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莆田，史称“兴化”，雅号“莆阳”，俗称“莆仙”，位于福建沿海中部，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美誉，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南朝陈光大二年（568）析南安郡初置莆田县，辖境约为今莆田市的范围。唐圣历二年（699）析莆田县西半部置清源县，天宝元年（742）清源县改名仙游县。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析莆田、仙游等部分区域设立兴化县，置太平军，辖莆田、仙游、兴化3个县，军治和兴化县治均设在游洋，后改太平军为兴化军。太平兴国八年（983），军治迁到莆田。南宋景炎二年（1277）升兴化军为兴安州。元至元十五年（1278）改兴安州为兴化路。明洪武二年（1369）改兴化路为兴化府。正统十三年（1448）裁撤兴化县，乃辖莆、仙两县。清代沿用明制，兴化府不变。民国2年（1913）撤销兴化府，莆仙两县属福建省南路观察使。民国3年莆仙两县改属福建省厦门道。民国15年废道后直属福建省。民国23年属福建省第四行政督察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仙两县隶属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区。1950年，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先后改称晋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福建省人民政府晋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70年6月，莆田、仙游两县由晋江专区划归闽侯专区，并将闽侯专区改名为莆田专区；1971年5月改名莆田地区，辖莆田、仙游、福清、闽清、平潭、长乐、闽侯、永泰8个县。198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莆田撤地设市，为福建省直辖市，辖城厢区、涵江区和莆田、仙游两县。2002年5月，莆田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将原莆田县的部分乡镇分别划入城厢区、涵江区，并设立了荔城区、秀屿区。莆田市现辖有仙游县、城厢区、荔城区、涵江区、秀屿区、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和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
莆田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文物彰明，人才辈出，名闻遐迩。在这块神奇的大地上，自唐代第一位进士林藻至清代末科进士张琴的一千多年间，共涌现出2375名文进士（含诸科、特奏名等）。其中，唐、五代13名，宋代1756名，元代7名，明代535名，清代64名；状元7名（宋代5名、明代2名）、榜眼6名（宋代），探花4名（明代）。此外，还有22名武进士（其中武状元1名）。
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以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广泛的影响，是很难有另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比的。
就整体而言，隋以前福建的教育还处在萌芽状态。南朝梁陈间郑露三兄弟倡学在南山的“开莆来学”，不仅开创了莆田教育之先河，而且也代表了福建文教曙光的来临。福建的人文教育活动在唐代逐步开展。这其中，有过李椅、常衮、王审知的几次著名的兴学活动。唐贞元（785—805）之后，福建“岁贡士与内州等”，一改过去与进士几乎绝缘的落后状况，及第者络绎不绝。贞元七年，林藻成为莆田的第一个进士，此后，出现了莆田乃至福建进士及第的一个小高潮。福建在全国的文教地位因此迅速提升，为宋代迎来文化教育的黄金时期并成为科举的首要省份发了先声。据《福建教育史》统计，唐、五代福建64位可考的进士中，莆仙籍的就有13人，约占20％，而按《新唐书》载，当时莆仙两地的人口数仅占全省的11％。
宋代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太祖创立的殿试制度，使分级考试逐层选拔臻于完备。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贡举后，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的科目，不但为同时代的辽、金所仿效，而且为后来的元、明、清所沿袭。同样，宋代的莆田（时称兴化军）在其科举史上矗立起一座高高的里程碑，成为名扬天下的“文献之邦”。莆田科举兴盛，呈现出五大特征：
一是进士人数众多。据专家统计，两宋319年间共举行118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约39000余人，其中福建籍进士7000多人，名列全国第一。而区区只有3个县的兴化军却举进士1014人，诸科、特奏名等742人，为福建进士总数的25％，占整个莆田进士总数（自唐至清2375人）的74％左右。这就是说，宋代所取正奏名进士中，每39人中就有一个是莆田人。
难怪一代名相王安石会发出赞叹：“兴化多进士。”当时兴化军的人口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5％，但考取的进士数却占全国进士总数的4.5％。所以，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莆田科举考试都居于福建乃至全国前列，兴化军科甲鼎盛由此窥见一斑。
二是进士等级较高。宋代科举，以考试成绩定等级，唯进士前十名需奏请皇帝确定。进士一般分为五甲（等），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在莆田考取的千名正奏名进士中，获等级较高者众多。据史书记载，宋代共产生出118名文状元，除籍贯不明外，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26％。这些状元及第者入仕后，在文学、政事等方面作出相当的成就，并担任重要职务。如郑侨、陈文龙官至副宰相，参与执掌朝政；徐铎则官至尚书，著述甚丰，留有《文集》三十卷、《易谈》二十卷、《群书总要》一百卷等；黄公度更是诗文词赋兼备，有《知稼翁集》十一卷、《知稼翁词》一卷传世。此外，在众多进士中，获榜眼的有6名，即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
