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一、《兴化府志》中的东华女
  明弘治二年（1489），莆田人黄仲昭纂《八闽通志》，在《拾遗》条沿袭《莆阳比事》的说法：江梅妃是莆田人。到十六年，莆田人黄仲昭、周瑛纂《兴化府志》，卷四十七《拾遗》所载，才改说“妃姓江氏，东华人也”。内容也丰富了。如“恐怜我则动肥婢情，岂非弃耶？”应源自《梅妃传》；“视其所伤，肋下有两痕”，但《梅妃传》为“刀痕”。而卷十三《浮萍》值得注意：
  一是记述浮萍的药用。引《本草》、唐代高供奉《本草采萍时日歌》等，简述其一般药用（恶疮、发背）及特殊药用：四月十五所采（治热病）；五月所采（去蚊）；七月半所采（出汗）。还说：“江东人呼曰藻”，可知东华与江东间，是江东的浮萍多，因此莆田人就将全国所言的江东直称为莆田的江东。《尔雅·释草》晋代郭璞注“江东谓浮萍为藻”，江东指长江以南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地区。1939年，莆田人朱维干《莆仙语言中之古代音韵及成语》一文，也谈及莆人呼“萍”曰“藻”，朱维干注曰：“水上浮萍也，江东人谓之‘藻’”。
  二是白蘋的供祭。也引《本草》，体性与浮萍不同。可糁蒸为茹，相传楚昭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食之甜如蜜者，即萍蓬草。后就采蘋以供祭祀。笔者查知，元诗屡有咏及。如张字，字彦升，号石泉。《採莲分得底字》诗有句：“吴侬变风有如此，谁念采蘋供祭礼”。至正间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方行，字明敏，黄岩人，《江南词》有句：“采蘋多少江南女，摇荡春光不自由”。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会稽人杨维祯有《小临海曲》十首，其三曰：“仙橘大如斗，浮之过洞庭。江妃浑未识，唤作楚王萍”。
  宋嘉定《莆阳比事》只说江梅妃是莆田人，270多年后的明弘治《兴化府志》才说江梅妃是莆田东华人。这跟东华有江姓有关（详见后文）。1997年，郑景樵《莆田姓氏渊源及其入莆的简述》记载：莆田江姓，一支在黄石。另一支是明嘉靖间，由漳浦避倭乱迁居侍贤里洪里（后迁梅阳）的江国全。江春霖属于后一支脉，民国初，林下的监察御史、梅阳人江春霖《与宗人湘岚论谱系书》说：“若来示迁莆之仕宋公，约以年数世代计之，、当在唐中叶以后，此尚不敢遽认也”。安史之乱（756—763）以后进入中唐时期，则唐玄宗在位（712—756）时，江仕宋一脉还未迁莆。江春霖与东华的余琢卿是姻亲，《江春霖集》载有这些书信。
  二、诗人吟咏江妃村
  费元禄，字无学，又字学卿，江西铅山人，生卒未详，有《甲秀园集》，刻于万历二十五年（1575）。卷十二载《梅妃村（兴化府）》诗：
  海水门前荔浦斜，江妃生长落天涯。
  君王宠歇非关貌，宫巷春深尚忆家。
  玉骨模糊侵碧藓，香魂零乱傍梅花，
  可怜南内无人夜，太液池边怨翠华。
  由此诗，可知费元禄到过莆田的东华村。卷十八还载《梅妃谢珠》诗：
  坠粉残妆对镜慵，君王偏赐渥恩浓。
  宫中自爱梅花树，不羡明珠出九重。
  清乾隆《莆风清籁集》收有5首诗，与东华村有关。
  卷三十八载林宾王《江梅妃》诗，林宾王，字穆之，友王弟，顺治中诸生，荔城人，有《秋楼集》二十二卷等。诗曰：
  千里春江濯锦新，蛾眉一进六宫颦。
  宁知梅畔承恩日，翻作楼东失意人。
  玉笛犹怀歌舞地，珍珠莫慰寂寥身。
  赋成空拟长门咏，惆怅难回玉辇尘。
  卷四十载陈延彬《过江妃村》诗。陈延彬，字学卿，号非野，顺治中诸生，有《玉山堂诗集》。诗曰：
  昔换明珠百斛来，于今故宅只荒苔。
  寒流似咽长门怨，一片沉云黯不开。
  林宾王诗是春时所写，才有“千里春江”。濯锦，即泯江的成都段，代指四川人杨玉环新进宫。陈延彬诗是冬时所咏，“寒流似咽”，看到江妃村的江妃故宅只剩荒苔。
