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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妈祖受到宋、元、明、清皇帝三十多次褒封，封号从“夫人”“妃”“天妃”直至“天后”，并列入了“春秋致祭”的国家祭典，究其褒封的缘由具有多重显著的时代特征。
第一节 宋代朝廷对妈祖的封号及其缘由
一、敕封次数
然而，学者对妈祖在宋朝的敕封次数及时间有不同的看法，如台湾学者蔡相煇1认为有二十余次之多，并认为应把赐庙额及对其父母的封号计入，具体如下：
还有的学者对宋朝封号的次数存有不同的看法，如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郑彭年教授认为有15次1，香港学者陈佳荣则认为是14次，2等等。同时，对妈祖首次褒封的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
二、敕封缘由
宋代对妈祖的敕封较元、明、清代要多，且敕封的缘由更为复杂多样。
1.政治与外交因素
宋元祐元年（1086年），莆田白塘人李富建宁海圣墩妈祖庙，当时还是属于民间自发建造的庙宇。而妈祖第一次的敕封是在宋徽宗时期，这与北宋的政治与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
918年，王建建立了高丽王朝，并于93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960年宋朝建立。宋太祖本身是通过陈桥兵变而登上皇位的，同时又鉴于唐代藩镇之弊，为加强中央的控制力，采纳赵普（幽州蓟人，宋朝的开国宰相，足智多谋，常为宋太祖出谋划策，他所提议的诸多治国方策深深地影响着宋朝三百年的历史，诸如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即是宋太祖受他的启发）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在政治上建立了更戍法。这是宋太祖为防止地方擅权，采取分割地方权利，加强中央集权的强力措施之一。而在治兵上为了防止军事将领专权，以防“黄袍加身”事件重演，采取了相应的更戍制，即实行兵无常帅，帅无常将，同时各地方军队每三五年必须轮换驻地，即军队驻地也不固定，从而保证军队绝对控制在统治者手上。这种更戍制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但另一方面则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为国家的稳定与朝代的更迭埋下了隐患。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高丽“行宋年号”，成为宋朝的属国，受宋之封，奉宋之正朔。由于辽、金与宋政权屡生战事，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被辽所断，两国之间的来往基本依赖于海上交通。北宋与辽、金长期南北对峙，若高丽能与宋朝联手，则可使高丽对辽、金形成背后威胁，处于两面受敌的态势。所以，在宋朝对外战略中，对高丽的友好尤为重要。当时，高丽与辽之间的矛盾重重，如何运用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宋朝政权的重要策略同时，北宋又面对着辽、夏结盟的新形势，为此，以枢密副使富弼为首的北宋政治家提出了“联丽制辽”的战略，遣人使高丽激之，且约曰，“契丹往年无故侵高丽三韩之地，今又累师深入，诛求无厌，高丽甚苦之。我先帝重惜民命，不欲数与之闘，故岁遣厚币，于兹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边境，我军民并怒，皆愿死战。我不敢违众，师行有口，高丽又举兵相应，表里夹攻。契丹败，则三韩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库，尽归高丽，我秋毫不敢，但止复所割故地尔”1富弼认为此策让辽国有后顾之忧，从而起到牵制作用，使辽不敢轻举妄动。随着宋神宗的早逝，“联丽制辽”的战略一度搁浅，放弃了与高丽的种种优待政策，对遣使高丽也态度消极。到宋徽宗继位后，他打着继承父兄遗志的旗号，想借机收复被辽国占去的燕云十六州于是，“联丽制辽”的策略又被重新启用《宋史》记载：“在宣和四年（1122年），俁卒。初，高丽俗兄终弟及，至是诸弟争立，其相资深立俁子楷。来告哀，诏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奠慰”2，由于当时已是九月，准备不及且错过海上航行的时机，所以拖到宣和五年才成行，徐兢随行，并记录下一路所见所闻，写下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北宋时期，“奉使”为两国官方交往的主要形式。据统计，北宋时期，出使高丽的大型高级代表使团有16次，即宋初太宗时9次，神宗时4次，徽宗时期4次，而徐兢参加的宣和奉使高丽是北宋时期的最后一次。《天妃显圣录》中记载：“宋徽宗宣和年壬寅，给事中路允迪奉使高丽，到东海，值大风震荡，八舟溺七，独公舟危荡未覆。急祝天庇护，见一神女现桅杆，朱衣端座。公叩头求庇，仓皇间风波骤息，舟藉以安。及自高丽归，语于众。保义郎李振（莆田白塘人，其李氏家族是宁海圣墩庙的檀越主）素及墩人，备述神圣显应。路公曰：‘世间惟生我者罔极，我等飘泊大江，身濒于死，虽父母爱育至情莫或助之，而神姑呼吸可通，则此日实再生之赐也。’复命于朝，奏神显应，奉旨赐‘顺济’为庙额。”对于是不是李振跟随路允迪出使高丽并向其告知妈祖救难，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如明代丘濬在《重修京都天妃宫碑记》中写道：“宋宣和中，朝廷遣使航海于高句丽，挟闽商舟以往，中流适有风涛之变，因商之言，赖神以免难。使者路允迪以闻，于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屿之神之著灵验于海也。”3其意思是说是闽商告知妈祖显灵的。而据李氏族谱所言，确是李振告诉路允迪妈祖显灵之事。
2.宗教政策
妈祖信仰在得到宋徽宗赐庙额之前，当属于“淫祠”对象，而宋代对淫祠的打击则是严厉的。为什么妈祖信仰从一“淫祠”华丽转身为朝廷所承认的官庙？原来宋代祠祀较多，只要祈祷有所感应，皆得封赐。宋史卷一百五（礼八，诸祠庙）中记载：“自开皇宝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祀……州、县、岳渎、城隍、仙、佛、山神、龙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诸小祠，由祈祷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又记载：“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庙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爵，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1
鲁迅曾认为：“宋代虽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2入宋以后，太宗、真宗、徽宗都信仰道教。太宗年号“太平兴国”，真宗年号“大中祥符”，都透露出道教的气息。3北宋对诸宗教采取较为宽容的、兼容并包的政策，如改变了后周废佛政策，提倡佛教，允许其适当发展，以发挥佛教的教化功能，以期巩固统治地位，而对道教则极力推崇，利用道教来维护其合法统治。在真宗和徽宗当政期间曾两次掀起崇道的高潮，同时对佛、道实行了制度化的管理，这对宋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宋初对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管理比较宽松，所以，宋代民间信仰十分活跃，鱼龙混杂，有些“淫祠”借机闹事，如曾风行于东南地区的“吃菜事魔”，因其教众参与方腊起事，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严重的威胁，引起朝野的极大震动，直接触动了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为了强化国家的控制，宋朝官方采取“禁与疏”的政策，一方面对民间淫祠进行严厉打击取缔，而另一方面则对较有影响，同时对统治有利的“淫祠”则采取认可赐封的政策，以纳入官方的控制。
3.经济政策与商业因素
从妈祖信仰诞生的历史、经济背景来看，当时宋朝受到北方金、辽等政权的打击，原有的陆上向欧洲腹地的经贸被切断，这对偏安于南方的宋朝政权的经济来说是致命打击，出于国内政权的稳定性，势必要大力发展海上贸易，据有关研究表明，“1128年海上贸易的收入占宋朝国家总收入的20％。”4
从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来看当时的经济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北宋重要的思想家李（1009—1059年），坚持商业自由经营，他认为通商的好处是，商人众多，相互竞售，不敢掺假，由此可见，李觏对海外贸易持积极开放态度，对民间商人参与海外贸易很可能是支持的，至少不会加以反对。”1
宋代无疑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尤其是经济层面。可以说，宋朝是历史上唯一大力鼓励商贸发展的封建王朝，采取了保护商业发展惠商恤商的一系列政策。郭学信等认为，“改历朝‘的传观观念，‘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宋朝一重农抑商’。2“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模式，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商税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商税收入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源之一。宋代的商业更是达到全民经商的程度，国家的财政收入颇丰，几占整个财政收入的70％。”3
传世国宝《清明上河图》表现出北宋时期经济繁荣的景象，画中有经营绫罗绸缎、珠宝香料等各类商铺，甚至能看到商铺“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的广告。《东京梦华录》（宋代孟元老撰）中写到北宋市场共有三十多种行业，如肉行、酒店、煎饼店、香药店、金银铺、彩帛铺等，描绘了宋代开封市场的繁荣，而且宋代的集市没有巷坊制度和宵禁的限制，可营业到深夜，画中可见小商贩穿梭于繁华商街上。
如果说，自由商品经济在北宋相当发达的话，南宋则继承了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态势，如李嵩的《货郎图》表现出南宋时期的货郎走街串巷，一边手摇着拨浪鼓，一边吆喝买卖的生动情形，一副货担上有着锅、盆、碗、碟以及儿童玩具与水果糕点等日常生活用品，货物十分齐全，恰似一个移动的小小百货店。如图。
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成书的《都城纪胜》，更是比较全面反映了当时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盛况，从记载中可知当时临安各行各业发达，经济繁荣。《东京梦华录》还描写：“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这时汴京（开封）的人口一百万左右，到了南宋临安（杭州）人口增到了一百二十多万，更可以想象其商业的繁荣了。
宋代海上贸易规模大大超过历代前朝：“两宋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巨大，在市舶司净利钱收入中可略见一斑。宋初39万，治平63万，元祐末41万，徽宗时110万，绍兴年间更高达200万，增长极为迅速。”1
所谓的漕运是指由国家直接管理并负责实施的一项通过水路把税粮等物质运达京都或其他指定地方的重大工作。漕运起源于《清上河图秦朝，但在北宋时代，漕运对国家的生存更为重要。这关系到是否满足国计民生，能否维持政权正常运转的根本大事正如宋人张方平所说的：“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2蔡京（时任北宋宰相）对当时的漕运进行改革，虽效果不彰，但也说明了蔡京对漕运的重视。对宋朝而言，《货郎图》其收入的相当部分来源于海上贸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绍兴文艺——南宋艺术与易。蔡京对市舶司的改革则收效文化特展导览手册”明显，将市舶司过去由地方官一并管辖的做法，直接改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大大地增加了中央政府税收，一方面使得市舶司管理制度更趋完善，另一方面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宋代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分别在杭州、明州、泉州、秀州、温州、密州、江阴军等多地设立了市舶司，远胜过唐朝仅在广州的设置。这说明了宋代海洋贸易的繁荣。海外贸易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利润，南宋时期的整个关税收入占财政的总收入20％左右，对此，宋高宗曾评价说，“胜取之于民”，“并再三强调：‘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1在此经略推动之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是必然的。
“宋代税收中商税颇为可观，一些交通要道，水陆码头，货物来往量大，商税征收额也大。全国各地可以征收商税3万贯以上的城镇有数十处，商税出于都市的比例，显著地集中于都会，由此可见，宋代的经济活动也呈现出都市化的现象。”2
从具体物产种类来看，宋代的瓷器生产大大超过以往。根据《宋会要》的记载推算，宋代冶炼钢铁的年产量达15万吨，相当于当时欧洲年产量的一倍。宋代茶叶产量也大大提高，所以茶也就成了国际商品，还有盐、糖等，这些都是海上贸易的基础物资。
“宋太宗时，曾榷香药以补国用不足，单以乳香一项为例，广州、明州、杭州三州的市舶司，曾于同一年内榷收乳香354449行之多。中古前期，《齐民要术》中的食谱，使用配料，不过姜、胡芹、橘皮，宋代烹饪则已用胡椒、茴香诸料，是则中国人使用香料的情形，似乎未必逊于同时的欧洲人。”3
宋朝虽然是政府垄断了海外贸易，但民间海上贸易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朝廷是禁止不了的，许多船商、水手、甚至包括绅商与海盗都在不同程度地走私，这些船小人少的船舶，在海上经营时所遇到的风险更大。因而小本贸易的海上经营者更是对妈祖信仰虔诚有加。
4.气候因素
人类进化史始终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科学家提出了气候的变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的见解。章典等学者对有历史记载以来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影响进行系统和定量的研究，“发现寒冷期战争率显著高于温暖期，70％一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动乱都发生在气候的寒冷期。通过研究表明，由于寒冷期温度下降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从而引起生活资料的短缺，社会动乱随之产生，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和新朝代的建立。”1王铮认为，“气候温暖期中国中西域不存在着巨大的水分分布差异，气候温暖期中国西部得到更多的降水，有助于农牧业生产条件改善，有利于农牧业的发展，而相对应的气候寒冷期则中国容易出现土地荒漠化的问题”2，王铮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人口分布、政治疆域产生了复杂影响。”3而李裕元更进一步发现，中原地区近五千年来气候的水旱变化与中国历史朝代的演替与兴衰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大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旱灾往往引起历史朝代的更迭4，显然，气候条件的改变对农牧业是相当不利的，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向中原地区迁移是必然要发生的赵红军认为“从公元11世纪开始的气候变冷，使得中国的平均气温下降了1℃，这对于处于西、北部的游牧民族的打击就显得特别严重，很多草地出现了沙化，而原先的一些绿洲也逐渐干涸，于是向南的移动便成为他们的一种自然反应。”5正是由于气候的影响，宋代时水灾、旱灾频繁，在宋代，妈祖因显灵救灾，先后三次受到皇帝的加封。
5.战事因素
由于宋朝面临着北方势力的巨大压力，而相对狭小的国土面积又难以支撑巨额军费的开支，积极开展海上贸易则成了唯一的选择。廖大珂教授认为，海外贸易收入是维持朝廷稳定的重要支柱，他指出：“以舶货作为入中、折博的支会手段，对当时宋朝的财政和国防起了关键作用之所以行‘三说’，盖在边塞军费甚巨，仅河北每岁达四五百万贯。而沿边需钱孔亟，北宋政府每年铸钱额仅百余万贯。若尽以见钱支付，即使罄其府库，又能出之几何？以舶货搭他物折支，不仅官方舶货库存可以货流通畅，又可以少支见钱，以舶货折支来支撑北宋对抗辽、西夏的战争，以避免财政崩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
