局面。长期忽视词语学习和积累的课本，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还很深重。其一，作为人类思维和表达主要凭借的词语贫乏，直接造成了学生思维萎缩，思路枯涩，表达苍白，词不达意。其二，多年来，高考语文测试中有关词语识记与运用的，其得分率一直低下。报端一份“学生自己认为语言最大的毛病”的中学生调查表明，“词汇贫乏”占总人数的64.7％。这些“老生常谈”问题，笔者就不再赘述和举例了。
人教社资深编辑周正逵提出，语文教材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改革旧的教材体系。旧教材体系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文选系统”；这样的教材体系，不大符合学生语文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其主要弊病是：①缺乏明确的训练目标；②缺乏严整的训练计划；②缺乏系统的训练内容；④缺乏科学的训练方法。这些因素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提高。语文教材的改革，必须紧紧抓住这个要害，奋力攻坚。
（《中学语文教学》2000、11）
笔者极为赞同彻底变革以“文选系统”为基本特征的旧的教材体系。积几十年的语文教学和教研经验，我认定崭新的、科学的中学语文课本必须由这样两部分构成：一本为《汉语读本》（请务必注意，绝不是《语法教本》），其主体是以8000个中学阶段必须掌握的语词（其中成语和常见四字语词2000个左右），分门别类写成的简明优美的语段。此外，还包括汉字与词汇知识、常用修辞格、中华文化常识等等。它体现中学阶段语文学科最基本的、最具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的“核”，规范“中学语文”究竟是要学些什么，勾画出汉语学习的一个基本的知识与能力框架。
另一本是古今中外名家名篇为主（包括典范的实用文）的文选本。它海阔天空、包罗万象，充分展示出语文领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迷人风采的一面。这些起“旗帜”和“标识”作用的名家“目标语”，既起着语言运用的示范作用，还兼有拓展认知视野、继承文化传统、陶冶思想情操、培育艺术修养等多维任务，为人的一生发展打下底色。从语言表达的层次水平看，它必须与“伙伴语”有比较大的反差，才能使学生产生比较强烈的心理效应。当代著名作家梁衡也有过相似的想法。他说：“我曾想，语文教材要解决什么，语法恐怕是最简单的了，修辞比较难一点。我想从初一到高三，能不能给学生编一点最精彩的修辞段落，特别是最精彩的常用修辞，如比喻的段落。
无论是毛泽东的还是梁启超的，把最精彩的段落拉出来，让学生综合起来理解，……入一生当中一定有一些最基本的记忆单元和要素，这个记忆要素是他一生当中必须用的，最好在青少年时期，尽量一次性解决。……就是要充分利用学生的记忆优势，把语文教材同时变成一本记忆教材，为学生的一生打一个好基础。”（《课程·教材·教法》1999、8）
许多不谋而合、所见略同的看法，往往蕴涵着某种基本的、科学的理念。
现代语言学习理论提出了“目标语”“伙伴语”和“中介语”的概念。这是对言语能力发展过程和条件深入研究的结果。“目标语”是学习的蓝本，是语言学习者的终点；“伙伴语”指与学习者水平相近的语言素材（学习者与伙伴交谈时所显示的言语水平），是语言学习的起点；从起点到终点必然有一个过渡阶段，“中介语”就是指处于过渡状态的语言水平，它是不断变化的。笔者“编文选文双管齐下”的设想，主要就是基于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这种概念划分。对于“选文读本”，大家都很熟悉了，这里侧重谈谈以词“编文”读本的编写问题。
我国语文界公认的“三老”之一张志公指出：“语汇是语言的根基，文言如此，现代白话也如此，汉语如此，别的语言也如此，而汉语、汉字的特点，使得语汇之学的重要性格外突出。我们的先入一上来就准确地抓住了语言的根本，可以说，这在世界早期语言学中见解是很高的，成就是很大的。……这些作法显然同汉语汉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在这一点上，传统的经验对我们是颇有启发作用的。”（《中学语文教学》2000、5）
传统启蒙教育的规律和精华浓缩地反映在《急就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蒙求》这样一些启蒙教本的编写上。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它们编写上的科学性和教学的有效性。不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片面地以为它们只是集中识字的范本。然而，如果我们从古代汉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着眼就不难发现，与其说它们是“识字”课本，倒不如说是“识词”课本更为确切。退一步讲，即使真是“字”，到了《三百千》这些具体的篇章中，不也成为“词”了吗？