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程毅中与程杰等人认为，《梅妃传》有唐时的旧写本，分见《江梅妃研究·序》与《古体小说钞》宋元卷《梅妃传》题记。笔者因此推测，唐本《梅妃传》中的梅妃，此后部分摘录于《妆楼记》“梅妃”条中。
  陶珽重辑百二十卷本《说郛》卷七十七·下有张泌《妆楼记》，载：“除夕，梅妃与宫人戏鎔黄金散，泻入水中，视巧拙，以卜来年否泰，梅妃一泻得金凤一只，手、尾、足、翅，无不悉备。”《说郛》所辑《妆楼记》七十余条琐事，可稽者止于中唐，可知至迟在中唐时已有梅妃的传说。最早掇录《妆楼记》四条琐事的《云仙散录》一书，可考者均为宋以前故实、传说。该书一说是后唐时冯贽所作，一说为两宋之际王銍所伪；不管何说，起码可证实《妆楼记》成书于北宋中期之前。南京师大文学院的程杰教授考证出《妆楼记》的作者张泌是《花间集》所载的张泌，由唐入蜀，在唐都长安、蜀都成都两地居住过，可证梅妃之事至迟在晚唐已见于著述。《妆楼记》中所载的除夕“梅妃”条，与《开元天宝遗事》内各节戏条构成一年间完整的宫内节戏习俗。不过，《妆楼记》“梅妃”条的梅妃故事，未收入宋本《梅妃传》中。
  一、从闽北的梅妃到洛阳的梅妃
  关于梅妃的记载，此后又载于北宋后期的文人诗、赋中。
  宣和元年（1119），李纲的《用韵赋梅花三首·再赋一首》，已有句：“十年不踏江南村”，“我行闽岭喜人眼”，“粉质不浴骊汤温”，“吹残楼角真可惜”。
  李纲（1083—1140），闽北邵武人，政和二年（1112）进士，因得罪权贵而由监察御史改任起居郎，宣和元年（1119）谪监闽北的沙县税务时吟咏此诗。该诗喻闽北的梅花有如洗浴骊山温泉的美女。
  再隔二年，即宣和三年（1121），李纲转宣教郎，泛大江到海陵（今江苏泰州）看望病危的父亲①，作《梅花赋》。他感慨唐时宋广平的《梅花赋》已阙，而梅花不但占百花之先、且标格最清高，所以写作《梅花赋》。该赋喻梅花如王莽时隐居会稽做吴市门卒的九江人梅福（梅仙）；又喻梅花“丰肌莹白，娇额涂黄，俯清溪而弄影，耿寒月而飘香，娇困无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临镜严妆”。
  从李纲宣和元年多首咏梅诗与宣和三年《梅花赋》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梅花赋》是对前两年他在闽北时所写多首咏梅诗的概括与艺术描述。
  诗曰：“先得阳和一点春”，②“独得一点阳和温”，③“披芳独占岁寒地”。④《梅花赋》序就说：梅花独占百卉之先。
  诗曰：“标格依然压众芳”；⑤“冷艳幽姿难与并”，“却嫌标格太清真”；①“清格自羞桃李园”；②“天香国艳世无匹”。③《梅花赋》序就说：梅花标格清高，非余花所及。
  诗曰：“却笑汉宫争宠女，竞将娇额学新妆”；④“冰肌自饮晨露白，粉质不浴骊汤温⑤”。《梅花赋》就说：“丰肌莹白，娇额涂黄”。
  诗曰：“瑶妃谪坠溪村寂，雪片飘残月径香⑥”；“数枝玉雪小溪滨”；⑦“横斜影落石溪浅”，“冰姿最宜夜月白”；⑧“溪边寒影自的的，月里皓色还温温”。⑨《梅花赋》就说：“俯清溪而弄影，耿寒月而飘香”。
  诗曰：“靓妆绰约归仙魂”，“玉彩更炫朝霞暾”；⑩“玉妃游戏隘崑閬，缟衣飞出瑶台门⑪”；“云山缥缈烟水村，嫣然顾我惊离魂”⑫；“豈惟捧心笑西子，只恐举步迷东昏”⑬。《梅花赋》从诗的比喻为玉妃、西施等衍喻为梅妃：“娇困无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临镜严妆”。
  诗曰：“我家梁溪富泉石，雪里数株开北园”⑭。《梅花赋》就说：“爰有幽人卜居梁溪，⋯⋯植兹梅于其间”。
  开封人晁说之（1059—1129）的《枕上和圆机绝句梅花十有四首》之五咏道：“莫道梅花取次开，馨香须待百层台。不同碧玉小家女，宝策皇妃元姓梅”。晁说之，元丰五年（1082）进士，经历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高宗五朝，官至徽猷阁待制兼侍读。他尊慕司马光而恶王安石，被打入党籍邪等。此后“摈斥卑窜20余年①。他指斥新党小人的蔡京、童贯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评论“近世名士”，其中有晁说之、朱熹等人。