蔡相煇认为，在宋朝对妈祖的敕封中，有两次是抵御少数民族的战事中封号的，且都是在宋宁宗在位时所封的，由此可见，在宋朝历代皇帝中，宋宁宗在抗金上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宋宁宗主政时，金对宋屡次挑起争端，宋金关系趋于紧张，大臣韩侂胄力主抗金，要求对金采取强硬的措施。宋宁宗支持征战，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初七，宋宁宗下达了北伐的诏书，这是在沉寂四十多年后南宋对金国的再次宣战，赢得了全国的赞扬，时值年迈的陆游写诗道：“中原煌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从陆游豪迈的诗中可知当时北伐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史称“开禧北伐”。为了鼓舞士气，宁宗于开禧元年及二年特祭祀妈祖。
6.国内平乱
宋孝宗淳熙十年，温州和台州的海寇非常猖獗。官兵往征，累累失利。这年，福建都巡检羌特立，奉命前往征讨。传闻抵达战地时，但见贼船列阵以待，密密麻麻，多出官方船只数倍，官兵大惊失色，羌特立见部卒有怯敌之情，不敢交锋，站在船头，向空中祷告道：“妈祖在上，弟子羌特立奉旨征寇，因贼多势壮，官兵怯敌，请妈祖祖神威暗助，平此海寇，安斯黎庶。”祷毕，但见妈祖领着千里眼、顺风耳，自空而降步在贼船上往来厮杀。海寇见状大惊，仑皇挂帆而逃，羌特立一见，挥兵直追，赶杀一阵，斩获甚丰。且将贼首擒住，大胜而返。羌特立不敢夺神之功，以为己功。乃将实情奏知圣上。宋孝宗又派特使至湄洲，加封妈祖为“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
元四年（1198年），东南沿海列郡普遍干旱少雨。而唯独兴化军所属的三个县，因妈祖庇佑，不曾受灾，庄稼丰收。此外，这一年，发生了大奚山（今广东宝安县本南海中的大濠岛）的“平寇”事件，所谓的大奚山事件是指大濠岛反抗朝廷遭镇压一事，据《宋史·本纪》卷三十七《宁宗一》记载，庆元三年，“是夏，广东提举茶盐徐安国遣人捕私盐于大奚山，岛民作乱”于是八月，广州钱之望调闽、粤舟师平大奚寇。综合这两件事。1帝又加封妈祖为灵惠、助顺妃。
另一平寇事件发生在“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草寇周六四竟灾之后，人民无赖，既困赤地，遂入绿林，劫掠日盛。尉师袭之，梦神示助。越四日入境，怱见空中有旗帜之影，贼惊惧，退舟遽冲礁搁浅。尉师驾艇追之，获其首，余凶悉平，奏上加封。”2
第二节 元代朝廷对妈祖的封号及其缘由
一、敕封次数
妈祖在元朝有五次获得封号具体见下表1：
学者对元朝的敕封次数有不同的看法：如台湾学者蔡相煇认为应有十次敕封，如下表所示2：
另香港学者陈佳荣认为还要加上“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元世祖加封‘广祐明著天妃’”还有其他学者对敕封的年代等具有不同的看法。
二、敕封缘由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并建元“中统”，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取自《易经》“元亨利贞”，“大哉元”之意1279年元统一中国元朝是我国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元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方面颇有建树，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曾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元世祖忽必烈是对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具有深刻影响的政治家。从历史来看，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众神的敕封远比前朝吝啬，但作为蒙古族的皇帝居然对前朝汉族皇帝敕封过的妈祖屡次加封，其中元世祖第一次对妈祖的敕封即是护国明著天妃，这意味着妈祖从“人间神”提升到“天上神”，这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
1.汉化政策
忽必烈是杰出的政治家，在他尚未称帝时，就十分崇拜汉文化，常请著名的儒者讲学，如许衡、张德辉等，从中吸取治国的营养，并确立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他推行“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成一王法”，确定了以“汉法”治国的方略。所以，在入主中原后吸纳了儒学的治国思想，以“汉法”治理汉地，重用儒臣，尊重汉人的宗教与民俗等。《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诏令全国，“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宜令洒扫修洁”。
1258年，忽必烈与弟弟里不哥争夺汗位，双方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忽必烈为了能胜出，依靠利用汉族的地主武装，任用大批的汉族的知识分子和商人，既强大了军事力量，又增强了治理能力与经济基础，最终夺取了汗位中统、至元之初，忽必烈听从了汉族士大夫的建议，利用宋朝管理的经验与汉族的人才，采取了遵循中原传统的制度，以及充分保障蒙古统治者特殊的权益的措施同时，元仁宗时，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这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族民众的反抗情绪，使得元政权得到空前的巩固。
2.宗教政策
在宗教方面，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因萨满教本身是属于多神教，元统治者对其他宗教也采取采取兼容抚纳、利用宗教领袖安抚人心，缓和民族矛盾，以巩固皇权统治的政策，大力推行“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事”1的自由信教政策元世祖甚至告诫后代“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2这一政策基本得到了元代各朝统治者的贯彻执行所以，尽管十分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但元统治者对于其他各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如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也很尊重。当然，成吉思汗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充分利用人民对宗教的信仰以及相信天命的迷信来维护他的统治波斯史学家费尼评论说：‘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种宗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正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只要对他有用的，他都收留。”1这些思想是他此后政治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并被继任的蒙古帝王奉为明训，世代承袭，从而极大地巩固了元朝的政治统治。
忽必烈是一位把蒙古文化与儒家文化及藏传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并成功运用这些思想来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1260年，元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四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中国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何有效地治理地域辽阔、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忽必烈采取了各种文化兼容并用，为我所用的方略，尊重各种宗教文化“上都作为元代的都城，当时佛寺、道观昌盛，伊斯兰教、基督教盛行，孔庙等地位尊崇，儒学、蒙古学共享繁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和而不同，使得元朝时的文化在融汇与发展中前进，形成多元共荣的中华文明。”2
当然，在元代，对其他不利于其统治的宗教或民间信仰则是采取打击的政策。元政府对各种归附朝廷、公开活动的宗教或信仰一般都采取扶植政策，但是对地下的汉族民间宗教或信仰，则采取拉拢利诱和严禁取缔的两手策略。服从统治的使之公开化，成为国家认可的宗教团体；反之则残酷打击，力求消灭。白莲宗、白云宗、摩尼教及其转生形态：白莲教、明教、香会等，皆被元王朝视为大敌如耶律楚材所说：“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3
历史上改朝换代时，往往都要对前朝所遗留的文化进行改造，元朝也不例外，要清除宋朝在民众中的印象，方法之一就是都要对民众信奉的神明进行重新认可和包装。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开明统治集团，提出了“尽收诸国，各依风俗”以及“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汉化治国策略，尊重各民族的习俗，由于妈祖信仰对元朝的有效统治起到有力的支撑，所以，妈祖也迅速得到元朝廷的认可，妈祖的天妃封号也正是在元朝开始。元代历朝不仅屡加敕封，而且敕封的级别更是步步提升。然而，妈祖信仰不仅仅是被保留下来加以利用，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蒙古的习俗加以改造，正如郑丽航所认为的：“按‘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唯祭礼稍稽诸古’，‘古’指汉地传统祭礼，‘国俗’指蒙古旧俗。‘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元代的妈祖祭礼同样融入了一些蒙古礼制。如汉礼祭牲一般用太牢（牛、羊、豕各一，此为三牲）或少牢（羊一、豕一），而马则是蒙古礼中用于‘割奠’的物品，与果脯、齑酱等汉式祭品并列陈设，碑记中所称‘刑马椎牛’即此。蒙古权贵还特别崇尚金制品与金饰物，因此祭器好用金器（柳贯《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就记有御赐平江天妃庙交趾所贡黄金饮盏、承舟，金三百两），平江天妃宫于至顺二年就新制‘祭器品十二，香彝、香奁各一件，其可名者合四十有九，匦而藏之平江府库，祭则出而陈之’。此外，祭祀音乐在古制雅乐的基础上也融入了蒙古乐因素。整个祭祀规程致以大享仪（孙星衍《疏》：‘大享，即《礼记》大飨也。’），斋戒、省牲、晨裸等程序一丝不苟地进行，乐舞配奏，庄严而隆重。”1
总体而言，元代崇佛的成分多些，这为妈祖传说和故事与佛教神话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所以《三教搜神大全·天妃娘娘》明显带有佛教神话的印痕。“在天津天妃宫由佛僧管理，且均有观音堂，显然，佛教把妈祖纳入自己的神话体系之中。”2
3.元世祖忽必烈的海洋经略思想
元朝初期，为了尽快解决财政缺口，必然要解决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支撑不足问题，这两种经济相对于海洋经济而言，缺少商贸意识。元政府根据国力需要提出了商业富国的经济方略。海上经贸正是增加国家财力的极为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宋朝尚未灭亡时，忽必烈就曾提出须积极与外国贸易的策略。《元史·食货志一》中记载：“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这就促进了元朝开展海外贸易。元朝的海上贸易量与收益达到历史新高，为元朝的昌盛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中国和平开发海洋的海权思想是有历史可溯的。自唐至宋，中国的航海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诸如指南针的发明与使用，造船技术以及利用天象导航等，然而元朝却没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而是进行和平海上交易。《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见证了元朝的海上贸易。在越南、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等港口，他看到了中国海商用瓷器、茶叶、丝绸、蔗糖、桂皮等换回了大量来自阿拉伯等非洲和欧洲的象牙、挂毯、沙金、药材、香料等货物。同时，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古代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等传播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元代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处市舶司元朝外贸实行的是“官船贸易”方式，即与一些国家签订商贸协议，中国商船按期将丝绸、陶瓷等运到各国，东起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面可至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北至朝鲜、日本等地。
史载，元朝廷直接招商外，还实行“官本船”政策，鼓励民众开展海上经商活动，所谓的“官本船”政策即是由朝廷“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1
元代民间的大航海家汪大渊曾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两次出海远航，他所撰写的《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14世纪时中国同阿拉伯诸国在政治、经济、航海贸易、文化、宗教等交流的情况。2《伊本·白图泰游记》曾说：“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交通，皆操之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兴克兰（广州）……无不设备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等于木桶中”。3
仅以刘家港为例，在元代就成为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太仓州志》记载：“……宣慰使朱清通海运，循娄江故道，导由刘家港入海。”据王宏刚教授考证，“朱清、张瑄徙居刘家港后，成为行泉府司的主要负责官员，具有海贸管理职权。刘家港当时出现‘漕运万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高楼大宅，琳宫梵宇，列若鳞次，实为东南之富域矣’的繁荣景象，刘家港由不满百人的海滨僻壤一跃而成为‘市民漕户云集’、外国客商也都聚集于此的‘万家之邑’。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商舶咸集而至，称天下第一都会。刘家港因而获得了‘六国码头’的雅号，成为江南新兴的海外贸易商业港口海运漕粮推动了以刘家港为基地的北洋航线的勃兴，同时，也带动了南洋航线的繁盛，‘明、越、泉、广、交等地的海贾携货驶入刘家港交易或转口贸易一批资产雄厚的闽浙舶商干脆携家带眷来刘家港定居落户长江航线也活跃起来，湖广、赣皖、集庆（南京）等沿江州府的商艘载着方物土产驶入刘家港交易，又转运各种海产和洋货。’”1据王宏刚教授认为，经刘家港输出的大宗货物主要有苏杭的五色缎，当地的青花布，丝麻织物、茶叶、陶瓷等；输入的有北方的豆类、油料、铁条、干果，南方的木材、食糖、海产、鲜果、土产等；与海外交易进口的有药材、象牙、香料、犀角、珠宝等。
元朝政府不仅重视商贸，而且重视与海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利用姻亲关系加强双边关系。1286年，波斯国王阿鲁浑的宠妃去世，留下遗言，要由她本族的蒙古贵族之女继为王妃。忽必烈选定一位蒙古贵族少女——阔阔真，由马可·波罗护送到波斯。1292年初，13只桅帆船载着600多人从泉州港启航，历经爪哇、苏门答腊，出印度洋到达波斯，历经两年又两个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波罗护亲”的经过。
从史载来看，无论是官船或民船，为保海上航行平安，海商及水手们自然对最大的海神——妈祖顶礼膜拜，每每出海前及归航后都要祭拜妈祖，以求得海上航行的平安
4.战事因素
元朝对妈祖的第一次敕封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1278年帝昰死于硇洲，帝昺继位”。六月，移驻崖山（今广东新会境）。是月，元世祖命张弘范、李恒为蒙古汉军正副都元帅，分道南征。正是在元军大举南下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形势下，同年八月，“元朝廷‘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这里的‘护国’包含着保卫国家、消灭敌对势力的意义”。2据现有资料，这是妈祖第一次被封为“护国”称号，且是元代（严格来说，南宋尚未亡朝）首次出现敕封妈祖时所封的，而这一“护国”封号在宋代竟然没有出现。
元朝对南宋战争的后期主要在南方展开，南方多水道，当时南宋拥有大量的舰只，而来自北方的蒙古军显然不善于水战。宋降将刘整（时任泸州太守）向元世祖献上主攻襄阳，训练水军的策略：“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奋彼所长，造战舰，司水军，则事济矣！”3很显然，此计对最后灭宋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从此让元世祖认识到水军的重要性，而水军的信仰支撑则是妈祖。