  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莆田人林尧英有《杂忆》诗（卷四十），有句：
  石淙飞瀑泻林梢，腊至寒梅已放苞。
  翠羽啾啾啼不断，江妃堤上结新巢。
  卷四十一载游谦征《梅花》诗。游谦征，字广益，顺治中拔贡生，有《尺雪堂集》。诗咏：
  谁分绿尊和红萼，踏遍前村又后村。
  谢客应添临水恨，江妃合断去乡魂。
  物华镜里双霜发，人代花边一酒尊。
  自是岁残闲不得，群芳时节闭柴门。
  林尧英、游谦征两人都是梅花时节咏诗的。前者喜曰“江妃堤上结新巢”，后者叹道“江妃合断去乡魂”。
  卷四十六还载林琅玉《过江妃村》诗。林琅玉，字碧士，康熙中国学生，有《乌石樵唱集》。诗曰：
  九龄解诵二南诗，不御铅华玉一枝。
  吹笛斗茶恩未歇，君王却又爱离支。
  离支即荔枝，借代杨贵妃。
  由以上5诗可知，顺康时，东华村已因江梅妃而成文人墨客
  的凭吊胜地。顺治末年（1661）的林宾王、陈延彬、林尧英、游谦征4人及康熙中的林琅玉相继距乾隆《莆风清籁集》刊时的三十七年（1772）百余年、八十年左右，而《莆风清籁集》才说江梅妃是江东村人；因此这5个莆田诗人所咏，肯定是东华村。
  三、东华龙衍出龙舟村
  明嘉靖初，莆田人郑岳的《莆阳文献》有《一斛珠》条，说江梅妃是东华民家女。清道光时莆田黄石的《江氏族谱》，记载江梅妃（12代）的祖先：1—3代、5—6代、8代、10—11代均有官衔；不过，10—11代均因梅妃而追封，实质上江梅妃是民家女。
  隆庆五年（1571），莆田东华村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广西按察佥事余一鹏家居时记述：七月二十日当午，双龙出自东角海中，现于东华，西至大孤之前，其一飞升，另一入于华江潭中，“若有所择而处者”。这条记述，相继载于万历《莆舆纪胜》“华江”条与明《闽书》“东华溪”条。《周易·乾卦》载：“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在大人。”兆辞都呈现吉利。民人传说为唐明皇升天成仙，江梅妃回里护乡。如1986年，江金泉、吴开泉、林如求的《梅妃别传》说：唐明皇御笔亲题“梅妃故里”四字，用朱笔划上一圈，让人贴在梅妃的老家，好让梅妃魂归故里。
  《龙与中国文化》一书指出：商朝人“化合式变形”创造了龙的形象。在原龙纹头上加“角”，“取象于男性的生殖器”；移殖百物于一体为“龙”，即揉合鳄、蛇、鱼、猪、虎、象、鸟等动物的造形而成；满足奉信不同的通天神兽的氏族部落的宗教心理（66—84页）。此后，人们将极光、虹、龙卷风与雷电、古生物化石等自然现象附会为与龙有关（109—116页）。
  龙为何出现在莆田东华，似乎还与明时东华是科甲闻名的显
  村有关。中国民间传说鱼可化龙，《淮南子·修务训》与东汉高诱注、《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李奇注都言及。详细的记述见《太平广记》卷466引《三秦记》：“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又林登云：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其龙门水浚箭涌，下流七里，深三里”。唐时，科举考场的正门称为“龙门”，李白的《赠崔侍卿》诗即以不得化龙之鲤鱼自比。清代黄海《续莆阳比事》卷六载：黄石东华科二十一、甲六；包括余、郭、黄、林、吴、陈、游7姓。内有两个八台：余瓒官至太仆寺卿、郭应聘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东华进士迭出，又是江梅妃的故里；因此龙才现身？