  说之这首诗，作于宣和四年（1122）春知成州（今甘肃成县）时。晁说之所咏梅妃由梅花起兴，喻其不是小家碧玉女，而是经过皇帝册封的梅妃。他的足迹未至闽地，诗中忆咏洛阳的梅花而说梅妃原姓梅。笔者认为，这是苏（轼）黄（庭坚）时起，普遍喻梅花为美人诗风的继续发展，即升格而喻为皇妃。
  综上所述，李纲笔下的梅妃，咏自闽北的梅花；而晁说之笔下的梅妃，咏自洛阳的梅花。可知南、北诗人的心是相通的，他们各由所咏的南地梅花、北地梅花起兴，升格而喻为梅妃。
  李纲笔下的梅妃，早于晁说之笔下的梅妃一年，影响也远超过晁说之的梅妃。一方面，是北宋后期江南的地位日趋重要，梅花“独向江南发”，成为高雅人格与高洁美人的象征。另一方面，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李纲的《梅花赋》比晁说之的《枕上和圆机绝句梅花十有四首》之五更出名，《四库全书总目·梁溪集》提要评价甚高：李纲的《梅花赋》，因唐代宋广平的《梅花赋》已佚，“拟而作之”；“置于唐人之中，可以乱真矣”。
  二、从梅妃到江梅妃
  南宋初，李纲任相仅70余日就被罢官、落职，他规划的抗金措施全废。绍兴三年（1133），李纲被贬提举西京崇福宫，不久由湖南回福州。五年，任江西安抚制置大使。七年被贬提举临安洞霄宫。八年正月，李纲返福州居住，直到十年元宵节病逝。可知，李纲在福州起码居住了五年。他的《梅花赋》，因而在福州及闽地逐渐流传。
  梅妃的名字渐为人知，但由于梅妃的履历不详，文人们就在唐本《梅妃传》与张泌“梅妃”、李纲“梅妃”、晁说之“梅妃”的基础上予以衍化。
  （一）江妃与江梅妃。
  江梅妃小时读二南诗，其父遂命名曰江采蘋。二南诗，如《诗经·召南》篇中，已有《采蘋》，义为：水滨采蘋，水中采藻，奉祭宗庙；赞美贵族女子将嫁时的告祭祖庙。《诗经·周南》记载，春秋战国时的正月二十一，郑交甫在江汉之湄的汉皋向江妃二女请珠佩，聘之橘柚，二女与之珠佩。才数十步，珠佩及二女均不见。以后衍为穿天节，男女水次偶合求子。后人泛尊江妃为江神。
  唐时，高供奉的《本草采萍时日歌》，述及各时所采之萍的不同药用。浙江人刘采春《啰唝曲》（望夫歌）七首之七有句：
  闷向江头采白蘋，尝随女伴祭江神。
  众中羞不分明语，暗掷金钗卜远人。
  大历贞元时诗人、隐居汉阳的于鹄《江南曲》也咏道：
  偶向江边采白蘋，还随女伴赛江神。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
  可知，唐时江浙一带祭赛江神的风俗是：女伴江边采白蘋，暗掷金器卜远人。即江边采蘋与祭祀江神相联系；江采蘋（江梅妃）的名字已寓于仪式中，呼之欲出。
  北宋大文人苏轼，元祐六年（1091）《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之五已把解佩江妃典故与梅花美人融合：“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临烟浦，脉脉当垆卖酒家。”政和二年（1112）进士李正民《和同院蜡梅三首》之一也把江妃的典故融人梅妃：“曾笑江妃粉面光，化工端为拂娇黄”。水仙，是传说中的水中神仙。宋代西湖旁有水仙王庙，旁为林逋祠堂，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书林逋诗后》等诗屡有咏及。杨万里（1127—1206）的《水仙花》四首，之一、之二将水仙花喻为从蕊珠宫谪下的江妃，欲在西湖嫁于水仙王。而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袁去华《蓦山溪·次陈帅用曹元宠梅花韵》，喻梅花为西方尊神的侍妾，居蕊珠宫。由于水仙王庙在林逋祠堂的旁边，从蕊珠宫谪下的江妃此后即被衍化为从蕊珠宫谪下的江梅妃。
  （二）梅花与江梅妃。
