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一、敕封次数
然而，学者对妈祖在宋朝的敕封次数及时间有不同的看法，如台湾学者蔡相煇1认为有二十余次之多，并认为应把赐庙额及对其父母的封号计入，具体如下：
还有的学者对宋朝封号的次数存有不同的看法，如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郑彭年教授认为有15次1，香港学者陈佳荣则认为是14次，2等等。同时，对妈祖首次褒封的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
二、敕封缘由
宋代对妈祖的敕封较元、明、清代要多，且敕封的缘由更为复杂多样。
1.政治与外交因素
宋元祐元年（1086年），莆田白塘人李富建宁海圣墩妈祖庙，当时还是属于民间自发建造的庙宇。而妈祖第一次的敕封是在宋徽宗时期，这与北宋的政治与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
918年，王建建立了高丽王朝，并于93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960年宋朝建立。宋太祖本身是通过陈桥兵变而登上皇位的，同时又鉴于唐代藩镇之弊，为加强中央的控制力，采纳赵普（幽州蓟人，宋朝的开国宰相，足智多谋，常为宋太祖出谋划策，他所提议的诸多治国方策深深地影响着宋朝三百年的历史，诸如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即是宋太祖受他的启发）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在政治上建立了更戍法。这是宋太祖为防止地方擅权，采取分割地方权利，加强中央集权的强力措施之一。而在治兵上为了防止军事将领专权，以防“黄袍加身”事件重演，采取了相应的更戍制，即实行兵无常帅，帅无常将，同时各地方军队每三五年必须轮换驻地，即军队驻地也不固定，从而保证军队绝对控制在统治者手上。这种更戍制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但另一方面则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为国家的稳定与朝代的更迭埋下了隐患。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高丽“行宋年号”，成为宋朝的属国，受宋之封，奉宋之正朔。由于辽、金与宋政权屡生战事，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被辽所断，两国之间的来往基本依赖于海上交通。北宋与辽、金长期南北对峙，若高丽能与宋朝联手，则可使高丽对辽、金形成背后威胁，处于两面受敌的态势。所以，在宋朝对外战略中，对高丽的友好尤为重要。当时，高丽与辽之间的矛盾重重，如何运用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宋朝政权的重要策略同时，北宋又面对着辽、夏结盟的新形势，为此，以枢密副使富弼为首的北宋政治家提出了“联丽制辽”的战略，遣人使高丽激之，且约曰，“契丹往年无故侵高丽三韩之地，今又累师深入，诛求无厌，高丽甚苦之。我先帝重惜民命，不欲数与之闘，故岁遣厚币，于兹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边境，我军民并怒，皆愿死战。我不敢违众，师行有口，高丽又举兵相应，表里夹攻。契丹败，则三韩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库，尽归高丽，我秋毫不敢，但止复所割故地尔”1富弼认为此策让辽国有后顾之忧，从而起到牵制作用，使辽不敢轻举妄动。随着宋神宗的早逝，“联丽制辽”的战略一度搁浅，放弃了与高丽的种种优待政策，对遣使高丽也态度消极。到宋徽宗继位后，他打着继承父兄遗志的旗号，想借机收复被辽国占去的燕云十六州于是，“联丽制辽”的策略又被重新启用《宋史》记载：“在宣和四年（1122年），俁卒。初，高丽俗兄终弟及，至是诸弟争立，其相资深立俁子楷。来告哀，诏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奠慰”2，由于当时已是九月，准备不及且错过海上航行的时机，所以拖到宣和五年才成行，徐兢随行，并记录下一路所见所闻，写下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北宋时期，“奉使”为两国官方交往的主要形式。据统计，北宋时期，出使高丽的大型高级代表使团有16次，即宋初太宗时9次，神宗时4次，徽宗时期4次，而徐兢参加的宣和奉使高丽是北宋时期的最后一次。《天妃显圣录》中记载：“宋徽宗宣和年壬寅，给事中路允迪奉使高丽，到东海，值大风震荡，八舟溺七，独公舟危荡未覆。急祝天庇护，见一神女现桅杆，朱衣端座。公叩头求庇，仓皇间风波骤息，舟藉以安。及自高丽归，语于众。保义郎李振（莆田白塘人，其李氏家族是宁海圣墩庙的檀越主）素及墩人，备述神圣显应。路公曰：‘世间惟生我者罔极，我等飘泊大江，身濒于死，虽父母爱育至情莫或助之，而神姑呼吸可通，则此日实再生之赐也。’复命于朝，奏神显应，奉旨赐‘顺济’为庙额。”对于是不是李振跟随路允迪出使高丽并向其告知妈祖救难，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如明代丘濬在《重修京都天妃宫碑记》中写道：“宋宣和中，朝廷遣使航海于高句丽，挟闽商舟以往，中流适有风涛之变，因商之言，赖神以免难。使者路允迪以闻，于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屿之神之著灵验于海也。”3其意思是说是闽商告知妈祖显灵的。而据李氏族谱所言，确是李振告诉路允迪妈祖显灵之事。
2.宗教政策
妈祖信仰在得到宋徽宗赐庙额之前，当属于“淫祠”对象，而宋代对淫祠的打击则是严厉的。为什么妈祖信仰从一“淫祠”华丽转身为朝廷所承认的官庙？原来宋代祠祀较多，只要祈祷有所感应，皆得封赐。宋史卷一百五（礼八，诸祠庙）中记载：“自开皇宝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祀……州、县、岳渎、城隍、仙、佛、山神、龙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诸小祠，由祈祷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又记载：“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庙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爵，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1
鲁迅曾认为：“宋代虽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2入宋以后，太宗、真宗、徽宗都信仰道教。太宗年号“太平兴国”，真宗年号“大中祥符”，都透露出道教的气息。3北宋对诸宗教采取较为宽容的、兼容并包的政策，如改变了后周废佛政策，提倡佛教，允许其适当发展，以发挥佛教的教化功能，以期巩固统治地位，而对道教则极力推崇，利用道教来维护其合法统治。在真宗和徽宗当政期间曾两次掀起崇道的高潮，同时对佛、道实行了制度化的管理，这对宋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宋初对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管理比较宽松，所以，宋代民间信仰十分活跃，鱼龙混杂，有些“淫祠”借机闹事，如曾风行于东南地区的“吃菜事魔”，因其教众参与方腊起事，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严重的威胁，引起朝野的极大震动，直接触动了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为了强化国家的控制，宋朝官方采取“禁与疏”的政策，一方面对民间淫祠进行严厉打击取缔，而另一方面则对较有影响，同时对统治有利的“淫祠”则采取认可赐封的政策，以纳入官方的控制。
3.经济政策与商业因素
从妈祖信仰诞生的历史、经济背景来看，当时宋朝受到北方金、辽等政权的打击，原有的陆上向欧洲腹地的经贸被切断，这对偏安于南方的宋朝政权的经济来说是致命打击，出于国内政权的稳定性，势必要大力发展海上贸易，据有关研究表明，“1128年海上贸易的收入占宋朝国家总收入的20％。”4
从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来看当时的经济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北宋重要的思想家李（1009—1059年），坚持商业自由经营，他认为通商的好处是，商人众多，相互竞售，不敢掺假，由此可见，李觏对海外贸易持积极开放态度，对民间商人参与海外贸易很可能是支持的，至少不会加以反对。”1
宋代无疑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尤其是经济层面。可以说，宋朝是历史上唯一大力鼓励商贸发展的封建王朝，采取了保护商业发展惠商恤商的一系列政策。郭学信等认为，“改历朝‘的传观观念，‘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宋朝一重农抑商’。2“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模式，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商税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商税收入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源之一。宋代的商业更是达到全民经商的程度，国家的财政收入颇丰，几占整个财政收入的70％。”3
传世国宝《清明上河图》表现出北宋时期经济繁荣的景象，画中有经营绫罗绸缎、珠宝香料等各类商铺，甚至能看到商铺“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的广告。《东京梦华录》（宋代孟元老撰）中写到北宋市场共有三十多种行业，如肉行、酒店、煎饼店、香药店、金银铺、彩帛铺等，描绘了宋代开封市场的繁荣，而且宋代的集市没有巷坊制度和宵禁的限制，可营业到深夜，画中可见小商贩穿梭于繁华商街上。
如果说，自由商品经济在北宋相当发达的话，南宋则继承了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态势，如李嵩的《货郎图》表现出南宋时期的货郎走街串巷，一边手摇着拨浪鼓，一边吆喝买卖的生动情形，一副货担上有着锅、盆、碗、碟以及儿童玩具与水果糕点等日常生活用品，货物十分齐全，恰似一个移动的小小百货店。如图。
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成书的《都城纪胜》，更是比较全面反映了当时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盛况，从记载中可知当时临安各行各业发达，经济繁荣。《东京梦华录》还描写：“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这时汴京（开封）的人口一百万左右，到了南宋临安（杭州）人口增到了一百二十多万，更可以想象其商业的繁荣了。