三是进士官居高位多。宋代是莆田政治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莆田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终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9名（含附传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4名。《宋史·宰辅表》称：两宋期间，居相位者133名，位执政者482名。而莆田出仕官员中位居宰相者3名：蔡京、叶颙、陈俊卿；执政者7名：蔡卞、蔡攸、龚茂良、郑侨、陈卓、陈文龙、黄庸；官至六部尚书者13名：叶大有、蔡洸、徐铎、蔡翛、陈居仁、林大鼐、刘克庄、刘榘、方应发、方大琮、卓得庆、薛元鼎、林英；侍郎者15名：蔡襄、方会、许敦仁、苏桦、傅义夫、宋棐、林光朝、陈谠、黄黼、黄艾、余崇龟、刘弥正、赵时愿、林彬之、陈彦文。
四是进士文学名家多。为文是莆田进士入仕后追求的另一个目标。他们从政之余，不忘诗文，继续勤奋励学。他们不仅以诗赋扬名科场，而且著书立说，流传后世。正如宋邑人进士李俊甫在《莆阳比事》卷四“里名文赋”条中所说：“至本朝盛时，蔡襄、方蓁、陈睦、黄君俞、朱绂、黄隐、傅楫皆以词赋名世，见于三元、元祐间诸集。南渡以来，有林大鼐、郑厚、黄公度、刘夙、刘朔诸公魁大廷、南宫、大学者，前后相望云。”据不完全统计，宋时文采焕发、见重名家的兴化进上作家就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以文名当世、为欧阳修深爱的陈动之，有朱熹称其“文章见重外夷”的蔡襄，有著书百卷、刘敞以为“似两汉儒者”的黄君俞，有宋徽宗和曾巩、曾布推重的傅楫，有孙觌称其文赋“魁琦玮丽”的傅谅友，有徽宗朝四大名儒之一的徐师仁，有绍兴间奏赋第一、号称莆阳文字“开山祖”的郑厚，有下笔数千言、王十朋叹为“经世之文”的蒋邕等。而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被誉为南宋三大词人之一的刘克庄。他不但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二百卷，而且诗作之多，仅次于陆游；词风之豪壮，与陆游、辛弃疾比肩而立；他的《后村诗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齐名，堪称宋代诗话之双璧。
五是进士具有集中性。有的县，甚至一些村庄涌现出一批科甲世家，产生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以及“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等奇特现象。宋人黄岩孙撰的《仙溪志》记载了“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与他邑”的衣冠盛事。最突出的例子有仙游县枫亭蔡氏，从北宋天圣五年（1027）蔡兖考中进士开始，一直到南宋淳祐七年（1247）蔡仪国被录取为进士为止的220年间，共产生23名进士，其中1名榜眼即蔡佃，2名宰执即蔡京、蔡卞兄弟。还有仙游县的罗峰傅氏，从宋治平四年至咸淳十年（1067—1274）的207年间，先后出了25名进士。此外，还出现一村一姓数十名进士，如莆田县的方氏、陈氏、林氏，仙游县的许氏、叶氏等。值得一提的是，还有20对兄弟双双同科及第的佳话。
总之，兴化军莘莘学子不仅创造了莆田科举史上的罕见现象，而且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广为流传的科甲传奇，诸如“龙虎榜头孙嗣祖，凤凰池上弟联兄”、“枌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四异同科，七名联第”、“父子一榜，昆季同年”、“一科两状元”、“相枢同朝”等等。
那么，蕞尔之地的兴化军在宋代为何会出如此之多的进士和状元呢？究其成因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宋朝廷以文治国，重视科举取士是莆田科举鼎盛的政治背景。赵宋自立国后，实行以人文为主体的治国方略。宋代官僚制度的发展，使文官治国体制“在北宋彻底地、稳定地建立起来，贵族统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宋代始终强调文治。尤其是宋太宗做了皇帝之后，迅速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整个宋朝，每年由科举入仕的平均人数是361人，约为唐朝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可以说，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宋朝廷不仅扩大录取名额，而且还通过改革科举考试方式，使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不受家庭地位、父祖官爵的影响，在考场上凭学识取得官位。这些经过科场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朝廷的重用。科举制度的高度发展，造就了宋代一大批治国能臣、名公贤相。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莆田大量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他们大多数亦文亦仕，既参与国家管理，又著书立说，主宰思想文化领域，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宋代大量人口南迁，福建经济的发展为莆田科举鼎盛奠定了物质基础。两宋时期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繁荣，首先得益于北方移民的大量南迁。大量人口的南迁，使福建路受益，兴化军也不例外。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兴化的农业、手工业和海运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木兰陂的建成改变了莆田农业的命运。