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史志篇
第五章由莆田人到东华人
第一节《妆楼记》“梅妃”条考证
唐本《梅妃传》，程毅中编的《古体小说钞》宋元卷《梅妃传》题注认为有。程杰的《江梅妃研究》序言认为：由《妆楼记》“梅妃”条可知，“梅妃之事至迟在晚唐己见于著述。这与今本《梅妃传》跋文所记大中二年写本，正为同时”。《妆楼记》的编者，程杰考证为由唐入蜀的张泌，《花间集》称其“舍人”，当为前蜀开国时所任。《妆楼记》辑抄70多条，所收事类时间可稽止于中唐。由于更早的《云仙散录》一书也掇录其中的4条，而《云仙散录》序于后唐天成元年（926），可知《妆楼记》成书于此前。以下笔者探析的是：《妆楼记》梅妃条应是唐明皇时的史事。
一、《妆楼记》与《开元天宝遗事》的节戏条目
五代时，王仁裕撰的《开元天宝遗事》载有宫内嫔妃节令嬉戏条目。诸如春时的《戏掷金钱》条、《随蝶所幸》条，寒食节的《半仙之戏》条，端午节的《射团》条，七月七日的《蛛丝卜巧》条、《乞巧楼》条，秋时的《金笼蟋蟀》条等。唯缺除夕
条。王仁裕自序说：“仁裕破蜀之年入见于明天子，假途秦地，振辔镐都，有唐之遗风、明皇之故迹，尽举目可观也。因得询求事实，采摭民言，开元天宝之中影响如数百余件，去凡削鄙，集异编奇，总成一卷，凡159条，皆前书之所不载也，目之曰《开元天宝遗事》”。除夕所缺的一条，应是《妆楼记》已载的梅妃条。《妆楼记》所收事类可稽者止于中唐，著于晚唐；正是成书于五代《开元天宝遗事》之前。笔者推测：由于除夕的“梅妃”条已为前书的《妆楼记》所载，所以，《开元天宝遗事》未重收《妆楼记》的“梅妃”条。即“凡159条，皆前书之所不载也”。
二、宫内节戏是史实
从两书中所记宫内嫔妃节令嬉戏条目来看，实是同一意趣，有的还衍为民间习俗，可以认定是史实，并非无稽之谈。
《开元天宝遗事》中的《戏掷金钱》条载：“内庭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
《随蝶所幸》条载：“开元末，明皇每至春时，旦暮宴于宫中，使妃嫔辈争插美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后因杨妃专宠，遂不复此戏也”。《半仙之戏》条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因而呼之”。《射团》条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于此戏”。《蛛丝卜巧》条载：“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邀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乞巧楼》条载：“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
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金笼蟋蟀》条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亦皆效之”。接下，我们看《妆楼记》中“梅妃”条，就相互吻合了。
《妆楼记》载：“除夕，梅妃与宫人戏镕黄金散，泻入水中，视巧拙，以卜来年否泰，梅妃一泻得金凤一只，首、尾、足、翅，无不悉备”。而《开元天宝遗事》的《锦雁》条载：“奉御汤中布以文瑶密石，中央有玉莲，汤泉涌以成池。又缝锦绣为凫雁于水中，帝与贵妃施钑镂小舟戏玩于其间。宫中退水出于金沟，其中珠缨宝络流出街渠，贫民有所得焉”。结合这两条记载，笔者认为，嫔妃的嬉戏很频繁，因此宫中金沟一放水就流出珠缨宝络；而且，宫中的嬉戏习惯相沿已久，后人就不能怪罪于梅妃的娇奢了。
笔者推测，《妆楼记》“梅妃”条摘自唐本《梅妃传》。此后，宋本《梅妃传》删掉了这条资料。
第二节 《莆阳比事》的版本
载入地方史志的梅妃资料，始自南宋莆田人李俊甫的《莆阳比事》，该书的《歧公归朝、梅妃入侍》条摘录的梅妃资料，比《说郛》明钞本所收的《梅妃传》早了100多年时间；这是摘自《梅妃传》的最早简本，详见小说笔记篇的考辨。
《莆阳比事》由隆兴元年（1163）进士、仙游县人陈谠于嘉定年间作序。陈谠，嘉定元年（1208）致仕，累官封清源郡侯，九年卒，82岁。序说：李俊甫贡士“积十余年心目之勤，厘为七卷。……书成，适国子博士、三山林公（景良）来牧吾郡，李君以其书献。一见叹赏，命书史就抄，给以笔札，不阅月而毕。亲翰抵仆诿以序。”谠遂序之。
宋嘉定七年（1214）四月，福清县人林景良写跋。跋曰：“仆至郡之三月，李君幼杰来访，出其书一篇，阅之，《莆阳比事纲目》也……命工就录全帙，延访儒生往复订正，凡踰年而书始成，乃锓木以传后。”据《后村先生大全集》一六六《直秘阁林公行状》与乾隆《福清县志》人物志《风概》载：林景良，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嘉定间国子博士，知兴化军，寻改知泉州、改知袁州（俱引疾不拜）。著有《通鉴纪纂》20卷。林景良知兴化的时间很短，弘治《八闽通志》因此未载。
我们现在看到的《莆阳比事》是“宛委别藏”本。书中记有正魁：端平二年（1235）吴叔告、咸淳四年（1268）陈文龙，特魁：端平二年王声叔、淳祐七年（1247）彭夷甫、开庆（1259）林济孙。乾隆时宋版已无。《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说：《莆阳比事》一书成于宋嘉定（1208—1224）间，“此则从明人林兆珂宋本翻刻影抄。”民国时，莆田人康爵撰文《现存莆人著作书目提要》：“疑林兆珂重刻时填入（端平二年以后的正魁、特魁）也”。①笔者看到宛委别藏影钞明复宋本《莆阳比事》，由故宫博物院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书首载有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七月林兆珂《刻莆阳比事录叙》：“顾幼杰去今余400年，理度后既不及编，而且代更胜，国朝历革除所接光尘而并辉烈者奇杰累累，莫可覼缕。不佞沐浴所闻，方欲纂辑，而苦未逮。伏思幼杰之集岌岌危得之煨烬中，拟为杀青付诸郡乘。乃清江周尔修君慧心闳览、仰止先进，业校雠而授剞劂。不佞喜其于私心有合，而于风世有资也。爰为之序”。
由序、跋、录叙可知：林景良看到《莆阳比事纲目》后，命工就录全帙，而陈谠写序；此后延访儒生往复订正，李俊甫踰年而写成书，嘉定七年（1214）作跋后才刻版林景良就离任了。
据程章灿的《刘克庄年谱》载，开禧元年（1205），克庄在临安补国子监生。嘉定元年（1208）林景良知兴化军，欣赏克庄的才学与人品，决定将独生女林节嫁给克庄。翌年，克庄以门荫补将仕郎，娶林节。三年，克庄初仕靖安主簿，携妻赴任。六年七月，克庄因父、权吏部侍郎弥正卒，遂从临安扶柩归里。八年，克庄为怀安尉，九年改真州录事参军，十年入江淮制置使幕。十二年监南岳祠，归里修葺故居。十四年冬，克庄经福清岳父林景良家出闽，入广西经略安抚使幕。十五年冬辞归。十六年八月后启程去临安，十七年春改秩宣教郎。宝庆元年（1225），克庄任建阳县令。三年，梅花诗案发。绍定元年（1228）七月，妻林节逝，年仅39岁；秋，克庄解任归里，途经福清时岳父林景良相送。次年九月，景良因痛失爱女而卒，年71。克庄与景良的关系很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七《〈通鉴记纂〉序》载：克庄成婚后，岁一诣林公（景良）。至必留，久者或数月，无一饭不相陪。景良卒时，克庄为岳父写行状、墓志铭、挽诗。
可知：《莆阳比事》的出书时间拖了一段时间。否则的话，莆田文化名人刘克庄是会看到该书的；而嘉定六年（1213）至淳祐九年（1249）刘克庄因守制或被贬乡居18年的诗词中均未谈到梅妃。其二，如果《莆阳比事》在绍定二年（1229）以前出版，作跋的景良也会首先看到，而告诉关系甚好的女婿刘克庄。但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直到淳祐十年（1250），刘克庄笔下才出现与唐玄宗联在一起的梅姬。即这时，他才看到《莆阳比事》或《梅妃传》。
至于宋端平二年（1235）以后的正魁、特魁，应是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林兆珂与周尔修重刻时填入的。但“梅妃入侍”条仍保留宋时的原始形态。经校对，宛委本仅比康爵本多一字：
玻[璃]杯。
第三节 江梅妃生于东华村？
一、《兴化府志》中的东华女
明弘治二年（1489），莆田人黄仲昭纂《八闽通志》，在《拾遗》条沿袭《莆阳比事》的说法：江梅妃是莆田人。到十六年，莆田人黄仲昭、周瑛纂《兴化府志》，卷四十七《拾遗》所载，才改说“妃姓江氏，东华人也”。内容也丰富了。如“恐怜我则动肥婢情，岂非弃耶？”应源自《梅妃传》；“视其所伤，肋下有两痕”，但《梅妃传》为“刀痕”。而卷十三《浮萍》值得注意：
一是记述浮萍的药用。引《本草》、唐代高供奉《本草采萍时日歌》等，简述其一般药用（恶疮、发背）及特殊药用：四月十五所采（治热病）；五月所采（去蚊）；七月半所采（出汗）。还说：“江东人呼曰藻”，可知东华与江东间，是江东的浮萍多，因此莆田人就将全国所言的江东直称为莆田的江东。《尔雅·释草》晋代郭璞注“江东谓浮萍为藻”，江东指长江以南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地区。1939年，莆田人朱维干《莆仙语言中之古代音韵及成语》一文，也谈及莆人呼“萍”曰“藻”，朱维干注曰：“水上浮萍也，江东人谓之‘藻’”。
二是白蘋的供祭。也引《本草》，体性与浮萍不同。可糁蒸为茹，相传楚昭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食之甜如蜜者，即萍蓬草。后就采蘋以供祭祀。笔者查知，元诗屡有咏及。如张字，字彦升，号石泉。《採莲分得底字》诗有句：“吴侬变风有如此，谁念采蘋供祭礼”。至正间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方行，字明敏，黄岩人，《江南词》有句：“采蘋多少江南女，摇荡春光不自由”。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会稽人杨维祯有《小临海曲》十首，其三曰：“仙橘大如斗，浮之过洞庭。江妃浑未识，唤作楚王萍”。
宋嘉定《莆阳比事》只说江梅妃是莆田人，270多年后的明弘治《兴化府志》才说江梅妃是莆田东华人。这跟东华有江姓有关（详见后文）。1997年，郑景樵《莆田姓氏渊源及其入莆的简述》记载：莆田江姓，一支在黄石。另一支是明嘉靖间，由漳浦避倭乱迁居侍贤里洪里（后迁梅阳）的江国全。江春霖属于后一支脉，民国初，林下的监察御史、梅阳人江春霖《与宗人湘岚论谱系书》说：“若来示迁莆之仕宋公，约以年数世代计之，、当在唐中叶以后，此尚不敢遽认也”。安史之乱（756—763）以后进入中唐时期，则唐玄宗在位（712—756）时，江仕宋一脉还未迁莆。江春霖与东华的余琢卿是姻亲，《江春霖集》载有这些书信。
二、诗人吟咏江妃村
费元禄，字无学，又字学卿，江西铅山人，生卒未详，有《甲秀园集》，刻于万历二十五年（1575）。卷十二载《梅妃村（兴化府）》诗：
海水门前荔浦斜，江妃生长落天涯。
君王宠歇非关貌，宫巷春深尚忆家。
玉骨模糊侵碧藓，香魂零乱傍梅花，
可怜南内无人夜，太液池边怨翠华。
由此诗，可知费元禄到过莆田的东华村。卷十八还载《梅妃谢珠》诗：
坠粉残妆对镜慵，君王偏赐渥恩浓。
宫中自爱梅花树，不羡明珠出九重。
清乾隆《莆风清籁集》收有5首诗，与东华村有关。
卷三十八载林宾王《江梅妃》诗，林宾王，字穆之，友王弟，顺治中诸生，荔城人，有《秋楼集》二十二卷等。诗曰：
千里春江濯锦新，蛾眉一进六宫颦。
宁知梅畔承恩日，翻作楼东失意人。
玉笛犹怀歌舞地，珍珠莫慰寂寥身。
赋成空拟长门咏，惆怅难回玉辇尘。
卷四十载陈延彬《过江妃村》诗。陈延彬，字学卿，号非野，顺治中诸生，有《玉山堂诗集》。诗曰：
昔换明珠百斛来，于今故宅只荒苔。
寒流似咽长门怨，一片沉云黯不开。
林宾王诗是春时所写，才有“千里春江”。濯锦，即泯江的成都段，代指四川人杨玉环新进宫。陈延彬诗是冬时所咏，“寒流似咽”，看到江妃村的江妃故宅只剩荒苔。
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莆田人林尧英有《杂忆》诗（卷四十），有句：
石淙飞瀑泻林梢，腊至寒梅已放苞。
翠羽啾啾啼不断，江妃堤上结新巢。
卷四十一载游谦征《梅花》诗。游谦征，字广益，顺治中拔贡生，有《尺雪堂集》。诗咏：
谁分绿尊和红萼，踏遍前村又后村。
谢客应添临水恨，江妃合断去乡魂。
物华镜里双霜发，人代花边一酒尊。
自是岁残闲不得，群芳时节闭柴门。
林尧英、游谦征两人都是梅花时节咏诗的。前者喜曰“江妃堤上结新巢”，后者叹道“江妃合断去乡魂”。
卷四十六还载林琅玉《过江妃村》诗。林琅玉，字碧士，康熙中国学生，有《乌石樵唱集》。诗曰：
九龄解诵二南诗，不御铅华玉一枝。
吹笛斗茶恩未歇，君王却又爱离支。
离支即荔枝，借代杨贵妃。
由以上5诗可知，顺康时，东华村已因江梅妃而成文人墨客
的凭吊胜地。顺治末年（1661）的林宾王、陈延彬、林尧英、游谦征4人及康熙中的林琅玉相继距乾隆《莆风清籁集》刊时的三十七年（1772）百余年、八十年左右，而《莆风清籁集》才说江梅妃是江东村人；因此这5个莆田诗人所咏，肯定是东华村。
三、东华龙衍出龙舟村
明嘉靖初，莆田人郑岳的《莆阳文献》有《一斛珠》条，说江梅妃是东华民家女。清道光时莆田黄石的《江氏族谱》，记载江梅妃（12代）的祖先：1—3代、5—6代、8代、10—11代均有官衔；不过，10—11代均因梅妃而追封，实质上江梅妃是民家女。
隆庆五年（1571），莆田东华村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广西按察佥事余一鹏家居时记述：七月二十日当午，双龙出自东角海中，现于东华，西至大孤之前，其一飞升，另一入于华江潭中，“若有所择而处者”。这条记述，相继载于万历《莆舆纪胜》“华江”条与明《闽书》“东华溪”条。《周易·乾卦》载：“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在大人。”兆辞都呈现吉利。民人传说为唐明皇升天成仙，江梅妃回里护乡。如1986年，江金泉、吴开泉、林如求的《梅妃别传》说：唐明皇御笔亲题“梅妃故里”四字，用朱笔划上一圈，让人贴在梅妃的老家，好让梅妃魂归故里。
《龙与中国文化》一书指出：商朝人“化合式变形”创造了龙的形象。在原龙纹头上加“角”，“取象于男性的生殖器”；移殖百物于一体为“龙”，即揉合鳄、蛇、鱼、猪、虎、象、鸟等动物的造形而成；满足奉信不同的通天神兽的氏族部落的宗教心理（66—84页）。此后，人们将极光、虹、龙卷风与雷电、古生物化石等自然现象附会为与龙有关（109—116页）。
龙为何出现在莆田东华，似乎还与明时东华是科甲闻名的显
村有关。中国民间传说鱼可化龙，《淮南子·修务训》与东汉高诱注、《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李奇注都言及。详细的记述见《太平广记》卷466引《三秦记》：“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又林登云：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其龙门水浚箭涌，下流七里，深三里”。唐时，科举考场的正门称为“龙门”，李白的《赠崔侍卿》诗即以不得化龙之鲤鱼自比。清代黄海《续莆阳比事》卷六载：黄石东华科二十一、甲六；包括余、郭、黄、林、吴、陈、游7姓。内有两个八台：余瓒官至太仆寺卿、郭应聘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东华进士迭出，又是江梅妃的故里；因此龙才现身？
《庄子·天运篇》载，孔子用龙来比喻老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三十六年（前211年）秋，反秦的奉璧人诅咒“祖龙”（秦始皇）死。《史记·高祖本纪》说：汉高祖刘邦是龙种。五代时景焕所撰《牧竖闲谈》的“明皇杨妃”条喻明皇、杨妃为龙：杨妃梦与明皇游骊山，至兴元驿，方对食，后宫忽告火发，出驿回望，驿木俱为烈焰。俄有两龙，帝跨白龙，其去如飞；妃跨黑龙，其行甚缓。左右无人，惟一蓬头黑面物，貌不类人，望帝去甚远，触一危峰，沉烟霭中。开目则独在一室，黑面物曰：“某此峰神也，有一骑来授妃‘益州养蚕元后’。”倏然梦觉。翌日，渔阳叛书至，马嵬缢妃子死。帝曰：“梦今应矣。与朕游骊山，‘骊’与‘离’同；方食火发，失食之兆；火，兵气也；驿木俱焚，易与驿同，加木于旁，‘杨’字也；吾跨白龙，西游之象，彼跨黑龙，阴暗之理；独行无左右之助，一骑，马也；峰神乃山鬼也，果死于马嵬乎？当授益州养蚕元后，养蚕，
所以致絲也，益旁加絲，‘缢’字也”。该则记载引自宋代曾糙《类说》卷五十二，以白龙、黑龙分别为玄宗、杨妃的象征。
兴化军人、贤臣蔡襄知福州日，传为蛇精；①逝世后，传为阎罗王。②蛇即小龙。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二王入闽大略”载：南宋后期景炎末，在雷州“立广王（后封卫王，俞妃所生），貌类理宗。即位之日，有黑龙见，两足一尾，改号祥兴”。续集下“慈宪生吉兆”条载：“福王妻柔懿李夫人之生也，忽大雷雨，有龙入其室，而夫人生焉”。南宋吉水县人、状元、右丞相、信国公、抗元名臣文天祥，被誉为黑龙转生。清代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曾文正为巨蟒转生》条载：“宋文信国公传为吉安潭中黑龙降生。信国柴市殉难后，是日，其乡风雨大作，人见黑龙复归于潭”。明隆庆以后，世传江梅妃化身的龙则择处莆田东华的华江潭中。
史载很早就有梅与龙的联系。据《四明图经》、《嘉泰会稽志》卷六《禹庙》记载：梁时修会稽禹庙，伐鄞县大梅山顶梅木为梁，张僧繇画龙于其上，夜或风雨，飞入镜湖与龙斗。世称梅梁。宋代范成大《梅谱》载：去成都二十里，有卧梅偃蹇十余丈，谓之梅龙。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载：“宜兴县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余里皆古梅、苔鲜，苍翠宛如虬龙，皆数百年物也”。晁补之（1053—1110）《洞仙歌·梅》有句：“一点龙香清远”，即以龙涎香喻梅香。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萧德藻写《古梅二首》，之一有句“湘妃危立冻蛟脊”，又以湘妃喻梅花、以蛟龙的脊梁喻梅枝。
笔者认为，东华龙的出现是莆田人祈求贤龙安水护乡的良好愿望，而附会于江梅妃。清代陈池养《莆田水利志》载：明初至弘治六年（1493）106年间，东甲遮浪海堤决8次。嘉靖十三年（1534）起砌石堤。隆庆五年（1571），一贤龙入于华江潭中，“若有所择而处者”，“因周视所历禾树、草藻，无叶折者，莫不惊异叹诧”。而史载龙出现外地时总会损坏地方的。如南宋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续集下“龙畏神火”条载：“乙未岁五月，宜兴近湖之地，忽有二龙交斗，俱坠于湖，其长无际，顷刻大风驾水，高丈余而至。即有火块大如十间屋者十余，自天而坠，二龙随即而升。盖天恐其为祸，驱神火逐之，使少缓。须臾，则百里之内皆为巨壑矣。余向者舟经德清之桃园，其稻田皆焦黑，凡数十亩。遂舣舟问其里人，云：昨天有大龙自天而坠下，随即为地火所烧而飞去。盖龙之所畏者火耳”。
此后龙在莆田又出现两次。万历三年（1575）七月初四，当昼有龙起自东北，黑云四绕，黑中一道白如雪，迤俪升去，是夜雨如注。三十九年六月，龙起西门外北磨，北磨皆毁，山崩水涌，大雨如注，是年大熟。两则均载于乾隆《莆田县志》“祥异”。按，东华村在莆田东北地域，万历三年龙降雨是善意的，未成灾。三十九年，龙起于城关西门外，其降雨导致丰收。
楚人观念中神仙常乘龙舟飞行。龙舟的出现早在屈原投江之前。如：屈原的《九歌·东君》有句：“驾龙辀兮乘雷”；1973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驭龙图”，龙也呈舟形；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刻纹铜器，巫师驾兽拉龙舟形车行进。端午节的起因应是辟邪消灾，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汉代古籍有“不举五月子”的记载；五月初五更不祥，要带未满周岁的幼子到外婆家“躲午”。端午节的一系列活动，都以辟邪除崇为主旨。至于龙舟竞渡，当是祭神娱神祈获保佑的一种形式；
然而中国人素来崇敬忠臣孝子，所以附会为纪念屈原的节日①。
李联明主编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17页考证：“端午节原系古越族图腾祭祀的节日，除供大量祭品外，还划龙舟竞赛以娱神”。《越绝书》则载：越王勾践于五月五日操练水师，最终灭吴。所以五月五日的龙舟竞赛与此有关。龙在南方民俗中融为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后唐天成二（927）闽王王延钧登基，端午节时鼓楫争先。宠妃陈金凤赋诗颂功。《金凤外传》载：“闽王举行龙舟竞渡时金凤作《乐游曲》，使宫女同声歌之”。
北宋熙宁（1068—1077）间福州太守程师孟咏端午节诗附注曰：“闽中龙舟制作特异，有所谓白马、青蛙者，不尽为龙也”。但淳熙九年（1182）《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二·岁时》载：政和、宣和（1111—1125）中，端午节吊屈原“竞渡以为戏”，“州南台江沿内诸河，皆龙舟鼓楫”，“共斗轻驶”。则龙舟竞渡习俗又衍为吊屈原、跟驱除蛟龙之害有关。《太平御览》卷六十六引《鄱阳记》：
怀蛟水，一名孝经潭，在县南二百步。江中流石际有潭，往往有蛟浮出，时伤人焉。每至五月五日，乡人于此江水以船竞渡，俗云为屈原攘灾。
兴化军与福州府相邻，南宋始有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但与福州的吊屈原、驱龙害不同，兴化军则视龙舟竞渡为斗力。莆田士人刘克庄年老乡居时有《贺新郎·端午》词：
深院榴花吐。画帘开、綀衣纨扇，午风清署。儿女纷纷夸结束，新样钗符艾虎。早已有、游人观渡。老大逢场慵作戏，任陌头、年少争旗鼓。溪雨急，浪花舞。
灵均标致高如许。忆生平、既纫兰佩，更怀椒糈。谁信骚魂千载后，波底垂涎角黍。又说是、蛟谗龙怒。把似而今醒到了，料当年、醉死差无苦。聊一笑，吊千古。
词人对以粽子祭奠屈原的习俗提出质疑，并对俗传裹粽以讨好水底蛟龙的提法加以驳斥。在莆田人眼里，龙是正神。因此，莆田的龙舟竞渡是“争旗鼓”、“浪花舞”，源于古越族的图腾祭祀节日；好比越王勾践的操练水师。宋代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载：“其人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沿到明时，龙舟竞渡越演越烈，兴化府官员大伤脑筋。弘治《兴化府志》载：五月端午节，竞渡（各社为龙船，自初一日起，至初五日止，相与竞渡）。按，竞渡有三害：破财，起斗争词讼，不幸复舟、殒伤性命。然细民乐为之，官府终莫能禁。隆庆时由于龙的显灵，东华村成了兴化府有名的龙舟村。此后，有渔民数十户，从事内河渔业；还有溪船运输。①
第四节 东华村的大潭石和鹅脰石
明代《闽书》“东华溪”条记载：“石贯江里”。这源自万历《莆舆纪胜》“华江”条：“奇石夹辅”。清乾隆《莆田县志》又衍为：“东华，有大潭石贯其底，江采蘋生此”（卷一）。“江梅妃故宅，在东华。沟中有田如鹅脰，田中有石一片，至今相传为江梅妃祖坟”（卷二）。直到清同治时，陈池养《莆阳水利志》卷一“水道”仍引《闽书》：“东华溪，石贯溪里，唐梅妃是里人也”，并加“按：东华前大沟，南洋诸水汇流，潭深莫测”。
一、大潭石考证
古人最初是住在石洞中，保护自己并用石块狩猎、击果而谋生。史籍记载：“禹生于石”、“石破北方而生（禹的儿子）启”。于是，人类出现了灵石信仰、神石信仰。唐大历五年（770）四月十四日莆田县令郑押在县衙中堂立有“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石铭，这是灵石信仰的一种形式，此后传到全国各地，事载宋代李俊甫《莆阳比事》与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记》。乾隆《莆田县志》所载的东华大潭石、鹅脰石，是灵石信仰的又一表现形式。寓意是：东华地有灵石奠基，与别地不同，因此生皇妃、有贤龙；人民祈其保护该地免受水害，这跟莆田的水患有关。明嘉靖十三年（1534），东甲遮浪海堤砌石附土堤，但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的125年间，又决、溢7次。其中顺治十六年台风，东角海堤尽坏。十八年截界，界墙自宁海东畔至塘下，界外尽是海荡。康熙八年（1669）展界斗南、东埭等9乡，同时筑内堤由大龟屿经东埭至邹曾徐一线。二十一年起复界，修复土堤。三十年溢堤。雍正十三年（1735）起，募修石堤。此后，乾隆二年（1737）报竣，十二年溢堤；十六年水涨、十七年溢堤、十九年溢堤；但与以前的水患相比，次数少了、为害轻了。①
清初，东华龙对家乡的护佑，记载在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十四“祥异”条。乾隆十六年（1751）春旱，五月雨雹。五六两月又旱，七月已刻雨，至午刻止，东华沟水暴涨，原因是：“有龙乘黑云上升”布雨，并保佑东华的物产：龙“挟舟置坡上，指爪所及，瓦屋飞坠数十步不坏”。
陈明辉的《记“龙舟之乡”——华东村》②记述：早在清初，该村农民就建造4艘龙舟。一到农闲，年青人无事可干；所以每年从端午节开始，直到中秋节止，几乎天天都在进行划龙舟活动，锣鼓之声不绝于耳。每年还要举行几次龙舟赛会（俗称“请船”）。各乡、村被邀的龙舟多达数十艘。东华村此后衍为华东、华中、华堤3村。经查福建沿海各地方志，莆田竞赛时间最长，由明弘治时的5天延达清初的3个月。而龙溪只三四日①、厦门只10多日②。
大潭石、鹅脰石是记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现，莆田南洋平原的底下都是岩石。例如华中（原属东华）、后朱尾（属井后）石坑，开采出许多石料。③
二、鹅脰石相传为梅妃祖坟
鹅脰，即鹅颈。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五十三《水利》记载：兴福里有鹅脰埭涵，与东山陡门配套；连江里有鹅脰庵，位于东山斗门至宁海桥南岸海堤间。乾隆《莆田县志》卷二《海堤》载：万历十六年（1588）起，东角民众种蛏而害堤，三十年，耆民方道宣等呈告知县张联奎，张知县踏勘审知：兴福里有东山陡门及水则、慈圣门口埭木涵、万安石埠埭大木涵。邹曾徐三姓种蛏海外，非得淡水不肥，遂又开私涵而擅管陡门水则。三姓富而百姓病。张知县予以治理，举公正8名管理陡门和水则，非古涵而私开的水涵尽行堵塞④。三十一年起，知县蔡善继接着处理“追帖退佃，然旧佃种蛏如故”。“本乡吴量定等复养鸭万群，蹂踏淤泥，土虚基圯，累经居民佥告，本府赏惩而故习未改”。可知禁而不止，鹅脰埭涵、鹅脰庵地名因养鸭牧鹅而起；截界后，此风又从兴福里、连江里海堤，衍至堤内的东华，这是由东角、遮浪移民带去的。
同治间陈池养《莆阳水利志》卷五引《莆田县志·祥异》记述：康熙二十一年（1682），民复故里，东角遮浪以长堤未能兴筑，于东华大孤屿后渐筑内堤开垦。乾隆二十二年（1757）成书的《莆田县志》卷一《里图》、卷二《海堤》载：复界70多年后，东角、遮浪两乡人仍在东华、大龟屿筑内堤、垦农地，尚未返回故里。可见，他们也带去了种蛏、放养鸭鹅的习惯，并衍出了鹅脰田的地名。乾隆《莆田县志》卷二《古迹》遂载：东华“沟中有田如鹅脰。田中有石一片，至今相传为江梅妃祖坟”。1985年，陈瞻岵撰写《给江梅妃的来历做一个初步的鉴定》一文，记述：“江东村附近有一片田，像鹅头似的向河沟中伸出，上面有片石涌起，传说是江氏始祖的祖坟。子孙在清明、重阳鸡鸣报晓间去扫墓，到宁海桥边致祭；仪式特别”。
经查道光时莆田的《江氏族谱》，鹅脰田（石）是莆田江氏第17代瑫与妻吴氏的合葬坟，在明弘治以后。不过，这倒成了江梅妃的后辈坟地了。实际上江梅妃祖坟在田中，是江采蘋的蘋字字义。据《辞海》：蘋是水生植物，茎横卧在浅水的泥中，四片小叶，象“田”字，也叫“田字草”。明弘治200年后，乾隆《莆田县志》卷二《古迹》将江瑫与吴氏的合葬坟鹅脰田（石）衍为江梅妃祖坟。
民间传说江梅妃少时在家乡饲养鹅鸭。江东村边有一片田形如鹅池，其中有块鹅窝大的土堆，名叫“鹅目”，传说就是梅妃放鹅时被高力士追赶而摔倒的地方，醒来后抹去脸上的泥巴却变成美人。①这个地方，位于浦口宫南面木兰溪的下游，后人称为美人湖。20世纪50年代后，由草绳桥改建为江东大桥。80年代初，乡人吴玉仁花钱铺路，以示纪念。90年代末改建为码头。
第六章 由东华女到江东妃
第一节 乾隆中期的转化
一、梅妃祖坟衍为梅妃墓
莆田人郑王臣编辑《莆风清籁集》，收录兴化地域从古代至乾隆前期的诗歌，乾隆三十七年（1772）刊本。卷五十一载有郑王臣《过江妃村》诗五首，其五为：
金枣银蚕葬故乡，梅花犹绕墓门香。
马嵬原上生秋草，红粉成灰剩锦囊。
（林佳玑《木兰竹枝词》：闻道江妃虚有墓，梅花灰尽鹭鸶飞。自注：相传江妃父请妃骨归葬，以妃好梅，墓上种梅数十株。鹭鸶宿焉。今墓在田中。李商隐《马嵬》诗：自埋红粉自成灰。乐史《杨太真外传》：上幸西蜀，妃从至马嵬，六军不解围，使高力士赐妃死，缢于佛堂前梨树下，瘗西墩外一里许道北坎下。后，上密命中官潜移葬，肌肤已消释，惟胸前锦香囊在焉。）
乾隆《莆田县志》卷二说：东华沟中有鹅脰田，田中有一片石，“至今相传为江梅妃祖坟。”郑王臣引林佳玑《木兰竹枝词》：“闻道江妃虚有墓，梅花灰尽鹭鸶飞”。梅妃祖（宗）坟变成了梅妃墓，而且分别是“相传”、“闻道”，没有确证。问题在于《莆风清籁集》卷三十八载有林佳玑七首诗，却没这首《木兰竹枝词》。林佳玑，字衡者，号履斋，顺治中诸生，有《东山集》二卷。游介园《莆田历代诗话》载：值闽中乱，林佳玑游吴越间，与姜如须、吴梅村、全孝章、朱彝尊定交。梅村赠诗曰：夹际草荒书满屋，连江人去雁飞田。及佳玑客死连江，人以为诗谶云。
清乾隆二十五年《清诗别裁集》录朱彝尊《送林佳玑还莆田》诗：
高楼置酒觞今夕，愁听骊歌送行客。
摇落深知羁旅情，飘零况是云山隔。
林生磊落无等伦，凤雏骥子谁能驯？
一朝慷慨辞乡里，几载饥寒傍路人。
平生崔嵬好奇服，流离耻作穷途哭。
往往诗歌泣鬼神，时时谈笑惊流俗。
林生林生骨相奇，昂藏不异并州儿。
看君富贵当自有，不合憔悴留天涯。
高秋别我闺中去，行李萧条惨徒御。
客舍清江万里船，乡心红叶千山树。
九里湖边传翠屏，谷城山下俯清冷。
寒风江路兼山路，落日长亭更短亭。
嗟予分手天南远，惆怅河桥送君返。
远客休辞行路难，高堂应念还家晚。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以布衣召试博学鸿辞，官翰林院检讨。由上可知，林佳玑返莆前，梅村、彝尊等有赠诗，但他未抵莆就客死连江；即死在彝尊之前。彝尊逝年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林佳玑在康熙四十八年前咏诗说：听说江妃骨归葬东华，墓上种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佳玑所咏江妃墓，在乾隆《莆田县志》成书之前近百年；而县志只说是江妃祖坟。考证一下郑王臣的自注，可知是伪托林佳玑诗句的转述。林说：闻道江妃虚有墓；郑就说：相传江妃父请妃骨归葬。林说：梅花灰尽鹭鸶飞；郑就说：以妃好梅，墓上种梅数十株。鹭鸶宿焉。实际上，郑的诗句与伪托林的《木兰竹枝词》所咏还有更早的出处。
墓上种梅，源自《莆阳比事·梅妃入侍》：“得其尸于温泉池侧梅树下，葬以妃礼”。
金枣银蚕，是殉葬品。
鹭、鸶均为水鸟，涉水主食水生动物。宋景定五年（1264），刘克庄《诸公载酒贺余休致水村农卿有诗次韵》之八，咏曰：“论定会盼银信召，眷浓漫妒玉环肥（自注：梅妃目太真为肥婢）。溪边鸥鹭偷相语，只怕先生又下矶（自注：张乖崖有‘失脚下鱼矶’之句）。”鸥，即水鸟。
张咏（946—1015），字复之，号乖崖，自称九河公，濮州（属今山东）人，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官至知陈州。赠左仆射，谥忠定。《宋史》有传。《乖崖集》中有寄傅逸人诗八首。
傅逸人，即傅霖，张乖崖少时与青州（属今山东）人傅霖同学，咏中第后，多次求隐而不仕的霖不可得，作忆霖诗《寄傅逸人》（卷五），曰：“当年失脚下鱼矶，苦为明朝未得归。寄语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爱轻肥”。乖崖曾自言：“吾不为轻肥为官”；因此室中无侍婢，服玩之物闃如。张咏与傅霖等隐士逸人关系密切，常怀辞荣隐居之思，但一因朝廷信任、仕途顺利，二因有“为明朝”发挥才干的思想，所以仕宦达30多年。巢即巢父、由即许由，传为尧时隐士，尧欲让位于二人，皆不受。
江妃墓有鹭鸶宿、飞的景观。由清初衍到道光时，原莆田县丞萧重的《探梅二首，拟请画者写作图，邀同人题咏》诗之二有句：“江妃墩外鹭鸶飞，一带人家住翠微”。①咸丰时，陈淑英《梅妃村怀古》四首之四也有句：“江上鹭鸶飞过处，不胜清怨日边来”。
江妃祖坟转化为江妃墓，是老百姓美好的想像。嘉庆举人、福清人郭龙光的《宋宫人斜》诗有句：“梅妃村近夜相语，望帝魂归春不归”。咸丰时，莆田儒妇陈淑英《梅妃村怀古》四首之三有句：“一死贞魂何足恨，却怜归骨哭双亲。”但莆田人说法不一，如李光荣的《江梅妃村》四首之一有句：“江干鹅脰祖先塚”。陈维新《江妃村》也有句：“鹅脰遗坟留古迹，此间曾否葬江妃？”
二、故居由东华村变成江东村
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本的《莆田县志》卷一《舆地》载：东华，“江采蘋生此”。卷二《古迹》载：“江梅妃故宅，在东华”。卷三十一《列女传》载：“江梅妃，东华人”。
谷城山下人、乾隆贡生郑王臣官至兰州知府，他编辑的《莆风清籁集》收集兴化地域乾隆前期及以前的诗歌，乾隆三十七（1772）刊本。
卷五十一载江采蘋《一斛珠》诗。诗后，郑王臣的《兰陔诗话》简引《梅妃传》并予述评，又说：“妃故居江东村，予尝赋诗凭吊，附录于后，用慰贞魂”。附有郑王臣《过江妃村》诗五首，此处录前四首。
南国佳人住水村，春潮寒碧浸离根。
蘼芜犹作□腰色，一道青青直到门。
舞罢惊鸿逸态生，红绡衫子称身轻。
可怜不及霓裳好，能使青骡万里行。
（乐史《杨太真外传》：杨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东坡诗注：明皇乘青骡入蜀。）
寂寞长门叹翠眉，珍珠一曲擅清辞。
不堪更问南来使，道是涪州贡荔枝。
东坡《荔枝叹》：天宝岁贡取之涪。）
一幅霜绡态尚新，空从画里唤天真。
如何宛转歌长恨，不记楼东作赋人。
（陈鸿《长恨歌传》：白居易作歌言：明皇念杨妃，命方士致其神。）
从以上四首诗可知：郑王臣春游江东：第一首，水村即江东。乾隆《莆田县志》卷一《舆地》载：“港东，对港曰港西”。此后海港淤浅，遂称为江东、江西。离根既草根。蘼芜是芎穹苗，一种多年生的草，该草长满了路面而直通梅妃故居。二首，惊鸿舞指代江妃、霓裳舞指代杨妃。三首，珍珠一曲即梅妃的《一斛珠》诗；涪州贡荔而杨妃欢笑，唐时杜牧已有句。四首，长恨歌写杨妃，楼东赋为江妃作。
同是乾隆成书，仅相隔十四年；梅妃故居却由《莆田县志》的东华变为《莆风清籁集》的江东，这跟江氏由东华迁居江东有关。
第二节 江东《江氏族谱》辨误
一、《江氏族谱》抄本概貌
魏晋时，世家大族均有家谱，以标其血统“高贵”，并得世代做官。一些出身寒门的士子纷纷傍附名门望族为族裔。到唐末五代时，“诈冒资荫”之事时有发生，一些破落的缙绅家族子孙常把朝廷颁发的证明其官爵、后世可据以自称氏族的“告敕”出卖，买者可以假冒望族姓氏而牟利。后唐庄宗时，有次审查“告敕”，1200多名考生中竟有十分之九涂改了“告敕”。可知，攀龙附凤之风已成私家私谱的一大弊病。宋代的族谱，都由私家编修。南宋，郑樵《荥阳郑氏家谱·序》载：“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从之。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拔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
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固始，其实谬滥云”。①方大琮《跋方诗境叙长官迁莆事始》一文也引此并赞同郑樵的观点。②
颛顼帝玄孙伯益之后，爵封于江（汝南安阳县江亭，属今河南）。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楚国灭江国，子孙遂以江为氏。③唐末至宋代迁入闽西客家区的江氏济阳派，多由江西入汀州，有万里公等。④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大科教文委主任江国兴是江东人，他提供的道光抄本莆田江东《江氏族谱》无书名。在版印江氏族谱书笺中手抄56页。共有三部分内容。一是“江氏历代昭穆世系”，共列出第一代汉等35代，含江梅妃。二是“江氏历代名人”，共列出万里公、濙公等17人。三是“荣庆祠”，有：联句、道光年间正月春祭祭文式、中元节秋祭烧纸祭文式。
二、12代采蘋及以前多误
道光抄本莆田江东《江氏族谱》“正月春祭祭文”说：“济阳荣庆，丕焕丝纶。锦江廓族，蔚起人文”。可知莆田江氏属于济阳派，由汀州衍传而来。“江氏历代名人”载：“濙公，字尚洄，宋将迁鼎，梦皇妃示之曰：盍居海东，其宁乎？！于是卜居宁海之东。其厅事林环状元题句曰：宁海桥横江水聚，城山锋，济阳居。遂为肇迁始祖”。但“江氏历代昭穆”中未列入濙公。只列第一代汉，字汝广，观察使，居固始；第二代德，大中大夫；第三代有潮，司马；第五代戚，司马；第六代起，参军；第八代峰，承事；第九代嵋，刺史；第十代渚，追封正议大夫；第十一代仲逊，字惟恭，封镇国将军。其中未当官的，笔者未列出。
仲逊即梅妃的父亲，唐代开元时人，却封为镇国将军。①据查《中国历代官制词典》：镇国将军是明代的爵位，只有郡王诸子才得封。由此推断：江东《江氏族谱》始修于明代。第十一代仲逊若于杨玉环初幸的开元二十六年（738）以前得封，以每代20年上推，则第一代的江汉是梁大同四年（538）时人；若以每代25年上推，则是南齐永明六年（488）时人；均无观察使的官职，而观察使始于唐②。据清代黄本骥编的《历代职官表》载：大中大夫是唐时的四品官，则江德是唐以前人，不可能任大中大夫。承事郎，宋文官，正八品。可知前十一代中，有的官职与史籍不符。不过可知：濙公是迁莆的始祖，于宋廷将南迁时，因梅妃示梦：何不居海东，而肇基宁海之东。宋《元丰（1078—1085）九域志》载：“莆田六乡，宁海、安德二镇一盐仓；有壶山、大海”。可知北宋时宁海是集镇，地处木兰溪下流，与海路相通。宁海之东的“天华□村”，包括后来的东华与江东地域。宁海桥建于元元统二年（1334）。城山即黄石主山谷城山。莆田人林环（1375—1414），明永乐四年（1406）状元。道光时的江东《江氏族谱》未列入肇基祖濙公，代系有错。1986年，林如求的《梅妃别传》说：浙江江氏渔船被风刮到福建莆田三江口，江氏遂定居天华□村。对照江东《江氏族谱》，需进一步查核江氏是由浙江经福建莆田三江口转汀州后再到莆田黄石，还是由浙江经汀州转福建莆田三江口后再到莆田黄石。
第十一代江仲逊，“世居东华，高祖迁江东，以女贵封妃，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莆田诸女尽封孺人，于归俱赐銮驾。娶吴氏，夫人”。
唐时，金紫光禄大夫为文散官，正三品。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载：宋政和二年（1112）才规定通直郎以上的妻子初封为孺人。唐时没有封孺人。唐诸王的母、妻、妃，文武官一品及国公的母、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的母、妻为郡夫人。江仲逊既为三品官，则其妻应为郡夫人。1981年，林元伯的《梅妃与梅妃故里》一文记载：梅妃的父亲江仲逊世代行医，是江氏家族从河南固始入闽后的第十一代，定居江东村是从第八代开始的，现在延到60多代，全村有江氏200多人。①1986年，江金泉、吴开泉、林如求的《梅妃别传》说：江仲逊行医有名，晚上教儿女读书。采苹10岁时，父母双亡。此后，采芹捕鱼、采苹牧鹅。可知，虽然江仲逊追封为镇国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但江东老百姓一直认为仲逊世代行医。他们传说第八代，即承事江峰始开基江东村，有误。族谱里记载第十三代江冬（江国舅之子）始开基江东村，也错。实际上是十六代江舜居始开基江东村，详见十二章五节的考证。
2006年，林祖韩先生的《江梅妃资料汇编·序》指出：莆田市博物馆藏有一通宋代瓷刻《处士刘公孺人方氏圹志》。其中记载：处士刘昌国，字廷俊，奉议郎刘汝霖之子、左朝散郎刘洵直之兄。昌国应科目不如志，杜门清修，乡间以为古君子。昌国娶白杜名家女、长泰邑大夫方昕之妹，生男3人、女4人，有内外男女孙19人。昌国卒于淳熙三年（1176），享年70。长子至、次子坚，游学相继殁于惠阳。季子棨，事母孝。方氏卒于庆元五年（1199），享年86。六年，刘棨奉二柩葬于寿溪之傍。侄子（洵直子）、承议郎、漳州通判刘榘认为伯父、伯母有潜德，遂刻圹志以昭后之君子。
林先生举此例认为：昌国只是布衣，妻子却封为孺人；传是唐玄宗允许江国舅将江梅妃遗骨归葬莆田时特赐其家乡妇人皆七品衔，故莆田妇女例封孺人。
林先生的看法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一是孺的本义是童子，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妻与孥，类也。”《礼记·曲礼》下说：“大夫曰孺人”，即大夫之妻称孺人。《左传》哀公三年，季恒子妻南氏，即叫南孺子。南梁（502—557）时，江文通（淹）的《恨赋》有句：“左对孺人，顾弄稚子”。《辞源》考证指出：孺人是妻子的通称。事隔半个世纪以后的宋政和二年（1112），朝廷改定外命妇封号：通直郎以上初封孺人。但是，社会上仍雅称妻子为孺人，《处士刘公孺人方氏圹志》为例证之一。