宋代海上贸易规模大大超过历代前朝：“两宋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巨大，在市舶司净利钱收入中可略见一斑。宋初39万，治平63万，元祐末41万，徽宗时110万，绍兴年间更高达200万，增长极为迅速。”1
所谓的漕运是指由国家直接管理并负责实施的一项通过水路把税粮等物质运达京都或其他指定地方的重大工作。漕运起源于《清上河图秦朝，但在北宋时代，漕运对国家的生存更为重要。这关系到是否满足国计民生，能否维持政权正常运转的根本大事正如宋人张方平所说的：“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2蔡京（时任北宋宰相）对当时的漕运进行改革，虽效果不彰，但也说明了蔡京对漕运的重视。对宋朝而言，《货郎图》其收入的相当部分来源于海上贸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绍兴文艺——南宋艺术与易。蔡京对市舶司的改革则收效文化特展导览手册”明显，将市舶司过去由地方官一并管辖的做法，直接改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大大地增加了中央政府税收，一方面使得市舶司管理制度更趋完善，另一方面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宋代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分别在杭州、明州、泉州、秀州、温州、密州、江阴军等多地设立了市舶司，远胜过唐朝仅在广州的设置。这说明了宋代海洋贸易的繁荣。海外贸易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利润，南宋时期的整个关税收入占财政的总收入20％左右，对此，宋高宗曾评价说，“胜取之于民”，“并再三强调：‘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1在此经略推动之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是必然的。
“宋代税收中商税颇为可观，一些交通要道，水陆码头，货物来往量大，商税征收额也大。全国各地可以征收商税3万贯以上的城镇有数十处，商税出于都市的比例，显著地集中于都会，由此可见，宋代的经济活动也呈现出都市化的现象。”2
从具体物产种类来看，宋代的瓷器生产大大超过以往。根据《宋会要》的记载推算，宋代冶炼钢铁的年产量达15万吨，相当于当时欧洲年产量的一倍。宋代茶叶产量也大大提高，所以茶也就成了国际商品，还有盐、糖等，这些都是海上贸易的基础物资。
“宋太宗时，曾榷香药以补国用不足，单以乳香一项为例，广州、明州、杭州三州的市舶司，曾于同一年内榷收乳香354449行之多。中古前期，《齐民要术》中的食谱，使用配料，不过姜、胡芹、橘皮，宋代烹饪则已用胡椒、茴香诸料，是则中国人使用香料的情形，似乎未必逊于同时的欧洲人。”3
宋朝虽然是政府垄断了海外贸易，但民间海上贸易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朝廷是禁止不了的，许多船商、水手、甚至包括绅商与海盗都在不同程度地走私，这些船小人少的船舶，在海上经营时所遇到的风险更大。因而小本贸易的海上经营者更是对妈祖信仰虔诚有加。
4.气候因素
人类进化史始终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科学家提出了气候的变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的见解。章典等学者对有历史记载以来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影响进行系统和定量的研究，“发现寒冷期战争率显著高于温暖期，70％一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动乱都发生在气候的寒冷期。通过研究表明，由于寒冷期温度下降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从而引起生活资料的短缺，社会动乱随之产生，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和新朝代的建立。”1王铮认为，“气候温暖期中国中西域不存在着巨大的水分分布差异，气候温暖期中国西部得到更多的降水，有助于农牧业生产条件改善，有利于农牧业的发展，而相对应的气候寒冷期则中国容易出现土地荒漠化的问题”2，王铮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人口分布、政治疆域产生了复杂影响。”3而李裕元更进一步发现，中原地区近五千年来气候的水旱变化与中国历史朝代的演替与兴衰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大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旱灾往往引起历史朝代的更迭4，显然，气候条件的改变对农牧业是相当不利的，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向中原地区迁移是必然要发生的赵红军认为“从公元11世纪开始的气候变冷，使得中国的平均气温下降了1℃，这对于处于西、北部的游牧民族的打击就显得特别严重，很多草地出现了沙化，而原先的一些绿洲也逐渐干涸，于是向南的移动便成为他们的一种自然反应。”5正是由于气候的影响，宋代时水灾、旱灾频繁，在宋代，妈祖因显灵救灾，先后三次受到皇帝的加封。
5.战事因素
由于宋朝面临着北方势力的巨大压力，而相对狭小的国土面积又难以支撑巨额军费的开支，积极开展海上贸易则成了唯一的选择。廖大珂教授认为，海外贸易收入是维持朝廷稳定的重要支柱，他指出：“以舶货作为入中、折博的支会手段，对当时宋朝的财政和国防起了关键作用之所以行‘三说’，盖在边塞军费甚巨，仅河北每岁达四五百万贯。而沿边需钱孔亟，北宋政府每年铸钱额仅百余万贯。若尽以见钱支付，即使罄其府库，又能出之几何？以舶货搭他物折支，不仅官方舶货库存可以货流通畅，又可以少支见钱，以舶货折支来支撑北宋对抗辽、西夏的战争，以避免财政崩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
蔡相煇认为，在宋朝对妈祖的敕封中，有两次是抵御少数民族的战事中封号的，且都是在宋宁宗在位时所封的，由此可见，在宋朝历代皇帝中，宋宁宗在抗金上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宋宁宗主政时，金对宋屡次挑起争端，宋金关系趋于紧张，大臣韩侂胄力主抗金，要求对金采取强硬的措施。宋宁宗支持征战，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初七，宋宁宗下达了北伐的诏书，这是在沉寂四十多年后南宋对金国的再次宣战，赢得了全国的赞扬，时值年迈的陆游写诗道：“中原煌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从陆游豪迈的诗中可知当时北伐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史称“开禧北伐”。为了鼓舞士气，宁宗于开禧元年及二年特祭祀妈祖。
6.国内平乱
宋孝宗淳熙十年，温州和台州的海寇非常猖獗。官兵往征，累累失利。这年，福建都巡检羌特立，奉命前往征讨。传闻抵达战地时，但见贼船列阵以待，密密麻麻，多出官方船只数倍，官兵大惊失色，羌特立见部卒有怯敌之情，不敢交锋，站在船头，向空中祷告道：“妈祖在上，弟子羌特立奉旨征寇，因贼多势壮，官兵怯敌，请妈祖祖神威暗助，平此海寇，安斯黎庶。”祷毕，但见妈祖领着千里眼、顺风耳，自空而降步在贼船上往来厮杀。海寇见状大惊，仑皇挂帆而逃，羌特立一见，挥兵直追，赶杀一阵，斩获甚丰。且将贼首擒住，大胜而返。羌特立不敢夺神之功，以为己功。乃将实情奏知圣上。宋孝宗又派特使至湄洲，加封妈祖为“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
元四年（1198年），东南沿海列郡普遍干旱少雨。而唯独兴化军所属的三个县，因妈祖庇佑，不曾受灾，庄稼丰收。此外，这一年，发生了大奚山（今广东宝安县本南海中的大濠岛）的“平寇”事件，所谓的大奚山事件是指大濠岛反抗朝廷遭镇压一事，据《宋史·本纪》卷三十七《宁宗一》记载，庆元三年，“是夏，广东提举茶盐徐安国遣人捕私盐于大奚山，岛民作乱”于是八月，广州钱之望调闽、粤舟师平大奚寇。综合这两件事。1帝又加封妈祖为灵惠、助顺妃。
另一平寇事件发生在“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草寇周六四竟灾之后，人民无赖，既困赤地，遂入绿林，劫掠日盛。尉师袭之，梦神示助。越四日入境，怱见空中有旗帜之影，贼惊惧，退舟遽冲礁搁浅。尉师驾艇追之，获其首，余凶悉平，奏上加封。”2
第二节 元代朝廷对妈祖的封号及其缘由
一、敕封次数
妈祖在元朝有五次获得封号具体见下表1：
另香港学者陈佳荣认为还要加上“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元世祖加封‘广祐明著天妃’”还有其他学者对敕封的年代等具有不同的看法。
二、敕封缘由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并建元“中统”，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取自《易经》“元亨利贞”，“大哉元”之意1279年元统一中国元朝是我国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元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方面颇有建树，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曾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元世祖忽必烈是对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具有深刻影响的政治家。从历史来看，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众神的敕封远比前朝吝啬，但作为蒙古族的皇帝居然对前朝汉族皇帝敕封过的妈祖屡次加封，其中元世祖第一次对妈祖的敕封即是护国明著天妃，这意味着妈祖从“人间神”提升到“天上神”，这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
1.汉化政策
忽必烈是杰出的政治家，在他尚未称帝时，就十分崇拜汉文化，常请著名的儒者讲学，如许衡、张德辉等，从中吸取治国的营养，并确立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他推行“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成一王法”，确定了以“汉法”治国的方略。所以，在入主中原后吸纳了儒学的治国思想，以“汉法”治理汉地，重用儒臣，尊重汉人的宗教与民俗等。《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诏令全国，“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宜令洒扫修洁”。
