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一、敕封次数
妈祖在明朝有三次获得封号，具体见下表：
二、敕封缘由
1.明朝的宗教政策
明朝是历代中对妈祖褒封最少的朝代，仅有三次，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是与洪武帝在对百神封号的态度上有着独特的理解有关。道学家要求不能用冠冕堂皇的大名，而应该直呼神名，比如“朱嘉门人陈淳对授予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持批判态度，他的主张后被明太祖洪武帝采用，泰山神被改称‘东岳泰山之神’”1明朝建国伊始即首开礼乐二局，制定各种礼制，洪武帝对诸神封号的态度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癸亥《诏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封号诏》中可知一二：
考诸祀典，如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至如忠臣烈士，虽可加以封号，亦惟当时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宜革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事神之意……
“洪武帝认为神的英灵不是国家封号所能彰显，故下令对岳镇海渎各神去掉前代所封名号，还其原本名称，如四海之神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历代忠臣烈士之类将后世溢美之称全部去掉，仅保持初封，只有孔子仍存所有封爵，以示尊敬。”2开国帝王对诸神态度如此，后继帝王亦多遵循其祖训。
如上述，明代对妈祖敕封的次数虽然是历代最少的，但不等于说明代皇帝对妈祖不重视，相反，纵观历史上皇帝为妈祖作如此长的碑文，只有朱棣一人明成祖朱棣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中写道：
仰维皇考太祖皇帝，肇域四海，幅员之广，际天所覆，极地所载，咸入皈章。怀柔神人，幽明循职，各得其序。朕承鸿基，勉绍先志，罔敢惑怠，抚辑内外，悉俾生遂，夙夜竞惕，惟恐弗逮。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其初使者涉海洋，经浩渺，飓风黑雨，晦冥黯悿，雷电交作，洪涛巨浪，摧山倒岳。龙鱼变怪，诡形异状，纷杂出没，惊心骇目，莫不错愕。乃有神人飘飖云际，隐显挥霍，下上左右，乍有忽无，以妥以侑。旋有红光如日，煜煜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耀，遍烛诸舟，熇熇有声。已而烟消霾霁，风浪帖息，海波澄镜，万里一碧龙鱼遁藏，百怪潜匿。张帆荡舻，悠然顺适，倏忽千里，云驶星疾。咸曰：“此天妃神显灵，应默加右相。”归日以闻，朕嘉乃绩，特加封号曰：“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建庙于都城之外，龙江之上，祀神报贶。
自是以来，神益显休应，视前有加。凡使者及诸番国朝贡重译而来者，海舶往还，驾长风，驭飞帆，蓦数万里，若履平地。略无波涛忧险之虞，歌吟恬嬉，咸获安济。或胶于浅，冒入险阻，则陵徙谷移，略无关阂，奇灵异效，莫可殚记
今夫江湖之间，以环海视之，如池沼之多，猛风急浪，尚有倾樯破楫之患，而况于临无涯不测之巨浸也哉！然则神之功于是为大矣。虽然，君国子民，其任在朕；而卫国庇民，必赖于神。阴阳表里，自然之道，沧溟渤澥，神之攸司。凡风霆雨露，寒暑燥湿调燮惟宜，易沴为祥，奠危为安，铲险为夷，皆神之能，其可无文以著其迹。爰书其事，建碑于宫，并系以诗曰：
湄洲神人濯厥灵，朝游玄圃暮蓬瀛，扶危济弱俾屯亨，呼之即应祷即聆。上帝有命司沧溟，驱役百怪降魔精，囊括风雨电霆，时其发泄执其衡。洪涛巨浪帖不惊，凌空若履平地行，雕题卉服皆天氓，梯航万国悉来庭。神庇佑之功溥弘，阴翊默卫何昭明，寖宫奕奕高以闳，报祀蠲洁腾芘馨。神之来兮佩珑玲，驾飚车兮霓为屏，灵缤缤兮倐而升。视下土兮福苍生，民安乐兮神攸宁，海波不兴天下平，于千万世扬休声。
永乐十四年四月初六日
“正如石万寿所言，从全国地方志看，明代所建妈祖庙数目远比宋元两朝为多”，1明代所留下的妈祖遗迹也数量很可观。在妈祖的传说与故事中，其中以妈祖与郑和的故事更为引人入胜。此时马来西亚马六甲等地都建有与郑和七下西洋相关的天妃庙。