木兰陂是当时福建规模最大、在全国也算得上十分宏伟的水利工程，修成后不仅抵御洪水和海潮的灾害，保障农田灌溉，扩大耕地面积，而且使兴化平原的农业生产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两宋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莆田科举鼎盛的形成构筑浓厚的文化气氛。宋室南渡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学术日渐繁荣。在北方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这些人的到来无疑备受重用，自然形成了崇儒重文的社会风尚。这样，莆田乃至福建科举兴盛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莆田文化之所以繁荣昌明也有其自身的文化环境因素。一方面，宋代莆田藏书家多、藏书量丰富，此乃莆田士人视书为财的风气所致，认为书籍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另一方面，宋代莆田学者众多，著述如林。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藏书，才使得莆田文人辈出，名作迭起。据专家考证，两宋时期，兴化军著书立说的有250余人，著作630余部，现存60余部，其中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书目34部820卷、存目8部17卷。从文人和数量可观的传世之作来看，莆田文化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
四、地方吏民重教兴学是莆田科举鼎盛最重要的因素。北宋在经历了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和崇宁兴学三次兴学运动后，基本上确立州（府、军）、县二级官办教育体系。但兴化军早在第一次兴学运动（1041—1048）之前，就已经形成军学和县学的二级教育网络，这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是少见的。官办学校“制度宏伟、雄冠一时”，出现“学宫壮伟，甲于闽郡”的动人局面。办学高峰时期，军学校舍“凡四百八十间”，参加兴化军贡试的学子多达近七千人，办学经费“视他州为盛”。这与当时各地官学屡兴屡废的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的文化教育中心。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自北宋太平兴国四年至南宋德祐二年（979—1276）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兴化大地涌现出许许多多重教兴学的知军、知县和尉官。他们关心、重视、扶持地方教育的种种善举，给后人留下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尽管官办学校规模宏伟，雄冠一时，但对“儒风特盛”的兴化军来说，这只是一方面，而更广泛、深厚的科举文化则根植于民间的私学教育中。在莆田，民办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到了宋代，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闽，或称精舍，或称草堂，或称义塾，或称学馆，皆由名儒讲学授业。据方志记载，宋代兴化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书堂书院就达30所。莆田士人把教书育人视为神圣职业，以献身教育为荣。他们或功成身退，以教书为乐事；或无意仕途，终身以育人为业；或科举失意，转而讲授学问；或迫于生计，而受聘为师。涌现出如杨在尧、林迪、茅知至、林光朝、郑樵、郑厚、林立之、林彖、宋藻、黄补、黄绩、陈宓等一大批教育名家。甚至连外地名士如朱熹等都前来兴化讲学授徒，“凡三至焉，趋风承教之士不少”。民间办学的这种优良传统转化为社会风气：“十室九书堂”、“自井邑而达田野，弦诵之声，远迩相闻”、“田亩市井之徒，悉能识书画字”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民办教育的普及，为四方学子一心向学、进取科第提供良好的外界环境。
此外，宋代兴化教育如此发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那就是捐资办学蔚然成风。如北宋咸平元年（998）方仪、陈等诸生带头捐资30缗，创办兴化军学，这是史籍记载的莆田第一次集资办学。随后，捐资办学的邑人层出不穷，并成为时尚，甚至连穷人、寡妇也以兴学为荣。可以说，遍布兴化大地各个角落的众多私学绝大部分都是由莆人节衣缩食创办的。如林国钧“尝建红泉义学，延族子光朝为师，置义田以赡四方从学者，由是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黄问筑上林义斋，以“聚四方英俊、立五规”为办学宗旨；寡妇黄氏“倾家资创义斋，聘名师教族里子弟”。这些生动的例子不胜枚举。
五、地狭人稠，以儒为业也是莆田科举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北方大量人口的南迁，一定程度上促进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由于移民的急剧增加，同时期内耕地却不可能以相同的比率增长，因此，人地矛盾在兴化军尤为突出。正如郑樵在《通志》中所言：“吾莆地狭人贫，惟以读书为业。”宋邑人进士方惭也说：“闽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对于莆田存在人口过剩的现象，南宋理学家林光朝在《艾轩集》中是这样记述的：“莆之郡二百年，虽以州名，其实一县也，原轸如绳，廛里如栉，十室五六，无田可耕。”然而，在“地狭人稠，为生艰难”的情况下，聪明的莆田人却另拓谋生之路，诸如从事技艺、经商、出家以及向海外移民等，其中也包括不少人以读书为业，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希望一朝金榜题名。邑人方大琮说的“吾邑（兴化）家尽弦诵，人识律令，非独士为然，工农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和莆田人的古训“地瘦栽柏松，家贫子读书”，就是当时最真实生动的写照。