1258年，忽必烈与弟弟里不哥争夺汗位，双方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忽必烈为了能胜出，依靠利用汉族的地主武装，任用大批的汉族的知识分子和商人，既强大了军事力量，又增强了治理能力与经济基础，最终夺取了汗位中统、至元之初，忽必烈听从了汉族士大夫的建议，利用宋朝管理的经验与汉族的人才，采取了遵循中原传统的制度，以及充分保障蒙古统治者特殊的权益的措施同时，元仁宗时，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这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族民众的反抗情绪，使得元政权得到空前的巩固。
2.宗教政策
在宗教方面，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因萨满教本身是属于多神教，元统治者对其他宗教也采取采取兼容抚纳、利用宗教领袖安抚人心，缓和民族矛盾，以巩固皇权统治的政策，大力推行“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事”1的自由信教政策元世祖甚至告诫后代“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2这一政策基本得到了元代各朝统治者的贯彻执行所以，尽管十分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但元统治者对于其他各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如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也很尊重。当然，成吉思汗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充分利用人民对宗教的信仰以及相信天命的迷信来维护他的统治波斯史学家费尼评论说：‘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种宗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正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只要对他有用的，他都收留。”1这些思想是他此后政治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并被继任的蒙古帝王奉为明训，世代承袭，从而极大地巩固了元朝的政治统治。
忽必烈是一位把蒙古文化与儒家文化及藏传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并成功运用这些思想来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1260年，元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四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中国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何有效地治理地域辽阔、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忽必烈采取了各种文化兼容并用，为我所用的方略，尊重各种宗教文化“上都作为元代的都城，当时佛寺、道观昌盛，伊斯兰教、基督教盛行，孔庙等地位尊崇，儒学、蒙古学共享繁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和而不同，使得元朝时的文化在融汇与发展中前进，形成多元共荣的中华文明。”2
当然，在元代，对其他不利于其统治的宗教或民间信仰则是采取打击的政策。元政府对各种归附朝廷、公开活动的宗教或信仰一般都采取扶植政策，但是对地下的汉族民间宗教或信仰，则采取拉拢利诱和严禁取缔的两手策略。服从统治的使之公开化，成为国家认可的宗教团体；反之则残酷打击，力求消灭。白莲宗、白云宗、摩尼教及其转生形态：白莲教、明教、香会等，皆被元王朝视为大敌如耶律楚材所说：“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3
历史上改朝换代时，往往都要对前朝所遗留的文化进行改造，元朝也不例外，要清除宋朝在民众中的印象，方法之一就是都要对民众信奉的神明进行重新认可和包装。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开明统治集团，提出了“尽收诸国，各依风俗”以及“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汉化治国策略，尊重各民族的习俗，由于妈祖信仰对元朝的有效统治起到有力的支撑，所以，妈祖也迅速得到元朝廷的认可，妈祖的天妃封号也正是在元朝开始。元代历朝不仅屡加敕封，而且敕封的级别更是步步提升。然而，妈祖信仰不仅仅是被保留下来加以利用，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蒙古的习俗加以改造，正如郑丽航所认为的：“按‘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唯祭礼稍稽诸古’，‘古’指汉地传统祭礼，‘国俗’指蒙古旧俗。‘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元代的妈祖祭礼同样融入了一些蒙古礼制。如汉礼祭牲一般用太牢（牛、羊、豕各一，此为三牲）或少牢（羊一、豕一），而马则是蒙古礼中用于‘割奠’的物品，与果脯、齑酱等汉式祭品并列陈设，碑记中所称‘刑马椎牛’即此。蒙古权贵还特别崇尚金制品与金饰物，因此祭器好用金器（柳贯《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就记有御赐平江天妃庙交趾所贡黄金饮盏、承舟，金三百两），平江天妃宫于至顺二年就新制‘祭器品十二，香彝、香奁各一件，其可名者合四十有九，匦而藏之平江府库，祭则出而陈之’。此外，祭祀音乐在古制雅乐的基础上也融入了蒙古乐因素。整个祭祀规程致以大享仪（孙星衍《疏》：‘大享，即《礼记》大飨也。’），斋戒、省牲、晨裸等程序一丝不苟地进行，乐舞配奏，庄严而隆重。”1
总体而言，元代崇佛的成分多些，这为妈祖传说和故事与佛教神话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所以《三教搜神大全·天妃娘娘》明显带有佛教神话的印痕。“在天津天妃宫由佛僧管理，且均有观音堂，显然，佛教把妈祖纳入自己的神话体系之中。”2
3.元世祖忽必烈的海洋经略思想
元朝初期，为了尽快解决财政缺口，必然要解决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支撑不足问题，这两种经济相对于海洋经济而言，缺少商贸意识。元政府根据国力需要提出了商业富国的经济方略。海上经贸正是增加国家财力的极为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宋朝尚未灭亡时，忽必烈就曾提出须积极与外国贸易的策略。《元史·食货志一》中记载：“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这就促进了元朝开展海外贸易。元朝的海上贸易量与收益达到历史新高，为元朝的昌盛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中国和平开发海洋的海权思想是有历史可溯的。自唐至宋，中国的航海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诸如指南针的发明与使用，造船技术以及利用天象导航等，然而元朝却没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而是进行和平海上交易。《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见证了元朝的海上贸易。在越南、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等港口，他看到了中国海商用瓷器、茶叶、丝绸、蔗糖、桂皮等换回了大量来自阿拉伯等非洲和欧洲的象牙、挂毯、沙金、药材、香料等货物。同时，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古代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等传播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元代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处市舶司元朝外贸实行的是“官船贸易”方式，即与一些国家签订商贸协议，中国商船按期将丝绸、陶瓷等运到各国，东起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面可至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北至朝鲜、日本等地。
史载，元朝廷直接招商外，还实行“官本船”政策，鼓励民众开展海上经商活动，所谓的“官本船”政策即是由朝廷“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1
元代民间的大航海家汪大渊曾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两次出海远航，他所撰写的《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14世纪时中国同阿拉伯诸国在政治、经济、航海贸易、文化、宗教等交流的情况。2《伊本·白图泰游记》曾说：“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交通，皆操之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兴克兰（广州）……无不设备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等于木桶中”。3
仅以刘家港为例，在元代就成为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太仓州志》记载：“……宣慰使朱清通海运，循娄江故道，导由刘家港入海。”据王宏刚教授考证，“朱清、张瑄徙居刘家港后，成为行泉府司的主要负责官员，具有海贸管理职权。刘家港当时出现‘漕运万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高楼大宅，琳宫梵宇，列若鳞次，实为东南之富域矣’的繁荣景象，刘家港由不满百人的海滨僻壤一跃而成为‘市民漕户云集’、外国客商也都聚集于此的‘万家之邑’。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商舶咸集而至，称天下第一都会。刘家港因而获得了‘六国码头’的雅号，成为江南新兴的海外贸易商业港口海运漕粮推动了以刘家港为基地的北洋航线的勃兴，同时，也带动了南洋航线的繁盛，‘明、越、泉、广、交等地的海贾携货驶入刘家港交易或转口贸易一批资产雄厚的闽浙舶商干脆携家带眷来刘家港定居落户长江航线也活跃起来，湖广、赣皖、集庆（南京）等沿江州府的商艘载着方物土产驶入刘家港交易，又转运各种海产和洋货。’”1据王宏刚教授认为，经刘家港输出的大宗货物主要有苏杭的五色缎，当地的青花布，丝麻织物、茶叶、陶瓷等；输入的有北方的豆类、油料、铁条、干果，南方的木材、食糖、海产、鲜果、土产等；与海外交易进口的有药材、象牙、香料、犀角、珠宝等。
