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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策问 明成祖朱棣
皇帝制曰：朕承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洪业，舆图之广，生齿之繁，从古莫比。故穷发之地咸为编户，雕题椎结悉化冠裳。来虽如归而治虑未浃，朕夙夜惟念，期在雍熙。然十室之邑，人人教之且有弗及，矧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夫存诚过化，不见其迹。欲臻其极，谅必有要，不明诸心，曷由达效？
唐虞三代之治，其来尚矣，而汉、唐、宋之治，犹可指而言之。自夔典乐教胄子而学校兴，而汉、唐、宋之学校有因革，其教化可得而闻？自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科目举，而汉、唐、宋之科目有异同，其名实可得而议？自小司徒经土地而田制定，而汉、唐、宋之田制有屯营，其计画可得而言？自校人掌王马之政，而马政立，而汉、唐、宋之畜牧有耗息，其详悉可得而数？之数者，有宜于古而合于今，若何施而可以几治？夫政不稽古，则无以验今，事不究迹，则无以见实。子大夫博古以知今，明体以适用。陈其当否，以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状元殿试卷 林环
臣对：臣闻出治有本，在乎先明诸心；为治有法，在乎远稽诸古。盖明诸心者，其本也；而稽诸古者，其迹也。圣人之治天下，未尝不以稽古为道，而亦曷尝不本诸心，以为出治之本乎？
钦惟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肇造洪基，抚有六合，垂统万世，厥功罕丽。皇上嗣膺宝图，思迈先烈，继述之美，克开前光。于是戴发含齿，率隶编籍，尺地寸天，举入贡赋，以致雕题椎结，化而冠裳，则不惟有以囿生灵于覆帱之中，而且有以变左衽于礼义之习，弘功伟绩，超越宇宙，宜莫尚矣。而皇上方且虑治化之未洽，思臻治之有要，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欲远法唐虞三代，而近稽之汉、唐、宋。详举其目，则学校之兴，科目之举，田制之定，马政之立，皆欲追究其迹。而原其要，则首于明诸心之一言。噫！“明诸心”一言，臣有以知皇上于出治之道，知所本矣。然皇上訏谟远猷，断自宸衷，而犹拳拳举以策臣等者，臣又以知皇上是心，其即询于刍荛之心也。臣安敢不拜稽首，以对扬圣天子之休命乎？
臣闻以言语诏民者，则十室之邑，虽耳提面命而不足。以德化导民者，则天下之大，虽运以方寸而有余。何则？天下虽大，不能大君人之一心耳。故存诚过化，虽泯于无迹，而臻极至到，则原于一心。是以尧舜以之帝天下，而使黎民于变，比屋可封者，此心也；三代以之王天下，而使兆民允怀，人人有士夫君子之行者，亦此心也。以至汉、唐、宋之治，虽不逮古，然亦能超后世而独盛者何？莫非此心乎？是则皇上将欲跻于唐虞三代，而薄汉、唐、宋于不居者，宁不自一心始乎？皇上知自心始，则所谓期于雍熙，臻其至极，皆在方寸一转移之间耳。况乎学校之兴也，科目之举也，田制、马政之定也、立也，又皆是心之用乎！臣请因圣策所及而条陈之。
夫人君之继天立极，莫大于学校也。舜命夔典乐以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此典乐之官所由设，乃学校所由始也。三代之学，夏曰东序、西序，商曰左学、右学，周曰东胶、虞庠，亦曰辟雍，无非以明人伦也。汉兴，高帝以马上得天下，未遑庠序之事。至文帝，颇登用文学之士。景帝不学儒学，故诸博士，具诸徒间，未有进者。当时，惟文翁守蜀而修学舍于成都，由是大化，比于齐鲁。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光武中兴，始起太学。明帝临雍拜老，正坐讲道，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至于安帝、薄于文艺，博士倚席不讲，学舍尽为蔬园。汉学校有可考矣。唐有国学，有太学，有四门学，有历学，有书学、算学。太宗又数行幸。贞观之盛，增筑学舍千二百间，生徒至三万余人。至代宗时，夷狄多虞，弦诵之地，寂寥无声。此唐之学校有可考者矣。若宋之时，有国子监、太学，有武学，有书、算学。天下已平，儒者往往依山林以讲授，当时于嵩阳、岳麓、雎阳、白鹿四书院为尤著。厥后，如胡安定教授苏湖，立经义、治事斋以教学者，此尤表表足称。则宋之学校，其颠末亦有可稽者焉。