总之一句话：我国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启蒙课本，历来就是从“识词”入手的，而且是通过密集“识词”、“饱和轰炸”来强化记忆的。同时，这种强化和记忆又不是机械的、乏味的，它是通过“以词成文、以文带词”的方式来进行的（否则人手一册《说文解字》或是今天的《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课本算了）。它既体现了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更显示出“文道结合”的可贵思想，即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
我常常想，古人在苛求用词（字）不重复的情况下，尚且能几乎单枪匹马地编写出如此文质俱佳的课本；我们今天群策群力，借助电脑等现代利器，而且语词运用不必刻意都不重复（为了便于行文和复习记忆，适当的复现还是十分必要的），难道还编写不出新时代的新课本吗？当然不是——是不想为，非不可为！近年来涌现的新编《三字经》、新四五七言歌、《中华成语千句文》等等，以及四川等地集中识字的几个课本的陆续问世，就是一个明证。
近几年，笔者为了教学的需要，曾经把初、高中的十多篇课文中的几十个语词进行联词组段，发现这项工作的难度其实也并不太大；即使是学生进行的一些联词组段练习，也屡屡涌现出许多写得很有创意的语段（本人已写成其他几篇文章发表了，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引）。倘若把它们拿来作为“伙伴语”、“中介语”材料，何尝不可？
以学生必须掌握的词语为纲编写语段，还有比较便捷的方法。那就是“拿来主义”——直接从名家名篇中采撷有关的精彩段落；有的也可以进行适当的改写加工。例如，小语《迷人的张家界》一文，就是根据识字的需要，凭借碧野的《翠绿的张家界》、陈祖甲的《天设地造出神入化和峻青的《难忘的索溪峪》三篇文章改写而成的。对于一部分比较怪僻的词语，姑且称为“硬骨头”吧，可以向全世界发起语段编写征文，让全世界的华人——从名人名家到莘莘学子一起努力，广开言路，协同攻关。只要广为征集，群策群力，好中选优，何愁课文难编？汉语语句组合的灵活奇特，为联词组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用武之地。这一点，古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的成功实践，今有《新三字经》和多种识字韵语课本的问世，都证明了“编写”以识词为核心的语文课本绝非镜花水月。
编写精彩语段以“呈现”相应语词的做法，必须解决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以为这样按需“组合”出来的文字太“小儿科”，登不上“课本”的大雅之堂。笔者斗胆猜测，这恐怕也是近百年来所有课本编者的顾忌之一吧？实则此言差矣！按需编写出来的语段固然比较简单浅显，但它绝对合乎规范，足以显示某些“规矩”，而绝非低劣的“文字游戏”。请问，谁个指责数理化学科为了让学生掌握定理、公式而刻意编制的典型例题、习题，是在玩弄概念的“数字游戏”呢？谁个指责军队新兵训练时的“正步走”之类队列训练，是不合实战需要的“花架子”呢？谁个指责武术操练时“马步弓步”等一招一式的架势，是形式主义的“无用功”呢？从一定意义上讲，言语技能训练语料的选择和编写，更应该注意接近学生的水平和表述习惯，才能使之倍感亲切，从而更好地起到诱导作用；它所以是语言片断，就是为了使教学目标更为集中，更加凸显；同时，也正因为它的目标比较集中，程序编排比较单纯，所以教学效果更容易及时反馈，内容更容易自成系列。
“本”动则“末”从。可以断言，这样以语词为核心编写的新课本一旦问世并且颁行，它必然带动语文教法的根本变革——至少没人敢对课文中的生字新词等闲视之，甚至视如敝屣、“障碍”加以“扫除”了吧？口若悬河的“分析讲解”也将自然而然地“顿失滔滔”……
当然，毋庸置疑，这样理想化的教本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面世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其难就裹足不前，以致于百年以来一直无所作为而“空悲切”！只要是必要的并且是可能的，我们就应当奋勇前行，一步一步地去接近目标。如果说当年叶老他们是因为势单力薄而力不从心，难以下手；那么，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发动千万个志同道合、有识有志之士一同来参与此事。光是语文教师全国就有百万之多，而且他们之中不少人已是各级作协成员，让他们一起写点精彩的小片段并非难事吧？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乘势而上，锲而不舍，少则三五年，多则十来年，总有一天可以完成几代人的美好夙愿。
笔者坚信，中国的语文教学真要迈上“科学化、现代化”之路，编写出以常用词为核心的语文课本就是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既免不了，也避不开；我们这一代不干，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总会有人干，总会有人要去完成的！
