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
明朝永乐帝朱棣派遣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动用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其意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说为巩固皇位，追查建文帝的下落并清除其余党。“朱棣登基称帝仅三个月，就曾接到报告称：有些不满明朝统治或为利益所诱的人士暗中与外国势力相勾结，或贩海经商或为海寇。早在明太祖时期，就发生过朱元璋的敌对势力张士诚、方国珍等在海外建立据点与朝廷抗衡的先例朱棣登位后，何八观等在‘国内犯事，为避罪谴，逃亡海外，屯聚岛外’，‘南海叛民’南海岛屿上新出现的一股反明势力”1，朱棣担心建文帝及其余党与海外势力相勾结，在海外建立复辟基地危及政权，于是追查他们的行踪加摄自南京天妃宫以剿灭成为宋棣执政初期保住皇位的的首要任务张廷玉等人编撰的《明史》卷169《胡濙传》记载：“传建文帝踏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2查继麟的《罪惟录》列传卷29也记载说：“或言建文帝出走外彝，上欲踪迹之”3《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41402年7月17日朱上台，“当年八月，朱棣遣官往赐朝鲜、安南、暹罗、琉球、真腊、爪哇、苏门答腊诸国王以织金绮纱罗等物，并向外邦宣告永乐朝的建立。”1随后在永乐二年（1404年）派郑和出使日本，一可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二可解决倭寇侵扰海疆的问题，但在日本查无踪迹，于是朱棣把寻找的范围扩大到西洋更多的国家与地区。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或期间，朱棣帝也曾屡次遣使出洋。1405年郑和下西洋，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九日，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时迎请了佛牙。“神圣佛牙”具有收服民心，宣示“君权神授”的意义，可以说朱棣帝迎请佛牙也有显示自己具有法统地位的用意。
另一说为永乐帝意欲树立国内外威信。明太祖朱元璋统治后期，与海外国家的联系逐渐减少，由于对外交及海外贸易缺乏重视，以致周边的国家常出现对明朝不恭之举，甚至对边境进行侵扰明太祖年间，倭寇就曾多次骚扰边境，掠夺财产，危害民众。明成祖意识到其危害，登位后即遣派大批的外交使节前往周边国家，一面宣告永乐朝的成立，一面建立与其国睦邻友好关系其中还有一层原因即朱棣要证明自己是各国公认的合法的“天下共主”，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国家前来朝贡。为此朱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立专门招待各国来宾的会同馆，设立专门培养外事翻译的四夷馆，设立专门负责对外贸易事务的市舶司等。在明成祖执政期，所设立的涉外机构“其规模和完备程度是其他朝代无法企及的”。2通过多年的努力，在与中国有所往来的90多个国家中，40余个关系愈亲，其中有不少国家是受郑和下西洋的影响，第一次来中国访问，与中国建立了联系。史称明成祖“帝锐意通四夷，奉使者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3众多番国与明朝的交往对明成祖巩固皇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明成祖执政的后期，出现了“万邦来朝”的太平盛景。
这其中隐藏着帝王天下大同的历史情结自秦灭六国，秦始皇即强力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改变之前文化、生产力标准不同的状况，使得统一后的秦朝，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最终有效地推动我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汉朝继秦朝之后，汉武帝的各项政策又使得中国多元一体的国家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之后数千年间，经过分分合合，逐渐形成了大一同的中国疆土，政治、文化、经济等高度融合，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中华的情结在古代常称秦国为大秦，唐朝为大唐，宋朝为大宋，明朝为大明、清朝为大清等等，由此可见我国自古就有融于民族血液中的大一同的情结并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明太祖朱元璋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2明成祖宋棣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后继者，也有十分强烈的大同情结，永乐三年三月，明成祖命郑和带给“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的敕书中写道：“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复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遵联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3可见明成祖作为天子意欲实现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景。
对盛世的渴望和经济条件的发展是郑和下西洋的基本背景。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实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治国方针，强调“理财之道，莫先于农”，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下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并大力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下令移民屯田，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作物，适当鼓励手工业等。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社会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粮仓丰盈，国库殷实，社会安定，史称“洪武之治”明成祖即位后，在明太祖时期的基础上大力促进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很快地消除“靖难之役”带来的战争创伤，“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储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雄厚的经济基础，为郑和下西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时更已具备先进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永乐帝即位当年，调集了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至南京龙江造船，他动员全国造船力量，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远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当属15世纪世界1最先进的船。在明代南京龙江船厂遗址上，于1957年5月出土了全长超过11米的巨型舵杆，如果以正常比例来推测船体大小的话，确实存在着44丈长和18丈宽的大木船，先进的造船技术为郑和七下西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郑和七下西洋时，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指南针与看星斗及水罗盘定向相结合的航海定向方法，故其船队能够在茫茫的大海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
第二节 历史选择郑和的缘由
一、郑和的经历
郑和（1371—1433年），回族，原名马和，原籍云南少年时期，正值元明易代的战争年代，洪武十四年，明太祖为清除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派遣傅友德将军发起平定云南之战，时值11岁的马和被明军俘虏，后被阉割，在14岁那年到北平的燕王府当杂役。当时，具有战略眼光的朱棣着力培养了一批亲信，让他们学习各种知识马和聪明、伶俐，朱棣便把马和留在身边，很快地成为朱棣的心腹。
1398年，明太祖去世，皇太孙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为巩固统治地位，即开始削藩。1399年，朱棣借口朝中有难，奸臣当权，以“清君侧”为名，称之“靖难”，发动了史称“靖难之役”。郑村坝之战是明建文元年的靖难之役的关键之战，双方交战的军队为建文帝军队与燕王军队当时，朱棣以8万人马对抗建文帝50万大军，双方力量悬殊极大，在这危难之际，马和出谋献策，朱棣采纳其计策，取得了胜利这场战役历时四年直至建文四年朱棣由燕王荣登皇位，改年号为“永乐”它扭转了朱棣被动的局面，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1402年朱棣即帝位。永乐元年（1403年），圣和成为佛门弟子，取法名“福善”。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封赏“靖难功臣”，马和在郑村坝之战中表现勇敢机智，屡立战功，被朱棣赏识，亲自“御书郑字”赐姓予郑和，并升任为相当“四品”官位的内官监太监，这意味着郑和已不再是往昔燕王府中的一名普通内侍了，而是获得“靖难功”，深受皇帝信任，成为可以委以重任的一名官员了，这为任命郑和为下西洋的正使太监与钦差总兵太监奠定了基础。
二、郑和自身的素质
1，忠诚可靠 素质出众
郑和从14岁始进燕府，便得到朱棣的赏识，并有意识地加以培养，在长达近二十年时间里一直随侍朱棣身旁。同时，在“靖难之役”以及跟随朱棣的南征北战中充分展现了忠诚度，通过战火考验的郑和自然而然成为朱棣亲信。郑和相貌堂堂、身材魁梧，举止得体，且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具有果决的行动力。史记载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法反此者极贵眉目分明，1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1据传，明成祖迷于相术，在选派郑和出洋之前，曾征询袁忠彻（1377—1459年，善于相术，明成祖封为尚宝司少卿）的意见，袁忠彻认为：“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诚可任2，如此仪表过人的郑和当然符合作为泱泱大明国使者的要求了。
郑和聪颖好学，尤其是22岁结识姚广孝等饱学之士后，受益良多，他更是发奋博览群书，对西洋各国的历史、人文、宗教信仰等国情有相当的了解，《郑和家谱》称他“才负经纬，文通孔孟”3，李至刚（时任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撰写的《故马公墓志铭》中记载：“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勋，缙绅咸称誉焉。”1郑和的军事素质也十分出色，他少年时就跟随朱棣屡经大战，习得兵法，具有超群的才识与胆略，在郑村坝之战中表现突出。靖难之役后，登上皇位的朱棣授予郑和“钦差总兵太监”军衔。郑和下西洋中的几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也证明了郑和出色的军事组织才能孙中山称赞道：“乃郑和竞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兰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2
2.多元信仰向往大海
郑和原本姓马，出生于在一个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里。伊斯兰教教规认为，凡是有能力的教众要到麦加朝觐，马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跋涉千里，朝觐麦加，因而被当地百姓尊称为“哈只”，即“巡礼人”。年幼的马和常听祖父辈漂洋过海到麦加朝圣的各种奇闻秩事，这给马和播下向往大海、敢于冒险的种子。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曾专程前往泉州东郊灵山伊斯兰教圣墓朝谒行香，这一过程被随行人员蒲日和勒石记载，碑文：“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日和记立”永乐元年（1403年），姚道衍和尚收马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名福善（福吉祥），八月，郑和捐钱命工部刊印流通佛教《摩利支天经》。同年，郑和前往暹罗国，途经广州大星洋时，突遇风暴，险象环生，在危难之际，郑和听从船工的建议，向海神妈祖祈祷，平安回朝后奏明皇上，永乐帝命郑和整修天妃庙，自此，郑和对妈祖信奉有加郑和既通晓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和宗教习俗，了解佛教的文化涵义，又信奉民间的海神妈祖。而西洋诸番国多有信奉伊斯兰教或佛教或两教并行的，“有学者曾经就郑和出使22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加以考证，结论是：专门崇奉佛教的，有占城、暹罗、真腊、锡兰山、小葛兰、柯枝、渤泥等7个国家；兼奉佛回教的，有爪哇、旧港、古里等3个国家，专门崇奉回教的，有麻刺加、哑鲁苏门答剌、那孤儿、黎代、南勃里、溜山、祖法儿、阿丹、榜葛刺、忽鲁谟斯、天方等12个国家。”3郑和具备多元的宗教信仰，了解各教的教义礼仪等知识，十分有利于外交，有利于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应也是被朱棣选郑和为钦差大臣的重要原因之一。
3.具有造船及外交经验
在郑和担任内官监太监时，曾奉朱棣帝之命监造宝船等船舶，具有一定的造船经验。此外，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及期间，“明成祖朱棣派遣数十批外交使节遍访朝鲜、日本、缅甸、老挝、哈烈（今阿富汗）、蒙古、撒马尔罕（今中亚诸国）、白葛达（今伊拉克）、米昔尔（今埃及）、拂菻（今土耳其）、瓦刺、鞑靼西域诸国。”1这些使节的外交经验无疑对郑和产生重要的借鉴作用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奉使前往暹罗。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又奉命出使日本，据明代嘉靖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著《筹海图编·直隶倭变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对马（壹）岐倭寇苏松，贼掠浙江穿山而来，转掠沿海上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2《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6《流逋》载：“永乐甲申，倭寇直隶、浙江地方，遣使中官郑和往谕日本王。明年已酉，其王源道义遣使献所俘倭寇尝为边患者”3此次赴日交涉的过程中，源道义欣然接受了明朝赐给“日本国王”的封号和金印、冠服等，还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4，从此海隅宁静数十年。郑和出色的的外交才能为七下西洋积累了航海与外交的经验。
第三节 郑和下西洋的过程
一、郑和下西洋前的准备工作
1.通事（翻译）。为实现朱棣“万邦来朝”的理想，“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高昌、缅甸八，置译字生、通事，通事初隶政使司通译语言文字5。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也必须配备大量精通各国语言的通事，郑和便四处寻找通事人才西安市鼓楼西北隅大学习巷内的清净土豪所保存的“郑和碑”——《重修清净寺碑记》上记载：“及我国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乃于是奏之朝，同往。”在为数众多的通事队伍中，最为著名的有马欢、费信等人，马欢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他曾跟随郑和于永乐十年（1412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宣德五年（1430）年）三次下西洋；费信精通阿拉伯语，曾在永乐七年（1409年）、永乐十年（1412年）、永乐十三年（1415年）、宣德五年（1430年）四次下西洋，他们一方面担负外事翻译，一方面又兼任传谕之职，曾深得郑摄自福建长乐应宫和的信任。在翻译人员中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福建长乐显应宫的郑和神像旁边的一尊塑像（见图），其面貌是高鼻梁，深凹的眼睛，头戴礼帽，长相打扮显然是阿拉伯人，这尊塑像的原型应是郑和下西洋时的通事这些都证明了郑和在下西洋之前储备了相当数量的各类翻译人才，在长达二十八年下西洋的过程中，为郑和下西洋与诸番国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
2.人员来源。《明宣宗实录》卷六十四记载：“五年三月己已，平江伯陈瑄言，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递年选下西洋及征进交趾，分调北京，通计万余人水军石卫等卫官军，今年选下西洋者亦多”即“组成舟师的士兵，是由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和水军右卫抽调的。”1同时，在福建长乐候风时，也招收长乐、莆田、连江、泉州等地的闽籍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有水上经历的官兵，大多都认同妈祖是航海的保护神。
3.船只构成与司香配备。《西洋记》中列举了郑和下西洋时的船只种类有宝船、战船、坐船、马船、粮船等。“所谓的宝船，又称“取宝之船”，用于装载从西洋取来之宝物或明朝廷赏赐给各番国的珍品。”2《瀛涯胜览》卷首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十五1丈。”3又据《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巨舶百余艘”，下西洋时船队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雁形”船队，浩浩汤汤，可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特混船队了，图：
陈治政提到：“郑和航行前都要前往天妃宫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官兵登船后要奉献仙师酒，念祝文，船中供奉天妃，昼夜香火不断，各船专设司香一名，每天清晨带领船员向天妃娘娘行顶礼”1如此计算，每只船上都配备专司香火的人员，则祭祀妈祖的专职人员总数是十分可观的。