战争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蒙金战争爆发后，“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牲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1；“中原河渠畋浍之利，莽为丘墟”（《买公惠政之碑并铭》）。元、宋对峙多年，战后两淮地区人烟断绝，“荒城残堡，蔓莫颓垣，孤狸啸聚其间”。2在金元换代时期，战争持久而残酷，据《元朝秘史》记载，“鞑靼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由于历次的战争，人口剧减，民众流离失所，农田荒芜，农业生产几乎停滞，饥荒四起据统计，到金朝灭亡后的两年后（1236年）元朝统计户口时，北方仅有百余万户，与金泰和七年时户数相差甚远”3这严重地影响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建立元朝后的最初若干年，虽经元世祖忽必烈汉化政策的努力，但人口的增长仍远少于金朝时期，人口的剧减使得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农业产量的下降而富庶的南方所盛产的粮食等日用品就必须调运到北方以济其不足。妈祖作为海神对元代的南粮北运起到了精神上的支撑作用。
5.气候因素
从历史来看，在封建社会，由于社会发展的限制，一遇天灾，农民就丧失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无法继续，出现大量田地荒芜，成批饥民外逃谋生。粮食问题成了国家稳定的头等大事从气候对历史的影响来看，气候的变化往往是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因素。元代各种天灾频繁，“史料记载的各种天灾高达500多次。”4其中以水旱为主。
据布雷特·辛斯基研究，“宋后期和元代气候转冷与极地旋风的扩展相一致，极地旋风的扩展引起极地覆冰的延伸与增厚，从而引起北半球气温的骤然降低在中国和欧州，小冰期大约从1200年延续至1400年左右……寒冷的天气延续并穿于整个元朝，14世纪中国，有特别寒冷冬季的记载，其中三分之一的冬季是异常寒冷的。”5由于气候原因，导致从元成宗后期开始自然灾害频发，人口大量减少。专家认为，在金与元初，元朝人口最多时，其总数比起前朝减少了二成，人口的减少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下降，再加之天灾，使得当时的农业难以发展，发生粮食危机是必然的。如何解决“无粮不稳”的根本问题，忽必烈就把眼光落在全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江南，大量征收粮食以解北方缺粮危机，以此维持政权的稳定。
6.运的因素
南粮北运是维护元国家政权及社会安定的必然举措。《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中记载：“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腹里（指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江浙省（指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如此大量的粮食如何运抵大都（今北京）显然是十分繁重而又艰巨的实现南粮北调，通过水路是较为经济有效的办法。当时，江浙一带的漕粮从扬州沿古运河北上，但漕河运粮有几大不利：“其一是漕河易淤塞；二是漕河道身狭，闸座联珠，漕船势必立邦以防争越；三是漕河经多地时，过江米损失较多；四是漕河运军，兑米已毕，惮于空归牵挽之劳，往往将船凿沉而逃，每岁计费不资等诸多不利”等1所以漕河运粮既费时运输量又不大且浪费巨大。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年），通过大运河运到大都的粮食迟迟未到，朝廷为之焦虑如何保障漕运粮食的“多运、快运、经济、按时”，这是摆在朝廷面前的大事此时，朱清与张瑄（据《新元史》等史料记载：朱清是崇明姚刘沙人，张瑄是嘉定县八都新华村人，他们率领海盗部属在海上活动了十多年，非常熟悉南北海路。至元十二年朱清、张瑄受降于元朝）向元丞相伯颜献策：通过海路实现南粮北调伯颜想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陷临安后，曾派朱、张等人将南宋的档案、祭祀器具等从崇明由海上运至直沽，认为此法可通，于是将海运的建议上奏忽必烈，很快得到实施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元朝把海运的事交给朱清与张瑄两人。
据史载，元代的海运分春、夏二次，一般是一月收集粮食，二月装船起运，四月运至直沽，五月返回运夏粮，八月返港。后发现新的航道，时间大为缩短，改为三月起运通过海运粮食每年一般在三百万石以上，最多时竟达三百五十万石。需船四百多只，水手三万至四万人，由此可知，所需人力之浩大虽然海运比河运来得经济有效，但在长达数以千里的海运线上，水文地理复杂，气候多变，险滩暗礁遍布，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朱清所起用的船工是江南人，这些船工生长与生活在水上，对妈祖十分信仰与崇拜因此，在港口处均设有妈祖庙，起运前都要到妈祖庙烧香祈福，以求海神妈祖保平安正如黄向作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的《天妃庙迎送神曲》曰：“浙河东西，输粟京师数百万石，经途数千里。海道险艰，时日进止，一唯神之听，否则危败立见”。1元朝设都于北京，南粮北运的过程中妈祖作为水神，对漕运而言起到十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王敬方《褒封水仙记》中说：“国家漕运，为事最重，故南海诸神，有功于漕运者皆得祀。惟天妃功大号尊，在祀最贵。”2。可以说，在元朝，妈祖信仰已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正如元朝张翥在《寄题玉山顾仲瑛诗一百韵》中所说的：“每念京师粮，遥需漕府粮”3。从妈祖受封时间点看，均与漕运及海上贸易有关。据宋渤《顺济庙记》中记载：“至元十八年，诏海外诸番宣慰使、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命为护国明著天妃”，这是元朝首次加封，也是妈祖首次进封为天妃。元朝于元至元十四年在泉州恢复市舶司，并任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尚书左丞，主管市舶。蒲氏世家海上经商而富，十分信仰妈祖，元至元十五年，蒲寿庚4奏请元世祖加封妈祖，但未准。元十八年，接任市舶市的蒲寿庚儿子蒲师文再次上奏，获准，并命蒲师文诣庙宣读致祭。《妈祖图志》转载其御制文：
“惟昔有国，祀为大事自有虞望秩而下，海岳之祀，日致崇极。朕恭承天庥，奄有四海，粤若稽古，咸秩无文。惟尔有神，保护海道，舟师漕运，恃神为命，威灵赫濯，应验昭彰。自混一以来，未遑封爵，有司奏请，礼亦宜之。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尔为护国明著天妃。呜呼！捍患御灾，功载礼典。辅相之功甚大，追崇之礼宜优尔其服兹新命，以孚佑我黎民，阴相我国家，则神之享祀有荣，永世无极矣！”5
元朝贝琼（1314—1378年，浙江桐乡人，官国子助教，改中都国子助教）所作的《送浙江省都事曹德辅运粮北上·三首》1中生动地描述当时南粮北调时的情景：
一
屯田末开岁未熟，白粲一金才一斛
将军初下山东城，使者复转江南粟。
二
飓风五月西南回，黄龙朱雀一时开。
雷霆夜槌海若死，云雾昼合天妃来
三
黑洋北去五千里，直沽近接金河水
内廷传敕赐宫壶，侍臣出报龙颜喜
漕运出发地刘家港的天妃宫，在起运前的祭祀活动则更为隆重，据郑元祐《重建天妃宫碑》所记：
若夫澛漕灵济宫，则尤典礼尊崇者也盖海舟岁当春夏运，毕集刘家港，而澛漕实当港之冲，故天妃宫之在漕漕者，显敞华丽，实甲它祠。国家致重漕饷，既开漕府于吴，岁每分江浙省宰臣一人督运。当转漕之际，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咸集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后敢于港次发舟仍即妃之宫刑马椎牛，致大享礼，饩腯牲肥，醇酬瓮大■，庶羞毕陈，丝声在弦，金石间奏，咽轧箫管，繁吹入云，舞既歌阕，冷风肃然填境。虎臣卒徒，擢舟扬舲，挝鼓■金，响振川陆文严武齐，群拜听命而后举。2
而在漕运终点的天津也是祭祀有加，正如元朝张翥在《代祀湄洲天妃庙次直沽》3一诗中描绘的：
晓日三叉口1，连樯集万艘。
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
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
使臣三奠毕，喜气满宫袍。
历朝历代，“天下至计，莫于食”对以海运漕粮为生命线的元朝来说，海上守护神——妈祖，至关重要，于是尊奉有加，累次加封，并在主要港口陆续建立起妈祖庙，供海运前祭祀在元朝建起妈祖庙的有海南、天津、澎湖等地，至今在大陆列为国家级的文物有天津的天后宫遗址、泉州的沙格灵慈宫等。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中曾说：“国家建都于燕，如转粟江南，过黑水，越东莱之罘成山，秦始皇所射鱼妖蜃之市，悉贴妥如平地，皆归功于‘天妃’，故薄海洲郡，莫不有天妃庙。”2
第三节 明代朝廷对妈祖的封号及其缘由
一、敕封次数
妈祖在明朝有三次获得封号，具体见下表：
二、敕封缘由
1.明朝的宗教政策
明朝是历代中对妈祖褒封最少的朝代，仅有三次，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是与洪武帝在对百神封号的态度上有着独特的理解有关。道学家要求不能用冠冕堂皇的大名，而应该直呼神名，比如“朱嘉门人陈淳对授予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持批判态度，他的主张后被明太祖洪武帝采用，泰山神被改称‘东岳泰山之神’”1明朝建国伊始即首开礼乐二局，制定各种礼制，洪武帝对诸神封号的态度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癸亥《诏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封号诏》中可知一二：
考诸祀典，如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至如忠臣烈士，虽可加以封号，亦惟当时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宜革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事神之意……
“洪武帝认为神的英灵不是国家封号所能彰显，故下令对岳镇海渎各神去掉前代所封名号，还其原本名称，如四海之神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历代忠臣烈士之类将后世溢美之称全部去掉，仅保持初封，只有孔子仍存所有封爵，以示尊敬。”2开国帝王对诸神态度如此，后继帝王亦多遵循其祖训。
如上述，明代对妈祖敕封的次数虽然是历代最少的，但不等于说明代皇帝对妈祖不重视，相反，纵观历史上皇帝为妈祖作如此长的碑文，只有朱棣一人明成祖朱棣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中写道：
仰维皇考太祖皇帝，肇域四海，幅员之广，际天所覆，极地所载，咸入皈章。怀柔神人，幽明循职，各得其序。朕承鸿基，勉绍先志，罔敢惑怠，抚辑内外，悉俾生遂，夙夜竞惕，惟恐弗逮。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其初使者涉海洋，经浩渺，飓风黑雨，晦冥黯悿，雷电交作，洪涛巨浪，摧山倒岳。龙鱼变怪，诡形异状，纷杂出没，惊心骇目，莫不错愕。乃有神人飘飖云际，隐显挥霍，下上左右，乍有忽无，以妥以侑。旋有红光如日，煜煜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耀，遍烛诸舟，熇熇有声。已而烟消霾霁，风浪帖息，海波澄镜，万里一碧龙鱼遁藏，百怪潜匿。张帆荡舻，悠然顺适，倏忽千里，云驶星疾。咸曰：“此天妃神显灵，应默加右相。”归日以闻，朕嘉乃绩，特加封号曰：“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建庙于都城之外，龙江之上，祀神报贶。
自是以来，神益显休应，视前有加。凡使者及诸番国朝贡重译而来者，海舶往还，驾长风，驭飞帆，蓦数万里，若履平地。略无波涛忧险之虞，歌吟恬嬉，咸获安济。或胶于浅，冒入险阻，则陵徙谷移，略无关阂，奇灵异效，莫可殚记
今夫江湖之间，以环海视之，如池沼之多，猛风急浪，尚有倾樯破楫之患，而况于临无涯不测之巨浸也哉！然则神之功于是为大矣。虽然，君国子民，其任在朕；而卫国庇民，必赖于神。阴阳表里，自然之道，沧溟渤澥，神之攸司。凡风霆雨露，寒暑燥湿调燮惟宜，易沴为祥，奠危为安，铲险为夷，皆神之能，其可无文以著其迹。爰书其事，建碑于宫，并系以诗曰：
湄洲神人濯厥灵，朝游玄圃暮蓬瀛，扶危济弱俾屯亨，呼之即应祷即聆。上帝有命司沧溟，驱役百怪降魔精，囊括风雨电霆，时其发泄执其衡。洪涛巨浪帖不惊，凌空若履平地行，雕题卉服皆天氓，梯航万国悉来庭。神庇佑之功溥弘，阴翊默卫何昭明，寖宫奕奕高以闳，报祀蠲洁腾芘馨。神之来兮佩珑玲，驾飚车兮霓为屏，灵缤缤兮倐而升。视下土兮福苍生，民安乐兮神攸宁，海波不兴天下平，于千万世扬休声。
永乐十四年四月初六日
“正如石万寿所言，从全国地方志看，明代所建妈祖庙数目远比宋元两朝为多”，1明代所留下的妈祖遗迹也数量很可观。在妈祖的传说与故事中，其中以妈祖与郑和的故事更为引人入胜。此时马来西亚马六甲等地都建有与郑和七下西洋相关的天妃庙。
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教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地位，社会结构的变革对宗教的地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朱元璋年轻时的出家经历，使他在了解宗教及其教团根底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在宗教上采取为我所用的方针，如对佛教，一方面亲自召集僧人开会，为各大寺院选派住持，举办法会，为国“祈福”，另一方面限制僧人数量，严格教规，整顿佛教，“让佛教徒‘善被两间，灵通上下，使鬼神护卫听德’，而民众则‘皆在家为善’。对道教一方面招揽名流，让其祀天敬神，并与道教领袖张正常（张天师）约法让道教为‘辅国济民’服务，另一方面则控制道教的特权。”1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是为防止宗教对政治与经济的损害，利用天师在信徒中的威信，令其遵守王法，为其政治统治服务。
出身于佛家弟子的朱元璋夺得天下，自然明白宗教与政治的利害关系，所以他认为为维护明朝统治地位的稳定，必须采取为我所用的政策，在实际推行宗教政策时，则采用儒释道并用，以儒为主的措施，既不给佛教太多的特权，也限制道教的发展，利用宗教对社会安定有益的影响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其在开国之初制定的这一宗教方针，作为“祖训”而贯穿明一代虽然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程度的抑此扬彼，但总体上是遵循此法的。福建明代嘉靖年间，“沿海常受倭寇骚扰以及明末战乱。为了筹集粮饷，地方政府对寺观田地加倍征收赋税，推行‘寺租四六之法’，这一措施使得福建的宗教则处境艰难，无论是寺庙或是道观半数以上关闭，僧、道两教徒纷纷逃离，流落民间而与此相反的是，明代以后的福建民间信仰却进入了兴盛的阶段，地方神庙成为民众宗教活动的场所，有时，地方神灵拥有的宫庙达数百座之多，同时，流落在民间的佛、道徒也把佛经、道经带到民间信仰活动中去。”2这种现象至今在民间信仰的祭祀中常可看见。
罗春荣认为“明代，皇帝崇道，广泛开展造神运动，那些道士们投其所好，也把宋、元时期历代皇帝尊崇的妈祖纳入神仙体系中去，明初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也适时出现，标志着妈祖正式演变为道教的仙化”3此时，妈祖的神仙谱系也大体建立起来了。
2.战事因素
纳哈出（？—1388年）扎刺儿氏，蒙古族。成吉思汗四杰之一木华黎第九世孙元朝末年的至正年间，纳哈出担任了辽阳行省“左丞相”。
元至正二十八年，即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攻克元大都，元朝宣告灭亡。而、当时盘踞在东北的纳哈出虽经朱元璋多次招降，但仍拒绝，反而扩大势力。当时，纳哈出拥有4万多蒙古骑兵，部众多达20多万，拥众金山（即勃勃图山11，在今吉林双辽东北）形成了与明朝对抗的东北割据态势。为解决危机，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对纳哈出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调兵遣将备战，另一方面动员归降。为准备攻打纳哈出，明朝多方筹集军用物资，其中粮食最为重要，而当时辽东经济萧条，朱元璋即令永忠“督运定辽粮储”，“以苏州府粮十二万石，由海道运赴定辽；十万石运赴北平”备用屡经招降无效后，朱元璋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领20万军队北击。明军趁大写，元兵未曾防备，一举消灭纳哈出有生力量，纳哈出不得已降明，史称“金山之役”，这场战役的胜利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再度统一。在海运粮草的调度中，妈祖信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明代人口，估计明初是1亿，明代中期，估计人口已有1.5亿，明末则有2亿左右，是则二百余年，人口涨了一倍”1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粮食需求量的增加，特别是迁都之后，人口增加。所以漕运是明代维持稳定的基本国策。