二是宋代有作碑谀墓之习。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称：“近世行状、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过实，人多喜之，率与正史不合”。刘榘是淳熙八年（1181）进士，嘉定八年（1215）官至工部尚书，未几致仕，有《刘尚书集》三十卷。嘉泰（1201—1204）间，他没有盲从社会上的谀墓习气，则客观评价：伯父为古君子，伯父与伯母有潜德；这些足以昭后之君子。可知，刘榘的圹志并未说方氏的孺人是封赠所得，林先生的封赐之说只是推测。
三是“唐玄宗特赐莆田妇人皆七品衔、故莆田妇女例封孺人”的说法没有依据。《通典·职官·内官》载：“凡三代之制，诸侯之妇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唐时没有封孺人。莆田存“唐古田令朱公妣敕封恭人肖氏墓”碑可证。宋时，孺人不是七品衔。据《续通典·职官·文散官》载：宋制，通直郎从六品；命
妇随夫之官称，孺人也是从六品衔。又查《清通典·职官十八》，到明清时，七品官妻封赠孺人。可知，明清时孺人才降为七品衔。
莆田诸女“于归俱赐銮驾”。銮驾是天子的车驾，若赐于莆田诸女乘归，是违反封建礼制的。谱中的“高祖迁江东”未明指，不过据13代“冬”条所载，即是江国舅三子始迁江东地域。冬，不是江仲逊的高祖；而是孙子。这条记载，肯定有误。祥见下目。
第十二代“采芹，册封国舅，官都察院御史，忠于帝室，赐食庙祭，道号普济真人，历著显迹，前明代隆武十一年乙未显神运米救饥，至今乡民崇祀浦口大宫，娶夫人郑氏，子春、夏、冬”。
明初才设都察院，职责是考察官吏。江国舅什么时候封为普济真人，不详。但说其隆武十一年（顺治十二年、1655）显神运米救饥，可知是从这年起才有显灵记载，此后才入祀江东浦口宫。浦口宫内江国舅帐前悬块匾额，是明代龙泉知县郑阳复题诗：“身后救饥运米功，脱靴舟上显神通，木魁四姓收麾下，浦口春秋报赛崇”。“文化大革命”后，由里人陈鹤新书。龙泉县位于今浙江省西南部，与福建省相邻。清乾隆《莆田县志·卷十三·选举》载：郑阳复为明万历十三年（1585）乡举，字懋春，府学，龙泉知县。此诗的矛盾之处在于：清乾隆前期以前，江梅妃的故居在东华村，与江东村的浦口宫无关，何况说江国舅。其二，江梅妃与江国舅是清嘉庆时才陪祀于浦口宫的，道光江东《江氏族谱》抄本载：嘉庆时江宗高创江东荣庆祠，也可参证。明代万历时的郑阳复，怎知清代嘉庆时浦口宫的报赛江国舅？其三，郑阳复的题诗与清道光江东《江氏族谱》相互矛盾。
第十二代“采蘋，唐皇妃，上阳东宫正一品，号梅妃，殉
节，赐葬祀庙”。
《旧唐书·后妃传上》载：玄宗于皇后之下立惠妃、丽妃、华妃三位，为正一品；天宝四年（745）复立杨玉环为贵妃。只有上阳宫，没有上阳东宫。《福建文学》副主编林如求1986年11月22日在《再谈〈一斛珠〉异文》一文中指出：“但我却比较相信族谱的记载，倾向于史有梅妃其人。”
《江氏族谱》载：“妃被选时，示梦其父曰：鹊噪今朝树，灯开昨夜花。果然音信至，及第在东华”。但却系在第十代渚（采蘋祖父）条下，而未系在第十一代仲逊（采蘋父）条下，可知这是明显的错误。
三、16代舜居妻载《八闽通志》
《江氏族谱》载：江国舅三子冬（第13代）迁居江东地域，到第16代舜居“娶林氏，公年20遗腹子瑫未逾月而公卒，氏养孤鞠子誓不易心，有司奏旌孝节之门，有坊立在垕江，周方伯书。皇清特旨崇祀节孝祠，春秋致祭，子姓例陪祀受胙”。明弘治《八闽通志》卷七十二《人物·列女·明》也载：“林淑贞，莆田人。年18嫁为江舜居妻，生子瑫，未逾月而舜居卒。时姑已没，舅老且病，夫兄复远戌，家无应门五尺之童。林氏日夜勤纺织，以资奉养，舅年81而终，凡棺衾之属必尽其心而无所苟，不逾年复脱簪珥葬焉。瑫稍长，即遣郡庠攻举子业。乡人皆贤之”。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十一《人物·列女传》则载：“林氏，舜居妻，年18生子瑫，未逾月而舜居卒，养舅鞠子誓不易心，有司奏旌其门”。《八闽通志》卷十五、弘治《兴化府志》均未见林淑贞孝节坊。可知：明弘治时，乡人赞扬林淑贞，弘治后“有司奏旌其门”。第16代林淑贞为明弘治时人（《八闽通志》成书于1489年），与第11代江仲逊（唐开元〈713—741〉时人）相距776年，每代相隔120多年。可见，该谱第16代以前
的代系讹漏甚多；古人多有遗憾。清乾隆拔贡、福建建宁人朱仕玠，有《过江妃故里》诗四首。①其一有句“传说江妃旧住村”。其三有句“懊恼史官编外戚，不书名姓慰贞魂”。
元代的江东地域叫垕江，在东华村西。莆田人陈池养（1788—1859）的《慎余书屋诗集》卷一《江梅妃》诗有注：“梅妃生东华村西，或曰生垕江村，今村有江姓”。这个地域，在清乾隆时叫“港东”②，俗称江东③。清初，江东与东华两村相邻，均在木兰溪（江）的东岸。虽然江梅妃成了江东村人，但直到咸丰时，江梅妃的“东华遗迹未终荒”；除了故居，还有“鹅脰封高对夕阳”④。
四、17代江瑫夫妻合葬鹅脰等
第17代瑫，“载志乘，事贞母林孺人尽孝，凡事必请命而行，母尝病，吁天割股者再，里邻以孝闻于官，特旌其家。娶东华吴氏，合葬鹅脰，子二：禹黍、禹文”。可与第16代舜居条记事互相印证。值得注意的是：瑫与妻吴氏合葬鹅脰。这个“鹅脰”，到乾隆后期的《莆风清籁集》郑王臣引林佳矶诗注衍为江梅妃的坟地。
第23代孟淮。“义复公子，讳潜，别号梅谷，博学善诗，尝修谱系，娶许氏，子五：世佩、世宝、世魁、世德、世信。”第23代与第16代相隔8代，孟淮约是明末清初人。
第28代逢玉（1583—1655）；29代普庵（1608—1691）；30代富生（1636—1712），道号文淑，诏赐禄帛、寿官；31代娘哥（1670—1748）；32代洪治（1691—1715）。33代兰官（1732—嘉庆时），字唐云，耕读自娱，尝修谱系，娶伍氏，生1子。据说，江东另有一部木刻版《江氏族谱》，保管者至今不肯公示于人，当是嘉庆时由兰官续修明末孟淮（23代）始修的江东《江氏族谱》。而道光手抄本《江氏族谱》，则是从嘉庆兰官木刻版《江氏族谱》中摘抄的，错漏较多。
1981年，林元伯到江东时，，还在江氏宗祠翻阅过族谱①。1985年，陈瞻岵撰有《给江梅妃的来历做一个初步的鉴定》一文，记述江氏家庙中有《江氏族谱》，“完整的保存着”。族谱载“仲逊原为地方官，其业医是继先人的遗绪”。此后，笔者见到的道光手抄本《江氏族谱》并无这样的记述。1986年，林如求只看到族谱散页，内有《一斛珠》诗等。1993年9月16日的《湄洲日报》3版发表林如求的《梅妃失宠：诗才逊于杨贵妃乎？》一文，说：“前几年，我有幸到梅妃故里采风”，江东村人“搬出江氏族谱”，其中梅妃条下“记录有这首《一斛珠》诗，但文字略有歧异”。笔者所见的道光手抄本《江氏族谱》梅妃条下也未载《一斛珠》诗。可见，林元伯、陈瞻岵所见的江氏族谱即木刻版。80年代初期浦口宫复建，主人还肯将该部族谱公示于人，1986年，林如求就只见散页了。
第三节 兴化府衙的署联
乾隆四十六年（1781），郡人郑远芳《莆乘志略》载：纪昀撰兴化知府衙署联“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为兴化乡土文献中所仅见。该文载于《莆田二十四景古今名人题咏集》一书，这本书是郑春铿1964年的手抄本，存于福建师大图书馆。
纪昀（1724—1805），河间人，字晓岚，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其孙树声辑纪昀所著为《纪文达公遗集》；民国时寿潜精选刊印为《纪晓岚诗文集》；据查《阅微草堂笔记》及《纪晓岚诗文集》，均无纪昀撰兴化府署对联的记载。
乾隆二十七年（1762），纪晓岚39岁，十月，受命视学福建。次年，任福建学政、升侍读。期间，对兴化府有所了解。二十九年夏天，晓岚迎养父亲容舒于福建，八月父去世，晓岚守制返里。三十二年纪昀受赠宋代兴化人郑樵所遗的古砚，三十七年（1772）至五十四年，用此古砚总纂《四库全书总目》。
郑远芳，号朝宏，字香林，又字芷朋、臣朋、疆圃。郑樵后裔，乾隆四十四年（1779）举人，次年二月由涵江迁居城关，同年入京应试，落第，四十六年返乡。倡修谯楼，纂有《莆田二十四景古今名人题咏集》，著《用拙居存稿》等。《用拙居存稿》诗集二卷八集，自序于嘉庆四年（1799）九月90岁时，“寿萱园藏版，河间纪先生鉴定”，由侄崇有、崇儒校刊。该书载有纪昀的《题鉴亭吟草》6首诗；《题夹际公遗像》3首诗，之三有句“夹际仍留旧草堂，匆匆来访郑公乡”。可知，纪昀到过莆田。但该书中未见郑远芳记咏纪昀题联兴化府衙之事。而《莆田二十四景古今名人题咏集·莆乘志略》一文中渗入乾隆四十六年以后乃至1957年的史料，应是1964年郑春铿整理郑远芳手稿时予以附会而添加的。因此，1964年郑春铿以郑远芳的名义说纪昀撰写兴化府衙署联，没有依据。
郑远芳诗称纪昀为师。《用拙居存稿·香林旧咏集》中有首《夹际草堂砚诗》，序记：该砚径八寸广半之厚三寸许，刻存“夹际草堂”四字，左镌元佑〔1086—1093〕、右篆〔郑樵〕公名，由西江土著掘地而出、距郑樵时已600多年，漫士裘尚书得之，赠给纂修四库全书的纪昀，元芳登纪师之堂时获睹该砚，感而
赋诗。
莆仙地方文献仅《莆乘志略》说乾隆时纪昀撰兴化府衙署联；此后的兴化乡土文献中均说是道光间兴化知府王广业在府署题撰此联。广业，字子勤，江苏泰州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十一年十月由兵部郎中入直军机章京，曾任兴化知府。
嘉庆十七年（1812）起任职、游闲莆田近20年的萧重，道光时《重返黄石口号四首》诗之二有句：“廿年薄宦无长物，赢得江妃是部民”。可证，是广业题撰此联。光绪初，刘国光守兴篆，漆而新之，易以己名。稍后，莆田知县徐承禧移镌于邑署花厅，仍说是王广业所撰，并补足数语，以畅其意：
荔子甲天下，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梅妃是部民，知己者用悦己者容。
以上记载，见于宋仁陶《莆阳楹联汇辑》、徐承禧《治莆事略摭存》。此后，此联在闽地“一时盛传”；①光绪时，此联闻名广东。②
第七章 江东村与浦口宫
嘉庆十八年（1813）月（十一月）吉旦，江东倡缘董事38人同立《重修浦口宫志（一）》碑，③原文如下：
粤稽祀（缺13字）设教，凡为民御灾捍患者，亦祀之，此闾庙社之所由昉也。江东在李唐时，原寓天华□村，其地绿野连绵，碧流环绕。（缺10字）宋中叶，木兰陂成，林埔陡设，时露出浦岸，其平如砥，可置万家，遂徙居之。乡人即谋建立宫社，崇奉神灵，以叨默庇。（缺7字）中央构成宫殿，名曰浦口宫。抗囊峤而面谷城，山川□朝拱清，蔚为奇观。其地是□赐进士、国子监司业吴讳声烜公捐舍其旧址，□□□郑公与乡人同鼎建。越至万历丙子年（1576），声烜世孙奉直大夫、儋州知州、旌表孝友讳泮公捐俸，同乡人乐捐重建，开拓规模，庙貌更成壮丽。时有南京羽林参军刘讳宏科公，共襄厥事。迨国朝康照已巳年（1689），能干司殿吴公倡募整修。乾隆丙子年（1756），乡内再修，董事36人，竭力经营，气象焕然一新。嘉庆辛未年（1811），乡人诸善信共鸠金三千有奇，佥举董事38人，矢公矢慎，协力督修，更新合殿神像，丹楹刻桷，金碧辉煌。至癸酉（1813）仲冬报竣，尚剩余金，留置香灯物业。前人开厥始，后人克成厥终。自此人民康泰，文物丕兴，神贶当未有艾也。爰溯肇造之由，以迄于今，并勒贞珉，重于不朽。是为记。
乡进士、例授文林郎、吏部截选县正堂吴儒宗拜撰。
一议，宫内门窗户扇床椅器具，不许人家私用。一议，宫内宫外不许贮谷，及照墙大埕不许晒草晒谷。一议，三门内外不许剃头、卖槟榔及聚赌等项。一议，宫边埕不许人家积贮秽物。如有不遵者，公罚肉身戏文壹台。
碑中镌有吴儒宗等吴姓23人，郑姓、祁姓各4人，叶姓3人，陈姓2人与黄尧明、江宗高；共38人董事芳名。以下第一、二节分别予以析述。
第一节 垕江村的形成与衍变
嘉庆《重修浦口宫志（一）》碑记说：唐时，江东地域寓于天华□村，绿野连绵，碧流环绕。宋中叶木兰陂筑成，设立林埔陡门，才露出埔岸平地，可置万家，遂徙居之。
一、唐时海岸线
20世纪80年代初，福师大教授赵昭丙根据钻孔剖面资料与新石器遗址分布，写作论文《莆田平原的形成》，①认为距今约6千年前或稍后一段时期，莆田平原还是属于兴化湾的一部分，人类居住在从今江口至灵川的一个弧形地带，即在平原与山地的接触地带。近二三千年来，莆田平原上升，由浅海变成沼泽，长满蒲草，遂有“莆田”。1993年3月，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张德泉、市气象局刘文彬根据实地考察与14C测年，参考有关文献，写作论文《莆田海岸近4000年来的变迁与气候的关系》，②得出了比赵昭丙更具体的成果，详见下述。
秦汉线（1800—2200a，B.p.），海岸线沿着今日海拔4M的地域分布。20世纪90年代初，在黄石镇井后村后株海拔4M的山麓发现成片粘在基岩上的原生褶牡蛎壳，经14C测年为2575土105a，B.P.。
隋唐线（980—1400a，B.P.），海岸线约沿着今城关广化寺前筱塘、黄石横塘和海拔3.6M的向海一线分布。如黄石华东海拔3.6m处，经14C测年为1420士60a，B.P.。华东原属东华，和江东一样，此时仍是海滩。按照历史资料，唐时陆域是逐渐扩大的。
定庄山上的国清惠泽庙，武德元年（618）创。国清塘（今定庄濯缨池），建于贞观元年（627），周30里灌田500顷。与此同时，建横塘，周20里灌田200顷，还有新塘（均在宋安乐里地域）。唐玄宗在位时，东角海堤尚未建造。元和八年（813），观察使裴次元于邑之红泉筑堰潴水，垦荒地为田322顷，岁收数万斛以赡军储（原注见林諝《闽中记》）。光化二年（899），监察御史蔡僖来知红泉屯事（原注见《梯山院记》），亦有惠民。（红泉宫）盖祀次元及僖也。①红泉，宋林光朝在此讲学，即今黄石小学。宋代，兴化军仕人陈俊卿（1113—1186）《过木兰陂》诗有句：“裴公沿海筑长堤，灌溉无潴苦病畦”。裴公、蔡公等官员所筑的海堤，沿着不断外延的海岸线而修筑多次，与海争地。
据《新唐书·地理》，唐时还筑有陈塘、许塘、唐坑塘，地域已扩至今唐坑一带。
宋政和元年（1111）六月望日，爱莲居士在冲山草堂撰写的《延陵吴氏五塘总谱莲塘分房述》载：“黄石阛阓杂遝，唐室卜宅者只有四姓。朱提举占硕辅在东；陈上元令相陈塘之南，峙于西（今尚称塘南陈氏）；余校书先择户桥在南；我祖屯田尚书郎公卜沈浦，后改为钱坡，距黄石之西，子姓姻娅何能屈指，今里谚呼为四唐是也，猗也！”朱、陈、余、吴四姓族谱也证明此说。②《莆田朱氏通谱》记载：朱玑（841—907），咸通十年（869）进士，广明元年（880）由古田令卜居小龟屿（今金山）之左，存有“唐古田令朱公妣敕封恭人肖氏墓”碑。可知，朱姓居今黄石井后，即秦汉时生牡蛎的海荡；陈姓居塘南，在唐时筑的陈塘之南；余姓居户桥；吴姓先卜沈浦，后迁钱坡，在今黄石之西。张琴《莆田县志稿》卷七“氏族”载：唐末以前入莆的姓氏有：徐、朱、余、翁、叶、陈、姚、曾、凌、游、欧、董、孔、李、伍、许等姓；但“风俗”则载：“唐天宝中，东华村有江仲逊，世为医，高力士使粤，过莆选入宫，是为梅妃。今江东江姓其后也。”录以备考。
清同治时，陈池养《莆阳水利志》的《自叙》说：（唐）“观察使裴次元复堤东角、遮浪而开南洋”。但《木兰陂图说》则言：“唐观察使裴次元始塍海为田，惟恃新塘、横塘、陈塘、许塘、唐坑塘、国清塘蓄水，旱无余润”。两说不相符。卷五引《大清一统志》：“观察使开南洋。（按以是考之东角遮浪古石堤，盖裴观察所筑也）”。陈池养勉强以清代的记述来考证唐代的事，仍心存疑惑，而在《东角镇海堤图说》中客观记述：“南北两洋筑堤为防，始惟洋田有堤，今水埠内堤是也，亦名老堤；后沿海砌筑埭田，复为堤障之。今外堤是也。遂分内堤以障清水，外堤以障海潮”。笔者认为：所谓洋田，是唐裴次元筑海为堤后，才有南洋平原与南洋水田之称。南洋的外堤与内堤，是在与水争斗中逐渐向外扩展、不断完善的。唐宋明时期的记载，都没有说到裴次元筑东角遮浪海堤，上引的宋代陈俊卿《过木兰陂》诗，只说“裴公沿海筑长堤”；明弘治府志只说裴公在红泉筑堰潴水，垦辟荒地为田。
1985年，莆田史志工作者陈瞻岵撰写《给江梅妃的来历做一个初步的鉴定》一文，认为：唐开元间，江东地域大部分是海滩，但也可能已经有堤坝的布局，从附近的东埭、横（华）堤、余埭等地名可见一斑。①莆田人一直传说是唐明皇命江国舅建筑浦口宫②。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莆田县志》，其中《大事记》记载：“唐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安禄山陷长安，江采萍（梅妃）死难。里人在黄石镇江东村建浦口宫纪念她。”该则有误。唐玄宗一行六月十三逃离长安。过了十天，敌将孙孝哲率众进占长安。七月十三，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为唐肃宗，改元至德。
二、宋时海岸线
张德泉、刘文彬的论文还载：宋线（700—1000a，B.P.），今金山、浮山是近岸岛屿。在阔口、金山、浮山发现的古船板经14C测年为898士50a，B.P.，因此宋代海岸线约沿今涵江洋中、阔口蒲边、黄石沙堤，即海拔3M向海一线分布。
宋熙宁八年至元丰元年（1075—1083），木兰陂筑成。此后，陆域不断扩大。如废南洋五塘，“惟留国清一塘以备大旱。其白地尽输于官，以为官庄田，而官司酬奖李公，（宏）得小龟屿北、大龟屿东沿海白地，后人塍海而耕，皆仰余波，计其所溉，殆及万顷。变泻卤为上腴，更旱暵为膏泽”。李公劳瘁，后裔在大龟屿上立升仙祠，宣和初（1119—1120），知军詹时升署曰“李长者庙”。①可知宣和以前，大龟屿、小龟屿（今金山）已成半岛；人民筑海堤后“塍海而耕”，得溉木兰陂水。
木兰陂筑后，国清塘仅溉田70多顷。其下游仍是海滩。《八闽通志》卷六十一载：林光朝（1114—1178）的《城山国清塘》诗，有句：“小舟塘外水溶溶，渔歌忽断荷花风”。国清塘斗门在下游的塘下，即今沙堤村。沙堤人、明嘉靖二年（1523）进士朱淛于二十六年撰《桥西神宇记》，说神宇初名圣堂，与里社相向，创于元宣庆元年（1312）。厢壁隐置二龛，奉朱家三世祖及黄氏祖，亦有处士吴公牌套。②可见，沙堤村到元初才兴隆。
宋绍兴五年（1135）进士林大鼐《李长者传》载：木兰坡筑成，开“大沟七条，小沟无数。创立四处抵海斗门”。其中有嘉庆江东《重修浦口宫志（一）》所载的林浦陡门（即林墩陡门，属今桥兜），林浦陡门设后，露出浦岸平地，可置万家，吴姓等迁居“天华□村”（东华、垕江等地域），参见后目。
明正德十二年（1517）三月，都察院右都御史林俊撰《周氏西族总祠记》，载：周氏“徙莆，始百让起居郎，端拱（988—989）时也。淳祐（1241—1252）时，直学伟、佥判俊又徙清江，……”。①
弘治《兴化府志》水利载：“平地筑堤障海，谓之埭”。朱维干《莆田县简志》六章载：海滩称浦。这些地名遗留至今，联起来可看出古代至宋时逐渐外延的海岸线的轮廓：余埭（属今西利）、下埭、清浦（今清江）、林墩斗门②、华堤（属东华）、大龟屿与小龟屿（今金山）、东埭、红埭洋（属今东源）、东山泄（元末改为东山斗门）。
三、14大户捐建木兰陂
建筑与维修木兰陂时，黄石地区有14大户捐助。宋熙宁九年（1076）状元徐铎《木兰谣》有句：“施田舍田，十四大户。
三余七朱，陈林吴顾。陂沟既成，陡闸亦固”。这反映了最早开发黄石地区而且事业有成的姓氏以朱、余为主。嘉定（1208—1224）成书的李俊甫《莆阳比事·莆阳朱紫》载：木兰创陂后，族望益显者在黄石及莆阳地域的没有江姓；该书《梅妃入侍》条既然说江梅妃是莆田人，却没有记载其族属；可知江姓尚未与“显者”的梅妃挂上钩。
笔者判断：木兰陂建后，东甲、遮浪海堤始建，堤内渐渐衍为陆地，详见下述。
据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九载：位于南洋的景德里，最早的桥建于宋代，共五座。而南洋最下游的连江里，宋时只建3庙：①
宁海圣墩妈祖庙，建于元祐元年（1086），祀林默。
林井显济庙，创于淳熙（1174—1189）年间，绍定（1228—1233）间赐额。元元统元年（1333）在林浦（今林墩）设分庙。
祀古田令朱玑之后朱默。
东亭龙官显应庙，创于咸淳元年（1265），七年封祐文侯。
元延祐四年（1317）重修。仙游九鲤湖，乾道（1165—1173）建龙王祠，淳熙（1174—1189）时新修，赐额“显应”，此后似分灵于东亭。封建帝王为了江山稳固而求助于龙神。《文献通考·郊社》二十二《杂祠淫祠》载：唐玄宗“开元二年（714）诏祠龙池。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诏太常寺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乐章十首。又诏置坛及祠堂，每仲春将祭则奏之”。十八年，玄宗又因“有龙见于兴庆池”而大肆祭祀。杜佑《通典》卷四十六·礼·六载：天宝十年（751）正月，朝廷封四海之神（龙神）为王，三月十七日“册祭，仪具开元礼”。
《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也载：唐代，朝廷始祭海神（即龙神）。宋徽宗赵佶，最早将民间龙神正式封王；见《宋会要辑稿·礼四之一九》。
由上可知，南洋是与海争地才逐步开发的，因此，下游的景德里、连江里宋时只有5桥3庙。而且3庙均跟祈平水患有关。天华□村地域就在木兰溪的入海口。
1981年，莆田文史工作者蔡麟写作《从江东话梅妃》一文，指出：江东海拔5.3—6.2米（罗零海拔），假如没有镇海（东角遮浪）堤（堤底的海拔为5.3—6..2米，堤顶8—9.5米）的阻挡，就全是海水淹没的地带。①1980年莆田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的母质，也证实江东周围的土壤属于海积平原。②民国时，张琴《莆田县志稿》也载：遮浪未筑堤前，白湖（阔口）港由遮浪入海，而邹曾徐、惠洋等地是一片汪洋。清光绪二十年（1894），东华村人挖水沟时出土桅杆一支、船缆数条，这是过去海船停泊的地方。东华地域在垕江（今江东）的上游。由今华堤（属今东华）的地名可以推知：木兰陂建后，建有（东）华（海）堤保护“天华□村”的一部分地域，以后演变为华堤、华东、华中（属今东华地域）与堂江等村。
四、由巷东、港东到江东
元延祐四年（1317），南洋连江里的上游莆田里，始建有黄石通清浦的化龙桥。③与此同时，国清塘废为田（今称土海）。元末，南洋兴福里的东山泄改为东山斗门，延建东甲遮浪海堤。④明洪武三十年（1397）、永乐三年（1405）时，东角至遮浪海堤两决，海浪直趋壶公山下，草木尽死。此后又决6次，其中弘治六年（1493）大决，海水入平田。均及时修复。弘治《兴化府志》卷五十三《海堤》载：南洋海堤由东山斗门经东角、遮浪、港东、林墩斗门、港西至宁海桥南岸。垕江地域衍为巷（港）东地域。南洋的开发稳定了下来。
明弘治前，南洋最下游的连江里只建三座桥：东埭前桥（1457—1464）、普济桥（1464）、石阜桥（1481）。沙堤十里，烟树千家，“渔舠商艇日幅辏于其下，为莆中胜境，榜曰‘海上仙洲’”。①明代的东华是显村，余、郭、黄、林、吴、陈、游7姓中科21、甲6。其中两个八台：余瓒，太仆寺卿；郭应聘，南京兵部尚书。②而此时的港东（江东），仍无人中科甲。明代连江里人周瑛（1430—1518）《赠知事刘侯提督水利序》记述：弘治十二年（1499）任兴化知府的陈效下乡，询里中父老，始知莆田南洋地南昂而北俯。20世纪80年代初，赵昭丙教授也指出：莆田地势西高东低向海倾斜。黄石俗称下洋（壶公洋），地处该洋东北角的连江里巷东、巷西一带地势最低；木兰陂建后，由木兰溪入海口逐渐冲积为陆地。明初，连江里的“东华、遮浪，有长堤”，而“林墩、巷东，与巷西隔浦相对”。③
清同治时，陈池养的《莆阳水利志》书前印有《木兰陂图》、《东角遮浪镇海堤图》。可以看出：东角经遮浪、海滨至垕江有海堤，海堤外是东港、西港。其中，东角堤与陈山间有斗南陡门；垕江堤与林墩间有林墩陡门，垕江对岸是龙琯与宁海桥。东角的上游有东埭，遮浪与海滨的上游有大龟屿，垕江的上游有东华。
卷一《水道》载：木兰陂“一（道水）南行环壶公山至横塘、新塘，合梁溪之水绕黄石合三台、城山诸坑水至东华前，汇清浦之水，由林墩斗门入海”。卷二《陂塘·林墩斗门》条载：清顺治九年（1652）林墩斗门坏，筑为土堤，连岁淹没。康熙五年（1666）知府慕天颜等重建，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灏善重修。得水8个村：西洪、下埭、龙琯、清浦（江）、后洙、东华、港东、林墩。同卷《木兰陂·连江里》条记有：港西、垕江。同卷引《莆田水利纪略》所记南洋官涵中，有垕江九畔埭水涵。乾隆《莆田县志》卷二舆地·水利中各图标有东华铺、垕江铺等。
1917年，韩阜晋《兴化郡城记》载有：连江里，其中东亭铺有江西、垕江铺有江东。综上所述，垕江又称港东（江东），垕江名称一直由元代沿用到民国。
宋知军谢履《十四姓功臣舍田开沟亩数碑》说：“为大沟7条，小沟1百有9条”。清陈池养《莆阳水利志》卷二《陂塘·木兰陂》说得对：“南洋自李长者（宏）木兰造陂，即开沟导水溉田，大沟皆旧海港，支沟则人力所开”。巷东（港东）、巷西（港西）原是大沟。巷东、巷西之间有个似葫芦的大海汊，全长超过1公里，最宽处百米，最窄处50多米，像个巷道。涨潮时烟涛滚滚，惊心动魄；汛期时，从清江、西洪来的大水挤出林墩陡门之后，直冲葫芦海，呼啸一般注入东北面的木兰溪入海口；退潮时，葫芦海中间净深达10米，犹如深渊。①巷东、巷西遂成港东、港西两个海港。②此后，海港淤浅，遂称江东、江西。人们在葫芦海中造出一座高危的独木桥，下插16个木墩，上面铺着宽50公分的木排，退潮后得以通行两地间。
第二节 浦口宫的沿革
一、始创的里社
木兰陂筑后，垕江村地域才露出浦岸而人民迁居之，并在浦口建立官社，遂名浦口宫。宫社即里社，乾隆《莆田县志》卷三载：“里社坛本以祀土谷之神，今皆建屋杂祀他神”。据查吴景銮主编的《莆田吴祭世系宗谱》：第12世、奉议郎吴诹与13人共捐资七十余万缗，舍地五千亩筑木兰陂，是筑陂14家功臣之一。
朝廷赐封为作院使，配享春秋二祭。①吴诹长子帝允，讳声烜，□赐进士、国子监司业，由坊巷迁垕江，为孝友吴之祖，捐地，□□□郑公与乡人同鼎建浦口宫。
浦口宫初创，祀土谷之神，亦祀“为民御灾捍患者②”。木兰陂筑后，莆田奉祀的水利功臣最盛：唐代修使华陂的吴兴，宋代护航神林默及修木兰陂的钱四娘、李宏等人。浦口宫所祀不会例外。由于是里社，境内多不胜记，因此明弘治四年（1491）的《八闽通志》与十六年的《兴化府志》均未记载浦口宫。
浦口宫是福建境内记载明确、至今保存完好的最早的宫殿式里社。沈福煦著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记述：唐代提倡道教，大规模建造宫殿式建筑、塑神像；从此，宫观成为道教建筑的正式名字（113页）。从宋代起，宫庙的形式很多，有一进、二进及多进（145页）。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始建于北宋天圣（1023—1031），崇宁元年（1102）重修，面阔七间、进深六间，殿的正面有八根木雕蟠龙柱（150页）。
1985年，陈瞻岵《给江梅妃的来历做一个初步的鉴定》一文指出：“浦口宫宋代始建”。90年代末，浦口宫重修梁檩中有题名“宋翰林院学士吴孟慈”的。据《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宋翰林院为内侍省所属机构，内设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应内廷供奉。而学士为文臣之清选。查《八闽通志·科第》，兴化军无此人；吴景銮主编、2002年出版的《莆田吴祭世系宗谱》中载有《入闽六祖历代名人录》，也无此人。录此待考。宫内有块匾“义勇侯”，标为宋绍兴十九年（1149）太守陆焕奏封、清同治十二年（1873）檀樾主吴泮立。陆焕于绍兴十八至二十年知兴化军。南宋刘克庄《义勇普济吴侯庙记》载：吴兴于唐神龙（705—706）间创使华陂，“愤蛟溃堤、穷穴除害，其事与李冰、周处相望史册”。宋大观（1107—1110）间赐庙额，绍兴时封义勇侯，淳祐（1241—1252）间加“普济”、封配叶为“昭惠夫人”①。可知浦口宫建后不久就主祭吴兴，反映了民众筑堤防洪、农业丰收的祈愿。
二、万历重建而主祀玄天上帝
明嘉靖二十二（1543）至四十二（1563）年兴化府倭患，水利尽为倭寇破坏。莆田人林润《陈六事疏》：“次则各地陂堰，亦尽为倭寇所决，溪涧悉涸，海水冲流，沃野尽变为斥卤”。②特别是东角堤被倭拆毁后，海水泛滥至城外。此后，人们复修海堤等。
万历四年（1576）重建浦口宫，吴声烜世孙、奉直大夫、儋州知州、旌表孝友吴泮捐俸，乡人乐捐，开拓规模，庙更壮丽，南京的羽林参军刘宏科，共襄厥事。清乾隆《莆田县志》卷十二载：吴泮，字廷造，府学，嘉靖三十一年（1552）乡举，儋州知州，性孝友。
《莆田吴祭世系宗谱》255页载：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江东环浪吴将祖先、宋端平二年（1235）状元吴叔告的府第、花园捐为北辰宫址，泗州知州吴月川与朱俨、卓万倡建，为檀樾主。环浪吴之祖圭老，是吴叔告的孙子。万历四年（1576）重建浦口宫，江东孝友吴从北辰宫分灵的玄天上帝为主祀；庆祝抗倭胜利，祈祷国富民强。因神格提升，重修时仿照微型的皇宫建筑。每年浦口宫圣明出郊，头旗均由孝友吴执掌；八年一轮上帝爷出巡及肉身王灵官、天罡火魁概由宫兜、沟埝二房轮庄。
乾隆《莆田县志》卷四载：“元天上帝殿，在谷城文峰岭，因前朝兵灾后鬼魅昼现，居民不安。塔山里人三诣武当山虔请香火崇奉。先有黄蜂团结武当行在四字于树杪，久而不散。爰即其地建殿，并摹其字于匾，至今屡昭灵异，地方亢旱，每祷辄雨，造福于民，良非浅鲜”。元天上帝，即玄天上帝。林祖韩《莆田县宗教志》载：今黄石登瀛村的北辰宫，建于倭寇患后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是明代以来莆田道教庙宇香火最旺的五爷之二。
每年二三月出游黄石、荔城等地。据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载：玄武，原为古神话中的北方之神。战国以后将28宿分为4组，分以4灵命名，北方即玄武。《楚辞·远游补注》：“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自汉以降，龟蛇作为北方七宿玄武神的象征而受奉祀。《抱朴子》说，玄武是老子的道教守护神；后吸收汉代纬书中“北方黑帝、体为玄武”之说，加以人格化，成为道教大神。宋真宗时为避尊祖赵玄朗之讳，将玄武改名真武。《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说：真武原为净乐国太子，入太和山修道，玉帝敕镇北方，统摄真武之位，并将太和山更名为武当山，意为“非玄武不足以当之”。宋天禧（1017—1021）中，诏封“真武灵应真君”。元大德七年（1303）加封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成为北方最高神。明永乐年间（1403—1424）加封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由于帝王的扶持，真武神信仰在明代蘋至鼎盛阶段，宫廷和民间普建真武庙。据明代《月令广义》载：玄天上帝的诞日为农历三月初三。
20世纪末，浦口宫重修。梁檩中有赐进士、提学佥事刘武来等人捐资题名。据《朝野类要·升转》，宋制赐以同进士出身
后，才能任大官。明崇祯十五年（1642）是乡试年，皇帝又加一次全国性统考，取史惇等263人，赐进士出身，这是明代科举的特例、明朝亡国前的恩典。《明史·选举志》载：正统元年（1436）始特置提学官，各省参用副使、佥事。景泰年间一度废止，天顺六年（1462）又复，此后成为定制。据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全书没有刘武来。可知，刘武来的赐进士有误。
但明宣德五年（1430）进士中有刘武，莆田南日岛人。
三、康熙、乾隆时募整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能干司殿吴公倡募整修浦口宫。这时，清廷才收复台湾几年，莆田沿海复界不久。南洋原来屡遭兵祸水患，民生正在恢复，因此整修的规模不大。
乾隆二十一年（1756），乡里组织36人董事再修，竭力经营，气象才焕然一新。宫内嵌有莆田24景图画。清顺治时林尧英选定莆田二十四景；浦口宫内的这套，应是最早的一套二十四景图画，具有艺术价值。二十三年的《莆田县志》卷一《舆地》始载：“港东，有浦口宫”。此时还未入祀江梅妃。因为：江妃生里还在东华村；到乾隆三十七年刊本的《莆风清籁集》载郑王臣《过江妃村》诗五首，始说江妃生里在江东，但只提到梅妃的故居与骨葬墓；如果此时梅妃已入祀浦口宫，郑王臣肯定会提到的。
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十五年、五十五年、五十七年东角遮浪堤又溢、溃4次，西涵溃为青龙港，也祸及地势最低的江东。五十九年海堤大坏，晚禾绝粒。
四、嘉庆再修而陪祀江梅妃
清嘉庆十五年（1810）重修浦口宫附属的飞云庙，祀唐宫廷乐师雷海青（始建时间待查）。
嘉庆十六至十八年（1811—1813），再修浦口宫。“更新合殿
神像，丹楹刻桷，金碧辉煌”。①此时，江梅妃与江国舅才陪祀于浦口宫。兴化府士人郭尚先（1785—1832），有《江妃村》诗②：
曾传戚里此江干，遗事开天已渺漫。
赋买千金心不转，珠擎一斛泪空弹。
秋风团扇班姬怨，夜雨淋铃蜀道难。
犹胜仓皇端正树，一钩罗袜与人看。
郭尚先官至大理寺卿。浦口宫现存他嘉庆十八年（1813）任贵州乡试正考官时的题匾《泽润生民》。诗人认为：曾传木兰溪下游江边有江妃村，但江妃的遗事渺漫。千金赋、一斛珠皆说江妃故事。班姬怨，典出《汉书·外戚传》：汉武帝宠美而能文的班婕妤。赵飞燕姐妹得宠后，班氏惧而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作赋《纨扇诗》而自伤：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成合欢扇，团圆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唐玄宗时，李白《清平调词三章》之二有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宋代，乐史的《杨太真外传》也载此典，高力士说：以赵飞燕喻杨玉环，甚贱；玉环遂恨李白。此后，三次阻止李白的升官。因此，郭尚先诗此处喻班氏为失宠的江梅妃。后三句皆指杨玉环。宋代，王灼《碧鸡漫志》说：唐玄宗在蜀栈道中闻铃声作《雨霖铃》曲；乐史《杨太真外传》说：唐玄宗到陕西扶风时呼石楠树为端正树；均哀悼杨妃。江梅妃犹胜在马嵬驿被杀后所遗“一钩罗袜”被人看的杨妃，隐指诗人在江东村“看”到浦口宫里的梅妃像，两旁有侍女持团扇。莆田仕人陈池养（1788—1859）的《江梅妃》，也有句：“未必珍珠能破寂，只余团扇解衔恩”。自注道：梅妃生东华村西，或曰生垕江村，今村有江姓。
团扇，也叫宫扇。唐玄宗时，根据大臣肖嵩建议：“皇帝升殿受朝登上御座之前，以六柄掌扇相合，遮于座前，待皇帝坐定后开扇，左右各留三柄立侍；退朝时，也合扇座前，皇帝离座后再撤扇，以后相沿成制。开元十五年（727）进士王昌龄有《长信愁》词，五首之三即有句：“奉帚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嘉庆十六年至十八年（1811—1813），乡人再修浦口宫报竣后尚剩余金，留置香灯物业。宫内存有十七年立的《德配昊天》匾、十八年立的《大丈夫》匾。伊秉绶（1754—1815），清书画家，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扬州知府。工书，尤擅隶书，劲健沉着。伊秉绶应何人所求，而于嘉庆十八年（1813）题浦口宫“贞烈垂芳”匾，尚待考证。
此次再修3千多金中，多者各捐白金壹百两，少者各捐银五两；而江氏所占的比例甚少。仅：
“唐赠镇国将军江仲逊，清世孙诏赐修职郎汉仪，次男诏赐登仕郎唐云，孙宗高，曾孙袭恩、袭隆、袭逵，元孙铸钝、口纯，捐白金30两正重修”。①“信士江宗高乐捐三郎洋民田壹段壹亩贰分，经能干吴司殿丈推字507号，年载租石为助琉璃膏火之需，祈子孙荣盛”。①经核对《江氏族谱》：32代煜治，字汉仪，娘哥次子，娶黄氏，生2子；次子（33代）兰官（1732—嘉庆时），字唐云，耕读自娱，尝修谱系，娶伍氏，生1子；34代树孙（1762—1817），字宗高，兰官长子，行八。生平勤俭成家，捐金以建大宫，置租以供祀典，为祖先蓄积买置祭业，创建祠宇，与徐葆亭交，称为莫逆，娶吴氏，子4：烨老（字袭恩，子铸纯、投纯、德纯）、镇老、栋老（字袭隆）、显老（字袭逵）。江宗高是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浦口宫38名倡缘董事中唯一的江氏。值得注意的是“三郎洋”，可知唐三郎（玄宗）的传说已融入地名。
“诏赐修职郎、前（缺8字），男唐浦，孙棕畴，曾孙袭礼、袭恒、袭腾，元孙圣纯、求纯、珊纯、翼纯、珍纯、桂纯等，乐捐白金30两正重修”。②经核对《江氏族谱》：32代洪治（1691—1715），字汉翔，娘哥长子，娶东厝吴氏；嗣子法炯（33代），字唐浦，娶吴氏，继王氏，继黄氏，生添孙（34代）。添孙（1785一？），字宗筹（畴），娶陈氏，生3子（35代）：恭孙，字袭礼，生珊纯（36代）；蛟孙，字袭恒，生永纯、翼纯、桂纯（36代）；鳌孙，字袭腾，生圣纯、培纯、珍纯，（36代）。
“江唐英，捐银5两正”。③经核对《江氏族谱》：第33代焕官（1756—？），字唐英，汉俊次子，娶彭氏，生养孙（34代）。
嘉庆倡缘董事38人，名曰“立功堂”。其中，吴姓23人，郑姓5人，祁姓4人，叶姓3人，陈姓2人，黄姓、江姓各1人。这反映了各姓在村中的实力。吴在江东是大姓，因此在董事中占有60％，另由吴儒宗撰碑文。儒宗是乡进士、文林郎、吏部截选县正堂。至21世纪初，江东的孝友吴有200多户986人（内科级干部、工程师、大学生44人）；还有环浪吴（同上、60人），东甲吴（同上、5人），福清三山吴159人（同上、15人）等。
民国时，张琴的《莆田县志稿·氏族志》记载：南宋祥兴二年（1279），祁匡衡随末帝（卫王）南迁，封护驾将军、朝散大夫。宋亡，子孙居安乐里祁家村（笏石祁厝一带），后迁居水南、度尾、江东、洪里、丰尾等地。祁宗汉的《祁姓渊源及祁姓入莆初探》①记述：江东祁姓族谱于“文化大革命”中失落，有位见过族谱的长者说：入莆始祖是南宋末的祁匡衡，避战乱而携眷迁居今新度镇善乡村。若干代后，衍居镇海的丰美、黄石的沙坂、北高的埕口等地。明初，善乡村的后裔迁到黄石的道尾，道尾祁仁的母亲是江梅妃的族裔，遂携家移居娘家江东，经历500多年至21世纪初已是23代了。莆田祁姓以江东最多，有500多户2000多人，占该村总人口的30％左右。
第三节 清中后期的诗文与碑记
一、嘉、道、咸、同年间吟咏江梅妃
同治时，陈池养《莆阳水利志·东角镇海堤图说》记述：嘉庆间乡民乘（镇海堤）旧址未坏者屈曲为堤御潮，秋汛昼夜防守。此后潮势渐大，道光六年（1826）起重修，包括堵截青龙港。七年，东角遮浪海堤坏800多丈。官府组织民众抢修、大修。“十二年沿海（虽）埭田淹没，（但）南洋晏然”。即南洋的外堤淹没，内堤无碍。
浦口宫陪祭江梅妃、江国舅后，江东村的影响日益扩大，里人与官宦的诗句屡有咏及。
（一）卅六湾梅花书屋。“莆地故多梅，而三十六湾为最。花盛时绵亘十余里”，不让邓尉、孤山，独惜僻处荒陬。黄石巡司萧重遂于嘉庆十七年（1812）建“卅六湾梅花书屋”，“柴门正对江妃墓”。萧重携诗友啸咏其中12年，画图题诗以纪①。道光六年（1826），萧重调任金门，仍梦此屋，咏道“江妃墩外，潋滟江波绿”（《剖瓠存稿》卷十）。这时，“梅花书屋生茅菅”（同上，卷十八），已废。
（二）梅岭江妃墓。萧重前引之诗咏道：梅花书屋的“柴门正对江妃墓”；墓在莆田黄石。道光十年（1830）他由金门返莆，经过仙游枫亭的马岭（梅岭）驿道，却赋诗《梅岭（相传梅妃归葬处）》：
九鲤仙乡作近邻，首邱往事伪耶真。
千年荔子珍佳果，万树梅花葬美人。
雾鬓风鬟林下月，香南雪北梦中春。
马嵬自昔镌长恨，罗袜微嫌尚涴尘。
梅岭在仙游沙溪南三里，②上有亭，为迎送使客之所，宋朱熹过此，咏诗有句：“玉梅疏半落，犹足慰幽寻”。可知，岭上有梅。此为塔斗山来峰；亦名马母岭，③在仙游县南37里。枫亭驿迎接官使，于此斋备夫马，旧呼尾岭。④岭南有过路亭、观音堂，明侍御林公兰友建，清赠建关帝庙（即梅岭庙）。⑤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监生杨鼎墩整修梅岭驿道。道光时，高颂禾从泉到莆经此，有《明晨晴霁度梅岭》诗。①萧重的诗载：江梅妃归葬于梅岭，虽说是“相传”、“首邱往事伪耶真”；但也是特例，此后未见其他人述及。
（三）梅妃像与江家妆。道光时的高颂禾有《闽游集》，载《左黄有题梅妃小像绝句，余亦作四首和之》。自南宋里人刘克庄见过梅妃像并咏诗外，这是又两个见过梅妃像而咏的诗人。高颂禾，字稑仲，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闽盐尹。刘三，字左黄，也是宦游人。高与他“联床似较弟兄亲”，“乡情皖水情”；刘三于道光十七年（1837）结婚，30岁去闽地的剑溪（今南平）。
咸丰时，莆田黄石儒妇陈淑英，也见过梅妃图，有《题梅妃图》集句。不知是据像而模仿，还是民间的流传；江妃村“乡村倭髻曰江家妆”②。民国初年，莆田文人李光荣的《村妇》诗形象描绘了江家妆：“女人一样淡红裳，随耳银缳寸许长。裹足香勾三四寸，江妃衣饰是唐装”③。
（四）梅花亭。梅亭源自汴京西青城④。南宋时，朱雍，绍兴中乞召试。其《梅花引》词咏曰：
梅亭别。梅亭别。梅亭回首都如雪。粉融融。月蒙蒙。月（别作“江”）上小车，归去小楼空。当时曾傅新妆薄。而今一任花零落。朝随风。暮随风。竹外孤根，犹与幽径通。
长相忆。无消息。庾岭沈沈云暗碧。玉痕惊。对离情。无奈水遥天阔、隔琼城。年来素袂香不灭。此心无限凭谁说。夜绵绵。路漫漫。愁（别作“谁”）听枕前，吹彻笛声寒①。
立斋，有三、四人，杜范、王侃、谢立斋、曾立斋，未知孰是。其《沁园春·寿白侍从八十》词也有句：“闲来袖手梅亭。似桃李纷纷各自春”②。可知，南宋时，庾岭等地多有梅亭。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载：元至元间，儒学提举余谦葺林逋墓，复植梅数百本于山，构梅亭于其下。