4.奖励。在明代，朝廷曾对在不同领域中作出贡献的杰出人物授予各种荣誉，诸如开国功、靖难功、征蛮功、平寇功、下西洋功、海运功、开屯功等等。在明朝天启四年（1624郑和下西洋的雁形编队年）版的《海盐县图经》“官师篇·第五下·皇（摄自南京宝船建造厂遗址纪念馆）明”条中记载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有功者，如“朱尾达，漳浦人，洪武五年，编长淮卫，调水军。永乐四年下西洋征夷，十八年长百户黄子成，东莞人，洪武十六年，募隶镇南卫，海运殁，子本奴补，下西洋，升总旗，又征西洋，永乐七年升百户……”2《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记载：“十三年十二月，是自升千户徐政、汪海为府军右卫指挥佥事，小旗张通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以使西洋有劳也”3这些奖励升迁机制能够很好地鼓舞出海将士们的士气。
二、郑和七下西洋的决策地、集结地与开洋地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百余艘船舶、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初次远航，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共远航七次之多，出访了十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沿岸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非洲东岸。
1.下西洋的决策地——南京
南京作为明朝前期政治、经济的中心，数次重大决策都是由这里产生并发布。为做好大规模的出海准备，上台后不久的朱棣便下令大造海船，在平关三叉河桥，即鼓楼区中保村建立了龙江宝船厂，船厂规模最大时占地1000多亩，并调集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的造船技术人员多达二万多人，可说是中世纪世界最大的皇家造船厂。同时，委派郑和监造船舶。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使归，上奏“天妃多护庇感应”，于是，永乐帝诏令在南京龙江关建天妃庙，每年正月十五与三月二十三日，遣使致祭。据杨斌在《明代南京宝船厂中的妈祖庙》一文中介绍：“娘娘宫很大，房屋有数十间，大殿、藏经楼俱全，殿前有跑马场，庙中有花园。”1
据传，每当工匠造好船舶，都要举行盛大的天妃分灵仪式，将一尊带有“娘娘庙”灵气的新天妃神像恭请到宝船专设的房间里设灵座供奉。宝船下水试航或正式交付使用时也要在“娘娘庙”举行祭拜仪式，祈求航行平安。
福建民众自古以来就有漂洋过海谋生的传统，其造船技术水准很高所造之船史称福船，其特点是船底结构呈尖形，小方头宽，尾肥大而方正、具有水密舱装置，铁钉钉合和桐油灰塞缝以及“十二生肖”暗示标记，七星伴月“保寿孔”等独特技艺这种船型结构呈尖形，航行时阻力较小，同时有水密隔舱确保万一遇险不至于全船进水，非常适合海上远航船头两侧刻有“旭日东升”图案，船尾镌刻有“海上女神”妈祖的胸襟花饰及靴子的图案，寓意“安澜海国”“锦绣前程”，同时“十二生肖”的标记以及“七星伴月”保寿孔的技艺，也都有顺风顺水的美好寓意。据专家考证，由于福船适合远航，郑和七下西洋时的船舶主要构成应是福船，南京仿制明代郑和宝船正是采用了福船的船型和“水密隔舱”等主要工艺，所用的塞缝材料有桐油、壳灰、竹丝粉等。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后，有感于妈祖的灵应上奏明成祖，明成祖下诏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诏文如下：
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诏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惟昭孝纯正圣妃林氏粹如灵惠，毓秀坤元，德配苍穹，功参玄造。江海之大，惟神所司，祐国庇民，夙彰显应自朕临御以来，屡遣使诸番及馈运粮响，经涉水道，赖神之灵，保卫匡扶，飞飚翼送，神功导迎，倏忽感通，捷于影响所以往来之际，悉得安康。神之功德，著在天壤必有褒崇，以答灵财兹特加封“护国庇民妙灵照应弘仁普济天妃”仍建庙于都城外，赐额曰“弘仁普济天妃宫”。爰遣人以牲庶羞致祭，惟神其鉴之。2
同时在南京城内狮子山下仪凤门外，建造了南京天妃宫，还赐炉斗、祭皿、衣服，同怀裔乐钞五百贯。永乐十四年四月初六日（1416年5月3日）明成祖亲自撰写《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一文，立御碑于宫中。郑和每次下西洋前，必到天妃宫祭拜妈祖，祈求平安，回国后也必到天妃宫答谢护航之恩。据《天后显圣录》记载，明朝谕祭、奉旨祭18次，其中永乐朝达13次之多，显然这和明成祖信奉天妃有直接的关系。
明朝自南京迁都北京后的近百年，南京天妃宫由于长久未修，有些破旧，守备刘公琅感念先皇的历史功绩、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及妈祖的恩惠，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朱公辅等的齐心协力下，把南京天妃宫重修一新，碑记如下：
天妃宫重修碑记
（明）黄谦
太祖高皇帝混一寰宇，际天极海，罔不宾服，而神人昭格，此诚万古超然或而一见者也太宗文皇帝继承圣业，克绍洪休，敷宣教化，罔敢或怠；而使者奉使外番，用以怀远人，宣教化，务使远迩同风，万邦率服，实赖圣神文武之盛心，天地同仁之至意也然而使者涉海，汪洋浩渺，使其平风浪静，顷刻无际；其或飓风作浪，摧山倒岳，鱼龙变诡，纷杂出没，惊心骇目，罔不变异。竭诚倾祷，乃有神人，飘摇之际，红光映日，飞来舟中，顷刻宁息，赖以得生。使回敷奏，上心嘉悦，特加封号曰：“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神圣岁遣南京太常寺谕祭二坛，乃建宫都城之外，龙江之上寰百里之间，舟航之往来，居民之辏集，雨晹之愆期，心之所欲，倾诚启祷，罔不孚应。人之信慕，古今一致，是乎本宫之外，又有三清殿、玉皇阁，各随其力之所及，极其庄严，金碧交映，焕然天设，奈何岁月弥远，风雨侵薄，日见陵夷守备刘公琅往而见之，因感圣恩之宏深，悯前人之至意，于是罄竭囊资以修理之。成国公朱公辅，西宁侯宋公恺、兵部尚书乔公宇协力赞助，于是抢材命工，倾败者正，残缺者补，而一时焕然若新。
天妃宫前后殿宇、房屋、廊庑、碑亭楼共七十九间座，周围内外墙垣，计一百八十一丈余，肇工于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毕工于次年十月十九日，其成功信乎神速矣。然琳宫仙馆，历百余年之久，一旦去旧即新，岂偶然之故耶？是故有默相之者乎后由于多次战乱，南京天妃宫屡遭毁坏又复建，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清军与太平军对战中，南京天后宫遭毁坏，同治四年（1865年）左右，复建天后宫，1937年抗日战争全1发，南京天后宫绝大部分遭到毁坏，只剩数间庙房，1976年前后全部拆除，2004年复建，如下图：
2.下西洋的集结地——江苏太仓
郑和七下西洋，选择太仓作出海的起始港和收泊港则有如下理由：
（1）具备良好的港口条件。太仓刘家港靠近长江口，具有衔接江海的地理优势，元明两代，江水深，水阔可达二三里，万斛之舟可由娄江泊于太仓城东郊和南郊，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对外可通商六个国家，对内则是当年漕运的重镇，故有“六国码头”和“天下第一码头”之美誉。元代诗人谢应芳（1296—1392年）诗咏当年太仓及天妃庙的盛景：
过太仓1
杨柳溪边系客槎，桃花雨后柳吹花。
东南地角环沧海，日夜潮声走白沙。
市舶物多横道路，江瑶价重压鱼虾。
天妃庙下沉玄璧，漕运开洋鼓乱挝。
著名的元代诗人杨维祯（1296—1370年）也诗咏当年的太仓的漕运情景：
天妃行宫2
（诗末原注：“天妃宫在刘家港北漕漕口，旧名灵慈宫”）
海国神风捷可呼，缘林徼福苦相纡。
片帆尚借周郎力，护得青龙到直沽。
（2）具备富裕的物质条件。太仓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明初的苏州府，负担了全国12％的税赋，而太仓又负担了苏州12％的税赋，足见当时太仓的富足。郑和舟师下西洋时二万余众所需的大量的食品等物质太仓可以满足，同时，带到西洋各国的奇珍异宝，诸如丝绸、瓷器、茶叶等江苏大致都可以提供，太仓富甲天下的财力和物力，为郑和出使西洋提供了雄厚的物资支持。
（3）具备充裕的航海人才条件。太仓地处东南沿海，经过宋、元两代的经营，有着“六国码头”之誉，宋政和年间（1111—1115年）曾开设市舶司，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设立市舶提举司，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设太仓黄渡市舶司，同时，宋元两朝都在太仓建立水军，经过两百多年经营，太仓航海人才济济，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难能可贵的是具有敢闯敢创的航海探险精神，如太仓卫军上费信、副千户周闻就曾多次跟随郑和出使西洋。此时的海员技术先进，可以利用天文定位和导航罗盘相结合的技术来测定船的方位和航向，为郑和远航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太仓可说是郑和舟师的人才库。明洪武五年（1372年）刘家港曾设造船场，拥有一批修造船舶的人才，且码头设施完备，港口管理人才较多。由于通商各国，熟悉各国国情的人才也为数不少，如通事、经商、向导等，这些专才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辅助条件。
（4）具有与朝廷联系便捷的条件。明初建都南京，太仓是离南京最近的对外天然良港，太仓从海上或从陆地到南京的距离均约在500里，船队从南京龙江船厂出发，沿长江而下，不到两日就可到太仓，如从陆地，则时间更短，朱棣的旨意与郑和的请奏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同样明朝与诸番国交流的物资运往京城也可省去不少的中途转运之虞。
太仓亦是妈祖信仰的重镇。宋元两代，江苏各地建有十多座妈祖庙。太仓刘家港天妃庙（又称路漕庙）则建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自建庙以来香火旺盛，尤其在明代漕运时期更是名声显赫。明代倪谦（1415—1479年，进士，任礼部尚书）曾咏诗太仓浏河天妃宫的盛景：
天妃宫行1
神仙家住蓬莱岛，风景清幽四时好。
玉花琪树紫烟生，十二楼台卿云绕。
扶桑日出唱金鸡，月明沧海来青鸟。
不知寒暑换春秋，一任阴阳送昏晓。
古木参天有凤栖，落花满地无人归。
此中随意乐优游，物外无心事机巧。
世间万虑总相忘，自是后天长不老。
几度曾餐王母桃，于今再食安期枣。
兴来一曲奏霓裳，飘飘仙乐知音少。
我亦三山会里人，尘事羁縻未能了。
矫首仙乡东海东，弱水悠悠烽峰小。
会当跨鹤御清风，还访蓬莱拾瑶草。
下图为太仓郑和纪念馆保存的明代骨制天妃神像，这是目前仅发现的两尊骨制妈祖神像，由此可见当时对妈祖信仰的程度了。郑和曾在下西洋之前到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祭祀，以求妈祖庇佑航海平安或答谢妈祖的护航之恩，这从《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中可窥见一斑，而妈祖信仰也由此愈加兴盛。
郑和在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前分别在太仓与长乐两地留下下西洋碑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业已失存，史载有大致相同的版本，根据范金民的校读，碑文如下：
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噜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溟，或风浪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能康济。值有险阻，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此神功之大概也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侵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皆神之助也。
神之功绩，昔尝奏请于朝，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事钦录御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刘家港之行宫，创造有年，每至于斯，即为葺宣德五年冬，今复奉使诸番国，舣舟祠下，官军人等瞻礼勤诚，祀飨络绎神之殿堂益加修饰，引胜旧规复重建岨山小姐之神祠于宫之后，殿堂神像，灿然一新。官校军民咸乐趋事，自有不容已者，非神之功德感于人心而致乎！是用勒文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昭示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往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等聚众于三佛齐国，抄掠番商，生擒厥魅，至五年回还。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其国王各以方物珍禽兽贡献，至七的回还。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国王亚烈若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明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复归国。
永乐十二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剌伪王苏干剌寇本国，其王遣使赴阙陈诉请救，就率兵捕，神功默助，遂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禄，并狮子；卜剌哇国地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国、古里国进糜里羔兽各进方物，皆古所未闻者及遣王男、王弟捧金叶表文朝贡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贡献方物，视前益加。
宣德五年，仍往诸番国开诏，舟师泊于祠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护助之功，于是勒文于石。
宣德六年岁次辛亥春朔，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张良、周满、洪保、杨真，左少监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珍、王衡等立。1
3.下西洋的开洋地——福建长乐
福建长乐作为郑和下西洋的驻泊候风开洋之地的最佳选择，其理由主要有：
（1）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长乐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地处闽江南岸最下游的闽江口，东濒台湾海峡，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江海半岛。明代时，长乐的太平港南北两岸各有东西走向的山脉作为屏障，水面辽阔，适合大批的船舶停泊与进出海，也是避风停泊的良港。福建长乐前往西洋各国的海路相较于江苏太仓要近，有利于争取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所以选择长乐作为开洋点具有地理上的优势福建省拥有丰富的山水自然资源，八山一水一地，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同时，长乐位于闽江下游，闽北的木材随闽江而下，运输十分便利，这些都为郑和的修造船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物质条件福建地区气候适宜。长乐地处亚热带，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性气候，一年四季气候宜人，年平均温度在20度左右，十分适合候风开洋的气候条件郑和的得力助手王景弘是福建人，熟悉福建的情况，对选择长乐作为候风开洋的停泊地显然最有发言权，
（2）强大的造船能力。福建山多地少，耕地不足，沿海百姓以耕海为生，漂洋过海，海上贸易发达，而这些都离不开谋生的工具——船舶。自宋以来，福建即是制造海船的主要基地，有着雄厚的造船力量作为后盾，则船只的建造或修理便无后顾之忧，且从事海洋运输的人才众多永乐元年五月，明成祖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2“永乐二年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3“永乐七年（1409）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4
（3）富足的补给能力。郑和下西洋在长乐太平港候风开洋时驻泊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永乐三年约五个月；第二次永乐五年约二个月；第三次永乐七年约二个月；第四次永乐十年约十个月；第五次永乐十四年约十个月；第六次永乐十九年约九个月；宣德五年约九个月在如此长的时间中，原从太仓带来的食物等用品应消耗殆尽，急需补充，所以，郑和船队两万多名人员的物资供应问题是不可小觑的，而福州是鱼米之乡，足够郑和船队所需。
福建是妈祖的故乡，在沿海一带建有为数可观的妈祖庙，长乐临海，妈祖信仰自然极为盛行，据不完全统计，宋代长乐就有不下于二十座妈祖庙。在驻泊期间，郑和还招募闽籍水手，从当前可知的闽籍水手中有分别来自福清的林贵和，阴阳官生；莆田的柳兴，舵工，后获下西洋功升任百户；长乐的黄参，庶务；水春的孟福，武装人员；泉州的白本头，武装人员等等，而这些招募来的人员应是信仰海神妈祖的。
三、郑和舟师驻泊长乐期间的妈祖信仰活动
1.郑和下西洋与湄洲妈祖祖庙
据《八闽通志》记载：“国朝永乐元年（1403年），内官甘泉往暹罗，三年太监郑和往西洋，归，上其灵迹，命修庙宇。七年，加封今号。”1
《妈祖图志》记载也可印证：“成祖永乐七年钦差太监郑和往西洋水途适遇狂飚祷神求庇遂得全安归奏上奉旨差官致祭赏其族孙宝钞各五百贯。本年，又差内官张悦贺庆送渤泥国王回舟中危急祷神无恙归奏奉旨差官致祭。本年又差内官尹璋往榜葛剌国公干水道多虞祝祷各有显应回朝具奏遣太监郑和太常寺卿朱焯貤传诣湄山致祭加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2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之前，有感于妈祖显灵阴护，指令兴化府重修湄洲祖庙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回国后，上奏皇帝妈祖的庇佑，明成祖大为高兴，遣郑和亲自前往湄洲祖庙致祭。