3.明代的海上贸易
厦门大学李金明教授在《明初海禁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一文中认为，“明初虽然实行海禁，但中国对东南亚的海外贸易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有所发展，他的根据是：其一，海禁的对象是中国民众，而非来华贸易的海外国家，而‘朝贡贸易’政策的推行，实际上是鼓励东南亚国家以‘朝贡’的名义来明进行贸易；其二，为东南亚及其他国家的海商提供了来华贸易的契机，如冒充贡使、伪造勘合、在中国沿海走私等，而琉球则也在其中扮演着中国与东南亚货物中介贸易的角色；其三，中国海商冒死到东南亚从事走私贸易，或冒充朝廷使臣，或凭借往东南亚册封之机，兼作贸易告示活动”2
4.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详见第九章妈祖与郑和下西洋）。
第四节 清代朝廷对妈祖的封号及其缘由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大一统的政权，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统治中国将近300年。在这期间，妈祖从天妃到天后，完成了最终的跨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一、敕封次数
另据黄浙苏考证清德宗（载湉），即光绪元年（1875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等赞顺垂私笃祐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祐敷仁天后（清德宗实录）。
二、敕封缘由
1.政治因素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正式立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皇太极认为：
“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为有效地治理国家，必须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实行怀柔政策，采取了“满汉一体”的治国方针，如在对汉族管理上采用汉官管理，大胆起用汉官。皇太极重用范文程，每当议论大事，必问：“范章京（文程）知否？”即使范文程有病告假，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待范章京病愈裁决”。康熙帝则根据汉官的建议，实行开科考试，举荐人才，设置都置院等，从物质和提拔任用上鼓励汉官。为了进一步将大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他还接受明制，设立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等部），同时，对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皇太极也十分重视，根据汉官的建议，设立了文馆（内三院前身），将大量的汉族统治政权的典籍翻译成满文，如《资治通鉴》《刑部备要》等，这些注重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做法，对稳定社会，安定人心，发展经济收到良好的治国效果，同时，也对满族政权的汉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历代的清朝皇帝中都出过不少著名的汉官，如于成龙，他死后康熙亲自撰写碑文，追赠太子太保。从律法制定来看，清初制订的《大清律》基本沿袭了《大明律》。
2.文化因素
中原文化具有数千年之久的历史，汇聚了数千年的精华，是汉族根深蒂固的基础，清朝的历代皇帝深谙其意义与作用，因之在文治上借鉴汉族传统文化，用以加强对国家的治理。
清初，清军占领了中原广大地区后，推广剃发和易服的政策，这一政策严重破坏汉族的风俗礼仪与伦理道德，引起了汉民的极大反抗，清军强力推行并残酷镇压了持不同意见的汉族军民。当清政府站稳脚跟后，为医治汉族心理上所造成的创伤，在治国上采取了一系列尊重汉族的政策，如重用汉族人，开科取士，沿用明代的旧制，并尊重汉族的风俗习惯，如推崇孔教。顺治二年（1645年），朝廷定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按照明制，封孔子的后人为衍圣公。采用尊孔，以儒学治国策略的同时，也尊崇佛、道教怀柔政策的施行缓和了社会矛盾。
康熙每次下江南，都谒孔庙、拜禹陵，祭明太祖陵，以迎合汉民族的心理。康熙与蒙古各部落也保持紧密的联系。清兵入关前，八旗军与蒙古骑兵结盟为兄弟，然而当清兵入关进京称帝后，按礼节蒙古各部落的首领也要进京跪拜清帝，这难免会产生心理落差，为了避免过节，康熙时常在避暑山庄举行野宴，款待蒙古族的王公贵族，此举对加强民族关系，促进少数民族对清政府的信任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康熙十分重视汉族优秀传统文化对治理清朝社会的作用，在文治上，编制了影响深远的《康熙字典》。该书是由康熙授命，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合力历经6年编撰而成的，是一部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
乾隆在康熙的影响下，对汉文化也十分重视，他从小全面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精通《诗》《书》《易》《春秋》等经典著作，并对诗词、书法都有较高的造诣。据说，乾隆御制诗竟高达十余万首之多，从中可知乾隆对汉族传统文化的钟爱程度了。乾隆还命纪昀组织三百六十多名编纂官，历经十年，编纂完成《四库全书》。1805年纪昀病逝，嘉庆皇帝还御赐碑文“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以褒奖其一生。康熙与雍正两朝皇帝还前后接力编制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总体而言，由于文化上依托汉族传统文化，对待汉族的宗教信仰上也就相对比较宽松，凡是对清朝统治有利的都顺势加以推崇，妈祖在清代受敕封为历代之最，便也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3.宗教原因
清代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沿袭明代的做法，即对宗教既利用又控制的政策。如顺治帝授张应京为正一嗣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给一品印，世祖敕谕曰：
国家续天立极，光昭典礼，清静之教，亦所不废。尔祖张道陵，博通五经，覃精玄教，治民疾病，俾不惑神怪，子孙嗣教，代有崇封。兹特命尔袭职，掌理道箓，统率族属，务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民今朝纲整肃，百度唯贞，尔其饬教规，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属，贤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尔尤宜法祖奉道，谨德修行，身立模范，禁约该管员役，俾之一守法纪，毋致生事，庶不负朝廷优加盛典，尔其钦承之！1
康熙皇帝虽对释道两教的热心不及顺治皇帝，但认为其对安定民心尚有一定的作用，不必裁汰，便采取限制使用的政策。乾隆即位后即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而对道教却一再采取严格控制的态度。雍正溺佛却不忘尊道，他认为，“性命不二途，仙佛无二道”，同时力倡三教合一，认为各取三教之长有利于加强统治的合理性，也可以争取广大教徒或信众的支持。
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清王朝统治中，对道教基本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但对其统治有利的神灵，清朝仍采取了褒封的政策，仍对其尊崇有加，如认为妈祖对其统治大有帮助。
明朝正统七年（1442年），罗梦鸿潜心撰写了“苦功悟道卷一册、叹世无为卷一册、破邪显证钥匙二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一册、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册”，史称“五部六册”，创造出了“罗教”，即供奉“无生老母”为至高无上的主神的秘密宗教，有些信众也称“无生老母”为“圣母”，而这秘密宗教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妈祖在民间极具影响力，也是清朝褒封的，而一旦“无生老母”与妈祖造成混淆，则是贻害无穷，势必对朝廷造成极大的危害。为此，在诛杀罗教首领刘协后，于嘉庆五年（1800年），妈祖被再次敕封，赐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天后”。这次敕封，明显有中朝昭示：“‘妈祖’是‘护国庇民’的正神，与民间禁教、邪教中的‘无生老母’（无极母）……等，完全不同，更不相侔。”1
4.经济与商业因素
清初，丝绸禁止出口。由于出口的丝绸能换入当时紧缺的铜，于是，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开禁允许出口，据《熙朝纪政》中记载：“丝为外洋所必需，而铜可供鼓铸，应酌定数，随带出洋易铜，于是弛丝禁”，至此丝绸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朝政府对税制进行改革，对手工业者及商人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工商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商品的发展促成了各地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很多的商业城市和贸易港口，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如在19世纪初鸦片大量输入之前，清朝的对外贸易都保持了顺差。当时，扬州的商业活动繁荣，乾隆下江南到扬州看到街上车水马龙的商业景象，写下了“广陵风物久繁华”的诗句。
5.气候因素
清代，各类天灾频繁，气候的变化使得农业生态发生改变，粮食产量下降，在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当粮食产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整个社会就会处在“无粮不稳”的状态，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饥荒及疾病流行、使游牧民族向农业地区迁移，统治阶级所积累的深层次的各种矛盾也随之爆发。“据资料统计，清代各种天灾的次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水旱之灾仍然是这一时期最为频繁、最酷烈的天灾；蝗虫、地震、霜雪冻灾也使清代人民饱受劫难。”2时值光绪十二年（1886）夏，义县逢大旱，其县令罗建祥建坛累祈不雨，见民众崇奉妈祖，乃斋戒三日，亲身虔请圣像祈祷，登坛未几，而大雨倾盆，绅民欢呼，感戴不已于是该地绅十工部主事徐德钦禀请嘉义县罗建祥，将情详陈抚宪刘铭传，咨部奏请钦赐匾额悬挂，以垂不书，礼部奏准，乃于光绪十三年五月，由罗建祥、工部主事徐德钦，赉奉御笔：“慈云洒润”匾额，金帛粢盛，到宫悬挂致祭。其文曰：“国家茂膺景命，怀柔百神，祀典俱陈，罔不祗肃。若乃旱魃为灾，黎民因之壅望，神灵有应，雨泽由是霑濡，祷赛甫临，恩膏霈下，惟神钟灵海岛，绥奠台疆，昔藉明威，丰年有庆，今悬匾额，德惠长存，凡兹冥佑，岂曰人谋，用事敬修祀事，溪笔可荐，黍稷惟馨，神其佑我家邦，永著朝崇之戴，眷亿兆，益宏利赖之功，惟神有灵，尚克鉴之。”1
6.战事因素
在清朝廷对妈祖的敕封次数中，有不少是因内乱所引起的，这在历代敕封中是少见的。如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奉康熙之命向盘踞在厦门的郑成功之子郑经（1642—1681年，字贤之、元之，号式天，延平郡王，郑成功长子。）发起进攻，得胜后上奏朝廷，康熙大悦，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奉命进攻进攻台湾，率三万水兵驻妈祖澳（今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海边淡水不足，妈祖庙大门有一井，平时只够村民饮用，施琅向妈祖庙祷告，将此井挖深，果然清泉不断涌出，满足了水军的饮用施琅大喜，手写“师泉”二字，并刻石立碑于井后，又撰写
《师泉井记》：
今上御极之二十一载，壬戌孟冬，予以奉命统率舟师，徂征台湾貔虎之校，犀甲之士，简阅而从者，三万有余众驻集平海之澳，俟长风，破巨浪，以靖扫鲛窟。爰际天时旸亢，泉流殚竭，军中取汲之道，遥遥难致。而平澳故迁徙之壤，介在海陬，昔之井廛，尽成湮废。始得一井于天妃庙之前，距海不盈数十武，渍卤浸润，厥味咸苦其始未达深源，其流亦复易罄。询诸土人，咸称是井曩仅可供百家之需，至隆冬泽愆之涸，用益不赡允若兹，建省莆田市平海是三军之士所藉以朝饔夕飨者果奚恃欤？予乃殚抒诚愫，祈吁神天后宫师泉井记碑聪拜祷之余，不崇朝而泉流斯溢，味转甘和。绠汲挹取之声，昼夜靡间，歕涌滋溉，略不显其亏盈之迹。凡三万之众，咸资饮沃，而无呼癸之虑焉。自非灵光幽赞，佐佑戎师，歼殄妖氛，翼卫王室，未有弘阐嘉祥，湛泽汪秽，若斯之渥者也因镌石纪异，名曰“师泉”，昭神贶也在《易》，地中有水曰“师”。师之行于天下，犹水之行于地中既著容民蓄众之义，必协行险而顺之德。是知师布，诞惟圣天子赫濯之威，以致百灵效顺，川海征祥，亶其然乎！昔贰师剑刺大宛之山，而流水溢出；耿恭拜祷疏勒之井，而清泉奔涌；
并能拯军士于渴乏者，著万里之奇功乃今井养不穷，三军获福予之不敏，其曷以答兹鸿嘉之赐哉！是用勒之贞珉，以志不书云。
清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500余只战舰，2万多名水军，从福建东山岛出发，直攻台湾门户澎湖列岛，一举攻古了澎湖据传，临战前夕，署左营千总刘春曾梦见妈祖神示：“二十二日必得澎湖”，果然应验，澎湖告捷正是当日此事在《施琅题为飞报克取澎湖大捷事本》中得到验证：“自十四日深入汪洋巨浸之中，水天相连。稽古以来，六月时序，澎湖无五日和风，即骤起飓台，怒涛山高，变幻莫测，三军命悬，悉听之天今抵澎旬余日，海不扬波，俾臣得以调度中，七日夜破贼克捷。且二十二日进师，午刻潮涨多四尺，莫非上天垂祜，皇上弥天之福，故使扼守澎湖巨魁、巨镇精锐，逆贼巨舰，不数日全军覆没”
施琅把妈祖屡屡灵验一事上奏朝廷，在《请加封天妃疏》中写道：“先于六月十八夜，臣标署左营千总刘春，梦天妃告之曰：二十二日必得澎湖，七月可得台湾果于二十二日澎湖克捷，七月初旬内台湾遂倾岛投诚其应如响”1康熙大喜，认为妈祖对平定台湾一事功大莫焉，加封妈祖为“天后”。
澎湖大战，郑军1.2万名士兵阵亡，而清军战死329人，伤1800人，郑军的主力基本被消灭，为和平解决台湾奠定了基础。澎湖的胜利是建立在清军政治、军事、经济的优势以及用兵正确的基础上的，但在决战时的气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稽古以来，六月时序，澎湖无五日和风，即骤起飓台，怒涛山高，变幻莫测，三军命悬，悉听于天”郑军的刘国轩所期盼的台风竟没出现，倒是“抵澎旬余日，海不扬波”，2由此，施琅认为是妈祖在天施展神力助战，战报上奏总督姚启圣和康熙帝。
另，清初存在着“反清复明”残余势力的抗争，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知府王珍横征暴敛，压迫剥削，引起民愤。朱一贵对清朝官吏的胡作乱为早怀不满，遂与众友人黄殿等结盟拜把准备起义反抗，朱一贵被推举为盟主。为起义名正言顺，号召民众，在旗帜上写“大元帅朱”“清天夺国”，以示“反清复明”，起义军发展迅速，很快地对清朝廷构成威胁同年五月二十七日，蓝廷珍抵达厦门，六月一日，从厦门渡海东征平乱，六月十日，蓝廷珍抵达澎湖，六月十六日，蓝廷珍的军队抵达鹿耳门，八月，擒获朱一贵，蓝廷珍师法施琅，藉助于妈祖普遍的民间信仰安定军心，透过灵异取得七气，最后又将功劳归于妈祖，以避免功高而遭皇帝的猜忌。“雍正四年，蓝廷珍以妈祖涌潮济师事上奏，题为《神功显著，仰恳睿鉴，特加恩褒事疏》，奏文中首先描绘妈祖在清廷征台时的神迹，文曰：
窃照显效顺具见盛世之徵祥，申锡追封弥彰圣朝之钜典，闽省有湄洲屹立大海岛屿中，建庙宇崇祀天妃宾像，其英灵昭著、历代褒封，昭然可考；追我朝康熙十九年，佑助前提督万正色光复金、厦两岛廿二年，佑助前靖海将军臣施琅奏捷澎、台，种种灵应，护国庇民，俱蒙圣祖皇帝览奏敕封，钦差致辞祭，特隆祀典。”1
奏文中特别提到妈祖如何协助康熙六十年的平定朱一贵事件：
缘厦岛、台湾二处俱属闽海要地，各有创建庙宇供奉天妃宝像，仰赖神庥。六十年台匪倡乱，臣同前任提臣施世骠，亲统水陆官兵配驾商哨船只前往讨逆，维持六月与师，各士卒感佩圣祖皇帝深仁厚泽，踊跃应命，但恐频发颱飓，因而致祝垂庇，果荷默助波恬浪息且凡大师所到，各处进枯，甘泉倏尔腾沸，足供食用2
“雍正三年（1725年），蓝廷珍晋见雍正皇帝时，奏请颁发褒扬妈祖助军匾额，次年五月十一日，雍正皇帝承准礼部：为颁发御书匾额事：……内阁交出天妃祠匾额御书“神昭海表”四字。”1“分挂在湄洲、台湾、厦门三处的妈祖庙”2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平定林爽文之后，清廷大力兴建妈祖宫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是彰化鹿港镇埔头街的新祖宫，一是台南市西区长乐街的海安宫。在敕建彰化天后宫碑上记载：
……乾隆五十一年冬，逆匪林爽文作乱，滋蔓鸱张，我皇上特命协办大学士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统率巴图鲁侍卫数百员，劲旅十余万，于五十二年十月杪，由崇武放洋时际北风盛发，洪波浩涌，三军联樯百艘，漫海东来，一日齐登鹿仔港口岸；继而粮饷军装，分驰文报，舳由舻罗织，均保无虞维时嘉义一带，匪徒猖獗，突闻貔貅数万，辎重千艘，如期并集，群丑寒心，知有神助，故军威大振，所向披靡，克日擒渠毁巢，收复全台虽曰将士用命，凡此亦皆仰赖天后昭明有赫，护国庇民之功，威灵显著者也将军奉天子命，崇德报功，就鹿择地，建造庙宇，以奉祀焉……3