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教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地位，社会结构的变革对宗教的地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朱元璋年轻时的出家经历，使他在了解宗教及其教团根底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在宗教上采取为我所用的方针，如对佛教，一方面亲自召集僧人开会，为各大寺院选派住持，举办法会，为国“祈福”，另一方面限制僧人数量，严格教规，整顿佛教，“让佛教徒‘善被两间，灵通上下，使鬼神护卫听德’，而民众则‘皆在家为善’。对道教一方面招揽名流，让其祀天敬神，并与道教领袖张正常（张天师）约法让道教为‘辅国济民’服务，另一方面则控制道教的特权。”1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是为防止宗教对政治与经济的损害，利用天师在信徒中的威信，令其遵守王法，为其政治统治服务。
出身于佛家弟子的朱元璋夺得天下，自然明白宗教与政治的利害关系，所以他认为为维护明朝统治地位的稳定，必须采取为我所用的政策，在实际推行宗教政策时，则采用儒释道并用，以儒为主的措施，既不给佛教太多的特权，也限制道教的发展，利用宗教对社会安定有益的影响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其在开国之初制定的这一宗教方针，作为“祖训”而贯穿明一代虽然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程度的抑此扬彼，但总体上是遵循此法的。福建明代嘉靖年间，“沿海常受倭寇骚扰以及明末战乱。为了筹集粮饷，地方政府对寺观田地加倍征收赋税，推行‘寺租四六之法’，这一措施使得福建的宗教则处境艰难，无论是寺庙或是道观半数以上关闭，僧、道两教徒纷纷逃离，流落民间而与此相反的是，明代以后的福建民间信仰却进入了兴盛的阶段，地方神庙成为民众宗教活动的场所，有时，地方神灵拥有的宫庙达数百座之多，同时，流落在民间的佛、道徒也把佛经、道经带到民间信仰活动中去。”2这种现象至今在民间信仰的祭祀中常可看见。
罗春荣认为“明代，皇帝崇道，广泛开展造神运动，那些道士们投其所好，也把宋、元时期历代皇帝尊崇的妈祖纳入神仙体系中去，明初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也适时出现，标志着妈祖正式演变为道教的仙化”3此时，妈祖的神仙谱系也大体建立起来了。
2.战事因素
纳哈出（？—1388年）扎刺儿氏，蒙古族。成吉思汗四杰之一木华黎第九世孙元朝末年的至正年间，纳哈出担任了辽阳行省“左丞相”。
元至正二十八年，即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攻克元大都，元朝宣告灭亡。而、当时盘踞在东北的纳哈出虽经朱元璋多次招降，但仍拒绝，反而扩大势力。当时，纳哈出拥有4万多蒙古骑兵，部众多达20多万，拥众金山（即勃勃图山11，在今吉林双辽东北）形成了与明朝对抗的东北割据态势。为解决危机，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对纳哈出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调兵遣将备战，另一方面动员归降。为准备攻打纳哈出，明朝多方筹集军用物资，其中粮食最为重要，而当时辽东经济萧条，朱元璋即令永忠“督运定辽粮储”，“以苏州府粮十二万石，由海道运赴定辽；十万石运赴北平”备用屡经招降无效后，朱元璋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领20万军队北击。明军趁大写，元兵未曾防备，一举消灭纳哈出有生力量，纳哈出不得已降明，史称“金山之役”，这场战役的胜利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再度统一。在海运粮草的调度中，妈祖信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明代人口，估计明初是1亿，明代中期，估计人口已有1.5亿，明末则有2亿左右，是则二百余年，人口涨了一倍”1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粮食需求量的增加，特别是迁都之后，人口增加。所以漕运是明代维持稳定的基本国策。
3.明代的海上贸易
厦门大学李金明教授在《明初海禁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一文中认为，“明初虽然实行海禁，但中国对东南亚的海外贸易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有所发展，他的根据是：其一，海禁的对象是中国民众，而非来华贸易的海外国家，而‘朝贡贸易’政策的推行，实际上是鼓励东南亚国家以‘朝贡’的名义来明进行贸易；其二，为东南亚及其他国家的海商提供了来华贸易的契机，如冒充贡使、伪造勘合、在中国沿海走私等，而琉球则也在其中扮演着中国与东南亚货物中介贸易的角色；其三，中国海商冒死到东南亚从事走私贸易，或冒充朝廷使臣，或凭借往东南亚册封之机，兼作贸易告示活动”2
4.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详见第九章妈祖与郑和下西洋）。