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七下西洋，回来奏称：“神显圣海上”，于第七次下西洋之前奉旨来到湄洲岛主持御祭，扩建庙宇，《妈祖图志》记载：“钦差正使太监郑和领兴平二卫指挥千百户并府、县官员，买办木石，修整庙宇，并御祭一坛。”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宣德五年（1430年）冬，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驻跸太仓刘家港时，重建浏河天妃宫寝殿，并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碑文中记述：“……复建岨山小姐神祠于宫之后，殿堂神像，灿然一新……”岨山，在福建莆田湄洲岛，相传是天妃妈祖升天之处郑和称天妃为“岨山小姐”，郑闰认为，“这一独具意义称呼，既体现了郑和的‘神人合一’思想，也揭示出郑和对天妃妈祖‘献身精神’真谛的领悟，体现出郑和对海神天妃的敬意，也更体现郑和对“岨山小姐”的体贴关切。”1可见妈祖在郑和心中占有至圣又至亲的位置。
2.郑和下西洋与长乐妈祖
太平港原名吴航头，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后，为答谢海神妈祖的护佑之恩，同时为祈求往返航行的太平安顺，将此地奏改为“太平港”，并建大宏里文石天妃庙。据清康熙年间编《长乐文石志》载：“文石天妃庙建于永乐七年，太监郑和往西域取宝，厥后朝廷遣天使封硫球中山王，俱在此设登开船。”2明嘉靖年间《文石庙碑记》载：“广石属长乐滨海地，登舟开洋，必此始。庙之宜，旧传自永乐内监下西洋创焉。”3同年，朝廷赐天妃封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郑和下西洋之前，都要在文石天妃庙举行祭拜天妃仪式活动，祈求海神的护佑航行平安，借此鼓舞士气。
长乐南山之天妃宫，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前夕明永乐十年（1412年），为酬谢海神妈祖护佑，奏请明成祖恩准建造的一座“天妃行宫”。在天妃宫南山（塔山）东麓，有天妃宫大井，据明弘治《长乐县志》记载：“天妃宫大井，位于县治西四十余步，太监郑和造石栏。”4这口井是供给当时下西洋官兵和当地居民汲水之用之后，郑和每次远航往返时都继续建造。宣德六年（1431年）春，郑和最后一次出使西洋前夕，在长乐停泊时，再次修缮南山天妃行宫，同时，对现航城街道洋屿村云门山天妃宫等也出资重修。在郑和崇拜妈祖的带动下，明代时，长乐就建有不下二十座的妈祖庙。
“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由郑和、王景弘等人于明宣德六年（1431年）十一月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船队在长乐停泊等候季风开洋起航之际，重修长乐南山的天妃行宫、三峰塔寺并新建三清宝殿后镌刻而成，置于南山天妃宫内。碑高1.62米，宽0.78米，厚0.16米碑文如下：
天妃之神灵应记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赞，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著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神之感应，未易殚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御制纪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圮，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番，蚁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佥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殿庑宏丽，不日成之。画栋连云，如翚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诚胜境也。斯土斯民，岂不咸臻福利哉？
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尽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惟恐弗逮，无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自乎？是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腊国有伪王苏斡剌，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麋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赍捧金叶表文朝贡。
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都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
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如是，勒记于石。
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
现另存有福建南平郑和所铸的大钟，文曰“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返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古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1此钟是哪个寺庙所有，为何会出现在福建山区的南平市，目前学界未有定论，但应是郑和七下西洋前夕所铸无疑。
3.郑和下西洋与泉州妈祖
泉州天后宫自创建以来，香火不断，尤其在元代对外贸易时期更是兴盛，郑和对此十分了解。为此，郑和下西洋为求顺遂，上奏明成祖重修，据《万历重修泉州府志》载：“天妃宫在郡城德济门内……永乐五年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守镇官重新拓之，而宫宇益崇。”1
4.郑和下西洋与东山妈祖
东山岛屿位于我国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处，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陈立群（时任东山岛博物馆馆长）、林果（时任福建省福州市考古队队长）发现福建省东山县康美镇铜钵村村民陈斯民保存的《舟师往西洋记》碑文的手抄件（原碑已失，据多位村民说20世纪50年代初见过此碑）。据传此碑是明永乐十五年，郑和舟师经过东山岛附近时，为躲避突遇的暴风巨浪来到东山岛东部的铜钵村净港（现为马銮港），在避泊期间由郑和勘石为记，碑文如下：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矢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海来朝皇上嘉其忠诚令和等亲率官校旗数万人乘舟舶百余艘齐桅往返自永乐三年往使西洋迨今四次历番国由占城爪哇国暹罗国直踰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大小二十余国涉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城迄隔于烟霞缥渺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尤赖天妃护佑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返之岁月以铭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文聚众劫掠番商未犯我舟师即有天朝威福及神领阴助也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古里爪畦圭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珍禽献至七年迴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苏门答腊伪王苏干剌寇侵舟师未伤至阿陀纯有遣使赴国陈诉统率官兵剿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洋开港十五有三日忽遇暴风巨浪绕山根避泊有神天妃阴护无恙
皇明威福
驻泊净港候风息再涉狂澜勒一石以铭志之
永乐十五年岁次丁酉仲夏 吉日
正使太监 郑和 王景弘
副使太监 李兴朱 良周满
洪保 张达 吴忠
都 指挥 朱真 王衡 等立1
5.郑和下西洋与上海妈祖
据传，“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前，曾到上海高桥天仙弄一带驻扎过，天仙弄有一座妈祖庙，平日信众络绎不绝，香火旺盛，每逢妈祖诞辰及升天纪念日，善男信女更是纷纷前来祭拜，以求妈祖庇佑。郑和对妈祖顶礼膜拜，闻得此事，便带领左右将领直奔妈祖庙，亲自上香，祈求护佑一路顺风。”2
6.郑和下西洋与海南妈祖
始建于宋末元初（1276年）的海南省乐东县九所镇罗马村的妈祖庙，是海南省历史悠久的一座妈祖宫庙。相传我国古代棉纺织家黄道婆曾在罗马村居住六年，她崇敬妈祖，每天在庙里焚香祈祷渔民平安，又多次捐资修缮天后宫，深受百姓的爱戴。据海南籍女作家蔡葩提供的资料，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途经海南岛补充给养时，得知罗马妈祖庙十分灵验，特驶船入罗马港谒见妈祖，并捐金百镒，修葺天后宫，后又读了《十送情郎》石刻，深受感动，复捐资修建一座“望夫亭”，并在亭匾上题写“海不扬波”四个字。
7.郑和下西洋与台湾妈祖
清康熙蒋毓英《台湾府志》卷一“沿革”条记载：“古荒裔之地。明宣德间太监王三保下西洋，舟曾过此。”3连雅堂《台湾通史》中也记载：“和入台，舟泊赤嵌，取水大井。赤嵌，番社名，为今台南府治，其井尚存。”4另据台南市的大天后宫于2005年整建竖立的“台湾祀典台南大天后宫表略”中记载：“妈祖香火系三宝太监由湄洲引人台湾”大天后宫庙中“龙目井”旁有石碑，上刻“明宣德年间，命钦差太监郑和王景弘候显往西洋，适遇狂飚，祷神求庇全，安抵台，虔立庙祀天大井头，承兹休命永锡嘉祉，明郑时宁靖王许以所居改庙即此也……”台南安平港边的天后宫，在1994年修建时，有妈祖信众供奉“圣母护海图”石雕，上刻“明郑和下西洋，海上遇浪得圣母护航”图文从官方、庙方或是妈祖信众均认为郑和下西洋时到过台湾并祀拜过妈祖。
8.郑和七下西洋所达到的国家和地区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福建省长乐县五虎门启航，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历时近两年。到达了占城（越南中南部）、暹罗（泰国）、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旧港、苏门答腊、南渤里（苏门答腊岛上）、满剌加（马来西亚马六甲）、锡兰山（斯里兰卡）、古里（印度科泽科德）。在回程经过旧港（巨港）时打败当地海盗陈祖义，并将其处斩。这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战斗所取得的第一场胜利，郑和认为是妈祖的庇佑，《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于永乐五年（1407年）出发，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历时近两年。到达爪哇、古里、柯枝（印度柯钦）、暹罗、占城、满剌加、渤泥（文莱）、锡兰和加异（印度半岛南端）、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并继续发展和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锡兰山信奉佛教，郑和船队停靠锡兰山时，按教规到佛教寺举行仪式立《布施碑》，并用汉、波斯、泰米尔三种文字镌刻，碑文：“谨以金银织锦，丝宝幡、香炉灯烛，古铜花瓶，各式绢绫等物，布施天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监之”此碑现存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家博物馆。
船队到达柯枝国时，郑和应其国王要求，勒石为碑：“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此次下西洋随船带回的还有珍宝、珍禽、异兽等。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于永乐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奉诏，永乐七年十二月（1409年10月）启航，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1411年7月6日）回国。到达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小葛兰（印度奎隆）、柯枝、古里、阿鲁、喃渤里、加异勒、阿拨巴丹（印度甘巴里东北）、甘巴里（印度科摩林）等。这次下西洋，郑和在满剌加扎营，并购买货物，设立仓库，回航时所有的船只装满货物，等候南风，满剌加是郑和七下西洋时重要的海上贸易活动基地。《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途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
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郑和又把这场胜利归功于妈祖的保佑。在锡兰山迎请佛牙（另一说迎请佛牙是在第二次下西洋）回国。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于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麒麟”在古代中国被赋予神秘的色彩，神权的象征，“明人沈度曰：‘臣闻圣人有圣仁之德，通平幽明，则麒麟出’明代儒臣也认为：‘臣闻麒麟天下之大瑞也，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大宁，中及万灵，则麒麟见。又云天不爱道，地不爱宝，人不爱其情，则麒麟见。’”1麒麟被视为在太平盛世才出现的瑞兽，况且是“极地”之国麻林所献，引起了全国朝野的轰动“明成祖朱棣亲往天门主持欢迎仪式、接受麻林国所献的‘麒麟’等珍禽奇兽等物，大臣向明成祖祝贺道：‘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瑞。”“麒麟”对明成祖的进一步煊赫天朝的神威，巩’2无疑，麻林国进献固皇权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腊有伪王苏斡剌，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郑和将擒获伪王之功再次归结于妈祖的庇佑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于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同国。随行有穆斯林海商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最远到达东非等国家，此次去的目的是寻找更多的商机和外交联盟。在郑和五下西洋之后，六下西洋之前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跟随这次郑和下西洋的僧人胜慧深感天妃的恩惠，在临终时命弟子用他所遗资财刻印了《太上说天妃救苦灵应经》。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于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在回国时，把东非的一头长颈鹿运回国。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船队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在满剌加停留时，重申对满剌加的保护的承诺。返航时，郑和因积劳成疾，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郑和的助手王景弘率领返航，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郑和的船队在28年时间中，历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航程达6000海里以上。
9.郑和下西洋对妈祖文化在东南亚各国传播的影响
目前尚未有史料表明郑和下西洋时期东南亚各国是否建有妈祖庙，但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观察郑和下西洋对妈祖文化在东南亚等地的传播无疑作出了巨大贡献。
（1）后郑和下西洋时代带来的移民潮对妈祖文化传播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内，虽尚无史料证明已引发移民潮，但在后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中，掀起了前后长达数百年的移民潮以福建龙岩市为例，龙岩地处福建闽西山区，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之一。张佑周认为：“客家祖地闽西地区是郑和船队航海技术统帅王景弘的故乡……在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之后，有着‘树挪死，人挪活’的传统迁徙观念的闽西客家人又继承客家先民敢于闯世界的传统，重新燃起移民外地的热情他们沿着郑和、王景弘下西洋所开辟的航道，更得益于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与所到国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大批前往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等地。”1为了祈求亲人的过海平安，家人往往在家乡设坛建庙祈求神明保佑，闽西境内有“各具特色的400余座天后宫”。1地处山区的龙岩市妈祖庙之多确乎让人意外，这似乎可验证闽西客家人当时的移民潮，这些客家先人的过海对妈祖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郑和下西洋在海外建立贸易据点对妈祖文化传播的影响
陆韧教授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认为郑和下西洋时建立了三个主要贸易据点：第个在马来半岛上的东西洋水陆交通枢纽和“海商辐辏之地”满剌加（今马六甲），《瀛涯胜览》记载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中，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蕃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2第二个在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丹），这里地处亚、欧、非三洲之中，是中世纪世界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又是海上交通孔道的必经之地，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对这里进行了友好访问，而且当即决定在此建立贸易据点，使之成为中国与亚诸国，甚至同远自欧洲大陆的“旱番客商”贸易有无，交易名贵宝石及阿拉伯手工艺品大本营；第三个据点是郑和七下西洋时又选择位于满剌加和忽鲁谟斯中间的古里国（今印度的重要港口城市卡利卡特，又称科泽科德），在古里，郑和船队既可与南亚诸国频繁交易，又可沟通船队的东西方贸易活动，成为船队重要的中间站。为此，郑和还在古里刻石纪念，其碑文：“中国相去十万里，民物熙皞，大同风俗，刻石于兹，永乐万世。”3在这些贸易据点中，是否有设立妈祖神龛以供祭拜，目前尚无史料可资证明，但根据郑和对天妃的崇拜以及国人历来崇拜神明的传统来分析，理应设有妈祖神龛，但有待于进一步求证。同司时，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二十八年间有少数人员因各种原因滞留在东南亚各国，如明人何乔远《名山藏》中记载：“中国人往贾者，冀复来，临归，辄留数人为质。”4又载：“婆罗国（今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国有东西两王，永乐四年，各遣使朝贡。其国负山面海，而信佛教。今王为闽人，随郑和至留其国者，其府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上篆文，作兽形，云是永乐中所赐。”5这些人员也极可能会继续供奉从家乡带来的神明。