道光十九年（1839年），传妈祖因助平定海寇蔡牵有功，朝廷又加封诏诰：
皇帝制曰：国家怀柔百神，式隆礼典，海岳之祭，有弗虔。乃明祗效灵，示天心之助顺，沧波协应，表地纪之安流，聿宏震叠之威，克赞声灵之赫濯，岂紧人力，实惟神庥，不有褒称，曷彰伟伐惟神钟厅湄岛，绥奠台疆，国朝以来，累昭灵异。前者海氛不靖，天讨有张，舟师奏凱。历波涛之险，如枕席之安，潮汐无虞，师徒竞奋，风飙忽转，士气倍增，歼鲸鲵于崇朝，成貔貅之二捷，神威有赫，显号家加，特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上圣母”竝赐春秋祭祀，行三跪必叩礼。以你衍泽公暨母王氏夫人配享后宫命该地县丞、千总，每逢春秋二祭日，虔诚与祭，朔望行香，钦此钦遵，载诸祀典，神其佑我兆民，永著安澜之绩，眷昭景命，益昭重润之休，敬遣礼官，悬挂匾额，并修礼事，惟神鉴之。4
7.漕运因素
漕运、盐政、河工是决定历代统治者政权是否安稳的重要基础。所谓的漕运，即是把征收的粮食通过运河或海上运往京都。海运是比较高效安全经济的办法，魏源（1794—1856年，清代政治家、思想家）曾评价说：“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得商”“国便、民便、商便、河便、漕便”。1
据清《妈祖图志》中说：“大清道光六年，江南漕船从上洋海运，二月二十六、七日，西北风暴大作，势甚猛烈。漕船正抵黑水大洋，迭遭风暴，各船……随风漂淌，历数日数夜，危急之顷若有神助，往返水程几万里，一千余号漕船齐抵天津，米石毫无漂失，在船耆舵水手二三万人并未损伤一名，尤为向未有之事，巡抚跪奏海运化险为平，显为尤著，加封安澜利运匾额。”2妈祖护佑漕运的传说甚多，又如：文宗至顺年（1330年），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航漕运粮船七百八十艘，行到大海上忽被台风袭击，桅樯卷入海浪之中，数千名船工哀号求救。危难之际，恍见空中有朱衣翠盖显现，桅杆上有火光如同彩虹一般。少顷，风平浪静，七百余艘四散的粮船才得以集合一起，平安抵达直沽。
清代期间黄河经常决堤，日趋梗阻，给河运带来极大的困难，于是对修建河祠，岁时祈祷更加重视，如此，妈祖自更受到重视与褒封。
综上所述，妈祖受到历代皇帝的不断敕封，其神格不断嬗变，最终达到无以复加的最高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是妈祖精神能为国所用，为民所需。同时，也可以说，妈祖神格的嬗变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海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这个意义而言，妈祖文化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代表。
第一节 宋代朝廷对妈祖的封号及其缘由
一、敕封次数
然而，学者对妈祖在宋朝的敕封次数及时间有不同的看法，如台湾学者蔡相煇1认为有二十余次之多，并认为应把赐庙额及对其父母的封号计入，具体如下：
还有的学者对宋朝封号的次数存有不同的看法，如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郑彭年教授认为有15次1，香港学者陈佳荣则认为是14次，2等等。同时，对妈祖首次褒封的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
二、敕封缘由
宋代对妈祖的敕封较元、明、清代要多，且敕封的缘由更为复杂多样。
1.政治与外交因素
宋元祐元年（1086年），莆田白塘人李富建宁海圣墩妈祖庙，当时还是属于民间自发建造的庙宇。而妈祖第一次的敕封是在宋徽宗时期，这与北宋的政治与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
918年，王建建立了高丽王朝，并于93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960年宋朝建立。宋太祖本身是通过陈桥兵变而登上皇位的，同时又鉴于唐代藩镇之弊，为加强中央的控制力，采纳赵普（幽州蓟人，宋朝的开国宰相，足智多谋，常为宋太祖出谋划策，他所提议的诸多治国方策深深地影响着宋朝三百年的历史，诸如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即是宋太祖受他的启发）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在政治上建立了更戍法。这是宋太祖为防止地方擅权，采取分割地方权利，加强中央集权的强力措施之一。而在治兵上为了防止军事将领专权，以防“黄袍加身”事件重演，采取了相应的更戍制，即实行兵无常帅，帅无常将，同时各地方军队每三五年必须轮换驻地，即军队驻地也不固定，从而保证军队绝对控制在统治者手上。这种更戍制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但另一方面则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为国家的稳定与朝代的更迭埋下了隐患。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高丽“行宋年号”，成为宋朝的属国，受宋之封，奉宋之正朔。由于辽、金与宋政权屡生战事，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被辽所断，两国之间的来往基本依赖于海上交通。北宋与辽、金长期南北对峙，若高丽能与宋朝联手，则可使高丽对辽、金形成背后威胁，处于两面受敌的态势。所以，在宋朝对外战略中，对高丽的友好尤为重要。当时，高丽与辽之间的矛盾重重，如何运用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宋朝政权的重要策略同时，北宋又面对着辽、夏结盟的新形势，为此，以枢密副使富弼为首的北宋政治家提出了“联丽制辽”的战略，遣人使高丽激之，且约曰，“契丹往年无故侵高丽三韩之地，今又累师深入，诛求无厌，高丽甚苦之。我先帝重惜民命，不欲数与之闘，故岁遣厚币，于兹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边境，我军民并怒，皆愿死战。我不敢违众，师行有口，高丽又举兵相应，表里夹攻。契丹败，则三韩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库，尽归高丽，我秋毫不敢，但止复所割故地尔”1富弼认为此策让辽国有后顾之忧，从而起到牵制作用，使辽不敢轻举妄动。随着宋神宗的早逝，“联丽制辽”的战略一度搁浅，放弃了与高丽的种种优待政策，对遣使高丽也态度消极。到宋徽宗继位后，他打着继承父兄遗志的旗号，想借机收复被辽国占去的燕云十六州于是，“联丽制辽”的策略又被重新启用《宋史》记载：“在宣和四年（1122年），俁卒。初，高丽俗兄终弟及，至是诸弟争立，其相资深立俁子楷。来告哀，诏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奠慰”2，由于当时已是九月，准备不及且错过海上航行的时机，所以拖到宣和五年才成行，徐兢随行，并记录下一路所见所闻，写下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北宋时期，“奉使”为两国官方交往的主要形式。据统计，北宋时期，出使高丽的大型高级代表使团有16次，即宋初太宗时9次，神宗时4次，徽宗时期4次，而徐兢参加的宣和奉使高丽是北宋时期的最后一次。《天妃显圣录》中记载：“宋徽宗宣和年壬寅，给事中路允迪奉使高丽，到东海，值大风震荡，八舟溺七，独公舟危荡未覆。急祝天庇护，见一神女现桅杆，朱衣端座。公叩头求庇，仓皇间风波骤息，舟藉以安。及自高丽归，语于众。保义郎李振（莆田白塘人，其李氏家族是宁海圣墩庙的檀越主）素及墩人，备述神圣显应。路公曰：‘世间惟生我者罔极，我等飘泊大江，身濒于死，虽父母爱育至情莫或助之，而神姑呼吸可通，则此日实再生之赐也。’复命于朝，奏神显应，奉旨赐‘顺济’为庙额。”对于是不是李振跟随路允迪出使高丽并向其告知妈祖救难，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如明代丘濬在《重修京都天妃宫碑记》中写道：“宋宣和中，朝廷遣使航海于高句丽，挟闽商舟以往，中流适有风涛之变，因商之言，赖神以免难。使者路允迪以闻，于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屿之神之著灵验于海也。”3其意思是说是闽商告知妈祖显灵的。而据李氏族谱所言，确是李振告诉路允迪妈祖显灵之事。
2.宗教政策
妈祖信仰在得到宋徽宗赐庙额之前，当属于“淫祠”对象，而宋代对淫祠的打击则是严厉的。为什么妈祖信仰从一“淫祠”华丽转身为朝廷所承认的官庙？原来宋代祠祀较多，只要祈祷有所感应，皆得封赐。宋史卷一百五（礼八，诸祠庙）中记载：“自开皇宝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祀……州、县、岳渎、城隍、仙、佛、山神、龙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诸小祠，由祈祷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又记载：“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庙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爵，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1
鲁迅曾认为：“宋代虽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2入宋以后，太宗、真宗、徽宗都信仰道教。太宗年号“太平兴国”，真宗年号“大中祥符”，都透露出道教的气息。3北宋对诸宗教采取较为宽容的、兼容并包的政策，如改变了后周废佛政策，提倡佛教，允许其适当发展，以发挥佛教的教化功能，以期巩固统治地位，而对道教则极力推崇，利用道教来维护其合法统治。在真宗和徽宗当政期间曾两次掀起崇道的高潮，同时对佛、道实行了制度化的管理，这对宋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宋初对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管理比较宽松，所以，宋代民间信仰十分活跃，鱼龙混杂，有些“淫祠”借机闹事，如曾风行于东南地区的“吃菜事魔”，因其教众参与方腊起事，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严重的威胁，引起朝野的极大震动，直接触动了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为了强化国家的控制，宋朝官方采取“禁与疏”的政策，一方面对民间淫祠进行严厉打击取缔，而另一方面则对较有影响，同时对统治有利的“淫祠”则采取认可赐封的政策，以纳入官方的控制。
3.经济政策与商业因素
从妈祖信仰诞生的历史、经济背景来看，当时宋朝受到北方金、辽等政权的打击，原有的陆上向欧洲腹地的经贸被切断，这对偏安于南方的宋朝政权的经济来说是致命打击，出于国内政权的稳定性，势必要大力发展海上贸易，据有关研究表明，“1128年海上贸易的收入占宋朝国家总收入的20％。”4
从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来看当时的经济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北宋重要的思想家李（1009—1059年），坚持商业自由经营，他认为通商的好处是，商人众多，相互竞售，不敢掺假，由此可见，李觏对海外贸易持积极开放态度，对民间商人参与海外贸易很可能是支持的，至少不会加以反对。”1
宋代无疑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尤其是经济层面。可以说，宋朝是历史上唯一大力鼓励商贸发展的封建王朝，采取了保护商业发展惠商恤商的一系列政策。郭学信等认为，“改历朝‘的传观观念，‘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宋朝一重农抑商’。2“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模式，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商税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商税收入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源之一。宋代的商业更是达到全民经商的程度，国家的财政收入颇丰，几占整个财政收入的70％。”3
传世国宝《清明上河图》表现出北宋时期经济繁荣的景象，画中有经营绫罗绸缎、珠宝香料等各类商铺，甚至能看到商铺“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的广告。《东京梦华录》（宋代孟元老撰）中写到北宋市场共有三十多种行业，如肉行、酒店、煎饼店、香药店、金银铺、彩帛铺等，描绘了宋代开封市场的繁荣，而且宋代的集市没有巷坊制度和宵禁的限制，可营业到深夜，画中可见小商贩穿梭于繁华商街上。
如果说，自由商品经济在北宋相当发达的话，南宋则继承了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态势，如李嵩的《货郎图》表现出南宋时期的货郎走街串巷，一边手摇着拨浪鼓，一边吆喝买卖的生动情形，一副货担上有着锅、盆、碗、碟以及儿童玩具与水果糕点等日常生活用品，货物十分齐全，恰似一个移动的小小百货店。如图。
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成书的《都城纪胜》，更是比较全面反映了当时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盛况，从记载中可知当时临安各行各业发达，经济繁荣。《东京梦华录》还描写：“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这时汴京（开封）的人口一百万左右，到了南宋临安（杭州）人口增到了一百二十多万，更可以想象其商业的繁荣了。
宋代海上贸易规模大大超过历代前朝：“两宋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巨大，在市舶司净利钱收入中可略见一斑。宋初39万，治平63万，元祐末41万，徽宗时110万，绍兴年间更高达200万，增长极为迅速。”1
所谓的漕运是指由国家直接管理并负责实施的一项通过水路把税粮等物质运达京都或其他指定地方的重大工作。漕运起源于《清上河图秦朝，但在北宋时代，漕运对国家的生存更为重要。这关系到是否满足国计民生，能否维持政权正常运转的根本大事正如宋人张方平所说的：“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2蔡京（时任北宋宰相）对当时的漕运进行改革，虽效果不彰，但也说明了蔡京对漕运的重视。对宋朝而言，《货郎图》其收入的相当部分来源于海上贸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绍兴文艺——南宋艺术与易。蔡京对市舶司的改革则收效文化特展导览手册”明显，将市舶司过去由地方官一并管辖的做法，直接改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大大地增加了中央政府税收，一方面使得市舶司管理制度更趋完善，另一方面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宋代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分别在杭州、明州、泉州、秀州、温州、密州、江阴军等多地设立了市舶司，远胜过唐朝仅在广州的设置。这说明了宋代海洋贸易的繁荣。海外贸易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利润，南宋时期的整个关税收入占财政的总收入20％左右，对此，宋高宗曾评价说，“胜取之于民”，“并再三强调：‘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1在此经略推动之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是必然的。
“宋代税收中商税颇为可观，一些交通要道，水陆码头，货物来往量大，商税征收额也大。全国各地可以征收商税3万贯以上的城镇有数十处，商税出于都市的比例，显著地集中于都会，由此可见，宋代的经济活动也呈现出都市化的现象。”2
从具体物产种类来看，宋代的瓷器生产大大超过以往。根据《宋会要》的记载推算，宋代冶炼钢铁的年产量达15万吨，相当于当时欧洲年产量的一倍。宋代茶叶产量也大大提高，所以茶也就成了国际商品，还有盐、糖等，这些都是海上贸易的基础物资。
“宋太宗时，曾榷香药以补国用不足，单以乳香一项为例，广州、明州、杭州三州的市舶司，曾于同一年内榷收乳香354449行之多。中古前期，《齐民要术》中的食谱，使用配料，不过姜、胡芹、橘皮，宋代烹饪则已用胡椒、茴香诸料，是则中国人使用香料的情形，似乎未必逊于同时的欧洲人。”3
宋朝虽然是政府垄断了海外贸易，但民间海上贸易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朝廷是禁止不了的，许多船商、水手、甚至包括绅商与海盗都在不同程度地走私，这些船小人少的船舶，在海上经营时所遇到的风险更大。因而小本贸易的海上经营者更是对妈祖信仰虔诚有加。
4.气候因素