元朝政府不仅重视商贸，而且重视与海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利用姻亲关系加强双边关系。1286年，波斯国王阿鲁浑的宠妃去世，留下遗言，要由她本族的蒙古贵族之女继为王妃。忽必烈选定一位蒙古贵族少女——阔阔真，由马可·波罗护送到波斯。1292年初，13只桅帆船载着600多人从泉州港启航，历经爪哇、苏门答腊，出印度洋到达波斯，历经两年又两个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波罗护亲”的经过。
从史载来看，无论是官船或民船，为保海上航行平安，海商及水手们自然对最大的海神——妈祖顶礼膜拜，每每出海前及归航后都要祭拜妈祖，以求得海上航行的平安
4.战事因素
元朝对妈祖的第一次敕封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1278年帝昰死于硇洲，帝昺继位”。六月，移驻崖山（今广东新会境）。是月，元世祖命张弘范、李恒为蒙古汉军正副都元帅，分道南征。正是在元军大举南下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形势下，同年八月，“元朝廷‘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这里的‘护国’包含着保卫国家、消灭敌对势力的意义”。2据现有资料，这是妈祖第一次被封为“护国”称号，且是元代（严格来说，南宋尚未亡朝）首次出现敕封妈祖时所封的，而这一“护国”封号在宋代竟然没有出现。
元朝对南宋战争的后期主要在南方展开，南方多水道，当时南宋拥有大量的舰只，而来自北方的蒙古军显然不善于水战。宋降将刘整（时任泸州太守）向元世祖献上主攻襄阳，训练水军的策略：“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奋彼所长，造战舰，司水军，则事济矣！”3很显然，此计对最后灭宋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从此让元世祖认识到水军的重要性，而水军的信仰支撑则是妈祖。
战争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蒙金战争爆发后，“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牲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1；“中原河渠畋浍之利，莽为丘墟”（《买公惠政之碑并铭》）。元、宋对峙多年，战后两淮地区人烟断绝，“荒城残堡，蔓莫颓垣，孤狸啸聚其间”。2在金元换代时期，战争持久而残酷，据《元朝秘史》记载，“鞑靼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由于历次的战争，人口剧减，民众流离失所，农田荒芜，农业生产几乎停滞，饥荒四起据统计，到金朝灭亡后的两年后（1236年）元朝统计户口时，北方仅有百余万户，与金泰和七年时户数相差甚远”3这严重地影响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建立元朝后的最初若干年，虽经元世祖忽必烈汉化政策的努力，但人口的增长仍远少于金朝时期，人口的剧减使得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农业产量的下降而富庶的南方所盛产的粮食等日用品就必须调运到北方以济其不足。妈祖作为海神对元代的南粮北运起到了精神上的支撑作用。
5.气候因素
从历史来看，在封建社会，由于社会发展的限制，一遇天灾，农民就丧失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无法继续，出现大量田地荒芜，成批饥民外逃谋生。粮食问题成了国家稳定的头等大事从气候对历史的影响来看，气候的变化往往是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因素。元代各种天灾频繁，“史料记载的各种天灾高达500多次。”4其中以水旱为主。
据布雷特·辛斯基研究，“宋后期和元代气候转冷与极地旋风的扩展相一致，极地旋风的扩展引起极地覆冰的延伸与增厚，从而引起北半球气温的骤然降低在中国和欧州，小冰期大约从1200年延续至1400年左右……寒冷的天气延续并穿于整个元朝，14世纪中国，有特别寒冷冬季的记载，其中三分之一的冬季是异常寒冷的。”5由于气候原因，导致从元成宗后期开始自然灾害频发，人口大量减少。专家认为，在金与元初，元朝人口最多时，其总数比起前朝减少了二成，人口的减少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下降，再加之天灾，使得当时的农业难以发展，发生粮食危机是必然的。如何解决“无粮不稳”的根本问题，忽必烈就把眼光落在全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江南，大量征收粮食以解北方缺粮危机，以此维持政权的稳定。
6.运的因素
南粮北运是维护元国家政权及社会安定的必然举措。《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中记载：“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腹里（指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江浙省（指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如此大量的粮食如何运抵大都（今北京）显然是十分繁重而又艰巨的实现南粮北调，通过水路是较为经济有效的办法。当时，江浙一带的漕粮从扬州沿古运河北上，但漕河运粮有几大不利：“其一是漕河易淤塞；二是漕河道身狭，闸座联珠，漕船势必立邦以防争越；三是漕河经多地时，过江米损失较多；四是漕河运军，兑米已毕，惮于空归牵挽之劳，往往将船凿沉而逃，每岁计费不资等诸多不利”等1所以漕河运粮既费时运输量又不大且浪费巨大。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年），通过大运河运到大都的粮食迟迟未到，朝廷为之焦虑如何保障漕运粮食的“多运、快运、经济、按时”，这是摆在朝廷面前的大事此时，朱清与张瑄（据《新元史》等史料记载：朱清是崇明姚刘沙人，张瑄是嘉定县八都新华村人，他们率领海盗部属在海上活动了十多年，非常熟悉南北海路。至元十二年朱清、张瑄受降于元朝）向元丞相伯颜献策：通过海路实现南粮北调伯颜想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陷临安后，曾派朱、张等人将南宋的档案、祭祀器具等从崇明由海上运至直沽，认为此法可通，于是将海运的建议上奏忽必烈，很快得到实施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元朝把海运的事交给朱清与张瑄两人。
据史载，元代的海运分春、夏二次，一般是一月收集粮食，二月装船起运，四月运至直沽，五月返回运夏粮，八月返港。后发现新的航道，时间大为缩短，改为三月起运通过海运粮食每年一般在三百万石以上，最多时竟达三百五十万石。需船四百多只，水手三万至四万人，由此可知，所需人力之浩大虽然海运比河运来得经济有效，但在长达数以千里的海运线上，水文地理复杂，气候多变，险滩暗礁遍布，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朱清所起用的船工是江南人，这些船工生长与生活在水上，对妈祖十分信仰与崇拜因此，在港口处均设有妈祖庙，起运前都要到妈祖庙烧香祈福，以求海神妈祖保平安正如黄向作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的《天妃庙迎送神曲》曰：“浙河东西，输粟京师数百万石，经途数千里。海道险艰，时日进止，一唯神之听，否则危败立见”。1元朝设都于北京，南粮北运的过程中妈祖作为水神，对漕运而言起到十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王敬方《褒封水仙记》中说：“国家漕运，为事最重，故南海诸神，有功于漕运者皆得祀。惟天妃功大号尊，在祀最贵。”2。可以说，在元朝，妈祖信仰已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正如元朝张翥在《寄题玉山顾仲瑛诗一百韵》中所说的：“每念京师粮，遥需漕府粮”3。从妈祖受封时间点看，均与漕运及海上贸易有关。据宋渤《顺济庙记》中记载：“至元十八年，诏海外诸番宣慰使、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命为护国明著天妃”，这是元朝首次加封，也是妈祖首次进封为天妃。元朝于元至元十四年在泉州恢复市舶司，并任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尚书左丞，主管市舶。蒲氏世家海上经商而富，十分信仰妈祖，元至元十五年，蒲寿庚4奏请元世祖加封妈祖，但未准。元十八年，接任市舶市的蒲寿庚儿子蒲师文再次上奏，获准，并命蒲师文诣庙宣读致祭。《妈祖图志》转载其御制文：
“惟昔有国，祀为大事自有虞望秩而下，海岳之祀，日致崇极。朕恭承天庥，奄有四海，粤若稽古，咸秩无文。惟尔有神，保护海道，舟师漕运，恃神为命，威灵赫濯，应验昭彰。自混一以来，未遑封爵，有司奏请，礼亦宜之。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尔为护国明著天妃。呜呼！捍患御灾，功载礼典。辅相之功甚大，追崇之礼宜优尔其服兹新命，以孚佑我黎民，阴相我国家，则神之享祀有荣，永世无极矣！”5
元朝贝琼（1314—1378年，浙江桐乡人，官国子助教，改中都国子助教）所作的《送浙江省都事曹德辅运粮北上·三首》1中生动地描述当时南粮北调时的情景：
一
屯田末开岁未熟，白粲一金才一斛
将军初下山东城，使者复转江南粟。
二
飓风五月西南回，黄龙朱雀一时开。
雷霆夜槌海若死，云雾昼合天妃来
三
黑洋北去五千里，直沽近接金河水
内廷传敕赐宫壶，侍臣出报龙颜喜
漕运出发地刘家港的天妃宫，在起运前的祭祀活动则更为隆重，据郑元祐《重建天妃宫碑》所记：
若夫澛漕灵济宫，则尤典礼尊崇者也盖海舟岁当春夏运，毕集刘家港，而澛漕实当港之冲，故天妃宫之在漕漕者，显敞华丽，实甲它祠。国家致重漕饷，既开漕府于吴，岁每分江浙省宰臣一人督运。当转漕之际，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咸集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后敢于港次发舟仍即妃之宫刑马椎牛，致大享礼，饩腯牲肥，醇酬瓮大■，庶羞毕陈，丝声在弦，金石间奏，咽轧箫管，繁吹入云，舞既歌阕，冷风肃然填境。虎臣卒徒，擢舟扬舲，挝鼓■金，响振川陆文严武齐，群拜听命而后举。2
而在漕运终点的天津也是祭祀有加，正如元朝张翥在《代祀湄洲天妃庙次直沽》3一诗中描绘的：
晓日三叉口1，连樯集万艘。
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
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
使臣三奠毕，喜气满宫袍。
历朝历代，“天下至计，莫于食”对以海运漕粮为生命线的元朝来说，海上守护神——妈祖，至关重要，于是尊奉有加，累次加封，并在主要港口陆续建立起妈祖庙，供海运前祭祀在元朝建起妈祖庙的有海南、天津、澎湖等地，至今在大陆列为国家级的文物有天津的天后宫遗址、泉州的沙格灵慈宫等。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中曾说：“国家建都于燕，如转粟江南，过黑水，越东莱之罘成山，秦始皇所射鱼妖蜃之市，悉贴妥如平地，皆归功于‘天妃’，故薄海洲郡，莫不有天妃庙。”2