元代莆田的科举式微，想读书为官者寥寥无几。有元一代，莆田考中进士的人数不足10名。而到了明代，随着兴化经济的日益繁荣，在传统的重教兴学的社会氛围熏陶下，莆田又重现了科举强区、人才辈出的盛况，进入再一个昌盛时期。据《兴泉科甲之盛》等载：明代兴化府的举人、解元（即举人中的第一名）、进士、状元、探花分别占全省总数的20％、33％、22％、18％和40％，蔚为科举奇观；并且，从政者重臣高官选出，出现“六部尚书占五部”等奇特现象。莆仙人列入《明史》人物传的有45名（含附传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有35名；而四品（知府）以上的官员多达300余名。对此盛事，清乾隆《莆阳人物志》序言中写道：“莆僻处海滨，名邹鲁，非人物彬彬故欤？盖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究其原因有五：
一是明朝廷的重视。在明代，入学中举、考取进士以谋得高官厚禄，已深入士子之心，比之唐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初统治者求贤若渴，除了下诏招贤，还于洪武三年至五年（1370—1372），令各行省连试三年。由于朝廷刚刚建立，缺少官吏，因此乡试中式的举人都免除会试，直接赴京听候选拔为官。以上政策、措施，极大鼓舞了士人的读书求取功名之心，而扩招必然增加应试名额，也增加了中举的可能性。最高统治者还将各地科举的兴盛程度作为考核官吏的一大手段，鞭策了在任官吏重视当地的教育，而无视教育或劝教不善者，则坚决给予惩罚。终明一代，莆田历任地方官多能以身作则，倡学乡里。对于学校缺乏办学经费，官吏或慷慨解囊，或拨寺产补给学田，或出库银以赡生徒。
二是莆田经济的发展成为莆田科教事业继续繁盛的强大后盾。据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虽然庙学的学田在各个时期有鬻有赎，但相对来说还是保持一定的数额。万历四年（1576），郡人许克相一次捐学田就达243亩。而嘉靖三十一年（1552）“郡节推孙佳出库中赎金一百三十余两，行二邑置广业、灵川二里，田租四十石，善化里田租一百石，租价贮库以助贫生。”各宗族也多置有文会田，作为族中子弟求学的资费。因此，莆田的教育经费相对稳定，廪生的生活、膳食能够得到基本保障，学子们多能安心读书，以求取功业，不必终日为三斗米而惶惶。莆田的教育也就能快速而稳定地向前迈进。
三是莆地相对安定的政治地理环境为读书提供良好的氛围。宋代莆田出现科举盛况，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莆田县为例，据《枣林杂俎》中载：“莆田自洪武庚戌（1370）至嘉靖戊子（1528），凡五十二科，乡举千百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状元二人，探花四人，会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在全省的科名排序中，较之宋代又有提高，兴化府从第三位升为第二位，仅次于福州府。但是，倭寇的侵扰打破了莆田人民安宁祥和的生活，战乱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关佛心在《莆田倭祸记·序言》中这样写到：“莆田立县千三百年，最大之兵祸，厥惟明代之倭寇。”倭患不仅从财产上侵扰莆田人民，进而危及读书人赖以生存与读书的社会环境及物质条件，还直接残害生命，毁坏学校、公祠。
四是前人的影响与乡里的倡学。宋代莆田科举的辉煌极大鼓舞了莆田士子考取功名的勇气，崇儒重教已然成为社会风尚。如明代的城郊乡东阳村，“家家户户可说是世代书香，五尺童子就负籍从师。满朝朱笈贵，尽是读书人。”乡里重学，中式后的举子也以教育作为首选职业。以永乐二十一年（1423）癸卯乡试为例，该年莆人中举12人，其中一人后中进士，其余11人全部从事教育工作，无一人入官府做幕僚，足见教育在莆田人心目中的地位。莆田人十分重视学校的建设，认为学舍神圣不可侵犯。“莆邦文学号邹鲁，学宫壮伟，甲于闽郡；其巍峨岌嶪，可望而不可亲者，夫子之宫墙堂奥也。”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疏请毁天下书院，莆田的书院亦不能幸免，“于是将涵江书院祀田只留三百余，余俱官卖。”但十四年，“（孔子）六十五世孙及诸生时中疏请赐，复仍奉。”乡里百姓的拥戴，地方官吏的重视，莆田的教育事业臻臻日上，学校、书院的经费有了强大的支持，其发展稳固，学子们无衣食之忧，安心读书。兴化府的教育机构成为向封建统治集团输送人才的强力机器。
五是家学渊源是士子走向成功的有利条件。良好的家学可以为一个人的成功添砖加瓦，严格的家教、诗书礼仪的传承、丰富的藏书、聘请名师的财力，为士子的科举成功提供了极佳的条件。学子们除了入府、州、县学为庠生外，族内也会聘请私塾先生教授本族子弟。莆田士子应试不是只身匹马，往往是族中子弟同场应考，共登龙门。祖父或父亲的言传身教更是让学子受益匪浅。莆田有“祖孙、父子、兄弟相继者，有父子、兄弟、叔侄同升者”，蔚为奇观。明弘治《兴化府志》中详细记载了这一盛况：“国朝有一家两解元者，吴观永乐庚子（1420）解元，其从子稜，成化庚子（1480）解元..有兄弟进士同榜者，宏（弘）治庚戌（1490）方良永、方良节；有叔侄进士同榜者，宏（弘）治壬戌（1502）林塾、林富。他如兄弟乡试同榜，及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相继中乡试及登进士者尤多。”状元柯潜出身于莆田柯山柯氏。其曾孙柯瑛在家学的熏陶下中了进士。柯瑛的两个儿子亦为进士，二儿子柯维骐还授徒讲学，并著有《宋史新编》、《史记考要》等。其后又连续三代都有人中进士。永乐四年（1406）状元林环虽没有显赫的家世，但是一家以“读书为故业”。林环、柯潜高中状元，其家学渊源功不可没。他们也为后来者立下榜样，承继“书香门第”之名。莆田以读书为业，正如农民经营田地，商贾经营买卖，世代以其为立身守本的传统。数代人的孜孜以求，对功名难以名状的渴望，家人的鞭策，个人的悬梁刺股，必然催生出科甲鼎盛的局面！
清朝的科举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朝廷加强思想控制和笼络知识阶层的一种重要手段。“四书五经”照样是科举取士的准则和学校教学的依据。人们的思想被死死地控制在理学的囹圄之中，应试文章只能用僵死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梁启超痛斥说，“民之愚，国之弱”，皆由八股取士造成。莆田在清代的科举中已是“强弩之末”。由于明朝中后期倭寇“屠破”和明末战乱对莆田经济、教育的巨大破坏等一系列原因，莆田士人热衷科举、想进满清朝廷为官者不多。据《福建教育史》统计，清代福建共有进士1421名，而兴化府仅有61名（实际上是64名），只占4％。1905年5月，清朝廷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也出于改变教育落后的状况，无可奈何发布诏谕，“从丙午年（1906）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从而使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彻底废除。