人类进化史始终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科学家提出了气候的变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的见解。章典等学者对有历史记载以来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和演化的影响进行系统和定量的研究，“发现寒冷期战争率显著高于温暖期，70％一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动乱都发生在气候的寒冷期。通过研究表明，由于寒冷期温度下降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从而引起生活资料的短缺，社会动乱随之产生，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和新朝代的建立。”1王铮认为，“气候温暖期中国中西域不存在着巨大的水分分布差异，气候温暖期中国西部得到更多的降水，有助于农牧业生产条件改善，有利于农牧业的发展，而相对应的气候寒冷期则中国容易出现土地荒漠化的问题”2，王铮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人口分布、政治疆域产生了复杂影响。”3而李裕元更进一步发现，中原地区近五千年来气候的水旱变化与中国历史朝代的演替与兴衰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大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旱灾往往引起历史朝代的更迭4，显然，气候条件的改变对农牧业是相当不利的，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向中原地区迁移是必然要发生的赵红军认为“从公元11世纪开始的气候变冷，使得中国的平均气温下降了1℃，这对于处于西、北部的游牧民族的打击就显得特别严重，很多草地出现了沙化，而原先的一些绿洲也逐渐干涸，于是向南的移动便成为他们的一种自然反应。”5正是由于气候的影响，宋代时水灾、旱灾频繁，在宋代，妈祖因显灵救灾，先后三次受到皇帝的加封。
5.战事因素
由于宋朝面临着北方势力的巨大压力，而相对狭小的国土面积又难以支撑巨额军费的开支，积极开展海上贸易则成了唯一的选择。廖大珂教授认为，海外贸易收入是维持朝廷稳定的重要支柱，他指出：“以舶货作为入中、折博的支会手段，对当时宋朝的财政和国防起了关键作用之所以行‘三说’，盖在边塞军费甚巨，仅河北每岁达四五百万贯。而沿边需钱孔亟，北宋政府每年铸钱额仅百余万贯。若尽以见钱支付，即使罄其府库，又能出之几何？以舶货搭他物折支，不仅官方舶货库存可以货流通畅，又可以少支见钱，以舶货折支来支撑北宋对抗辽、西夏的战争，以避免财政崩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
蔡相煇认为，在宋朝对妈祖的敕封中，有两次是抵御少数民族的战事中封号的，且都是在宋宁宗在位时所封的，由此可见，在宋朝历代皇帝中，宋宁宗在抗金上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宋宁宗主政时，金对宋屡次挑起争端，宋金关系趋于紧张，大臣韩侂胄力主抗金，要求对金采取强硬的措施。宋宁宗支持征战，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初七，宋宁宗下达了北伐的诏书，这是在沉寂四十多年后南宋对金国的再次宣战，赢得了全国的赞扬，时值年迈的陆游写诗道：“中原煌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从陆游豪迈的诗中可知当时北伐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史称“开禧北伐”。为了鼓舞士气，宁宗于开禧元年及二年特祭祀妈祖。
6.国内平乱
宋孝宗淳熙十年，温州和台州的海寇非常猖獗。官兵往征，累累失利。这年，福建都巡检羌特立，奉命前往征讨。传闻抵达战地时，但见贼船列阵以待，密密麻麻，多出官方船只数倍，官兵大惊失色，羌特立见部卒有怯敌之情，不敢交锋，站在船头，向空中祷告道：“妈祖在上，弟子羌特立奉旨征寇，因贼多势壮，官兵怯敌，请妈祖祖神威暗助，平此海寇，安斯黎庶。”祷毕，但见妈祖领着千里眼、顺风耳，自空而降步在贼船上往来厮杀。海寇见状大惊，仑皇挂帆而逃，羌特立一见，挥兵直追，赶杀一阵，斩获甚丰。且将贼首擒住，大胜而返。羌特立不敢夺神之功，以为己功。乃将实情奏知圣上。宋孝宗又派特使至湄洲，加封妈祖为“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
元四年（1198年），东南沿海列郡普遍干旱少雨。而唯独兴化军所属的三个县，因妈祖庇佑，不曾受灾，庄稼丰收。此外，这一年，发生了大奚山（今广东宝安县本南海中的大濠岛）的“平寇”事件，所谓的大奚山事件是指大濠岛反抗朝廷遭镇压一事，据《宋史·本纪》卷三十七《宁宗一》记载，庆元三年，“是夏，广东提举茶盐徐安国遣人捕私盐于大奚山，岛民作乱”于是八月，广州钱之望调闽、粤舟师平大奚寇。综合这两件事。1帝又加封妈祖为灵惠、助顺妃。
另一平寇事件发生在“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草寇周六四竟灾之后，人民无赖，既困赤地，遂入绿林，劫掠日盛。尉师袭之，梦神示助。越四日入境，怱见空中有旗帜之影，贼惊惧，退舟遽冲礁搁浅。尉师驾艇追之，获其首，余凶悉平，奏上加封。”2
第二节 元代朝廷对妈祖的封号及其缘由
一、敕封次数
妈祖在元朝有五次获得封号具体见下表1：
学者对元朝的敕封次数有不同的看法：如台湾学者蔡相煇认为应有十次敕封，如下表所示2：
另香港学者陈佳荣认为还要加上“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元世祖加封‘广祐明著天妃’”还有其他学者对敕封的年代等具有不同的看法。
二、敕封缘由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并建元“中统”，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取自《易经》“元亨利贞”，“大哉元”之意1279年元统一中国元朝是我国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元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方面颇有建树，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曾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元世祖忽必烈是对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具有深刻影响的政治家。从历史来看，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众神的敕封远比前朝吝啬，但作为蒙古族的皇帝居然对前朝汉族皇帝敕封过的妈祖屡次加封，其中元世祖第一次对妈祖的敕封即是护国明著天妃，这意味着妈祖从“人间神”提升到“天上神”，这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
1.汉化政策
忽必烈是杰出的政治家，在他尚未称帝时，就十分崇拜汉文化，常请著名的儒者讲学，如许衡、张德辉等，从中吸取治国的营养，并确立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他推行“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成一王法”，确定了以“汉法”治国的方略。所以，在入主中原后吸纳了儒学的治国思想，以“汉法”治理汉地，重用儒臣，尊重汉人的宗教与民俗等。《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诏令全国，“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宜令洒扫修洁”。
1258年，忽必烈与弟弟里不哥争夺汗位，双方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忽必烈为了能胜出，依靠利用汉族的地主武装，任用大批的汉族的知识分子和商人，既强大了军事力量，又增强了治理能力与经济基础，最终夺取了汗位中统、至元之初，忽必烈听从了汉族士大夫的建议，利用宋朝管理的经验与汉族的人才，采取了遵循中原传统的制度，以及充分保障蒙古统治者特殊的权益的措施同时，元仁宗时，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这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族民众的反抗情绪，使得元政权得到空前的巩固。
2.宗教政策
在宗教方面，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因萨满教本身是属于多神教，元统治者对其他宗教也采取采取兼容抚纳、利用宗教领袖安抚人心，缓和民族矛盾，以巩固皇权统治的政策，大力推行“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事”1的自由信教政策元世祖甚至告诫后代“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2这一政策基本得到了元代各朝统治者的贯彻执行所以，尽管十分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但元统治者对于其他各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如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也很尊重。当然，成吉思汗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充分利用人民对宗教的信仰以及相信天命的迷信来维护他的统治波斯史学家费尼评论说：‘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种宗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正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只要对他有用的，他都收留。”1这些思想是他此后政治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并被继任的蒙古帝王奉为明训，世代承袭，从而极大地巩固了元朝的政治统治。
忽必烈是一位把蒙古文化与儒家文化及藏传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并成功运用这些思想来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1260年，元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四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中国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何有效地治理地域辽阔、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忽必烈采取了各种文化兼容并用，为我所用的方略，尊重各种宗教文化“上都作为元代的都城，当时佛寺、道观昌盛，伊斯兰教、基督教盛行，孔庙等地位尊崇，儒学、蒙古学共享繁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和而不同，使得元朝时的文化在融汇与发展中前进，形成多元共荣的中华文明。”2
当然，在元代，对其他不利于其统治的宗教或民间信仰则是采取打击的政策。元政府对各种归附朝廷、公开活动的宗教或信仰一般都采取扶植政策，但是对地下的汉族民间宗教或信仰，则采取拉拢利诱和严禁取缔的两手策略。服从统治的使之公开化，成为国家认可的宗教团体；反之则残酷打击，力求消灭。白莲宗、白云宗、摩尼教及其转生形态：白莲教、明教、香会等，皆被元王朝视为大敌如耶律楚材所说：“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3
历史上改朝换代时，往往都要对前朝所遗留的文化进行改造，元朝也不例外，要清除宋朝在民众中的印象，方法之一就是都要对民众信奉的神明进行重新认可和包装。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开明统治集团，提出了“尽收诸国，各依风俗”以及“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汉化治国策略，尊重各民族的习俗，由于妈祖信仰对元朝的有效统治起到有力的支撑，所以，妈祖也迅速得到元朝廷的认可，妈祖的天妃封号也正是在元朝开始。元代历朝不仅屡加敕封，而且敕封的级别更是步步提升。然而，妈祖信仰不仅仅是被保留下来加以利用，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蒙古的习俗加以改造，正如郑丽航所认为的：“按‘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唯祭礼稍稽诸古’，‘古’指汉地传统祭礼，‘国俗’指蒙古旧俗。‘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元代的妈祖祭礼同样融入了一些蒙古礼制。如汉礼祭牲一般用太牢（牛、羊、豕各一，此为三牲）或少牢（羊一、豕一），而马则是蒙古礼中用于‘割奠’的物品，与果脯、齑酱等汉式祭品并列陈设，碑记中所称‘刑马椎牛’即此。蒙古权贵还特别崇尚金制品与金饰物，因此祭器好用金器（柳贯《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就记有御赐平江天妃庙交趾所贡黄金饮盏、承舟，金三百两），平江天妃宫于至顺二年就新制‘祭器品十二，香彝、香奁各一件，其可名者合四十有九，匦而藏之平江府库，祭则出而陈之’。此外，祭祀音乐在古制雅乐的基础上也融入了蒙古乐因素。整个祭祀规程致以大享仪（孙星衍《疏》：‘大享，即《礼记》大飨也。’），斋戒、省牲、晨裸等程序一丝不苟地进行，乐舞配奏，庄严而隆重。”1
总体而言，元代崇佛的成分多些，这为妈祖传说和故事与佛教神话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所以《三教搜神大全·天妃娘娘》明显带有佛教神话的印痕。“在天津天妃宫由佛僧管理，且均有观音堂，显然，佛教把妈祖纳入自己的神话体系之中。”2
3.元世祖忽必烈的海洋经略思想
元朝初期，为了尽快解决财政缺口，必然要解决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支撑不足问题，这两种经济相对于海洋经济而言，缺少商贸意识。元政府根据国力需要提出了商业富国的经济方略。海上经贸正是增加国家财力的极为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宋朝尚未灭亡时，忽必烈就曾提出须积极与外国贸易的策略。《元史·食货志一》中记载：“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这就促进了元朝开展海外贸易。元朝的海上贸易量与收益达到历史新高，为元朝的昌盛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中国和平开发海洋的海权思想是有历史可溯的。自唐至宋，中国的航海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诸如指南针的发明与使用，造船技术以及利用天象导航等，然而元朝却没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而是进行和平海上交易。《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见证了元朝的海上贸易。在越南、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等港口，他看到了中国海商用瓷器、茶叶、丝绸、蔗糖、桂皮等换回了大量来自阿拉伯等非洲和欧洲的象牙、挂毯、沙金、药材、香料等货物。同时，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古代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等传播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元代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处市舶司元朝外贸实行的是“官船贸易”方式，即与一些国家签订商贸协议，中国商船按期将丝绸、陶瓷等运到各国，东起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面可至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北至朝鲜、日本等地。
史载，元朝廷直接招商外，还实行“官本船”政策，鼓励民众开展海上经商活动，所谓的“官本船”政策即是由朝廷“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1
元代民间的大航海家汪大渊曾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两次出海远航，他所撰写的《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14世纪时中国同阿拉伯诸国在政治、经济、航海贸易、文化、宗教等交流的情况。2《伊本·白图泰游记》曾说：“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交通，皆操之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兴克兰（广州）……无不设备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等于木桶中”。3
仅以刘家港为例，在元代就成为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太仓州志》记载：“……宣慰使朱清通海运，循娄江故道，导由刘家港入海。”据王宏刚教授考证，“朱清、张瑄徙居刘家港后，成为行泉府司的主要负责官员，具有海贸管理职权。刘家港当时出现‘漕运万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高楼大宅，琳宫梵宇，列若鳞次，实为东南之富域矣’的繁荣景象，刘家港由不满百人的海滨僻壤一跃而成为‘市民漕户云集’、外国客商也都聚集于此的‘万家之邑’。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商舶咸集而至，称天下第一都会。刘家港因而获得了‘六国码头’的雅号，成为江南新兴的海外贸易商业港口海运漕粮推动了以刘家港为基地的北洋航线的勃兴，同时，也带动了南洋航线的繁盛，‘明、越、泉、广、交等地的海贾携货驶入刘家港交易或转口贸易一批资产雄厚的闽浙舶商干脆携家带眷来刘家港定居落户长江航线也活跃起来，湖广、赣皖、集庆（南京）等沿江州府的商艘载着方物土产驶入刘家港交易，又转运各种海产和洋货。’”1据王宏刚教授认为，经刘家港输出的大宗货物主要有苏杭的五色缎，当地的青花布，丝麻织物、茶叶、陶瓷等；输入的有北方的豆类、油料、铁条、干果，南方的木材、食糖、海产、鲜果、土产等；与海外交易进口的有药材、象牙、香料、犀角、珠宝等。