  梅花早就与后宫的典故联在一起。旧本《宋书》载：“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华，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后人多效之”。唐末五代诗人罗邺，有《梅花》诗，隐以吴越甚多的梅花与京洛贵族的富贵花牡丹相抗衡。五代时，莆田县人徐昌图的《木兰花令》，始用此典：“汉宫花面学梅妆，谢女雪诗裁柳絮”。入宋，渐成咏梅的常典。北宋前期，咏江梅多称寿阳粉妆。北宋中期，“风山亭下赏江梅”成为杭州一景①。莆田人蔡襄（1012—1067）有词《好事近》，把京宫与江梅联系了起来。北宋后期，始尊梅花为花王而夺牡丹之席，如陆佃《依韵和查许国梅花六首》，其六有句：“论功纵在姚黄下，果子花中合是王”。宣和时莆田人黄彦辉的《古寺》诗，则出现“容易江梅老岁华”的形象。
  宋代，范成大（1126—1193）《梅谱》载：“江梅，遗核野生不经栽接者，又名直角梅，或谓之‘野梅’。凡山间水滨，荒寒清绝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疏瘦有韵，香最清，实小而硬”。北宋后期，江梅成为一个著名的梅花品种，如曾几《独步小园四首》有句：“江梅落尽红梅在，百叶湘梅剩欲开”。李清照（1084—1151？）在《满庭霜》词中把江梅评为梅中上品。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梅花由“花品”走向“人品”，始明确以士人形象喻品梅花，如刘一止《道中杂兴五首》，其二有句：“我尝品江梅，真是花御史”。
  北宋前期，殿中丞吴威有侍姬名红梅，因吴咏《折红梅》词而传播人口①。北宋后期汝阴人王铚撰《龙城录》，说赵师雄遣罗浮（属今广州），醉于大梅花树下，梦遇梅花仙女。
  南朝梁时陶弘景《真诰》、《运象》载：“九嶷山道女罗郁成仙，名萼绿华。”唐代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诗也有句：“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宋代范成大《梅谱》载：“绿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绛紫色，惟此纯绿，枝梗亦青，特为清高，好事者比之九嶷仙人萼绿华。”
  综上所述，由宋以来，梅花逐渐被崇为花王，江梅逐渐被誉为上品。梅花的比喻由红梅侍姬、梅花仙女、绿萼梅仙女（萼绿华）而衍化为江梅妃。
  （三）批判小说的发展。
  《旧唐书·杨贵妃传序》始把“邦家丧败”归罪于杨贵妃。北宋前期，史官乐史创作小说《杨太真外传》，“以窒祸源”、“惩祸阶”。中期，又有陈道光创作小说《蔡筝娘记》，调侃、訾诋了传说中成仙的杨贵妃。后期，继有无名氏的《玄宗遗录》、秦醇的《骊山记》一卷与《温泉记》一卷、岷山叟的《杨贵妃遗事》二卷，均是衍化或丑化杨贵妃的小说。南宋前期，赵鼎的小说《林灵素传》借道士林灵素之口，向徽宗指斥说“蔡京鬼之首”、“童贯国之贼”；为受迫害的元祐党人鸣不平。南宋初期，人们将时事写入小说，与宋高宗的嗜好有关，余嘉锡《宋江36人考实》载：宋高宗偏安江左，居尝以欣赏诸色伎艺自娱，尤喜小说。如睿思殿祗候李絪善小说①，小说人朱修、孙奇隶德寿宫②，绍兴元年时内侍纲善小说、上喜听之③。修改唐本《梅妃传》后宋本《梅妃传》的问世，既是批判杨贵妃的小说发展衍化的必然结果；也与《宋江36人故事》、《杨家将故事》的诞生相类似，即老百姓“恨金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复”，而对宋徽宗、蔡京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判。
  江梅妃的形象，实际上是众多上阳白发人悲哭控诉唐玄宗的艺术概括与典型塑造。中唐诗人白居易写作新乐府《上阳白发人》，有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长庆二年（821）拜相的元稹，也有诗《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唐代康軿《剧谈录》卷下“政平坊安国观画”条也载：唐玄宗玉真公主建安国观，女冠多上阳退宫嫔御。南宋初，《梅妃传》也直言：“今世图画美人把梅者号‘梅妃’，泛言唐明皇时人，而莫详所自也”。