明代郑岳《莆阳文献》卷四十六载：林国钧，字公秉，号回年。莆田姑青人。绍兴（1131—1162）初造白湖石桥，又伐石砌黄石抵城之路，凡20余里（出岳志）。即莆田至塘头（今黄石）驿道。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五十二载，该驿道中有卖花亭。宋崇宁（1102—1106）间陈氏建于章君桥上，以息行人，在望海门外一里许。开禧二年（1206），因妖物兴水中，亭毁。元至正十三年（1353），里人陈节首捐，浮屠民3人募众再建。桥增高二尽，上作亭三间，东营接待所，西建佛堂。明弘治十三年（1500）亭圮，县官经画银两，托林俊父亲重建。清乾隆《莆田县志·卷三·驿铺》载东路有塘头铺，内含卖花亭等6亭。此后改称梅花亭。咸丰、同治年间的陈池养《莆阳水利志》称：莆田县城东门外四方街有梅花亭，自屿上东埔沟头至梅花亭止，有木兰陂分流大沟一道。莆田人陈淑英（1808—1877），咸丰十年（1860）著《竹素园诗钞》，载《梅花亭》诗有句：“长亭美号令人猜，四顾苍茫不见梅”。岁月沧桑，未见梅花。1917年，韩阜晋《兴化郡城记》载：东门外宁义铺仰止里有梅花亭。梅花亭自然村（包括陡门头），1982年前属镇海大队；至今还在。
同治元年（1862），宋际春《莆中名迹》之一《江妃村》则咏江东村：“谁为作亭碑绝艳，墓旁多种百株梅①”。可知：江东村建的梅花亭是碑亭，无梅；而梅妃墓旁仍有百株梅。
（五）江梅妃的文才。宋际春说江梅妃的“千秋词赋配班家②”。江妃《一斛珠》，能抵吾莆诗人大家的一集③；“固千年莆诗之倡也”，“江妃为全闽诗之倡”。清咸丰时宋际春序《竹素园诗》，赞里人陈淑英“从千年后应之”，“江妃之后有嗣音矣”，“而莆信为钟闺秀之区无不可也”；遂赋《闽中论诗绝句》，之四、之十一皆咏赞江妃。莆阳林有珠，咸丰时也赞曰：“海邦二百余年后，孰与梅妃和旧音”。
与此同时，浦口宫尚未出名；未见时人咏及。只是频频提及“梅花村”（萧重《楼东怨》），梅妃村（郭龙光《宋宫人斜》、陈淑英《梅妃村怀古》），江妃村（郭篯龄《江妃村》④、宋际春《江妃村》）。
道光年间，兴化知府王广业题联府衙：“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同治七年（1868）复制于浦口宫。改革开放后，由里人祁明镜新书于浦口宫。
二、同治至光绪间重修浦口宫
同治四年（1865）云春（三月初三），浦口宫立功堂诸蚁民共庆主祀神玄天上帝的诞辰，众举董事80人为立德堂，鸠金共襄庙宇，迨至光绪三年（1877）重修告竣，气象焕然聿新。尚有余剩缘金若干，兹举董事捐银数各照名次，均供置租，留为崇奉神道祀典之需。宫内存有同治七年（1868）立的“居其所”匾，癸酉年（1873）立的“高明”、“峻极”等匾。
生员吴玉森撰文，与79人倡缘董事共立《重修浦口宫志（二）》碑。立德堂80人中吴玉森等吴姓42人，祁姓20人，张姓、陈姓各4人，叶姓3人，张姓、江姓各2人，黄姓、刘姓、戴姓各1人①。江姓即先藩、先极两人。
这次重修浦口宫，共费3千余金，其中江氏所占比例也极少。只二笔。一是功德主江宗高男袭恩、袭隆、袭逵，孙先鼎、先璠、先馨、先璧、先春、，先济、先奋、先武、先捷、先豪，曾孙朝元、朝王、朝廷、朝霖、朝连、朝新、朝瑞、朝祥、朝发、朝盛、朝稷、朝鸿、朝志、朝茂、朝锢、朝泞、朝炼、朝森、朝书、朝成、朝炯、朝莹，元孙济华、济坤、济大、济秋、济炳、济惠、济帝、济汉、济满、济溪、济必、济洚、济登、济丰、济树、济寿、济樵，乐捐白金30两正②。二是江先极、江朝和，各银六两正③。
经查江东《江氏族谱》，第16代至35代间相隔300多年，每代相隔一二十年。系年及事实记载明确、可靠。第35代烨老（1784—？），勤慎承家，克承父志，积金倡建祠宇，娶俞氏；栋老（1793—？），友爱可风，承父志董建祠宇，娶本乡黄氏；显老，同承父志董建祠宇，娶黄氏。3人续建的祠宇，即江东江氏荣庆祠，该祠是第34代江宗高创建的，祠联曰：“德厚贻谋远，恩荣庆泽长”等。
改革开放后，浦口宫重修檩梁中有“征仕郎、湖广衡州参赞江如运”等人捐金拾捌两正。《中国历代官制词典》查无“征仕郎”，只有征事郎：唐以为文散官，五代沿之。以后不见。元复设，明废。但，浦口宫碑记中无元时重建的记载。清末，于东三省总督、西藏办事大臣及驻外使节下置参赞，而衡州不属于设参赞的范围。总之，江如运的官职互相矛盾。道光时，江东《江氏族谱》中当然无此人；否是道光以后江东江氏族人，还是外地到浦口宫捐金的江氏，录此备考。
三、清末游咏江东村
清末的江东村，诗人络绎不绝，李光荣编的《兴安风雅》诗集与陈淑英著的《竹素园诗钞》咏及：
（一）梅花村。“百花围屋水绕门，倚棹来寻梅媛村”。“梅花斜映江村水”，“梅花开遍……”（刘尚文《江妃村》三首）。“雪消香里闭柴门，数本斜环才女村”（李光荣《江梅妃村》四首之四）。“绕屋梅花开万树”，“只留故宅掩荒苔”（林津《江妃村》四首之一、之四）。“宅边片石尚峥嵘”，“至今遗址依然在”（黄尚忠《江妃村》）。“梅影疑来彼美魂”（林习伦《江妃村》）。“青草久生遗址秀，白梅犹绕旧□□”（程登瀛《江妃村》）。“暗香疏影绕柴门”，“细雨梅花……”（周维新《江妃村》）。
（二）浦口宫。“信步探来天正午，瞻颜谒拜日将昏”（李光荣《江梅妃村》四首之一）。“痴心欲向梅妃问，我是开元时节谁”（黄家鼎《江妃村》）。浦口宫存有江春霖的对联：“久藏胜境因人发，信知天地有精英”。江春霖（1855—1918），莆田秋芦人，宣统二年（1910）辞监察御史返乡，热心公益事业，应在此时题联浦口宫。
（三）梅妃怨。“怨起怒涛入海门，奔流曲折达江村”（李光荣《江梅妃村》四首之三）。“独立江头吊采蘋，明珠一曲旧翻新。无声流水空来去，愁杀长门怨不伸”（林津《江梅妃村》四首之三）。“野梅树树精魂在，江水澌澌怨恨多。隔岸爱听村女唱，斛珠旧曲当山歌”（林翰《梅妃村》）。
（四）梅妃。“节烈流芳万古稀”（唐焕章《江妃村》）。“从古嫔嫱孰与论”（周天章《江妃村》）。“采蘋誉噪继江妃”（杨端《竹素园诗钞》题词）。由推崇梅妃而及咏梅的莆田女儒陈淑英：“自继梅妃后，公然树一标”（江大球《竹素园诗钞》题词）。“织成遍是天孙锦，肯让吾家有采蘋”（江宪章《竹素园诗钞》题词之一）。“梅花十咏成佳构，始信梅妃是后身”（翁大奎《竹素园诗钞》题词之一）。
早在道光年间，兴化府吏治腐败、执政无能、民无公道，只好诉诸武力，农民联乡械斗，有的乡执黑旗，有的乡执白旗。黑白旗械斗的争端，也以龙舟竞渡为形式；衍及东华、江东等乡村。宣统二年（1910）农历七月，林墩村（黑旗）举行龙舟竞渡赛会，江东乡（白旗）架炮阻止，各乡村的大多数龙舟不敢与会。但东华乡（黑旗）等17艘龙舟仍游荡不散，并抬到江东乡稻田里而损坏了稻苗。东华乡是莆田县南北洋最大的乡（土地5000亩、人口9000人），但这样引起了周围白旗乡的公愤，东华乡的出入交通被封锁。农历九月二十八，东华乡五帝庙王公大人寿辰演戏，卜圣杯围攻龙官村（白旗），焚毁房屋10多座、焚死33人。官府查办，后以江东乡吴某某为代表、东华乡余某等5人为代表，协商同意，东华赔命案款3万9千元，江东吴某某代收代发给龙官33人死者家属。东华乡共耗10多万金，官府才释放拘押的东华秀才、乡人等。①龙官，即龙琯。
黑白旗械斗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胎，各乡村的群众都是受害者。
第八章 民国前后的衍变
第一节 梅妃故事传到外国
一、关佛心的《莆田史话》
民国初期，莆田人关佛心著《莆田史话》。其中谈到江采蘋，说其父江仲逊是读书人，说采蘋的坟墓鹅脰坟在港东；而明《莆阳文献》仅说是民家女，乾隆《莆田县志》只说梅妃的祖坟鹅脰田在东华。可见，故事的演变在岁月中也很快。
关佛心（1872—1931），名陈谟，号勋甫，福建莆田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官至福建省临时议会议员。
《莆田史话》还有两处值得注意；笔者予以探讨。
（一）“吾莆设县至开元时，不过七八十年，文化尚未发达，读采蘋的著作，却清新俊逸，卓然一女文学家。又采蘋在港东乡，何因而被选？这两个问题，颇不易答”。
20世纪20至30年代，鲁迅屡次提到《梅妃传》：“今每误为唐人作也①”。“做《梅妃传》的人提起叶少蕴，一定也是宋人②”。《隋唐演义》“其叙唐宫事……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③”。《梅妃传》“题曹邺者，妄也。唐宋史志亦未见著录……。今即次之宋人著作中④”。《梅妃传》跋“自云与叶梦得同时，则南渡前后之作矣。今本或题曹邺撰，亦明人妄增之”。《隋唐演义》“多本正史纪传，且益以唐宋杂说”，如《梅妃传》等。①
与此同时，壶社有次诗咏梅妃村的月课，也有成员质疑的：“一抔疑塚留鹅脰（关佛心）。“生小海滨女，如何贡帝宫。岂逢高力士，为唱大江东”（林及锋）。“归骨江东史阙疑”（游介园）。宋仁陶诗咏后，还有《福州西湖强小姐墓（分来字）》六首，之六有句：“痴心欲把锹锄去，香塚有时掘得来（相传梅妃归葬故乡）”。
1931年春，莆田人、中共福建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陈国柱（1898—1969）赋诗《读梅妃〈楼东赋〉》：“读罢楼东百感并，家乡万里吊梅精。芳魂远胜芝兰馥，浩魄长留冰雪清。鹅脰埋香原有迹①，马嵬遗袜更无情。珍珠早种长门恨，宁似洲边放鸭行②”。原注：①近人鲁迅、郑振铎以梅妃系宋南渡后文人伪托传奇，但莆田有鹅脰冢，系梅妃葬衣冠埋香处。②莆田俗称妃幼时，放鸭②。陈国柱认为，鹅脰坟只是梅妃的衣冠墓，不是清乾隆《莆风清籁集》附《兰陔诗话》所说的葬骨处。陈国柱还引民间传说，认为江梅妃幼时放鸭，实际上赞同明《莆阳文献》民家女的说法。在外地人看来，莆田是以荔枝与梅妃闻名的。著名作家郁达夫（1896—1945）的《闽游日记》载于福州《华报》1936年4月15日，其中《毁家诗纪十九首》之十一有句：“荔枝初熟梅妃里，春水方生燕子楼。”
（二）“德人歌德，把梅妃的诗译成德文，可知梅[妃]诗已传入欧洲的了。歌德译诗：承君相爱赠珠翠，无奈我妆台久未复临。自去君旁不相见，何曾知怎样梳妆斗艳辉”。该诗的源流，详见下目。
二、歌德等德人、英人译介梅妃
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作家。他和席勒是德国最早发现和最为推崇中国文学的人。歌德一生中有两个时期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并向汉学家克拉普罗特学习汉文。仅据魏玛公爵图书馆统计，在1813—1819年间，歌德向该馆借阅的有关中国方面的书达40多种，而在他的文学著作里，触及中国的也有四五十处。1818年，他在汉学家普洛特洛特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中国书法，后在魏玛王宫中当场表演，被誉为魏玛的孔子、魏玛的中国人①。
1824年，英国人托姆斯（汤姆斯）根据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出版的《百美图新咏》，选译30首作为《花笺记》一书的附录。《百美新咏图传》较流行的版本有清·颜希源编的4卷本，这是本关于中国女子的绘图诗文集。托姆斯采取直译，大体符合原文。歌德从《花笺记》附录中选译4首：薛瑶英、梅妃、冯小怜、开元宫人。他基本上只撷取诗人的某些母题，借题发挥，塑造了梅妃的怨情、薛的轻柔风姿、冯对旧主的依恋等。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他为各诗写了引言；严格意义上，这是些改编诗。
歌德这4首德“译”汉诗随同《艺术与古代》一文同时发表。歌德在介绍自己诗歌的引言中写道：“下面从一本传记的书《百美新咏》摘录出来的笔记和诗，使我们相信，虽然在这个奇怪特别的国家有种种的限制，一般人仍然不断地生活、爱恋、吟咏”。本小节歌德的“中国诗”及它们的汉语原文均引自SiegfriedBehrsing，Goethes“Chinesisches”，in：WissenschaftlicheZeitschriftderHumboldt-Universit？t，Jg.19（1970），S。
244—258。歌德这些诗的引言及解释同出此文。不再另注①。
第二首诗题为“梅妃”。歌德诗文曰：
梅妃，明皇情人，貌美聪慧，少年时便引人注目。自受一新宠排挤后，入迁一特别住所。当纳贡国国主向皇帝献上重礼时，皇帝念及梅妃，把全部东西转送给她。她不受，谢以下诗：
你送来珠宝给我做装饰，我已有很久不复照镜子。
自我从你的视野里远离，我不再知道打扮和装饰。
此诗译文引自钱春绮译《歌德抒情诗新选》第359页，上海译文社1989年出版。此诗的汉语原作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被遗弃的妃子懒于梳妆，泪湿红绡，拒收皇帝的礼物，更表达了自己的凄楚和失望。歌德的诗舍去了许多细节描写和外形渲染，似乎更注重对象的心理活动。这首“梅妃”离原作尚不算太远。但由于去掉了细部叙写，诗中的中国特点已不复存在。如果没有那段诗前小引，很难看出这是一首中国诗。②
歌德译诗时对埃刻曼说过：“我越来越看出，诗歌是人类所共有的”③。1827年2月5日、6日，他都提到“中国女诗人”（即《百美新咏》）。译后，他写过《〈百美新咏〉中的中国材料》一文。④
歌德在德国的后来者，掀起了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热潮。1929年，汉学家卫礼贤首次用德语直接从汉语译出歌德所选的梅妃诗。1936年，陈铨教授在博士论文《论文学研究》里盛赞了歌德所译的《梅妃》诗。1942年，塞尔登在《1773—1833年的德国诗歌中的中国》一书中谈到歌德的“中国诗”。
马祖毅、任荣珍著的《汉籍外译史（修订本）》287—289页载：张威廉教授则把歌德所译《梅妃》一首与汤姆斯的英译及卫礼贤、霍夫曼的德译进行比较，研究了各人翻译的技巧。汤姆斯、歌德、卫礼贤、霍夫曼的译文并列如下：
P. P . T h omas （1827）T h e eyes of t h e Kwei flow er ，have been lon g un adomed ；
Being for s ak en my gir dle h a s been wet w it h t ear s of r egr et .
Since r esiding in ot her apa r tment s ，I have r efu sed t o dr ess ，
How think by a present of pear ls ，to restore peace to my mind？
Goet h e （1827）
Du sen dest Sch ？ t ze mich zu schmǖck en ！
Den Spiegel h ab ’ ich1？ ngs t n ich t ange -blickt ：
Seit ich en t femt von deinen Blick en.
WeibB ich n ich t m eh r wa s zeier t und s chm ？ ck t .
R. Wilh elm （1929）
Die ka ssiabl ？ t t er -A ugen br auen h ab e ich lange n ich t gemalt .
Schmink r est e und T r ？ n en feu ch t e die rot e Seide.
Den gan zen T ag wasch e un d k ？ mme ich mich nich t .
War um sollen n um per len un d E delst eine mein e Ein samk eitt r ？ st en ？
A. Hoffmann（1950）
MeinwieweidenbltterfeingeschwungenesgAuenbrauenpaarhabeichlangenichtgemalt.
Verblabt istallmeinGlanzvorTr？nendiedieroteseidemeinesGewandesbeflecken.
Vestobenalldiezeit，pflegeichwedermeinHaarnochmeinGesicht. WozunochechtePerlenmit alsTrost inmeineEinsamkeitsenden？
张威廉教授评论道：《梅妃》诗一开头，“桂叶双眉”四字就让译者感到棘手。桂叶又短又宽，怎能用来形容双眉呢？ 唐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卷》，把眉毛描得又短又宽。看来唐代确曾流行过这种“桂叶眉”，但欧洲没有桂。所以，汤姆斯用拼音；卫礼贤用Kassia，据查是一种荚果植物，但也可作肉桂。我觉得这种译法不免拘泥于原文，倒不如霍夫曼大胆改为“柳叶双眉”。汤姆斯把“桂叶双眉”译成“Theeyesofthekweiflower”，大概因为他觉得用桂叶形容双眉不妥，心想桂花一定很美，不妨就拿来形容两眼，却不知桂花号称“金粟”，香则有余，美则不足，用来形容眼睛，岂非笑话。我深深钦佩歌德敏锐的鉴别力，他并不跟着犯错误，而决然撇开不用，他把原诗的末句改作感叹句放在首行。他匠心独运地在第二行用上“镜子”一词，这是原诗和英译都没有的。但无论“描眉”或“梳洗”都免不了照镜子。这样就把原诗一、三两句的含意都反映出来了。他在第三行里无意中道出了“长门”这典故。长门是汉朝的冷宫，皇帝是不去光顾的。这句和英译诗相比，雅俗悬殊，卫礼贤根本没有译出，比霍夫曼用verstoBen则显得“哀而不怨”。这首诗短短四行，把原诗的意境和梅妃的心情完全表现了出来，却没有一点翻译的气
息，完全是一首德国诗。它是一首标准的意译诗。歌德在这四首译诗里，除了标题上的四人姓名外，一概摒绝汉语拼音词，这也许是他的译诗一点儿没有外国味道的一个原因吧①。
德国著名汉学家佛尔克，青年时在中国使领馆当翻译，1902年当过柏林大学汉语讲师，1923年在汉堡大学主讲中国语言文学，选译中国古诗和杂剧十种。1978年，由科隆大学汉学教授葛林整理出版《中国元代戏曲》，包括《梧桐雨》等②。该剧也谈到梅妃。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杨宪益（1914—）与夫人代乃迭合作，将《长生殿》传奇译为英文（THEPALACEOFETERNALYOUTH，外文出版社，1955年）③。
三、梅妃故事传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地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流传的中国军谈，包括《唐玄宗军谈》20卷，村田通信等著，据《隋唐演义》编译④。正德四年（1714），中国费元龄船抵长崎报关的书目中有《唐诗品汇》一部16本两套⑤。明《兴化府志》，在享保十年（1725）初次输入日本。宽保二年（1742），日本萩原伯州公订购《全唐诗》等；亨和三年，再输入《全唐诗》⑥。约在1755年，日本大阪书林为“初读舶来小说者”编辑了一部中国俗语辞书，题曰《小说字汇》，收录中国文学作品159种，其中有《西湖二集》、《隋唐演义》等。《唐诗品汇》于宝历十一年（1761）又输日本。日本诗人田能村竹田（1777—1834），《梅花》诗赋及梅妃故事。绘有梅妃像的《百美新咏》，于弘化五年（1848）初输日本。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盐谷温将《长生殿》译为日文，收入《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17卷①。以上书籍，均记述江梅妃的事迹。
李锐清编著《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子类《小说》第426页载：《顾氏文房小说》，明顾元庆辑，嘉靖元年（1522）顾氏家塾本，存日本内阁文库。嘉靖间顾氏夷白斋刊本，存静嘉堂文库、国会图书馆。该书收有《梅妃传》。第429页载：《香艳丛书》，清虫天子辑，清宣统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存日本无穷会文库、大阪府立图书馆。该书录有关于梅妃的诗文。
韩国闵宽东著《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第253页、272页载：朝鲜光海君时许筠（1569—1618）的《惺所覆瓿稿》卷十三记述，《隋唐演义》约于1600年传入朝鲜。朝鲜英祖三十八年（1762）完山李氏所作的《中国历史绘模本》序文中，也列80余种中国小说书名，其中有《隋唐演义》、《盛唐演义》等（6—7页）。现存韩国的汉文《隋唐演义》有12种版本，其中：明罗贯中撰、清褚人获订的四雪草堂20卷本有道光庚戌（1850）版、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书局版、清末中国铅活字版、清末中国木版本（1种10卷9册、1种20册）；绘图本（罗撰褚订）的8卷8册，有清末的简青斋书局版本、进步书局版本；罗撰的有清末中国石印版（8卷8册）、清末大成书局石印版（8卷8册）、光绪丁未（1907）上海普新瑞记书局石印版残本2册；罗撰、明氏郭大复订的10卷8册，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国石印版；罗撰明林翰的12卷12册，有清末玉兰堂中国木版本（99—101页）。《隋唐演义》，此后有韩文写本，还有翻译版，如奎章阁的10卷10册本，汇东书局1918年的13回本（405页、411页、425页）。高宗二十一年（1884），朝鲜翻译士李钟泰受命组织数十名文人翻译中国小说近百种。除活字印刷本外，还有一批手抄本流传，如《隋唐演义》。20世纪10—20年代，朝鲜再版《隋唐演义》等①。与此同时，传入朝鲜现存韩国而记有江梅妃事迹的还有：清代许奉恩著的《里乘》，光绪五年（1879）中国抱芳阁木版本；明代高棅编的《唐诗品汇》②。
朝鲜半岛的梅妃诗咏别具特色，柳潚（1564—1636），字渊叔，号醉吃，兴阳（今朝鲜）人，1597年进士，诗人，官至司谏院大司谏、兵曹参判副提学等。其《醉吃集》卷四载《喜春雪》。有句“模糊松叟须眉皓，润色梅妃态度妍”。南龙翼，字云卿，号壶谷，宜宁（今韩国）人，明末任出使中国副使。其《壶谷集》卷八载《问梅花》，有句：“恰似梅妃初见黜，太真兄弟共争娟”；还载《和赤谷〈惜花》十绝之八〈玉梅花〉》，有句：“梅妃不感君王惠，掷散庭前一斛珠”。金万重（1637—1692），字重叔，号西浦，原籍朝鲜光山，1665年文科状元，历任正言、修撰、弘文馆大提学、知经筵事等，卒谥文孝。著名作家，其《西浦先生集》卷二载《读班婕妤、梅妃故事，感而赋之》，序曰：甲寅（1674）春，余以侍从被罪，谪居金城，复作此诗，故第四云……。有句：“桂叶双蛾红绡衣，梅花疏影共依依。当时一顾且不得，身后丹青谩光辉。”
1851年，《元曲选》百种曲简析，分别登载在《亚洲杂志》1—12月号，其中有《梧桐雨》，使法国读者对梅妃有所了解③。
1886、1912直到1955年，《隋唐演义》在印尼衍有4种译本①。
在苏联汉学界颇有影响并有权威性的《元曲》俄译本，1966年由艺术出版社出版，是列宁格勒大学汉学家B·彼得罗夫编选并作序，孟列夫校注。其中收入《梧桐雨》。1976年，《世界文学大系》的《东方古典戏剧：印度、中国、日本》分册出版，收有马里诺夫斯卡娅翻译的《长生殿》，她是研究《长生殿》的汉学家②；两剧都谈到了梅妃。
第二节 江东村的发展
一、壶社诗人题咏《梅妃村》
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莆田的壶社诗人多次咏及梅妃。游介园编的《壶社诗草》贞部28卷全载《梅妃村》诗，这是1921年同题诗咏的月课，考察这些诗作，笔者有以下发现：
（一）祠堂香火。嘉庆时，江宗高除了参与捐修浦口宫外，还创建荣庆祠；江梅妃与江国舅陪祀浦口宫并入祀荣庆祠。从道光江东《江氏族谱》中得知：34代江宗高（1762—1817），创建江东江氏荣庆祠；35代烨老（1784—？）、栋老（1793—？）、显老续建祠宇，奉祀祖先。直到民国前期，江梅妃的“心地死生都雪白，祠堂香火自晨昏”（萧浚颐《梅妃村》）。
（二）梅妃故事的普及。“为博北堂餐饭健，灯前儿女话梅妃”（林翰《秋日杂兴并留别里中诸友》之四）。“斛珠遗曲在，歌咏遍村中”（陈敬汤《梅妃村》）。“野老不知金粉恨，对人犹自说开元”（温筱珊《梅妃村》）。“芳草离披鹅脰上，踏青人自说梅妃”（游介园《梅妃村》四首之四）。
（三）怀古鉴今。“莫道门楣光彩在，几人曾读二南来”（关佛心《梅妃村》）。“至今呜咽意，流向大江奔”（方西湖《梅妃村》）。“为想长流呜咽意，楼东赋就恨难磨”（郑渠《梅妃村》）。“仙山缥渺知何处？不及东村野趣图”（陈元璋《梅妃村》）。“江东日夜潮声急，似为江妃诉不平”（张景棠《梅妃村》）。
（四）探索梅妃的诞莆。“八壶清气本乾元，酿出梅精千载魂”（陈耀枢《梅妃村》二首之二）。“红颜也有江村在，兰水才多见一斑”（游介园《梅妃村》四首之一）。“千秋绝调赋长门，幸结芳邻在近村（注：予世居清江，去梅妃村不及三里）。壶峤精华钟丽质，李家夫婿岂童昏”（宋仁陶《过梅妃村》）！宋增佑（1880—1955），字启人，号幼石、仁陶，原籍黄石清江，光绪二十五年（1899）秀才，宣统元年（1909）拔贡，先后任十中（莆中）教员、湖山小学校长、县劝学所所长、涵江电报局局长等。善诗词，工楹联，著有《仁陶日记》、《莆稗类抄》等。
二、江东村的变化
1994年中秋，《重修浦口宫志碑》说：“辛已（1941）宁海泛滥，冲毁宫壁，修葺时拓宽前殿东厢，俾与西厢相称”。宫内存有民国30年（1941）重立的“功垂千古”匾；还有“民国三十年立正气浩然张群”匾，是太平社朱姓3人重修的。张群1941年任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由于什么缘故却题莆田浦口宫的匾额，有待考证。
浦口宫40年代的董事有：吴荣春、吴骏福、吴福珠、祁九烈、祁捷书、祁步科等。
1943年春夏之交，莆田百日未雨，旱情十分严重。境内的村民纷纷组队到宫庙祈雨。江东村浦口宫内，奉祀有江梅妃与江国舅等人，江东百姓传说江国舅尝以靴化舟，运米赈济饥民；遂
商定组织祈雨队伍，首去黄石北辰宫祈雨。江国舅神像是软身的，可坐可站。这天，年老信徒为神像脱掉唐官的袍、帽和鞋等，换上素服、腰扎麻绳、头戴布巾、足蹬草鞋，抬立于便轿上。队伍集中在浦口宫大埕上，起轿后，由孝子开道，执事锣鼓队紧接，祈雨人均穿白衫执小白旗随后，数百人沿途近十华里唱着祈雨民谣，走约一小时到了北辰宫，把江国舅神像安放在殿前，全体磕拜玄天上帝、齐唱祈雨民谣，随后集体还村。但是，仍然赤日炎炎，没有乌云。江东村百姓只得又择一天，天未亮就抬着江国舅出发，爬山越岭30多华里，走到壶公山凌云殿时已过了中午，江国舅与队伍向玉皇大帝祈雨后顶着烈日下山回宫。沿途经过的村庄，村民纷在门前设立香桌迎送江国舅。这次祈雨仍不成功。第三次祈雨，县里官员组织民众到城关的府城隍庙，江东村小学高年级学生放假参加。队伍抬着江国舅神像出村，经过林墩、龙琯、西洪、港利、岳公、阔口、梅花亭、东门兜，步行20华里来到府城隍庙与外村祈雨队伍会合，把江国舅神像摆在庙前，向陈瓒城隍爷（宋末陈文龙的从叔）磕拜祈雨。下午三时整队出城，天空出现乌云，五时冒雨行进，回村时衣衫都淋透了。此后连日大雨，田禾有救，村民们在浦口宫会戏演出，酬谢江国舅。
“最后一次祈雨成功是偶然的巧合，虽然含有迷信色彩，但这也是一次民间祈雨的趣事，一直流传至今①”。
浦口宫还存有于右任的对联：“有怀期报国，所贵在无私；明珠辞一斛，亮节足千秋”。于右任没到过莆田，他的题联，似与江春霖有关，也可能与郑仲武有关。
早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同盟会员于右任在上海办报，鼓吹革命，宣统元年（1909）被捕入狱37天，得江春霖相救而出狱。1918年，江春霖去世。1928年，国民政府常委于右任书“杏村先生玉照”并题词，1932年，监察院长于右任又序《梅阳山人文集》。
郑仲武（1900—1956），莆田城关人，父亲在上海经商时，与于右任深交；于推荐仲武任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1946年，莆田中山中学校长郑仲武将图书馆命名为“于右任纪念堂”。1949年1月，于右任的两个女儿从南京到中山中学读书，住在仲武家；7月，随仲武一起去台。
民国时期，莆田县共有200多只龙舟。人们不一定记得赛龙舟与东华龙、江梅妃的关系；但这种民俗却是流传了下来。莆田县只要有水网的地方，几乎都有龙舟。南洋，以东华村最多，达13只；其次瑶台，7只；再次为清江、西洪、惠洋，各6只；沙堤，5只；江东、东郊、东甲、邹曾徐、新度，各4只；海滨、东埭、定庄、遮浪、屏山，各3只。北洋，以吴江村最多，4只；其次前黄3只；梧塘镇各村，共13只。每年一般在水关外丰美、涵江四沟嘴、黄石东华面、新港下江、埭里上林的龟沟、西洙的林桥头等地竞渡。每年都有好几个村举行请船活动①。
民国后期，张琴《莆田县志》卷7“风俗志”上载：“唐天宝中，东华村有江仲逊，世为医，高力士使粤，过莆选入宫，是为梅妃。今江东江姓其后也”。
据林祖韩的《莆田县宗教志》上册349页载：民国时，浦口宫主祀玄天上帝，陪祀江梅妃、江国舅、妈祖、钱四娘、吴兴、李宏等。但江国舅实际上成了浦口宫的“主房”，通过扶乩治病济世。这是旧时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由二人扶一丁字形的木架在沙盘上，谓神降时执木架划字，能为人决疑治病，预示吉凶。
也称扶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废浦口宫。菩萨台、匾牌等拆掉，联板也破坏，六扇门等放在碾米厂，全宫改为仓库。“大跃进”后，改为大队部，主殿整理为戏台，菩萨塑像放在仓库里。
60年代初，东甲至江东堤决口，洪水成灾、庄稼受淹。省委书记叶飞与省、地、县有关领导由三江口坐登陆艇到海滨、江东两大队访贫问苦，顺访浦口宫。
1962年11月12日上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携夫人于立群从福州到莆田，下午参观三清殿、古谯楼，并翻看了清咸丰年间的莆仙戏抄本《江梅妃》，晚上观看莆仙戏《靖边记》。13日晨，写下《途次莆田》七律，有句：“梅妃生里传犹在”。上午，参观木兰陂。随后，去泉、厦。
1963年11月23日，中央新闻社记者郭稼来采访时拍摄浦口宫、“梅妃故里”石刻照片，分别与清江人民公社社长陈占魁、大队通讯员吴明星合影留念。接着，中央新闻社陈秀全记者又来，要拍摄江梅妃塑像的照片，支部书记郑模荣不敢答应。1964年，故宫博物院重金欲购浦口宫内的神龛护栏金漆木雕，未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浦口宫的菩萨塑像多被人分解后拿去烧火煮饭等，仅余江国舅的软身塑像。原因是：祁亚鑫锯江国舅的塑像手、脚时伤着自己的脚，他不敢再锯就保存了下来。与此同时，江氏祠堂也被拆掉。1994年，浦口宫重修碑记也称：“文革期间，宫内典祀陈设一度毁废”。
1968年，黄石公社数千群众先在江东的葫芦海入海口以西数十米开挖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深3米多，再在大沟的入海
（即木兰溪入海口）处依托一处天然石礁，新造一座双闸启封式陡门，作为西洪、清江各村河流的入海口，以利排洪防潮。然后在葫芦海入海口填堵造堤。经过几年的努力，共在葫芦海内造田100多亩，葫芦海上游的大半部分港道，遂成水潭①。此后，填为田地，再成为民居。此后，高位海潮偶尔涌上江东的地面。
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浦口宫
改革开放后，村两委三任书记或主任吴鸿棋、江金泉、江国宝、吴建华、江国开、邹宗芳、吴鸿华一直重视浦口宫，乡贤吴金发、祁文森、郑仁凤女士等193人兴起捐资，组成理事会，理事长吴金发。
1979年起开始重修浦口宫，恢复宫内陈设，例行春秋二祭。村人祁明镜画张江梅妃的像，供作主祭。祁亚鑫献出残缺的江国舅软身塑像，补齐手、脚后，油漆一新，放在仓库里，第二天要开光时发现失落。因此，开光延期。
1981年，林元伯的《梅妃和梅妃故里》一文描述：梅妃宫重建于明万历年间，经历朝修葺，至今完好如新。分前、后两殿，中间有瞻拜亭，并由精美的长廊连接。前殿之外，有一座红墙环绕的大庭院，梅妃画像置于后殿正中的祀坛上，手执团扇，背后衬托几枝梅花。这幅画是民间艺人的创作②。
此后，祁明境再塑江国舅的软身木像；江梅妃像由金山人塑成，以前呈瓜子脸，现在呈丰满的脸型。脸部未油漆，均由吴玉仁化妆成粉面菩萨③。江氏族人请著名画家许英三画了一张江国舅像，作为祖宗奉祀。江居一房，此后分为江、林（过继）
两支。
198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莆仙行》，其中浦口宫的镜头播映后，文人墨客纷至沓来，题词作画。同年中秋，莆田县赏月思亲晚会在江东村南塘沟举行，市、县领导与台胞泛舟联欢。10月，莆田县政府公布浦口宫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旋而县交通局拨款修建村道（石板路）衔接福厦公路。嗣后里人陆续捐资修整，浦口宫之照墙辟为通道；宫前沟壑填为平地。
1985年，宫墙外建“白玉惊鸿”戏台1座。这时，浦口宫占地300多平方米，详见祁明规的《浦口宫简介》一文。
到1991年，郑国贤的《浦口宫》一文指出①：该宫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朝南。由照墙、大门、拜亭、正殿及东西廊房组成。
宫殿的正面并列着三个朱漆大门，中门高5米多宽2米多，门前有两只巨大的抱鼓石左右对峙；门扇上嵌着碗大的铜钉，金光灿灿，还画着手持巨斧的秦叔宝、尉迟恭二门神。正门上悬挂着一块巨匾，中间竖刻着“浦口宫”三个金字，四周雕有九条蛟龙并配以八凤的图案。
宫门对面有一片空地，建有一座白玉惊鸿戏台。即传说梅妃吹白玉笛，雷海青编惊鸿舞。
拜亭4柱方形翘角与正殿前檐连接，大门额上以斗拱层迭铺作，工艺精巧。
正殿为歇山顶带两披，最高处，两条蟠龙相对嬉戏，气势不凡；面阔五间，进深四间，100根木柱，抬梁、穿斗混合结构。
“德配昊天”匾高悬中殿正中，八根一人抱不拢的大石柱支撑起斗拱结构的顶棚。殿两旁排列着八块大石碑，即嘉庆《重修浦口宫志》与3块题捐芳名碑、光绪《重修浦口宫志》与3块题捐芳名碑。另一石碑上刻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1962年初冬的《途次莆田》七律①。其中的“梅妃生里传犹在”，被摘为“梅妃生里”石匾。
石碑北面的两个天井中，陈放着奇花异草。
主殿高4米，主祀江梅妃，其塑像身穿绣衣、头戴珠饰；两个宫女手执日、月扇分侍两旁；神龛横幔上绣“江梅妃宝帐”，帐帘上绣龙和梅花图案。陪祀江国舅、妈祖、钱四娘、吴兴、李宏等。妈祖帐前悬一匾：“湄岛钟灵气运昌，母仪圣德铭昭彰。
累朝敕封隆恩典，千古长存崇奉香”。“文化大革命”后，由里人陈阵新书。
两廊房，亦皆祀有杂神。
浦口宫的所有柱础、垂莲、雀替、驼峰、护棚等木石件皆雕刻精细。
宫殿里的匾额多达20多块：“位育经纶”、“赞化育”等。1982年重立“瞻拜”匾（原为明代弘治时，莆田人、四川右布政使周瑛所书）。1985年，中国书协会员、福州人沈觐寿书《人民德心》匾。
1993年，浦口宫主殿正中石柱改为石雕龙柱，殿外两侧月窗改为石雕。1994年，中共莆田县委选定浦口宫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月前宫前砖埕改为石埕，置石狮4座，全宫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15年间扩建，共投资50万元。乡贤吴金贤等193人倡议开光，浦口宫理事会主持，锦墩、延宁23村乡亲光临庆贺，盛典共历1个多月②。
1997年春节，梅妃故里贤达聚会浦口宫公议，扩建后殿（上帝庙）。共投资30万元，五月廿四日动工，1998年八月初四竣工。1999年中秋立碑留念。
与此同时，交通部门从涵黄公路修通至浦口宫的水泥公路。1997年7月，浦口宫被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旅游协会、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评为全国三百个著名旅游景区之一。梅妃故里载入《中国著名风景名胜旅游大观》大型旅游图集117页，1998年10月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中国旅游协会、中国博物馆学会联合编纂，中国地图出版社用中、英文两种版本出版。
1997年9月23日，福建省闽台民俗与旅游学术研讨会暨梅妃故里荣列全国著名风景名胜旅游景区庆典大会在江东村举行。梅妃故里出名后，国家领导人杨成武、叶飞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兰英、国际科教文组织人员、省领导陈光毅与陈明义等许多名人前来参观。中央电视台、福建东南电视台，香港《大公报》与《文汇报》，美国杂志《台湾同乡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福建日报》等都作过专题介绍。
该宫一遇水患就予重修，从未遭过火灾。因此，宋以来的石、木构架遗存很多，如四爪龙圣旨石碑、抱鼓石等；还有现存吴氏祠堂的古朴石狮。
四、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浦口宫
1997—1998年重修后的浦口宫，建筑面积827平方米。
门楼两边抬梁精刻“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楷书，中门两旁悬着“梅花玉魄今犹在，妃子芳名何处寻”楹联。
正殿前有一对新雕盘龙石柱，以玻璃罩防护。正殿主祀江梅妃，配祀左为江国舅及洪、白二将，慈济真君吴兴；右为妈祖及千里眼、万里耳，关帝及关平、周仓。两旁各有6间厢房，门
上列有清代莆田24景图。左边附祀婆祖妈、钱四娘、陈文龙（陈公太师）；右边附祀婆祖妈、太乙仙姑和柳、吴、温、马四大元帅。
宫后建有上帝庙，奉祀元天上帝，左边附祀尊主明王（社公、社妈）、镇海龙君。右边附祀镇国将军江公、吴夫人（梅妃父母）、戚继光等。
浦口宫保持清代重雕风格，保存20多根宋、明、清先贤题刻捐资芳名的梁檩。其中，还有旧建主东里伯将郑氏；恩例诏赐寿官吴兴峰，推举郡主吴少伯，诏赐寿官环浪吴如兴，环浪国学生吴庆来，恩例推举郡主吴俊荣，仪典吴谁、吴洛，礼部郎中吴圣赐；诏赐寿官叶诏岩；恩例推举郡主祁少川；御史江汉丹，江国舅清世孙江唐云、江唐浦；广州府龙门县赞政李弼；无年代的祁舜绪、吴杰士等人。
经查《中国历代官制辞典》，郡主，为宗室命妇封号。唐太子女为郡主，视从一品。宋因唐制，或以封诸王之女。元明亲王女、清亲王女和硕格格为郡主。因此，以上所列名的各位郡主，是私谥。《中国历代官制辞典》没有“仪典”条和“赞政”条。明龙门县，在今广东省惠州市西北部。清乾隆《莆田县志》卷十三·选举载：吴圣赐，字士宣，吴泮孙，府学，明天启四年（1624）乡举，高要知县。
1998年，中国书协会员余险峰书《精神万古》匾。
民国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联“明珠辞一斛，亮节足千秋”，“文化大革命”时被破坏，1999年4月由厦门大学教授余纲重新书丹。
2001年1月20日，福建省政府公布浦口宫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祀唐玄宗妃子江采蘋（梅妃）而建，由照壁、门楼、过亭、正殿组成。正殿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4间，抬
梁、穿斗混合构架。神龛护栏的漆金木雕，工艺精湛。保护范围南至戏台南沿，东、西、北三面由围墙各向外延伸10米。安全保护区南北长105米、东西宽29米，面积3045平方米，建设控制范围南北长105米、东西宽39米，面积（含保护区）4095平方米。
中大门对联“浦柳临风甘向人天付出绿，江梅浴日难得枝叶不贪红”，2004年由中国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常江教授书。
东大门对联“位显皇妃忧国难，名标史册驻民心”，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黄发兴撰、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书。
西大门对联“兰水千秋崇劲节，壶山万古仰璇宫”，是中国书协会员余一石撰书。
拜亭对联“三不恪贤明莫道居高声自远，二南彰德范偏因势重玉无瑕”，2004年由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王庆新教授撰书；“高风亮节历代后妃谁与比，懿德英才九州男女口皆碑”，是老教师吴庆玉撰、2000年由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陈兰通书；“梅花玉魄今犹在，妃子芳名何处寻”，是里人江一凡撰、中国书协理事吕文厚教授书。
内殿对联，“读采蘋诗效二南礼奇志丹心唯报国，呈楼东赋辞一斛珠贞风亮节永留芳”，是莆田市荔城区人大科教文卫体委主任江国兴撰、中国书协会员赵玉林书；“唐宫天寒一树红梅舒蓓蕾，故里地暖千村黎庶沐慈晖”，是中国楹联学会会员、莆田市楹联学会会长祁明规撰写；“浦口梅魂傲雪霜，楼东玉笛传忠烈”，是福建省人大原副主任黄文麟撰书。
后殿的匾额，《高风亮节》，仿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书；《民族脊梁》，1998年由中国书协主席沈鹏书；《盛德威仪》，1998年由中国书协副主席李铎书；《龙盘浦口》，2001年由莆田市人大原主任姚振泉书；《精忠报国》，莆田市美协顾问朱成淦书。
共奉浦口宫的原为13社，现为15社：永兴中社、福德东社、东春上社、福德西社、永兴后社、东里家社、信兴义社、新安寿社、永兴前社、黄兴祀社、永兴西社、太平朱社、延庆俞社、曲江境、浒西新义社。原来的里社有的衍为祭祀组织，如东春上社、浒西新义社。
2001年，理事会改称董事会，由198人组成，董事长祁文森。