妈祖在明朝有三次获得封号，具体见下表：
二、敕封缘由
1.明朝的宗教政策
明朝是历代中对妈祖褒封最少的朝代，仅有三次，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是与洪武帝在对百神封号的态度上有着独特的理解有关。道学家要求不能用冠冕堂皇的大名，而应该直呼神名，比如“朱嘉门人陈淳对授予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持批判态度，他的主张后被明太祖洪武帝采用，泰山神被改称‘东岳泰山之神’”1明朝建国伊始即首开礼乐二局，制定各种礼制，洪武帝对诸神封号的态度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癸亥《诏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封号诏》中可知一二：
考诸祀典，如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至如忠臣烈士，虽可加以封号，亦惟当时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宜革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事神之意……
“洪武帝认为神的英灵不是国家封号所能彰显，故下令对岳镇海渎各神去掉前代所封名号，还其原本名称，如四海之神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历代忠臣烈士之类将后世溢美之称全部去掉，仅保持初封，只有孔子仍存所有封爵，以示尊敬。”2开国帝王对诸神态度如此，后继帝王亦多遵循其祖训。
如上述，明代对妈祖敕封的次数虽然是历代最少的，但不等于说明代皇帝对妈祖不重视，相反，纵观历史上皇帝为妈祖作如此长的碑文，只有朱棣一人明成祖朱棣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中写道：
仰维皇考太祖皇帝，肇域四海，幅员之广，际天所覆，极地所载，咸入皈章。怀柔神人，幽明循职，各得其序。朕承鸿基，勉绍先志，罔敢惑怠，抚辑内外，悉俾生遂，夙夜竞惕，惟恐弗逮。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其初使者涉海洋，经浩渺，飓风黑雨，晦冥黯悿，雷电交作，洪涛巨浪，摧山倒岳。龙鱼变怪，诡形异状，纷杂出没，惊心骇目，莫不错愕。乃有神人飘飖云际，隐显挥霍，下上左右，乍有忽无，以妥以侑。旋有红光如日，煜煜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耀，遍烛诸舟，熇熇有声。已而烟消霾霁，风浪帖息，海波澄镜，万里一碧龙鱼遁藏，百怪潜匿。张帆荡舻，悠然顺适，倏忽千里，云驶星疾。咸曰：“此天妃神显灵，应默加右相。”归日以闻，朕嘉乃绩，特加封号曰：“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建庙于都城之外，龙江之上，祀神报贶。
自是以来，神益显休应，视前有加。凡使者及诸番国朝贡重译而来者，海舶往还，驾长风，驭飞帆，蓦数万里，若履平地。略无波涛忧险之虞，歌吟恬嬉，咸获安济。或胶于浅，冒入险阻，则陵徙谷移，略无关阂，奇灵异效，莫可殚记
今夫江湖之间，以环海视之，如池沼之多，猛风急浪，尚有倾樯破楫之患，而况于临无涯不测之巨浸也哉！然则神之功于是为大矣。虽然，君国子民，其任在朕；而卫国庇民，必赖于神。阴阳表里，自然之道，沧溟渤澥，神之攸司。凡风霆雨露，寒暑燥湿调燮惟宜，易沴为祥，奠危为安，铲险为夷，皆神之能，其可无文以著其迹。爰书其事，建碑于宫，并系以诗曰：
湄洲神人濯厥灵，朝游玄圃暮蓬瀛，扶危济弱俾屯亨，呼之即应祷即聆。上帝有命司沧溟，驱役百怪降魔精，囊括风雨电霆，时其发泄执其衡。洪涛巨浪帖不惊，凌空若履平地行，雕题卉服皆天氓，梯航万国悉来庭。神庇佑之功溥弘，阴翊默卫何昭明，寖宫奕奕高以闳，报祀蠲洁腾芘馨。神之来兮佩珑玲，驾飚车兮霓为屏，灵缤缤兮倐而升。视下土兮福苍生，民安乐兮神攸宁，海波不兴天下平，于千万世扬休声。
永乐十四年四月初六日
“正如石万寿所言，从全国地方志看，明代所建妈祖庙数目远比宋元两朝为多”，1明代所留下的妈祖遗迹也数量很可观。在妈祖的传说与故事中，其中以妈祖与郑和的故事更为引人入胜。此时马来西亚马六甲等地都建有与郑和七下西洋相关的天妃庙。
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教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地位，社会结构的变革对宗教的地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朱元璋年轻时的出家经历，使他在了解宗教及其教团根底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在宗教上采取为我所用的方针，如对佛教，一方面亲自召集僧人开会，为各大寺院选派住持，举办法会，为国“祈福”，另一方面限制僧人数量，严格教规，整顿佛教，“让佛教徒‘善被两间，灵通上下，使鬼神护卫听德’，而民众则‘皆在家为善’。对道教一方面招揽名流，让其祀天敬神，并与道教领袖张正常（张天师）约法让道教为‘辅国济民’服务，另一方面则控制道教的特权。”1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是为防止宗教对政治与经济的损害，利用天师在信徒中的威信，令其遵守王法，为其政治统治服务。