南朝陈光大二年（568）析南安郡初置莆田县，辖境约为今莆田市的范围。唐圣历二年（699）析莆田县西半部置清源县，天宝元年（742）清源县改名仙游县。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析莆田、仙游等部分区域设立兴化县，置太平军，辖莆田、仙游、兴化3个县，军治和兴化县治均设在游洋，后改太平军为兴化军。太平兴国八年（983），军治迁到莆田。南宋景炎二年（1277）升兴化军为兴安州。元至元十五年（1278）改兴安州为兴化路。明洪武二年（1369）改兴化路为兴化府。正统十三年（1448）裁撤兴化县，乃辖莆、仙两县。清代沿用明制，兴化府不变。民国2年（1913）撤销兴化府，莆仙两县属福建省南路观察使。民国3年莆仙两县改属福建省厦门道。民国15年废道后直属福建省。民国23年属福建省第四行政督察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仙两县隶属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区。1950年，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先后改称晋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福建省人民政府晋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70年6月，莆田、仙游两县由晋江专区划归闽侯专区，并将闽侯专区改名为莆田专区；1971年5月改名莆田地区，辖莆田、仙游、福清、闽清、平潭、长乐、闽侯、永泰8个县。198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莆田撤地设市，为福建省直辖市，辖城厢区、涵江区和莆田、仙游两县。2002年5月，莆田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将原莆田县的部分乡镇分别划入城厢区、涵江区，并设立了荔城区、秀屿区。莆田市现辖有仙游县、城厢区、荔城区、涵江区、秀屿区、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和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
莆田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文物彰明，人才辈出，名闻遐迩。在这块神奇的大地上，自唐代第一位进士林藻至清代末科进士张琴的一千多年间，共涌现出2375名文进士（含诸科、特奏名等）。其中，唐、五代13名，宋代1756名，元代7名，明代535名，清代64名；状元7名（宋代5名、明代2名）、榜眼6名（宋代），探花4名（明代）。此外，还有22名武进士（其中武状元1名）。
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以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广泛的影响，是很难有另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比的。
就整体而言，隋以前福建的教育还处在萌芽状态。南朝梁陈间郑露三兄弟倡学在南山的“开莆来学”，不仅开创了莆田教育之先河，而且也代表了福建文教曙光的来临。福建的人文教育活动在唐代逐步开展。这其中，有过李椅、常衮、王审知的几次著名的兴学活动。唐贞元（785—805）之后，福建“岁贡士与内州等”，一改过去与进士几乎绝缘的落后状况，及第者络绎不绝。贞元七年，林藻成为莆田的第一个进士，此后，出现了莆田乃至福建进士及第的一个小高潮。福建在全国的文教地位因此迅速提升，为宋代迎来文化教育的黄金时期并成为科举的首要省份发了先声。据《福建教育史》统计，唐、五代福建64位可考的进士中，莆仙籍的就有13人，约占20％，而按《新唐书》载，当时莆仙两地的人口数仅占全省的11％。
宋代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太祖创立的殿试制度，使分级考试逐层选拔臻于完备。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贡举后，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的科目，不但为同时代的辽、金所仿效，而且为后来的元、明、清所沿袭。同样，宋代的莆田（时称兴化军）在其科举史上矗立起一座高高的里程碑，成为名扬天下的“文献之邦”。莆田科举兴盛，呈现出五大特征：
一是进士人数众多。据专家统计，两宋319年间共举行118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约39000余人，其中福建籍进士7000多人，名列全国第一。而区区只有3个县的兴化军却举进士1014人，诸科、特奏名等742人，为福建进士总数的25％，占整个莆田进士总数（自唐至清2375人）的74％左右。这就是说，宋代所取正奏名进士中，每39人中就有一个是莆田人。
难怪一代名相王安石会发出赞叹：“兴化多进士。”当时兴化军的人口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5％，但考取的进士数却占全国进士总数的4.5％。所以，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莆田科举考试都居于福建乃至全国前列，兴化军科甲鼎盛由此窥见一斑。
二是进士等级较高。宋代科举，以考试成绩定等级，唯进士前十名需奏请皇帝确定。进士一般分为五甲（等），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在莆田考取的千名正奏名进士中，获等级较高者众多。据史书记载，宋代共产生出118名文状元，除籍贯不明外，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26％。这些状元及第者入仕后，在文学、政事等方面作出相当的成就，并担任重要职务。如郑侨、陈文龙官至副宰相，参与执掌朝政；徐铎则官至尚书，著述甚丰，留有《文集》三十卷、《易谈》二十卷、《群书总要》一百卷等；黄公度更是诗文词赋兼备，有《知稼翁集》十一卷、《知稼翁词》一卷传世。此外，在众多进士中，获榜眼的有6名，即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