（3）郑和下西洋的海上贸易对妈祖文化传播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之际，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明成祖所交给“宣德化”“柔远人”的政治使命，而且还肩负着一定的经济使命郑和下西洋的商贸形式有三种，一是朝贡贸易；二是“赐赉贸易”；三是民间的互市贸易。无论哪一种贸易的形式，带出去的是精美的中国产品，带回来的是各国的奇珍异宝，同时，加上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或是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在国内的广为流传，不仅进一步打开了国人的视野，激发了好奇心，更为重要的是鼓舞了国人远涉重洋经商盈利、打开另一番天地的决心，而这种影响更多是体现在后郑和下西洋时代。在妈祖的故事与传说中有多个护佑海商的事例，众多的海商不仅把妈祖作为航海的保护神，而且也当作财神来供奉，妈祖的多元神格决定了海商们对妈祖的崇拜，这些商人在海外经商时一般会在所在国建立会馆或同乡会之类的结社，而这些结社几乎都有供奉妈祖，如此，他们也把妈祖文化带到了东南亚诸国。新加坡道教总会出版的由李焯然等编写的《道教简述》称：“南洋一带对天后的信仰，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最少也应该是在郑和下西洋时候便传进来。”1
从目前所知的史料来看，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明代，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甚至在日本、朝鲜、韩国都建有妈祖庙。在清代，则有更多的民众跨出国门，漂洋过海到更多的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或经商，他们把妈祖文化带到了所在国。史料表明，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有妈祖文化的印迹，因此郑和下西洋对妈祖文化的世界性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 郑和下西洋历史意义与现代启示
一、郑和七下西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创下世界航海史上的佳话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按照海上航行规律和军事组织需要编成舰队，其人数之多、行动之严密、影响之大是有史以来所没有的。郑和下西洋也对海况的科学调查作出历史性的贡献，《郑和航海图》的绘制比起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1876年英国“挑战号”所进行的海洋调查还要早400多年。正如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1
2.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长达二十八年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尽管当时明朝在军事力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从不用军事实力去占领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寸领土，同时，对攻击郑和舟师的国外首领用行动加以感化，如第三次下西洋过程中“王亚烈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有，俾归本国”用行动宣扬了中国的“和”文化、天下大同的文化。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国时随船迎清了锡兰山佛牙，在客观上加强了国际间佛教界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我国佛教文化的发展。特别的他是把我国民间信仰妈祖文化带到了东南亚各国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她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海洋文化等若于文化的精髓于一体，随着郑料七下西洋，妈祖文化也随之在各国留下了众多的的遗迹并影响至今，使得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具有国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具有中国的民间信仰的影响力，有力地促进了东南亚之间的民间宗教文化交流。这种双重影响力历久弥新，至今仍发挥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3.宣扬了中国古代海洋观。
郑和七下西洋实行的是互相尊重、公平贸易，秉持的是强不欺弱，众不欺寡的中国传统观，但遇到强欺弱，就会申张正义，在长达二十八年中对外航海中，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丝毫领土，表明了世界和平繁荣是和平外交得来的，而不能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通过掠夺与杀戮或侵占领土来获得的。郑和七下西洋宣扬了和谐海洋，共同发展的中国海洋观，这也是区别于西方海洋观的一个根本特征。
4.在郑和长达二十八年的下西洋过程中，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贸易途径，构建了东南亚经济贸易圈，促进了东南亚中华文化圈的发展，加快了中国民众移居东南亚国家的步伐，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的海洋文化素质同时，把中国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手工业制造技术、中华医术与航海技术带到东南亚及非洲肯尼亚等国家。郑和七下西洋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国外的许多动植物被引人中国，极大地扩展与丰富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实际成果。
二、郑和七下西洋对现代的启示
郑和下西洋已有六百余年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遗憾，如郑和的航海壮举尽管比西方航海家麦哲伦早114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哥伦布早87年，却未能像他们那样实现“地理大发现”，丧失了发现“新大陆”的良机；再如在七下西洋时明朝廷偏重于政治、外交，不重视经济效益等等，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给后世留下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与现代启示。
1.郑和七下西洋体现了中华民族具有不畏艰难、勇敢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践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虽然存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隔阂甚至冲突，但只要秉持中华民族的坚强韧性，对实现目标的坚定信心，就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2.郑和七下西洋对现代海洋文明观的启示。中国并不缺乏海洋文化，“海禁”主要存在于明清两个朝代中的某个历史阶段，在两千多年来我国先民们勇于探索海洋的悠久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时期。中国的海洋观是和平、正义、互惠、共赢的，这与西方的海洋观有着极大的区别，妈祖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和平”核心内涵，我们不宜盲从西方个别权威学者的观点，更不能以西方的海洋观来判断中国是否有海洋文明，片面地认为中国只有黄上地文明，我们应全面地、系统性地建立起中国的海洋文化体系。
3.郑和下西洋后的禁海政策，造成了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局面，以至造成落后挨打的百余年的耻辱史。我们要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坚持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坚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重视海洋开发，规划好如何经略海洋，要走海洋富国、海洋强国的道路。
郑和七下西洋带动开发了南海的诸多岛屿，这是留给后代子孙丰富的自然遗产，诸如在南沙群岛就有“郑和群礁”“永乐群岛”“宣德群岛”，也有以郑和的通事命名的“马欢岛”“费信岛”“巩珍礁”等，对此，我们既要坚持继承历史给予的海洋所属权利，又要秉持传统的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立场。
4.郑和舟师漂洋过海，之所以一路“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访问“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里”，其实是与妈祖作为精神支撑是紧密相联的。从太仓刘家港的《通番事迹碑记》及长乐的《天妃显应之记碑》中可知，郑和十分崇拜信仰妈祖，认为无论是“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或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和舟师少了妈祖信仰这一精神支柱，能否顺利完成七下西洋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妈祖信仰确实带给郑和七下西洋强大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见，信仰是一种力量，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缺位的。
郑和七下西洋把妈祖文化带到了许多东南亚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明代，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韩国等国家就建有二十多座妈祖庙或有供奉妈祖的寺庙自明代以降，则有更多妈祖宫庙在境外落成。
如今，随着2009年“妈祖信俗”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妈祖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在践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过程中，妈祖文化有利于中国与海外各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有利于开展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有利于民心相通相融等。我们要正确认识其意义并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首先，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对妈祖文化作出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其次要通过各类媒体媒介大力向世界宣传妈祖崇尚仁爱、爱好和平、扶弱济贫、天下和谐的精神；再次，要加强海外考察并建立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妈祖文化研究联盟；最后，要大力加强与海外国家政府层面、民间层面、研究层面的妈祖文化交流并充分发挥所在地妈祖文化组织机构和人士的作用。
传播妈祖文化、讲好妈祖故事，宣扬妈祖精神是克服一带一路文明、文化差异以及有关国家误解、误判我国建设一带一路目的的重要举措，是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迫切课题，妈祖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种具象形态，可以成为我国“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和平外交方针的最好注脚，可以作为我国与世界交流的“亲善大使、民间大使、和平使者”，成为助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巨大正能量。
明朝永乐帝朱棣派遣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动用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其意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说为巩固皇位，追查建文帝的下落并清除其余党。“朱棣登基称帝仅三个月，就曾接到报告称：有些不满明朝统治或为利益所诱的人士暗中与外国势力相勾结，或贩海经商或为海寇。早在明太祖时期，就发生过朱元璋的敌对势力张士诚、方国珍等在海外建立据点与朝廷抗衡的先例朱棣登位后，何八观等在‘国内犯事，为避罪谴，逃亡海外，屯聚岛外’，‘南海叛民’南海岛屿上新出现的一股反明势力”1，朱棣担心建文帝及其余党与海外势力相勾结，在海外建立复辟基地危及政权，于是追查他们的行踪加摄自南京天妃宫以剿灭成为宋棣执政初期保住皇位的的首要任务张廷玉等人编撰的《明史》卷169《胡濙传》记载：“传建文帝踏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2查继麟的《罪惟录》列传卷29也记载说：“或言建文帝出走外彝，上欲踪迹之”3《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41402年7月17日朱上台，“当年八月，朱棣遣官往赐朝鲜、安南、暹罗、琉球、真腊、爪哇、苏门答腊诸国王以织金绮纱罗等物，并向外邦宣告永乐朝的建立。”1随后在永乐二年（1404年）派郑和出使日本，一可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二可解决倭寇侵扰海疆的问题，但在日本查无踪迹，于是朱棣把寻找的范围扩大到西洋更多的国家与地区。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或期间，朱棣帝也曾屡次遣使出洋。1405年郑和下西洋，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九日，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时迎请了佛牙。“神圣佛牙”具有收服民心，宣示“君权神授”的意义，可以说朱棣帝迎请佛牙也有显示自己具有法统地位的用意。
另一说为永乐帝意欲树立国内外威信。明太祖朱元璋统治后期，与海外国家的联系逐渐减少，由于对外交及海外贸易缺乏重视，以致周边的国家常出现对明朝不恭之举，甚至对边境进行侵扰明太祖年间，倭寇就曾多次骚扰边境，掠夺财产，危害民众。明成祖意识到其危害，登位后即遣派大批的外交使节前往周边国家，一面宣告永乐朝的成立，一面建立与其国睦邻友好关系其中还有一层原因即朱棣要证明自己是各国公认的合法的“天下共主”，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国家前来朝贡。为此朱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立专门招待各国来宾的会同馆，设立专门培养外事翻译的四夷馆，设立专门负责对外贸易事务的市舶司等。在明成祖执政期，所设立的涉外机构“其规模和完备程度是其他朝代无法企及的”。2通过多年的努力，在与中国有所往来的90多个国家中，40余个关系愈亲，其中有不少国家是受郑和下西洋的影响，第一次来中国访问，与中国建立了联系。史称明成祖“帝锐意通四夷，奉使者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3众多番国与明朝的交往对明成祖巩固皇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明成祖执政的后期，出现了“万邦来朝”的太平盛景。
这其中隐藏着帝王天下大同的历史情结自秦灭六国，秦始皇即强力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改变之前文化、生产力标准不同的状况，使得统一后的秦朝，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最终有效地推动我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汉朝继秦朝之后，汉武帝的各项政策又使得中国多元一体的国家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之后数千年间，经过分分合合，逐渐形成了大一同的中国疆土，政治、文化、经济等高度融合，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中华的情结在古代常称秦国为大秦，唐朝为大唐，宋朝为大宋，明朝为大明、清朝为大清等等，由此可见我国自古就有融于民族血液中的大一同的情结并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明太祖朱元璋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2明成祖宋棣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后继者，也有十分强烈的大同情结，永乐三年三月，明成祖命郑和带给“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的敕书中写道：“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复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遵联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3可见明成祖作为天子意欲实现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景。