夫学校教化之本，唐虞三代之时，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故学校之立而教化为特盛。若汉之治杂霸，唐之治杂夷，宋之治亦有未醇，躬行之实，已无其本，则学校虽立，而教化终有愧于古者，抑有由矣。
人君用人亮天之道，莫大于科目。成周之时，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三岁大比，而宾兴夫贤者能者，故命乡论秀而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升之学，曰“俊士”。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升之司马曰“进士”。大司马论辨官材以告于王，论定而后官之，任官而后爵之，以至太宰招废置而持其柄，内史赞予夺而贰于中。司士掌郡士之版，岁登记其损益之数。此科目所由举也。若汉之时，则有孝廉、孝弟、力田、贤良、明经诸科。唐之时，则由学馆进者，曰“生徒”，由州县进者，曰“乡贡”，而又有进士、开元礼、缘举、杂录、制举、孝廉、三礼、五传、一史、三史、童子、明经、明法、明算诸科。宋之时，则有诸贤良，有宏词，有童子学，漕试、推恩诸科。此汉、唐、宋科目之名，其异同固可稽矣。然成周之时，教养有法，且选任之际，循名责实。故所进之人，无非适用之士。
若汉唐而后，则养非所用，用非所养，故进用之际，不无贤否相半。是故汉之仲舒以贤良进，倪宽以明经举，似矣。而徐淑之不逃冒年，陈汤之不奔父丧，乃与科选，果何欤？唐之制科，则有裴度、韩休，而皇甫镈亦以是进。博学宏词，则有陆贽、杜黄裳，而王涯、刘禹锡亦以是进，又何欤？宋之富弼、苏轼，以制科进，杜邝公、范文正、欧阳公由进士举，是皆可取。然以丁谓之謀佞，且居要路，则又不能无可议者焉。此其名实不称，视成周得人之盛，盖不能无歉矣。
至若足民足国之良图，莫要于定田制；备兵讲武之先事，莫要于立马政。周制，小司徒均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步百为亩，亩百为夫。人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故成周无不受田之家。阡陌既开，井田法废。自汉文帝募民耕塞下，始有屯田之制。赵充国击先零，分兵久驻，于是有屯田之说。至唐之时，则有营田之制。至宋之兴，或屯或营，盖兼用也。大抵汉之屯田以兵，唐之营田以民，而宋之或兵或民，盖不一焉。夫其屯田以兵，斯可以免军旅坐食之费，营田以民，斯可以足国家储备之资，此其计划之善，亦有可取者矣。
至若校人掌王马之政，此马政所由立也。汉置仆牧帅诸苑，而众庶街巷有马，则不特养于官矣。暨大将军骠骑屡出，而马大耗。唐自张万岁领群牧，马至七十万六千，王毛仲初监马二十四万，后至四十三万。自群牧失职，国马益耗。宋则牧马有监，掌牧有职。又或畜之于官，或养之于民，或市之于边。大抵市之于边者不可常，莫若畜之于官为有常也。专畜于官者为限，莫若兼养于民者为益广也。若是息耗之由，亦可概见矣。
皇上既举数者之目，详列于前，而又以数者之政，宜于今者总询于后。臣学不足以稽古，用不足以适今，曷足以上揆圣哀。愚昧之见，谓是数者，皆皇上酌古准今，已行之效，而拳拳以为问，特皇上谦让不自满足之心耳。夫方今学校，内自京畿，外达郡国，莫不有学，此盖太祖高皇帝参酌古制而用之者。今皇上遵而行之，迩者车驾临幸太学，俎豆生辉，衣冠增气，天下士子，知所向方，则教人之法，固可比隆唐虞三代，而陋汉、唐、宋于下风矣。方今进于学校者有科贡，选于乡里者有人材，是亦太祖高皇帝错综古典而行之者。今皇上嗣而守之。兹者临轩策问，茅茹汇征，衣冠云集，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则用人之道，亦可媲美唐虞三代，而薄汉、唐、宋于下流矣。至若田制之立，虽非尽成周之旧，马政之立，亦参用校人之政。然其屯营之必备，畜牧之必专，是亦酌古而宜于今者耳。是二者，亦太祖高皇帝已试之法，今皇上率而由之者。况于屯田则劝督之必严，于畜牧则孳息之益众，殆恐古昔盛际，亦不过是，而汉、唐、宋又乌可以同日而语哉！然臣于终篇，愿有献焉。
夫是数者，特冶之法也。其本则系之皇上之心。盖以是心而兴学校，则朱熹所谓本之躬行心得之余是也。以是心而兴贤才，则大禹所谓光天之下是也。以是心而定田制，则《大学》所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是也。以是心而立马政，则《诗》所谓“秉心塞渊”与“思无邪”者是也。合而论之，则程子所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臣愿皇上终始此心，斯可以终始此治矣。
臣于博古通今，明体适用，乌足以当。特以上之问，适有以发臣愚忠，故敢冒昧陈献。伏冀万幾之暇，少垂圣览。生民幸甚，天下幸甚！臣不胜惓惓。臣谨对。