  三、从洛阳的梅妃到莆田的江梅妃
  宋时，位于闽中的兴化军，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兴化军又称莆阳，莆田又称莆中，仙游又称仙溪。
  （一）对蔡京的反动。
  唐时，莆田的海岸线约沿着今城关广化寺前筱塘、黄石横塘和海拔3.6M的向海一线分布①。北宋时，兴化军仙游人蔡京、蔡卞兄弟屡请于朝，才诏募筑莆田木兰陂。元丰元年（1083）陂成，蔡京有功，兴化军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陆域扩大、建置稳定、农业丰收、文化发展、科举闻名；但蔡京却是北宋灭亡的六贼之首，因此，北宋后期以来，兴化人们耻言蔡京，至以北宋名臣、蔡京同族的蔡襄冒顶募修木兰陂之功。南宋初理学家、莆田人林光朝有诗《木兰即事》，吟颂蔡襄，批判蔡京与蔡卞。林光朝（1114—1178），号艾轩，时称南夫子。隆兴元年（1163）进士，自绍兴（1131—1162）以来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兴于乡里者，艾轩实作成之也②。《宋史》列传一九二·儒林三也评曰：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因此，莆阳士风大变，以蔡京等兴化籍奸臣为耻；光朝还以中庸之旨影响了朱熹、孝宗等人。此后，兴化以忠信民风闻名③。宋本《梅妃传》就是在莆阳士风初变时创造出莆田乃至中国理学理想的女杰——江梅妃，体现了忠节观、贞节观，是对蔡京的反动。
  《莆阳比事》卷七“田擢瑞蒲”条载：县旧以田多生蒲故曰莆田。萍，蒲之地。《本草纲目·十九·草》说：蘋，是生于浅水中的田字草。《辞海》载：蘋，即苹。可知，萍、苹就是蒲（莆）田草。林光朝未中进士之前，在莆田黄石、谷城山等地授课；陈乐轩读《诗·采蘋》有悟，改名藻，继光朝、纲山而在莆传授红泉东井之学，闻名天下①。木兰溪是兴化军的风水河，在上游称溪，到中下游河段又称江；如流到原天华口村地域时，该段称东华江②。江采蘋的命名，综合了以上的寓意。唐玄宗时，莆田的江氏无考。据清道光抄本江东《江氏族谱》“濙公”条载：宋将迁鼎，梦皇妃示之曰：“盍居海东，其宁乎？”于是卜居宁海之东。明永乐四年（1406）状元、莆田人林环题句：“宁海桥横江水聚，城山峰、济阳居，遂为肇迁始祖。”皇妃，即江梅妃。元元统二年（1334），莆田建成宁海桥。汀州济阳派的濙公随后迁居宁海桥之东，后衍于东华村（吴、江等姓）、垕江村（后即江东村，有吴、江等姓，浦口宫所在地）；城山即谷城山，山上有梅花数千株，江氏视为风水山、风水树。
  北宋后期的两本小说，均塑造兴化人的善德。一是崔公度（？—1097）的《陈明远再生传》一卷，说皇祐四年（1052）时，兴化军人陈明远病死三日间进阴府，遵僧令而忏悔回生，信佛为善。二是无名氏的《玉华记》，说武则天时，冀州人方氏救疫有功升天为侍郎，与侍女宋道华相恋，皆谪坠人世。方氏托生于莆田，宋政和初62岁时才任歙州婺源宰。宋氏托身蜀中后，先返天；随后上帝梦召，方氏醒后致仕而升天。可惜的是，北宋后期兴化军出了蔡京这个大奸臣。为了扭转全国人民对兴化军人士的印象，兴化某些文人所写宋本《梅妃传》中的江梅妃这个正面典型，起先以手抄本流传于闽地，后又在《莆阳比事》中与“歧公归朝”合条。《歧公归朝、梅妃人侍》条的内容寓意，是表明兴化人江采蘋，早在唐玄宗时就有功于社稷；歧公陈洪进，又是北宋第一个纳土归宋的名臣，促进了祖国的统一，也有功于社稷；而不能单说北宋兴化人中有个大奸臣蔡京。《梅妃传》中的斗茶情节，也与兴化人蔡襄有关。名臣蔡襄感于茶的“烹试，曾未有闻”，而著《茶录》上进皇帝。从此，闽地的斗茶传入皇宫、风靡全国。宋徽宗著《大观茶论》，对斗茶加以总结与提高，称为“盛世之清尚”。由此来看，《梅妃传》中的涉茶情节，为的是彰扬兴化人蔡襄促进茶叶生产与流通的贡献。
  （二）对杨贵妃的反动。