然而，学者对妈祖在宋朝的敕封次数及时间有不同的看法，如台湾学者蔡相煇1认为有二十余次之多，并认为应把赐庙额及对其父母的封号计入，具体如下：
还有的学者对宋朝封号的次数存有不同的看法，如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郑彭年教授认为有15次1，香港学者陈佳荣则认为是14次，2等等。同时，对妈祖首次褒封的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
二、敕封缘由
宋代对妈祖的敕封较元、明、清代要多，且敕封的缘由更为复杂多样。
1.政治与外交因素
宋元祐元年（1086年），莆田白塘人李富建宁海圣墩妈祖庙，当时还是属于民间自发建造的庙宇。而妈祖第一次的敕封是在宋徽宗时期，这与北宋的政治与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
918年，王建建立了高丽王朝，并于93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960年宋朝建立。宋太祖本身是通过陈桥兵变而登上皇位的，同时又鉴于唐代藩镇之弊，为加强中央的控制力，采纳赵普（幽州蓟人，宋朝的开国宰相，足智多谋，常为宋太祖出谋划策，他所提议的诸多治国方策深深地影响着宋朝三百年的历史，诸如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即是宋太祖受他的启发）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在政治上建立了更戍法。这是宋太祖为防止地方擅权，采取分割地方权利，加强中央集权的强力措施之一。而在治兵上为了防止军事将领专权，以防“黄袍加身”事件重演，采取了相应的更戍制，即实行兵无常帅，帅无常将，同时各地方军队每三五年必须轮换驻地，即军队驻地也不固定，从而保证军队绝对控制在统治者手上。这种更戍制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但另一方面则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为国家的稳定与朝代的更迭埋下了隐患。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高丽“行宋年号”，成为宋朝的属国，受宋之封，奉宋之正朔。由于辽、金与宋政权屡生战事，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被辽所断，两国之间的来往基本依赖于海上交通。北宋与辽、金长期南北对峙，若高丽能与宋朝联手，则可使高丽对辽、金形成背后威胁，处于两面受敌的态势。所以，在宋朝对外战略中，对高丽的友好尤为重要。当时，高丽与辽之间的矛盾重重，如何运用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宋朝政权的重要策略同时，北宋又面对着辽、夏结盟的新形势，为此，以枢密副使富弼为首的北宋政治家提出了“联丽制辽”的战略，遣人使高丽激之，且约曰，“契丹往年无故侵高丽三韩之地，今又累师深入，诛求无厌，高丽甚苦之。我先帝重惜民命，不欲数与之闘，故岁遣厚币，于兹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边境，我军民并怒，皆愿死战。我不敢违众，师行有口，高丽又举兵相应，表里夹攻。契丹败，则三韩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库，尽归高丽，我秋毫不敢，但止复所割故地尔”1富弼认为此策让辽国有后顾之忧，从而起到牵制作用，使辽不敢轻举妄动。随着宋神宗的早逝，“联丽制辽”的战略一度搁浅，放弃了与高丽的种种优待政策，对遣使高丽也态度消极。到宋徽宗继位后，他打着继承父兄遗志的旗号，想借机收复被辽国占去的燕云十六州于是，“联丽制辽”的策略又被重新启用《宋史》记载：“在宣和四年（1122年），俁卒。初，高丽俗兄终弟及，至是诸弟争立，其相资深立俁子楷。来告哀，诏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奠慰”2，由于当时已是九月，准备不及且错过海上航行的时机，所以拖到宣和五年才成行，徐兢随行，并记录下一路所见所闻，写下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北宋时期，“奉使”为两国官方交往的主要形式。据统计，北宋时期，出使高丽的大型高级代表使团有16次，即宋初太宗时9次，神宗时4次，徽宗时期4次，而徐兢参加的宣和奉使高丽是北宋时期的最后一次。《天妃显圣录》中记载：“宋徽宗宣和年壬寅，给事中路允迪奉使高丽，到东海，值大风震荡，八舟溺七，独公舟危荡未覆。急祝天庇护，见一神女现桅杆，朱衣端座。公叩头求庇，仓皇间风波骤息，舟藉以安。及自高丽归，语于众。保义郎李振（莆田白塘人，其李氏家族是宁海圣墩庙的檀越主）素及墩人，备述神圣显应。路公曰：‘世间惟生我者罔极，我等飘泊大江，身濒于死，虽父母爱育至情莫或助之，而神姑呼吸可通，则此日实再生之赐也。’复命于朝，奏神显应，奉旨赐‘顺济’为庙额。”对于是不是李振跟随路允迪出使高丽并向其告知妈祖救难，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如明代丘濬在《重修京都天妃宫碑记》中写道：“宋宣和中，朝廷遣使航海于高句丽，挟闽商舟以往，中流适有风涛之变，因商之言，赖神以免难。使者路允迪以闻，于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屿之神之著灵验于海也。”3其意思是说是闽商告知妈祖显灵的。而据李氏族谱所言，确是李振告诉路允迪妈祖显灵之事。
2.宗教政策
妈祖信仰在得到宋徽宗赐庙额之前，当属于“淫祠”对象，而宋代对淫祠的打击则是严厉的。为什么妈祖信仰从一“淫祠”华丽转身为朝廷所承认的官庙？原来宋代祠祀较多，只要祈祷有所感应，皆得封赐。宋史卷一百五（礼八，诸祠庙）中记载：“自开皇宝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祀……州、县、岳渎、城隍、仙、佛、山神、龙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诸小祠，由祈祷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又记载：“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庙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爵，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1
鲁迅曾认为：“宋代虽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2入宋以后，太宗、真宗、徽宗都信仰道教。太宗年号“太平兴国”，真宗年号“大中祥符”，都透露出道教的气息。3北宋对诸宗教采取较为宽容的、兼容并包的政策，如改变了后周废佛政策，提倡佛教，允许其适当发展，以发挥佛教的教化功能，以期巩固统治地位，而对道教则极力推崇，利用道教来维护其合法统治。在真宗和徽宗当政期间曾两次掀起崇道的高潮，同时对佛、道实行了制度化的管理，这对宋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宋初对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管理比较宽松，所以，宋代民间信仰十分活跃，鱼龙混杂，有些“淫祠”借机闹事，如曾风行于东南地区的“吃菜事魔”，因其教众参与方腊起事，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严重的威胁，引起朝野的极大震动，直接触动了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为了强化国家的控制，宋朝官方采取“禁与疏”的政策，一方面对民间淫祠进行严厉打击取缔，而另一方面则对较有影响，同时对统治有利的“淫祠”则采取认可赐封的政策，以纳入官方的控制。
3.经济政策与商业因素
从妈祖信仰诞生的历史、经济背景来看，当时宋朝受到北方金、辽等政权的打击，原有的陆上向欧洲腹地的经贸被切断，这对偏安于南方的宋朝政权的经济来说是致命打击，出于国内政权的稳定性，势必要大力发展海上贸易，据有关研究表明，“1128年海上贸易的收入占宋朝国家总收入的20％。”4
从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来看当时的经济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北宋重要的思想家李（1009—1059年），坚持商业自由经营，他认为通商的好处是，商人众多，相互竞售，不敢掺假，由此可见，李觏对海外贸易持积极开放态度，对民间商人参与海外贸易很可能是支持的，至少不会加以反对。”1
宋代无疑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尤其是经济层面。可以说，宋朝是历史上唯一大力鼓励商贸发展的封建王朝，采取了保护商业发展惠商恤商的一系列政策。郭学信等认为，“改历朝‘的传观观念，‘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宋朝一重农抑商’。2“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模式，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商税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商税收入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源之一。宋代的商业更是达到全民经商的程度，国家的财政收入颇丰，几占整个财政收入的70％。”3
传世国宝《清明上河图》表现出北宋时期经济繁荣的景象，画中有经营绫罗绸缎、珠宝香料等各类商铺，甚至能看到商铺“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的广告。《东京梦华录》（宋代孟元老撰）中写到北宋市场共有三十多种行业，如肉行、酒店、煎饼店、香药店、金银铺、彩帛铺等，描绘了宋代开封市场的繁荣，而且宋代的集市没有巷坊制度和宵禁的限制，可营业到深夜，画中可见小商贩穿梭于繁华商街上。
如果说，自由商品经济在北宋相当发达的话，南宋则继承了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态势，如李嵩的《货郎图》表现出南宋时期的货郎走街串巷，一边手摇着拨浪鼓，一边吆喝买卖的生动情形，一副货担上有着锅、盆、碗、碟以及儿童玩具与水果糕点等日常生活用品，货物十分齐全，恰似一个移动的小小百货店。如图。
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成书的《都城纪胜》，更是比较全面反映了当时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盛况，从记载中可知当时临安各行各业发达，经济繁荣。《东京梦华录》还描写：“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这时汴京（开封）的人口一百万左右，到了南宋临安（杭州）人口增到了一百二十多万，更可以想象其商业的繁荣了。
宋代海上贸易规模大大超过历代前朝：“两宋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巨大，在市舶司净利钱收入中可略见一斑。宋初39万，治平63万，元祐末41万，徽宗时110万，绍兴年间更高达200万，增长极为迅速。”1