到浦口宫参观的有：2001年5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俞曙霞教授所率自治区政协考察团。2002年9月15日，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宋坤所率全国政协文史考察团。2003年7月8日，中国美协副主席李锦咎所率中国美协会员一行；11月16日，江苏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蒋文亩一行；11月17日，世界华人摄影聚会副会长林光霖一行100多人。2004年8月23日，台湾台南陆天宫管委会一行，并题匾《庇佑众生》。国民党原少将吴鹤云，并题匾《原出一本》；空八军原副军长蔡园、福建省文化厅原厅长许怀中等人。
江东村耕地面积2160亩，全村人口5788人，另有在外工作人员2735人。该村在宗教信仰方面三教融合、多神崇拜，衍称为连江里垕江境，全境共有43个祭拜场所，名称各异。西什片15个，其中浦口宫与梅妃纪念馆最大；还有飞云庙，德清堂，积心阁，宝林坛，昆峰宫，万象祠，明夏堂，龙云殿，太平祠，聚心堂，书院，观音楼，财神洞，长光堂。东什片5个，有书兰社、东春上社、三一洞、筵进殿、浮天堂。祁境片6个，有西成寺、成庆庙、东上祠、紫云台、善德庵、飞燕府。环浪片11个，有葫芦岩、中天堂、玉枢翼林、太清宫、祠子、兴福洞、中天祠、合义洞、聚心阁、潮音寺、郑祠。江西片6个，有浒西新义社、青云庙、兴仙寺、升善堂、灵云洞、梅亭。在村总人口平均
每134人一个祭拜场所，比例很高，各种信仰的传说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中，江梅妃的传说增衍也就不足为奇了。
江东村以浦口宫为主，形成了一个旅游景区。该村位于木兰溪下游入海处，面对壶公山，是典型的“江南鱼乡之米”。西据涵（江）黄（石）公路要冲，北接324国道福厦路段，东控福厦高速公路莆田段，南联湄洲湾要道。景点分布，西邻“南塘秋月”，北依“宁海初日”，东据兴化海湾与镇海塔，南面“谷城梅雪”。
“宁海初日”与“谷城梅雪”是旧莆田县二十四景的两个景点，其中宁海桥旁有“梅妃故里”崖刻与梅妃立像。南塘秋月是新建的景点，其中有梅亭。镇海塔，即黄石镇遮浪村镇海堤的镇海塔，唐以来历代修建的南洋镇海堤，200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抬头石对面有宁海桥，明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九载宁海桥：元元统二年（1334）龟洋寺僧越浦始梁石为桥，长一百□十丈。桥南北各有桥亭，复建吉祥寺，备憩宿。未几，洪水冲去其梁者十七。明建文二年（1400），同知徐源命僧湘江等人募缘重建桥与寺，历十余年始成，检讨三山（今福州）人王偁、邑人林环皆有记载。“莆诸桥功力之巨，此为第一”。1961年省政府公布为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古桥之上复建水泥公路桥，长225.7米、宽5.8米，是连接莆田南、北平原的交通大动脉。
江东村旁的木兰溪入海处宁海桥的右侧，有块陈肇英隶书的“梅妃故里”石刻，俗称抬头石。旁塑有立体的包括底座2米多共高8米的梅妃塑像。这是吴玉仁努力三年，筹资三万元的成果。1998年农历闰五月十五日揭幕，莆田文化界许多人光临，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许培元同志题词“壶兰梅魂①”。吴玉仁刻下许多赞助者人名以示纪念却忘把自己的名字刻上②。吴玉仁自莆仙戏一团退休后发挥余热，抢救莆仙戏文化遗产脸谱、道具等，莆田市电视台社教部拍摄为电视纪录片《戏缘》，获得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举办的首届全国电视纪录片“中华荟萃”二等奖，这是莆田市电视台首次在全国电视专题片最高评奖活动中获奖。此后，该片通过中国黄河台输往美国、西欧等地播出。2001年10月的第5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期间，吴玉仁戏剧化妆艺术展览在鼓楼举行，其中有少女江采蘋的塑像；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吕厚民与中央电视台“话说长江”栏目主持人陈铎等人前往参观。
村中的南塘，建有梅亭（梅妃亭），由外大门、仪门、二层亭和三层亭等构成，美丽、大方。这是1997年十月初一至2003年修建的，首创者郑方仁风、吴祁凤英，共耗资百万。由15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梅亭，有仿制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的匾额《英烈千秋》。1998年，中国作协会员、福建省作协名誉主席郭风题匾《垂芳千古》；中国书协会员、福建省宗教局局长余险峰题匾《千秋梅魂》；福建省书协会员、莆田市书协顾问林井心题匾《海滨邹鲁》；等等。
该村，还流传有犀牛浦等故事。江东村的海浦有五、六块巨石，每块有一间房大，传说为犀牛的化身，会浮起来救落水之人。紧联犀牛浦的海底，退潮之后有两块巨石，犹如两只大船，传说是江梅妃与江国舅的化身，也能在海面上浮动救难。
第九章 传说与宫会的辨析
第一节 关于江梅妃的传说
一、皇宫格调的民居？
莆田传说：梅妃想家，明皇特旨梅妃家乡房屋依皇宫形式降格起造，因此莆田民居建筑的形式，带有一定皇宫格调①。我们对此应该有客观的认识。
沈福煦《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203页载：河南嵩山中岳庙，唐玄宗时始建，宋、金、元、明、清均有修葺。主体建筑峻极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为中国古代屋顶的最高等级），七铺作斗拱，挑檐抹角，四龙吞脊，黄琉璃瓦盖顶，殿内顶上盘龙藻井。中国古代建筑中使用龙纹，多见于寺庙与宫殿。至今能见到的实物，早在北宋元祐二年（1807）道教建筑的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就有8条蟠柱金龙。到了元代，龙纹用于建筑已十分普遍、成熟。明代，鼎盛②。
浦口宫原来主祀玄天上帝，当然可建为皇宫式建筑。百姓则传为唐明皇特旨。
至于莆田民居带有一定的皇宫格调，书中未举例，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例子。封建时代，住宅的等级制度很严格。如北宋时规定除官僚宅邸和寺观宫殿以外，不得用斗拱、藻井、门屋及彩绘梁枋。明代以后，等级制度更为繁琐而严格，详见《明史·舆服志》。清初对房屋的格式规定甚严。顺治五年（1648）正月庚申，旨禁官员房柱涂朱及民间屋梁贴金。正月辛酉，旨定王公府第制：和硕亲王绘金彩五爪龙柱，施纯色红青，不雕龙首，殿楼门基地高与室基等。多罗郡王绘金彩四爪龙。以下品级的只能绘各色花卉①。鸦片战争以后，朝廷的控制无力，地方各行其事，才有可能出现房建逾制的情况。
唐代龙纹的典型形态是尾部与右腿缭绕，3爪。宋代，有3爪、4爪龙，5爪龙少见。《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大德元年（1297）三月十一日载：5爪龙为皇家专用。默许民间可用3、4爪龙；但屡禁不止，民间亦见5爪龙纹。明朝皇帝垄断五爪二角的龙纹，但往往赐臣“蟒衣”，而蟒衣也有五爪、四爪的；因此龙、蟒难分，服蟒禁令从未生效。清朝宽松，官分4等可以服蟒；民间瓷器，有3至5爪龙纹②。浦口宫，也有多种龙纹。
二、“于归俱赐銮驾”？
道光《江氏族谱》抄本载：11代仲逊，“以女贵封妃，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莆田诸女尽封孺人，于归俱赐銮驾”。
莆田民间女子出嫁所坐花轿，轿顶四角饰有4条金龙，似龙轿，莆田传说由江梅妃奏请唐明皇赐下③。实际上迎亲坐轿，始自宋代。北宋时，男方迎接新娘，始用花轿，见《书仪·婚仪》、《东京梦华录·娶妇》。到南宋时，蔚成风气，见《梦粱录·嫁娶》；泉、福二州妇人轿子，则用金漆，雇妇人以荷④。兴化军位于泉、福二州之间，当不会例外。清代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肩舆》也载：宋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轿，南渡后则通行轿矣。明初，虽公侯不得乘轿。明万历中，四品官以下俱用两人肩舆；稍显者，或用四人帷轿。魏忠贤执政时，上严禁。何况妇女？直到清时，莆田未见轿顶四角饰有4条金龙的迎亲轿记载。
莆田妇女出嫁都要坐雕有龙柱的花轿。这种婚俗又传说于清初。1986年，74岁的退休干部陈瞻岵讲述《龙驾轿》①：清顺治时，莆田黄石横塘村人、秀才彭鹏在山区私塾教书，村里一个烧炭工的姑娘徐姑，出嫁给邻乡的王家，竹轿扛到半路时，被一帮恶少拦路侮辱。王家知道后立即休掉。徐姑投水自尽，被路过的彭鹏救起，因天晚而将其寄居在寡妇林三嬸家中，并常去照顾，后成为夫妻。彭中举后任三河知县，此地因黄河决口，朝廷多次修治都未成功。徐姑想起在娘家帮父亲用竹篓装木炭的办法，遂告诉彭鹏。彭鹏用篓装石块仅数月就堵住缺口，还在堤上每隔一里建个亭子，一来固堤二来便于行人避雨，并在亭中设立皇上神位，香火奉祀，以引起后任地方官的重视续修。彭鹏的上司上奏皇上，皇帝密访三河，很高兴，得知是徐姑献策；遂与皇后宣彭鹏夫妻殿宴。皇帝一时兴起，吃一道菜，提拔一级，连吃十二道菜遂连升十二级并放炮十二响。彭鹏夫人后封诰命，皇后特赐龙驾轿送徐姑还乡。徐姑回乡后，不忘嫁时之辱，凡有女子出嫁，就把龙驾轿转借别人。乡间恶少不敢犯欺君之罪因而不再骚扰婚轿。莆田宴席遂依十二道菜为限，起桌与散桌要放鞭炮。此后，成为莆田的民间婚俗留传下来。
《清史稿·列传·六十四》载：彭鹏，字奋斯，莆田人，顺治十七年（1660）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彭坚拒不从。
事平，谒选，康熙二十三年（1684），授三河知县。二十七年，圣祖巡畿甸，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赐币金三百，奖彭养廉。寻顺天府尹许三体劾彭匿报控案，巡抚于成龙察奏：彭讯无左验，方缉凶，非不报也。嗣以缉盗不获，累被议，积至降十三级，俱从宽留任。此后，彭鹏连升，官至广东巡抚，四十三年卒官，年68，赐祭葬，寻祠广东名宦。根据《清史稿》，彭鹏在三河县确有政绩，康熙帝视为廉官而此后屡加提拔。莆田的民间传说因而予以附会。
实际上，清初定制甚严。顺治四年（1647）正月戊午，旨定诸王福金公主格格仪仗、服色及公下官民人等妻车服制度：一品官员妻，轿车顶幔垂檐，俱用青色，银顶。民人妻，轿车蓝顶幔，无垂檐，黑油木顶①。八年正月辛未，旨定：皇太后仪仗，用黄纱绣龙凤文，黄轿一、黄车二等；皇妃仪仗，黄轿一、车一，四角用翟鸟金顶等。又诸妃仪仗，黄轿一、车一，四角用翟鸟镀金顶等②。六月戊申，旨定皇后仪仗制与皇太后同③。可知：轿的定制甚严，连诸妃也不准用龙饰轿角只能用翟鸟饰角，何况是官妻、民妻？
直到咸丰时，莆田黄石儒妇陈淑英《江妃枯》诗还有句：“笋舆停佇情无限，一带长江白渺茫④”。江梅妃故里也只有竹舆，未见龙角轿。因此，民间逾制的龙角轿，最早也只能始自陈淑英吟《江妃枯》诗后的同治时期。同时，由于江梅妃与彭鹏均是黄石人，江梅妃与彭鹏夫人的龙轿传说就互相移接。
1985年，陈瞻岵《给江梅妃的来历做一个初步的鉴定》一文记述：莆田女子结婚坐“銮驾轿”，轿顶有金龙四条、红花四朵。此后，莆田人、刘福铸副教授《和乡侨陈少白〈梅妃故里〉》诗也有句：“千载相传鸾驾事，梅花玉魄播余馨”。
2006年，89岁的林祖韩先生回忆：銮驾轿木制漆硃红色，轿顶穹隆式，其外四角装上四条金龙，新娘坐轿由八人抬到夫家，由新郎掀开轿门，迎上婚筵。今莆田农村尚保存该轿，又称红轿。此说与陈瞻岵一文略有差别，由四龙四花衍为四角四龙。
由这种婚嫁轿俗，还衍出江东其他的婚俗。1997年，浦口宫理事会的《旅游景观》介绍说：江东人结婚时，要绕浦口宫拜梅妃、洞房挂一对龙凤灯。还有二度看新娘的风俗；浦口宫董事会副会长吴明星告诉笔者：即每年正月初四，新婚媳妇到浦口宫祀拜梅妃，祈生英俊的男儿。
三、击石通话？
莆田传说：江国舅以石击江东村的“梅妃故里”题刻，可与皇宫中的江梅妃通话①。
这个故事，源于东华石。何乔远《闽书》“东华溪”条载：“石贯江里。唐有梅妃者，是里人也”。乾隆《莆田县志》“连江里”条载：“东华，有大潭石贯其底，江采蘋生此”。“江梅妃故宅”条载：“东华沟中有田如鹅脰，田中有石一片，至今相传为江梅妃祖坟。”东华溪石、东华潭石、鹅脰田石因江梅妃而被视为奇石。
乾隆中期《莆风清籁集》说江梅妃是江东人后，就衍为江东的石头也有灵性。
1986年江金泉、吴开泉、林如求的《梅妃别传》说：江采苹10岁时，父母双亡。随后，她在牧鹅时被高力士选中带走。
捕鱼的江采芹只得每天清晨跑到海边的大石头上抬头北望，等候长安传来的消息，当地人遂称为“抬头石”。后来，人们把唐明皇题的“梅妃故里”四个隶字刻在“抬头石”上。
1987年，曾添丁、周长福的《梅妃江采苹》记述，梅妃告诉到皇宫的爸：今后你如想囡，可站在海边的石头上，就会看到囡、听到囡的声音。（安史之乱时）一天雷腾雨哮，江家门前那棵梅树倒了。江医生跑到海边，站在那块石头上，抬头北望，忽然听到梅妃的声音：爸，囡这世看不到你了①！
1997年，浦口宫理事会的《景观介绍》说：相传梅妃入宫后，其兄采芹十分想念妹妹，每天早晚站在这块巨石上抬头北望，等候妹妹回来。
故事在岁月中演变，由江国舅北望，转为江医生北望，又回归为江国舅北望。村人再衍为江国舅于此击石，可与皇宫中的江梅妃通话。
这块“抬头石”，刻着陈肇英写的“梅妃故里”4个字。
陈肇英（1888—1977），浙江浦江人。1926年起任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起任第三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从事党务工作。1935年4月起任监察院闽浙监察使。30年代至抗战胜利后，均任福建省党部党务特派员。1947年调任粮食部皖赣区主任委员、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1948年起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去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在台病逝。
“梅妃故里”石刻，应是陈肇英1935年4月至1946年间在闽任职时所题，具体情况待考。
四、赐归梨园、镇鼓石狮等
浦口宫右侧建有飞云庙，奉祀田公元帅雷海青。1997年12月，誉称兴化戏神第一庙的飞云庙列为莆田县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单位。
雷海青是唐玄宗时的梨园乐师，拒绝为安禄山奏乐而殉国。玄宗封为梨园总管，“命天下梨园祀之”。唐·李绰《尚书故实》载：海青神灵助唐军收复长安，云遮“雨”头只露“田”字（此后衍称田公元帅）。
由于江梅妃与雷海青均是在安史之乱时就义，此后在全国范围内雷海青最早成为兴化的“田公元帅”戏神信仰；而莆仙戏源于唐代成于宋元时代。因此，莆田人一直传说江梅妃、雷海青与莆仙戏的诞生有关。
《辞海》“雷海青”条记述：“旧时莆仙戏、梨园戏等剧种所奉田公元帅，一说即雷海青”。可知，“田公元帅”雷海青信仰源于莆田后；再发展为泉州梨园戏，福建木偶戏、竹马戏、闽剧、高甲戏、芗剧、闽西汉剧，广东的潮剧、正字戏，江西的大腔戏、小腔戏、四平戏与安徽等地的戏神信仰。还传到琉球、台湾等地。
江东村的莆仙戏氛围很浓厚。
祁宗灯编剧的《三打王英》，1959年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状元与乞丐》1982年获全国优秀剧本奖。
1961年12月，祁宗钦在福州演出的《靖边记》得到朱德赞赏。
1985年，《秋风辞》演员林金标获全国戏剧汇演配演二等奖。
与此同时，化妆师吴玉仁多次晋京参演，屡获团体大奖。
1981年，林元伯的《梅妃与梅妃故里》一文记述：江国舅的后代江金荣和江金树兄弟，都在莆仙戏第四剧团工作，一个还
担任剧团导演①。
1986年，江金泉等人的《梅妃别传》说：杨贵妃与安禄山勾搭，唐明皇气而大病并怀念人好正派的江梅妃。雷海青遂三进上阳宫，诚请梅妃出宫，唐明皇因而心病渐好，恩准梅妃所请，派雷海青到兴化宣调荔园戏班进宫。唐明皇嫌鼓声太震、唢呐太刺耳，梅妃遂叫雷海青设法改进，海青改为石狮镇鼓、小吹唢呐。唐明皇听戏病好，认为荔园戏比梨园子弟演的戏还精彩，遂赐名“梨园戏”。雷海青劝唐明皇早除掉安禄山，安禄山得知后遂和杨贵妃合谋，杨贵妃假说生病而叫雷海青弹琵琶，又诬说弹不好而用琵琶砸死雷海青。唐明皇敕封雷海青为“天下梨园都总管”。江东村就在浦口宫右侧建飞云庙，奉祀田公元帅雷海青。
1987年，莆田又传说：江医生进皇宫看望江梅妃，临分别时，唐明皇在勤政殿观看鱼龙百戏，江梅妃请准赏赐一班梨园艺人，让爸带回莆田②。
还有一说：江梅妃嫌皇宫太清静而不快乐，唐明皇遂旨调一棚莆田戏班进京，天天唱戏给梅妃解闷。有天明皇也来看戏，开玩笑说：爱卿家乡的戏好，只是鼓声太大，恐怕得用宫门外的大石狮来镇压。班主认为君无戏言，遂雕个小石狮压鼓。镇鼓石狮确是调节音乐的用具，把石狮放在鼓的不同位置上，就能打出不同的声音来③。
21世纪初，飞云庙董事会编写的《雷海青传奇》则说：海青是莆田湄洲湾北岸田庄村人，因遭海盗劫杀而与父亲带白狗逃到江东卖艺，江仲逊收留他们并治好海青的疯病，海青与父亲遂将乐、舞技艺传授给江采蘋。浦口宫理事会的《景观介绍》又说：现在莆仙戏剧团所用的石狮镇鼓、唢呐、八角琴等古乐器是雷海青和梅妃合作研制的。
这都是美丽的传说。
学术界认为：莆仙戏源于唐代在莆田民间盛行的百戏，随后融合唐宋木偶戏、北宋杂剧等演唱艺术，成于宋元时代；“是早期南戏的一个支派①”。据史载：福州玄沙院宗一大师（830—903）“南游莆田，县排百戏接迎②”。从南宋刘克庄记述的有关诗文来看，兴化杂剧最迟于北宋宣和（1119—1125）间已经形成，南宋以后，渐臻成熟，并在莆仙民间盛行③。“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及解放后古老剧种的发掘调查”，南戏“应该是宣和之后已经分别在闽浙沿海许多点上同时产生，即出现在温州、莆田、仙游、泉州、漳州这一条线上，以后它们之间又互相影响、互相吸收④”。
可知，莆田民间把唐代百戏传莆附会为唐明皇先是赐莆荔园戏为梨园戏；接着又衍为赐莆一班梨园戏；同时又衍为旨调莆田戏班进宫。当然，说唐时莆田戏班晋京是没有任何记载可寻的。
清初，《隋唐演义》第89回、93回将唐时涿州人雷万春与不知籍贯的雷海青衍为兄弟。
1962年，刘念慈在《南戏新证》一书322页中说：雷海青是清源县（今仙游县）山区人。
泉州方面，据1915年《南安县志》卷五、卷十六的唐镇帅、钱塘人田某祠而衍为田相公祖庙，继之衍说雷海青是南安人。
这些都是传说。
据《辞源》：金、元时，唢呐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
兴化路通过螺江（枫亭）等港与波斯、阿拉伯商人贸易，引入唢呐后影响很大。鼓吹乐改以唢呐为主奏乐器；古八乐改以唢呐为主奏乐器，因此又称八乐吹；出现香华僧音乐，乐器有唢呐等。
兴化方言称唢呐乐声为“打敌都”，明代莆田人姚旅《露书·风篇下》以此“谓刁嚣难制者”；兴化唢呐传到江浙后，其乐声也被衍指为人与人发生的矛盾顶牛。如明代浙江人徐渭（1521—1593）所著《四声猿》杂剧，就引用了“打敌都”。
至于八角琴的出现，更晚。明代姚旅的《露书·风篇下》载：晋阮籍之侄阮咸，竹林七贤之一，相传造月琴，因名阮咸。唐时，阮咸的后裔、协律郎阮鹏避乱隐居于仙游地域，传播阮咸琴艺。南宋绍定五年（1232），莆田人刘克庄里居时赋诗《题白渡方氏听蛙亭》，就有句：“画堂方喜听琴阮，谁爱天然律吕声”。琴即古琴。阮即阮咸（月琴），正圆形，四弦，是兴化古八乐古十番的乐器之一。明万历三十年（1602）进士、长乐人谢肇淛的《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记载：“今鼓琴者，有闽操、浙操二音，盖亦南、北曲之别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犹曲之有浙腔耳。莆田多善鼓琴，而多操闽音”。闽音，即用《中原音韵》演唱的正音；有别于漳泉乡音。这时的月琴改为八角形，遂称八角琴（一弦）。莆田“合浦里苏吴，以造琴为业①”。
以上考证，详见拙文《兴化八乐与十番探源》，载《莆田学院学报》2003年3月号。
而石狮镇鼓，那是由《太平广记》卷二〇四《乐二·太真妃》条所衍：杨妃善击磬，乃取兰田绿玉琢之，明皇旨以金雕两只狮子各重200斤压磬以调节音量音色。江梅妃与“濁乱四海”的杨贵妃相比是正面人物①，人们遂将“镇鼓石狮”附在江梅妃身上，以扬正气。
老艺人说石狮离鼓或压在不同鼓面，大鼓能发出13种不同的音色。如今全国300多个剧种，惟独莆仙戏剧种保存“镇鼓石狮”的古老打击乐风格②。21世纪初莆仙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予以保护。
第二节 浦口宫的宫会
浦口宫每年有三次宫会活动，均有演戏等。
一、里社接年与春祭
正月初四为接年日，这与腊月的小年相对应。
东汉《四民月令》载：“腊明日更新，谓之小岁，进酒尊长，修贺君师”。春秋时大概已有小年祭灶神的风俗了。《论语》载：“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宋代范成大《祭灶诗》咏道：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上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少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男儿酌献女儿避，酌酒烧钱灶君喜。……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兮。
这种风俗一直衍袭。
乾隆《莆田县志》载：“腊月二十四日各家拂尘。是夕，言百神有事上帝，具蔬食、米粿，画幢幡、舆马、仪从于楮上，焚而送之，至正月四日乃迎而复之，于‘祀社’尤谨”。
李嘉谟《莆田风俗记》说：接年日即迎神日。俗例有“为菩萨乞草”，由儿童捧神像敲锣鼓，结队在里社境内按户募柴；下午由新嫁娘或年轻妇人捐送香火钱，儿童则将娘妈头上所插之花赠送一朵，谓可早生贵子，即“娘妈请花”。黄昏在社庙前叠柴燃烧，即《仪礼·觐礼》的“祭天燔柴”，俗为“烧火烟柴”，各家行接神祀礼，并将社庙前未烬之柴钳返家，谓“挟火宝”，寓意财如火发①。
最早的浦口宫，就是里社。
早在明弘治《兴化府志》“岁时民俗·正月”条中，已载：“乡社祈年（各社会首于月半前后集众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莆水南，独方氏、徐氏、邱氏筑坛为社，春秋致祭，不逐里巷遨嬉，其礼可取”。可知，水南（今黄石）的春社祈年，除方氏、徐氏、邱氏外皆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逐里巷游嬉。其中浦口宫的春祭，吸收了江东江氏荣庆祠的春祭仪式。
道光江东《江氏族谱》载：
正月春祭祭文式，维，道光□年岁次□□，正月□□朔越□日□□阳居主鬯世孙□□，率族内子姓人等，谨以清香、清茶、美酒、果爵、素斋、品果、牲礼、庶馐、元宝、冥财，敢昭于荣庆祠本宗历代历位考妣宗亲，祭以文曰：日月递嬗，时值元春，追思木本，謦欬如闻，霜露念切，不缺礼文，敬陈庶席，苾苾芬芬。祖考来格，庇及儿孙，济阳荣庆，丕焕丝纶，锦江廓族，蔚起人文。暨请本宗祠内厝主地主、本宗历代乏嗣男女宗亲伏唯尚飨。
这种春祭，突出了祈生后嗣。清道光以后到20世纪末，浦口宫的春祭衍为正月初四。
浦口宫的春祭，即春社。民国时，宋仁陶《莆俗录遗》载：“春社用仲春择元月，秋社用九月，盖寓春祈秋报之意”。①
据陈文霖的《江东妃与浦口宫》等文记述：浦口宫正月初四斋祀，供桌上排列着13座柑塔，依嘉庆重修的13社捐款数定高低，最高的3座各高6米、底座直径40厘米。新婚夫妇，祈生贵子。晚上乡老、社老等分别焚香跪拜，由法师杯卜生产、人生等的祸福吉凶。此后梅妃等金身巡游。
21世纪初，江国兴的《浦口宫》一文则说②：浦口宫每年正月初三至初七举行春祭。初三晨大吹大鼓，上午垒桔塔。初四新娘晋宫朝拜，盼求龙子凤女。初四至初七连续4天演戏祭祀。初七梅妃等金身巡游，要再化妆粉面，换穿新装。人们把桔塔的桔子卸下，分发各家，以示赐福吉祥安康。此说与1994年浦口宫理事会的说法不同。
1994年中秋，浦口宫理事会的《梅妃史略》一文载：、“历代乡人亦衍袭于每年正月初四与八月中秋举奉春秋二祭祀典。”
二、梅妃诞辰
21世纪初，有人在莆田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江东以正月初三为梅妃诞辰，此后，江国兴、陈文霖的文章则说是正月二十一。
先来探寻正月初三。
据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兴化府·岁时·元旦载：序拜，是日昧爽谒先祠，飨祀毕，乃序拜，称觞上寿于尊长，然后谒族祠会族。会族，莆世家大族，各有族祠，是日家庭序拜毕，即谒族祠，祠宗祖己，乃与族属团拜，餕余而退，然后出拜姻党邻里。
衍到乾隆《莆田县志》时，贺岁比祀祖的气氛更浓：“元日先夕讯扫室堂，五鼓而兴设香烛，陈果饵酒馔，以祀其先。男子则出拜宗族亲戚邻里，谓之贺岁。”
到道光时，江东手抄本《江氏族谱》的《正月春祭文》载：荣庆祠春祭本宗历代历位考妣宗亲。
可知，江东江氏正月祭祖先的气氛浓于贺岁，但未注明是元旦还是正月的哪一日。《全唐文》卷403录有许子真《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黄永年《“全唐文·杨妃碑记”伪证》考证是清康熙以后的伪作①。该记说杨妃生于十二月，这是暮冬腊月。而宋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江梅妃贤于杨贵妃。笔者推测：江东江氏就从荣庆祠的正月春祭中衍出江梅妃的生月，春阳（春王）月（正月）也确比暮冬腊月有生气的多。起初说是初三诞辰，以后规范为二十一诞辰。
正月二十一为梅妃生辰。这个生日最早源于何时，茫然不知。笔者只能从以下史料中寻求。
（一）梅花节。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景定三年（1262）进士，以亲老，固辞除太学博士。宋亡，隐居。有须溪集。其《忆秦娥（中斋上元客散感旧，赋忆秦娥见属，一读凄然，随韵寄情，不觉悲甚）》词，共四首。之一“烧灯节”，之二“惊雷节”，之三“梅花节”，之四“收灯节”②。
可知南宋时，上元节又称梅花节。该节，此后似衍为梅妃生辰。
（二）天穿节（江妃解佩日）。
《诗·周南·汉广》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诗》之游女，正是出游于江汉之湄的江妃二女。春秋战国时的正月二十一日，交甫在江汉之湄的汉皋向江妃二女请珠佩，·聘之橘柚；二女与之珠佩。才数十步，视之，珠佩及二女忽不见①。此事又称弄珠汉皋。橘柚与请佩，是水滨祓禊风俗的重要事象②。
正月祓禊风俗流传到宋代，庄绰的《鸡肋编》卷上“各地岁时习俗”载：“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正月祓禊是正月时男女水次偶合求子的风俗。传到宋代的襄阳，则正月二十一为江妃解佩日。
天穿节是纪念女娲补天造人功业的节日。
《词品》载：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为天穿节，今其俗废久矣。其实，天穿节仍然流行，时间不一。有农历正月初七、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的，以二十日为多，是信仰女娲的遗风③。
（三）江汉江妃与江东江梅妃。
江妃二女也是帝尧之女娥皇、女英，即舜妃湘君、湘夫人。
也是周昭王时的延娟、延娱二女，三个“二女”可能存在一定的传承置换关系。
唐时，浙江人刘采春《啰唝曲》（望夫歌）七首之七有句：“闷向江头采白苹，尝随女伴祭江神④”。大历、贞元时诗人于鹄《江南曲》也有句：“偶向江边采白苹，还须女伴赛江神”。两诗均将女江神与“江”、“采”、“苹”相联，这是江南女的祭俗；江、采、苹，即江梅妃。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文坛领袖，有《苏轼全集》等。元祐六年（1091），其《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之五咏道：“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临烟浦，脉脉当炉卖酒家”。已把解佩江妃典故与梅花美人融合；梅花与整个自然同幻为美人（芳草等为裙腰），有如当年的卓文君。李正民，字方叔，江都（今扬州）人，政和二年（1112）进士，有《己酉航海记》、《大隐集》等。其《和同院蜡梅三首》之一也把江妃的典故融入梅花诗中。有句：“曾笑江妃粉面光，化工端为拂娇黄①”。曹勋（1098—1174），字功显，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宣和五年（1123）赐同进士出身，官至昭信军节度使，加太尉，有松隐集。其《虞美人》词中，咏梅融入江妃故事：“风流贺监栽培好。梅最妍姿巧。娟娟占得入时妆。秀影横斜香并、彩鸳鸯。汉皋解佩当时遇。绿满经行处。如今清梦已惊残。赖向君家窗户、得重看②”。
南宋时，辛弃疾（1140—1207）的《生查子·重叶梅》也把梅花与江妃相联：“主人情意深，不管江妃怨。折我最繁枝，还许冰壶荐”。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萧德藻《古梅二首》之一有句“湘妃危立冻蛟脊”，以舜妃比喻梅花。姜夔（约1155—1209）的《小重山令·赋潭州红梅》有句：“九嶷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沁绿筠枝”。舜帝死葬今湖南省宁远县南的九嶷山女英峰下，娥皇、女英二妃哀而亡，相思血泪染红梅花。李菜老，字周隐，号秋崖。据《新定续志》，咸淳六年（1270）任严州知州。其《高阳台·落梅》词融入江妃故事，有句：“断肠不在听横笛，在江皋解佩，翳玉飞琼①”。德祐（1275）时沿海制置司参议官陈允平的《花犯》也有句：“烟江暮、佩环未解”。反用江妃与郑交甫之典，喻梅花没有寄托处。莆田人刘克庄的《沁园春·梦中作梅词》，也喻梅花为湘妃、昭君：“似湘娥凝望，敛君山黛，明妃远嫁，作汉宫妆②”。黄子行，号蓬瓮，修水（今江西省）人，寓籍分宜。有蓬瓮寐语，今佚。其《西湖月·探梅》词也融入江妃故事，上阕咏道：“初弦月挂林梢，又一番西园，探梅消息。粉墙朱户，苔枝露蕊，淡匀轻饰。玉儿应有恨，为怅望东昏相记忆。便解佩、飞入云阶，长伴此花倾国③”。
文人的增衍，江汉江妃的事实就嫁接到江梅妃的身上，又见三章二节。清时还有：浙江海盐人张宗橚（约1700年前后在世）《琐窗寒·珍珠梅篱间盛开》词有句：“解佩携来，梦绕湘皋无准。想惊鸿、舞罢妆残，楼东一斛愁瘦损④”。道光前期，原莆田县丞萧重从金门返莆重游，《望梅》诗有句：“辛勤鹊爱巢，惭愧珠还浦”。《梅花渐放次望梅韵》也有句：“仙人萼绿华，下降江妃浦”。
江梅妃诞辰日，正月二十一比正月初三晚定。
明弘治《兴化府志》载：正月“乡社祈年（各社会首于月半前后集众作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而将月半前后规范到二十一日，这就符合了从江汉江妃发展到江东江梅妃的历史轨迹。笔者认为：这是宋代襄阳正月二十一的天穿节流传下来，结合上元梅花节，又与浦口宫的乡社祈年、江氏荣庆祠的春祭相融，以后附会为江梅妃的诞辰。
三、梅妃的中秋赏月日
八月中秋，一直衍为浦口宫的秋祭祀典。这是1994年中秋时，浦口宫理事会的《梅妃史略》一文记述的。不过，江东的中秋，指的是八月十六。21世纪初，有人在莆田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八月十六是江梅妃忌日；由于八月十五是中秋，因此十六晚上作重秋。钱奕新主编的《莆田黄金旅游新干线》一书159页则说：八月十六重秋，南塘赏月。这样说，当然文雅。也就是说：江梅妃只有生日，江东江氏回避了她的忌日，只说八月十六是梅妃赏月日。
《周礼·春官·龠章》载：“中秋夜迎寒”。早在中唐时，卢仝的《有所思》已有句：“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
……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十五、十六的月夜，有情人两地相思，把窗前的新梅认为情人。与此同时，中秋赏月之风已盛。中唐时，莆田人女婿的欧阳詹，有《长安玩月诗》。
晚唐时，诗人开始引入“月”的意象来写梅。如李商隐《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李群玉《人日梅花，病中作》、温庭皓《梅》、皮日休《行次野梅》；以月色的皎洁来写梅花的白洁冷艳①。
北宋时，苏轼的《水调歌头，又（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成为千古绝唱，有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以来，梅月相映成了咏梅热点，常以嫦娥喻梅，月下赏梅成了流行雅会。如赵温之《喜迁莺·咏梅》有句：“琼姿冰体，料莹光乍傅，广寒宫里。”嘉祐二年（1057）进士王观《江城梅花引》有句：“疑是月宫、仙子下瑶台”。宣和三年（1121），李纲的《梅花赋》喻梅花是“吸风饮露，绰约婵娟，肌肤冰雪；秀色可怜”。典出唐代孟郊《婵娟篇》：“月婵娟，真可怜”。江梅妃的《楼东赋》也有句：“度花朝与月夕”。而宋时吴自牧的《梦粱录·四》记载：中秋节，“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
南宋时文人所咏，“月下观梅”的出现频率很高。王从叔《浣溪沙·梅》有句：“水月精神玉雪胎，乾坤清气化生来”。惠端方的《梅花》诗有句：“破镜忽上天，寒影浸瑶阕”。姚宋佐的《梅月吟》有句：“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样明”。方夔的《梅花五绝》其三有句：“罗浮仙子月下归”。杜耒（？—1225）的《寒夜》诗，也有句：“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不但要“月下观梅”，还要“月下种梅”。孝宗（1163—1189）时，刘翰《种梅》诗就有句：“惆怅后庭风味薄，自锄明月种梅花”。
唐玄宗中秋漫游月宫，有多种记载。《龙城录》说①：开元六年（718），唐玄宗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夜游月宫②。《漱石闲谈》说：唐玄宗与道士罗公远同游月宫③。《集异记》说：唐玄宗与道士叶法善同游月宫。随之，衍为密誓、私誓。北宋时，乐史《杨太真外传》载：天宝十年（751）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玄宗与贵妃在骊山宫仰天感之，密誓“愿世世为夫妇”。元代陈樵《中秋月》诗有句：“瑶台月里可避胡，三郎错路归鱼凫。
《霓裳》月里亲偷得，又怪李謩偷屡笛”。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徐渭（1521—1593）《月宫仙子图三首》之二有句：“试问当年明月里，果然亲得见明皇？”明代《惊鸿记》第二出说：“寒稍清气”时梅开花，夜清月明，唐明皇与梅妃在皇宫梅亭私誓，并赏花赏赋。清初，《隋唐演义》100回衍述：唐明皇与杨贵妃于七月乞巧时在长生殿夜半密誓，杨贵妃死后贬入“北阴别宅”。而江梅妃原是蕊珠宫仙女，因动凡念，谪降人间两世皇宫，临难矢节、忠义可嘉，故重返旧宫为仙女。
元至治元年（1321）进士、吉水人高若凤咏诗《赠相士张月梅》，有句“含章殿是广寒宫，月似梅花梅似月”。既然如此，中秋节的月亮就是最佳的梅花了。明弘治《兴化府志》载：“八月中秋节，佐秋（人家出嫁女子于中秋夜必具饮食馈遗父母，俗呼‘佐秋’）”。乾隆《莆田县志》载：“中秋，士人家置酒酣燕，玩月为乐，每至夜分乃止”。花好月圆，中秋节俗称“团圆节”。村人想象江梅妃回娘家送秋，祭月、赏月；这种寓意比杨贵妃的七夕密誓好得多。如清道光后期，邑人宋际春《江妃村》六首之六咏道：“一抔长系女儿思，鬓鬌唐家样是非，夜夜江东潮自上，月明宁见佩环归（乡村倭髻曰江家妆）①。莆田儒妇陈淑英《梅妃村怀古》四首之四咏道：“一斛珍珠怨恨长，红颜和泪理残妆。归心只托长门月，好把团圆照故乡②”。陈淑英从侄翁大奎《竹素园诗钞》题词之一也有句：“巾帼须眉绝等伦，冰霜节操月精神”。此后，邑人刘尚文《江妃村》三首之一有句：“清词空写风前恨，哀诔难招月下魂”。邑人林津《江妃村》四首之二有句：“可怜明月三更夜，杜宇招魂魂不来”。邑人林及锋《梅妃村》诗有句：“千岁归骨地，魂返月明中”。邑人黄祖汉《梅妃村》诗也有句：“珍珠空买花前泪，月夜应归天上魂”。
月夜思念江梅妃，而中秋月最圆。此后，江东村人就誉为江梅妃的赏月日。
第五章由莆田人到东华人
第一节《妆楼记》“梅妃”条考证
唐本《梅妃传》，程毅中编的《古体小说钞》宋元卷《梅妃传》题注认为有。程杰的《江梅妃研究》序言认为：由《妆楼记》“梅妃”条可知，“梅妃之事至迟在晚唐己见于著述。这与今本《梅妃传》跋文所记大中二年写本，正为同时”。《妆楼记》的编者，程杰考证为由唐入蜀的张泌，《花间集》称其“舍人”，当为前蜀开国时所任。《妆楼记》辑抄70多条，所收事类时间可稽止于中唐。由于更早的《云仙散录》一书也掇录其中的4条，而《云仙散录》序于后唐天成元年（926），可知《妆楼记》成书于此前。以下笔者探析的是：《妆楼记》梅妃条应是唐明皇时的史事。
一、《妆楼记》与《开元天宝遗事》的节戏条目
五代时，王仁裕撰的《开元天宝遗事》载有宫内嫔妃节令嬉戏条目。诸如春时的《戏掷金钱》条、《随蝶所幸》条，寒食节的《半仙之戏》条，端午节的《射团》条，七月七日的《蛛丝卜巧》条、《乞巧楼》条，秋时的《金笼蟋蟀》条等。唯缺除夕
条。王仁裕自序说：“仁裕破蜀之年入见于明天子，假途秦地，振辔镐都，有唐之遗风、明皇之故迹，尽举目可观也。因得询求事实，采摭民言，开元天宝之中影响如数百余件，去凡削鄙，集异编奇，总成一卷，凡159条，皆前书之所不载也，目之曰《开元天宝遗事》”。除夕所缺的一条，应是《妆楼记》已载的梅妃条。《妆楼记》所收事类可稽者止于中唐，著于晚唐；正是成书于五代《开元天宝遗事》之前。笔者推测：由于除夕的“梅妃”条已为前书的《妆楼记》所载，所以，《开元天宝遗事》未重收《妆楼记》的“梅妃”条。即“凡159条，皆前书之所不载也”。
二、宫内节戏是史实
从两书中所记宫内嫔妃节令嬉戏条目来看，实是同一意趣，有的还衍为民间习俗，可以认定是史实，并非无稽之谈。
《开元天宝遗事》中的《戏掷金钱》条载：“内庭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
《随蝶所幸》条载：“开元末，明皇每至春时，旦暮宴于宫中，使妃嫔辈争插美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后因杨妃专宠，遂不复此戏也”。《半仙之戏》条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因而呼之”。《射团》条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于此戏”。《蛛丝卜巧》条载：“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邀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乞巧楼》条载：“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
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金笼蟋蟀》条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亦皆效之”。接下，我们看《妆楼记》中“梅妃”条，就相互吻合了。
《妆楼记》载：“除夕，梅妃与宫人戏镕黄金散，泻入水中，视巧拙，以卜来年否泰，梅妃一泻得金凤一只，首、尾、足、翅，无不悉备”。而《开元天宝遗事》的《锦雁》条载：“奉御汤中布以文瑶密石，中央有玉莲，汤泉涌以成池。又缝锦绣为凫雁于水中，帝与贵妃施钑镂小舟戏玩于其间。宫中退水出于金沟，其中珠缨宝络流出街渠，贫民有所得焉”。结合这两条记载，笔者认为，嫔妃的嬉戏很频繁，因此宫中金沟一放水就流出珠缨宝络；而且，宫中的嬉戏习惯相沿已久，后人就不能怪罪于梅妃的娇奢了。
笔者推测，《妆楼记》“梅妃”条摘自唐本《梅妃传》。此后，宋本《梅妃传》删掉了这条资料。
第二节 《莆阳比事》的版本
载入地方史志的梅妃资料，始自南宋莆田人李俊甫的《莆阳比事》，该书的《歧公归朝、梅妃入侍》条摘录的梅妃资料，比《说郛》明钞本所收的《梅妃传》早了100多年时间；这是摘自《梅妃传》的最早简本，详见小说笔记篇的考辨。
《莆阳比事》由隆兴元年（1163）进士、仙游县人陈谠于嘉定年间作序。陈谠，嘉定元年（1208）致仕，累官封清源郡侯，九年卒，82岁。序说：李俊甫贡士“积十余年心目之勤，厘为七卷。……书成，适国子博士、三山林公（景良）来牧吾郡，李君以其书献。一见叹赏，命书史就抄，给以笔札，不阅月而毕。亲翰抵仆诿以序。”谠遂序之。
宋嘉定七年（1214）四月，福清县人林景良写跋。跋曰：“仆至郡之三月，李君幼杰来访，出其书一篇，阅之，《莆阳比事纲目》也……命工就录全帙，延访儒生往复订正，凡踰年而书始成，乃锓木以传后。”据《后村先生大全集》一六六《直秘阁林公行状》与乾隆《福清县志》人物志《风概》载：林景良，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嘉定间国子博士，知兴化军，寻改知泉州、改知袁州（俱引疾不拜）。著有《通鉴纪纂》20卷。林景良知兴化的时间很短，弘治《八闽通志》因此未载。