  《庄子·天运篇》载，孔子用龙来比喻老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三十六年（前211年）秋，反秦的奉璧人诅咒“祖龙”（秦始皇）死。《史记·高祖本纪》说：汉高祖刘邦是龙种。五代时景焕所撰《牧竖闲谈》的“明皇杨妃”条喻明皇、杨妃为龙：杨妃梦与明皇游骊山，至兴元驿，方对食，后宫忽告火发，出驿回望，驿木俱为烈焰。俄有两龙，帝跨白龙，其去如飞；妃跨黑龙，其行甚缓。左右无人，惟一蓬头黑面物，貌不类人，望帝去甚远，触一危峰，沉烟霭中。开目则独在一室，黑面物曰：“某此峰神也，有一骑来授妃‘益州养蚕元后’。”倏然梦觉。翌日，渔阳叛书至，马嵬缢妃子死。帝曰：“梦今应矣。与朕游骊山，‘骊’与‘离’同；方食火发，失食之兆；火，兵气也；驿木俱焚，易与驿同，加木于旁，‘杨’字也；吾跨白龙，西游之象，彼跨黑龙，阴暗之理；独行无左右之助，一骑，马也；峰神乃山鬼也，果死于马嵬乎？当授益州养蚕元后，养蚕，
  所以致絲也，益旁加絲，‘缢’字也”。该则记载引自宋代曾糙《类说》卷五十二，以白龙、黑龙分别为玄宗、杨妃的象征。
  兴化军人、贤臣蔡襄知福州日，传为蛇精；①逝世后，传为阎罗王。②蛇即小龙。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二王入闽大略”载：南宋后期景炎末，在雷州“立广王（后封卫王，俞妃所生），貌类理宗。即位之日，有黑龙见，两足一尾，改号祥兴”。续集下“慈宪生吉兆”条载：“福王妻柔懿李夫人之生也，忽大雷雨，有龙入其室，而夫人生焉”。南宋吉水县人、状元、右丞相、信国公、抗元名臣文天祥，被誉为黑龙转生。清代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曾文正为巨蟒转生》条载：“宋文信国公传为吉安潭中黑龙降生。信国柴市殉难后，是日，其乡风雨大作，人见黑龙复归于潭”。明隆庆以后，世传江梅妃化身的龙则择处莆田东华的华江潭中。
  史载很早就有梅与龙的联系。据《四明图经》、《嘉泰会稽志》卷六《禹庙》记载：梁时修会稽禹庙，伐鄞县大梅山顶梅木为梁，张僧繇画龙于其上，夜或风雨，飞入镜湖与龙斗。世称梅梁。宋代范成大《梅谱》载：去成都二十里，有卧梅偃蹇十余丈，谓之梅龙。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载：“宜兴县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余里皆古梅、苔鲜，苍翠宛如虬龙，皆数百年物也”。晁补之（1053—1110）《洞仙歌·梅》有句：“一点龙香清远”，即以龙涎香喻梅香。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萧德藻写《古梅二首》，之一有句“湘妃危立冻蛟脊”，又以湘妃喻梅花、以蛟龙的脊梁喻梅枝。
  笔者认为，东华龙的出现是莆田人祈求贤龙安水护乡的良好愿望，而附会于江梅妃。清代陈池养《莆田水利志》载：明初至弘治六年（1493）106年间，东甲遮浪海堤决8次。嘉靖十三年（1534）起砌石堤。隆庆五年（1571），一贤龙入于华江潭中，“若有所择而处者”，“因周视所历禾树、草藻，无叶折者，莫不惊异叹诧”。而史载龙出现外地时总会损坏地方的。如南宋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续集下“龙畏神火”条载：“乙未岁五月，宜兴近湖之地，忽有二龙交斗，俱坠于湖，其长无际，顷刻大风驾水，高丈余而至。即有火块大如十间屋者十余，自天而坠，二龙随即而升。盖天恐其为祸，驱神火逐之，使少缓。须臾，则百里之内皆为巨壑矣。余向者舟经德清之桃园，其稻田皆焦黑，凡数十亩。遂舣舟问其里人，云：昨天有大龙自天而坠下，随即为地火所烧而飞去。盖龙之所畏者火耳”。
  此后龙在莆田又出现两次。万历三年（1575）七月初四，当昼有龙起自东北，黑云四绕，黑中一道白如雪，迤俪升去，是夜雨如注。三十九年六月，龙起西门外北磨，北磨皆毁，山崩水涌，大雨如注，是年大熟。两则均载于乾隆《莆田县志》“祥异”。按，东华村在莆田东北地域，万历三年龙降雨是善意的，未成灾。三十九年，龙起于城关西门外，其降雨导致丰收。