所谓的漕运是指由国家直接管理并负责实施的一项通过水路把税粮等物质运达京都或其他指定地方的重大工作。漕运起源于《清上河图秦朝，但在北宋时代，漕运对国家的生存更为重要。这关系到是否满足国计民生，能否维持政权正常运转的根本大事正如宋人张方平所说的：“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2蔡京（时任北宋宰相）对当时的漕运进行改革，虽效果不彰，但也说明了蔡京对漕运的重视。对宋朝而言，《货郎图》其收入的相当部分来源于海上贸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绍兴文艺——南宋艺术与易。蔡京对市舶司的改革则收效文化特展导览手册”明显，将市舶司过去由地方官一并管辖的做法，直接改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大大地增加了中央政府税收，一方面使得市舶司管理制度更趋完善，另一方面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宋代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分别在杭州、明州、泉州、秀州、温州、密州、江阴军等多地设立了市舶司，远胜过唐朝仅在广州的设置。这说明了宋代海洋贸易的繁荣。海外贸易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利润，南宋时期的整个关税收入占财政的总收入20％左右，对此，宋高宗曾评价说，“胜取之于民”，“并再三强调：‘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1在此经略推动之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是必然的。
“宋代税收中商税颇为可观，一些交通要道，水陆码头，货物来往量大，商税征收额也大。全国各地可以征收商税3万贯以上的城镇有数十处，商税出于都市的比例，显著地集中于都会，由此可见，宋代的经济活动也呈现出都市化的现象。”2
从具体物产种类来看，宋代的瓷器生产大大超过以往。根据《宋会要》的记载推算，宋代冶炼钢铁的年产量达15万吨，相当于当时欧洲年产量的一倍。宋代茶叶产量也大大提高，所以茶也就成了国际商品，还有盐、糖等，这些都是海上贸易的基础物资。
“宋太宗时，曾榷香药以补国用不足，单以乳香一项为例，广州、明州、杭州三州的市舶司，曾于同一年内榷收乳香354449行之多。中古前期，《齐民要术》中的食谱，使用配料，不过姜、胡芹、橘皮，宋代烹饪则已用胡椒、茴香诸料，是则中国人使用香料的情形，似乎未必逊于同时的欧洲人。”3
宋朝虽然是政府垄断了海外贸易，但民间海上贸易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朝廷是禁止不了的，许多船商、水手、甚至包括绅商与海盗都在不同程度地走私，这些船小人少的船舶，在海上经营时所遇到的风险更大。因而小本贸易的海上经营者更是对妈祖信仰虔诚有加。
4.气候因素
人类进化史始终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科学家提出了气候的变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的见解。章典等学者对有历史记载以来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影响进行系统和定量的研究，“发现寒冷期战争率显著高于温暖期，70％一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动乱都发生在气候的寒冷期。通过研究表明，由于寒冷期温度下降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从而引起生活资料的短缺，社会动乱随之产生，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和新朝代的建立。”1王铮认为，“气候温暖期中国中西域不存在着巨大的水分分布差异，气候温暖期中国西部得到更多的降水，有助于农牧业生产条件改善，有利于农牧业的发展，而相对应的气候寒冷期则中国容易出现土地荒漠化的问题”2，王铮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人口分布、政治疆域产生了复杂影响。”3而李裕元更进一步发现，中原地区近五千年来气候的水旱变化与中国历史朝代的演替与兴衰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大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旱灾往往引起历史朝代的更迭4，显然，气候条件的改变对农牧业是相当不利的，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向中原地区迁移是必然要发生的赵红军认为“从公元11世纪开始的气候变冷，使得中国的平均气温下降了1℃，这对于处于西、北部的游牧民族的打击就显得特别严重，很多草地出现了沙化，而原先的一些绿洲也逐渐干涸，于是向南的移动便成为他们的一种自然反应。”5正是由于气候的影响，宋代时水灾、旱灾频繁，在宋代，妈祖因显灵救灾，先后三次受到皇帝的加封。
5.战事因素
由于宋朝面临着北方势力的巨大压力，而相对狭小的国土面积又难以支撑巨额军费的开支，积极开展海上贸易则成了唯一的选择。廖大珂教授认为，海外贸易收入是维持朝廷稳定的重要支柱，他指出：“以舶货作为入中、折博的支会手段，对当时宋朝的财政和国防起了关键作用之所以行‘三说’，盖在边塞军费甚巨，仅河北每岁达四五百万贯。而沿边需钱孔亟，北宋政府每年铸钱额仅百余万贯。若尽以见钱支付，即使罄其府库，又能出之几何？以舶货搭他物折支，不仅官方舶货库存可以货流通畅，又可以少支见钱，以舶货折支来支撑北宋对抗辽、西夏的战争，以避免财政崩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
蔡相煇认为，在宋朝对妈祖的敕封中，有两次是抵御少数民族的战事中封号的，且都是在宋宁宗在位时所封的，由此可见，在宋朝历代皇帝中，宋宁宗在抗金上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宋宁宗主政时，金对宋屡次挑起争端，宋金关系趋于紧张，大臣韩侂胄力主抗金，要求对金采取强硬的措施。宋宁宗支持征战，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初七，宋宁宗下达了北伐的诏书，这是在沉寂四十多年后南宋对金国的再次宣战，赢得了全国的赞扬，时值年迈的陆游写诗道：“中原煌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从陆游豪迈的诗中可知当时北伐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史称“开禧北伐”。为了鼓舞士气，宁宗于开禧元年及二年特祭祀妈祖。
6.国内平乱
宋孝宗淳熙十年，温州和台州的海寇非常猖獗。官兵往征，累累失利。这年，福建都巡检羌特立，奉命前往征讨。传闻抵达战地时，但见贼船列阵以待，密密麻麻，多出官方船只数倍，官兵大惊失色，羌特立见部卒有怯敌之情，不敢交锋，站在船头，向空中祷告道：“妈祖在上，弟子羌特立奉旨征寇，因贼多势壮，官兵怯敌，请妈祖祖神威暗助，平此海寇，安斯黎庶。”祷毕，但见妈祖领着千里眼、顺风耳，自空而降步在贼船上往来厮杀。海寇见状大惊，仑皇挂帆而逃，羌特立一见，挥兵直追，赶杀一阵，斩获甚丰。且将贼首擒住，大胜而返。羌特立不敢夺神之功，以为己功。乃将实情奏知圣上。宋孝宗又派特使至湄洲，加封妈祖为“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
元四年（1198年），东南沿海列郡普遍干旱少雨。而唯独兴化军所属的三个县，因妈祖庇佑，不曾受灾，庄稼丰收。此外，这一年，发生了大奚山（今广东宝安县本南海中的大濠岛）的“平寇”事件，所谓的大奚山事件是指大濠岛反抗朝廷遭镇压一事，据《宋史·本纪》卷三十七《宁宗一》记载，庆元三年，“是夏，广东提举茶盐徐安国遣人捕私盐于大奚山，岛民作乱”于是八月，广州钱之望调闽、粤舟师平大奚寇。综合这两件事。1帝又加封妈祖为灵惠、助顺妃。
另一平寇事件发生在“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草寇周六四竟灾之后，人民无赖，既困赤地，遂入绿林，劫掠日盛。尉师袭之，梦神示助。越四日入境，怱见空中有旗帜之影，贼惊惧，退舟遽冲礁搁浅。尉师驾艇追之，获其首，余凶悉平，奏上加封。”2
第二节 元代朝廷对妈祖的封号及其缘由
一、敕封次数
妈祖在元朝有五次获得封号具体见下表1：
另香港学者陈佳荣认为还要加上“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元世祖加封‘广祐明著天妃’”还有其他学者对敕封的年代等具有不同的看法。
二、敕封缘由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并建元“中统”，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取自《易经》“元亨利贞”，“大哉元”之意1279年元统一中国元朝是我国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元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方面颇有建树，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曾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元世祖忽必烈是对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具有深刻影响的政治家。从历史来看，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众神的敕封远比前朝吝啬，但作为蒙古族的皇帝居然对前朝汉族皇帝敕封过的妈祖屡次加封，其中元世祖第一次对妈祖的敕封即是护国明著天妃，这意味着妈祖从“人间神”提升到“天上神”，这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
1.汉化政策
忽必烈是杰出的政治家，在他尚未称帝时，就十分崇拜汉文化，常请著名的儒者讲学，如许衡、张德辉等，从中吸取治国的营养，并确立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他推行“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成一王法”，确定了以“汉法”治国的方略。所以，在入主中原后吸纳了儒学的治国思想，以“汉法”治理汉地，重用儒臣，尊重汉人的宗教与民俗等。《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诏令全国，“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宜令洒扫修洁”。