说明：《语文教学通讯》2003、10刊发，并荣获《语文教学通讯》首届初中语文教育论文大赛惟一之特等奖。
因此，作为学习的材料的课本当然不能马马虎虎。编辑课本从统计词和句式入手，诚然麻烦。然而读者读了这样编成的课本，可以到处应用，不至于把拿到手里的工具随便丢开。那么麻烦一点也是值得的。”叶老这些关于以词编写语文课本的想法，跟新文学的倡导者之一梁启超先生是不谋而合的——甚至连表述的语句都十分相似！可惜，近百年时间过去了，两位语文大师的这一科学念头一直被束之高阁，不能付诸实施。
不过，只要是科学的想法，就自有后来人。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顾黄初先生在《关于语文学科课程改革的一些设想》中又旧话重提。
他说：“在我看来，小学语文课本的课文完全可以按等级表中规定的汉字逐级组织编写；初中语文课本的课文，选的虽然是现成的范文，但也必须按等级表对课文中的汉字，采取先提取后归类的方法进行整理，使该掌握的常用字、次常用字展示得十分明确。”湖南师大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彭泽润则更为具体地指出：“要重视现代汉语单词教育，而不是传统的单字教育。……要把‘生字’放在‘生词’教育的大背景下进行。对外汉语教材已经都是这样进行了，很值得借鉴。”（《现代语文》2001、5《提是高中国语文教育效率》）北京的李镗先生也认为：“语文教学科学化首先要实现字词教学科学化，……语文教学科学化理应从字词教学开始。”他以大量借助电脑统计的材料证明：随机的“选文式”的课本，必然造成一定的必须掌握字词的遗漏。例如，现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12册（1990年版），全套课本未出现的常用字有110个，如奸、刃、疤、婚、孕、帅、矛、贤、霸、币、墓、肾、售、骡等，未出现的次常用字有455个，其中中国大写数字壹、贰、叁、柒、捌、玖等都没有出现；“耍、改、局、届、宗、税、掖”等高频常用字未能出现；初中教材课文中有26个常用字，以及209个次常用字没有出现。
如此严重的疏漏与“失误”长期存在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正式课本中，实在是很不应该的。人才济济、实力雄厚的人教社尚且出现这样的“失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选文式的课本应当进入历史博物馆了，编文式课本应当崛起取而代之。
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积累大量的语言材料，而语汇是构成任何一种语言的基本材料，语言教育的任务主要在于词汇的积累。可惜，我们中国的语文课本长期背离这一基本准则，而且至今仍然停留在“识字”阶段——充其量叫做认识“单音词”吧，忘却现代汉语早已是双音词、多音词占绝对优势的时代了。日本学校数十年前就有了明确的基本词汇量的规定，而我们至今依然心中无数。可以说，教材的不科学首先表现在，它大大忽视了作为语言主体的词汇的学习与积累。似乎中国人学习汉语，可以跨过词汇的掌握搞“跨越式发展。如今的小学、中学语文课本，仍然不见《词语表》！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怪事吧？长此以往，语文教育质量怎能提高？这一点，连人教社的老编辑们也心存疑窦。人教社编审庄文中先生尖锐地指出：“语文教学中最成问题的地方，就是没有一个基本的语言材料的概念。比如小学掌握2500字、初中3500字。初中多出的是哪1000字？不落实。小学应掌握多少词汇？不明确。初中应掌握多少词汇？也不明确。到了高中阶段，连语言方面的具体要求也没有了。对基础内容没有界定、没有量化，这是我国语文教学很薄弱的环节。”（《语文建设》1999年增刊）
为什么百年来母语教学的效率一直低下？其原因固然相当复杂，但语文课本没有以语词为纲目和核心来编写，不能不是其中的一大因素。为什么今昔数代学子异口同声地认定，他们语文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课外的广泛涉猎，而不是主要依赖于课本的学习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课本的词汇量太少，太分散，而且是随机的、杂乱无章地出现的。语文课本既没有预先设定和整体安排的词汇量，更不顾及词语的复现频率、词语意项及用法的完整与否等等。编写上的这般“粗放经营”，必然造成“课本”难以为“本”的被动局面，学生们只好靠课外吃“杂粮”和“广种薄收”来“喧宾夺主”。可以断言，教材编写上的“粗放经营”如不转变为“集约经营”，就难以扭转百年来语文教学事倍功半的落后局面。长期忽视词语学习和积累的课本，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还很深重。其一，作为人类思维和表达主要凭借的词语贫乏，直接造成了学生思维萎缩，思路枯涩，表达苍白，词不达意。其二，多年来，高考语文测试中有关词语识记与运用的，其得分率一直低下。报端一份“学生自己认为语言最大的毛病”的中学生调查表明，“词汇贫乏”占总人数的64.7％。这些“老生常谈”问题，笔者就不再赘述和举例了。