对盛世的渴望和经济条件的发展是郑和下西洋的基本背景。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实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治国方针，强调“理财之道，莫先于农”，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下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并大力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下令移民屯田，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作物，适当鼓励手工业等。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社会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粮仓丰盈，国库殷实，社会安定，史称“洪武之治”明成祖即位后，在明太祖时期的基础上大力促进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很快地消除“靖难之役”带来的战争创伤，“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储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雄厚的经济基础，为郑和下西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时更已具备先进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永乐帝即位当年，调集了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至南京龙江造船，他动员全国造船力量，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远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当属15世纪世界1最先进的船。在明代南京龙江船厂遗址上，于1957年5月出土了全长超过11米的巨型舵杆，如果以正常比例来推测船体大小的话，确实存在着44丈长和18丈宽的大木船，先进的造船技术为郑和七下西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郑和七下西洋时，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指南针与看星斗及水罗盘定向相结合的航海定向方法，故其船队能够在茫茫的大海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
第二节 历史选择郑和的缘由
一、郑和的经历
郑和（1371—1433年），回族，原名马和，原籍云南少年时期，正值元明易代的战争年代，洪武十四年，明太祖为清除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派遣傅友德将军发起平定云南之战，时值11岁的马和被明军俘虏，后被阉割，在14岁那年到北平的燕王府当杂役。当时，具有战略眼光的朱棣着力培养了一批亲信，让他们学习各种知识马和聪明、伶俐，朱棣便把马和留在身边，很快地成为朱棣的心腹。
1398年，明太祖去世，皇太孙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为巩固统治地位，即开始削藩。1399年，朱棣借口朝中有难，奸臣当权，以“清君侧”为名，称之“靖难”，发动了史称“靖难之役”。郑村坝之战是明建文元年的靖难之役的关键之战，双方交战的军队为建文帝军队与燕王军队当时，朱棣以8万人马对抗建文帝50万大军，双方力量悬殊极大，在这危难之际，马和出谋献策，朱棣采纳其计策，取得了胜利这场战役历时四年直至建文四年朱棣由燕王荣登皇位，改年号为“永乐”它扭转了朱棣被动的局面，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1402年朱棣即帝位。永乐元年（1403年），圣和成为佛门弟子，取法名“福善”。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封赏“靖难功臣”，马和在郑村坝之战中表现勇敢机智，屡立战功，被朱棣赏识，亲自“御书郑字”赐姓予郑和，并升任为相当“四品”官位的内官监太监，这意味着郑和已不再是往昔燕王府中的一名普通内侍了，而是获得“靖难功”，深受皇帝信任，成为可以委以重任的一名官员了，这为任命郑和为下西洋的正使太监与钦差总兵太监奠定了基础。
二、郑和自身的素质
1，忠诚可靠 素质出众
郑和从14岁始进燕府，便得到朱棣的赏识，并有意识地加以培养，在长达近二十年时间里一直随侍朱棣身旁。同时，在“靖难之役”以及跟随朱棣的南征北战中充分展现了忠诚度，通过战火考验的郑和自然而然成为朱棣亲信。郑和相貌堂堂、身材魁梧，举止得体，且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具有果决的行动力。史记载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法反此者极贵眉目分明，1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1据传，明成祖迷于相术，在选派郑和出洋之前，曾征询袁忠彻（1377—1459年，善于相术，明成祖封为尚宝司少卿）的意见，袁忠彻认为：“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诚可任2，如此仪表过人的郑和当然符合作为泱泱大明国使者的要求了。
郑和聪颖好学，尤其是22岁结识姚广孝等饱学之士后，受益良多，他更是发奋博览群书，对西洋各国的历史、人文、宗教信仰等国情有相当的了解，《郑和家谱》称他“才负经纬，文通孔孟”3，李至刚（时任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撰写的《故马公墓志铭》中记载：“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勋，缙绅咸称誉焉。”1郑和的军事素质也十分出色，他少年时就跟随朱棣屡经大战，习得兵法，具有超群的才识与胆略，在郑村坝之战中表现突出。靖难之役后，登上皇位的朱棣授予郑和“钦差总兵太监”军衔。郑和下西洋中的几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也证明了郑和出色的军事组织才能孙中山称赞道：“乃郑和竞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兰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2
2.多元信仰向往大海
郑和原本姓马，出生于在一个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里。伊斯兰教教规认为，凡是有能力的教众要到麦加朝觐，马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跋涉千里，朝觐麦加，因而被当地百姓尊称为“哈只”，即“巡礼人”。年幼的马和常听祖父辈漂洋过海到麦加朝圣的各种奇闻秩事，这给马和播下向往大海、敢于冒险的种子。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曾专程前往泉州东郊灵山伊斯兰教圣墓朝谒行香，这一过程被随行人员蒲日和勒石记载，碑文：“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日和记立”永乐元年（1403年），姚道衍和尚收马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名福善（福吉祥），八月，郑和捐钱命工部刊印流通佛教《摩利支天经》。同年，郑和前往暹罗国，途经广州大星洋时，突遇风暴，险象环生，在危难之际，郑和听从船工的建议，向海神妈祖祈祷，平安回朝后奏明皇上，永乐帝命郑和整修天妃庙，自此，郑和对妈祖信奉有加郑和既通晓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和宗教习俗，了解佛教的文化涵义，又信奉民间的海神妈祖。而西洋诸番国多有信奉伊斯兰教或佛教或两教并行的，“有学者曾经就郑和出使22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加以考证，结论是：专门崇奉佛教的，有占城、暹罗、真腊、锡兰山、小葛兰、柯枝、渤泥等7个国家；兼奉佛回教的，有爪哇、旧港、古里等3个国家，专门崇奉回教的，有麻刺加、哑鲁苏门答剌、那孤儿、黎代、南勃里、溜山、祖法儿、阿丹、榜葛刺、忽鲁谟斯、天方等12个国家。”3郑和具备多元的宗教信仰，了解各教的教义礼仪等知识，十分有利于外交，有利于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应也是被朱棣选郑和为钦差大臣的重要原因之一。
3.具有造船及外交经验
在郑和担任内官监太监时，曾奉朱棣帝之命监造宝船等船舶，具有一定的造船经验。此外，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及期间，“明成祖朱棣派遣数十批外交使节遍访朝鲜、日本、缅甸、老挝、哈烈（今阿富汗）、蒙古、撒马尔罕（今中亚诸国）、白葛达（今伊拉克）、米昔尔（今埃及）、拂菻（今土耳其）、瓦刺、鞑靼西域诸国。”1这些使节的外交经验无疑对郑和产生重要的借鉴作用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奉使前往暹罗。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又奉命出使日本，据明代嘉靖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著《筹海图编·直隶倭变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对马（壹）岐倭寇苏松，贼掠浙江穿山而来，转掠沿海上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2《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6《流逋》载：“永乐甲申，倭寇直隶、浙江地方，遣使中官郑和往谕日本王。明年已酉，其王源道义遣使献所俘倭寇尝为边患者”3此次赴日交涉的过程中，源道义欣然接受了明朝赐给“日本国王”的封号和金印、冠服等，还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4，从此海隅宁静数十年。郑和出色的的外交才能为七下西洋积累了航海与外交的经验。
第三节 郑和下西洋的过程
一、郑和下西洋前的准备工作
1.通事（翻译）。为实现朱棣“万邦来朝”的理想，“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高昌、缅甸八，置译字生、通事，通事初隶政使司通译语言文字5。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也必须配备大量精通各国语言的通事，郑和便四处寻找通事人才西安市鼓楼西北隅大学习巷内的清净土豪所保存的“郑和碑”——《重修清净寺碑记》上记载：“及我国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乃于是奏之朝，同往。”在为数众多的通事队伍中，最为著名的有马欢、费信等人，马欢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他曾跟随郑和于永乐十年（1412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宣德五年（1430）年）三次下西洋；费信精通阿拉伯语，曾在永乐七年（1409年）、永乐十年（1412年）、永乐十三年（1415年）、宣德五年（1430年）四次下西洋，他们一方面担负外事翻译，一方面又兼任传谕之职，曾深得郑摄自福建长乐应宫和的信任。在翻译人员中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福建长乐显应宫的郑和神像旁边的一尊塑像（见图），其面貌是高鼻梁，深凹的眼睛，头戴礼帽，长相打扮显然是阿拉伯人，这尊塑像的原型应是郑和下西洋时的通事这些都证明了郑和在下西洋之前储备了相当数量的各类翻译人才，在长达二十八年下西洋的过程中，为郑和下西洋与诸番国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
2.人员来源。《明宣宗实录》卷六十四记载：“五年三月己已，平江伯陈瑄言，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递年选下西洋及征进交趾，分调北京，通计万余人水军石卫等卫官军，今年选下西洋者亦多”即“组成舟师的士兵，是由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和水军右卫抽调的。”1同时，在福建长乐候风时，也招收长乐、莆田、连江、泉州等地的闽籍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有水上经历的官兵，大多都认同妈祖是航海的保护神。
3.船只构成与司香配备。《西洋记》中列举了郑和下西洋时的船只种类有宝船、战船、坐船、马船、粮船等。“所谓的宝船，又称“取宝之船”，用于装载从西洋取来之宝物或明朝廷赏赐给各番国的珍品。”2《瀛涯胜览》卷首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十五1丈。”3又据《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巨舶百余艘”，下西洋时船队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雁形”船队，浩浩汤汤，可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特混船队了，图：
陈治政提到：“郑和航行前都要前往天妃宫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官兵登船后要奉献仙师酒，念祝文，船中供奉天妃，昼夜香火不断，各船专设司香一名，每天清晨带领船员向天妃娘娘行顶礼”1如此计算，每只船上都配备专司香火的人员，则祭祀妈祖的专职人员总数是十分可观的。
4.奖励。在明代，朝廷曾对在不同领域中作出贡献的杰出人物授予各种荣誉，诸如开国功、靖难功、征蛮功、平寇功、下西洋功、海运功、开屯功等等。在明朝天启四年（1624郑和下西洋的雁形编队年）版的《海盐县图经》“官师篇·第五下·皇（摄自南京宝船建造厂遗址纪念馆）明”条中记载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有功者，如“朱尾达，漳浦人，洪武五年，编长淮卫，调水军。永乐四年下西洋征夷，十八年长百户黄子成，东莞人，洪武十六年，募隶镇南卫，海运殁，子本奴补，下西洋，升总旗，又征西洋，永乐七年升百户……”2《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记载：“十三年十二月，是自升千户徐政、汪海为府军右卫指挥佥事，小旗张通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以使西洋有劳也”3这些奖励升迁机制能够很好地鼓舞出海将士们的士气。
二、郑和七下西洋的决策地、集结地与开洋地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百余艘船舶、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初次远航，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共远航七次之多，出访了十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沿岸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非洲东岸。
1.下西洋的决策地——南京
南京作为明朝前期政治、经济的中心，数次重大决策都是由这里产生并发布。为做好大规模的出海准备，上台后不久的朱棣便下令大造海船，在平关三叉河桥，即鼓楼区中保村建立了龙江宝船厂，船厂规模最大时占地1000多亩，并调集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的造船技术人员多达二万多人，可说是中世纪世界最大的皇家造船厂。同时，委派郑和监造船舶。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使归，上奏“天妃多护庇感应”，于是，永乐帝诏令在南京龙江关建天妃庙，每年正月十五与三月二十三日，遣使致祭。据杨斌在《明代南京宝船厂中的妈祖庙》一文中介绍：“娘娘宫很大，房屋有数十间，大殿、藏经楼俱全，殿前有跑马场，庙中有花园。”1
据传，每当工匠造好船舶，都要举行盛大的天妃分灵仪式，将一尊带有“娘娘庙”灵气的新天妃神像恭请到宝船专设的房间里设灵座供奉。宝船下水试航或正式交付使用时也要在“娘娘庙”举行祭拜仪式，祈求航行平安。
福建民众自古以来就有漂洋过海谋生的传统，其造船技术水准很高所造之船史称福船，其特点是船底结构呈尖形，小方头宽，尾肥大而方正、具有水密舱装置，铁钉钉合和桐油灰塞缝以及“十二生肖”暗示标记，七星伴月“保寿孔”等独特技艺这种船型结构呈尖形，航行时阻力较小，同时有水密隔舱确保万一遇险不至于全船进水，非常适合海上远航船头两侧刻有“旭日东升”图案，船尾镌刻有“海上女神”妈祖的胸襟花饰及靴子的图案，寓意“安澜海国”“锦绣前程”，同时“十二生肖”的标记以及“七星伴月”保寿孔的技艺，也都有顺风顺水的美好寓意。据专家考证，由于福船适合远航，郑和七下西洋时的船舶主要构成应是福船，南京仿制明代郑和宝船正是采用了福船的船型和“水密隔舱”等主要工艺，所用的塞缝材料有桐油、壳灰、竹丝粉等。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后，有感于妈祖的灵应上奏明成祖，明成祖下诏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诏文如下：
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诏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惟昭孝纯正圣妃林氏粹如灵惠，毓秀坤元，德配苍穹，功参玄造。江海之大，惟神所司，祐国庇民，夙彰显应自朕临御以来，屡遣使诸番及馈运粮响，经涉水道，赖神之灵，保卫匡扶，飞飚翼送，神功导迎，倏忽感通，捷于影响所以往来之际，悉得安康。神之功德，著在天壤必有褒崇，以答灵财兹特加封“护国庇民妙灵照应弘仁普济天妃”仍建庙于都城外，赐额曰“弘仁普济天妃宫”。爰遣人以牲庶羞致祭，惟神其鉴之。2
同时在南京城内狮子山下仪凤门外，建造了南京天妃宫，还赐炉斗、祭皿、衣服，同怀裔乐钞五百贯。永乐十四年四月初六日（1416年5月3日）明成祖亲自撰写《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一文，立御碑于宫中。郑和每次下西洋前，必到天妃宫祭拜妈祖，祈求平安，回国后也必到天妃宫答谢护航之恩。据《天后显圣录》记载，明朝谕祭、奉旨祭18次，其中永乐朝达13次之多，显然这和明成祖信奉天妃有直接的关系。
明朝自南京迁都北京后的近百年，南京天妃宫由于长久未修，有些破旧，守备刘公琅感念先皇的历史功绩、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及妈祖的恩惠，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朱公辅等的齐心协力下，把南京天妃宫重修一新，碑记如下：
天妃宫重修碑记
（明）黄谦