元朝政府不仅重视商贸，而且重视与海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利用姻亲关系加强双边关系。1286年，波斯国王阿鲁浑的宠妃去世，留下遗言，要由她本族的蒙古贵族之女继为王妃。忽必烈选定一位蒙古贵族少女——阔阔真，由马可·波罗护送到波斯。1292年初，13只桅帆船载着600多人从泉州港启航，历经爪哇、苏门答腊，出印度洋到达波斯，历经两年又两个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波罗护亲”的经过。
从史载来看，无论是官船或民船，为保海上航行平安，海商及水手们自然对最大的海神——妈祖顶礼膜拜，每每出海前及归航后都要祭拜妈祖，以求得海上航行的平安
4.战事因素
元朝对妈祖的第一次敕封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1278年帝昰死于硇洲，帝昺继位”。六月，移驻崖山（今广东新会境）。是月，元世祖命张弘范、李恒为蒙古汉军正副都元帅，分道南征。正是在元军大举南下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形势下，同年八月，“元朝廷‘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这里的‘护国’包含着保卫国家、消灭敌对势力的意义”。2据现有资料，这是妈祖第一次被封为“护国”称号，且是元代（严格来说，南宋尚未亡朝）首次出现敕封妈祖时所封的，而这一“护国”封号在宋代竟然没有出现。
元朝对南宋战争的后期主要在南方展开，南方多水道，当时南宋拥有大量的舰只，而来自北方的蒙古军显然不善于水战。宋降将刘整（时任泸州太守）向元世祖献上主攻襄阳，训练水军的策略：“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奋彼所长，造战舰，司水军，则事济矣！”3很显然，此计对最后灭宋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从此让元世祖认识到水军的重要性，而水军的信仰支撑则是妈祖。
战争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蒙金战争爆发后，“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牲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1；“中原河渠畋浍之利，莽为丘墟”（《买公惠政之碑并铭》）。元、宋对峙多年，战后两淮地区人烟断绝，“荒城残堡，蔓莫颓垣，孤狸啸聚其间”。2在金元换代时期，战争持久而残酷，据《元朝秘史》记载，“鞑靼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由于历次的战争，人口剧减，民众流离失所，农田荒芜，农业生产几乎停滞，饥荒四起据统计，到金朝灭亡后的两年后（1236年）元朝统计户口时，北方仅有百余万户，与金泰和七年时户数相差甚远”3这严重地影响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建立元朝后的最初若干年，虽经元世祖忽必烈汉化政策的努力，但人口的增长仍远少于金朝时期，人口的剧减使得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农业产量的下降而富庶的南方所盛产的粮食等日用品就必须调运到北方以济其不足。妈祖作为海神对元代的南粮北运起到了精神上的支撑作用。
5.气候因素
从历史来看，在封建社会，由于社会发展的限制，一遇天灾，农民就丧失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无法继续，出现大量田地荒芜，成批饥民外逃谋生。粮食问题成了国家稳定的头等大事从气候对历史的影响来看，气候的变化往往是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因素。元代各种天灾频繁，“史料记载的各种天灾高达500多次。”4其中以水旱为主。
据布雷特·辛斯基研究，“宋后期和元代气候转冷与极地旋风的扩展相一致，极地旋风的扩展引起极地覆冰的延伸与增厚，从而引起北半球气温的骤然降低在中国和欧州，小冰期大约从1200年延续至1400年左右……寒冷的天气延续并穿于整个元朝，14世纪中国，有特别寒冷冬季的记载，其中三分之一的冬季是异常寒冷的。”5由于气候原因，导致从元成宗后期开始自然灾害频发，人口大量减少。专家认为，在金与元初，元朝人口最多时，其总数比起前朝减少了二成，人口的减少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下降，再加之天灾，使得当时的农业难以发展，发生粮食危机是必然的。如何解决“无粮不稳”的根本问题，忽必烈就把眼光落在全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江南，大量征收粮食以解北方缺粮危机，以此维持政权的稳定。
6.运的因素
南粮北运是维护元国家政权及社会安定的必然举措。《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中记载：“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腹里（指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江浙省（指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如此大量的粮食如何运抵大都（今北京）显然是十分繁重而又艰巨的实现南粮北调，通过水路是较为经济有效的办法。当时，江浙一带的漕粮从扬州沿古运河北上，但漕河运粮有几大不利：“其一是漕河易淤塞；二是漕河道身狭，闸座联珠，漕船势必立邦以防争越；三是漕河经多地时，过江米损失较多；四是漕河运军，兑米已毕，惮于空归牵挽之劳，往往将船凿沉而逃，每岁计费不资等诸多不利”等1所以漕河运粮既费时运输量又不大且浪费巨大。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年），通过大运河运到大都的粮食迟迟未到，朝廷为之焦虑如何保障漕运粮食的“多运、快运、经济、按时”，这是摆在朝廷面前的大事此时，朱清与张瑄（据《新元史》等史料记载：朱清是崇明姚刘沙人，张瑄是嘉定县八都新华村人，他们率领海盗部属在海上活动了十多年，非常熟悉南北海路。至元十二年朱清、张瑄受降于元朝）向元丞相伯颜献策：通过海路实现南粮北调伯颜想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陷临安后，曾派朱、张等人将南宋的档案、祭祀器具等从崇明由海上运至直沽，认为此法可通，于是将海运的建议上奏忽必烈，很快得到实施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元朝把海运的事交给朱清与张瑄两人。
据史载，元代的海运分春、夏二次，一般是一月收集粮食，二月装船起运，四月运至直沽，五月返回运夏粮，八月返港。后发现新的航道，时间大为缩短，改为三月起运通过海运粮食每年一般在三百万石以上，最多时竟达三百五十万石。需船四百多只，水手三万至四万人，由此可知，所需人力之浩大虽然海运比河运来得经济有效，但在长达数以千里的海运线上，水文地理复杂，气候多变，险滩暗礁遍布，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朱清所起用的船工是江南人，这些船工生长与生活在水上，对妈祖十分信仰与崇拜因此，在港口处均设有妈祖庙，起运前都要到妈祖庙烧香祈福，以求海神妈祖保平安正如黄向作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的《天妃庙迎送神曲》曰：“浙河东西，输粟京师数百万石，经途数千里。海道险艰，时日进止，一唯神之听，否则危败立见”。1元朝设都于北京，南粮北运的过程中妈祖作为水神，对漕运而言起到十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王敬方《褒封水仙记》中说：“国家漕运，为事最重，故南海诸神，有功于漕运者皆得祀。惟天妃功大号尊，在祀最贵。”2。可以说，在元朝，妈祖信仰已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正如元朝张翥在《寄题玉山顾仲瑛诗一百韵》中所说的：“每念京师粮，遥需漕府粮”3。从妈祖受封时间点看，均与漕运及海上贸易有关。据宋渤《顺济庙记》中记载：“至元十八年，诏海外诸番宣慰使、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命为护国明著天妃”，这是元朝首次加封，也是妈祖首次进封为天妃。元朝于元至元十四年在泉州恢复市舶司，并任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尚书左丞，主管市舶。蒲氏世家海上经商而富，十分信仰妈祖，元至元十五年，蒲寿庚4奏请元世祖加封妈祖，但未准。元十八年，接任市舶市的蒲寿庚儿子蒲师文再次上奏，获准，并命蒲师文诣庙宣读致祭。《妈祖图志》转载其御制文：
“惟昔有国，祀为大事自有虞望秩而下，海岳之祀，日致崇极。朕恭承天庥，奄有四海，粤若稽古，咸秩无文。惟尔有神，保护海道，舟师漕运，恃神为命，威灵赫濯，应验昭彰。自混一以来，未遑封爵，有司奏请，礼亦宜之。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尔为护国明著天妃。呜呼！捍患御灾，功载礼典。辅相之功甚大，追崇之礼宜优尔其服兹新命，以孚佑我黎民，阴相我国家，则神之享祀有荣，永世无极矣！”5
元朝贝琼（1314—1378年，浙江桐乡人，官国子助教，改中都国子助教）所作的《送浙江省都事曹德辅运粮北上·三首》1中生动地描述当时南粮北调时的情景：
一
屯田末开岁未熟，白粲一金才一斛
将军初下山东城，使者复转江南粟。
二
飓风五月西南回，黄龙朱雀一时开。
雷霆夜槌海若死，云雾昼合天妃来
三
黑洋北去五千里，直沽近接金河水
内廷传敕赐宫壶，侍臣出报龙颜喜
漕运出发地刘家港的天妃宫，在起运前的祭祀活动则更为隆重，据郑元祐《重建天妃宫碑》所记：
若夫澛漕灵济宫，则尤典礼尊崇者也盖海舟岁当春夏运，毕集刘家港，而澛漕实当港之冲，故天妃宫之在漕漕者，显敞华丽，实甲它祠。国家致重漕饷，既开漕府于吴，岁每分江浙省宰臣一人督运。当转漕之际，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咸集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后敢于港次发舟仍即妃之宫刑马椎牛，致大享礼，饩腯牲肥，醇酬瓮大■，庶羞毕陈，丝声在弦，金石间奏，咽轧箫管，繁吹入云，舞既歌阕，冷风肃然填境。虎臣卒徒，擢舟扬舲，挝鼓■金，响振川陆文严武齐，群拜听命而后举。2
而在漕运终点的天津也是祭祀有加，正如元朝张翥在《代祀湄洲天妃庙次直沽》3一诗中描绘的：
晓日三叉口1，连樯集万艘。
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
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
使臣三奠毕，喜气满宫袍。
历朝历代，“天下至计，莫于食”对以海运漕粮为生命线的元朝来说，海上守护神——妈祖，至关重要，于是尊奉有加，累次加封，并在主要港口陆续建立起妈祖庙，供海运前祭祀在元朝建起妈祖庙的有海南、天津、澎湖等地，至今在大陆列为国家级的文物有天津的天后宫遗址、泉州的沙格灵慈宫等。诚意伯刘先生文集中曾说：“国家建都于燕，如转粟江南，过黑水，越东莱之罘成山，秦始皇所射鱼妖蜃之市，悉贴妥如平地，皆归功于‘天妃’，故薄海洲郡，莫不有天妃庙。”2
第三节 明代朝廷对妈祖的封号及其缘由
一、敕封次数
妈祖在明朝有三次获得封号，具体见下表：
二、敕封缘由
1.明朝的宗教政策
明朝是历代中对妈祖褒封最少的朝代，仅有三次，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是与洪武帝在对百神封号的态度上有着独特的理解有关。道学家要求不能用冠冕堂皇的大名，而应该直呼神名，比如“朱嘉门人陈淳对授予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持批判态度，他的主张后被明太祖洪武帝采用，泰山神被改称‘东岳泰山之神’”1明朝建国伊始即首开礼乐二局，制定各种礼制，洪武帝对诸神封号的态度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癸亥《诏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封号诏》中可知一二：
考诸祀典，如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至如忠臣烈士，虽可加以封号，亦惟当时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宜革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事神之意……
“洪武帝认为神的英灵不是国家封号所能彰显，故下令对岳镇海渎各神去掉前代所封名号，还其原本名称，如四海之神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历代忠臣烈士之类将后世溢美之称全部去掉，仅保持初封，只有孔子仍存所有封爵，以示尊敬。”2开国帝王对诸神态度如此，后继帝王亦多遵循其祖训。
如上述，明代对妈祖敕封的次数虽然是历代最少的，但不等于说明代皇帝对妈祖不重视，相反，纵观历史上皇帝为妈祖作如此长的碑文，只有朱棣一人明成祖朱棣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中写道：
仰维皇考太祖皇帝，肇域四海，幅员之广，际天所覆，极地所载，咸入皈章。怀柔神人，幽明循职，各得其序。朕承鸿基，勉绍先志，罔敢惑怠，抚辑内外，悉俾生遂，夙夜竞惕，惟恐弗逮。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其初使者涉海洋，经浩渺，飓风黑雨，晦冥黯悿，雷电交作，洪涛巨浪，摧山倒岳。龙鱼变怪，诡形异状，纷杂出没，惊心骇目，莫不错愕。乃有神人飘飖云际，隐显挥霍，下上左右，乍有忽无，以妥以侑。旋有红光如日，煜煜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耀，遍烛诸舟，熇熇有声。已而烟消霾霁，风浪帖息，海波澄镜，万里一碧龙鱼遁藏，百怪潜匿。张帆荡舻，悠然顺适，倏忽千里，云驶星疾。咸曰：“此天妃神显灵，应默加右相。”归日以闻，朕嘉乃绩，特加封号曰：“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建庙于都城之外，龙江之上，祀神报贶。
自是以来，神益显休应，视前有加。凡使者及诸番国朝贡重译而来者，海舶往还，驾长风，驭飞帆，蓦数万里，若履平地。略无波涛忧险之虞，歌吟恬嬉，咸获安济。或胶于浅，冒入险阻，则陵徙谷移，略无关阂，奇灵异效，莫可殚记
今夫江湖之间，以环海视之，如池沼之多，猛风急浪，尚有倾樯破楫之患，而况于临无涯不测之巨浸也哉！然则神之功于是为大矣。虽然，君国子民，其任在朕；而卫国庇民，必赖于神。阴阳表里，自然之道，沧溟渤澥，神之攸司。凡风霆雨露，寒暑燥湿调燮惟宜，易沴为祥，奠危为安，铲险为夷，皆神之能，其可无文以著其迹。爰书其事，建碑于宫，并系以诗曰：
湄洲神人濯厥灵，朝游玄圃暮蓬瀛，扶危济弱俾屯亨，呼之即应祷即聆。上帝有命司沧溟，驱役百怪降魔精，囊括风雨电霆，时其发泄执其衡。洪涛巨浪帖不惊，凌空若履平地行，雕题卉服皆天氓，梯航万国悉来庭。神庇佑之功溥弘，阴翊默卫何昭明，寖宫奕奕高以闳，报祀蠲洁腾芘馨。神之来兮佩珑玲，驾飚车兮霓为屏，灵缤缤兮倐而升。视下土兮福苍生，民安乐兮神攸宁，海波不兴天下平，于千万世扬休声。
永乐十四年四月初六日
“正如石万寿所言，从全国地方志看，明代所建妈祖庙数目远比宋元两朝为多”，1明代所留下的妈祖遗迹也数量很可观。在妈祖的传说与故事中，其中以妈祖与郑和的故事更为引人入胜。此时马来西亚马六甲等地都建有与郑和七下西洋相关的天妃庙。
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教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地位，社会结构的变革对宗教的地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朱元璋年轻时的出家经历，使他在了解宗教及其教团根底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在宗教上采取为我所用的方针，如对佛教，一方面亲自召集僧人开会，为各大寺院选派住持，举办法会，为国“祈福”，另一方面限制僧人数量，严格教规，整顿佛教，“让佛教徒‘善被两间，灵通上下，使鬼神护卫听德’，而民众则‘皆在家为善’。对道教一方面招揽名流，让其祀天敬神，并与道教领袖张正常（张天师）约法让道教为‘辅国济民’服务，另一方面则控制道教的特权。”1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是为防止宗教对政治与经济的损害，利用天师在信徒中的威信，令其遵守王法，为其政治统治服务。
出身于佛家弟子的朱元璋夺得天下，自然明白宗教与政治的利害关系，所以他认为为维护明朝统治地位的稳定，必须采取为我所用的政策，在实际推行宗教政策时，则采用儒释道并用，以儒为主的措施，既不给佛教太多的特权，也限制道教的发展，利用宗教对社会安定有益的影响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其在开国之初制定的这一宗教方针，作为“祖训”而贯穿明一代虽然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程度的抑此扬彼，但总体上是遵循此法的。福建明代嘉靖年间，“沿海常受倭寇骚扰以及明末战乱。为了筹集粮饷，地方政府对寺观田地加倍征收赋税，推行‘寺租四六之法’，这一措施使得福建的宗教则处境艰难，无论是寺庙或是道观半数以上关闭，僧、道两教徒纷纷逃离，流落民间而与此相反的是，明代以后的福建民间信仰却进入了兴盛的阶段，地方神庙成为民众宗教活动的场所，有时，地方神灵拥有的宫庙达数百座之多，同时，流落在民间的佛、道徒也把佛经、道经带到民间信仰活动中去。”2这种现象至今在民间信仰的祭祀中常可看见。