皇帝制曰：朕承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洪业，舆图之广，生齿之繁，从古莫比。故穷发之地咸为编户，雕题椎结悉化冠裳。来虽如归而治虑未浃，朕夙夜惟念，期在雍熙。然十室之邑，人人教之且有弗及，矧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夫存诚过化，不见其迹。欲臻其极，谅必有要，不明诸心，曷由达效？
唐虞三代之治，其来尚矣，而汉、唐、宋之治，犹可指而言之。自夔典乐教胄子而学校兴，而汉、唐、宋之学校有因革，其教化可得而闻？自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科目举，而汉、唐、宋之科目有异同，其名实可得而议？自小司徒经土地而田制定，而汉、唐、宋之田制有屯营，其计画可得而言？自校人掌王马之政，而马政立，而汉、唐、宋之畜牧有耗息，其详悉可得而数？之数者，有宜于古而合于今，若何施而可以几治？夫政不稽古，则无以验今，事不究迹，则无以见实。子大夫博古以知今，明体以适用。陈其当否，以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状元殿试卷 林环
臣对：臣闻出治有本，在乎先明诸心；为治有法，在乎远稽诸古。盖明诸心者，其本也；而稽诸古者，其迹也。圣人之治天下，未尝不以稽古为道，而亦曷尝不本诸心，以为出治之本乎？
钦惟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肇造洪基，抚有六合，垂统万世，厥功罕丽。皇上嗣膺宝图，思迈先烈，继述之美，克开前光。于是戴发含齿，率隶编籍，尺地寸天，举入贡赋，以致雕题椎结，化而冠裳，则不惟有以囿生灵于覆帱之中，而且有以变左衽于礼义之习，弘功伟绩，超越宇宙，宜莫尚矣。而皇上方且虑治化之未洽，思臻治之有要，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欲远法唐虞三代，而近稽之汉、唐、宋。详举其目，则学校之兴，科目之举，田制之定，马政之立，皆欲追究其迹。而原其要，则首于明诸心之一言。噫！“明诸心”一言，臣有以知皇上于出治之道，知所本矣。然皇上訏谟远猷，断自宸衷，而犹拳拳举以策臣等者，臣又以知皇上是心，其即询于刍荛之心也。臣安敢不拜稽首，以对扬圣天子之休命乎？
臣闻以言语诏民者，则十室之邑，虽耳提面命而不足。以德化导民者，则天下之大，虽运以方寸而有余。何则？天下虽大，不能大君人之一心耳。故存诚过化，虽泯于无迹，而臻极至到，则原于一心。是以尧舜以之帝天下，而使黎民于变，比屋可封者，此心也；三代以之王天下，而使兆民允怀，人人有士夫君子之行者，亦此心也。以至汉、唐、宋之治，虽不逮古，然亦能超后世而独盛者何？莫非此心乎？是则皇上将欲跻于唐虞三代，而薄汉、唐、宋于不居者，宁不自一心始乎？皇上知自心始，则所谓期于雍熙，臻其至极，皆在方寸一转移之间耳。况乎学校之兴也，科目之举也，田制、马政之定也、立也，又皆是心之用乎！臣请因圣策所及而条陈之。
夫人君之继天立极，莫大于学校也。舜命夔典乐以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此典乐之官所由设，乃学校所由始也。三代之学，夏曰东序、西序，商曰左学、右学，周曰东胶、虞庠，亦曰辟雍，无非以明人伦也。汉兴，高帝以马上得天下，未遑庠序之事。至文帝，颇登用文学之士。景帝不学儒学，故诸博士，具诸徒间，未有进者。当时，惟文翁守蜀而修学舍于成都，由是大化，比于齐鲁。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光武中兴，始起太学。明帝临雍拜老，正坐讲道，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至于安帝、薄于文艺，博士倚席不讲，学舍尽为蔬园。汉学校有可考矣。唐有国学，有太学，有四门学，有历学，有书学、算学。太宗又数行幸。贞观之盛，增筑学舍千二百间，生徒至三万余人。至代宗时，夷狄多虞，弦诵之地，寂寥无声。此唐之学校有可考者矣。若宋之时，有国子监、太学，有武学，有书、算学。天下已平，儒者往往依山林以讲授，当时于嵩阳、岳麓、雎阳、白鹿四书院为尤著。厥后，如胡安定教授苏湖，立经义、治事斋以教学者，此尤表表足称。则宋之学校，其颠末亦有可稽者焉。
夫学校教化之本，唐虞三代之时，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故学校之立而教化为特盛。若汉之治杂霸，唐之治杂夷，宋之治亦有未醇，躬行之实，已无其本，则学校虽立，而教化终有愧于古者，抑有由矣。