太祖高皇帝混一寰宇，际天极海，罔不宾服，而神人昭格，此诚万古超然或而一见者也太宗文皇帝继承圣业，克绍洪休，敷宣教化，罔敢或怠；而使者奉使外番，用以怀远人，宣教化，务使远迩同风，万邦率服，实赖圣神文武之盛心，天地同仁之至意也然而使者涉海，汪洋浩渺，使其平风浪静，顷刻无际；其或飓风作浪，摧山倒岳，鱼龙变诡，纷杂出没，惊心骇目，罔不变异。竭诚倾祷，乃有神人，飘摇之际，红光映日，飞来舟中，顷刻宁息，赖以得生。使回敷奏，上心嘉悦，特加封号曰：“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神圣岁遣南京太常寺谕祭二坛，乃建宫都城之外，龙江之上寰百里之间，舟航之往来，居民之辏集，雨晹之愆期，心之所欲，倾诚启祷，罔不孚应。人之信慕，古今一致，是乎本宫之外，又有三清殿、玉皇阁，各随其力之所及，极其庄严，金碧交映，焕然天设，奈何岁月弥远，风雨侵薄，日见陵夷守备刘公琅往而见之，因感圣恩之宏深，悯前人之至意，于是罄竭囊资以修理之。成国公朱公辅，西宁侯宋公恺、兵部尚书乔公宇协力赞助，于是抢材命工，倾败者正，残缺者补，而一时焕然若新。
天妃宫前后殿宇、房屋、廊庑、碑亭楼共七十九间座，周围内外墙垣，计一百八十一丈余，肇工于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毕工于次年十月十九日，其成功信乎神速矣。然琳宫仙馆，历百余年之久，一旦去旧即新，岂偶然之故耶？是故有默相之者乎后由于多次战乱，南京天妃宫屡遭毁坏又复建，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清军与太平军对战中，南京天后宫遭毁坏，同治四年（1865年）左右，复建天后宫，1937年抗日战争全1发，南京天后宫绝大部分遭到毁坏，只剩数间庙房，1976年前后全部拆除，2004年复建，如下图：
2.下西洋的集结地——江苏太仓
郑和七下西洋，选择太仓作出海的起始港和收泊港则有如下理由：
（1）具备良好的港口条件。太仓刘家港靠近长江口，具有衔接江海的地理优势，元明两代，江水深，水阔可达二三里，万斛之舟可由娄江泊于太仓城东郊和南郊，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对外可通商六个国家，对内则是当年漕运的重镇，故有“六国码头”和“天下第一码头”之美誉。元代诗人谢应芳（1296—1392年）诗咏当年太仓及天妃庙的盛景：
过太仓1
杨柳溪边系客槎，桃花雨后柳吹花。
东南地角环沧海，日夜潮声走白沙。
市舶物多横道路，江瑶价重压鱼虾。
天妃庙下沉玄璧，漕运开洋鼓乱挝。
著名的元代诗人杨维祯（1296—1370年）也诗咏当年的太仓的漕运情景：
天妃行宫2
（诗末原注：“天妃宫在刘家港北漕漕口，旧名灵慈宫”）
海国神风捷可呼，缘林徼福苦相纡。
片帆尚借周郎力，护得青龙到直沽。
（2）具备富裕的物质条件。太仓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明初的苏州府，负担了全国12％的税赋，而太仓又负担了苏州12％的税赋，足见当时太仓的富足。郑和舟师下西洋时二万余众所需的大量的食品等物质太仓可以满足，同时，带到西洋各国的奇珍异宝，诸如丝绸、瓷器、茶叶等江苏大致都可以提供，太仓富甲天下的财力和物力，为郑和出使西洋提供了雄厚的物资支持。
（3）具备充裕的航海人才条件。太仓地处东南沿海，经过宋、元两代的经营，有着“六国码头”之誉，宋政和年间（1111—1115年）曾开设市舶司，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设立市舶提举司，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设太仓黄渡市舶司，同时，宋元两朝都在太仓建立水军，经过两百多年经营，太仓航海人才济济，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难能可贵的是具有敢闯敢创的航海探险精神，如太仓卫军上费信、副千户周闻就曾多次跟随郑和出使西洋。此时的海员技术先进，可以利用天文定位和导航罗盘相结合的技术来测定船的方位和航向，为郑和远航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太仓可说是郑和舟师的人才库。明洪武五年（1372年）刘家港曾设造船场，拥有一批修造船舶的人才，且码头设施完备，港口管理人才较多。由于通商各国，熟悉各国国情的人才也为数不少，如通事、经商、向导等，这些专才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辅助条件。
（4）具有与朝廷联系便捷的条件。明初建都南京，太仓是离南京最近的对外天然良港，太仓从海上或从陆地到南京的距离均约在500里，船队从南京龙江船厂出发，沿长江而下，不到两日就可到太仓，如从陆地，则时间更短，朱棣的旨意与郑和的请奏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同样明朝与诸番国交流的物资运往京城也可省去不少的中途转运之虞。
太仓亦是妈祖信仰的重镇。宋元两代，江苏各地建有十多座妈祖庙。太仓刘家港天妃庙（又称路漕庙）则建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自建庙以来香火旺盛，尤其在明代漕运时期更是名声显赫。明代倪谦（1415—1479年，进士，任礼部尚书）曾咏诗太仓浏河天妃宫的盛景：
天妃宫行1
神仙家住蓬莱岛，风景清幽四时好。
玉花琪树紫烟生，十二楼台卿云绕。
扶桑日出唱金鸡，月明沧海来青鸟。
不知寒暑换春秋，一任阴阳送昏晓。
古木参天有凤栖，落花满地无人归。
此中随意乐优游，物外无心事机巧。
世间万虑总相忘，自是后天长不老。
几度曾餐王母桃，于今再食安期枣。
兴来一曲奏霓裳，飘飘仙乐知音少。
我亦三山会里人，尘事羁縻未能了。
矫首仙乡东海东，弱水悠悠烽峰小。
会当跨鹤御清风，还访蓬莱拾瑶草。
下图为太仓郑和纪念馆保存的明代骨制天妃神像，这是目前仅发现的两尊骨制妈祖神像，由此可见当时对妈祖信仰的程度了。郑和曾在下西洋之前到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祭祀，以求妈祖庇佑航海平安或答谢妈祖的护航之恩，这从《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中可窥见一斑，而妈祖信仰也由此愈加兴盛。
郑和在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前分别在太仓与长乐两地留下下西洋碑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业已失存，史载有大致相同的版本，根据范金民的校读，碑文如下：
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噜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溟，或风浪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能康济。值有险阻，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此神功之大概也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侵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皆神之助也。
神之功绩，昔尝奏请于朝，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事钦录御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刘家港之行宫，创造有年，每至于斯，即为葺宣德五年冬，今复奉使诸番国，舣舟祠下，官军人等瞻礼勤诚，祀飨络绎神之殿堂益加修饰，引胜旧规复重建岨山小姐之神祠于宫之后，殿堂神像，灿然一新。官校军民咸乐趋事，自有不容已者，非神之功德感于人心而致乎！是用勒文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昭示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往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等聚众于三佛齐国，抄掠番商，生擒厥魅，至五年回还。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其国王各以方物珍禽兽贡献，至七的回还。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国王亚烈若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明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复归国。
永乐十二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剌伪王苏干剌寇本国，其王遣使赴阙陈诉请救，就率兵捕，神功默助，遂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禄，并狮子；卜剌哇国地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国、古里国进糜里羔兽各进方物，皆古所未闻者及遣王男、王弟捧金叶表文朝贡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贡献方物，视前益加。
宣德五年，仍往诸番国开诏，舟师泊于祠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护助之功，于是勒文于石。
宣德六年岁次辛亥春朔，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张良、周满、洪保、杨真，左少监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珍、王衡等立。1
3.下西洋的开洋地——福建长乐
福建长乐作为郑和下西洋的驻泊候风开洋之地的最佳选择，其理由主要有：
（1）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长乐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地处闽江南岸最下游的闽江口，东濒台湾海峡，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江海半岛。明代时，长乐的太平港南北两岸各有东西走向的山脉作为屏障，水面辽阔，适合大批的船舶停泊与进出海，也是避风停泊的良港。福建长乐前往西洋各国的海路相较于江苏太仓要近，有利于争取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所以选择长乐作为开洋点具有地理上的优势福建省拥有丰富的山水自然资源，八山一水一地，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同时，长乐位于闽江下游，闽北的木材随闽江而下，运输十分便利，这些都为郑和的修造船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物质条件福建地区气候适宜。长乐地处亚热带，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性气候，一年四季气候宜人，年平均温度在20度左右，十分适合候风开洋的气候条件郑和的得力助手王景弘是福建人，熟悉福建的情况，对选择长乐作为候风开洋的停泊地显然最有发言权，
（2）强大的造船能力。福建山多地少，耕地不足，沿海百姓以耕海为生，漂洋过海，海上贸易发达，而这些都离不开谋生的工具——船舶。自宋以来，福建即是制造海船的主要基地，有着雄厚的造船力量作为后盾，则船只的建造或修理便无后顾之忧，且从事海洋运输的人才众多永乐元年五月，明成祖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2“永乐二年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3“永乐七年（1409）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4
（3）富足的补给能力。郑和下西洋在长乐太平港候风开洋时驻泊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永乐三年约五个月；第二次永乐五年约二个月；第三次永乐七年约二个月；第四次永乐十年约十个月；第五次永乐十四年约十个月；第六次永乐十九年约九个月；宣德五年约九个月在如此长的时间中，原从太仓带来的食物等用品应消耗殆尽，急需补充，所以，郑和船队两万多名人员的物资供应问题是不可小觑的，而福州是鱼米之乡，足够郑和船队所需。
福建是妈祖的故乡，在沿海一带建有为数可观的妈祖庙，长乐临海，妈祖信仰自然极为盛行，据不完全统计，宋代长乐就有不下于二十座妈祖庙。在驻泊期间，郑和还招募闽籍水手，从当前可知的闽籍水手中有分别来自福清的林贵和，阴阳官生；莆田的柳兴，舵工，后获下西洋功升任百户；长乐的黄参，庶务；水春的孟福，武装人员；泉州的白本头，武装人员等等，而这些招募来的人员应是信仰海神妈祖的。
三、郑和舟师驻泊长乐期间的妈祖信仰活动
1.郑和下西洋与湄洲妈祖祖庙
据《八闽通志》记载：“国朝永乐元年（1403年），内官甘泉往暹罗，三年太监郑和往西洋，归，上其灵迹，命修庙宇。七年，加封今号。”1
《妈祖图志》记载也可印证：“成祖永乐七年钦差太监郑和往西洋水途适遇狂飚祷神求庇遂得全安归奏上奉旨差官致祭赏其族孙宝钞各五百贯。本年，又差内官张悦贺庆送渤泥国王回舟中危急祷神无恙归奏奉旨差官致祭。本年又差内官尹璋往榜葛剌国公干水道多虞祝祷各有显应回朝具奏遣太监郑和太常寺卿朱焯貤传诣湄山致祭加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2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之前，有感于妈祖显灵阴护，指令兴化府重修湄洲祖庙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回国后，上奏皇帝妈祖的庇佑，明成祖大为高兴，遣郑和亲自前往湄洲祖庙致祭。
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七下西洋，回来奏称：“神显圣海上”，于第七次下西洋之前奉旨来到湄洲岛主持御祭，扩建庙宇，《妈祖图志》记载：“钦差正使太监郑和领兴平二卫指挥千百户并府、县官员，买办木石，修整庙宇，并御祭一坛。”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宣德五年（1430年）冬，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驻跸太仓刘家港时，重建浏河天妃宫寝殿，并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碑文中记述：“……复建岨山小姐神祠于宫之后，殿堂神像，灿然一新……”岨山，在福建莆田湄洲岛，相传是天妃妈祖升天之处郑和称天妃为“岨山小姐”，郑闰认为，“这一独具意义称呼，既体现了郑和的‘神人合一’思想，也揭示出郑和对天妃妈祖‘献身精神’真谛的领悟，体现出郑和对海神天妃的敬意，也更体现郑和对“岨山小姐”的体贴关切。”1可见妈祖在郑和心中占有至圣又至亲的位置。
2.郑和下西洋与长乐妈祖
太平港原名吴航头，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后，为答谢海神妈祖的护佑之恩，同时为祈求往返航行的太平安顺，将此地奏改为“太平港”，并建大宏里文石天妃庙。据清康熙年间编《长乐文石志》载：“文石天妃庙建于永乐七年，太监郑和往西域取宝，厥后朝廷遣天使封硫球中山王，俱在此设登开船。”2明嘉靖年间《文石庙碑记》载：“广石属长乐滨海地，登舟开洋，必此始。庙之宜，旧传自永乐内监下西洋创焉。”3同年，朝廷赐天妃封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郑和下西洋之前，都要在文石天妃庙举行祭拜天妃仪式活动，祈求海神的护佑航行平安，借此鼓舞士气。
长乐南山之天妃宫，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前夕明永乐十年（1412年），为酬谢海神妈祖护佑，奏请明成祖恩准建造的一座“天妃行宫”。在天妃宫南山（塔山）东麓，有天妃宫大井，据明弘治《长乐县志》记载：“天妃宫大井，位于县治西四十余步，太监郑和造石栏。”4这口井是供给当时下西洋官兵和当地居民汲水之用之后，郑和每次远航往返时都继续建造。宣德六年（1431年）春，郑和最后一次出使西洋前夕，在长乐停泊时，再次修缮南山天妃行宫，同时，对现航城街道洋屿村云门山天妃宫等也出资重修。在郑和崇拜妈祖的带动下，明代时，长乐就建有不下二十座的妈祖庙。
“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由郑和、王景弘等人于明宣德六年（1431年）十一月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船队在长乐停泊等候季风开洋起航之际，重修长乐南山的天妃行宫、三峰塔寺并新建三清宝殿后镌刻而成，置于南山天妃宫内。碑高1.62米，宽0.78米，厚0.16米碑文如下：
天妃之神灵应记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赞，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著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神之感应，未易殚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御制纪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圮，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番，蚁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佥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殿庑宏丽，不日成之。画栋连云，如翚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诚胜境也。斯土斯民，岂不咸臻福利哉？
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尽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惟恐弗逮，无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自乎？是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腊国有伪王苏斡剌，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麋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赍捧金叶表文朝贡。
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都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
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如是，勒记于石。
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
现另存有福建南平郑和所铸的大钟，文曰“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返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古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1此钟是哪个寺庙所有，为何会出现在福建山区的南平市，目前学界未有定论，但应是郑和七下西洋前夕所铸无疑。
3.郑和下西洋与泉州妈祖
泉州天后宫自创建以来，香火不断，尤其在元代对外贸易时期更是兴盛，郑和对此十分了解。为此，郑和下西洋为求顺遂，上奏明成祖重修，据《万历重修泉州府志》载：“天妃宫在郡城德济门内……永乐五年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守镇官重新拓之，而宫宇益崇。”1
4.郑和下西洋与东山妈祖