1258年，忽必烈与弟弟里不哥争夺汗位，双方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忽必烈为了能胜出，依靠利用汉族的地主武装，任用大批的汉族的知识分子和商人，既强大了军事力量，又增强了治理能力与经济基础，最终夺取了汗位中统、至元之初，忽必烈听从了汉族士大夫的建议，利用宋朝管理的经验与汉族的人才，采取了遵循中原传统的制度，以及充分保障蒙古统治者特殊的权益的措施同时，元仁宗时，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这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族民众的反抗情绪，使得元政权得到空前的巩固。
2.宗教政策
在宗教方面，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因萨满教本身是属于多神教，元统治者对其他宗教也采取采取兼容抚纳、利用宗教领袖安抚人心，缓和民族矛盾，以巩固皇权统治的政策，大力推行“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事”1的自由信教政策元世祖甚至告诫后代“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2这一政策基本得到了元代各朝统治者的贯彻执行所以，尽管十分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但元统治者对于其他各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如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也很尊重。当然，成吉思汗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充分利用人民对宗教的信仰以及相信天命的迷信来维护他的统治波斯史学家费尼评论说：‘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种宗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正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只要对他有用的，他都收留。”1这些思想是他此后政治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并被继任的蒙古帝王奉为明训，世代承袭，从而极大地巩固了元朝的政治统治。
忽必烈是一位把蒙古文化与儒家文化及藏传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并成功运用这些思想来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1260年，元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四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中国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何有效地治理地域辽阔、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忽必烈采取了各种文化兼容并用，为我所用的方略，尊重各种宗教文化“上都作为元代的都城，当时佛寺、道观昌盛，伊斯兰教、基督教盛行，孔庙等地位尊崇，儒学、蒙古学共享繁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和而不同，使得元朝时的文化在融汇与发展中前进，形成多元共荣的中华文明。”2
当然，在元代，对其他不利于其统治的宗教或民间信仰则是采取打击的政策。元政府对各种归附朝廷、公开活动的宗教或信仰一般都采取扶植政策，但是对地下的汉族民间宗教或信仰，则采取拉拢利诱和严禁取缔的两手策略。服从统治的使之公开化，成为国家认可的宗教团体；反之则残酷打击，力求消灭。白莲宗、白云宗、摩尼教及其转生形态：白莲教、明教、香会等，皆被元王朝视为大敌如耶律楚材所说：“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3
历史上改朝换代时，往往都要对前朝所遗留的文化进行改造，元朝也不例外，要清除宋朝在民众中的印象，方法之一就是都要对民众信奉的神明进行重新认可和包装。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开明统治集团，提出了“尽收诸国，各依风俗”以及“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汉化治国策略，尊重各民族的习俗，由于妈祖信仰对元朝的有效统治起到有力的支撑，所以，妈祖也迅速得到元朝廷的认可，妈祖的天妃封号也正是在元朝开始。元代历朝不仅屡加敕封，而且敕封的级别更是步步提升。然而，妈祖信仰不仅仅是被保留下来加以利用，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蒙古的习俗加以改造，正如郑丽航所认为的：“按‘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唯祭礼稍稽诸古’，‘古’指汉地传统祭礼，‘国俗’指蒙古旧俗。‘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元代的妈祖祭礼同样融入了一些蒙古礼制。如汉礼祭牲一般用太牢（牛、羊、豕各一，此为三牲）或少牢（羊一、豕一），而马则是蒙古礼中用于‘割奠’的物品，与果脯、齑酱等汉式祭品并列陈设，碑记中所称‘刑马椎牛’即此。蒙古权贵还特别崇尚金制品与金饰物，因此祭器好用金器（柳贯《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就记有御赐平江天妃庙交趾所贡黄金饮盏、承舟，金三百两），平江天妃宫于至顺二年就新制‘祭器品十二，香彝、香奁各一件，其可名者合四十有九，匦而藏之平江府库，祭则出而陈之’。此外，祭祀音乐在古制雅乐的基础上也融入了蒙古乐因素。整个祭祀规程致以大享仪（孙星衍《疏》：‘大享，即《礼记》大飨也。’），斋戒、省牲、晨裸等程序一丝不苟地进行，乐舞配奏，庄严而隆重。”1
总体而言，元代崇佛的成分多些，这为妈祖传说和故事与佛教神话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所以《三教搜神大全·天妃娘娘》明显带有佛教神话的印痕。“在天津天妃宫由佛僧管理，且均有观音堂，显然，佛教把妈祖纳入自己的神话体系之中。”2
3.元世祖忽必烈的海洋经略思想
元朝初期，为了尽快解决财政缺口，必然要解决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支撑不足问题，这两种经济相对于海洋经济而言，缺少商贸意识。元政府根据国力需要提出了商业富国的经济方略。海上经贸正是增加国家财力的极为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宋朝尚未灭亡时，忽必烈就曾提出须积极与外国贸易的策略。《元史·食货志一》中记载：“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这就促进了元朝开展海外贸易。元朝的海上贸易量与收益达到历史新高，为元朝的昌盛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中国和平开发海洋的海权思想是有历史可溯的。自唐至宋，中国的航海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诸如指南针的发明与使用，造船技术以及利用天象导航等，然而元朝却没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而是进行和平海上交易。《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见证了元朝的海上贸易。在越南、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等港口，他看到了中国海商用瓷器、茶叶、丝绸、蔗糖、桂皮等换回了大量来自阿拉伯等非洲和欧洲的象牙、挂毯、沙金、药材、香料等货物。同时，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古代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等传播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元代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处市舶司元朝外贸实行的是“官船贸易”方式，即与一些国家签订商贸协议，中国商船按期将丝绸、陶瓷等运到各国，东起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面可至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北至朝鲜、日本等地。
史载，元朝廷直接招商外，还实行“官本船”政策，鼓励民众开展海上经商活动，所谓的“官本船”政策即是由朝廷“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1
元代民间的大航海家汪大渊曾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两次出海远航，他所撰写的《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14世纪时中国同阿拉伯诸国在政治、经济、航海贸易、文化、宗教等交流的情况。2《伊本·白图泰游记》曾说：“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交通，皆操之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兴克兰（广州）……无不设备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等于木桶中”。3
仅以刘家港为例，在元代就成为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太仓州志》记载：“……宣慰使朱清通海运，循娄江故道，导由刘家港入海。”据王宏刚教授考证，“朱清、张瑄徙居刘家港后，成为行泉府司的主要负责官员，具有海贸管理职权。刘家港当时出现‘漕运万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高楼大宅，琳宫梵宇，列若鳞次，实为东南之富域矣’的繁荣景象，刘家港由不满百人的海滨僻壤一跃而成为‘市民漕户云集’、外国客商也都聚集于此的‘万家之邑’。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商舶咸集而至，称天下第一都会。刘家港因而获得了‘六国码头’的雅号，成为江南新兴的海外贸易商业港口海运漕粮推动了以刘家港为基地的北洋航线的勃兴，同时，也带动了南洋航线的繁盛，‘明、越、泉、广、交等地的海贾携货驶入刘家港交易或转口贸易一批资产雄厚的闽浙舶商干脆携家带眷来刘家港定居落户长江航线也活跃起来，湖广、赣皖、集庆（南京）等沿江州府的商艘载着方物土产驶入刘家港交易，又转运各种海产和洋货。’”1据王宏刚教授认为，经刘家港输出的大宗货物主要有苏杭的五色缎，当地的青花布，丝麻织物、茶叶、陶瓷等；输入的有北方的豆类、油料、铁条、干果，南方的木材、食糖、海产、鲜果、土产等；与海外交易进口的有药材、象牙、香料、犀角、珠宝等。