我们现在看到的《莆阳比事》是“宛委别藏”本。书中记有正魁：端平二年（1235）吴叔告、咸淳四年（1268）陈文龙，特魁：端平二年王声叔、淳祐七年（1247）彭夷甫、开庆（1259）林济孙。乾隆时宋版已无。《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说：《莆阳比事》一书成于宋嘉定（1208—1224）间，“此则从明人林兆珂宋本翻刻影抄。”民国时，莆田人康爵撰文《现存莆人著作书目提要》：“疑林兆珂重刻时填入（端平二年以后的正魁、特魁）也”。①笔者看到宛委别藏影钞明复宋本《莆阳比事》，由故宫博物院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书首载有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七月林兆珂《刻莆阳比事录叙》：“顾幼杰去今余400年，理度后既不及编，而且代更胜，国朝历革除所接光尘而并辉烈者奇杰累累，莫可覼缕。不佞沐浴所闻，方欲纂辑，而苦未逮。伏思幼杰之集岌岌危得之煨烬中，拟为杀青付诸郡乘。乃清江周尔修君慧心闳览、仰止先进，业校雠而授剞劂。不佞喜其于私心有合，而于风世有资也。爰为之序”。
由序、跋、录叙可知：林景良看到《莆阳比事纲目》后，命工就录全帙，而陈谠写序；此后延访儒生往复订正，李俊甫踰年而写成书，嘉定七年（1214）作跋后才刻版林景良就离任了。
据程章灿的《刘克庄年谱》载，开禧元年（1205），克庄在临安补国子监生。嘉定元年（1208）林景良知兴化军，欣赏克庄的才学与人品，决定将独生女林节嫁给克庄。翌年，克庄以门荫补将仕郎，娶林节。三年，克庄初仕靖安主簿，携妻赴任。六年七月，克庄因父、权吏部侍郎弥正卒，遂从临安扶柩归里。八年，克庄为怀安尉，九年改真州录事参军，十年入江淮制置使幕。十二年监南岳祠，归里修葺故居。十四年冬，克庄经福清岳父林景良家出闽，入广西经略安抚使幕。十五年冬辞归。十六年八月后启程去临安，十七年春改秩宣教郎。宝庆元年（1225），克庄任建阳县令。三年，梅花诗案发。绍定元年（1228）七月，妻林节逝，年仅39岁；秋，克庄解任归里，途经福清时岳父林景良相送。次年九月，景良因痛失爱女而卒，年71。克庄与景良的关系很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七《〈通鉴记纂〉序》载：克庄成婚后，岁一诣林公（景良）。至必留，久者或数月，无一饭不相陪。景良卒时，克庄为岳父写行状、墓志铭、挽诗。
可知：《莆阳比事》的出书时间拖了一段时间。否则的话，莆田文化名人刘克庄是会看到该书的；而嘉定六年（1213）至淳祐九年（1249）刘克庄因守制或被贬乡居18年的诗词中均未谈到梅妃。其二，如果《莆阳比事》在绍定二年（1229）以前出版，作跋的景良也会首先看到，而告诉关系甚好的女婿刘克庄。但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直到淳祐十年（1250），刘克庄笔下才出现与唐玄宗联在一起的梅姬。即这时，他才看到《莆阳比事》或《梅妃传》。
至于宋端平二年（1235）以后的正魁、特魁，应是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林兆珂与周尔修重刻时填入的。但“梅妃入侍”条仍保留宋时的原始形态。经校对，宛委本仅比康爵本多一字：
玻[璃]杯。
第三节 江梅妃生于东华村？
一、《兴化府志》中的东华女
明弘治二年（1489），莆田人黄仲昭纂《八闽通志》，在《拾遗》条沿袭《莆阳比事》的说法：江梅妃是莆田人。到十六年，莆田人黄仲昭、周瑛纂《兴化府志》，卷四十七《拾遗》所载，才改说“妃姓江氏，东华人也”。内容也丰富了。如“恐怜我则动肥婢情，岂非弃耶？”应源自《梅妃传》；“视其所伤，肋下有两痕”，但《梅妃传》为“刀痕”。而卷十三《浮萍》值得注意：
一是记述浮萍的药用。引《本草》、唐代高供奉《本草采萍时日歌》等，简述其一般药用（恶疮、发背）及特殊药用：四月十五所采（治热病）；五月所采（去蚊）；七月半所采（出汗）。还说：“江东人呼曰藻”，可知东华与江东间，是江东的浮萍多，因此莆田人就将全国所言的江东直称为莆田的江东。《尔雅·释草》晋代郭璞注“江东谓浮萍为藻”，江东指长江以南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地区。1939年，莆田人朱维干《莆仙语言中之古代音韵及成语》一文，也谈及莆人呼“萍”曰“藻”，朱维干注曰：“水上浮萍也，江东人谓之‘藻’”。
二是白蘋的供祭。也引《本草》，体性与浮萍不同。可糁蒸为茹，相传楚昭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食之甜如蜜者，即萍蓬草。后就采蘋以供祭祀。笔者查知，元诗屡有咏及。如张字，字彦升，号石泉。《採莲分得底字》诗有句：“吴侬变风有如此，谁念采蘋供祭礼”。至正间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方行，字明敏，黄岩人，《江南词》有句：“采蘋多少江南女，摇荡春光不自由”。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会稽人杨维祯有《小临海曲》十首，其三曰：“仙橘大如斗，浮之过洞庭。江妃浑未识，唤作楚王萍”。
宋嘉定《莆阳比事》只说江梅妃是莆田人，270多年后的明弘治《兴化府志》才说江梅妃是莆田东华人。这跟东华有江姓有关（详见后文）。1997年，郑景樵《莆田姓氏渊源及其入莆的简述》记载：莆田江姓，一支在黄石。另一支是明嘉靖间，由漳浦避倭乱迁居侍贤里洪里（后迁梅阳）的江国全。江春霖属于后一支脉，民国初，林下的监察御史、梅阳人江春霖《与宗人湘岚论谱系书》说：“若来示迁莆之仕宋公，约以年数世代计之，、当在唐中叶以后，此尚不敢遽认也”。安史之乱（756—763）以后进入中唐时期，则唐玄宗在位（712—756）时，江仕宋一脉还未迁莆。江春霖与东华的余琢卿是姻亲，《江春霖集》载有这些书信。
二、诗人吟咏江妃村
费元禄，字无学，又字学卿，江西铅山人，生卒未详，有《甲秀园集》，刻于万历二十五年（1575）。卷十二载《梅妃村（兴化府）》诗：
海水门前荔浦斜，江妃生长落天涯。
君王宠歇非关貌，宫巷春深尚忆家。
玉骨模糊侵碧藓，香魂零乱傍梅花，
可怜南内无人夜，太液池边怨翠华。
由此诗，可知费元禄到过莆田的东华村。卷十八还载《梅妃谢珠》诗：
坠粉残妆对镜慵，君王偏赐渥恩浓。
宫中自爱梅花树，不羡明珠出九重。
清乾隆《莆风清籁集》收有5首诗，与东华村有关。
卷三十八载林宾王《江梅妃》诗，林宾王，字穆之，友王弟，顺治中诸生，荔城人，有《秋楼集》二十二卷等。诗曰：
千里春江濯锦新，蛾眉一进六宫颦。
宁知梅畔承恩日，翻作楼东失意人。
玉笛犹怀歌舞地，珍珠莫慰寂寥身。
赋成空拟长门咏，惆怅难回玉辇尘。
卷四十载陈延彬《过江妃村》诗。陈延彬，字学卿，号非野，顺治中诸生，有《玉山堂诗集》。诗曰：
昔换明珠百斛来，于今故宅只荒苔。
寒流似咽长门怨，一片沉云黯不开。
林宾王诗是春时所写，才有“千里春江”。濯锦，即泯江的成都段，代指四川人杨玉环新进宫。陈延彬诗是冬时所咏，“寒流似咽”，看到江妃村的江妃故宅只剩荒苔。
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莆田人林尧英有《杂忆》诗（卷四十），有句：
石淙飞瀑泻林梢，腊至寒梅已放苞。
翠羽啾啾啼不断，江妃堤上结新巢。
卷四十一载游谦征《梅花》诗。游谦征，字广益，顺治中拔贡生，有《尺雪堂集》。诗咏：
谁分绿尊和红萼，踏遍前村又后村。
谢客应添临水恨，江妃合断去乡魂。
物华镜里双霜发，人代花边一酒尊。
自是岁残闲不得，群芳时节闭柴门。
林尧英、游谦征两人都是梅花时节咏诗的。前者喜曰“江妃堤上结新巢”，后者叹道“江妃合断去乡魂”。
卷四十六还载林琅玉《过江妃村》诗。林琅玉，字碧士，康熙中国学生，有《乌石樵唱集》。诗曰：
九龄解诵二南诗，不御铅华玉一枝。
吹笛斗茶恩未歇，君王却又爱离支。
离支即荔枝，借代杨贵妃。
由以上5诗可知，顺康时，东华村已因江梅妃而成文人墨客
的凭吊胜地。顺治末年（1661）的林宾王、陈延彬、林尧英、游谦征4人及康熙中的林琅玉相继距乾隆《莆风清籁集》刊时的三十七年（1772）百余年、八十年左右，而《莆风清籁集》才说江梅妃是江东村人；因此这5个莆田诗人所咏，肯定是东华村。
三、东华龙衍出龙舟村
明嘉靖初，莆田人郑岳的《莆阳文献》有《一斛珠》条，说江梅妃是东华民家女。清道光时莆田黄石的《江氏族谱》，记载江梅妃（12代）的祖先：1—3代、5—6代、8代、10—11代均有官衔；不过，10—11代均因梅妃而追封，实质上江梅妃是民家女。
隆庆五年（1571），莆田东华村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广西按察佥事余一鹏家居时记述：七月二十日当午，双龙出自东角海中，现于东华，西至大孤之前，其一飞升，另一入于华江潭中，“若有所择而处者”。这条记述，相继载于万历《莆舆纪胜》“华江”条与明《闽书》“东华溪”条。《周易·乾卦》载：“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在大人。”兆辞都呈现吉利。民人传说为唐明皇升天成仙，江梅妃回里护乡。如1986年，江金泉、吴开泉、林如求的《梅妃别传》说：唐明皇御笔亲题“梅妃故里”四字，用朱笔划上一圈，让人贴在梅妃的老家，好让梅妃魂归故里。
《龙与中国文化》一书指出：商朝人“化合式变形”创造了龙的形象。在原龙纹头上加“角”，“取象于男性的生殖器”；移殖百物于一体为“龙”，即揉合鳄、蛇、鱼、猪、虎、象、鸟等动物的造形而成；满足奉信不同的通天神兽的氏族部落的宗教心理（66—84页）。此后，人们将极光、虹、龙卷风与雷电、古生物化石等自然现象附会为与龙有关（109—116页）。
龙为何出现在莆田东华，似乎还与明时东华是科甲闻名的显
村有关。中国民间传说鱼可化龙，《淮南子·修务训》与东汉高诱注、《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李奇注都言及。详细的记述见《太平广记》卷466引《三秦记》：“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又林登云：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其龙门水浚箭涌，下流七里，深三里”。唐时，科举考场的正门称为“龙门”，李白的《赠崔侍卿》诗即以不得化龙之鲤鱼自比。清代黄海《续莆阳比事》卷六载：黄石东华科二十一、甲六；包括余、郭、黄、林、吴、陈、游7姓。内有两个八台：余瓒官至太仆寺卿、郭应聘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东华进士迭出，又是江梅妃的故里；因此龙才现身？
《庄子·天运篇》载，孔子用龙来比喻老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三十六年（前211年）秋，反秦的奉璧人诅咒“祖龙”（秦始皇）死。《史记·高祖本纪》说：汉高祖刘邦是龙种。五代时景焕所撰《牧竖闲谈》的“明皇杨妃”条喻明皇、杨妃为龙：杨妃梦与明皇游骊山，至兴元驿，方对食，后宫忽告火发，出驿回望，驿木俱为烈焰。俄有两龙，帝跨白龙，其去如飞；妃跨黑龙，其行甚缓。左右无人，惟一蓬头黑面物，貌不类人，望帝去甚远，触一危峰，沉烟霭中。开目则独在一室，黑面物曰：“某此峰神也，有一骑来授妃‘益州养蚕元后’。”倏然梦觉。翌日，渔阳叛书至，马嵬缢妃子死。帝曰：“梦今应矣。与朕游骊山，‘骊’与‘离’同；方食火发，失食之兆；火，兵气也；驿木俱焚，易与驿同，加木于旁，‘杨’字也；吾跨白龙，西游之象，彼跨黑龙，阴暗之理；独行无左右之助，一骑，马也；峰神乃山鬼也，果死于马嵬乎？当授益州养蚕元后，养蚕，
所以致絲也，益旁加絲，‘缢’字也”。该则记载引自宋代曾糙《类说》卷五十二，以白龙、黑龙分别为玄宗、杨妃的象征。
兴化军人、贤臣蔡襄知福州日，传为蛇精；①逝世后，传为阎罗王。②蛇即小龙。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二王入闽大略”载：南宋后期景炎末，在雷州“立广王（后封卫王，俞妃所生），貌类理宗。即位之日，有黑龙见，两足一尾，改号祥兴”。续集下“慈宪生吉兆”条载：“福王妻柔懿李夫人之生也，忽大雷雨，有龙入其室，而夫人生焉”。南宋吉水县人、状元、右丞相、信国公、抗元名臣文天祥，被誉为黑龙转生。清代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曾文正为巨蟒转生》条载：“宋文信国公传为吉安潭中黑龙降生。信国柴市殉难后，是日，其乡风雨大作，人见黑龙复归于潭”。明隆庆以后，世传江梅妃化身的龙则择处莆田东华的华江潭中。
史载很早就有梅与龙的联系。据《四明图经》、《嘉泰会稽志》卷六《禹庙》记载：梁时修会稽禹庙，伐鄞县大梅山顶梅木为梁，张僧繇画龙于其上，夜或风雨，飞入镜湖与龙斗。世称梅梁。宋代范成大《梅谱》载：去成都二十里，有卧梅偃蹇十余丈，谓之梅龙。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载：“宜兴县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余里皆古梅、苔鲜，苍翠宛如虬龙，皆数百年物也”。晁补之（1053—1110）《洞仙歌·梅》有句：“一点龙香清远”，即以龙涎香喻梅香。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萧德藻写《古梅二首》，之一有句“湘妃危立冻蛟脊”，又以湘妃喻梅花、以蛟龙的脊梁喻梅枝。
笔者认为，东华龙的出现是莆田人祈求贤龙安水护乡的良好愿望，而附会于江梅妃。清代陈池养《莆田水利志》载：明初至弘治六年（1493）106年间，东甲遮浪海堤决8次。嘉靖十三年（1534）起砌石堤。隆庆五年（1571），一贤龙入于华江潭中，“若有所择而处者”，“因周视所历禾树、草藻，无叶折者，莫不惊异叹诧”。而史载龙出现外地时总会损坏地方的。如南宋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续集下“龙畏神火”条载：“乙未岁五月，宜兴近湖之地，忽有二龙交斗，俱坠于湖，其长无际，顷刻大风驾水，高丈余而至。即有火块大如十间屋者十余，自天而坠，二龙随即而升。盖天恐其为祸，驱神火逐之，使少缓。须臾，则百里之内皆为巨壑矣。余向者舟经德清之桃园，其稻田皆焦黑，凡数十亩。遂舣舟问其里人，云：昨天有大龙自天而坠下，随即为地火所烧而飞去。盖龙之所畏者火耳”。
此后龙在莆田又出现两次。万历三年（1575）七月初四，当昼有龙起自东北，黑云四绕，黑中一道白如雪，迤俪升去，是夜雨如注。三十九年六月，龙起西门外北磨，北磨皆毁，山崩水涌，大雨如注，是年大熟。两则均载于乾隆《莆田县志》“祥异”。按，东华村在莆田东北地域，万历三年龙降雨是善意的，未成灾。三十九年，龙起于城关西门外，其降雨导致丰收。
楚人观念中神仙常乘龙舟飞行。龙舟的出现早在屈原投江之前。如：屈原的《九歌·东君》有句：“驾龙辀兮乘雷”；1973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驭龙图”，龙也呈舟形；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刻纹铜器，巫师驾兽拉龙舟形车行进。端午节的起因应是辟邪消灾，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汉代古籍有“不举五月子”的记载；五月初五更不祥，要带未满周岁的幼子到外婆家“躲午”。端午节的一系列活动，都以辟邪除崇为主旨。至于龙舟竞渡，当是祭神娱神祈获保佑的一种形式；
然而中国人素来崇敬忠臣孝子，所以附会为纪念屈原的节日①。
李联明主编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17页考证：“端午节原系古越族图腾祭祀的节日，除供大量祭品外，还划龙舟竞赛以娱神”。《越绝书》则载：越王勾践于五月五日操练水师，最终灭吴。所以五月五日的龙舟竞赛与此有关。龙在南方民俗中融为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后唐天成二（927）闽王王延钧登基，端午节时鼓楫争先。宠妃陈金凤赋诗颂功。《金凤外传》载：“闽王举行龙舟竞渡时金凤作《乐游曲》，使宫女同声歌之”。
北宋熙宁（1068—1077）间福州太守程师孟咏端午节诗附注曰：“闽中龙舟制作特异，有所谓白马、青蛙者，不尽为龙也”。但淳熙九年（1182）《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二·岁时》载：政和、宣和（1111—1125）中，端午节吊屈原“竞渡以为戏”，“州南台江沿内诸河，皆龙舟鼓楫”，“共斗轻驶”。则龙舟竞渡习俗又衍为吊屈原、跟驱除蛟龙之害有关。《太平御览》卷六十六引《鄱阳记》：
怀蛟水，一名孝经潭，在县南二百步。江中流石际有潭，往往有蛟浮出，时伤人焉。每至五月五日，乡人于此江水以船竞渡，俗云为屈原攘灾。
兴化军与福州府相邻，南宋始有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但与福州的吊屈原、驱龙害不同，兴化军则视龙舟竞渡为斗力。莆田士人刘克庄年老乡居时有《贺新郎·端午》词：
深院榴花吐。画帘开、綀衣纨扇，午风清署。儿女纷纷夸结束，新样钗符艾虎。早已有、游人观渡。老大逢场慵作戏，任陌头、年少争旗鼓。溪雨急，浪花舞。
灵均标致高如许。忆生平、既纫兰佩，更怀椒糈。谁信骚魂千载后，波底垂涎角黍。又说是、蛟谗龙怒。把似而今醒到了，料当年、醉死差无苦。聊一笑，吊千古。
词人对以粽子祭奠屈原的习俗提出质疑，并对俗传裹粽以讨好水底蛟龙的提法加以驳斥。在莆田人眼里，龙是正神。因此，莆田的龙舟竞渡是“争旗鼓”、“浪花舞”，源于古越族的图腾祭祀节日；好比越王勾践的操练水师。宋代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载：“其人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沿到明时，龙舟竞渡越演越烈，兴化府官员大伤脑筋。弘治《兴化府志》载：五月端午节，竞渡（各社为龙船，自初一日起，至初五日止，相与竞渡）。按，竞渡有三害：破财，起斗争词讼，不幸复舟、殒伤性命。然细民乐为之，官府终莫能禁。隆庆时由于龙的显灵，东华村成了兴化府有名的龙舟村。此后，有渔民数十户，从事内河渔业；还有溪船运输。①
第四节 东华村的大潭石和鹅脰石
明代《闽书》“东华溪”条记载：“石贯江里”。这源自万历《莆舆纪胜》“华江”条：“奇石夹辅”。清乾隆《莆田县志》又衍为：“东华，有大潭石贯其底，江采蘋生此”（卷一）。“江梅妃故宅，在东华。沟中有田如鹅脰，田中有石一片，至今相传为江梅妃祖坟”（卷二）。直到清同治时，陈池养《莆阳水利志》卷一“水道”仍引《闽书》：“东华溪，石贯溪里，唐梅妃是里人也”，并加“按：东华前大沟，南洋诸水汇流，潭深莫测”。
一、大潭石考证
古人最初是住在石洞中，保护自己并用石块狩猎、击果而谋生。史籍记载：“禹生于石”、“石破北方而生（禹的儿子）启”。于是，人类出现了灵石信仰、神石信仰。唐大历五年（770）四月十四日莆田县令郑押在县衙中堂立有“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石铭，这是灵石信仰的一种形式，此后传到全国各地，事载宋代李俊甫《莆阳比事》与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记》。乾隆《莆田县志》所载的东华大潭石、鹅脰石，是灵石信仰的又一表现形式。寓意是：东华地有灵石奠基，与别地不同，因此生皇妃、有贤龙；人民祈其保护该地免受水害，这跟莆田的水患有关。明嘉靖十三年（1534），东甲遮浪海堤砌石附土堤，但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的125年间，又决、溢7次。其中顺治十六年台风，东角海堤尽坏。十八年截界，界墙自宁海东畔至塘下，界外尽是海荡。康熙八年（1669）展界斗南、东埭等9乡，同时筑内堤由大龟屿经东埭至邹曾徐一线。二十一年起复界，修复土堤。三十年溢堤。雍正十三年（1735）起，募修石堤。此后，乾隆二年（1737）报竣，十二年溢堤；十六年水涨、十七年溢堤、十九年溢堤；但与以前的水患相比，次数少了、为害轻了。①
清初，东华龙对家乡的护佑，记载在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十四“祥异”条。乾隆十六年（1751）春旱，五月雨雹。五六两月又旱，七月已刻雨，至午刻止，东华沟水暴涨，原因是：“有龙乘黑云上升”布雨，并保佑东华的物产：龙“挟舟置坡上，指爪所及，瓦屋飞坠数十步不坏”。
陈明辉的《记“龙舟之乡”——华东村》②记述：早在清初，该村农民就建造4艘龙舟。一到农闲，年青人无事可干；所以每年从端午节开始，直到中秋节止，几乎天天都在进行划龙舟活动，锣鼓之声不绝于耳。每年还要举行几次龙舟赛会（俗称“请船”）。各乡、村被邀的龙舟多达数十艘。东华村此后衍为华东、华中、华堤3村。经查福建沿海各地方志，莆田竞赛时间最长，由明弘治时的5天延达清初的3个月。而龙溪只三四日①、厦门只10多日②。
大潭石、鹅脰石是记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现，莆田南洋平原的底下都是岩石。例如华中（原属东华）、后朱尾（属井后）石坑，开采出许多石料。③
二、鹅脰石相传为梅妃祖坟
鹅脰，即鹅颈。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五十三《水利》记载：兴福里有鹅脰埭涵，与东山陡门配套；连江里有鹅脰庵，位于东山斗门至宁海桥南岸海堤间。乾隆《莆田县志》卷二《海堤》载：万历十六年（1588）起，东角民众种蛏而害堤，三十年，耆民方道宣等呈告知县张联奎，张知县踏勘审知：兴福里有东山陡门及水则、慈圣门口埭木涵、万安石埠埭大木涵。邹曾徐三姓种蛏海外，非得淡水不肥，遂又开私涵而擅管陡门水则。三姓富而百姓病。张知县予以治理，举公正8名管理陡门和水则，非古涵而私开的水涵尽行堵塞④。三十一年起，知县蔡善继接着处理“追帖退佃，然旧佃种蛏如故”。“本乡吴量定等复养鸭万群，蹂踏淤泥，土虚基圯，累经居民佥告，本府赏惩而故习未改”。可知禁而不止，鹅脰埭涵、鹅脰庵地名因养鸭牧鹅而起；截界后，此风又从兴福里、连江里海堤，衍至堤内的东华，这是由东角、遮浪移民带去的。
同治间陈池养《莆阳水利志》卷五引《莆田县志·祥异》记述：康熙二十一年（1682），民复故里，东角遮浪以长堤未能兴筑，于东华大孤屿后渐筑内堤开垦。乾隆二十二年（1757）成书的《莆田县志》卷一《里图》、卷二《海堤》载：复界70多年后，东角、遮浪两乡人仍在东华、大龟屿筑内堤、垦农地，尚未返回故里。可见，他们也带去了种蛏、放养鸭鹅的习惯，并衍出了鹅脰田的地名。乾隆《莆田县志》卷二《古迹》遂载：东华“沟中有田如鹅脰。田中有石一片，至今相传为江梅妃祖坟”。1985年，陈瞻岵撰写《给江梅妃的来历做一个初步的鉴定》一文，记述：“江东村附近有一片田，像鹅头似的向河沟中伸出，上面有片石涌起，传说是江氏始祖的祖坟。子孙在清明、重阳鸡鸣报晓间去扫墓，到宁海桥边致祭；仪式特别”。
经查道光时莆田的《江氏族谱》，鹅脰田（石）是莆田江氏第17代瑫与妻吴氏的合葬坟，在明弘治以后。不过，这倒成了江梅妃的后辈坟地了。实际上江梅妃祖坟在田中，是江采蘋的蘋字字义。据《辞海》：蘋是水生植物，茎横卧在浅水的泥中，四片小叶，象“田”字，也叫“田字草”。明弘治200年后，乾隆《莆田县志》卷二《古迹》将江瑫与吴氏的合葬坟鹅脰田（石）衍为江梅妃祖坟。
民间传说江梅妃少时在家乡饲养鹅鸭。江东村边有一片田形如鹅池，其中有块鹅窝大的土堆，名叫“鹅目”，传说就是梅妃放鹅时被高力士追赶而摔倒的地方，醒来后抹去脸上的泥巴却变成美人。①这个地方，位于浦口宫南面木兰溪的下游，后人称为美人湖。20世纪50年代后，由草绳桥改建为江东大桥。80年代初，乡人吴玉仁花钱铺路，以示纪念。90年代末改建为码头。
第六章 由东华女到江东妃
第一节 乾隆中期的转化
一、梅妃祖坟衍为梅妃墓
莆田人郑王臣编辑《莆风清籁集》，收录兴化地域从古代至乾隆前期的诗歌，乾隆三十七年（1772）刊本。卷五十一载有郑王臣《过江妃村》诗五首，其五为：
金枣银蚕葬故乡，梅花犹绕墓门香。
马嵬原上生秋草，红粉成灰剩锦囊。
（林佳玑《木兰竹枝词》：闻道江妃虚有墓，梅花灰尽鹭鸶飞。自注：相传江妃父请妃骨归葬，以妃好梅，墓上种梅数十株。鹭鸶宿焉。今墓在田中。李商隐《马嵬》诗：自埋红粉自成灰。乐史《杨太真外传》：上幸西蜀，妃从至马嵬，六军不解围，使高力士赐妃死，缢于佛堂前梨树下，瘗西墩外一里许道北坎下。后，上密命中官潜移葬，肌肤已消释，惟胸前锦香囊在焉。）
乾隆《莆田县志》卷二说：东华沟中有鹅脰田，田中有一片石，“至今相传为江梅妃祖坟。”郑王臣引林佳玑《木兰竹枝词》：“闻道江妃虚有墓，梅花灰尽鹭鸶飞”。梅妃祖（宗）坟变成了梅妃墓，而且分别是“相传”、“闻道”，没有确证。问题在于《莆风清籁集》卷三十八载有林佳玑七首诗，却没这首《木兰竹枝词》。林佳玑，字衡者，号履斋，顺治中诸生，有《东山集》二卷。游介园《莆田历代诗话》载：值闽中乱，林佳玑游吴越间，与姜如须、吴梅村、全孝章、朱彝尊定交。梅村赠诗曰：夹际草荒书满屋，连江人去雁飞田。及佳玑客死连江，人以为诗谶云。
清乾隆二十五年《清诗别裁集》录朱彝尊《送林佳玑还莆田》诗：
高楼置酒觞今夕，愁听骊歌送行客。
摇落深知羁旅情，飘零况是云山隔。
林生磊落无等伦，凤雏骥子谁能驯？
一朝慷慨辞乡里，几载饥寒傍路人。
平生崔嵬好奇服，流离耻作穷途哭。
往往诗歌泣鬼神，时时谈笑惊流俗。
林生林生骨相奇，昂藏不异并州儿。
看君富贵当自有，不合憔悴留天涯。
高秋别我闺中去，行李萧条惨徒御。
客舍清江万里船，乡心红叶千山树。
九里湖边传翠屏，谷城山下俯清冷。
寒风江路兼山路，落日长亭更短亭。
嗟予分手天南远，惆怅河桥送君返。
远客休辞行路难，高堂应念还家晚。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以布衣召试博学鸿辞，官翰林院检讨。由上可知，林佳玑返莆前，梅村、彝尊等有赠诗，但他未抵莆就客死连江；即死在彝尊之前。彝尊逝年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林佳玑在康熙四十八年前咏诗说：听说江妃骨归葬东华，墓上种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佳玑所咏江妃墓，在乾隆《莆田县志》成书之前近百年；而县志只说是江妃祖坟。考证一下郑王臣的自注，可知是伪托林佳玑诗句的转述。林说：闻道江妃虚有墓；郑就说：相传江妃父请妃骨归葬。林说：梅花灰尽鹭鸶飞；郑就说：以妃好梅，墓上种梅数十株。鹭鸶宿焉。实际上，郑的诗句与伪托林的《木兰竹枝词》所咏还有更早的出处。
墓上种梅，源自《莆阳比事·梅妃入侍》：“得其尸于温泉池侧梅树下，葬以妃礼”。
金枣银蚕，是殉葬品。
鹭、鸶均为水鸟，涉水主食水生动物。宋景定五年（1264），刘克庄《诸公载酒贺余休致水村农卿有诗次韵》之八，咏曰：“论定会盼银信召，眷浓漫妒玉环肥（自注：梅妃目太真为肥婢）。溪边鸥鹭偷相语，只怕先生又下矶（自注：张乖崖有‘失脚下鱼矶’之句）。”鸥，即水鸟。
张咏（946—1015），字复之，号乖崖，自称九河公，濮州（属今山东）人，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官至知陈州。赠左仆射，谥忠定。《宋史》有传。《乖崖集》中有寄傅逸人诗八首。
傅逸人，即傅霖，张乖崖少时与青州（属今山东）人傅霖同学，咏中第后，多次求隐而不仕的霖不可得，作忆霖诗《寄傅逸人》（卷五），曰：“当年失脚下鱼矶，苦为明朝未得归。寄语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爱轻肥”。乖崖曾自言：“吾不为轻肥为官”；因此室中无侍婢，服玩之物闃如。张咏与傅霖等隐士逸人关系密切，常怀辞荣隐居之思，但一因朝廷信任、仕途顺利，二因有“为明朝”发挥才干的思想，所以仕宦达30多年。巢即巢父、由即许由，传为尧时隐士，尧欲让位于二人，皆不受。
江妃墓有鹭鸶宿、飞的景观。由清初衍到道光时，原莆田县丞萧重的《探梅二首，拟请画者写作图，邀同人题咏》诗之二有句：“江妃墩外鹭鸶飞，一带人家住翠微”。①咸丰时，陈淑英《梅妃村怀古》四首之四也有句：“江上鹭鸶飞过处，不胜清怨日边来”。
江妃祖坟转化为江妃墓，是老百姓美好的想像。嘉庆举人、福清人郭龙光的《宋宫人斜》诗有句：“梅妃村近夜相语，望帝魂归春不归”。咸丰时，莆田儒妇陈淑英《梅妃村怀古》四首之三有句：“一死贞魂何足恨，却怜归骨哭双亲。”但莆田人说法不一，如李光荣的《江梅妃村》四首之一有句：“江干鹅脰祖先塚”。陈维新《江妃村》也有句：“鹅脰遗坟留古迹，此间曾否葬江妃？”
二、故居由东华村变成江东村
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本的《莆田县志》卷一《舆地》载：东华，“江采蘋生此”。卷二《古迹》载：“江梅妃故宅，在东华”。卷三十一《列女传》载：“江梅妃，东华人”。
谷城山下人、乾隆贡生郑王臣官至兰州知府，他编辑的《莆风清籁集》收集兴化地域乾隆前期及以前的诗歌，乾隆三十七（1772）刊本。
卷五十一载江采蘋《一斛珠》诗。诗后，郑王臣的《兰陔诗话》简引《梅妃传》并予述评，又说：“妃故居江东村，予尝赋诗凭吊，附录于后，用慰贞魂”。附有郑王臣《过江妃村》诗五首，此处录前四首。
南国佳人住水村，春潮寒碧浸离根。
蘼芜犹作□腰色，一道青青直到门。
舞罢惊鸿逸态生，红绡衫子称身轻。
可怜不及霓裳好，能使青骡万里行。
（乐史《杨太真外传》：杨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东坡诗注：明皇乘青骡入蜀。）
寂寞长门叹翠眉，珍珠一曲擅清辞。
不堪更问南来使，道是涪州贡荔枝。
东坡《荔枝叹》：天宝岁贡取之涪。）
一幅霜绡态尚新，空从画里唤天真。
如何宛转歌长恨，不记楼东作赋人。
（陈鸿《长恨歌传》：白居易作歌言：明皇念杨妃，命方士致其神。）
从以上四首诗可知：郑王臣春游江东：第一首，水村即江东。乾隆《莆田县志》卷一《舆地》载：“港东，对港曰港西”。此后海港淤浅，遂称为江东、江西。离根既草根。蘼芜是芎穹苗，一种多年生的草，该草长满了路面而直通梅妃故居。二首，惊鸿舞指代江妃、霓裳舞指代杨妃。三首，珍珠一曲即梅妃的《一斛珠》诗；涪州贡荔而杨妃欢笑，唐时杜牧已有句。四首，长恨歌写杨妃，楼东赋为江妃作。
同是乾隆成书，仅相隔十四年；梅妃故居却由《莆田县志》的东华变为《莆风清籁集》的江东，这跟江氏由东华迁居江东有关。
第二节 江东《江氏族谱》辨误
一、《江氏族谱》抄本概貌
魏晋时，世家大族均有家谱，以标其血统“高贵”，并得世代做官。一些出身寒门的士子纷纷傍附名门望族为族裔。到唐末五代时，“诈冒资荫”之事时有发生，一些破落的缙绅家族子孙常把朝廷颁发的证明其官爵、后世可据以自称氏族的“告敕”出卖，买者可以假冒望族姓氏而牟利。后唐庄宗时，有次审查“告敕”，1200多名考生中竟有十分之九涂改了“告敕”。可知，攀龙附凤之风已成私家私谱的一大弊病。宋代的族谱，都由私家编修。南宋，郑樵《荥阳郑氏家谱·序》载：“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从之。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拔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
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固始，其实谬滥云”。①方大琮《跋方诗境叙长官迁莆事始》一文也引此并赞同郑樵的观点。②
颛顼帝玄孙伯益之后，爵封于江（汝南安阳县江亭，属今河南）。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楚国灭江国，子孙遂以江为氏。③唐末至宋代迁入闽西客家区的江氏济阳派，多由江西入汀州，有万里公等。④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大科教文委主任江国兴是江东人，他提供的道光抄本莆田江东《江氏族谱》无书名。在版印江氏族谱书笺中手抄56页。共有三部分内容。一是“江氏历代昭穆世系”，共列出第一代汉等35代，含江梅妃。二是“江氏历代名人”，共列出万里公、濙公等17人。三是“荣庆祠”，有：联句、道光年间正月春祭祭文式、中元节秋祭烧纸祭文式。
二、12代采蘋及以前多误
道光抄本莆田江东《江氏族谱》“正月春祭祭文”说：“济阳荣庆，丕焕丝纶。锦江廓族，蔚起人文”。可知莆田江氏属于济阳派，由汀州衍传而来。“江氏历代名人”载：“濙公，字尚洄，宋将迁鼎，梦皇妃示之曰：盍居海东，其宁乎？！于是卜居宁海之东。其厅事林环状元题句曰：宁海桥横江水聚，城山锋，济阳居。遂为肇迁始祖”。但“江氏历代昭穆”中未列入濙公。只列第一代汉，字汝广，观察使，居固始；第二代德，大中大夫；第三代有潮，司马；第五代戚，司马；第六代起，参军；第八代峰，承事；第九代嵋，刺史；第十代渚，追封正议大夫；第十一代仲逊，字惟恭，封镇国将军。其中未当官的，笔者未列出。
仲逊即梅妃的父亲，唐代开元时人，却封为镇国将军。①据查《中国历代官制词典》：镇国将军是明代的爵位，只有郡王诸子才得封。由此推断：江东《江氏族谱》始修于明代。第十一代仲逊若于杨玉环初幸的开元二十六年（738）以前得封，以每代20年上推，则第一代的江汉是梁大同四年（538）时人；若以每代25年上推，则是南齐永明六年（488）时人；均无观察使的官职，而观察使始于唐②。据清代黄本骥编的《历代职官表》载：大中大夫是唐时的四品官，则江德是唐以前人，不可能任大中大夫。承事郎，宋文官，正八品。可知前十一代中，有的官职与史籍不符。不过可知：濙公是迁莆的始祖，于宋廷将南迁时，因梅妃示梦：何不居海东，而肇基宁海之东。宋《元丰（1078—1085）九域志》载：“莆田六乡，宁海、安德二镇一盐仓；有壶山、大海”。可知北宋时宁海是集镇，地处木兰溪下流，与海路相通。宁海之东的“天华□村”，包括后来的东华与江东地域。宁海桥建于元元统二年（1334）。城山即黄石主山谷城山。莆田人林环（1375—1414），明永乐四年（1406）状元。道光时的江东《江氏族谱》未列入肇基祖濙公，代系有错。1986年，林如求的《梅妃别传》说：浙江江氏渔船被风刮到福建莆田三江口，江氏遂定居天华□村。对照江东《江氏族谱》，需进一步查核江氏是由浙江经福建莆田三江口转汀州后再到莆田黄石，还是由浙江经汀州转福建莆田三江口后再到莆田黄石。
第十一代江仲逊，“世居东华，高祖迁江东，以女贵封妃，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莆田诸女尽封孺人，于归俱赐銮驾。娶吴氏，夫人”。
唐时，金紫光禄大夫为文散官，正三品。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载：宋政和二年（1112）才规定通直郎以上的妻子初封为孺人。唐时没有封孺人。唐诸王的母、妻、妃，文武官一品及国公的母、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的母、妻为郡夫人。江仲逊既为三品官，则其妻应为郡夫人。1981年，林元伯的《梅妃与梅妃故里》一文记载：梅妃的父亲江仲逊世代行医，是江氏家族从河南固始入闽后的第十一代，定居江东村是从第八代开始的，现在延到60多代，全村有江氏200多人。①1986年，江金泉、吴开泉、林如求的《梅妃别传》说：江仲逊行医有名，晚上教儿女读书。采苹10岁时，父母双亡。此后，采芹捕鱼、采苹牧鹅。可知，虽然江仲逊追封为镇国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但江东老百姓一直认为仲逊世代行医。他们传说第八代，即承事江峰始开基江东村，有误。族谱里记载第十三代江冬（江国舅之子）始开基江东村，也错。实际上是十六代江舜居始开基江东村，详见十二章五节的考证。
2006年，林祖韩先生的《江梅妃资料汇编·序》指出：莆田市博物馆藏有一通宋代瓷刻《处士刘公孺人方氏圹志》。其中记载：处士刘昌国，字廷俊，奉议郎刘汝霖之子、左朝散郎刘洵直之兄。昌国应科目不如志，杜门清修，乡间以为古君子。昌国娶白杜名家女、长泰邑大夫方昕之妹，生男3人、女4人，有内外男女孙19人。昌国卒于淳熙三年（1176），享年70。长子至、次子坚，游学相继殁于惠阳。季子棨，事母孝。方氏卒于庆元五年（1199），享年86。六年，刘棨奉二柩葬于寿溪之傍。侄子（洵直子）、承议郎、漳州通判刘榘认为伯父、伯母有潜德，遂刻圹志以昭后之君子。
林先生举此例认为：昌国只是布衣，妻子却封为孺人；传是唐玄宗允许江国舅将江梅妃遗骨归葬莆田时特赐其家乡妇人皆七品衔，故莆田妇女例封孺人。
林先生的看法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一是孺的本义是童子，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妻与孥，类也。”《礼记·曲礼》下说：“大夫曰孺人”，即大夫之妻称孺人。《左传》哀公三年，季恒子妻南氏，即叫南孺子。南梁（502—557）时，江文通（淹）的《恨赋》有句：“左对孺人，顾弄稚子”。《辞源》考证指出：孺人是妻子的通称。事隔半个世纪以后的宋政和二年（1112），朝廷改定外命妇封号：通直郎以上初封孺人。但是，社会上仍雅称妻子为孺人，《处士刘公孺人方氏圹志》为例证之一。
二是宋代有作碑谀墓之习。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称：“近世行状、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过实，人多喜之，率与正史不合”。刘榘是淳熙八年（1181）进士，嘉定八年（1215）官至工部尚书，未几致仕，有《刘尚书集》三十卷。嘉泰（1201—1204）间，他没有盲从社会上的谀墓习气，则客观评价：伯父为古君子，伯父与伯母有潜德；这些足以昭后之君子。可知，刘榘的圹志并未说方氏的孺人是封赠所得，林先生的封赐之说只是推测。
三是“唐玄宗特赐莆田妇人皆七品衔、故莆田妇女例封孺人”的说法没有依据。《通典·职官·内官》载：“凡三代之制，诸侯之妇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唐时没有封孺人。莆田存“唐古田令朱公妣敕封恭人肖氏墓”碑可证。宋时，孺人不是七品衔。据《续通典·职官·文散官》载：宋制，通直郎从六品；命
妇随夫之官称，孺人也是从六品衔。又查《清通典·职官十八》，到明清时，七品官妻封赠孺人。可知，明清时孺人才降为七品衔。
莆田诸女“于归俱赐銮驾”。銮驾是天子的车驾，若赐于莆田诸女乘归，是违反封建礼制的。谱中的“高祖迁江东”未明指，不过据13代“冬”条所载，即是江国舅三子始迁江东地域。冬，不是江仲逊的高祖；而是孙子。这条记载，肯定有误。祥见下目。
第十二代“采芹，册封国舅，官都察院御史，忠于帝室，赐食庙祭，道号普济真人，历著显迹，前明代隆武十一年乙未显神运米救饥，至今乡民崇祀浦口大宫，娶夫人郑氏，子春、夏、冬”。
明初才设都察院，职责是考察官吏。江国舅什么时候封为普济真人，不详。但说其隆武十一年（顺治十二年、1655）显神运米救饥，可知是从这年起才有显灵记载，此后才入祀江东浦口宫。浦口宫内江国舅帐前悬块匾额，是明代龙泉知县郑阳复题诗：“身后救饥运米功，脱靴舟上显神通，木魁四姓收麾下，浦口春秋报赛崇”。“文化大革命”后，由里人陈鹤新书。龙泉县位于今浙江省西南部，与福建省相邻。清乾隆《莆田县志·卷十三·选举》载：郑阳复为明万历十三年（1585）乡举，字懋春，府学，龙泉知县。此诗的矛盾之处在于：清乾隆前期以前，江梅妃的故居在东华村，与江东村的浦口宫无关，何况说江国舅。其二，江梅妃与江国舅是清嘉庆时才陪祀于浦口宫的，道光江东《江氏族谱》抄本载：嘉庆时江宗高创江东荣庆祠，也可参证。明代万历时的郑阳复，怎知清代嘉庆时浦口宫的报赛江国舅？其三，郑阳复的题诗与清道光江东《江氏族谱》相互矛盾。
第十二代“采蘋，唐皇妃，上阳东宫正一品，号梅妃，殉
节，赐葬祀庙”。
《旧唐书·后妃传上》载：玄宗于皇后之下立惠妃、丽妃、华妃三位，为正一品；天宝四年（745）复立杨玉环为贵妃。只有上阳宫，没有上阳东宫。《福建文学》副主编林如求1986年11月22日在《再谈〈一斛珠〉异文》一文中指出：“但我却比较相信族谱的记载，倾向于史有梅妃其人。”
《江氏族谱》载：“妃被选时，示梦其父曰：鹊噪今朝树，灯开昨夜花。果然音信至，及第在东华”。但却系在第十代渚（采蘋祖父）条下，而未系在第十一代仲逊（采蘋父）条下，可知这是明显的错误。
三、16代舜居妻载《八闽通志》
《江氏族谱》载：江国舅三子冬（第13代）迁居江东地域，到第16代舜居“娶林氏，公年20遗腹子瑫未逾月而公卒，氏养孤鞠子誓不易心，有司奏旌孝节之门，有坊立在垕江，周方伯书。皇清特旨崇祀节孝祠，春秋致祭，子姓例陪祀受胙”。明弘治《八闽通志》卷七十二《人物·列女·明》也载：“林淑贞，莆田人。年18嫁为江舜居妻，生子瑫，未逾月而舜居卒。时姑已没，舅老且病，夫兄复远戌，家无应门五尺之童。林氏日夜勤纺织，以资奉养，舅年81而终，凡棺衾之属必尽其心而无所苟，不逾年复脱簪珥葬焉。瑫稍长，即遣郡庠攻举子业。乡人皆贤之”。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十一《人物·列女传》则载：“林氏，舜居妻，年18生子瑫，未逾月而舜居卒，养舅鞠子誓不易心，有司奏旌其门”。《八闽通志》卷十五、弘治《兴化府志》均未见林淑贞孝节坊。可知：明弘治时，乡人赞扬林淑贞，弘治后“有司奏旌其门”。第16代林淑贞为明弘治时人（《八闽通志》成书于1489年），与第11代江仲逊（唐开元〈713—741〉时人）相距776年，每代相隔120多年。可见，该谱第16代以前
的代系讹漏甚多；古人多有遗憾。清乾隆拔贡、福建建宁人朱仕玠，有《过江妃故里》诗四首。①其一有句“传说江妃旧住村”。其三有句“懊恼史官编外戚，不书名姓慰贞魂”。