出身于佛家弟子的朱元璋夺得天下，自然明白宗教与政治的利害关系，所以他认为为维护明朝统治地位的稳定，必须采取为我所用的政策，在实际推行宗教政策时，则采用儒释道并用，以儒为主的措施，既不给佛教太多的特权，也限制道教的发展，利用宗教对社会安定有益的影响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其在开国之初制定的这一宗教方针，作为“祖训”而贯穿明一代虽然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程度的抑此扬彼，但总体上是遵循此法的。福建明代嘉靖年间，“沿海常受倭寇骚扰以及明末战乱。为了筹集粮饷，地方政府对寺观田地加倍征收赋税，推行‘寺租四六之法’，这一措施使得福建的宗教则处境艰难，无论是寺庙或是道观半数以上关闭，僧、道两教徒纷纷逃离，流落民间而与此相反的是，明代以后的福建民间信仰却进入了兴盛的阶段，地方神庙成为民众宗教活动的场所，有时，地方神灵拥有的宫庙达数百座之多，同时，流落在民间的佛、道徒也把佛经、道经带到民间信仰活动中去。”2这种现象至今在民间信仰的祭祀中常可看见。
罗春荣认为“明代，皇帝崇道，广泛开展造神运动，那些道士们投其所好，也把宋、元时期历代皇帝尊崇的妈祖纳入神仙体系中去，明初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也适时出现，标志着妈祖正式演变为道教的仙化”3此时，妈祖的神仙谱系也大体建立起来了。
2.战事因素
纳哈出（？—1388年）扎刺儿氏，蒙古族。成吉思汗四杰之一木华黎第九世孙元朝末年的至正年间，纳哈出担任了辽阳行省“左丞相”。
元至正二十八年，即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攻克元大都，元朝宣告灭亡。而、当时盘踞在东北的纳哈出虽经朱元璋多次招降，但仍拒绝，反而扩大势力。当时，纳哈出拥有4万多蒙古骑兵，部众多达20多万，拥众金山（即勃勃图山11，在今吉林双辽东北）形成了与明朝对抗的东北割据态势。为解决危机，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对纳哈出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调兵遣将备战，另一方面动员归降。为准备攻打纳哈出，明朝多方筹集军用物资，其中粮食最为重要，而当时辽东经济萧条，朱元璋即令永忠“督运定辽粮储”，“以苏州府粮十二万石，由海道运赴定辽；十万石运赴北平”备用屡经招降无效后，朱元璋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领20万军队北击。明军趁大写，元兵未曾防备，一举消灭纳哈出有生力量，纳哈出不得已降明，史称“金山之役”，这场战役的胜利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再度统一。在海运粮草的调度中，妈祖信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明代人口，估计明初是1亿，明代中期，估计人口已有1.5亿，明末则有2亿左右，是则二百余年，人口涨了一倍”1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粮食需求量的增加，特别是迁都之后，人口增加。所以漕运是明代维持稳定的基本国策。
3.明代的海上贸易
厦门大学李金明教授在《明初海禁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一文中认为，“明初虽然实行海禁，但中国对东南亚的海外贸易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有所发展，他的根据是：其一，海禁的对象是中国民众，而非来华贸易的海外国家，而‘朝贡贸易’政策的推行，实际上是鼓励东南亚国家以‘朝贡’的名义来明进行贸易；其二，为东南亚及其他国家的海商提供了来华贸易的契机，如冒充贡使、伪造勘合、在中国沿海走私等，而琉球则也在其中扮演着中国与东南亚货物中介贸易的角色；其三，中国海商冒死到东南亚从事走私贸易，或冒充朝廷使臣，或凭借往东南亚册封之机，兼作贸易告示活动”2
4.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详见第九章妈祖与郑和下西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