元朝政府不仅重视商贸，而且重视与海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利用姻亲关系加强双边关系。1286年，波斯国王阿鲁浑的宠妃去世，留下遗言，要由她本族的蒙古贵族之女继为王妃。忽必烈选定一位蒙古贵族少女——阔阔真，由马可·波罗护送到波斯。1292年初，13只桅帆船载着600多人从泉州港启航，历经爪哇、苏门答腊，出印度洋到达波斯，历经两年又两个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波罗护亲”的经过。
从史载来看，无论是官船或民船，为保海上航行平安，海商及水手们自然对最大的海神——妈祖顶礼膜拜，每每出海前及归航后都要祭拜妈祖，以求得海上航行的平安
4.战事因素
元朝对妈祖的第一次敕封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1278年帝昰死于硇洲，帝昺继位”。六月，移驻崖山（今广东新会境）。是月，元世祖命张弘范、李恒为蒙古汉军正副都元帅，分道南征。正是在元军大举南下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形势下，同年八月，“元朝廷‘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这里的‘护国’包含着保卫国家、消灭敌对势力的意义”。2据现有资料，这是妈祖第一次被封为“护国”称号，且是元代（严格来说，南宋尚未亡朝）首次出现敕封妈祖时所封的，而这一“护国”封号在宋代竟然没有出现。
元朝对南宋战争的后期主要在南方展开，南方多水道，当时南宋拥有大量的舰只，而来自北方的蒙古军显然不善于水战。宋降将刘整（时任泸州太守）向元世祖献上主攻襄阳，训练水军的策略：“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奋彼所长，造战舰，司水军，则事济矣！”3很显然，此计对最后灭宋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从此让元世祖认识到水军的重要性，而水军的信仰支撑则是妈祖。
战争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蒙金战争爆发后，“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牲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1；“中原河渠畋浍之利，莽为丘墟”（《买公惠政之碑并铭》）。元、宋对峙多年，战后两淮地区人烟断绝，“荒城残堡，蔓莫颓垣，孤狸啸聚其间”。2在金元换代时期，战争持久而残酷，据《元朝秘史》记载，“鞑靼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由于历次的战争，人口剧减，民众流离失所，农田荒芜，农业生产几乎停滞，饥荒四起据统计，到金朝灭亡后的两年后（1236年）元朝统计户口时，北方仅有百余万户，与金泰和七年时户数相差甚远”3这严重地影响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建立元朝后的最初若干年，虽经元世祖忽必烈汉化政策的努力，但人口的增长仍远少于金朝时期，人口的剧减使得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农业产量的下降而富庶的南方所盛产的粮食等日用品就必须调运到北方以济其不足。妈祖作为海神对元代的南粮北运起到了精神上的支撑作用。
5.气候因素
从历史来看，在封建社会，由于社会发展的限制，一遇天灾，农民就丧失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无法继续，出现大量田地荒芜，成批饥民外逃谋生。粮食问题成了国家稳定的头等大事从气候对历史的影响来看，气候的变化往往是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因素。元代各种天灾频繁，“史料记载的各种天灾高达500多次。”4其中以水旱为主。
据布雷特·辛斯基研究，“宋后期和元代气候转冷与极地旋风的扩展相一致，极地旋风的扩展引起极地覆冰的延伸与增厚，从而引起北半球气温的骤然降低在中国和欧州，小冰期大约从1200年延续至1400年左右……寒冷的天气延续并穿于整个元朝，14世纪中国，有特别寒冷冬季的记载，其中三分之一的冬季是异常寒冷的。”5由于气候原因，导致从元成宗后期开始自然灾害频发，人口大量减少。专家认为，在金与元初，元朝人口最多时，其总数比起前朝减少了二成，人口的减少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下降，再加之天灾，使得当时的农业难以发展，发生粮食危机是必然的。如何解决“无粮不稳”的根本问题，忽必烈就把眼光落在全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江南，大量征收粮食以解北方缺粮危机，以此维持政权的稳定。
6.运的因素
南粮北运是维护元国家政权及社会安定的必然举措。《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中记载：“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腹里（指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江浙省（指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如此大量的粮食如何运抵大都（今北京）显然是十分繁重而又艰巨的实现南粮北调，通过水路是较为经济有效的办法。当时，江浙一带的漕粮从扬州沿古运河北上，但漕河运粮有几大不利：“其一是漕河易淤塞；二是漕河道身狭，闸座联珠，漕船势必立邦以防争越；三是漕河经多地时，过江米损失较多；四是漕河运军，兑米已毕，惮于空归牵挽之劳，往往将船凿沉而逃，每岁计费不资等诸多不利”等1所以漕河运粮既费时运输量又不大且浪费巨大。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年），通过大运河运到大都的粮食迟迟未到，朝廷为之焦虑如何保障漕运粮食的“多运、快运、经济、按时”，这是摆在朝廷面前的大事此时，朱清与张瑄（据《新元史》等史料记载：朱清是崇明姚刘沙人，张瑄是嘉定县八都新华村人，他们率领海盗部属在海上活动了十多年，非常熟悉南北海路。至元十二年朱清、张瑄受降于元朝）向元丞相伯颜献策：通过海路实现南粮北调伯颜想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陷临安后，曾派朱、张等人将南宋的档案、祭祀器具等从崇明由海上运至直沽，认为此法可通，于是将海运的建议上奏忽必烈，很快得到实施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元朝把海运的事交给朱清与张瑄两人。
据史载，元代的海运分春、夏二次，一般是一月收集粮食，二月装船起运，四月运至直沽，五月返回运夏粮，八月返港。后发现新的航道，时间大为缩短，改为三月起运通过海运粮食每年一般在三百万石以上，最多时竟达三百五十万石。需船四百多只，水手三万至四万人，由此可知，所需人力之浩大虽然海运比河运来得经济有效，但在长达数以千里的海运线上，水文地理复杂，气候多变，险滩暗礁遍布，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朱清所起用的船工是江南人，这些船工生长与生活在水上，对妈祖十分信仰与崇拜因此，在港口处均设有妈祖庙，起运前都要到妈祖庙烧香祈福，以求海神妈祖保平安正如黄向作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的《天妃庙迎送神曲》曰：“浙河东西，输粟京师数百万石，经途数千里。海道险艰，时日进止，一唯神之听，否则危败立见”。1元朝设都于北京，南粮北运的过程中妈祖作为水神，对漕运而言起到十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王敬方《褒封水仙记》中说：“国家漕运，为事最重，故南海诸神，有功于漕运者皆得祀。惟天妃功大号尊，在祀最贵。”2。可以说，在元朝，妈祖信仰已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正如元朝张翥在《寄题玉山顾仲瑛诗一百韵》中所说的：“每念京师粮，遥需漕府粮”3。从妈祖受封时间点看，均与漕运及海上贸易有关。据宋渤《顺济庙记》中记载：“至元十八年，诏海外诸番宣慰使、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命为护国明著天妃”，这是元朝首次加封，也是妈祖首次进封为天妃。元朝于元至元十四年在泉州恢复市舶司，并任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尚书左丞，主管市舶。蒲氏世家海上经商而富，十分信仰妈祖，元至元十五年，蒲寿庚4奏请元世祖加封妈祖，但未准。元十八年，接任市舶市的蒲寿庚儿子蒲师文再次上奏，获准，并命蒲师文诣庙宣读致祭。《妈祖图志》转载其御制文：
“惟昔有国，祀为大事自有虞望秩而下，海岳之祀，日致崇极。朕恭承天庥，奄有四海，粤若稽古，咸秩无文。惟尔有神，保护海道，舟师漕运，恃神为命，威灵赫濯，应验昭彰。自混一以来，未遑封爵，有司奏请，礼亦宜之。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尔为护国明著天妃。呜呼！捍患御灾，功载礼典。辅相之功甚大，追崇之礼宜优尔其服兹新命，以孚佑我黎民，阴相我国家，则神之享祀有荣，永世无极矣！”5
元朝贝琼（1314—1378年，浙江桐乡人，官国子助教，改中都国子助教）所作的《送浙江省都事曹德辅运粮北上·三首》1中生动地描述当时南粮北调时的情景：
一
屯田末开岁未熟，白粲一金才一斛
将军初下山东城，使者复转江南粟。
二
飓风五月西南回，黄龙朱雀一时开。
雷霆夜槌海若死，云雾昼合天妃来
三
黑洋北去五千里，直沽近接金河水
内廷传敕赐宫壶，侍臣出报龙颜喜
漕运出发地刘家港的天妃宫，在起运前的祭祀活动则更为隆重，据郑元祐《重建天妃宫碑》所记：
若夫澛漕灵济宫，则尤典礼尊崇者也盖海舟岁当春夏运，毕集刘家港，而澛漕实当港之冲，故天妃宫之在漕漕者，显敞华丽，实甲它祠。国家致重漕饷，既开漕府于吴，岁每分江浙省宰臣一人督运。当转漕之际，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咸集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后敢于港次发舟仍即妃之宫刑马椎牛，致大享礼，饩腯牲肥，醇酬瓮大■，庶羞毕陈，丝声在弦，金石间奏，咽轧箫管，繁吹入云，舞既歌阕，冷风肃然填境。虎臣卒徒，擢舟扬舲，挝鼓■金，响振川陆文严武齐，群拜听命而后举。2
而在漕运终点的天津也是祭祀有加，正如元朝张翥在《代祀湄洲天妃庙次直沽》3一诗中描绘的：
晓日三叉口1，连樯集万艘。
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
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
使臣三奠毕，喜气满宫袍。
历朝历代，“天下至计，莫于食”对以海运漕粮为生命线的元朝来说，海上守护神——妈祖，至关重要，于是尊奉有加，累次加封，并在主要港口陆续建立起妈祖庙，供海运前祭祀在元朝建起妈祖庙的有海南、天津、澎湖等地，至今在大陆列为国家级的文物有天津的天后宫遗址、泉州的沙格灵慈宫等。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中曾说：“国家建都于燕，如转粟江南，过黑水，越东莱之罘成山，秦始皇所射鱼妖蜃之市，悉贴妥如平地，皆归功于‘天妃’，故薄海洲郡，莫不有天妃庙。”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