  北宋时，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载：“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霓裳谱》因杨贵妃而闻名天下，其祖父是蒲州（属今山西）人。宋时，莆田已称莆中。元至元三年鲁至道任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时经过海边，咏诗《逍遥楼》。据此，蒲中应在海边的莆中，《霓裳谱》怎会传到蒲中逍遥楼？莆田人感触颇深，为了洗刷掉杨贵妃带给荔枝的坏名声（莆田俗称荔城），遂改写宋本《梅妃传》。
  北宋时，苏轼的《水龙吟，又（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仍认为杨花和萍、蘋，虽为三物而实出一体。杨花（贵妃）入水化为浮萍，而大的萍即蘋，莆田人就在唐本《梅妃传》与张泌、李纲、晁说之所记梅妃的基础上写成江梅妃，该妃是对杨贵妃的反动，形象高于杨贵妃，是《诗·采蘋》篇中模范的贵族女子，因此，命名为江采蘋。但文人的印象中总是视杨花、浮萍、蘋三物为一体的；如《元诗选》一套九本，均把梅妃混为杨贵妃。
  宣和元年（1119），李纲在沙县等闽北有多首咏梅诗，其中所咏，此后成了宋本《梅妃传》的素材。如《用韵赋梅花三首》之一有句：“明妃失意去朔漠，阿娇无宠扃长门。芳容寂寂谁复顾，雅意耿耿今何言”。《再赋一首》有句：“吹残楼角真可惜，莫厌秉烛临芳樽”。莆田文人从两诗生发开来，此后酿出《梅妃传》里翠华西阁事件与《楼东赋》的故事。三对江汉二女的故事中有舜的二妃，此后的《梅妃传》中唐玄宗以之与梅妃、杨贵妃相比，作者直接在文中认为杨贵妃不配与之相比。
  最早记载宋本《梅妃传》的是叶廷圭的《海录碎事》，廷圭是闽北瓯宁（今福建建瓯）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绍兴十八年（1148）知闽南的泉州，十九年五月撰成该书，其中有《梅妃传》的六个条目。稍后，尤袤（1127—1194）的《遂初堂书目》杂传类也收载《梅妃传》，尤袤的四世祖由闽南的晋江迁居无锡，尤袤为绍兴十八年进士（1148），官至礼部尚书。稍后，兴化军贡生李俊甫历经十几年，著成《莆阳比事》七卷，呈给兴化知军、刘克庄的岳父林景良。嘉定七年（1214），林景良写跋后刻版。该书中的“梅妃入侍”条摘录了宋本《梅妃传》。南宋中期，还衍出诸杂砌《梅妃》，梅妃的形象通过剧坛而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江梅妃此后在文学史与地方风俗史上青名永存。
  由于历史资料的遗缺，笔者以上只能就现存资料进行总述。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三点：
  正如程杰教授序中所述：“《梅妃传》有一唐写本，撰者不明，语辞凡俗”。则此唐大中年间（847—859）《梅妃传》中的梅妃，比前蜀（907—925）时张泌《妆楼记》中的梅妃，早出现60多年。程毅中编《古体小说钞》宋元卷，也在《梅妃传》题注中指出：“跋文谓得于‘朱遵度家’，则[叶少蕴与予]得自朱氏子孙，亦未可知。跋中又谓‘略加修润而曲循旧语，惧没其实也’，似收藏者又加修改，已暗示本非唐人之作”①。
  正如朱金明《刘克庄咏梅妃诗发微》一文所述：今本《开元天宝遗事》只146条，而南宋后期刘克庄《读〈开元天宝遗事〉》六言诗咏及梅妃，由此“推断王仁裕（880—956）曾在《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记有梅妃其人”。这“有赖于《开元天宝遗事》一书足本[159]条的新发现。”
  正如许培元《梅妃生里传犹在》一文所述：“历史上对是否有梅妃，众说纷纭。窃以为，这个争论没有意义。……梅妃是老百姓认可的人格高尚的伟大女性，如此足矣”。张乘健的论文早在1992年就提出：《梅妃传》的出现，是对《长恨歌》的反动，是宋明文化对唐文化的反动。自宋代以来，中国的才子佳人文学中的佳人基本上是梅妃型的了。
  遗憾的是，道光《江氏族谱》抄本中错漏较多，有待明清时《江氏族谱》原本的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