东山岛屿位于我国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处，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陈立群（时任东山岛博物馆馆长）、林果（时任福建省福州市考古队队长）发现福建省东山县康美镇铜钵村村民陈斯民保存的《舟师往西洋记》碑文的手抄件（原碑已失，据多位村民说20世纪50年代初见过此碑）。据传此碑是明永乐十五年，郑和舟师经过东山岛附近时，为躲避突遇的暴风巨浪来到东山岛东部的铜钵村净港（现为马銮港），在避泊期间由郑和勘石为记，碑文如下：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矢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海来朝皇上嘉其忠诚令和等亲率官校旗数万人乘舟舶百余艘齐桅往返自永乐三年往使西洋迨今四次历番国由占城爪哇国暹罗国直踰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大小二十余国涉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城迄隔于烟霞缥渺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尤赖天妃护佑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返之岁月以铭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文聚众劫掠番商未犯我舟师即有天朝威福及神领阴助也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古里爪畦圭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珍禽献至七年迴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苏门答腊伪王苏干剌寇侵舟师未伤至阿陀纯有遣使赴国陈诉统率官兵剿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洋开港十五有三日忽遇暴风巨浪绕山根避泊有神天妃阴护无恙
皇明威福
驻泊净港候风息再涉狂澜勒一石以铭志之
永乐十五年岁次丁酉仲夏 吉日
正使太监 郑和 王景弘
副使太监 李兴朱 良周满
洪保 张达 吴忠
都 指挥 朱真 王衡 等立1
5.郑和下西洋与上海妈祖
据传，“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前，曾到上海高桥天仙弄一带驻扎过，天仙弄有一座妈祖庙，平日信众络绎不绝，香火旺盛，每逢妈祖诞辰及升天纪念日，善男信女更是纷纷前来祭拜，以求妈祖庇佑。郑和对妈祖顶礼膜拜，闻得此事，便带领左右将领直奔妈祖庙，亲自上香，祈求护佑一路顺风。”2
6.郑和下西洋与海南妈祖
始建于宋末元初（1276年）的海南省乐东县九所镇罗马村的妈祖庙，是海南省历史悠久的一座妈祖宫庙。相传我国古代棉纺织家黄道婆曾在罗马村居住六年，她崇敬妈祖，每天在庙里焚香祈祷渔民平安，又多次捐资修缮天后宫，深受百姓的爱戴。据海南籍女作家蔡葩提供的资料，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途经海南岛补充给养时，得知罗马妈祖庙十分灵验，特驶船入罗马港谒见妈祖，并捐金百镒，修葺天后宫，后又读了《十送情郎》石刻，深受感动，复捐资修建一座“望夫亭”，并在亭匾上题写“海不扬波”四个字。
7.郑和下西洋与台湾妈祖
清康熙蒋毓英《台湾府志》卷一“沿革”条记载：“古荒裔之地。明宣德间太监王三保下西洋，舟曾过此。”3连雅堂《台湾通史》中也记载：“和入台，舟泊赤嵌，取水大井。赤嵌，番社名，为今台南府治，其井尚存。”4另据台南市的大天后宫于2005年整建竖立的“台湾祀典台南大天后宫表略”中记载：“妈祖香火系三宝太监由湄洲引人台湾”大天后宫庙中“龙目井”旁有石碑，上刻“明宣德年间，命钦差太监郑和王景弘候显往西洋，适遇狂飚，祷神求庇全，安抵台，虔立庙祀天大井头，承兹休命永锡嘉祉，明郑时宁靖王许以所居改庙即此也……”台南安平港边的天后宫，在1994年修建时，有妈祖信众供奉“圣母护海图”石雕，上刻“明郑和下西洋，海上遇浪得圣母护航”图文从官方、庙方或是妈祖信众均认为郑和下西洋时到过台湾并祀拜过妈祖。
8.郑和七下西洋所达到的国家和地区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福建省长乐县五虎门启航，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历时近两年。到达了占城（越南中南部）、暹罗（泰国）、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旧港、苏门答腊、南渤里（苏门答腊岛上）、满剌加（马来西亚马六甲）、锡兰山（斯里兰卡）、古里（印度科泽科德）。在回程经过旧港（巨港）时打败当地海盗陈祖义，并将其处斩。这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战斗所取得的第一场胜利，郑和认为是妈祖的庇佑，《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于永乐五年（1407年）出发，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历时近两年。到达爪哇、古里、柯枝（印度柯钦）、暹罗、占城、满剌加、渤泥（文莱）、锡兰和加异（印度半岛南端）、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并继续发展和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锡兰山信奉佛教，郑和船队停靠锡兰山时，按教规到佛教寺举行仪式立《布施碑》，并用汉、波斯、泰米尔三种文字镌刻，碑文：“谨以金银织锦，丝宝幡、香炉灯烛，古铜花瓶，各式绢绫等物，布施天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监之”此碑现存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家博物馆。
船队到达柯枝国时，郑和应其国王要求，勒石为碑：“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此次下西洋随船带回的还有珍宝、珍禽、异兽等。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于永乐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奉诏，永乐七年十二月（1409年10月）启航，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1411年7月6日）回国。到达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小葛兰（印度奎隆）、柯枝、古里、阿鲁、喃渤里、加异勒、阿拨巴丹（印度甘巴里东北）、甘巴里（印度科摩林）等。这次下西洋，郑和在满剌加扎营，并购买货物，设立仓库，回航时所有的船只装满货物，等候南风，满剌加是郑和七下西洋时重要的海上贸易活动基地。《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途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
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郑和又把这场胜利归功于妈祖的保佑。在锡兰山迎请佛牙（另一说迎请佛牙是在第二次下西洋）回国。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于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麒麟”在古代中国被赋予神秘的色彩，神权的象征，“明人沈度曰：‘臣闻圣人有圣仁之德，通平幽明，则麒麟出’明代儒臣也认为：‘臣闻麒麟天下之大瑞也，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大宁，中及万灵，则麒麟见。又云天不爱道，地不爱宝，人不爱其情，则麒麟见。’”1麒麟被视为在太平盛世才出现的瑞兽，况且是“极地”之国麻林所献，引起了全国朝野的轰动“明成祖朱棣亲往天门主持欢迎仪式、接受麻林国所献的‘麒麟’等珍禽奇兽等物，大臣向明成祖祝贺道：‘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瑞。”“麒麟”对明成祖的进一步煊赫天朝的神威，巩’2无疑，麻林国进献固皇权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腊有伪王苏斡剌，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郑和将擒获伪王之功再次归结于妈祖的庇佑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于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同国。随行有穆斯林海商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最远到达东非等国家，此次去的目的是寻找更多的商机和外交联盟。在郑和五下西洋之后，六下西洋之前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跟随这次郑和下西洋的僧人胜慧深感天妃的恩惠，在临终时命弟子用他所遗资财刻印了《太上说天妃救苦灵应经》。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于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在回国时，把东非的一头长颈鹿运回国。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船队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在满剌加停留时，重申对满剌加的保护的承诺。返航时，郑和因积劳成疾，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郑和的助手王景弘率领返航，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郑和的船队在28年时间中，历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航程达6000海里以上。
9.郑和下西洋对妈祖文化在东南亚各国传播的影响
目前尚未有史料表明郑和下西洋时期东南亚各国是否建有妈祖庙，但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观察郑和下西洋对妈祖文化在东南亚等地的传播无疑作出了巨大贡献。
（1）后郑和下西洋时代带来的移民潮对妈祖文化传播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内，虽尚无史料证明已引发移民潮，但在后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中，掀起了前后长达数百年的移民潮以福建龙岩市为例，龙岩地处福建闽西山区，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之一。张佑周认为：“客家祖地闽西地区是郑和船队航海技术统帅王景弘的故乡……在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之后，有着‘树挪死，人挪活’的传统迁徙观念的闽西客家人又继承客家先民敢于闯世界的传统，重新燃起移民外地的热情他们沿着郑和、王景弘下西洋所开辟的航道，更得益于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与所到国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大批前往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等地。”1为了祈求亲人的过海平安，家人往往在家乡设坛建庙祈求神明保佑，闽西境内有“各具特色的400余座天后宫”。1地处山区的龙岩市妈祖庙之多确乎让人意外，这似乎可验证闽西客家人当时的移民潮，这些客家先人的过海对妈祖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郑和下西洋在海外建立贸易据点对妈祖文化传播的影响
陆韧教授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认为郑和下西洋时建立了三个主要贸易据点：第个在马来半岛上的东西洋水陆交通枢纽和“海商辐辏之地”满剌加（今马六甲），《瀛涯胜览》记载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中，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蕃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2第二个在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丹），这里地处亚、欧、非三洲之中，是中世纪世界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又是海上交通孔道的必经之地，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对这里进行了友好访问，而且当即决定在此建立贸易据点，使之成为中国与亚诸国，甚至同远自欧洲大陆的“旱番客商”贸易有无，交易名贵宝石及阿拉伯手工艺品大本营；第三个据点是郑和七下西洋时又选择位于满剌加和忽鲁谟斯中间的古里国（今印度的重要港口城市卡利卡特，又称科泽科德），在古里，郑和船队既可与南亚诸国频繁交易，又可沟通船队的东西方贸易活动，成为船队重要的中间站。为此，郑和还在古里刻石纪念，其碑文：“中国相去十万里，民物熙皞，大同风俗，刻石于兹，永乐万世。”3在这些贸易据点中，是否有设立妈祖神龛以供祭拜，目前尚无史料可资证明，但根据郑和对天妃的崇拜以及国人历来崇拜神明的传统来分析，理应设有妈祖神龛，但有待于进一步求证。同司时，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二十八年间有少数人员因各种原因滞留在东南亚各国，如明人何乔远《名山藏》中记载：“中国人往贾者，冀复来，临归，辄留数人为质。”4又载：“婆罗国（今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国有东西两王，永乐四年，各遣使朝贡。其国负山面海，而信佛教。今王为闽人，随郑和至留其国者，其府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上篆文，作兽形，云是永乐中所赐。”5这些人员也极可能会继续供奉从家乡带来的神明。
（3）郑和下西洋的海上贸易对妈祖文化传播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之际，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明成祖所交给“宣德化”“柔远人”的政治使命，而且还肩负着一定的经济使命郑和下西洋的商贸形式有三种，一是朝贡贸易；二是“赐赉贸易”；三是民间的互市贸易。无论哪一种贸易的形式，带出去的是精美的中国产品，带回来的是各国的奇珍异宝，同时，加上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或是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在国内的广为流传，不仅进一步打开了国人的视野，激发了好奇心，更为重要的是鼓舞了国人远涉重洋经商盈利、打开另一番天地的决心，而这种影响更多是体现在后郑和下西洋时代。在妈祖的故事与传说中有多个护佑海商的事例，众多的海商不仅把妈祖作为航海的保护神，而且也当作财神来供奉，妈祖的多元神格决定了海商们对妈祖的崇拜，这些商人在海外经商时一般会在所在国建立会馆或同乡会之类的结社，而这些结社几乎都有供奉妈祖，如此，他们也把妈祖文化带到了东南亚诸国。新加坡道教总会出版的由李焯然等编写的《道教简述》称：“南洋一带对天后的信仰，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最少也应该是在郑和下西洋时候便传进来。”1
从目前所知的史料来看，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明代，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甚至在日本、朝鲜、韩国都建有妈祖庙。在清代，则有更多的民众跨出国门，漂洋过海到更多的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或经商，他们把妈祖文化带到了所在国。史料表明，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有妈祖文化的印迹，因此郑和下西洋对妈祖文化的世界性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 郑和下西洋历史意义与现代启示
一、郑和七下西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创下世界航海史上的佳话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按照海上航行规律和军事组织需要编成舰队，其人数之多、行动之严密、影响之大是有史以来所没有的。郑和下西洋也对海况的科学调查作出历史性的贡献，《郑和航海图》的绘制比起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1876年英国“挑战号”所进行的海洋调查还要早400多年。正如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1
2.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长达二十八年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尽管当时明朝在军事力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从不用军事实力去占领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寸领土，同时，对攻击郑和舟师的国外首领用行动加以感化，如第三次下西洋过程中“王亚烈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有，俾归本国”用行动宣扬了中国的“和”文化、天下大同的文化。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国时随船迎清了锡兰山佛牙，在客观上加强了国际间佛教界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我国佛教文化的发展。特别的他是把我国民间信仰妈祖文化带到了东南亚各国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她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海洋文化等若于文化的精髓于一体，随着郑料七下西洋，妈祖文化也随之在各国留下了众多的的遗迹并影响至今，使得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具有国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具有中国的民间信仰的影响力，有力地促进了东南亚之间的民间宗教文化交流。这种双重影响力历久弥新，至今仍发挥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3.宣扬了中国古代海洋观。