人教社资深编辑周正逵提出，语文教材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改革旧的教材体系。旧教材体系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文选系统”；这样的教材体系，不大符合学生语文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其主要弊病是：①缺乏明确的训练目标；②缺乏严整的训练计划；②缺乏系统的训练内容；④缺乏科学的训练方法。这些因素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提高。语文教材的改革，必须紧紧抓住这个要害，奋力攻坚。
（《中学语文教学》2000、11）
笔者极为赞同彻底变革以“文选系统”为基本特征的旧的教材体系。积几十年的语文教学和教研经验，我认定崭新的、科学的中学语文课本必须由这样两部分构成：一本为《汉语读本》（请务必注意，绝不是《语法教本》），其主体是以8000个中学阶段必须掌握的语词（其中成语和常见四字语词2000个左右），分门别类写成的简明优美的语段。此外，还包括汉字与词汇知识、常用修辞格、中华文化常识等等。它体现中学阶段语文学科最基本的、最具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的“核”，规范“中学语文”究竟是要学些什么，勾画出汉语学习的一个基本的知识与能力框架。
另一本是古今中外名家名篇为主（包括典范的实用文）的文选本。它海阔天空、包罗万象，充分展示出语文领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迷人风采的一面。这些起“旗帜”和“标识”作用的名家“目标语”，既起着语言运用的示范作用，还兼有拓展认知视野、继承文化传统、陶冶思想情操、培育艺术修养等多维任务，为人的一生发展打下底色。从语言表达的层次水平看，它必须与“伙伴语”有比较大的反差，才能使学生产生比较强烈的心理效应。当代著名作家梁衡也有过相似的想法。他说：“我曾想，语文教材要解决什么，语法恐怕是最简单的了，修辞比较难一点。我想从初一到高三，能不能给学生编一点最精彩的修辞段落，特别是最精彩的常用修辞，如比喻的段落。
无论是毛泽东的还是梁启超的，把最精彩的段落拉出来，让学生综合起来理解，……入一生当中一定有一些最基本的记忆单元和要素，这个记忆要素是他一生当中必须用的，最好在青少年时期，尽量一次性解决。……就是要充分利用学生的记忆优势，把语文教材同时变成一本记忆教材，为学生的一生打一个好基础。”（《课程·教材·教法》1999、8）
许多不谋而合、所见略同的看法，往往蕴涵着某种基本的、科学的理念。
现代语言学习理论提出了“目标语”“伙伴语”和“中介语”的概念。这是对言语能力发展过程和条件深入研究的结果。“目标语”是学习的蓝本，是语言学习者的终点；“伙伴语”指与学习者水平相近的语言素材（学习者与伙伴交谈时所显示的言语水平），是语言学习的起点；从起点到终点必然有一个过渡阶段，“中介语”就是指处于过渡状态的语言水平，它是不断变化的。笔者“编文选文双管齐下”的设想，主要就是基于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这种概念划分。对于“选文读本”，大家都很熟悉了，这里侧重谈谈以词“编文”读本的编写问题。
我国语文界公认的“三老”之一张志公指出：“语汇是语言的根基，文言如此，现代白话也如此，汉语如此，别的语言也如此，而汉语、汉字的特点，使得语汇之学的重要性格外突出。我们的先入一上来就准确地抓住了语言的根本，可以说，这在世界早期语言学中见解是很高的，成就是很大的。……这些作法显然同汉语汉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在这一点上，传统的经验对我们是颇有启发作用的。”（《中学语文教学》2000、5）
传统启蒙教育的规律和精华浓缩地反映在《急就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蒙求》这样一些启蒙教本的编写上。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它们编写上的科学性和教学的有效性。不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片面地以为它们只是集中识字的范本。然而，如果我们从古代汉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着眼就不难发现，与其说它们是“识字”课本，倒不如说是“识词”课本更为确切。退一步讲，即使真是“字”，到了《三百千》这些具体的篇章中，不也成为“词”了吗？总之一句话：我国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启蒙课本，历来就是从“识词”入手的，而且是通过密集“识词”、“饱和轰炸”来强化记忆的。同时，这种强化和记忆又不是机械的、乏味的，它是通过“以词成文、以文带词”的方式来进行的（否则人手一册《说文解字》或是今天的《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课本算了）。它既体现了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更显示出“文道结合”的可贵思想，即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