元代的江东地域叫垕江，在东华村西。莆田人陈池养（1788—1859）的《慎余书屋诗集》卷一《江梅妃》诗有注：“梅妃生东华村西，或曰生垕江村，今村有江姓”。这个地域，在清乾隆时叫“港东”②，俗称江东③。清初，江东与东华两村相邻，均在木兰溪（江）的东岸。虽然江梅妃成了江东村人，但直到咸丰时，江梅妃的“东华遗迹未终荒”；除了故居，还有“鹅脰封高对夕阳”④。
四、17代江瑫夫妻合葬鹅脰等
第17代瑫，“载志乘，事贞母林孺人尽孝，凡事必请命而行，母尝病，吁天割股者再，里邻以孝闻于官，特旌其家。娶东华吴氏，合葬鹅脰，子二：禹黍、禹文”。可与第16代舜居条记事互相印证。值得注意的是：瑫与妻吴氏合葬鹅脰。这个“鹅脰”，到乾隆后期的《莆风清籁集》郑王臣引林佳矶诗注衍为江梅妃的坟地。
第23代孟淮。“义复公子，讳潜，别号梅谷，博学善诗，尝修谱系，娶许氏，子五：世佩、世宝、世魁、世德、世信。”第23代与第16代相隔8代，孟淮约是明末清初人。
第28代逢玉（1583—1655）；29代普庵（1608—1691）；30代富生（1636—1712），道号文淑，诏赐禄帛、寿官；31代娘哥（1670—1748）；32代洪治（1691—1715）。33代兰官（1732—嘉庆时），字唐云，耕读自娱，尝修谱系，娶伍氏，生1子。据说，江东另有一部木刻版《江氏族谱》，保管者至今不肯公示于人，当是嘉庆时由兰官续修明末孟淮（23代）始修的江东《江氏族谱》。而道光手抄本《江氏族谱》，则是从嘉庆兰官木刻版《江氏族谱》中摘抄的，错漏较多。
1981年，林元伯到江东时，，还在江氏宗祠翻阅过族谱①。1985年，陈瞻岵撰有《给江梅妃的来历做一个初步的鉴定》一文，记述江氏家庙中有《江氏族谱》，“完整的保存着”。族谱载“仲逊原为地方官，其业医是继先人的遗绪”。此后，笔者见到的道光手抄本《江氏族谱》并无这样的记述。1986年，林如求只看到族谱散页，内有《一斛珠》诗等。1993年9月16日的《湄洲日报》3版发表林如求的《梅妃失宠：诗才逊于杨贵妃乎？》一文，说：“前几年，我有幸到梅妃故里采风”，江东村人“搬出江氏族谱”，其中梅妃条下“记录有这首《一斛珠》诗，但文字略有歧异”。笔者所见的道光手抄本《江氏族谱》梅妃条下也未载《一斛珠》诗。可见，林元伯、陈瞻岵所见的江氏族谱即木刻版。80年代初期浦口宫复建，主人还肯将该部族谱公示于人，1986年，林如求就只见散页了。
第三节 兴化府衙的署联
乾隆四十六年（1781），郡人郑远芳《莆乘志略》载：纪昀撰兴化知府衙署联“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为兴化乡土文献中所仅见。该文载于《莆田二十四景古今名人题咏集》一书，这本书是郑春铿1964年的手抄本，存于福建师大图书馆。
纪昀（1724—1805），河间人，字晓岚，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其孙树声辑纪昀所著为《纪文达公遗集》；民国时寿潜精选刊印为《纪晓岚诗文集》；据查《阅微草堂笔记》及《纪晓岚诗文集》，均无纪昀撰兴化府署对联的记载。
乾隆二十七年（1762），纪晓岚39岁，十月，受命视学福建。次年，任福建学政、升侍读。期间，对兴化府有所了解。二十九年夏天，晓岚迎养父亲容舒于福建，八月父去世，晓岚守制返里。三十二年纪昀受赠宋代兴化人郑樵所遗的古砚，三十七年（1772）至五十四年，用此古砚总纂《四库全书总目》。
郑远芳，号朝宏，字香林，又字芷朋、臣朋、疆圃。郑樵后裔，乾隆四十四年（1779）举人，次年二月由涵江迁居城关，同年入京应试，落第，四十六年返乡。倡修谯楼，纂有《莆田二十四景古今名人题咏集》，著《用拙居存稿》等。《用拙居存稿》诗集二卷八集，自序于嘉庆四年（1799）九月90岁时，“寿萱园藏版，河间纪先生鉴定”，由侄崇有、崇儒校刊。该书载有纪昀的《题鉴亭吟草》6首诗；《题夹际公遗像》3首诗，之三有句“夹际仍留旧草堂，匆匆来访郑公乡”。可知，纪昀到过莆田。但该书中未见郑远芳记咏纪昀题联兴化府衙之事。而《莆田二十四景古今名人题咏集·莆乘志略》一文中渗入乾隆四十六年以后乃至1957年的史料，应是1964年郑春铿整理郑远芳手稿时予以附会而添加的。因此，1964年郑春铿以郑远芳的名义说纪昀撰写兴化府衙署联，没有依据。
郑远芳诗称纪昀为师。《用拙居存稿·香林旧咏集》中有首《夹际草堂砚诗》，序记：该砚径八寸广半之厚三寸许，刻存“夹际草堂”四字，左镌元佑〔1086—1093〕、右篆〔郑樵〕公名，由西江土著掘地而出、距郑樵时已600多年，漫士裘尚书得之，赠给纂修四库全书的纪昀，元芳登纪师之堂时获睹该砚，感而
赋诗。
莆仙地方文献仅《莆乘志略》说乾隆时纪昀撰兴化府衙署联；此后的兴化乡土文献中均说是道光间兴化知府王广业在府署题撰此联。广业，字子勤，江苏泰州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十一年十月由兵部郎中入直军机章京，曾任兴化知府。
嘉庆十七年（1812）起任职、游闲莆田近20年的萧重，道光时《重返黄石口号四首》诗之二有句：“廿年薄宦无长物，赢得江妃是部民”。可证，是广业题撰此联。光绪初，刘国光守兴篆，漆而新之，易以己名。稍后，莆田知县徐承禧移镌于邑署花厅，仍说是王广业所撰，并补足数语，以畅其意：
荔子甲天下，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梅妃是部民，知己者用悦己者容。
以上记载，见于宋仁陶《莆阳楹联汇辑》、徐承禧《治莆事略摭存》。此后，此联在闽地“一时盛传”；①光绪时，此联闻名广东。②
第七章 江东村与浦口宫
嘉庆十八年（1813）月（十一月）吉旦，江东倡缘董事38人同立《重修浦口宫志（一）》碑，③原文如下：
粤稽祀（缺13字）设教，凡为民御灾捍患者，亦祀之，此闾庙社之所由昉也。江东在李唐时，原寓天华□村，其地绿野连绵，碧流环绕。（缺10字）宋中叶，木兰陂成，林埔陡设，时露出浦岸，其平如砥，可置万家，遂徙居之。乡人即谋建立宫社，崇奉神灵，以叨默庇。（缺7字）中央构成宫殿，名曰浦口宫。抗囊峤而面谷城，山川□朝拱清，蔚为奇观。其地是□赐进士、国子监司业吴讳声烜公捐舍其旧址，□□□郑公与乡人同鼎建。越至万历丙子年（1576），声烜世孙奉直大夫、儋州知州、旌表孝友讳泮公捐俸，同乡人乐捐重建，开拓规模，庙貌更成壮丽。时有南京羽林参军刘讳宏科公，共襄厥事。迨国朝康照已巳年（1689），能干司殿吴公倡募整修。乾隆丙子年（1756），乡内再修，董事36人，竭力经营，气象焕然一新。嘉庆辛未年（1811），乡人诸善信共鸠金三千有奇，佥举董事38人，矢公矢慎，协力督修，更新合殿神像，丹楹刻桷，金碧辉煌。至癸酉（1813）仲冬报竣，尚剩余金，留置香灯物业。前人开厥始，后人克成厥终。自此人民康泰，文物丕兴，神贶当未有艾也。爰溯肇造之由，以迄于今，并勒贞珉，重于不朽。是为记。
乡进士、例授文林郎、吏部截选县正堂吴儒宗拜撰。
一议，宫内门窗户扇床椅器具，不许人家私用。一议，宫内宫外不许贮谷，及照墙大埕不许晒草晒谷。一议，三门内外不许剃头、卖槟榔及聚赌等项。一议，宫边埕不许人家积贮秽物。如有不遵者，公罚肉身戏文壹台。
碑中镌有吴儒宗等吴姓23人，郑姓、祁姓各4人，叶姓3人，陈姓2人与黄尧明、江宗高；共38人董事芳名。以下第一、二节分别予以析述。
第一节 垕江村的形成与衍变
嘉庆《重修浦口宫志（一）》碑记说：唐时，江东地域寓于天华□村，绿野连绵，碧流环绕。宋中叶木兰陂筑成，设立林埔陡门，才露出埔岸平地，可置万家，遂徙居之。
一、唐时海岸线
20世纪80年代初，福师大教授赵昭丙根据钻孔剖面资料与新石器遗址分布，写作论文《莆田平原的形成》，①认为距今约6千年前或稍后一段时期，莆田平原还是属于兴化湾的一部分，人类居住在从今江口至灵川的一个弧形地带，即在平原与山地的接触地带。近二三千年来，莆田平原上升，由浅海变成沼泽，长满蒲草，遂有“莆田”。1993年3月，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张德泉、市气象局刘文彬根据实地考察与14C测年，参考有关文献，写作论文《莆田海岸近4000年来的变迁与气候的关系》，②得出了比赵昭丙更具体的成果，详见下述。
秦汉线（1800—2200a，B.p.），海岸线沿着今日海拔4M的地域分布。20世纪90年代初，在黄石镇井后村后株海拔4M的山麓发现成片粘在基岩上的原生褶牡蛎壳，经14C测年为2575土105a，B.P.。
隋唐线（980—1400a，B.P.），海岸线约沿着今城关广化寺前筱塘、黄石横塘和海拔3.6M的向海一线分布。如黄石华东海拔3.6m处，经14C测年为1420士60a，B.P.。华东原属东华，和江东一样，此时仍是海滩。按照历史资料，唐时陆域是逐渐扩大的。
定庄山上的国清惠泽庙，武德元年（618）创。国清塘（今定庄濯缨池），建于贞观元年（627），周30里灌田500顷。与此同时，建横塘，周20里灌田200顷，还有新塘（均在宋安乐里地域）。唐玄宗在位时，东角海堤尚未建造。元和八年（813），观察使裴次元于邑之红泉筑堰潴水，垦荒地为田322顷，岁收数万斛以赡军储（原注见林諝《闽中记》）。光化二年（899），监察御史蔡僖来知红泉屯事（原注见《梯山院记》），亦有惠民。（红泉宫）盖祀次元及僖也。①红泉，宋林光朝在此讲学，即今黄石小学。宋代，兴化军仕人陈俊卿（1113—1186）《过木兰陂》诗有句：“裴公沿海筑长堤，灌溉无潴苦病畦”。裴公、蔡公等官员所筑的海堤，沿着不断外延的海岸线而修筑多次，与海争地。
据《新唐书·地理》，唐时还筑有陈塘、许塘、唐坑塘，地域已扩至今唐坑一带。
宋政和元年（1111）六月望日，爱莲居士在冲山草堂撰写的《延陵吴氏五塘总谱莲塘分房述》载：“黄石阛阓杂遝，唐室卜宅者只有四姓。朱提举占硕辅在东；陈上元令相陈塘之南，峙于西（今尚称塘南陈氏）；余校书先择户桥在南；我祖屯田尚书郎公卜沈浦，后改为钱坡，距黄石之西，子姓姻娅何能屈指，今里谚呼为四唐是也，猗也！”朱、陈、余、吴四姓族谱也证明此说。②《莆田朱氏通谱》记载：朱玑（841—907），咸通十年（869）进士，广明元年（880）由古田令卜居小龟屿（今金山）之左，存有“唐古田令朱公妣敕封恭人肖氏墓”碑。可知，朱姓居今黄石井后，即秦汉时生牡蛎的海荡；陈姓居塘南，在唐时筑的陈塘之南；余姓居户桥；吴姓先卜沈浦，后迁钱坡，在今黄石之西。张琴《莆田县志稿》卷七“氏族”载：唐末以前入莆的姓氏有：徐、朱、余、翁、叶、陈、姚、曾、凌、游、欧、董、孔、李、伍、许等姓；但“风俗”则载：“唐天宝中，东华村有江仲逊，世为医，高力士使粤，过莆选入宫，是为梅妃。今江东江姓其后也。”录以备考。
清同治时，陈池养《莆阳水利志》的《自叙》说：（唐）“观察使裴次元复堤东角、遮浪而开南洋”。但《木兰陂图说》则言：“唐观察使裴次元始塍海为田，惟恃新塘、横塘、陈塘、许塘、唐坑塘、国清塘蓄水，旱无余润”。两说不相符。卷五引《大清一统志》：“观察使开南洋。（按以是考之东角遮浪古石堤，盖裴观察所筑也）”。陈池养勉强以清代的记述来考证唐代的事，仍心存疑惑，而在《东角镇海堤图说》中客观记述：“南北两洋筑堤为防，始惟洋田有堤，今水埠内堤是也，亦名老堤；后沿海砌筑埭田，复为堤障之。今外堤是也。遂分内堤以障清水，外堤以障海潮”。笔者认为：所谓洋田，是唐裴次元筑海为堤后，才有南洋平原与南洋水田之称。南洋的外堤与内堤，是在与水争斗中逐渐向外扩展、不断完善的。唐宋明时期的记载，都没有说到裴次元筑东角遮浪海堤，上引的宋代陈俊卿《过木兰陂》诗，只说“裴公沿海筑长堤”；明弘治府志只说裴公在红泉筑堰潴水，垦辟荒地为田。
1985年，莆田史志工作者陈瞻岵撰写《给江梅妃的来历做一个初步的鉴定》一文，认为：唐开元间，江东地域大部分是海滩，但也可能已经有堤坝的布局，从附近的东埭、横（华）堤、余埭等地名可见一斑。①莆田人一直传说是唐明皇命江国舅建筑浦口宫②。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莆田县志》，其中《大事记》记载：“唐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安禄山陷长安，江采萍（梅妃）死难。里人在黄石镇江东村建浦口宫纪念她。”该则有误。唐玄宗一行六月十三逃离长安。过了十天，敌将孙孝哲率众进占长安。七月十三，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为唐肃宗，改元至德。
二、宋时海岸线
张德泉、刘文彬的论文还载：宋线（700—1000a，B.P.），今金山、浮山是近岸岛屿。在阔口、金山、浮山发现的古船板经14C测年为898士50a，B.P.，因此宋代海岸线约沿今涵江洋中、阔口蒲边、黄石沙堤，即海拔3M向海一线分布。
宋熙宁八年至元丰元年（1075—1083），木兰陂筑成。此后，陆域不断扩大。如废南洋五塘，“惟留国清一塘以备大旱。其白地尽输于官，以为官庄田，而官司酬奖李公，（宏）得小龟屿北、大龟屿东沿海白地，后人塍海而耕，皆仰余波，计其所溉，殆及万顷。变泻卤为上腴，更旱暵为膏泽”。李公劳瘁，后裔在大龟屿上立升仙祠，宣和初（1119—1120），知军詹时升署曰“李长者庙”。①可知宣和以前，大龟屿、小龟屿（今金山）已成半岛；人民筑海堤后“塍海而耕”，得溉木兰陂水。
木兰陂筑后，国清塘仅溉田70多顷。其下游仍是海滩。《八闽通志》卷六十一载：林光朝（1114—1178）的《城山国清塘》诗，有句：“小舟塘外水溶溶，渔歌忽断荷花风”。国清塘斗门在下游的塘下，即今沙堤村。沙堤人、明嘉靖二年（1523）进士朱淛于二十六年撰《桥西神宇记》，说神宇初名圣堂，与里社相向，创于元宣庆元年（1312）。厢壁隐置二龛，奉朱家三世祖及黄氏祖，亦有处士吴公牌套。②可见，沙堤村到元初才兴隆。
宋绍兴五年（1135）进士林大鼐《李长者传》载：木兰坡筑成，开“大沟七条，小沟无数。创立四处抵海斗门”。其中有嘉庆江东《重修浦口宫志（一）》所载的林浦陡门（即林墩陡门，属今桥兜），林浦陡门设后，露出浦岸平地，可置万家，吴姓等迁居“天华□村”（东华、垕江等地域），参见后目。
明正德十二年（1517）三月，都察院右都御史林俊撰《周氏西族总祠记》，载：周氏“徙莆，始百让起居郎，端拱（988—989）时也。淳祐（1241—1252）时，直学伟、佥判俊又徙清江，……”。①
弘治《兴化府志》水利载：“平地筑堤障海，谓之埭”。朱维干《莆田县简志》六章载：海滩称浦。这些地名遗留至今，联起来可看出古代至宋时逐渐外延的海岸线的轮廓：余埭（属今西利）、下埭、清浦（今清江）、林墩斗门②、华堤（属东华）、大龟屿与小龟屿（今金山）、东埭、红埭洋（属今东源）、东山泄（元末改为东山斗门）。
三、14大户捐建木兰陂
建筑与维修木兰陂时，黄石地区有14大户捐助。宋熙宁九年（1076）状元徐铎《木兰谣》有句：“施田舍田，十四大户。
三余七朱，陈林吴顾。陂沟既成，陡闸亦固”。这反映了最早开发黄石地区而且事业有成的姓氏以朱、余为主。嘉定（1208—1224）成书的李俊甫《莆阳比事·莆阳朱紫》载：木兰创陂后，族望益显者在黄石及莆阳地域的没有江姓；该书《梅妃入侍》条既然说江梅妃是莆田人，却没有记载其族属；可知江姓尚未与“显者”的梅妃挂上钩。
笔者判断：木兰陂建后，东甲、遮浪海堤始建，堤内渐渐衍为陆地，详见下述。
据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九载：位于南洋的景德里，最早的桥建于宋代，共五座。而南洋最下游的连江里，宋时只建3庙：①
宁海圣墩妈祖庙，建于元祐元年（1086），祀林默。
林井显济庙，创于淳熙（1174—1189）年间，绍定（1228—1233）间赐额。元元统元年（1333）在林浦（今林墩）设分庙。
祀古田令朱玑之后朱默。
东亭龙官显应庙，创于咸淳元年（1265），七年封祐文侯。
元延祐四年（1317）重修。仙游九鲤湖，乾道（1165—1173）建龙王祠，淳熙（1174—1189）时新修，赐额“显应”，此后似分灵于东亭。封建帝王为了江山稳固而求助于龙神。《文献通考·郊社》二十二《杂祠淫祠》载：唐玄宗“开元二年（714）诏祠龙池。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诏太常寺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乐章十首。又诏置坛及祠堂，每仲春将祭则奏之”。十八年，玄宗又因“有龙见于兴庆池”而大肆祭祀。杜佑《通典》卷四十六·礼·六载：天宝十年（751）正月，朝廷封四海之神（龙神）为王，三月十七日“册祭，仪具开元礼”。
《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也载：唐代，朝廷始祭海神（即龙神）。宋徽宗赵佶，最早将民间龙神正式封王；见《宋会要辑稿·礼四之一九》。
由上可知，南洋是与海争地才逐步开发的，因此，下游的景德里、连江里宋时只有5桥3庙。而且3庙均跟祈平水患有关。天华□村地域就在木兰溪的入海口。
1981年，莆田文史工作者蔡麟写作《从江东话梅妃》一文，指出：江东海拔5.3—6.2米（罗零海拔），假如没有镇海（东角遮浪）堤（堤底的海拔为5.3—6..2米，堤顶8—9.5米）的阻挡，就全是海水淹没的地带。①1980年莆田县第二次土壤普查的母质，也证实江东周围的土壤属于海积平原。②民国时，张琴《莆田县志稿》也载：遮浪未筑堤前，白湖（阔口）港由遮浪入海，而邹曾徐、惠洋等地是一片汪洋。清光绪二十年（1894），东华村人挖水沟时出土桅杆一支、船缆数条，这是过去海船停泊的地方。东华地域在垕江（今江东）的上游。由今华堤（属今东华）的地名可以推知：木兰陂建后，建有（东）华（海）堤保护“天华□村”的一部分地域，以后演变为华堤、华东、华中（属今东华地域）与堂江等村。
四、由巷东、港东到江东
元延祐四年（1317），南洋连江里的上游莆田里，始建有黄石通清浦的化龙桥。③与此同时，国清塘废为田（今称土海）。元末，南洋兴福里的东山泄改为东山斗门，延建东甲遮浪海堤。④明洪武三十年（1397）、永乐三年（1405）时，东角至遮浪海堤两决，海浪直趋壶公山下，草木尽死。此后又决6次，其中弘治六年（1493）大决，海水入平田。均及时修复。弘治《兴化府志》卷五十三《海堤》载：南洋海堤由东山斗门经东角、遮浪、港东、林墩斗门、港西至宁海桥南岸。垕江地域衍为巷（港）东地域。南洋的开发稳定了下来。
明弘治前，南洋最下游的连江里只建三座桥：东埭前桥（1457—1464）、普济桥（1464）、石阜桥（1481）。沙堤十里，烟树千家，“渔舠商艇日幅辏于其下，为莆中胜境，榜曰‘海上仙洲’”。①明代的东华是显村，余、郭、黄、林、吴、陈、游7姓中科21、甲6。其中两个八台：余瓒，太仆寺卿；郭应聘，南京兵部尚书。②而此时的港东（江东），仍无人中科甲。明代连江里人周瑛（1430—1518）《赠知事刘侯提督水利序》记述：弘治十二年（1499）任兴化知府的陈效下乡，询里中父老，始知莆田南洋地南昂而北俯。20世纪80年代初，赵昭丙教授也指出：莆田地势西高东低向海倾斜。黄石俗称下洋（壶公洋），地处该洋东北角的连江里巷东、巷西一带地势最低；木兰陂建后，由木兰溪入海口逐渐冲积为陆地。明初，连江里的“东华、遮浪，有长堤”，而“林墩、巷东，与巷西隔浦相对”。③
清同治时，陈池养的《莆阳水利志》书前印有《木兰陂图》、《东角遮浪镇海堤图》。可以看出：东角经遮浪、海滨至垕江有海堤，海堤外是东港、西港。其中，东角堤与陈山间有斗南陡门；垕江堤与林墩间有林墩陡门，垕江对岸是龙琯与宁海桥。东角的上游有东埭，遮浪与海滨的上游有大龟屿，垕江的上游有东华。
卷一《水道》载：木兰陂“一（道水）南行环壶公山至横塘、新塘，合梁溪之水绕黄石合三台、城山诸坑水至东华前，汇清浦之水，由林墩斗门入海”。卷二《陂塘·林墩斗门》条载：清顺治九年（1652）林墩斗门坏，筑为土堤，连岁淹没。康熙五年（1666）知府慕天颜等重建，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灏善重修。得水8个村：西洪、下埭、龙琯、清浦（江）、后洙、东华、港东、林墩。同卷《木兰陂·连江里》条记有：港西、垕江。同卷引《莆田水利纪略》所记南洋官涵中，有垕江九畔埭水涵。乾隆《莆田县志》卷二舆地·水利中各图标有东华铺、垕江铺等。
1917年，韩阜晋《兴化郡城记》载有：连江里，其中东亭铺有江西、垕江铺有江东。综上所述，垕江又称港东（江东），垕江名称一直由元代沿用到民国。
宋知军谢履《十四姓功臣舍田开沟亩数碑》说：“为大沟7条，小沟1百有9条”。清陈池养《莆阳水利志》卷二《陂塘·木兰陂》说得对：“南洋自李长者（宏）木兰造陂，即开沟导水溉田，大沟皆旧海港，支沟则人力所开”。巷东（港东）、巷西（港西）原是大沟。巷东、巷西之间有个似葫芦的大海汊，全长超过1公里，最宽处百米，最窄处50多米，像个巷道。涨潮时烟涛滚滚，惊心动魄；汛期时，从清江、西洪来的大水挤出林墩陡门之后，直冲葫芦海，呼啸一般注入东北面的木兰溪入海口；退潮时，葫芦海中间净深达10米，犹如深渊。①巷东、巷西遂成港东、港西两个海港。②此后，海港淤浅，遂称江东、江西。人们在葫芦海中造出一座高危的独木桥，下插16个木墩，上面铺着宽50公分的木排，退潮后得以通行两地间。
第二节 浦口宫的沿革
一、始创的里社
木兰陂筑后，垕江村地域才露出浦岸而人民迁居之，并在浦口建立官社，遂名浦口宫。宫社即里社，乾隆《莆田县志》卷三载：“里社坛本以祀土谷之神，今皆建屋杂祀他神”。据查吴景銮主编的《莆田吴祭世系宗谱》：第12世、奉议郎吴诹与13人共捐资七十余万缗，舍地五千亩筑木兰陂，是筑陂14家功臣之一。
朝廷赐封为作院使，配享春秋二祭。①吴诹长子帝允，讳声烜，□赐进士、国子监司业，由坊巷迁垕江，为孝友吴之祖，捐地，□□□郑公与乡人同鼎建浦口宫。
浦口宫初创，祀土谷之神，亦祀“为民御灾捍患者②”。木兰陂筑后，莆田奉祀的水利功臣最盛：唐代修使华陂的吴兴，宋代护航神林默及修木兰陂的钱四娘、李宏等人。浦口宫所祀不会例外。由于是里社，境内多不胜记，因此明弘治四年（1491）的《八闽通志》与十六年的《兴化府志》均未记载浦口宫。
浦口宫是福建境内记载明确、至今保存完好的最早的宫殿式里社。沈福煦著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记述：唐代提倡道教，大规模建造宫殿式建筑、塑神像；从此，宫观成为道教建筑的正式名字（113页）。从宋代起，宫庙的形式很多，有一进、二进及多进（145页）。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始建于北宋天圣（1023—1031），崇宁元年（1102）重修，面阔七间、进深六间，殿的正面有八根木雕蟠龙柱（150页）。
1985年，陈瞻岵《给江梅妃的来历做一个初步的鉴定》一文指出：“浦口宫宋代始建”。90年代末，浦口宫重修梁檩中有题名“宋翰林院学士吴孟慈”的。据《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宋翰林院为内侍省所属机构，内设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应内廷供奉。而学士为文臣之清选。查《八闽通志·科第》，兴化军无此人；吴景銮主编、2002年出版的《莆田吴祭世系宗谱》中载有《入闽六祖历代名人录》，也无此人。录此待考。宫内有块匾“义勇侯”，标为宋绍兴十九年（1149）太守陆焕奏封、清同治十二年（1873）檀樾主吴泮立。陆焕于绍兴十八至二十年知兴化军。南宋刘克庄《义勇普济吴侯庙记》载：吴兴于唐神龙（705—706）间创使华陂，“愤蛟溃堤、穷穴除害，其事与李冰、周处相望史册”。宋大观（1107—1110）间赐庙额，绍兴时封义勇侯，淳祐（1241—1252）间加“普济”、封配叶为“昭惠夫人”①。可知浦口宫建后不久就主祭吴兴，反映了民众筑堤防洪、农业丰收的祈愿。
二、万历重建而主祀玄天上帝
明嘉靖二十二（1543）至四十二（1563）年兴化府倭患，水利尽为倭寇破坏。莆田人林润《陈六事疏》：“次则各地陂堰，亦尽为倭寇所决，溪涧悉涸，海水冲流，沃野尽变为斥卤”。②特别是东角堤被倭拆毁后，海水泛滥至城外。此后，人们复修海堤等。
万历四年（1576）重建浦口宫，吴声烜世孙、奉直大夫、儋州知州、旌表孝友吴泮捐俸，乡人乐捐，开拓规模，庙更壮丽，南京的羽林参军刘宏科，共襄厥事。清乾隆《莆田县志》卷十二载：吴泮，字廷造，府学，嘉靖三十一年（1552）乡举，儋州知州，性孝友。
《莆田吴祭世系宗谱》255页载：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江东环浪吴将祖先、宋端平二年（1235）状元吴叔告的府第、花园捐为北辰宫址，泗州知州吴月川与朱俨、卓万倡建，为檀樾主。环浪吴之祖圭老，是吴叔告的孙子。万历四年（1576）重建浦口宫，江东孝友吴从北辰宫分灵的玄天上帝为主祀；庆祝抗倭胜利，祈祷国富民强。因神格提升，重修时仿照微型的皇宫建筑。每年浦口宫圣明出郊，头旗均由孝友吴执掌；八年一轮上帝爷出巡及肉身王灵官、天罡火魁概由宫兜、沟埝二房轮庄。
乾隆《莆田县志》卷四载：“元天上帝殿，在谷城文峰岭，因前朝兵灾后鬼魅昼现，居民不安。塔山里人三诣武当山虔请香火崇奉。先有黄蜂团结武当行在四字于树杪，久而不散。爰即其地建殿，并摹其字于匾，至今屡昭灵异，地方亢旱，每祷辄雨，造福于民，良非浅鲜”。元天上帝，即玄天上帝。林祖韩《莆田县宗教志》载：今黄石登瀛村的北辰宫，建于倭寇患后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是明代以来莆田道教庙宇香火最旺的五爷之二。
每年二三月出游黄石、荔城等地。据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载：玄武，原为古神话中的北方之神。战国以后将28宿分为4组，分以4灵命名，北方即玄武。《楚辞·远游补注》：“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自汉以降，龟蛇作为北方七宿玄武神的象征而受奉祀。《抱朴子》说，玄武是老子的道教守护神；后吸收汉代纬书中“北方黑帝、体为玄武”之说，加以人格化，成为道教大神。宋真宗时为避尊祖赵玄朗之讳，将玄武改名真武。《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说：真武原为净乐国太子，入太和山修道，玉帝敕镇北方，统摄真武之位，并将太和山更名为武当山，意为“非玄武不足以当之”。宋天禧（1017—1021）中，诏封“真武灵应真君”。元大德七年（1303）加封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成为北方最高神。明永乐年间（1403—1424）加封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由于帝王的扶持，真武神信仰在明代蘋至鼎盛阶段，宫廷和民间普建真武庙。据明代《月令广义》载：玄天上帝的诞日为农历三月初三。
20世纪末，浦口宫重修。梁檩中有赐进士、提学佥事刘武来等人捐资题名。据《朝野类要·升转》，宋制赐以同进士出身
后，才能任大官。明崇祯十五年（1642）是乡试年，皇帝又加一次全国性统考，取史惇等263人，赐进士出身，这是明代科举的特例、明朝亡国前的恩典。《明史·选举志》载：正统元年（1436）始特置提学官，各省参用副使、佥事。景泰年间一度废止，天顺六年（1462）又复，此后成为定制。据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全书没有刘武来。可知，刘武来的赐进士有误。
但明宣德五年（1430）进士中有刘武，莆田南日岛人。
三、康熙、乾隆时募整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能干司殿吴公倡募整修浦口宫。这时，清廷才收复台湾几年，莆田沿海复界不久。南洋原来屡遭兵祸水患，民生正在恢复，因此整修的规模不大。
乾隆二十一年（1756），乡里组织36人董事再修，竭力经营，气象才焕然一新。宫内嵌有莆田24景图画。清顺治时林尧英选定莆田二十四景；浦口宫内的这套，应是最早的一套二十四景图画，具有艺术价值。二十三年的《莆田县志》卷一《舆地》始载：“港东，有浦口宫”。此时还未入祀江梅妃。因为：江妃生里还在东华村；到乾隆三十七年刊本的《莆风清籁集》载郑王臣《过江妃村》诗五首，始说江妃生里在江东，但只提到梅妃的故居与骨葬墓；如果此时梅妃已入祀浦口宫，郑王臣肯定会提到的。
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十五年、五十五年、五十七年东角遮浪堤又溢、溃4次，西涵溃为青龙港，也祸及地势最低的江东。五十九年海堤大坏，晚禾绝粒。
四、嘉庆再修而陪祀江梅妃
清嘉庆十五年（1810）重修浦口宫附属的飞云庙，祀唐宫廷乐师雷海青（始建时间待查）。
嘉庆十六至十八年（1811—1813），再修浦口宫。“更新合殿
神像，丹楹刻桷，金碧辉煌”。①此时，江梅妃与江国舅才陪祀于浦口宫。兴化府士人郭尚先（1785—1832），有《江妃村》诗②：
曾传戚里此江干，遗事开天已渺漫。
赋买千金心不转，珠擎一斛泪空弹。
秋风团扇班姬怨，夜雨淋铃蜀道难。
犹胜仓皇端正树，一钩罗袜与人看。
郭尚先官至大理寺卿。浦口宫现存他嘉庆十八年（1813）任贵州乡试正考官时的题匾《泽润生民》。诗人认为：曾传木兰溪下游江边有江妃村，但江妃的遗事渺漫。千金赋、一斛珠皆说江妃故事。班姬怨，典出《汉书·外戚传》：汉武帝宠美而能文的班婕妤。赵飞燕姐妹得宠后，班氏惧而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作赋《纨扇诗》而自伤：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成合欢扇，团圆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唐玄宗时，李白《清平调词三章》之二有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宋代，乐史的《杨太真外传》也载此典，高力士说：以赵飞燕喻杨玉环，甚贱；玉环遂恨李白。此后，三次阻止李白的升官。因此，郭尚先诗此处喻班氏为失宠的江梅妃。后三句皆指杨玉环。宋代，王灼《碧鸡漫志》说：唐玄宗在蜀栈道中闻铃声作《雨霖铃》曲；乐史《杨太真外传》说：唐玄宗到陕西扶风时呼石楠树为端正树；均哀悼杨妃。江梅妃犹胜在马嵬驿被杀后所遗“一钩罗袜”被人看的杨妃，隐指诗人在江东村“看”到浦口宫里的梅妃像，两旁有侍女持团扇。莆田仕人陈池养（1788—1859）的《江梅妃》，也有句：“未必珍珠能破寂，只余团扇解衔恩”。自注道：梅妃生东华村西，或曰生垕江村，今村有江姓。
团扇，也叫宫扇。唐玄宗时，根据大臣肖嵩建议：“皇帝升殿受朝登上御座之前，以六柄掌扇相合，遮于座前，待皇帝坐定后开扇，左右各留三柄立侍；退朝时，也合扇座前，皇帝离座后再撤扇，以后相沿成制。开元十五年（727）进士王昌龄有《长信愁》词，五首之三即有句：“奉帚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嘉庆十六年至十八年（1811—1813），乡人再修浦口宫报竣后尚剩余金，留置香灯物业。宫内存有十七年立的《德配昊天》匾、十八年立的《大丈夫》匾。伊秉绶（1754—1815），清书画家，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扬州知府。工书，尤擅隶书，劲健沉着。伊秉绶应何人所求，而于嘉庆十八年（1813）题浦口宫“贞烈垂芳”匾，尚待考证。
此次再修3千多金中，多者各捐白金壹百两，少者各捐银五两；而江氏所占的比例甚少。仅：
“唐赠镇国将军江仲逊，清世孙诏赐修职郎汉仪，次男诏赐登仕郎唐云，孙宗高，曾孙袭恩、袭隆、袭逵，元孙铸钝、口纯，捐白金30两正重修”。①“信士江宗高乐捐三郎洋民田壹段壹亩贰分，经能干吴司殿丈推字507号，年载租石为助琉璃膏火之需，祈子孙荣盛”。①经核对《江氏族谱》：32代煜治，字汉仪，娘哥次子，娶黄氏，生2子；次子（33代）兰官（1732—嘉庆时），字唐云，耕读自娱，尝修谱系，娶伍氏，生1子；34代树孙（1762—1817），字宗高，兰官长子，行八。生平勤俭成家，捐金以建大宫，置租以供祀典，为祖先蓄积买置祭业，创建祠宇，与徐葆亭交，称为莫逆，娶吴氏，子4：烨老（字袭恩，子铸纯、投纯、德纯）、镇老、栋老（字袭隆）、显老（字袭逵）。江宗高是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浦口宫38名倡缘董事中唯一的江氏。值得注意的是“三郎洋”，可知唐三郎（玄宗）的传说已融入地名。
“诏赐修职郎、前（缺8字），男唐浦，孙棕畴，曾孙袭礼、袭恒、袭腾，元孙圣纯、求纯、珊纯、翼纯、珍纯、桂纯等，乐捐白金30两正重修”。②经核对《江氏族谱》：32代洪治（1691—1715），字汉翔，娘哥长子，娶东厝吴氏；嗣子法炯（33代），字唐浦，娶吴氏，继王氏，继黄氏，生添孙（34代）。添孙（1785一？），字宗筹（畴），娶陈氏，生3子（35代）：恭孙，字袭礼，生珊纯（36代）；蛟孙，字袭恒，生永纯、翼纯、桂纯（36代）；鳌孙，字袭腾，生圣纯、培纯、珍纯，（36代）。
“江唐英，捐银5两正”。③经核对《江氏族谱》：第33代焕官（1756—？），字唐英，汉俊次子，娶彭氏，生养孙（34代）。
嘉庆倡缘董事38人，名曰“立功堂”。其中，吴姓23人，郑姓5人，祁姓4人，叶姓3人，陈姓2人，黄姓、江姓各1人。这反映了各姓在村中的实力。吴在江东是大姓，因此在董事中占有60％，另由吴儒宗撰碑文。儒宗是乡进士、文林郎、吏部截选县正堂。至21世纪初，江东的孝友吴有200多户986人（内科级干部、工程师、大学生44人）；还有环浪吴（同上、60人），东甲吴（同上、5人），福清三山吴159人（同上、15人）等。
民国时，张琴的《莆田县志稿·氏族志》记载：南宋祥兴二年（1279），祁匡衡随末帝（卫王）南迁，封护驾将军、朝散大夫。宋亡，子孙居安乐里祁家村（笏石祁厝一带），后迁居水南、度尾、江东、洪里、丰尾等地。祁宗汉的《祁姓渊源及祁姓入莆初探》①记述：江东祁姓族谱于“文化大革命”中失落，有位见过族谱的长者说：入莆始祖是南宋末的祁匡衡，避战乱而携眷迁居今新度镇善乡村。若干代后，衍居镇海的丰美、黄石的沙坂、北高的埕口等地。明初，善乡村的后裔迁到黄石的道尾，道尾祁仁的母亲是江梅妃的族裔，遂携家移居娘家江东，经历500多年至21世纪初已是23代了。莆田祁姓以江东最多，有500多户2000多人，占该村总人口的30％左右。
第三节 清中后期的诗文与碑记
一、嘉、道、咸、同年间吟咏江梅妃
同治时，陈池养《莆阳水利志·东角镇海堤图说》记述：嘉庆间乡民乘（镇海堤）旧址未坏者屈曲为堤御潮，秋汛昼夜防守。此后潮势渐大，道光六年（1826）起重修，包括堵截青龙港。七年，东角遮浪海堤坏800多丈。官府组织民众抢修、大修。“十二年沿海（虽）埭田淹没，（但）南洋晏然”。即南洋的外堤淹没，内堤无碍。
浦口宫陪祭江梅妃、江国舅后，江东村的影响日益扩大，里人与官宦的诗句屡有咏及。
（一）卅六湾梅花书屋。“莆地故多梅，而三十六湾为最。花盛时绵亘十余里”，不让邓尉、孤山，独惜僻处荒陬。黄石巡司萧重遂于嘉庆十七年（1812）建“卅六湾梅花书屋”，“柴门正对江妃墓”。萧重携诗友啸咏其中12年，画图题诗以纪①。道光六年（1826），萧重调任金门，仍梦此屋，咏道“江妃墩外，潋滟江波绿”（《剖瓠存稿》卷十）。这时，“梅花书屋生茅菅”（同上，卷十八），已废。
（二）梅岭江妃墓。萧重前引之诗咏道：梅花书屋的“柴门正对江妃墓”；墓在莆田黄石。道光十年（1830）他由金门返莆，经过仙游枫亭的马岭（梅岭）驿道，却赋诗《梅岭（相传梅妃归葬处）》：
九鲤仙乡作近邻，首邱往事伪耶真。
千年荔子珍佳果，万树梅花葬美人。
雾鬓风鬟林下月，香南雪北梦中春。
马嵬自昔镌长恨，罗袜微嫌尚涴尘。
梅岭在仙游沙溪南三里，②上有亭，为迎送使客之所，宋朱熹过此，咏诗有句：“玉梅疏半落，犹足慰幽寻”。可知，岭上有梅。此为塔斗山来峰；亦名马母岭，③在仙游县南37里。枫亭驿迎接官使，于此斋备夫马，旧呼尾岭。④岭南有过路亭、观音堂，明侍御林公兰友建，清赠建关帝庙（即梅岭庙）。⑤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监生杨鼎墩整修梅岭驿道。道光时，高颂禾从泉到莆经此，有《明晨晴霁度梅岭》诗。①萧重的诗载：江梅妃归葬于梅岭，虽说是“相传”、“首邱往事伪耶真”；但也是特例，此后未见其他人述及。
（三）梅妃像与江家妆。道光时的高颂禾有《闽游集》，载《左黄有题梅妃小像绝句，余亦作四首和之》。自南宋里人刘克庄见过梅妃像并咏诗外，这是又两个见过梅妃像而咏的诗人。高颂禾，字稑仲，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闽盐尹。刘三，字左黄，也是宦游人。高与他“联床似较弟兄亲”，“乡情皖水情”；刘三于道光十七年（1837）结婚，30岁去闽地的剑溪（今南平）。
咸丰时，莆田黄石儒妇陈淑英，也见过梅妃图，有《题梅妃图》集句。不知是据像而模仿，还是民间的流传；江妃村“乡村倭髻曰江家妆”②。民国初年，莆田文人李光荣的《村妇》诗形象描绘了江家妆：“女人一样淡红裳，随耳银缳寸许长。裹足香勾三四寸，江妃衣饰是唐装”③。
（四）梅花亭。梅亭源自汴京西青城④。南宋时，朱雍，绍兴中乞召试。其《梅花引》词咏曰：
梅亭别。梅亭别。梅亭回首都如雪。粉融融。月蒙蒙。月（别作“江”）上小车，归去小楼空。当时曾傅新妆薄。而今一任花零落。朝随风。暮随风。竹外孤根，犹与幽径通。
长相忆。无消息。庾岭沈沈云暗碧。玉痕惊。对离情。无奈水遥天阔、隔琼城。年来素袂香不灭。此心无限凭谁说。夜绵绵。路漫漫。愁（别作“谁”）听枕前，吹彻笛声寒①。
立斋，有三、四人，杜范、王侃、谢立斋、曾立斋，未知孰是。其《沁园春·寿白侍从八十》词也有句：“闲来袖手梅亭。似桃李纷纷各自春”②。可知，南宋时，庾岭等地多有梅亭。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载：元至元间，儒学提举余谦葺林逋墓，复植梅数百本于山，构梅亭于其下。
明代郑岳《莆阳文献》卷四十六载：林国钧，字公秉，号回年。莆田姑青人。绍兴（1131—1162）初造白湖石桥，又伐石砌黄石抵城之路，凡20余里（出岳志）。即莆田至塘头（今黄石）驿道。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五十二载，该驿道中有卖花亭。宋崇宁（1102—1106）间陈氏建于章君桥上，以息行人，在望海门外一里许。开禧二年（1206），因妖物兴水中，亭毁。元至正十三年（1353），里人陈节首捐，浮屠民3人募众再建。桥增高二尽，上作亭三间，东营接待所，西建佛堂。明弘治十三年（1500）亭圮，县官经画银两，托林俊父亲重建。清乾隆《莆田县志·卷三·驿铺》载东路有塘头铺，内含卖花亭等6亭。此后改称梅花亭。咸丰、同治年间的陈池养《莆阳水利志》称：莆田县城东门外四方街有梅花亭，自屿上东埔沟头至梅花亭止，有木兰陂分流大沟一道。莆田人陈淑英（1808—1877），咸丰十年（1860）著《竹素园诗钞》，载《梅花亭》诗有句：“长亭美号令人猜，四顾苍茫不见梅”。岁月沧桑，未见梅花。1917年，韩阜晋《兴化郡城记》载：东门外宁义铺仰止里有梅花亭。梅花亭自然村（包括陡门头），1982年前属镇海大队；至今还在。
同治元年（1862），宋际春《莆中名迹》之一《江妃村》则咏江东村：“谁为作亭碑绝艳，墓旁多种百株梅①”。可知：江东村建的梅花亭是碑亭，无梅；而梅妃墓旁仍有百株梅。
（五）江梅妃的文才。宋际春说江梅妃的“千秋词赋配班家②”。江妃《一斛珠》，能抵吾莆诗人大家的一集③；“固千年莆诗之倡也”，“江妃为全闽诗之倡”。清咸丰时宋际春序《竹素园诗》，赞里人陈淑英“从千年后应之”，“江妃之后有嗣音矣”，“而莆信为钟闺秀之区无不可也”；遂赋《闽中论诗绝句》，之四、之十一皆咏赞江妃。莆阳林有珠，咸丰时也赞曰：“海邦二百余年后，孰与梅妃和旧音”。
与此同时，浦口宫尚未出名；未见时人咏及。只是频频提及“梅花村”（萧重《楼东怨》），梅妃村（郭龙光《宋宫人斜》、陈淑英《梅妃村怀古》），江妃村（郭篯龄《江妃村》④、宋际春《江妃村》）。
道光年间，兴化知府王广业题联府衙：“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同治七年（1868）复制于浦口宫。改革开放后，由里人祁明镜新书于浦口宫。
二、同治至光绪间重修浦口宫
同治四年（1865）云春（三月初三），浦口宫立功堂诸蚁民共庆主祀神玄天上帝的诞辰，众举董事80人为立德堂，鸠金共襄庙宇，迨至光绪三年（1877）重修告竣，气象焕然聿新。尚有余剩缘金若干，兹举董事捐银数各照名次，均供置租，留为崇奉神道祀典之需。宫内存有同治七年（1868）立的“居其所”匾，癸酉年（1873）立的“高明”、“峻极”等匾。
生员吴玉森撰文，与79人倡缘董事共立《重修浦口宫志（二）》碑。立德堂80人中吴玉森等吴姓42人，祁姓20人，张姓、陈姓各4人，叶姓3人，张姓、江姓各2人，黄姓、刘姓、戴姓各1人①。江姓即先藩、先极两人。
这次重修浦口宫，共费3千余金，其中江氏所占比例也极少。只二笔。一是功德主江宗高男袭恩、袭隆、袭逵，孙先鼎、先璠、先馨、先璧、先春、，先济、先奋、先武、先捷、先豪，曾孙朝元、朝王、朝廷、朝霖、朝连、朝新、朝瑞、朝祥、朝发、朝盛、朝稷、朝鸿、朝志、朝茂、朝锢、朝泞、朝炼、朝森、朝书、朝成、朝炯、朝莹，元孙济华、济坤、济大、济秋、济炳、济惠、济帝、济汉、济满、济溪、济必、济洚、济登、济丰、济树、济寿、济樵，乐捐白金30两正②。二是江先极、江朝和，各银六两正③。
经查江东《江氏族谱》，第16代至35代间相隔300多年，每代相隔一二十年。系年及事实记载明确、可靠。第35代烨老（1784—？），勤慎承家，克承父志，积金倡建祠宇，娶俞氏；栋老（1793—？），友爱可风，承父志董建祠宇，娶本乡黄氏；显老，同承父志董建祠宇，娶黄氏。3人续建的祠宇，即江东江氏荣庆祠，该祠是第34代江宗高创建的，祠联曰：“德厚贻谋远，恩荣庆泽长”等。
改革开放后，浦口宫重修檩梁中有“征仕郎、湖广衡州参赞江如运”等人捐金拾捌两正。《中国历代官制词典》查无“征仕郎”，只有征事郎：唐以为文散官，五代沿之。以后不见。元复设，明废。但，浦口宫碑记中无元时重建的记载。清末，于东三省总督、西藏办事大臣及驻外使节下置参赞，而衡州不属于设参赞的范围。总之，江如运的官职互相矛盾。道光时，江东《江氏族谱》中当然无此人；否是道光以后江东江氏族人，还是外地到浦口宫捐金的江氏，录此备考。
三、清末游咏江东村
清末的江东村，诗人络绎不绝，李光荣编的《兴安风雅》诗集与陈淑英著的《竹素园诗钞》咏及：
（一）梅花村。“百花围屋水绕门，倚棹来寻梅媛村”。“梅花斜映江村水”，“梅花开遍……”（刘尚文《江妃村》三首）。“雪消香里闭柴门，数本斜环才女村”（李光荣《江梅妃村》四首之四）。“绕屋梅花开万树”，“只留故宅掩荒苔”（林津《江妃村》四首之一、之四）。“宅边片石尚峥嵘”，“至今遗址依然在”（黄尚忠《江妃村》）。“梅影疑来彼美魂”（林习伦《江妃村》）。“青草久生遗址秀，白梅犹绕旧□□”（程登瀛《江妃村》）。“暗香疏影绕柴门”，“细雨梅花……”（周维新《江妃村》）。