人君用人亮天之道，莫大于科目。成周之时，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三岁大比，而宾兴夫贤者能者，故命乡论秀而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升之学，曰“俊士”。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升之司马曰“进士”。大司马论辨官材以告于王，论定而后官之，任官而后爵之，以至太宰招废置而持其柄，内史赞予夺而贰于中。司士掌郡士之版，岁登记其损益之数。此科目所由举也。若汉之时，则有孝廉、孝弟、力田、贤良、明经诸科。唐之时，则由学馆进者，曰“生徒”，由州县进者，曰“乡贡”，而又有进士、开元礼、缘举、杂录、制举、孝廉、三礼、五传、一史、三史、童子、明经、明法、明算诸科。宋之时，则有诸贤良，有宏词，有童子学，漕试、推恩诸科。此汉、唐、宋科目之名，其异同固可稽矣。然成周之时，教养有法，且选任之际，循名责实。故所进之人，无非适用之士。
若汉唐而后，则养非所用，用非所养，故进用之际，不无贤否相半。是故汉之仲舒以贤良进，倪宽以明经举，似矣。而徐淑之不逃冒年，陈汤之不奔父丧，乃与科选，果何欤？唐之制科，则有裴度、韩休，而皇甫镈亦以是进。博学宏词，则有陆贽、杜黄裳，而王涯、刘禹锡亦以是进，又何欤？宋之富弼、苏轼，以制科进，杜邝公、范文正、欧阳公由进士举，是皆可取。然以丁谓之謀佞，且居要路，则又不能无可议者焉。此其名实不称，视成周得人之盛，盖不能无歉矣。
至若足民足国之良图，莫要于定田制；备兵讲武之先事，莫要于立马政。周制，小司徒均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步百为亩，亩百为夫。人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故成周无不受田之家。阡陌既开，井田法废。自汉文帝募民耕塞下，始有屯田之制。赵充国击先零，分兵久驻，于是有屯田之说。至唐之时，则有营田之制。至宋之兴，或屯或营，盖兼用也。大抵汉之屯田以兵，唐之营田以民，而宋之或兵或民，盖不一焉。夫其屯田以兵，斯可以免军旅坐食之费，营田以民，斯可以足国家储备之资，此其计划之善，亦有可取者矣。
至若校人掌王马之政，此马政所由立也。汉置仆牧帅诸苑，而众庶街巷有马，则不特养于官矣。暨大将军骠骑屡出，而马大耗。唐自张万岁领群牧，马至七十万六千，王毛仲初监马二十四万，后至四十三万。自群牧失职，国马益耗。宋则牧马有监，掌牧有职。又或畜之于官，或养之于民，或市之于边。大抵市之于边者不可常，莫若畜之于官为有常也。专畜于官者为限，莫若兼养于民者为益广也。若是息耗之由，亦可概见矣。
皇上既举数者之目，详列于前，而又以数者之政，宜于今者总询于后。臣学不足以稽古，用不足以适今，曷足以上揆圣哀。愚昧之见，谓是数者，皆皇上酌古准今，已行之效，而拳拳以为问，特皇上谦让不自满足之心耳。夫方今学校，内自京畿，外达郡国，莫不有学，此盖太祖高皇帝参酌古制而用之者。今皇上遵而行之，迩者车驾临幸太学，俎豆生辉，衣冠增气，天下士子，知所向方，则教人之法，固可比隆唐虞三代，而陋汉、唐、宋于下风矣。方今进于学校者有科贡，选于乡里者有人材，是亦太祖高皇帝错综古典而行之者。今皇上嗣而守之。兹者临轩策问，茅茹汇征，衣冠云集，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则用人之道，亦可媲美唐虞三代，而薄汉、唐、宋于下流矣。至若田制之立，虽非尽成周之旧，马政之立，亦参用校人之政。然其屯营之必备，畜牧之必专，是亦酌古而宜于今者耳。是二者，亦太祖高皇帝已试之法，今皇上率而由之者。况于屯田则劝督之必严，于畜牧则孳息之益众，殆恐古昔盛际，亦不过是，而汉、唐、宋又乌可以同日而语哉！然臣于终篇，愿有献焉。
夫是数者，特冶之法也。其本则系之皇上之心。盖以是心而兴学校，则朱熹所谓本之躬行心得之余是也。以是心而兴贤才，则大禹所谓光天之下是也。以是心而定田制，则《大学》所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是也。以是心而立马政，则《诗》所谓“秉心塞渊”与“思无邪”者是也。合而论之，则程子所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臣愿皇上终始此心，斯可以终始此治矣。
臣于博古通今，明体适用，乌足以当。特以上之问，适有以发臣愚忠，故敢冒昧陈献。伏冀万幾之暇，少垂圣览。生民幸甚，天下幸甚！臣不胜惓惓。臣谨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