郑和七下西洋实行的是互相尊重、公平贸易，秉持的是强不欺弱，众不欺寡的中国传统观，但遇到强欺弱，就会申张正义，在长达二十八年中对外航海中，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丝毫领土，表明了世界和平繁荣是和平外交得来的，而不能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通过掠夺与杀戮或侵占领土来获得的。郑和七下西洋宣扬了和谐海洋，共同发展的中国海洋观，这也是区别于西方海洋观的一个根本特征。
4.在郑和长达二十八年的下西洋过程中，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贸易途径，构建了东南亚经济贸易圈，促进了东南亚中华文化圈的发展，加快了中国民众移居东南亚国家的步伐，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的海洋文化素质同时，把中国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手工业制造技术、中华医术与航海技术带到东南亚及非洲肯尼亚等国家。郑和七下西洋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国外的许多动植物被引人中国，极大地扩展与丰富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实际成果。
二、郑和七下西洋对现代的启示
郑和下西洋已有六百余年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遗憾，如郑和的航海壮举尽管比西方航海家麦哲伦早114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哥伦布早87年，却未能像他们那样实现“地理大发现”，丧失了发现“新大陆”的良机；再如在七下西洋时明朝廷偏重于政治、外交，不重视经济效益等等，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给后世留下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与现代启示。
1.郑和七下西洋体现了中华民族具有不畏艰难、勇敢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践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虽然存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隔阂甚至冲突，但只要秉持中华民族的坚强韧性，对实现目标的坚定信心，就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2.郑和七下西洋对现代海洋文明观的启示。中国并不缺乏海洋文化，“海禁”主要存在于明清两个朝代中的某个历史阶段，在两千多年来我国先民们勇于探索海洋的悠久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时期。中国的海洋观是和平、正义、互惠、共赢的，这与西方的海洋观有着极大的区别，妈祖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和平”核心内涵，我们不宜盲从西方个别权威学者的观点，更不能以西方的海洋观来判断中国是否有海洋文明，片面地认为中国只有黄上地文明，我们应全面地、系统性地建立起中国的海洋文化体系。
3.郑和下西洋后的禁海政策，造成了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局面，以至造成落后挨打的百余年的耻辱史。我们要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坚持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坚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重视海洋开发，规划好如何经略海洋，要走海洋富国、海洋强国的道路。
郑和七下西洋带动开发了南海的诸多岛屿，这是留给后代子孙丰富的自然遗产，诸如在南沙群岛就有“郑和群礁”“永乐群岛”“宣德群岛”，也有以郑和的通事命名的“马欢岛”“费信岛”“巩珍礁”等，对此，我们既要坚持继承历史给予的海洋所属权利，又要秉持传统的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立场。
4.郑和舟师漂洋过海，之所以一路“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访问“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里”，其实是与妈祖作为精神支撑是紧密相联的。从太仓刘家港的《通番事迹碑记》及长乐的《天妃显应之记碑》中可知，郑和十分崇拜信仰妈祖，认为无论是“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或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和舟师少了妈祖信仰这一精神支柱，能否顺利完成七下西洋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妈祖信仰确实带给郑和七下西洋强大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见，信仰是一种力量，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缺位的。
郑和七下西洋把妈祖文化带到了许多东南亚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明代，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韩国等国家就建有二十多座妈祖庙或有供奉妈祖的寺庙自明代以降，则有更多妈祖宫庙在境外落成。
如今，随着2009年“妈祖信俗”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妈祖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在践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过程中，妈祖文化有利于中国与海外各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有利于开展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有利于民心相通相融等。我们要正确认识其意义并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首先，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对妈祖文化作出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其次要通过各类媒体媒介大力向世界宣传妈祖崇尚仁爱、爱好和平、扶弱济贫、天下和谐的精神；再次，要加强海外考察并建立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妈祖文化研究联盟；最后，要大力加强与海外国家政府层面、民间层面、研究层面的妈祖文化交流并充分发挥所在地妈祖文化组织机构和人士的作用。
传播妈祖文化、讲好妈祖故事，宣扬妈祖精神是克服一带一路文明、文化差异以及有关国家误解、误判我国建设一带一路目的的重要举措，是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迫切课题，妈祖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种具象形态，可以成为我国“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和平外交方针的最好注脚，可以作为我国与世界交流的“亲善大使、民间大使、和平使者”，成为助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巨大正能量。
附注
1 孔远志，郑一钧：《东南亚考察论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2 （清）张廷玉，等：《明史》4，中华书局，2000年，第3016页。
3 （清）查继佐：《罪惟录第》1—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04页。
4 孔远志，郑一钧：《东南亚考察论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1 彭德清：《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257页。
2 李新烽：郑和与非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十四，学苑音像出版社，2004年，第134—135页。
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6247页。
2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四至七十二，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1048页。
3 李十厚：《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晨光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 （清）张廷玉：《明史》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1895页。
1 中共太仓市委宣传部：《郑和》，西冷印社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5页。
2 （清）钱谦益撰，钱曾注：《投笔集笺注卷上》，清宣统二年邓氏风雨楼本。
3 李十厚：《郑和家谱考释》，云南正中书局，1937年，第2页。
1 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云南正中书局，1937年，第1页。
2 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3 孔远志，郑一钧：《东南亚考察论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1 李新烽：《郑和与非洲》，中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7页。
2 （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六·直隶倭变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张生：《钓鱼岛问题文献集》，《明清文献》，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5页。
4 时平，朱鉴秋：《上海与和研究》，海洋出版社，2016年，第188页。
5 （日）松浦章：《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郑洁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1 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235页。
2 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3 （明）马欢：《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万明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 陈治政：《郑和七下西洋对安全引航的启示》，《中国水运》，2012年，第6期。
2 （日）松浦章：《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郑清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3 《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张铁牛，高晓星：《中古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35页。
1 南京市下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南京天妃宫与妈祖文化》，内刊，1999年，第108页。
2 （明）释照乘修订：《天妃显圣录·历朝褒封致祭诏诰》∥刘福铸：《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1，第2册），鹭江出版社，2014年，第597—598页。
1 福建省文化厅主编：《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福建美术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第128页。
1 （明）黄谦：《天妃宫重修碑记》∥蒋维锬，郑丽航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1辑，碑记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1 刘福铸，王连弟：《历代妈祖诗咏辑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2 刘福铸，王连弟：《历代妈祖诗咏辑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1 刘福铸，王连弟：《历代妈祖诗咏辑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86—87页。
1 范金民：《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校读》，《郑和研究》，2006年，第4期，第57—58页。
2 崔来廷：《明代大闽江口区域海洋发展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0页。
3 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二百七十一·明祥异），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第5141页。
4 崔廷：《明代大闽江口区域海洋发展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1页。
1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六十·祠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409页。
2 （清）林清标：《妈祖图志》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55页。
3 （清）林清标：《妈祖图志》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57页。
1 郑闰：《郑和所敬仰的妈祖精神》，《郑和研究》，2013年，第4期，第59页。
2 《长乐文石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卷10//廖大：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时平：《郑和航海与天妃信仰史料的补遗及考释》，《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第88页。
3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4//时平：《郑和航海与天妃信仰史料的补遗及考释》，《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第89页。
4 （明）王涣修，刘则和，潘援纂：《（弘治）长乐县志》卷一《山川》，长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资料组，1991年滕印本，第22页。
1 席龙飞：《庄为玑授关于郑和及其宝船研究的通信》，《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112页。
1 （明）阳思谦，徐敏学，吴维新纂，刘兆祐主编：《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1801—1802页。
1 陈立群，林果：福建东山岛郑和碑考察》，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另碑文个别字尚未考证∥http：∥ww.doc88.comp/-5886864918097.html.
2 时平，朱鉴秋：《上海与郑和研究》，海洋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3 （清）蒋毓英撰，陈碧笙校注：《台湾府志校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4 连横：《台湾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 胡廷武，夏代忠：《郑和史诗》，云南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云南晨光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李新烽：郑和与非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20页。
2 《明成祖实录》卷99//李新烽：《郑和与非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1 张佑周：《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与客家文化的海外弘扬》，《龙岩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64页。
1 张开龙：《闽西妈祖文化》序二，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页
2 （明）马欢：《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万明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3 陆韧：《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商贸活动》，《海交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4页。
4 （明）何乔远：《名山藏》卷107王享记三·东南夷·娑罗，校注，张德信、商传、王熹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09页。
5 （明）何乔远：《名山藏》卷107王享记三·东南夷·娑罗，校注，张德信、商传、王熹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14页。
1 李天赐：《海外与港澳台妈祖信仰研究》，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79—509页//何平立：《论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军事性质与作用》，《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