（二）浦口宫。“信步探来天正午，瞻颜谒拜日将昏”（李光荣《江梅妃村》四首之一）。“痴心欲向梅妃问，我是开元时节谁”（黄家鼎《江妃村》）。浦口宫存有江春霖的对联：“久藏胜境因人发，信知天地有精英”。江春霖（1855—1918），莆田秋芦人，宣统二年（1910）辞监察御史返乡，热心公益事业，应在此时题联浦口宫。
（三）梅妃怨。“怨起怒涛入海门，奔流曲折达江村”（李光荣《江梅妃村》四首之三）。“独立江头吊采蘋，明珠一曲旧翻新。无声流水空来去，愁杀长门怨不伸”（林津《江梅妃村》四首之三）。“野梅树树精魂在，江水澌澌怨恨多。隔岸爱听村女唱，斛珠旧曲当山歌”（林翰《梅妃村》）。
（四）梅妃。“节烈流芳万古稀”（唐焕章《江妃村》）。“从古嫔嫱孰与论”（周天章《江妃村》）。“采蘋誉噪继江妃”（杨端《竹素园诗钞》题词）。由推崇梅妃而及咏梅的莆田女儒陈淑英：“自继梅妃后，公然树一标”（江大球《竹素园诗钞》题词）。“织成遍是天孙锦，肯让吾家有采蘋”（江宪章《竹素园诗钞》题词之一）。“梅花十咏成佳构，始信梅妃是后身”（翁大奎《竹素园诗钞》题词之一）。
早在道光年间，兴化府吏治腐败、执政无能、民无公道，只好诉诸武力，农民联乡械斗，有的乡执黑旗，有的乡执白旗。黑白旗械斗的争端，也以龙舟竞渡为形式；衍及东华、江东等乡村。宣统二年（1910）农历七月，林墩村（黑旗）举行龙舟竞渡赛会，江东乡（白旗）架炮阻止，各乡村的大多数龙舟不敢与会。但东华乡（黑旗）等17艘龙舟仍游荡不散，并抬到江东乡稻田里而损坏了稻苗。东华乡是莆田县南北洋最大的乡（土地5000亩、人口9000人），但这样引起了周围白旗乡的公愤，东华乡的出入交通被封锁。农历九月二十八，东华乡五帝庙王公大人寿辰演戏，卜圣杯围攻龙官村（白旗），焚毁房屋10多座、焚死33人。官府查办，后以江东乡吴某某为代表、东华乡余某等5人为代表，协商同意，东华赔命案款3万9千元，江东吴某某代收代发给龙官33人死者家属。东华乡共耗10多万金，官府才释放拘押的东华秀才、乡人等。①龙官，即龙琯。
黑白旗械斗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胎，各乡村的群众都是受害者。
第八章 民国前后的衍变
第一节 梅妃故事传到外国
一、关佛心的《莆田史话》
民国初期，莆田人关佛心著《莆田史话》。其中谈到江采蘋，说其父江仲逊是读书人，说采蘋的坟墓鹅脰坟在港东；而明《莆阳文献》仅说是民家女，乾隆《莆田县志》只说梅妃的祖坟鹅脰田在东华。可见，故事的演变在岁月中也很快。
关佛心（1872—1931），名陈谟，号勋甫，福建莆田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官至福建省临时议会议员。
《莆田史话》还有两处值得注意；笔者予以探讨。
（一）“吾莆设县至开元时，不过七八十年，文化尚未发达，读采蘋的著作，却清新俊逸，卓然一女文学家。又采蘋在港东乡，何因而被选？这两个问题，颇不易答”。
20世纪20至30年代，鲁迅屡次提到《梅妃传》：“今每误为唐人作也①”。“做《梅妃传》的人提起叶少蕴，一定也是宋人②”。《隋唐演义》“其叙唐宫事……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③”。《梅妃传》“题曹邺者，妄也。唐宋史志亦未见著录……。今即次之宋人著作中④”。《梅妃传》跋“自云与叶梦得同时，则南渡前后之作矣。今本或题曹邺撰，亦明人妄增之”。《隋唐演义》“多本正史纪传，且益以唐宋杂说”，如《梅妃传》等。①
与此同时，壶社有次诗咏梅妃村的月课，也有成员质疑的：“一抔疑塚留鹅脰（关佛心）。“生小海滨女，如何贡帝宫。岂逢高力士，为唱大江东”（林及锋）。“归骨江东史阙疑”（游介园）。宋仁陶诗咏后，还有《福州西湖强小姐墓（分来字）》六首，之六有句：“痴心欲把锹锄去，香塚有时掘得来（相传梅妃归葬故乡）”。
1931年春，莆田人、中共福建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陈国柱（1898—1969）赋诗《读梅妃〈楼东赋〉》：“读罢楼东百感并，家乡万里吊梅精。芳魂远胜芝兰馥，浩魄长留冰雪清。鹅脰埋香原有迹①，马嵬遗袜更无情。珍珠早种长门恨，宁似洲边放鸭行②”。原注：①近人鲁迅、郑振铎以梅妃系宋南渡后文人伪托传奇，但莆田有鹅脰冢，系梅妃葬衣冠埋香处。②莆田俗称妃幼时，放鸭②。陈国柱认为，鹅脰坟只是梅妃的衣冠墓，不是清乾隆《莆风清籁集》附《兰陔诗话》所说的葬骨处。陈国柱还引民间传说，认为江梅妃幼时放鸭，实际上赞同明《莆阳文献》民家女的说法。在外地人看来，莆田是以荔枝与梅妃闻名的。著名作家郁达夫（1896—1945）的《闽游日记》载于福州《华报》1936年4月15日，其中《毁家诗纪十九首》之十一有句：“荔枝初熟梅妃里，春水方生燕子楼。”
（二）“德人歌德，把梅妃的诗译成德文，可知梅[妃]诗已传入欧洲的了。歌德译诗：承君相爱赠珠翠，无奈我妆台久未复临。自去君旁不相见，何曾知怎样梳妆斗艳辉”。该诗的源流，详见下目。
二、歌德等德人、英人译介梅妃
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作家。他和席勒是德国最早发现和最为推崇中国文学的人。歌德一生中有两个时期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并向汉学家克拉普罗特学习汉文。仅据魏玛公爵图书馆统计，在1813—1819年间，歌德向该馆借阅的有关中国方面的书达40多种，而在他的文学著作里，触及中国的也有四五十处。1818年，他在汉学家普洛特洛特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中国书法，后在魏玛王宫中当场表演，被誉为魏玛的孔子、魏玛的中国人①。
1824年，英国人托姆斯（汤姆斯）根据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出版的《百美图新咏》，选译30首作为《花笺记》一书的附录。《百美新咏图传》较流行的版本有清·颜希源编的4卷本，这是本关于中国女子的绘图诗文集。托姆斯采取直译，大体符合原文。歌德从《花笺记》附录中选译4首：薛瑶英、梅妃、冯小怜、开元宫人。他基本上只撷取诗人的某些母题，借题发挥，塑造了梅妃的怨情、薛的轻柔风姿、冯对旧主的依恋等。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他为各诗写了引言；严格意义上，这是些改编诗。
歌德这4首德“译”汉诗随同《艺术与古代》一文同时发表。歌德在介绍自己诗歌的引言中写道：“下面从一本传记的书《百美新咏》摘录出来的笔记和诗，使我们相信，虽然在这个奇怪特别的国家有种种的限制，一般人仍然不断地生活、爱恋、吟咏”。本小节歌德的“中国诗”及它们的汉语原文均引自SiegfriedBehrsing，Goethes“Chinesisches”，in：WissenschaftlicheZeitschriftderHumboldt-Universit？t，Jg.19（1970），S。
244—258。歌德这些诗的引言及解释同出此文。不再另注①。
第二首诗题为“梅妃”。歌德诗文曰：
梅妃，明皇情人，貌美聪慧，少年时便引人注目。自受一新宠排挤后，入迁一特别住所。当纳贡国国主向皇帝献上重礼时，皇帝念及梅妃，把全部东西转送给她。她不受，谢以下诗：
你送来珠宝给我做装饰，我已有很久不复照镜子。
自我从你的视野里远离，我不再知道打扮和装饰。
此诗译文引自钱春绮译《歌德抒情诗新选》第359页，上海译文社1989年出版。此诗的汉语原作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被遗弃的妃子懒于梳妆，泪湿红绡，拒收皇帝的礼物，更表达了自己的凄楚和失望。歌德的诗舍去了许多细节描写和外形渲染，似乎更注重对象的心理活动。这首“梅妃”离原作尚不算太远。但由于去掉了细部叙写，诗中的中国特点已不复存在。如果没有那段诗前小引，很难看出这是一首中国诗。②
歌德译诗时对埃刻曼说过：“我越来越看出，诗歌是人类所共有的”③。1827年2月5日、6日，他都提到“中国女诗人”（即《百美新咏》）。译后，他写过《〈百美新咏〉中的中国材料》一文。④
歌德在德国的后来者，掀起了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热潮。1929年，汉学家卫礼贤首次用德语直接从汉语译出歌德所选的梅妃诗。1936年，陈铨教授在博士论文《论文学研究》里盛赞了歌德所译的《梅妃》诗。1942年，塞尔登在《1773—1833年的德国诗歌中的中国》一书中谈到歌德的“中国诗”。
马祖毅、任荣珍著的《汉籍外译史（修订本）》287—289页载：张威廉教授则把歌德所译《梅妃》一首与汤姆斯的英译及卫礼贤、霍夫曼的德译进行比较，研究了各人翻译的技巧。汤姆斯、歌德、卫礼贤、霍夫曼的译文并列如下：
P. P . T h omas （1827）T h e eyes of t h e Kwei flow er ，have been lon g un adomed ；
Being for s ak en my gir dle h a s been wet w it h t ear s of r egr et .
Since r esiding in ot her apa r tment s ，I have r efu sed t o dr ess ，
How think by a present of pear ls ，to restore peace to my mind？
Goet h e （1827）
Du sen dest Sch ？ t ze mich zu schmǖck en ！
Den Spiegel h ab ’ ich1？ ngs t n ich t ange -blickt ：
Seit ich en t femt von deinen Blick en.
WeibB ich n ich t m eh r wa s zeier t und s chm ？ ck t .
R. Wilh elm （1929）
Die ka ssiabl ？ t t er -A ugen br auen h ab e ich lange n ich t gemalt .
Schmink r est e und T r ？ n en feu ch t e die rot e Seide.
Den gan zen T ag wasch e un d k ？ mme ich mich nich t .
War um sollen n um per len un d E delst eine mein e Ein samk eitt r ？ st en ？
A. Hoffmann（1950）
MeinwieweidenbltterfeingeschwungenesgAuenbrauenpaarhabeichlangenichtgemalt.
Verblabt istallmeinGlanzvorTr？nendiedieroteseidemeinesGewandesbeflecken.
Vestobenalldiezeit，pflegeichwedermeinHaarnochmeinGesicht. WozunochechtePerlenmit alsTrost inmeineEinsamkeitsenden？
张威廉教授评论道：《梅妃》诗一开头，“桂叶双眉”四字就让译者感到棘手。桂叶又短又宽，怎能用来形容双眉呢？ 唐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卷》，把眉毛描得又短又宽。看来唐代确曾流行过这种“桂叶眉”，但欧洲没有桂。所以，汤姆斯用拼音；卫礼贤用Kassia，据查是一种荚果植物，但也可作肉桂。我觉得这种译法不免拘泥于原文，倒不如霍夫曼大胆改为“柳叶双眉”。汤姆斯把“桂叶双眉”译成“Theeyesofthekweiflower”，大概因为他觉得用桂叶形容双眉不妥，心想桂花一定很美，不妨就拿来形容两眼，却不知桂花号称“金粟”，香则有余，美则不足，用来形容眼睛，岂非笑话。我深深钦佩歌德敏锐的鉴别力，他并不跟着犯错误，而决然撇开不用，他把原诗的末句改作感叹句放在首行。他匠心独运地在第二行用上“镜子”一词，这是原诗和英译都没有的。但无论“描眉”或“梳洗”都免不了照镜子。这样就把原诗一、三两句的含意都反映出来了。他在第三行里无意中道出了“长门”这典故。长门是汉朝的冷宫，皇帝是不去光顾的。这句和英译诗相比，雅俗悬殊，卫礼贤根本没有译出，比霍夫曼用verstoBen则显得“哀而不怨”。这首诗短短四行，把原诗的意境和梅妃的心情完全表现了出来，却没有一点翻译的气
息，完全是一首德国诗。它是一首标准的意译诗。歌德在这四首译诗里，除了标题上的四人姓名外，一概摒绝汉语拼音词，这也许是他的译诗一点儿没有外国味道的一个原因吧①。
德国著名汉学家佛尔克，青年时在中国使领馆当翻译，1902年当过柏林大学汉语讲师，1923年在汉堡大学主讲中国语言文学，选译中国古诗和杂剧十种。1978年，由科隆大学汉学教授葛林整理出版《中国元代戏曲》，包括《梧桐雨》等②。该剧也谈到梅妃。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杨宪益（1914—）与夫人代乃迭合作，将《长生殿》传奇译为英文（THEPALACEOFETERNALYOUTH，外文出版社，1955年）③。
三、梅妃故事传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地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流传的中国军谈，包括《唐玄宗军谈》20卷，村田通信等著，据《隋唐演义》编译④。正德四年（1714），中国费元龄船抵长崎报关的书目中有《唐诗品汇》一部16本两套⑤。明《兴化府志》，在享保十年（1725）初次输入日本。宽保二年（1742），日本萩原伯州公订购《全唐诗》等；亨和三年，再输入《全唐诗》⑥。约在1755年，日本大阪书林为“初读舶来小说者”编辑了一部中国俗语辞书，题曰《小说字汇》，收录中国文学作品159种，其中有《西湖二集》、《隋唐演义》等。《唐诗品汇》于宝历十一年（1761）又输日本。日本诗人田能村竹田（1777—1834），《梅花》诗赋及梅妃故事。绘有梅妃像的《百美新咏》，于弘化五年（1848）初输日本。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盐谷温将《长生殿》译为日文，收入《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17卷①。以上书籍，均记述江梅妃的事迹。
李锐清编著《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子类《小说》第426页载：《顾氏文房小说》，明顾元庆辑，嘉靖元年（1522）顾氏家塾本，存日本内阁文库。嘉靖间顾氏夷白斋刊本，存静嘉堂文库、国会图书馆。该书收有《梅妃传》。第429页载：《香艳丛书》，清虫天子辑，清宣统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存日本无穷会文库、大阪府立图书馆。该书录有关于梅妃的诗文。
韩国闵宽东著《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第253页、272页载：朝鲜光海君时许筠（1569—1618）的《惺所覆瓿稿》卷十三记述，《隋唐演义》约于1600年传入朝鲜。朝鲜英祖三十八年（1762）完山李氏所作的《中国历史绘模本》序文中，也列80余种中国小说书名，其中有《隋唐演义》、《盛唐演义》等（6—7页）。现存韩国的汉文《隋唐演义》有12种版本，其中：明罗贯中撰、清褚人获订的四雪草堂20卷本有道光庚戌（1850）版、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书局版、清末中国铅活字版、清末中国木版本（1种10卷9册、1种20册）；绘图本（罗撰褚订）的8卷8册，有清末的简青斋书局版本、进步书局版本；罗撰的有清末中国石印版（8卷8册）、清末大成书局石印版（8卷8册）、光绪丁未（1907）上海普新瑞记书局石印版残本2册；罗撰、明氏郭大复订的10卷8册，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国石印版；罗撰明林翰的12卷12册，有清末玉兰堂中国木版本（99—101页）。《隋唐演义》，此后有韩文写本，还有翻译版，如奎章阁的10卷10册本，汇东书局1918年的13回本（405页、411页、425页）。高宗二十一年（1884），朝鲜翻译士李钟泰受命组织数十名文人翻译中国小说近百种。除活字印刷本外，还有一批手抄本流传，如《隋唐演义》。20世纪10—20年代，朝鲜再版《隋唐演义》等①。与此同时，传入朝鲜现存韩国而记有江梅妃事迹的还有：清代许奉恩著的《里乘》，光绪五年（1879）中国抱芳阁木版本；明代高棅编的《唐诗品汇》②。
朝鲜半岛的梅妃诗咏别具特色，柳潚（1564—1636），字渊叔，号醉吃，兴阳（今朝鲜）人，1597年进士，诗人，官至司谏院大司谏、兵曹参判副提学等。其《醉吃集》卷四载《喜春雪》。有句“模糊松叟须眉皓，润色梅妃态度妍”。南龙翼，字云卿，号壶谷，宜宁（今韩国）人，明末任出使中国副使。其《壶谷集》卷八载《问梅花》，有句：“恰似梅妃初见黜，太真兄弟共争娟”；还载《和赤谷〈惜花》十绝之八〈玉梅花〉》，有句：“梅妃不感君王惠，掷散庭前一斛珠”。金万重（1637—1692），字重叔，号西浦，原籍朝鲜光山，1665年文科状元，历任正言、修撰、弘文馆大提学、知经筵事等，卒谥文孝。著名作家，其《西浦先生集》卷二载《读班婕妤、梅妃故事，感而赋之》，序曰：甲寅（1674）春，余以侍从被罪，谪居金城，复作此诗，故第四云……。有句：“桂叶双蛾红绡衣，梅花疏影共依依。当时一顾且不得，身后丹青谩光辉。”
1851年，《元曲选》百种曲简析，分别登载在《亚洲杂志》1—12月号，其中有《梧桐雨》，使法国读者对梅妃有所了解③。
1886、1912直到1955年，《隋唐演义》在印尼衍有4种译本①。
在苏联汉学界颇有影响并有权威性的《元曲》俄译本，1966年由艺术出版社出版，是列宁格勒大学汉学家B·彼得罗夫编选并作序，孟列夫校注。其中收入《梧桐雨》。1976年，《世界文学大系》的《东方古典戏剧：印度、中国、日本》分册出版，收有马里诺夫斯卡娅翻译的《长生殿》，她是研究《长生殿》的汉学家②；两剧都谈到了梅妃。
第二节 江东村的发展
一、壶社诗人题咏《梅妃村》
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莆田的壶社诗人多次咏及梅妃。游介园编的《壶社诗草》贞部28卷全载《梅妃村》诗，这是1921年同题诗咏的月课，考察这些诗作，笔者有以下发现：
（一）祠堂香火。嘉庆时，江宗高除了参与捐修浦口宫外，还创建荣庆祠；江梅妃与江国舅陪祀浦口宫并入祀荣庆祠。从道光江东《江氏族谱》中得知：34代江宗高（1762—1817），创建江东江氏荣庆祠；35代烨老（1784—？）、栋老（1793—？）、显老续建祠宇，奉祀祖先。直到民国前期，江梅妃的“心地死生都雪白，祠堂香火自晨昏”（萧浚颐《梅妃村》）。
（二）梅妃故事的普及。“为博北堂餐饭健，灯前儿女话梅妃”（林翰《秋日杂兴并留别里中诸友》之四）。“斛珠遗曲在，歌咏遍村中”（陈敬汤《梅妃村》）。“野老不知金粉恨，对人犹自说开元”（温筱珊《梅妃村》）。“芳草离披鹅脰上，踏青人自说梅妃”（游介园《梅妃村》四首之四）。
（三）怀古鉴今。“莫道门楣光彩在，几人曾读二南来”（关佛心《梅妃村》）。“至今呜咽意，流向大江奔”（方西湖《梅妃村》）。“为想长流呜咽意，楼东赋就恨难磨”（郑渠《梅妃村》）。“仙山缥渺知何处？不及东村野趣图”（陈元璋《梅妃村》）。“江东日夜潮声急，似为江妃诉不平”（张景棠《梅妃村》）。
（四）探索梅妃的诞莆。“八壶清气本乾元，酿出梅精千载魂”（陈耀枢《梅妃村》二首之二）。“红颜也有江村在，兰水才多见一斑”（游介园《梅妃村》四首之一）。“千秋绝调赋长门，幸结芳邻在近村（注：予世居清江，去梅妃村不及三里）。壶峤精华钟丽质，李家夫婿岂童昏”（宋仁陶《过梅妃村》）！宋增佑（1880—1955），字启人，号幼石、仁陶，原籍黄石清江，光绪二十五年（1899）秀才，宣统元年（1909）拔贡，先后任十中（莆中）教员、湖山小学校长、县劝学所所长、涵江电报局局长等。善诗词，工楹联，著有《仁陶日记》、《莆稗类抄》等。
二、江东村的变化
1994年中秋，《重修浦口宫志碑》说：“辛已（1941）宁海泛滥，冲毁宫壁，修葺时拓宽前殿东厢，俾与西厢相称”。宫内存有民国30年（1941）重立的“功垂千古”匾；还有“民国三十年立正气浩然张群”匾，是太平社朱姓3人重修的。张群1941年任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由于什么缘故却题莆田浦口宫的匾额，有待考证。
浦口宫40年代的董事有：吴荣春、吴骏福、吴福珠、祁九烈、祁捷书、祁步科等。
1943年春夏之交，莆田百日未雨，旱情十分严重。境内的村民纷纷组队到宫庙祈雨。江东村浦口宫内，奉祀有江梅妃与江国舅等人，江东百姓传说江国舅尝以靴化舟，运米赈济饥民；遂
商定组织祈雨队伍，首去黄石北辰宫祈雨。江国舅神像是软身的，可坐可站。这天，年老信徒为神像脱掉唐官的袍、帽和鞋等，换上素服、腰扎麻绳、头戴布巾、足蹬草鞋，抬立于便轿上。队伍集中在浦口宫大埕上，起轿后，由孝子开道，执事锣鼓队紧接，祈雨人均穿白衫执小白旗随后，数百人沿途近十华里唱着祈雨民谣，走约一小时到了北辰宫，把江国舅神像安放在殿前，全体磕拜玄天上帝、齐唱祈雨民谣，随后集体还村。但是，仍然赤日炎炎，没有乌云。江东村百姓只得又择一天，天未亮就抬着江国舅出发，爬山越岭30多华里，走到壶公山凌云殿时已过了中午，江国舅与队伍向玉皇大帝祈雨后顶着烈日下山回宫。沿途经过的村庄，村民纷在门前设立香桌迎送江国舅。这次祈雨仍不成功。第三次祈雨，县里官员组织民众到城关的府城隍庙，江东村小学高年级学生放假参加。队伍抬着江国舅神像出村，经过林墩、龙琯、西洪、港利、岳公、阔口、梅花亭、东门兜，步行20华里来到府城隍庙与外村祈雨队伍会合，把江国舅神像摆在庙前，向陈瓒城隍爷（宋末陈文龙的从叔）磕拜祈雨。下午三时整队出城，天空出现乌云，五时冒雨行进，回村时衣衫都淋透了。此后连日大雨，田禾有救，村民们在浦口宫会戏演出，酬谢江国舅。
“最后一次祈雨成功是偶然的巧合，虽然含有迷信色彩，但这也是一次民间祈雨的趣事，一直流传至今①”。
浦口宫还存有于右任的对联：“有怀期报国，所贵在无私；明珠辞一斛，亮节足千秋”。于右任没到过莆田，他的题联，似与江春霖有关，也可能与郑仲武有关。
早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同盟会员于右任在上海办报，鼓吹革命，宣统元年（1909）被捕入狱37天，得江春霖相救而出狱。1918年，江春霖去世。1928年，国民政府常委于右任书“杏村先生玉照”并题词，1932年，监察院长于右任又序《梅阳山人文集》。
郑仲武（1900—1956），莆田城关人，父亲在上海经商时，与于右任深交；于推荐仲武任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1946年，莆田中山中学校长郑仲武将图书馆命名为“于右任纪念堂”。1949年1月，于右任的两个女儿从南京到中山中学读书，住在仲武家；7月，随仲武一起去台。
民国时期，莆田县共有200多只龙舟。人们不一定记得赛龙舟与东华龙、江梅妃的关系；但这种民俗却是流传了下来。莆田县只要有水网的地方，几乎都有龙舟。南洋，以东华村最多，达13只；其次瑶台，7只；再次为清江、西洪、惠洋，各6只；沙堤，5只；江东、东郊、东甲、邹曾徐、新度，各4只；海滨、东埭、定庄、遮浪、屏山，各3只。北洋，以吴江村最多，4只；其次前黄3只；梧塘镇各村，共13只。每年一般在水关外丰美、涵江四沟嘴、黄石东华面、新港下江、埭里上林的龟沟、西洙的林桥头等地竞渡。每年都有好几个村举行请船活动①。
民国后期，张琴《莆田县志》卷7“风俗志”上载：“唐天宝中，东华村有江仲逊，世为医，高力士使粤，过莆选入宫，是为梅妃。今江东江姓其后也”。
据林祖韩的《莆田县宗教志》上册349页载：民国时，浦口宫主祀玄天上帝，陪祀江梅妃、江国舅、妈祖、钱四娘、吴兴、李宏等。但江国舅实际上成了浦口宫的“主房”，通过扶乩治病济世。这是旧时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由二人扶一丁字形的木架在沙盘上，谓神降时执木架划字，能为人决疑治病，预示吉凶。
也称扶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废浦口宫。菩萨台、匾牌等拆掉，联板也破坏，六扇门等放在碾米厂，全宫改为仓库。“大跃进”后，改为大队部，主殿整理为戏台，菩萨塑像放在仓库里。
60年代初，东甲至江东堤决口，洪水成灾、庄稼受淹。省委书记叶飞与省、地、县有关领导由三江口坐登陆艇到海滨、江东两大队访贫问苦，顺访浦口宫。
1962年11月12日上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携夫人于立群从福州到莆田，下午参观三清殿、古谯楼，并翻看了清咸丰年间的莆仙戏抄本《江梅妃》，晚上观看莆仙戏《靖边记》。13日晨，写下《途次莆田》七律，有句：“梅妃生里传犹在”。上午，参观木兰陂。随后，去泉、厦。
1963年11月23日，中央新闻社记者郭稼来采访时拍摄浦口宫、“梅妃故里”石刻照片，分别与清江人民公社社长陈占魁、大队通讯员吴明星合影留念。接着，中央新闻社陈秀全记者又来，要拍摄江梅妃塑像的照片，支部书记郑模荣不敢答应。1964年，故宫博物院重金欲购浦口宫内的神龛护栏金漆木雕，未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浦口宫的菩萨塑像多被人分解后拿去烧火煮饭等，仅余江国舅的软身塑像。原因是：祁亚鑫锯江国舅的塑像手、脚时伤着自己的脚，他不敢再锯就保存了下来。与此同时，江氏祠堂也被拆掉。1994年，浦口宫重修碑记也称：“文革期间，宫内典祀陈设一度毁废”。
1968年，黄石公社数千群众先在江东的葫芦海入海口以西数十米开挖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深3米多，再在大沟的入海
（即木兰溪入海口）处依托一处天然石礁，新造一座双闸启封式陡门，作为西洪、清江各村河流的入海口，以利排洪防潮。然后在葫芦海入海口填堵造堤。经过几年的努力，共在葫芦海内造田100多亩，葫芦海上游的大半部分港道，遂成水潭①。此后，填为田地，再成为民居。此后，高位海潮偶尔涌上江东的地面。
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浦口宫
改革开放后，村两委三任书记或主任吴鸿棋、江金泉、江国宝、吴建华、江国开、邹宗芳、吴鸿华一直重视浦口宫，乡贤吴金发、祁文森、郑仁凤女士等193人兴起捐资，组成理事会，理事长吴金发。
1979年起开始重修浦口宫，恢复宫内陈设，例行春秋二祭。村人祁明镜画张江梅妃的像，供作主祭。祁亚鑫献出残缺的江国舅软身塑像，补齐手、脚后，油漆一新，放在仓库里，第二天要开光时发现失落。因此，开光延期。
1981年，林元伯的《梅妃和梅妃故里》一文描述：梅妃宫重建于明万历年间，经历朝修葺，至今完好如新。分前、后两殿，中间有瞻拜亭，并由精美的长廊连接。前殿之外，有一座红墙环绕的大庭院，梅妃画像置于后殿正中的祀坛上，手执团扇，背后衬托几枝梅花。这幅画是民间艺人的创作②。
此后，祁明境再塑江国舅的软身木像；江梅妃像由金山人塑成，以前呈瓜子脸，现在呈丰满的脸型。脸部未油漆，均由吴玉仁化妆成粉面菩萨③。江氏族人请著名画家许英三画了一张江国舅像，作为祖宗奉祀。江居一房，此后分为江、林（过继）
两支。
198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莆仙行》，其中浦口宫的镜头播映后，文人墨客纷至沓来，题词作画。同年中秋，莆田县赏月思亲晚会在江东村南塘沟举行，市、县领导与台胞泛舟联欢。10月，莆田县政府公布浦口宫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旋而县交通局拨款修建村道（石板路）衔接福厦公路。嗣后里人陆续捐资修整，浦口宫之照墙辟为通道；宫前沟壑填为平地。
1985年，宫墙外建“白玉惊鸿”戏台1座。这时，浦口宫占地300多平方米，详见祁明规的《浦口宫简介》一文。
到1991年，郑国贤的《浦口宫》一文指出①：该宫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朝南。由照墙、大门、拜亭、正殿及东西廊房组成。
宫殿的正面并列着三个朱漆大门，中门高5米多宽2米多，门前有两只巨大的抱鼓石左右对峙；门扇上嵌着碗大的铜钉，金光灿灿，还画着手持巨斧的秦叔宝、尉迟恭二门神。正门上悬挂着一块巨匾，中间竖刻着“浦口宫”三个金字，四周雕有九条蛟龙并配以八凤的图案。
宫门对面有一片空地，建有一座白玉惊鸿戏台。即传说梅妃吹白玉笛，雷海青编惊鸿舞。
拜亭4柱方形翘角与正殿前檐连接，大门额上以斗拱层迭铺作，工艺精巧。
正殿为歇山顶带两披，最高处，两条蟠龙相对嬉戏，气势不凡；面阔五间，进深四间，100根木柱，抬梁、穿斗混合结构。
“德配昊天”匾高悬中殿正中，八根一人抱不拢的大石柱支撑起斗拱结构的顶棚。殿两旁排列着八块大石碑，即嘉庆《重修浦口宫志》与3块题捐芳名碑、光绪《重修浦口宫志》与3块题捐芳名碑。另一石碑上刻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1962年初冬的《途次莆田》七律①。其中的“梅妃生里传犹在”，被摘为“梅妃生里”石匾。
石碑北面的两个天井中，陈放着奇花异草。
主殿高4米，主祀江梅妃，其塑像身穿绣衣、头戴珠饰；两个宫女手执日、月扇分侍两旁；神龛横幔上绣“江梅妃宝帐”，帐帘上绣龙和梅花图案。陪祀江国舅、妈祖、钱四娘、吴兴、李宏等。妈祖帐前悬一匾：“湄岛钟灵气运昌，母仪圣德铭昭彰。
累朝敕封隆恩典，千古长存崇奉香”。“文化大革命”后，由里人陈阵新书。
两廊房，亦皆祀有杂神。
浦口宫的所有柱础、垂莲、雀替、驼峰、护棚等木石件皆雕刻精细。
宫殿里的匾额多达20多块：“位育经纶”、“赞化育”等。1982年重立“瞻拜”匾（原为明代弘治时，莆田人、四川右布政使周瑛所书）。1985年，中国书协会员、福州人沈觐寿书《人民德心》匾。
1993年，浦口宫主殿正中石柱改为石雕龙柱，殿外两侧月窗改为石雕。1994年，中共莆田县委选定浦口宫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月前宫前砖埕改为石埕，置石狮4座，全宫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15年间扩建，共投资50万元。乡贤吴金贤等193人倡议开光，浦口宫理事会主持，锦墩、延宁23村乡亲光临庆贺，盛典共历1个多月②。
1997年春节，梅妃故里贤达聚会浦口宫公议，扩建后殿（上帝庙）。共投资30万元，五月廿四日动工，1998年八月初四竣工。1999年中秋立碑留念。
与此同时，交通部门从涵黄公路修通至浦口宫的水泥公路。1997年7月，浦口宫被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旅游协会、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评为全国三百个著名旅游景区之一。梅妃故里载入《中国著名风景名胜旅游大观》大型旅游图集117页，1998年10月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中国旅游协会、中国博物馆学会联合编纂，中国地图出版社用中、英文两种版本出版。
1997年9月23日，福建省闽台民俗与旅游学术研讨会暨梅妃故里荣列全国著名风景名胜旅游景区庆典大会在江东村举行。梅妃故里出名后，国家领导人杨成武、叶飞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兰英、国际科教文组织人员、省领导陈光毅与陈明义等许多名人前来参观。中央电视台、福建东南电视台，香港《大公报》与《文汇报》，美国杂志《台湾同乡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福建日报》等都作过专题介绍。
该宫一遇水患就予重修，从未遭过火灾。因此，宋以来的石、木构架遗存很多，如四爪龙圣旨石碑、抱鼓石等；还有现存吴氏祠堂的古朴石狮。
四、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浦口宫
1997—1998年重修后的浦口宫，建筑面积827平方米。
门楼两边抬梁精刻“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楷书，中门两旁悬着“梅花玉魄今犹在，妃子芳名何处寻”楹联。
正殿前有一对新雕盘龙石柱，以玻璃罩防护。正殿主祀江梅妃，配祀左为江国舅及洪、白二将，慈济真君吴兴；右为妈祖及千里眼、万里耳，关帝及关平、周仓。两旁各有6间厢房，门
上列有清代莆田24景图。左边附祀婆祖妈、钱四娘、陈文龙（陈公太师）；右边附祀婆祖妈、太乙仙姑和柳、吴、温、马四大元帅。
宫后建有上帝庙，奉祀元天上帝，左边附祀尊主明王（社公、社妈）、镇海龙君。右边附祀镇国将军江公、吴夫人（梅妃父母）、戚继光等。
浦口宫保持清代重雕风格，保存20多根宋、明、清先贤题刻捐资芳名的梁檩。其中，还有旧建主东里伯将郑氏；恩例诏赐寿官吴兴峰，推举郡主吴少伯，诏赐寿官环浪吴如兴，环浪国学生吴庆来，恩例推举郡主吴俊荣，仪典吴谁、吴洛，礼部郎中吴圣赐；诏赐寿官叶诏岩；恩例推举郡主祁少川；御史江汉丹，江国舅清世孙江唐云、江唐浦；广州府龙门县赞政李弼；无年代的祁舜绪、吴杰士等人。
经查《中国历代官制辞典》，郡主，为宗室命妇封号。唐太子女为郡主，视从一品。宋因唐制，或以封诸王之女。元明亲王女、清亲王女和硕格格为郡主。因此，以上所列名的各位郡主，是私谥。《中国历代官制辞典》没有“仪典”条和“赞政”条。明龙门县，在今广东省惠州市西北部。清乾隆《莆田县志》卷十三·选举载：吴圣赐，字士宣，吴泮孙，府学，明天启四年（1624）乡举，高要知县。
1998年，中国书协会员余险峰书《精神万古》匾。
民国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联“明珠辞一斛，亮节足千秋”，“文化大革命”时被破坏，1999年4月由厦门大学教授余纲重新书丹。
2001年1月20日，福建省政府公布浦口宫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祀唐玄宗妃子江采蘋（梅妃）而建，由照壁、门楼、过亭、正殿组成。正殿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4间，抬
梁、穿斗混合构架。神龛护栏的漆金木雕，工艺精湛。保护范围南至戏台南沿，东、西、北三面由围墙各向外延伸10米。安全保护区南北长105米、东西宽29米，面积3045平方米，建设控制范围南北长105米、东西宽39米，面积（含保护区）4095平方米。
中大门对联“浦柳临风甘向人天付出绿，江梅浴日难得枝叶不贪红”，2004年由中国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常江教授书。
东大门对联“位显皇妃忧国难，名标史册驻民心”，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黄发兴撰、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书。
西大门对联“兰水千秋崇劲节，壶山万古仰璇宫”，是中国书协会员余一石撰书。
拜亭对联“三不恪贤明莫道居高声自远，二南彰德范偏因势重玉无瑕”，2004年由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王庆新教授撰书；“高风亮节历代后妃谁与比，懿德英才九州男女口皆碑”，是老教师吴庆玉撰、2000年由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陈兰通书；“梅花玉魄今犹在，妃子芳名何处寻”，是里人江一凡撰、中国书协理事吕文厚教授书。
内殿对联，“读采蘋诗效二南礼奇志丹心唯报国，呈楼东赋辞一斛珠贞风亮节永留芳”，是莆田市荔城区人大科教文卫体委主任江国兴撰、中国书协会员赵玉林书；“唐宫天寒一树红梅舒蓓蕾，故里地暖千村黎庶沐慈晖”，是中国楹联学会会员、莆田市楹联学会会长祁明规撰写；“浦口梅魂傲雪霜，楼东玉笛传忠烈”，是福建省人大原副主任黄文麟撰书。
后殿的匾额，《高风亮节》，仿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书；《民族脊梁》，1998年由中国书协主席沈鹏书；《盛德威仪》，1998年由中国书协副主席李铎书；《龙盘浦口》，2001年由莆田市人大原主任姚振泉书；《精忠报国》，莆田市美协顾问朱成淦书。
共奉浦口宫的原为13社，现为15社：永兴中社、福德东社、东春上社、福德西社、永兴后社、东里家社、信兴义社、新安寿社、永兴前社、黄兴祀社、永兴西社、太平朱社、延庆俞社、曲江境、浒西新义社。原来的里社有的衍为祭祀组织，如东春上社、浒西新义社。
2001年，理事会改称董事会，由198人组成，董事长祁文森。
到浦口宫参观的有：2001年5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俞曙霞教授所率自治区政协考察团。2002年9月15日，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宋坤所率全国政协文史考察团。2003年7月8日，中国美协副主席李锦咎所率中国美协会员一行；11月16日，江苏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蒋文亩一行；11月17日，世界华人摄影聚会副会长林光霖一行100多人。2004年8月23日，台湾台南陆天宫管委会一行，并题匾《庇佑众生》。国民党原少将吴鹤云，并题匾《原出一本》；空八军原副军长蔡园、福建省文化厅原厅长许怀中等人。
江东村耕地面积2160亩，全村人口5788人，另有在外工作人员2735人。该村在宗教信仰方面三教融合、多神崇拜，衍称为连江里垕江境，全境共有43个祭拜场所，名称各异。西什片15个，其中浦口宫与梅妃纪念馆最大；还有飞云庙，德清堂，积心阁，宝林坛，昆峰宫，万象祠，明夏堂，龙云殿，太平祠，聚心堂，书院，观音楼，财神洞，长光堂。东什片5个，有书兰社、东春上社、三一洞、筵进殿、浮天堂。祁境片6个，有西成寺、成庆庙、东上祠、紫云台、善德庵、飞燕府。环浪片11个，有葫芦岩、中天堂、玉枢翼林、太清宫、祠子、兴福洞、中天祠、合义洞、聚心阁、潮音寺、郑祠。江西片6个，有浒西新义社、青云庙、兴仙寺、升善堂、灵云洞、梅亭。在村总人口平均
每134人一个祭拜场所，比例很高，各种信仰的传说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中，江梅妃的传说增衍也就不足为奇了。
江东村以浦口宫为主，形成了一个旅游景区。该村位于木兰溪下游入海处，面对壶公山，是典型的“江南鱼乡之米”。西据涵（江）黄（石）公路要冲，北接324国道福厦路段，东控福厦高速公路莆田段，南联湄洲湾要道。景点分布，西邻“南塘秋月”，北依“宁海初日”，东据兴化海湾与镇海塔，南面“谷城梅雪”。
“宁海初日”与“谷城梅雪”是旧莆田县二十四景的两个景点，其中宁海桥旁有“梅妃故里”崖刻与梅妃立像。南塘秋月是新建的景点，其中有梅亭。镇海塔，即黄石镇遮浪村镇海堤的镇海塔，唐以来历代修建的南洋镇海堤，200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抬头石对面有宁海桥，明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九载宁海桥：元元统二年（1334）龟洋寺僧越浦始梁石为桥，长一百□十丈。桥南北各有桥亭，复建吉祥寺，备憩宿。未几，洪水冲去其梁者十七。明建文二年（1400），同知徐源命僧湘江等人募缘重建桥与寺，历十余年始成，检讨三山（今福州）人王偁、邑人林环皆有记载。“莆诸桥功力之巨，此为第一”。1961年省政府公布为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古桥之上复建水泥公路桥，长225.7米、宽5.8米，是连接莆田南、北平原的交通大动脉。
江东村旁的木兰溪入海处宁海桥的右侧，有块陈肇英隶书的“梅妃故里”石刻，俗称抬头石。旁塑有立体的包括底座2米多共高8米的梅妃塑像。这是吴玉仁努力三年，筹资三万元的成果。1998年农历闰五月十五日揭幕，莆田文化界许多人光临，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许培元同志题词“壶兰梅魂①”。吴玉仁刻下许多赞助者人名以示纪念却忘把自己的名字刻上②。吴玉仁自莆仙戏一团退休后发挥余热，抢救莆仙戏文化遗产脸谱、道具等，莆田市电视台社教部拍摄为电视纪录片《戏缘》，获得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举办的首届全国电视纪录片“中华荟萃”二等奖，这是莆田市电视台首次在全国电视专题片最高评奖活动中获奖。此后，该片通过中国黄河台输往美国、西欧等地播出。2001年10月的第5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期间，吴玉仁戏剧化妆艺术展览在鼓楼举行，其中有少女江采蘋的塑像；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吕厚民与中央电视台“话说长江”栏目主持人陈铎等人前往参观。
村中的南塘，建有梅亭（梅妃亭），由外大门、仪门、二层亭和三层亭等构成，美丽、大方。这是1997年十月初一至2003年修建的，首创者郑方仁风、吴祁凤英，共耗资百万。由15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梅亭，有仿制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的匾额《英烈千秋》。1998年，中国作协会员、福建省作协名誉主席郭风题匾《垂芳千古》；中国书协会员、福建省宗教局局长余险峰题匾《千秋梅魂》；福建省书协会员、莆田市书协顾问林井心题匾《海滨邹鲁》；等等。