我常常想，古人在苛求用词（字）不重复的情况下，尚且能几乎单枪匹马地编写出如此文质俱佳的课本；我们今天群策群力，借助电脑等现代利器，而且语词运用不必刻意都不重复（为了便于行文和复习记忆，适当的复现还是十分必要的），难道还编写不出新时代的新课本吗？当然不是——是不想为，非不可为！近年来涌现的新编《三字经》、新四五七言歌、《中华成语千句文》等等，以及四川等地集中识字的几个课本的陆续问世，就是一个明证。
近几年，笔者为了教学的需要，曾经把初、高中的十多篇课文中的几十个语词进行联词组段，发现这项工作的难度其实也并不太大；即使是学生进行的一些联词组段练习，也屡屡涌现出许多写得很有创意的语段（本人已写成其他几篇文章发表了，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引）。倘若把它们拿来作为“伙伴语”、“中介语”材料，何尝不可？
以学生必须掌握的词语为纲编写语段，还有比较便捷的方法。那就是“拿来主义”——直接从名家名篇中采撷有关的精彩段落；有的也可以进行适当的改写加工。例如，小语《迷人的张家界》一文，就是根据识字的需要，凭借碧野的《翠绿的张家界》、陈祖甲的《天设地造出神入化和峻青的《难忘的索溪峪》三篇文章改写而成的。对于一部分比较怪僻的词语，姑且称为“硬骨头”吧，可以向全世界发起语段编写征文，让全世界的华人——从名人名家到莘莘学子一起努力，广开言路，协同攻关。只要广为征集，群策群力，好中选优，何愁课文难编？汉语语句组合的灵活奇特，为联词组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用武之地。这一点，古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的成功实践，今有《新三字经》和多种识字韵语课本的问世，都证明了“编写”以识词为核心的语文课本绝非镜花水月。
编写精彩语段以“呈现”相应语词的做法，必须解决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以为这样按需“组合”出来的文字太“小儿科”，登不上“课本”的大雅之堂。笔者斗胆猜测，这恐怕也是近百年来所有课本编者的顾忌之一吧？实则此言差矣！按需编写出来的语段固然比较简单浅显，但它绝对合乎规范，足以显示某些“规矩”，而绝非低劣的“文字游戏”。请问，谁个指责数理化学科为了让学生掌握定理、公式而刻意编制的典型例题、习题，是在玩弄概念的“数字游戏”呢？谁个指责军队新兵训练时的“正步走”之类队列训练，是不合实战需要的“花架子”呢？谁个指责武术操练时“马步弓步”等一招一式的架势，是形式主义的“无用功”呢？从一定意义上讲，言语技能训练语料的选择和编写，更应该注意接近学生的水平和表述习惯，才能使之倍感亲切，从而更好地起到诱导作用；它所以是语言片断，就是为了使教学目标更为集中，更加凸显；同时，也正因为它的目标比较集中，程序编排比较单纯，所以教学效果更容易及时反馈，内容更容易自成系列。
“本”动则“末”从。可以断言，这样以语词为核心编写的新课本一旦问世并且颁行，它必然带动语文教法的根本变革——至少没人敢对课文中的生字新词等闲视之，甚至视如敝屣、“障碍”加以“扫除”了吧？口若悬河的“分析讲解”也将自然而然地“顿失滔滔”……
当然，毋庸置疑，这样理想化的教本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面世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其难就裹足不前，以致于百年以来一直无所作为而“空悲切”！只要是必要的并且是可能的，我们就应当奋勇前行，一步一步地去接近目标。如果说当年叶老他们是因为势单力薄而力不从心，难以下手；那么，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发动千万个志同道合、有识有志之士一同来参与此事。光是语文教师全国就有百万之多，而且他们之中不少人已是各级作协成员，让他们一起写点精彩的小片段并非难事吧？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乘势而上，锲而不舍，少则三五年，多则十来年，总有一天可以完成几代人的美好夙愿。
笔者坚信，中国的语文教学真要迈上“科学化、现代化”之路，编写出以常用词为核心的语文课本就是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既免不了，也避不开；我们这一代不干，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总会有人干，总会有人要去完成的！
说明：《语文教学通讯》2003、10刊发，并荣获《语文教学通讯》首届初中语文教育论文大赛惟一之特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