三是进士官居高位多。宋代是莆田政治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莆田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终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9名（含附传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4名。《宋史·宰辅表》称：两宋期间，居相位者133名，位执政者482名。而莆田出仕官员中位居宰相者3名：蔡京、叶颙、陈俊卿；执政者7名：蔡卞、蔡攸、龚茂良、郑侨、陈卓、陈文龙、黄庸；官至六部尚书者13名：叶大有、蔡洸、徐铎、蔡翛、陈居仁、林大鼐、刘克庄、刘榘、方应发、方大琮、卓得庆、薛元鼎、林英；侍郎者15名：蔡襄、方会、许敦仁、苏桦、傅义夫、宋棐、林光朝、陈谠、黄黼、黄艾、余崇龟、刘弥正、赵时愿、林彬之、陈彦文。
四是进士文学名家多。为文是莆田进士入仕后追求的另一个目标。他们从政之余，不忘诗文，继续勤奋励学。他们不仅以诗赋扬名科场，而且著书立说，流传后世。正如宋邑人进士李俊甫在《莆阳比事》卷四“里名文赋”条中所说：“至本朝盛时，蔡襄、方蓁、陈睦、黄君俞、朱绂、黄隐、傅楫皆以词赋名世，见于三元、元祐间诸集。南渡以来，有林大鼐、郑厚、黄公度、刘夙、刘朔诸公魁大廷、南宫、大学者，前后相望云。”据不完全统计，宋时文采焕发、见重名家的兴化进上作家就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以文名当世、为欧阳修深爱的陈动之，有朱熹称其“文章见重外夷”的蔡襄，有著书百卷、刘敞以为“似两汉儒者”的黄君俞，有宋徽宗和曾巩、曾布推重的傅楫，有孙觌称其文赋“魁琦玮丽”的傅谅友，有徽宗朝四大名儒之一的徐师仁，有绍兴间奏赋第一、号称莆阳文字“开山祖”的郑厚，有下笔数千言、王十朋叹为“经世之文”的蒋邕等。而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被誉为南宋三大词人之一的刘克庄。他不但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二百卷，而且诗作之多，仅次于陆游；词风之豪壮，与陆游、辛弃疾比肩而立；他的《后村诗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齐名，堪称宋代诗话之双璧。
五是进士具有集中性。有的县，甚至一些村庄涌现出一批科甲世家，产生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以及“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等奇特现象。宋人黄岩孙撰的《仙溪志》记载了“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与他邑”的衣冠盛事。最突出的例子有仙游县枫亭蔡氏，从北宋天圣五年（1027）蔡兖考中进士开始，一直到南宋淳祐七年（1247）蔡仪国被录取为进士为止的220年间，共产生23名进士，其中1名榜眼即蔡佃，2名宰执即蔡京、蔡卞兄弟。还有仙游县的罗峰傅氏，从宋治平四年至咸淳十年（1067—1274）的207年间，先后出了25名进士。此外，还出现一村一姓数十名进士，如莆田县的方氏、陈氏、林氏，仙游县的许氏、叶氏等。值得一提的是，还有20对兄弟双双同科及第的佳话。
总之，兴化军莘莘学子不仅创造了莆田科举史上的罕见现象，而且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广为流传的科甲传奇，诸如“龙虎榜头孙嗣祖，凤凰池上弟联兄”、“枌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四异同科，七名联第”、“父子一榜，昆季同年”、“一科两状元”、“相枢同朝”等等。
那么，蕞尔之地的兴化军在宋代为何会出如此之多的进士和状元呢？究其成因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宋朝廷以文治国，重视科举取士是莆田科举鼎盛的政治背景。赵宋自立国后，实行以人文为主体的治国方略。宋代官僚制度的发展，使文官治国体制“在北宋彻底地、稳定地建立起来，贵族统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宋代始终强调文治。尤其是宋太宗做了皇帝之后，迅速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整个宋朝，每年由科举入仕的平均人数是361人，约为唐朝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可以说，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宋朝廷不仅扩大录取名额，而且还通过改革科举考试方式，使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不受家庭地位、父祖官爵的影响，在考场上凭学识取得官位。这些经过科场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朝廷的重用。科举制度的高度发展，造就了宋代一大批治国能臣、名公贤相。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莆田大量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他们大多数亦文亦仕，既参与国家管理，又著书立说，主宰思想文化领域，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宋代大量人口南迁，福建经济的发展为莆田科举鼎盛奠定了物质基础。两宋时期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繁荣，首先得益于北方移民的大量南迁。大量人口的南迁，使福建路受益，兴化军也不例外。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兴化的农业、手工业和海运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木兰陂的建成改变了莆田农业的命运。木兰陂是当时福建规模最大、在全国也算得上十分宏伟的水利工程，修成后不仅抵御洪水和海潮的灾害，保障农田灌溉，扩大耕地面积，而且使兴化平原的农业生产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两宋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莆田科举鼎盛的形成构筑浓厚的文化气氛。