该村，还流传有犀牛浦等故事。江东村的海浦有五、六块巨石，每块有一间房大，传说为犀牛的化身，会浮起来救落水之人。紧联犀牛浦的海底，退潮之后有两块巨石，犹如两只大船，传说是江梅妃与江国舅的化身，也能在海面上浮动救难。
第九章 传说与宫会的辨析
第一节 关于江梅妃的传说
一、皇宫格调的民居？
莆田传说：梅妃想家，明皇特旨梅妃家乡房屋依皇宫形式降格起造，因此莆田民居建筑的形式，带有一定皇宫格调①。我们对此应该有客观的认识。
沈福煦《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203页载：河南嵩山中岳庙，唐玄宗时始建，宋、金、元、明、清均有修葺。主体建筑峻极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为中国古代屋顶的最高等级），七铺作斗拱，挑檐抹角，四龙吞脊，黄琉璃瓦盖顶，殿内顶上盘龙藻井。中国古代建筑中使用龙纹，多见于寺庙与宫殿。至今能见到的实物，早在北宋元祐二年（1807）道教建筑的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就有8条蟠柱金龙。到了元代，龙纹用于建筑已十分普遍、成熟。明代，鼎盛②。
浦口宫原来主祀玄天上帝，当然可建为皇宫式建筑。百姓则传为唐明皇特旨。
至于莆田民居带有一定的皇宫格调，书中未举例，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例子。封建时代，住宅的等级制度很严格。如北宋时规定除官僚宅邸和寺观宫殿以外，不得用斗拱、藻井、门屋及彩绘梁枋。明代以后，等级制度更为繁琐而严格，详见《明史·舆服志》。清初对房屋的格式规定甚严。顺治五年（1648）正月庚申，旨禁官员房柱涂朱及民间屋梁贴金。正月辛酉，旨定王公府第制：和硕亲王绘金彩五爪龙柱，施纯色红青，不雕龙首，殿楼门基地高与室基等。多罗郡王绘金彩四爪龙。以下品级的只能绘各色花卉①。鸦片战争以后，朝廷的控制无力，地方各行其事，才有可能出现房建逾制的情况。
唐代龙纹的典型形态是尾部与右腿缭绕，3爪。宋代，有3爪、4爪龙，5爪龙少见。《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大德元年（1297）三月十一日载：5爪龙为皇家专用。默许民间可用3、4爪龙；但屡禁不止，民间亦见5爪龙纹。明朝皇帝垄断五爪二角的龙纹，但往往赐臣“蟒衣”，而蟒衣也有五爪、四爪的；因此龙、蟒难分，服蟒禁令从未生效。清朝宽松，官分4等可以服蟒；民间瓷器，有3至5爪龙纹②。浦口宫，也有多种龙纹。
二、“于归俱赐銮驾”？
道光《江氏族谱》抄本载：11代仲逊，“以女贵封妃，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莆田诸女尽封孺人，于归俱赐銮驾”。
莆田民间女子出嫁所坐花轿，轿顶四角饰有4条金龙，似龙轿，莆田传说由江梅妃奏请唐明皇赐下③。实际上迎亲坐轿，始自宋代。北宋时，男方迎接新娘，始用花轿，见《书仪·婚仪》、《东京梦华录·娶妇》。到南宋时，蔚成风气，见《梦粱录·嫁娶》；泉、福二州妇人轿子，则用金漆，雇妇人以荷④。兴化军位于泉、福二州之间，当不会例外。清代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肩舆》也载：宋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轿，南渡后则通行轿矣。明初，虽公侯不得乘轿。明万历中，四品官以下俱用两人肩舆；稍显者，或用四人帷轿。魏忠贤执政时，上严禁。何况妇女？直到清时，莆田未见轿顶四角饰有4条金龙的迎亲轿记载。
莆田妇女出嫁都要坐雕有龙柱的花轿。这种婚俗又传说于清初。1986年，74岁的退休干部陈瞻岵讲述《龙驾轿》①：清顺治时，莆田黄石横塘村人、秀才彭鹏在山区私塾教书，村里一个烧炭工的姑娘徐姑，出嫁给邻乡的王家，竹轿扛到半路时，被一帮恶少拦路侮辱。王家知道后立即休掉。徐姑投水自尽，被路过的彭鹏救起，因天晚而将其寄居在寡妇林三嬸家中，并常去照顾，后成为夫妻。彭中举后任三河知县，此地因黄河决口，朝廷多次修治都未成功。徐姑想起在娘家帮父亲用竹篓装木炭的办法，遂告诉彭鹏。彭鹏用篓装石块仅数月就堵住缺口，还在堤上每隔一里建个亭子，一来固堤二来便于行人避雨，并在亭中设立皇上神位，香火奉祀，以引起后任地方官的重视续修。彭鹏的上司上奏皇上，皇帝密访三河，很高兴，得知是徐姑献策；遂与皇后宣彭鹏夫妻殿宴。皇帝一时兴起，吃一道菜，提拔一级，连吃十二道菜遂连升十二级并放炮十二响。彭鹏夫人后封诰命，皇后特赐龙驾轿送徐姑还乡。徐姑回乡后，不忘嫁时之辱，凡有女子出嫁，就把龙驾轿转借别人。乡间恶少不敢犯欺君之罪因而不再骚扰婚轿。莆田宴席遂依十二道菜为限，起桌与散桌要放鞭炮。此后，成为莆田的民间婚俗留传下来。
《清史稿·列传·六十四》载：彭鹏，字奋斯，莆田人，顺治十七年（1660）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彭坚拒不从。
事平，谒选，康熙二十三年（1684），授三河知县。二十七年，圣祖巡畿甸，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赐币金三百，奖彭养廉。寻顺天府尹许三体劾彭匿报控案，巡抚于成龙察奏：彭讯无左验，方缉凶，非不报也。嗣以缉盗不获，累被议，积至降十三级，俱从宽留任。此后，彭鹏连升，官至广东巡抚，四十三年卒官，年68，赐祭葬，寻祠广东名宦。根据《清史稿》，彭鹏在三河县确有政绩，康熙帝视为廉官而此后屡加提拔。莆田的民间传说因而予以附会。
实际上，清初定制甚严。顺治四年（1647）正月戊午，旨定诸王福金公主格格仪仗、服色及公下官民人等妻车服制度：一品官员妻，轿车顶幔垂檐，俱用青色，银顶。民人妻，轿车蓝顶幔，无垂檐，黑油木顶①。八年正月辛未，旨定：皇太后仪仗，用黄纱绣龙凤文，黄轿一、黄车二等；皇妃仪仗，黄轿一、车一，四角用翟鸟金顶等。又诸妃仪仗，黄轿一、车一，四角用翟鸟镀金顶等②。六月戊申，旨定皇后仪仗制与皇太后同③。可知：轿的定制甚严，连诸妃也不准用龙饰轿角只能用翟鸟饰角，何况是官妻、民妻？
直到咸丰时，莆田黄石儒妇陈淑英《江妃枯》诗还有句：“笋舆停佇情无限，一带长江白渺茫④”。江梅妃故里也只有竹舆，未见龙角轿。因此，民间逾制的龙角轿，最早也只能始自陈淑英吟《江妃枯》诗后的同治时期。同时，由于江梅妃与彭鹏均是黄石人，江梅妃与彭鹏夫人的龙轿传说就互相移接。
1985年，陈瞻岵《给江梅妃的来历做一个初步的鉴定》一文记述：莆田女子结婚坐“銮驾轿”，轿顶有金龙四条、红花四朵。此后，莆田人、刘福铸副教授《和乡侨陈少白〈梅妃故里〉》诗也有句：“千载相传鸾驾事，梅花玉魄播余馨”。
2006年，89岁的林祖韩先生回忆：銮驾轿木制漆硃红色，轿顶穹隆式，其外四角装上四条金龙，新娘坐轿由八人抬到夫家，由新郎掀开轿门，迎上婚筵。今莆田农村尚保存该轿，又称红轿。此说与陈瞻岵一文略有差别，由四龙四花衍为四角四龙。
由这种婚嫁轿俗，还衍出江东其他的婚俗。1997年，浦口宫理事会的《旅游景观》介绍说：江东人结婚时，要绕浦口宫拜梅妃、洞房挂一对龙凤灯。还有二度看新娘的风俗；浦口宫董事会副会长吴明星告诉笔者：即每年正月初四，新婚媳妇到浦口宫祀拜梅妃，祈生英俊的男儿。
三、击石通话？
莆田传说：江国舅以石击江东村的“梅妃故里”题刻，可与皇宫中的江梅妃通话①。
这个故事，源于东华石。何乔远《闽书》“东华溪”条载：“石贯江里。唐有梅妃者，是里人也”。乾隆《莆田县志》“连江里”条载：“东华，有大潭石贯其底，江采蘋生此”。“江梅妃故宅”条载：“东华沟中有田如鹅脰，田中有石一片，至今相传为江梅妃祖坟。”东华溪石、东华潭石、鹅脰田石因江梅妃而被视为奇石。
乾隆中期《莆风清籁集》说江梅妃是江东人后，就衍为江东的石头也有灵性。
1986年江金泉、吴开泉、林如求的《梅妃别传》说：江采苹10岁时，父母双亡。随后，她在牧鹅时被高力士选中带走。
捕鱼的江采芹只得每天清晨跑到海边的大石头上抬头北望，等候长安传来的消息，当地人遂称为“抬头石”。后来，人们把唐明皇题的“梅妃故里”四个隶字刻在“抬头石”上。
1987年，曾添丁、周长福的《梅妃江采苹》记述，梅妃告诉到皇宫的爸：今后你如想囡，可站在海边的石头上，就会看到囡、听到囡的声音。（安史之乱时）一天雷腾雨哮，江家门前那棵梅树倒了。江医生跑到海边，站在那块石头上，抬头北望，忽然听到梅妃的声音：爸，囡这世看不到你了①！
1997年，浦口宫理事会的《景观介绍》说：相传梅妃入宫后，其兄采芹十分想念妹妹，每天早晚站在这块巨石上抬头北望，等候妹妹回来。
故事在岁月中演变，由江国舅北望，转为江医生北望，又回归为江国舅北望。村人再衍为江国舅于此击石，可与皇宫中的江梅妃通话。
这块“抬头石”，刻着陈肇英写的“梅妃故里”4个字。
陈肇英（1888—1977），浙江浦江人。1926年起任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起任第三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从事党务工作。1935年4月起任监察院闽浙监察使。30年代至抗战胜利后，均任福建省党部党务特派员。1947年调任粮食部皖赣区主任委员、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1948年起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去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在台病逝。
“梅妃故里”石刻，应是陈肇英1935年4月至1946年间在闽任职时所题，具体情况待考。
四、赐归梨园、镇鼓石狮等
浦口宫右侧建有飞云庙，奉祀田公元帅雷海青。1997年12月，誉称兴化戏神第一庙的飞云庙列为莆田县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单位。
雷海青是唐玄宗时的梨园乐师，拒绝为安禄山奏乐而殉国。玄宗封为梨园总管，“命天下梨园祀之”。唐·李绰《尚书故实》载：海青神灵助唐军收复长安，云遮“雨”头只露“田”字（此后衍称田公元帅）。
由于江梅妃与雷海青均是在安史之乱时就义，此后在全国范围内雷海青最早成为兴化的“田公元帅”戏神信仰；而莆仙戏源于唐代成于宋元时代。因此，莆田人一直传说江梅妃、雷海青与莆仙戏的诞生有关。
《辞海》“雷海青”条记述：“旧时莆仙戏、梨园戏等剧种所奉田公元帅，一说即雷海青”。可知，“田公元帅”雷海青信仰源于莆田后；再发展为泉州梨园戏，福建木偶戏、竹马戏、闽剧、高甲戏、芗剧、闽西汉剧，广东的潮剧、正字戏，江西的大腔戏、小腔戏、四平戏与安徽等地的戏神信仰。还传到琉球、台湾等地。
江东村的莆仙戏氛围很浓厚。
祁宗灯编剧的《三打王英》，1959年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状元与乞丐》1982年获全国优秀剧本奖。
1961年12月，祁宗钦在福州演出的《靖边记》得到朱德赞赏。
1985年，《秋风辞》演员林金标获全国戏剧汇演配演二等奖。
与此同时，化妆师吴玉仁多次晋京参演，屡获团体大奖。
1981年，林元伯的《梅妃与梅妃故里》一文记述：江国舅的后代江金荣和江金树兄弟，都在莆仙戏第四剧团工作，一个还
担任剧团导演①。
1986年，江金泉等人的《梅妃别传》说：杨贵妃与安禄山勾搭，唐明皇气而大病并怀念人好正派的江梅妃。雷海青遂三进上阳宫，诚请梅妃出宫，唐明皇因而心病渐好，恩准梅妃所请，派雷海青到兴化宣调荔园戏班进宫。唐明皇嫌鼓声太震、唢呐太刺耳，梅妃遂叫雷海青设法改进，海青改为石狮镇鼓、小吹唢呐。唐明皇听戏病好，认为荔园戏比梨园子弟演的戏还精彩，遂赐名“梨园戏”。雷海青劝唐明皇早除掉安禄山，安禄山得知后遂和杨贵妃合谋，杨贵妃假说生病而叫雷海青弹琵琶，又诬说弹不好而用琵琶砸死雷海青。唐明皇敕封雷海青为“天下梨园都总管”。江东村就在浦口宫右侧建飞云庙，奉祀田公元帅雷海青。
1987年，莆田又传说：江医生进皇宫看望江梅妃，临分别时，唐明皇在勤政殿观看鱼龙百戏，江梅妃请准赏赐一班梨园艺人，让爸带回莆田②。
还有一说：江梅妃嫌皇宫太清静而不快乐，唐明皇遂旨调一棚莆田戏班进京，天天唱戏给梅妃解闷。有天明皇也来看戏，开玩笑说：爱卿家乡的戏好，只是鼓声太大，恐怕得用宫门外的大石狮来镇压。班主认为君无戏言，遂雕个小石狮压鼓。镇鼓石狮确是调节音乐的用具，把石狮放在鼓的不同位置上，就能打出不同的声音来③。
21世纪初，飞云庙董事会编写的《雷海青传奇》则说：海青是莆田湄洲湾北岸田庄村人，因遭海盗劫杀而与父亲带白狗逃到江东卖艺，江仲逊收留他们并治好海青的疯病，海青与父亲遂将乐、舞技艺传授给江采蘋。浦口宫理事会的《景观介绍》又说：现在莆仙戏剧团所用的石狮镇鼓、唢呐、八角琴等古乐器是雷海青和梅妃合作研制的。
这都是美丽的传说。
学术界认为：莆仙戏源于唐代在莆田民间盛行的百戏，随后融合唐宋木偶戏、北宋杂剧等演唱艺术，成于宋元时代；“是早期南戏的一个支派①”。据史载：福州玄沙院宗一大师（830—903）“南游莆田，县排百戏接迎②”。从南宋刘克庄记述的有关诗文来看，兴化杂剧最迟于北宋宣和（1119—1125）间已经形成，南宋以后，渐臻成熟，并在莆仙民间盛行③。“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及解放后古老剧种的发掘调查”，南戏“应该是宣和之后已经分别在闽浙沿海许多点上同时产生，即出现在温州、莆田、仙游、泉州、漳州这一条线上，以后它们之间又互相影响、互相吸收④”。
可知，莆田民间把唐代百戏传莆附会为唐明皇先是赐莆荔园戏为梨园戏；接着又衍为赐莆一班梨园戏；同时又衍为旨调莆田戏班进宫。当然，说唐时莆田戏班晋京是没有任何记载可寻的。
清初，《隋唐演义》第89回、93回将唐时涿州人雷万春与不知籍贯的雷海青衍为兄弟。
1962年，刘念慈在《南戏新证》一书322页中说：雷海青是清源县（今仙游县）山区人。
泉州方面，据1915年《南安县志》卷五、卷十六的唐镇帅、钱塘人田某祠而衍为田相公祖庙，继之衍说雷海青是南安人。
这些都是传说。
据《辞源》：金、元时，唢呐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
兴化路通过螺江（枫亭）等港与波斯、阿拉伯商人贸易，引入唢呐后影响很大。鼓吹乐改以唢呐为主奏乐器；古八乐改以唢呐为主奏乐器，因此又称八乐吹；出现香华僧音乐，乐器有唢呐等。
兴化方言称唢呐乐声为“打敌都”，明代莆田人姚旅《露书·风篇下》以此“谓刁嚣难制者”；兴化唢呐传到江浙后，其乐声也被衍指为人与人发生的矛盾顶牛。如明代浙江人徐渭（1521—1593）所著《四声猿》杂剧，就引用了“打敌都”。
至于八角琴的出现，更晚。明代姚旅的《露书·风篇下》载：晋阮籍之侄阮咸，竹林七贤之一，相传造月琴，因名阮咸。唐时，阮咸的后裔、协律郎阮鹏避乱隐居于仙游地域，传播阮咸琴艺。南宋绍定五年（1232），莆田人刘克庄里居时赋诗《题白渡方氏听蛙亭》，就有句：“画堂方喜听琴阮，谁爱天然律吕声”。琴即古琴。阮即阮咸（月琴），正圆形，四弦，是兴化古八乐古十番的乐器之一。明万历三十年（1602）进士、长乐人谢肇淛的《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记载：“今鼓琴者，有闽操、浙操二音，盖亦南、北曲之别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犹曲之有浙腔耳。莆田多善鼓琴，而多操闽音”。闽音，即用《中原音韵》演唱的正音；有别于漳泉乡音。这时的月琴改为八角形，遂称八角琴（一弦）。莆田“合浦里苏吴，以造琴为业①”。
以上考证，详见拙文《兴化八乐与十番探源》，载《莆田学院学报》2003年3月号。
而石狮镇鼓，那是由《太平广记》卷二〇四《乐二·太真妃》条所衍：杨妃善击磬，乃取兰田绿玉琢之，明皇旨以金雕两只狮子各重200斤压磬以调节音量音色。江梅妃与“濁乱四海”的杨贵妃相比是正面人物①，人们遂将“镇鼓石狮”附在江梅妃身上，以扬正气。
老艺人说石狮离鼓或压在不同鼓面，大鼓能发出13种不同的音色。如今全国300多个剧种，惟独莆仙戏剧种保存“镇鼓石狮”的古老打击乐风格②。21世纪初莆仙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予以保护。
第二节 浦口宫的宫会
浦口宫每年有三次宫会活动，均有演戏等。
一、里社接年与春祭
正月初四为接年日，这与腊月的小年相对应。
东汉《四民月令》载：“腊明日更新，谓之小岁，进酒尊长，修贺君师”。春秋时大概已有小年祭灶神的风俗了。《论语》载：“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宋代范成大《祭灶诗》咏道：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上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少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男儿酌献女儿避，酌酒烧钱灶君喜。……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兮。
这种风俗一直衍袭。
乾隆《莆田县志》载：“腊月二十四日各家拂尘。是夕，言百神有事上帝，具蔬食、米粿，画幢幡、舆马、仪从于楮上，焚而送之，至正月四日乃迎而复之，于‘祀社’尤谨”。
李嘉谟《莆田风俗记》说：接年日即迎神日。俗例有“为菩萨乞草”，由儿童捧神像敲锣鼓，结队在里社境内按户募柴；下午由新嫁娘或年轻妇人捐送香火钱，儿童则将娘妈头上所插之花赠送一朵，谓可早生贵子，即“娘妈请花”。黄昏在社庙前叠柴燃烧，即《仪礼·觐礼》的“祭天燔柴”，俗为“烧火烟柴”，各家行接神祀礼，并将社庙前未烬之柴钳返家，谓“挟火宝”，寓意财如火发①。
最早的浦口宫，就是里社。
早在明弘治《兴化府志》“岁时民俗·正月”条中，已载：“乡社祈年（各社会首于月半前后集众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莆水南，独方氏、徐氏、邱氏筑坛为社，春秋致祭，不逐里巷遨嬉，其礼可取”。可知，水南（今黄石）的春社祈年，除方氏、徐氏、邱氏外皆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逐里巷游嬉。其中浦口宫的春祭，吸收了江东江氏荣庆祠的春祭仪式。
道光江东《江氏族谱》载：
正月春祭祭文式，维，道光□年岁次□□，正月□□朔越□日□□阳居主鬯世孙□□，率族内子姓人等，谨以清香、清茶、美酒、果爵、素斋、品果、牲礼、庶馐、元宝、冥财，敢昭于荣庆祠本宗历代历位考妣宗亲，祭以文曰：日月递嬗，时值元春，追思木本，謦欬如闻，霜露念切，不缺礼文，敬陈庶席，苾苾芬芬。祖考来格，庇及儿孙，济阳荣庆，丕焕丝纶，锦江廓族，蔚起人文。暨请本宗祠内厝主地主、本宗历代乏嗣男女宗亲伏唯尚飨。
这种春祭，突出了祈生后嗣。清道光以后到20世纪末，浦口宫的春祭衍为正月初四。
浦口宫的春祭，即春社。民国时，宋仁陶《莆俗录遗》载：“春社用仲春择元月，秋社用九月，盖寓春祈秋报之意”。①
据陈文霖的《江东妃与浦口宫》等文记述：浦口宫正月初四斋祀，供桌上排列着13座柑塔，依嘉庆重修的13社捐款数定高低，最高的3座各高6米、底座直径40厘米。新婚夫妇，祈生贵子。晚上乡老、社老等分别焚香跪拜，由法师杯卜生产、人生等的祸福吉凶。此后梅妃等金身巡游。
21世纪初，江国兴的《浦口宫》一文则说②：浦口宫每年正月初三至初七举行春祭。初三晨大吹大鼓，上午垒桔塔。初四新娘晋宫朝拜，盼求龙子凤女。初四至初七连续4天演戏祭祀。初七梅妃等金身巡游，要再化妆粉面，换穿新装。人们把桔塔的桔子卸下，分发各家，以示赐福吉祥安康。此说与1994年浦口宫理事会的说法不同。
1994年中秋，浦口宫理事会的《梅妃史略》一文载：、“历代乡人亦衍袭于每年正月初四与八月中秋举奉春秋二祭祀典。”
二、梅妃诞辰
21世纪初，有人在莆田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江东以正月初三为梅妃诞辰，此后，江国兴、陈文霖的文章则说是正月二十一。
先来探寻正月初三。
据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兴化府·岁时·元旦载：序拜，是日昧爽谒先祠，飨祀毕，乃序拜，称觞上寿于尊长，然后谒族祠会族。会族，莆世家大族，各有族祠，是日家庭序拜毕，即谒族祠，祠宗祖己，乃与族属团拜，餕余而退，然后出拜姻党邻里。
衍到乾隆《莆田县志》时，贺岁比祀祖的气氛更浓：“元日先夕讯扫室堂，五鼓而兴设香烛，陈果饵酒馔，以祀其先。男子则出拜宗族亲戚邻里，谓之贺岁。”
到道光时，江东手抄本《江氏族谱》的《正月春祭文》载：荣庆祠春祭本宗历代历位考妣宗亲。
可知，江东江氏正月祭祖先的气氛浓于贺岁，但未注明是元旦还是正月的哪一日。《全唐文》卷403录有许子真《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黄永年《“全唐文·杨妃碑记”伪证》考证是清康熙以后的伪作①。该记说杨妃生于十二月，这是暮冬腊月。而宋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江梅妃贤于杨贵妃。笔者推测：江东江氏就从荣庆祠的正月春祭中衍出江梅妃的生月，春阳（春王）月（正月）也确比暮冬腊月有生气的多。起初说是初三诞辰，以后规范为二十一诞辰。
正月二十一为梅妃生辰。这个生日最早源于何时，茫然不知。笔者只能从以下史料中寻求。
（一）梅花节。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景定三年（1262）进士，以亲老，固辞除太学博士。宋亡，隐居。有须溪集。其《忆秦娥（中斋上元客散感旧，赋忆秦娥见属，一读凄然，随韵寄情，不觉悲甚）》词，共四首。之一“烧灯节”，之二“惊雷节”，之三“梅花节”，之四“收灯节”②。
可知南宋时，上元节又称梅花节。该节，此后似衍为梅妃生辰。
（二）天穿节（江妃解佩日）。
《诗·周南·汉广》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诗》之游女，正是出游于江汉之湄的江妃二女。春秋战国时的正月二十一日，交甫在江汉之湄的汉皋向江妃二女请珠佩，·聘之橘柚；二女与之珠佩。才数十步，视之，珠佩及二女忽不见①。此事又称弄珠汉皋。橘柚与请佩，是水滨祓禊风俗的重要事象②。
正月祓禊风俗流传到宋代，庄绰的《鸡肋编》卷上“各地岁时习俗”载：“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正月祓禊是正月时男女水次偶合求子的风俗。传到宋代的襄阳，则正月二十一为江妃解佩日。
天穿节是纪念女娲补天造人功业的节日。
《词品》载：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为天穿节，今其俗废久矣。其实，天穿节仍然流行，时间不一。有农历正月初七、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的，以二十日为多，是信仰女娲的遗风③。
（三）江汉江妃与江东江梅妃。
江妃二女也是帝尧之女娥皇、女英，即舜妃湘君、湘夫人。
也是周昭王时的延娟、延娱二女，三个“二女”可能存在一定的传承置换关系。
唐时，浙江人刘采春《啰唝曲》（望夫歌）七首之七有句：“闷向江头采白苹，尝随女伴祭江神④”。大历、贞元时诗人于鹄《江南曲》也有句：“偶向江边采白苹，还须女伴赛江神”。两诗均将女江神与“江”、“采”、“苹”相联，这是江南女的祭俗；江、采、苹，即江梅妃。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文坛领袖，有《苏轼全集》等。元祐六年（1091），其《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之五咏道：“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临烟浦，脉脉当炉卖酒家”。已把解佩江妃典故与梅花美人融合；梅花与整个自然同幻为美人（芳草等为裙腰），有如当年的卓文君。李正民，字方叔，江都（今扬州）人，政和二年（1112）进士，有《己酉航海记》、《大隐集》等。其《和同院蜡梅三首》之一也把江妃的典故融入梅花诗中。有句：“曾笑江妃粉面光，化工端为拂娇黄①”。曹勋（1098—1174），字功显，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宣和五年（1123）赐同进士出身，官至昭信军节度使，加太尉，有松隐集。其《虞美人》词中，咏梅融入江妃故事：“风流贺监栽培好。梅最妍姿巧。娟娟占得入时妆。秀影横斜香并、彩鸳鸯。汉皋解佩当时遇。绿满经行处。如今清梦已惊残。赖向君家窗户、得重看②”。
南宋时，辛弃疾（1140—1207）的《生查子·重叶梅》也把梅花与江妃相联：“主人情意深，不管江妃怨。折我最繁枝，还许冰壶荐”。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萧德藻《古梅二首》之一有句“湘妃危立冻蛟脊”，以舜妃比喻梅花。姜夔（约1155—1209）的《小重山令·赋潭州红梅》有句：“九嶷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沁绿筠枝”。舜帝死葬今湖南省宁远县南的九嶷山女英峰下，娥皇、女英二妃哀而亡，相思血泪染红梅花。李菜老，字周隐，号秋崖。据《新定续志》，咸淳六年（1270）任严州知州。其《高阳台·落梅》词融入江妃故事，有句：“断肠不在听横笛，在江皋解佩，翳玉飞琼①”。德祐（1275）时沿海制置司参议官陈允平的《花犯》也有句：“烟江暮、佩环未解”。反用江妃与郑交甫之典，喻梅花没有寄托处。莆田人刘克庄的《沁园春·梦中作梅词》，也喻梅花为湘妃、昭君：“似湘娥凝望，敛君山黛，明妃远嫁，作汉宫妆②”。黄子行，号蓬瓮，修水（今江西省）人，寓籍分宜。有蓬瓮寐语，今佚。其《西湖月·探梅》词也融入江妃故事，上阕咏道：“初弦月挂林梢，又一番西园，探梅消息。粉墙朱户，苔枝露蕊，淡匀轻饰。玉儿应有恨，为怅望东昏相记忆。便解佩、飞入云阶，长伴此花倾国③”。
文人的增衍，江汉江妃的事实就嫁接到江梅妃的身上，又见三章二节。清时还有：浙江海盐人张宗橚（约1700年前后在世）《琐窗寒·珍珠梅篱间盛开》词有句：“解佩携来，梦绕湘皋无准。想惊鸿、舞罢妆残，楼东一斛愁瘦损④”。道光前期，原莆田县丞萧重从金门返莆重游，《望梅》诗有句：“辛勤鹊爱巢，惭愧珠还浦”。《梅花渐放次望梅韵》也有句：“仙人萼绿华，下降江妃浦”。
江梅妃诞辰日，正月二十一比正月初三晚定。
明弘治《兴化府志》载：正月“乡社祈年（各社会首于月半前后集众作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而将月半前后规范到二十一日，这就符合了从江汉江妃发展到江东江梅妃的历史轨迹。笔者认为：这是宋代襄阳正月二十一的天穿节流传下来，结合上元梅花节，又与浦口宫的乡社祈年、江氏荣庆祠的春祭相融，以后附会为江梅妃的诞辰。
三、梅妃的中秋赏月日
八月中秋，一直衍为浦口宫的秋祭祀典。这是1994年中秋时，浦口宫理事会的《梅妃史略》一文记述的。不过，江东的中秋，指的是八月十六。21世纪初，有人在莆田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八月十六是江梅妃忌日；由于八月十五是中秋，因此十六晚上作重秋。钱奕新主编的《莆田黄金旅游新干线》一书159页则说：八月十六重秋，南塘赏月。这样说，当然文雅。也就是说：江梅妃只有生日，江东江氏回避了她的忌日，只说八月十六是梅妃赏月日。
《周礼·春官·龠章》载：“中秋夜迎寒”。早在中唐时，卢仝的《有所思》已有句：“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
……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十五、十六的月夜，有情人两地相思，把窗前的新梅认为情人。与此同时，中秋赏月之风已盛。中唐时，莆田人女婿的欧阳詹，有《长安玩月诗》。
晚唐时，诗人开始引入“月”的意象来写梅。如李商隐《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李群玉《人日梅花，病中作》、温庭皓《梅》、皮日休《行次野梅》；以月色的皎洁来写梅花的白洁冷艳①。
北宋时，苏轼的《水调歌头，又（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成为千古绝唱，有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以来，梅月相映成了咏梅热点，常以嫦娥喻梅，月下赏梅成了流行雅会。如赵温之《喜迁莺·咏梅》有句：“琼姿冰体，料莹光乍傅，广寒宫里。”嘉祐二年（1057）进士王观《江城梅花引》有句：“疑是月宫、仙子下瑶台”。宣和三年（1121），李纲的《梅花赋》喻梅花是“吸风饮露，绰约婵娟，肌肤冰雪；秀色可怜”。典出唐代孟郊《婵娟篇》：“月婵娟，真可怜”。江梅妃的《楼东赋》也有句：“度花朝与月夕”。而宋时吴自牧的《梦粱录·四》记载：中秋节，“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
南宋时文人所咏，“月下观梅”的出现频率很高。王从叔《浣溪沙·梅》有句：“水月精神玉雪胎，乾坤清气化生来”。惠端方的《梅花》诗有句：“破镜忽上天，寒影浸瑶阕”。姚宋佐的《梅月吟》有句：“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样明”。方夔的《梅花五绝》其三有句：“罗浮仙子月下归”。杜耒（？—1225）的《寒夜》诗，也有句：“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不但要“月下观梅”，还要“月下种梅”。孝宗（1163—1189）时，刘翰《种梅》诗就有句：“惆怅后庭风味薄，自锄明月种梅花”。
唐玄宗中秋漫游月宫，有多种记载。《龙城录》说①：开元六年（718），唐玄宗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夜游月宫②。《漱石闲谈》说：唐玄宗与道士罗公远同游月宫③。《集异记》说：唐玄宗与道士叶法善同游月宫。随之，衍为密誓、私誓。北宋时，乐史《杨太真外传》载：天宝十年（751）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玄宗与贵妃在骊山宫仰天感之，密誓“愿世世为夫妇”。元代陈樵《中秋月》诗有句：“瑶台月里可避胡，三郎错路归鱼凫。
《霓裳》月里亲偷得，又怪李謩偷屡笛”。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徐渭（1521—1593）《月宫仙子图三首》之二有句：“试问当年明月里，果然亲得见明皇？”明代《惊鸿记》第二出说：“寒稍清气”时梅开花，夜清月明，唐明皇与梅妃在皇宫梅亭私誓，并赏花赏赋。清初，《隋唐演义》100回衍述：唐明皇与杨贵妃于七月乞巧时在长生殿夜半密誓，杨贵妃死后贬入“北阴别宅”。而江梅妃原是蕊珠宫仙女，因动凡念，谪降人间两世皇宫，临难矢节、忠义可嘉，故重返旧宫为仙女。
元至治元年（1321）进士、吉水人高若凤咏诗《赠相士张月梅》，有句“含章殿是广寒宫，月似梅花梅似月”。既然如此，中秋节的月亮就是最佳的梅花了。明弘治《兴化府志》载：“八月中秋节，佐秋（人家出嫁女子于中秋夜必具饮食馈遗父母，俗呼‘佐秋’）”。乾隆《莆田县志》载：“中秋，士人家置酒酣燕，玩月为乐，每至夜分乃止”。花好月圆，中秋节俗称“团圆节”。村人想象江梅妃回娘家送秋，祭月、赏月；这种寓意比杨贵妃的七夕密誓好得多。如清道光后期，邑人宋际春《江妃村》六首之六咏道：“一抔长系女儿思，鬓鬌唐家样是非，夜夜江东潮自上，月明宁见佩环归（乡村倭髻曰江家妆）①。莆田儒妇陈淑英《梅妃村怀古》四首之四咏道：“一斛珍珠怨恨长，红颜和泪理残妆。归心只托长门月，好把团圆照故乡②”。陈淑英从侄翁大奎《竹素园诗钞》题词之一也有句：“巾帼须眉绝等伦，冰霜节操月精神”。此后，邑人刘尚文《江妃村》三首之一有句：“清词空写风前恨，哀诔难招月下魂”。邑人林津《江妃村》四首之二有句：“可怜明月三更夜，杜宇招魂魂不来”。邑人林及锋《梅妃村》诗有句：“千岁归骨地，魂返月明中”。邑人黄祖汉《梅妃村》诗也有句：“珍珠空买花前泪，月夜应归天上魂”。
月夜思念江梅妃，而中秋月最圆。此后，江东村人就誉为江梅妃的赏月日。
附注
① 载《莆田文史资料》6辑。
①《东斋记事》。
②载《坚瓠集》，《宋人轶事汇编》卷九。
①《龙与中国文化》322—323页。
①朱维干《莆田县简志》32章。
①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十四。
②载《莆田文史资料》20辑。
①乾隆二十七年《龙溪县志》。
②道光十九年《厦门志》。
③吴炎年《莆田南洋平原的形成》，载《莆田侨乡时报》2003年1月15日。
④载《莆阳水利志》卷二。
①曾添丁、周长福《梅妃江采苹》；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莆田市分卷》。
①载《剖瓠存稿》卷十三。
① 莆田《南湖郑氏家乘》。
② 载《忠惠铁庵方公文集》。
③ 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
④ 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116页。
①嘉庆《重修浦口宫题捐芳名碑（二）》为：“唐赠镇国将军”，载《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②《中国历代官制词典》。
①载菲律宾《东方日报》1987年5月7日。
①（道光）林扬祖《莆田县志稿·古迹卷》。
②郑王臣《兰陔诗话》。
③陈淑英《江妃枯》，载《莆风清籁集》。
④陈淑英《江妃枯》，载《莆风清籁集》。
①林元伯《梅妃与梅妃故里》，载菲律宾《东方日报》1987年5月7日。
①郭白阳《竹间续话》卷三。
②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十一《李湘文（启隆）邀同雪澄实甫陶阳二子上涌村啖荔枝作》。
③载《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①载《莆田文史资料》6辑。
②载《台湾海峡》12卷1期，1993年3月。
①弘治《兴化府志·群祀》、乾隆《莆田县志·坛庙》。
②载《吴祭世系宗谱》4页。
①载《江梅妃与浦口宫》，江东村文管组1992油印本。
②1986年，林如求、江金泉、吴开泉《梅妃别传》。
①宋林大卿《李长者传》，载《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②载《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①载《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②永乐大典辑本宋绍熙《莆阳志》载：崇宁二年（1103）通判章炳文造。
①载《八闽通志》卷六十。
①载《壶兰科苑》。
②陈金狮《历史上有否梅妃其人其事》，载《湄洲日报》海外版2002年1月28日。
③《八闽通志》卷十九。
④《八闽通志》卷二十四·东山陡门：洪武初，里人林用震得东张澄口之地，堤海之田。
①明嘉靖朱淛《桥西神宇记》，载《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②清黄海《续莆阳比事·毓秀名区、钟英贤里》。
③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九。
①黄黎强《江东桥与葫芦海的变迁》，载《莆田侨乡时报》2005年4月20日二版。
②乾隆《莆田县志》卷一《舆地》。
①宋知军谢履《奏请木兰陂不科圭田疏》，载《木兰陂志》。
②嘉庆《重修浦口宫志〈一》》碑。
①载同治陈池养《莆阳水利志》卷八。
②载《田县简志》195页。
①载嘉庆《重修浦口宫志〈一》》碑。
②载《郭大理遗稿》卷二。
①嘉庆《重修浦口宫题捐芳名碑《二》》。
①嘉庆《重修浦口宫题捐芳名碑〈三〉》。
②嘉庆《重修浦口宫题捐芳名碑〈二〉》。
③嘉庆《重修浦口宫题捐芳名碑〈三〉》。
①载《莆田侨乡时报》2004年7月28日3版。
①载《剖瓠存稿》卷九。
②乾隆《仙游县志》。
③道光《枫亭志》。
④弘治《兴化府志》卷八。
⑤康熙《连江里志》。
①载《闽游集》卷上。
②道光二十八、九年（1848—1849），宋际春《江妃村》六首之六。
③载《莆阳风俗竹枝词》。
④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八。
①载《全宋词》1041页。
②载《全宋词》2397页。
①载《柘耕诗文集》。
②《江妃村》六首之五，载《柘耕诗文集》。
③《绿天偶笔》。
④载《吉雨山房遗集》。
①《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②《重修浦口宫题捐芳名碑〈六》》，载《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③《重修浦口宫题捐芳名碑〈六》》，载《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
①余济沧《清季轰动全省的“东华围龙官”械斗巨变》，载《莆田文史资料》5辑。
①1920年后《中国小说史略》。
②1922年《破（唐人说荟〉》。
③1926年《小说旧闻钞》。
④1927年《唐宋传奇集》。
①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
②载《碧血丹心集》燕都吟稿。
①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修订本）》11、29、290—291页。
①此处译文引自《中德文学研究》，第132页。
②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109—117页。
③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译本。
④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209—210页。
①《对歌德〈梅妃〉一诗的赏析》。
②载《汉籍外译史》316页。
③郭英德《明清传奇史》467页。
④《汉籍外译史》519页。
⑤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52—53页、77页。
⑥载《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279页、354—355页、369页、380页。
①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1920—1924年。
①《汉籍外译史》602页。
②朝鲜李德懋《入燕日记·下卷〈1778〉》记载。
③载《汉籍外译史》170页。
①载《汉籍外泽史》637页。
②载《汉籍外译史》437页。
①祁宗汉《大旱之年江国舅三次出宫祈雨》，载《莆田侨乡时报》2004年11月24日。
①蔡麟《南北两洋话龙舟》，载《莆田文史资料》12辑。
①黄黎强《江东桥与葫芦海的变迁》，载《莆田侨乡时报》2005年4月20日2版。
②载菲律宾《东方日报》1981年5月7日。
③1997年，浦口宫理事会介绍：梅妃雕像仿自江氏宗祠的木版画。
①载《莆田文史资料》15辑，参见林祖韩《莆田宗教志》349—350页。
①郭老手迹两张，一横一竖。
②1994年《重修浦口宫志》。
①2000年6月22日许培元《梅妃生里传犹在》，载《湄洲日报》海外版。
②郑国贤《“阿妪仁”小传》，载《夜望壶山》一书。
①《莆田旅游资源大观》“浦口宫”，莆田县政协1998年编印。
②《龙与中国文化》266页、214—215页。
①《世祖实录》卷三六，页292下。
②《龙与中国文化》197—198页、208页、280—286页。
③《莆田旅游资源大观》浦口宫。
④宋绍兴时庄绰《鸡肋篇》卷中。
①《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莆田市分卷》233—235页。
①《世祖实录》卷三0，页246下。
②《世祖实录》卷五二，页412下。
③《圣祖实录》卷五七，页453上。
④载《竹素园诗钞》卷二。
①陈文霖《江东妃与浦口宫》。
①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莆田市分卷》。
①载菲律宾《东方日报》，1981年5月7日。
②曾添丁、周长福《梅妃江采苹》。
③祁宗灯、杨穆《镇鼓石狮》。
①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下册40页。
②《景德传灯录》卷十八。
③陈雷等著《福建地方戏剧》，9页。
④刘念慈《南戏新证》，20、29页。
①清乾隆《莆田县志》卷八。
① 《梅妃传》。
② 杨美煊、谢宝燊《莆仙戏曲》，106页。
①载《台湾兴安会馆落成纪念专辑》155页。
①载《宋仁陶遗集》255页。
②载《莆田宫观》下册。
①载《人文杂志》1982年4期。
②载《全宋词》2142页。
①刘向《列仙传》卷上“江妃二女”。
②东汉焦赣《焦氏易林·萃·渐》：乔木无息，汉女难得。橘柚请佩，反手难悔。
③黄杰《宋词与民俗》260页。
④载唐代范摅《云溪友议》词略六。
①《全宋诗》1540卷17480页。
②载《全宋词》847页。
①载《全宋词》1996页。
②载《刘克庄词新释辑评》。
③载《全宋词》2382页。
④载《中华梅兰竹菊诗词选·梅》。
①载《宋代咏梅文学研究》。
①宋代王铚托名柳宗元著。
②《异闻录》也载。
③唐《逸史》也载。
①载《柘耕诗文集》卷三。
②载《竹素园诗钞》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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