  楚人观念中神仙常乘龙舟飞行。龙舟的出现早在屈原投江之前。如：屈原的《九歌·东君》有句：“驾龙辀兮乘雷”；1973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驭龙图”，龙也呈舟形；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刻纹铜器，巫师驾兽拉龙舟形车行进。端午节的起因应是辟邪消灾，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汉代古籍有“不举五月子”的记载；五月初五更不祥，要带未满周岁的幼子到外婆家“躲午”。端午节的一系列活动，都以辟邪除崇为主旨。至于龙舟竞渡，当是祭神娱神祈获保佑的一种形式；
  然而中国人素来崇敬忠臣孝子，所以附会为纪念屈原的节日①。
  李联明主编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17页考证：“端午节原系古越族图腾祭祀的节日，除供大量祭品外，还划龙舟竞赛以娱神”。《越绝书》则载：越王勾践于五月五日操练水师，最终灭吴。所以五月五日的龙舟竞赛与此有关。龙在南方民俗中融为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后唐天成二（927）闽王王延钧登基，端午节时鼓楫争先。宠妃陈金凤赋诗颂功。《金凤外传》载：“闽王举行龙舟竞渡时金凤作《乐游曲》，使宫女同声歌之”。
  北宋熙宁（1068—1077）间福州太守程师孟咏端午节诗附注曰：“闽中龙舟制作特异，有所谓白马、青蛙者，不尽为龙也”。但淳熙九年（1182）《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二·岁时》载：政和、宣和（1111—1125）中，端午节吊屈原“竞渡以为戏”，“州南台江沿内诸河，皆龙舟鼓楫”，“共斗轻驶”。则龙舟竞渡习俗又衍为吊屈原、跟驱除蛟龙之害有关。《太平御览》卷六十六引《鄱阳记》：
  怀蛟水，一名孝经潭，在县南二百步。江中流石际有潭，往往有蛟浮出，时伤人焉。每至五月五日，乡人于此江水以船竞渡，俗云为屈原攘灾。
  兴化军与福州府相邻，南宋始有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但与福州的吊屈原、驱龙害不同，兴化军则视龙舟竞渡为斗力。莆田士人刘克庄年老乡居时有《贺新郎·端午》词：
  深院榴花吐。画帘开、綀衣纨扇，午风清署。儿女纷纷夸结束，新样钗符艾虎。早已有、游人观渡。老大逢场慵作戏，任陌头、年少争旗鼓。溪雨急，浪花舞。
  灵均标致高如许。忆生平、既纫兰佩，更怀椒糈。谁信骚魂千载后，波底垂涎角黍。又说是、蛟谗龙怒。把似而今醒到了，料当年、醉死差无苦。聊一笑，吊千古。
  词人对以粽子祭奠屈原的习俗提出质疑，并对俗传裹粽以讨好水底蛟龙的提法加以驳斥。在莆田人眼里，龙是正神。因此，莆田的龙舟竞渡是“争旗鼓”、“浪花舞”，源于古越族的图腾祭祀节日；好比越王勾践的操练水师。宋代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载：“其人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沿到明时，龙舟竞渡越演越烈，兴化府官员大伤脑筋。弘治《兴化府志》载：五月端午节，竞渡（各社为龙船，自初一日起，至初五日止，相与竞渡）。按，竞渡有三害：破财，起斗争词讼，不幸复舟、殒伤性命。然细民乐为之，官府终莫能禁。隆庆时由于龙的显灵，东华村成了兴化府有名的龙舟村。此后，有渔民数十户，从事内河渔业；还有溪船运输。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