宋室南渡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学术日渐繁荣。在北方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这些人的到来无疑备受重用，自然形成了崇儒重文的社会风尚。这样，莆田乃至福建科举兴盛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莆田文化之所以繁荣昌明也有其自身的文化环境因素。一方面，宋代莆田藏书家多、藏书量丰富，此乃莆田士人视书为财的风气所致，认为书籍才是人生的真正财富；另一方面，宋代莆田学者众多，著述如林。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藏书，才使得莆田文人辈出，名作迭起。据专家考证，两宋时期，兴化军著书立说的有250余人，著作630余部，现存60余部，其中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书目34部820卷、存目8部17卷。从文人和数量可观的传世之作来看，莆田文化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
四、地方吏民重教兴学是莆田科举鼎盛最重要的因素。北宋在经历了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和崇宁兴学三次兴学运动后，基本上确立州（府、军）、县二级官办教育体系。但兴化军早在第一次兴学运动（1041—1048）之前，就已经形成军学和县学的二级教育网络，这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是少见的。官办学校“制度宏伟、雄冠一时”，出现“学宫壮伟，甲于闽郡”的动人局面。办学高峰时期，军学校舍“凡四百八十间”，参加兴化军贡试的学子多达近七千人，办学经费“视他州为盛”。这与当时各地官学屡兴屡废的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的文化教育中心。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自北宋太平兴国四年至南宋德祐二年（979—1276）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兴化大地涌现出许许多多重教兴学的知军、知县和尉官。他们关心、重视、扶持地方教育的种种善举，给后人留下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尽管官办学校规模宏伟，雄冠一时，但对“儒风特盛”的兴化军来说，这只是一方面，而更广泛、深厚的科举文化则根植于民间的私学教育中。在莆田，民办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到了宋代，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闽，或称精舍，或称草堂，或称义塾，或称学馆，皆由名儒讲学授业。据方志记载，宋代兴化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书堂书院就达30所。莆田士人把教书育人视为神圣职业，以献身教育为荣。他们或功成身退，以教书为乐事；或无意仕途，终身以育人为业；或科举失意，转而讲授学问；或迫于生计，而受聘为师。涌现出如杨在尧、林迪、茅知至、林光朝、郑樵、郑厚、林立之、林彖、宋藻、黄补、黄绩、陈宓等一大批教育名家。甚至连外地名士如朱熹等都前来兴化讲学授徒，“凡三至焉，趋风承教之士不少”。民间办学的这种优良传统转化为社会风气：“十室九书堂”、“自井邑而达田野，弦诵之声，远迩相闻”、“田亩市井之徒，悉能识书画字”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民办教育的普及，为四方学子一心向学、进取科第提供良好的外界环境。
此外，宋代兴化教育如此发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那就是捐资办学蔚然成风。如北宋咸平元年（998）方仪、陈等诸生带头捐资30缗，创办兴化军学，这是史籍记载的莆田第一次集资办学。随后，捐资办学的邑人层出不穷，并成为时尚，甚至连穷人、寡妇也以兴学为荣。可以说，遍布兴化大地各个角落的众多私学绝大部分都是由莆人节衣缩食创办的。如林国钧“尝建红泉义学，延族子光朝为师，置义田以赡四方从学者，由是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黄问筑上林义斋，以“聚四方英俊、立五规”为办学宗旨；寡妇黄氏“倾家资创义斋，聘名师教族里子弟”。这些生动的例子不胜枚举。
五、地狭人稠，以儒为业也是莆田科举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北方大量人口的南迁，一定程度上促进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由于移民的急剧增加，同时期内耕地却不可能以相同的比率增长，因此，人地矛盾在兴化军尤为突出。正如郑樵在《通志》中所言：“吾莆地狭人贫，惟以读书为业。”宋邑人进士方惭也说：“闽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对于莆田存在人口过剩的现象，南宋理学家林光朝在《艾轩集》中是这样记述的：“莆之郡二百年，虽以州名，其实一县也，原轸如绳，廛里如栉，十室五六，无田可耕。”然而，在“地狭人稠，为生艰难”的情况下，聪明的莆田人却另拓谋生之路，诸如从事技艺、经商、出家以及向海外移民等，其中也包括不少人以读书为业，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希望一朝金榜题名。邑人方大琮说的“吾邑（兴化）家尽弦诵，人识律令，非独士为然，工农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和莆田人的古训“地瘦栽柏松，家贫子读书”，就是当时最真实生动的写照。
元代莆田的科举式微，想读书为官者寥寥无几。有元一代，莆田考中进士的人数不足10名。而到了明代，随着兴化经济的日益繁荣，在传统的重教兴学的社会氛围熏陶下，莆田又重现了科举强区、人才辈出的盛况，进入再一个昌盛时期。据《兴泉科甲之盛》等载：明代兴化府的举人、解元（即举人中的第一名）、进士、状元、探花分别占全省总数的20％、33％、22％、18％和40％，蔚为科举奇观；并且，从政者重臣高官选出，出现“六部尚书占五部”等奇特现象。莆仙人列入《明史》人物传的有45名（含附传5名），其中进士出身的有35名；而四品（知府）以上的官员多达300余名。对此盛事，清乾隆《莆阳人物志》序言中写道：“莆僻处海滨，名邹鲁，非人物彬彬故欤？盖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究其原因有五：
一是明朝廷的重视。在明代，入学中举、考取进士以谋得高官厚禄，已深入士子之心，比之唐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初统治者求贤若渴，除了下诏招贤，还于洪武三年至五年（1370—1372），令各行省连试三年。由于朝廷刚刚建立，缺少官吏，因此乡试中式的举人都免除会试，直接赴京听候选拔为官。以上政策、措施，极大鼓舞了士人的读书求取功名之心，而扩招必然增加应试名额，也增加了中举的可能性。最高统治者还将各地科举的兴盛程度作为考核官吏的一大手段，鞭策了在任官吏重视当地的教育，而无视教育或劝教不善者，则坚决给予惩罚。终明一代，莆田历任地方官多能以身作则，倡学乡里。对于学校缺乏办学经费，官吏或慷慨解囊，或拨寺产补给学田，或出库银以赡生徒。
二是莆田经济的发展成为莆田科教事业继续繁盛的强大后盾。据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虽然庙学的学田在各个时期有鬻有赎，但相对来说还是保持一定的数额。万历四年（1576），郡人许克相一次捐学田就达243亩。而嘉靖三十一年（1552）“郡节推孙佳出库中赎金一百三十余两，行二邑置广业、灵川二里，田租四十石，善化里田租一百石，租价贮库以助贫生。”各宗族也多置有文会田，作为族中子弟求学的资费。因此，莆田的教育经费相对稳定，廪生的生活、膳食能够得到基本保障，学子们多能安心读书，以求取功业，不必终日为三斗米而惶惶。莆田的教育也就能快速而稳定地向前迈进。
三是莆地相对安定的政治地理环境为读书提供良好的氛围。宋代莆田出现科举盛况，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莆田县为例，据《枣林杂俎》中载：“莆田自洪武庚戌（1370）至嘉靖戊子（1528），凡五十二科，乡举千百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状元二人，探花四人，会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在全省的科名排序中，较之宋代又有提高，兴化府从第三位升为第二位，仅次于福州府。但是，倭寇的侵扰打破了莆田人民安宁祥和的生活，战乱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关佛心在《莆田倭祸记·序言》中这样写到：“莆田立县千三百年，最大之兵祸，厥惟明代之倭寇。”倭患不仅从财产上侵扰莆田人民，进而危及读书人赖以生存与读书的社会环境及物质条件，还直接残害生命，毁坏学校、公祠。
四是前人的影响与乡里的倡学。宋代莆田科举的辉煌极大鼓舞了莆田士子考取功名的勇气，崇儒重教已然成为社会风尚。如明代的城郊乡东阳村，“家家户户可说是世代书香，五尺童子就负籍从师。满朝朱笈贵，尽是读书人。”乡里重学，中式后的举子也以教育作为首选职业。以永乐二十一年（1423）癸卯乡试为例，该年莆人中举12人，其中一人后中进士，其余11人全部从事教育工作，无一人入官府做幕僚，足见教育在莆田人心目中的地位。莆田人十分重视学校的建设，认为学舍神圣不可侵犯。“莆邦文学号邹鲁，学宫壮伟，甲于闽郡；其巍峨岌嶪，可望而不可亲者，夫子之宫墙堂奥也。”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疏请毁天下书院，莆田的书院亦不能幸免，“于是将涵江书院祀田只留三百余，余俱官卖。”但十四年，“（孔子）六十五世孙及诸生时中疏请赐，复仍奉。”乡里百姓的拥戴，地方官吏的重视，莆田的教育事业臻臻日上，学校、书院的经费有了强大的支持，其发展稳固，学子们无衣食之忧，安心读书。兴化府的教育机构成为向封建统治集团输送人才的强力机器。
五是家学渊源是士子走向成功的有利条件。良好的家学可以为一个人的成功添砖加瓦，严格的家教、诗书礼仪的传承、丰富的藏书、聘请名师的财力，为士子的科举成功提供了极佳的条件。学子们除了入府、州、县学为庠生外，族内也会聘请私塾先生教授本族子弟。莆田士子应试不是只身匹马，往往是族中子弟同场应考，共登龙门。祖父或父亲的言传身教更是让学子受益匪浅。莆田有“祖孙、父子、兄弟相继者，有父子、兄弟、叔侄同升者”，蔚为奇观。明弘治《兴化府志》中详细记载了这一盛况：“国朝有一家两解元者，吴观永乐庚子（1420）解元，其从子稜，成化庚子（1480）解元..有兄弟进士同榜者，宏（弘）治庚戌（1490）方良永、方良节；有叔侄进士同榜者，宏（弘）治壬戌（1502）林塾、林富。他如兄弟乡试同榜，及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相继中乡试及登进士者尤多。”状元柯潜出身于莆田柯山柯氏。其曾孙柯瑛在家学的熏陶下中了进士。柯瑛的两个儿子亦为进士，二儿子柯维骐还授徒讲学，并著有《宋史新编》、《史记考要》等。其后又连续三代都有人中进士。永乐四年（1406）状元林环虽没有显赫的家世，但是一家以“读书为故业”。林环、柯潜高中状元，其家学渊源功不可没。他们也为后来者立下榜样，承继“书香门第”之名。莆田以读书为业，正如农民经营田地，商贾经营买卖，世代以其为立身守本的传统。数代人的孜孜以求，对功名难以名状的渴望，家人的鞭策，个人的悬梁刺股，必然催生出科甲鼎盛的局面！
清朝的科举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朝廷加强思想控制和笼络知识阶层的一种重要手段。“四书五经”照样是科举取士的准则和学校教学的依据。人们的思想被死死地控制在理学的囹圄之中，应试文章只能用僵死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梁启超痛斥说，“民之愚，国之弱”，皆由八股取士造成。莆田在清代的科举中已是“强弩之末”。由于明朝中后期倭寇“屠破”和明末战乱对莆田经济、教育的巨大破坏等一系列原因，莆田士人热衷科举、想进满清朝廷为官者不多。据《福建教育史》统计，清代福建共有进士1421名，而兴化府仅有61名（实际上是64名），只占4％。1905年5月，清朝廷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也出于改变教育落后的状况，无可奈何发布诏谕，“从丙午年（1906）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从而使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彻底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