罗春荣认为“明代，皇帝崇道，广泛开展造神运动，那些道士们投其所好，也把宋、元时期历代皇帝尊崇的妈祖纳入神仙体系中去，明初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也适时出现，标志着妈祖正式演变为道教的仙化”3此时，妈祖的神仙谱系也大体建立起来了。
2.战事因素
纳哈出（？—1388年）扎刺儿氏，蒙古族。成吉思汗四杰之一木华黎第九世孙元朝末年的至正年间，纳哈出担任了辽阳行省“左丞相”。
元至正二十八年，即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攻克元大都，元朝宣告灭亡。而、当时盘踞在东北的纳哈出虽经朱元璋多次招降，但仍拒绝，反而扩大势力。当时，纳哈出拥有4万多蒙古骑兵，部众多达20多万，拥众金山（即勃勃图山11，在今吉林双辽东北）形成了与明朝对抗的东北割据态势。为解决危机，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对纳哈出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调兵遣将备战，另一方面动员归降。为准备攻打纳哈出，明朝多方筹集军用物资，其中粮食最为重要，而当时辽东经济萧条，朱元璋即令永忠“督运定辽粮储”，“以苏州府粮十二万石，由海道运赴定辽；十万石运赴北平”备用屡经招降无效后，朱元璋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领20万军队北击。明军趁大写，元兵未曾防备，一举消灭纳哈出有生力量，纳哈出不得已降明，史称“金山之役”，这场战役的胜利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再度统一。在海运粮草的调度中，妈祖信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明代人口，估计明初是1亿，明代中期，估计人口已有1.5亿，明末则有2亿左右，是则二百余年，人口涨了一倍”1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粮食需求量的增加，特别是迁都之后，人口增加。所以漕运是明代维持稳定的基本国策。
3.明代的海上贸易
厦门大学李金明教授在《明初海禁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一文中认为，“明初虽然实行海禁，但中国对东南亚的海外贸易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有所发展，他的根据是：其一，海禁的对象是中国民众，而非来华贸易的海外国家，而‘朝贡贸易’政策的推行，实际上是鼓励东南亚国家以‘朝贡’的名义来明进行贸易；其二，为东南亚及其他国家的海商提供了来华贸易的契机，如冒充贡使、伪造勘合、在中国沿海走私等，而琉球则也在其中扮演着中国与东南亚货物中介贸易的角色；其三，中国海商冒死到东南亚从事走私贸易，或冒充朝廷使臣，或凭借往东南亚册封之机，兼作贸易告示活动”2
4.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详见第九章妈祖与郑和下西洋）。
第四节 清代朝廷对妈祖的封号及其缘由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大一统的政权，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统治中国将近300年。在这期间，妈祖从天妃到天后，完成了最终的跨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一、敕封次数
另据黄浙苏考证清德宗（载湉），即光绪元年（1875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等赞顺垂私笃祐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祐敷仁天后（清德宗实录）。
二、敕封缘由
1.政治因素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正式立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皇太极认为：
“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为有效地治理国家，必须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实行怀柔政策，采取了“满汉一体”的治国方针，如在对汉族管理上采用汉官管理，大胆起用汉官。皇太极重用范文程，每当议论大事，必问：“范章京（文程）知否？”即使范文程有病告假，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待范章京病愈裁决”。康熙帝则根据汉官的建议，实行开科考试，举荐人才，设置都置院等，从物质和提拔任用上鼓励汉官。为了进一步将大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他还接受明制，设立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等部），同时，对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皇太极也十分重视，根据汉官的建议，设立了文馆（内三院前身），将大量的汉族统治政权的典籍翻译成满文，如《资治通鉴》《刑部备要》等，这些注重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做法，对稳定社会，安定人心，发展经济收到良好的治国效果，同时，也对满族政权的汉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历代的清朝皇帝中都出过不少著名的汉官，如于成龙，他死后康熙亲自撰写碑文，追赠太子太保。从律法制定来看，清初制订的《大清律》基本沿袭了《大明律》。
2.文化因素
中原文化具有数千年之久的历史，汇聚了数千年的精华，是汉族根深蒂固的基础，清朝的历代皇帝深谙其意义与作用，因之在文治上借鉴汉族传统文化，用以加强对国家的治理。
清初，清军占领了中原广大地区后，推广剃发和易服的政策，这一政策严重破坏汉族的风俗礼仪与伦理道德，引起了汉民的极大反抗，清军强力推行并残酷镇压了持不同意见的汉族军民。当清政府站稳脚跟后，为医治汉族心理上所造成的创伤，在治国上采取了一系列尊重汉族的政策，如重用汉族人，开科取士，沿用明代的旧制，并尊重汉族的风俗习惯，如推崇孔教。顺治二年（1645年），朝廷定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按照明制，封孔子的后人为衍圣公。采用尊孔，以儒学治国策略的同时，也尊崇佛、道教怀柔政策的施行缓和了社会矛盾。
康熙每次下江南，都谒孔庙、拜禹陵，祭明太祖陵，以迎合汉民族的心理。康熙与蒙古各部落也保持紧密的联系。清兵入关前，八旗军与蒙古骑兵结盟为兄弟，然而当清兵入关进京称帝后，按礼节蒙古各部落的首领也要进京跪拜清帝，这难免会产生心理落差，为了避免过节，康熙时常在避暑山庄举行野宴，款待蒙古族的王公贵族，此举对加强民族关系，促进少数民族对清政府的信任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康熙十分重视汉族优秀传统文化对治理清朝社会的作用，在文治上，编制了影响深远的《康熙字典》。该书是由康熙授命，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合力历经6年编撰而成的，是一部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
乾隆在康熙的影响下，对汉文化也十分重视，他从小全面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精通《诗》《书》《易》《春秋》等经典著作，并对诗词、书法都有较高的造诣。据说，乾隆御制诗竟高达十余万首之多，从中可知乾隆对汉族传统文化的钟爱程度了。乾隆还命纪昀组织三百六十多名编纂官，历经十年，编纂完成《四库全书》。1805年纪昀病逝，嘉庆皇帝还御赐碑文“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以褒奖其一生。康熙与雍正两朝皇帝还前后接力编制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总体而言，由于文化上依托汉族传统文化，对待汉族的宗教信仰上也就相对比较宽松，凡是对清朝统治有利的都顺势加以推崇，妈祖在清代受敕封为历代之最，便也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3.宗教原因
清代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沿袭明代的做法，即对宗教既利用又控制的政策。如顺治帝授张应京为正一嗣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给一品印，世祖敕谕曰：
国家续天立极，光昭典礼，清静之教，亦所不废。尔祖张道陵，博通五经，覃精玄教，治民疾病，俾不惑神怪，子孙嗣教，代有崇封。兹特命尔袭职，掌理道箓，统率族属，务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民今朝纲整肃，百度唯贞，尔其饬教规，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属，贤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尔尤宜法祖奉道，谨德修行，身立模范，禁约该管员役，俾之一守法纪，毋致生事，庶不负朝廷优加盛典，尔其钦承之！1
康熙皇帝虽对释道两教的热心不及顺治皇帝，但认为其对安定民心尚有一定的作用，不必裁汰，便采取限制使用的政策。乾隆即位后即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而对道教却一再采取严格控制的态度。雍正溺佛却不忘尊道，他认为，“性命不二途，仙佛无二道”，同时力倡三教合一，认为各取三教之长有利于加强统治的合理性，也可以争取广大教徒或信众的支持。
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清王朝统治中，对道教基本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但对其统治有利的神灵，清朝仍采取了褒封的政策，仍对其尊崇有加，如认为妈祖对其统治大有帮助。
明朝正统七年（1442年），罗梦鸿潜心撰写了“苦功悟道卷一册、叹世无为卷一册、破邪显证钥匙二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一册、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册”，史称“五部六册”，创造出了“罗教”，即供奉“无生老母”为至高无上的主神的秘密宗教，有些信众也称“无生老母”为“圣母”，而这秘密宗教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妈祖在民间极具影响力，也是清朝褒封的，而一旦“无生老母”与妈祖造成混淆，则是贻害无穷，势必对朝廷造成极大的危害。为此，在诛杀罗教首领刘协后，于嘉庆五年（1800年），妈祖被再次敕封，赐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天后”。这次敕封，明显有中朝昭示：“‘妈祖’是‘护国庇民’的正神，与民间禁教、邪教中的‘无生老母’（无极母）……等，完全不同，更不相侔。”1
4.经济与商业因素
清初，丝绸禁止出口。由于出口的丝绸能换入当时紧缺的铜，于是，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开禁允许出口，据《熙朝纪政》中记载：“丝为外洋所必需，而铜可供鼓铸，应酌定数，随带出洋易铜，于是弛丝禁”，至此丝绸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朝政府对税制进行改革，对手工业者及商人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工商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商品的发展促成了各地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很多的商业城市和贸易港口，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如在19世纪初鸦片大量输入之前，清朝的对外贸易都保持了顺差。当时，扬州的商业活动繁荣，乾隆下江南到扬州看到街上车水马龙的商业景象，写下了“广陵风物久繁华”的诗句。
5.气候因素
清代，各类天灾频繁，气候的变化使得农业生态发生改变，粮食产量下降，在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当粮食产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整个社会就会处在“无粮不稳”的状态，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饥荒及疾病流行、使游牧民族向农业地区迁移，统治阶级所积累的深层次的各种矛盾也随之爆发。“据资料统计，清代各种天灾的次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水旱之灾仍然是这一时期最为频繁、最酷烈的天灾；蝗虫、地震、霜雪冻灾也使清代人民饱受劫难。”2时值光绪十二年（1886）夏，义县逢大旱，其县令罗建祥建坛累祈不雨，见民众崇奉妈祖，乃斋戒三日，亲身虔请圣像祈祷，登坛未几，而大雨倾盆，绅民欢呼，感戴不已于是该地绅十工部主事徐德钦禀请嘉义县罗建祥，将情详陈抚宪刘铭传，咨部奏请钦赐匾额悬挂，以垂不书，礼部奏准，乃于光绪十三年五月，由罗建祥、工部主事徐德钦，赉奉御笔：“慈云洒润”匾额，金帛粢盛，到宫悬挂致祭。其文曰：“国家茂膺景命，怀柔百神，祀典俱陈，罔不祗肃。若乃旱魃为灾，黎民因之壅望，神灵有应，雨泽由是霑濡，祷赛甫临，恩膏霈下，惟神钟灵海岛，绥奠台疆，昔藉明威，丰年有庆，今悬匾额，德惠长存，凡兹冥佑，岂曰人谋，用事敬修祀事，溪笔可荐，黍稷惟馨，神其佑我家邦，永著朝崇之戴，眷亿兆，益宏利赖之功，惟神有灵，尚克鉴之。”1
6.战事因素
在清朝廷对妈祖的敕封次数中，有不少是因内乱所引起的，这在历代敕封中是少见的。如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奉康熙之命向盘踞在厦门的郑成功之子郑经（1642—1681年，字贤之、元之，号式天，延平郡王，郑成功长子。）发起进攻，得胜后上奏朝廷，康熙大悦，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奉命进攻进攻台湾，率三万水兵驻妈祖澳（今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海边淡水不足，妈祖庙大门有一井，平时只够村民饮用，施琅向妈祖庙祷告，将此井挖深，果然清泉不断涌出，满足了水军的饮用施琅大喜，手写“师泉”二字，并刻石立碑于井后，又撰写
《师泉井记》：
今上御极之二十一载，壬戌孟冬，予以奉命统率舟师，徂征台湾貔虎之校，犀甲之士，简阅而从者，三万有余众驻集平海之澳，俟长风，破巨浪，以靖扫鲛窟。爰际天时旸亢，泉流殚竭，军中取汲之道，遥遥难致。而平澳故迁徙之壤，介在海陬，昔之井廛，尽成湮废。始得一井于天妃庙之前，距海不盈数十武，渍卤浸润，厥味咸苦其始未达深源，其流亦复易罄。询诸土人，咸称是井曩仅可供百家之需，至隆冬泽愆之涸，用益不赡允若兹，建省莆田市平海是三军之士所藉以朝饔夕飨者果奚恃欤？予乃殚抒诚愫，祈吁神天后宫师泉井记碑聪拜祷之余，不崇朝而泉流斯溢，味转甘和。绠汲挹取之声，昼夜靡间，歕涌滋溉，略不显其亏盈之迹。凡三万之众，咸资饮沃，而无呼癸之虑焉。自非灵光幽赞，佐佑戎师，歼殄妖氛，翼卫王室，未有弘阐嘉祥，湛泽汪秽，若斯之渥者也因镌石纪异，名曰“师泉”，昭神贶也在《易》，地中有水曰“师”。师之行于天下，犹水之行于地中既著容民蓄众之义，必协行险而顺之德。是知师布，诞惟圣天子赫濯之威，以致百灵效顺，川海征祥，亶其然乎！昔贰师剑刺大宛之山，而流水溢出；耿恭拜祷疏勒之井，而清泉奔涌；
并能拯军士于渴乏者，著万里之奇功乃今井养不穷，三军获福予之不敏，其曷以答兹鸿嘉之赐哉！是用勒之贞珉，以志不书云。
清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500余只战舰，2万多名水军，从福建东山岛出发，直攻台湾门户澎湖列岛，一举攻古了澎湖据传，临战前夕，署左营千总刘春曾梦见妈祖神示：“二十二日必得澎湖”，果然应验，澎湖告捷正是当日此事在《施琅题为飞报克取澎湖大捷事本》中得到验证：“自十四日深入汪洋巨浸之中，水天相连。稽古以来，六月时序，澎湖无五日和风，即骤起飓台，怒涛山高，变幻莫测，三军命悬，悉听之天今抵澎旬余日，海不扬波，俾臣得以调度中，七日夜破贼克捷。且二十二日进师，午刻潮涨多四尺，莫非上天垂祜，皇上弥天之福，故使扼守澎湖巨魁、巨镇精锐，逆贼巨舰，不数日全军覆没”
施琅把妈祖屡屡灵验一事上奏朝廷，在《请加封天妃疏》中写道：“先于六月十八夜，臣标署左营千总刘春，梦天妃告之曰：二十二日必得澎湖，七月可得台湾果于二十二日澎湖克捷，七月初旬内台湾遂倾岛投诚其应如响”1康熙大喜，认为妈祖对平定台湾一事功大莫焉，加封妈祖为“天后”。
澎湖大战，郑军1.2万名士兵阵亡，而清军战死329人，伤1800人，郑军的主力基本被消灭，为和平解决台湾奠定了基础。澎湖的胜利是建立在清军政治、军事、经济的优势以及用兵正确的基础上的，但在决战时的气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稽古以来，六月时序，澎湖无五日和风，即骤起飓台，怒涛山高，变幻莫测，三军命悬，悉听于天”郑军的刘国轩所期盼的台风竟没出现，倒是“抵澎旬余日，海不扬波”，2由此，施琅认为是妈祖在天施展神力助战，战报上奏总督姚启圣和康熙帝。
另，清初存在着“反清复明”残余势力的抗争，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知府王珍横征暴敛，压迫剥削，引起民愤。朱一贵对清朝官吏的胡作乱为早怀不满，遂与众友人黄殿等结盟拜把准备起义反抗，朱一贵被推举为盟主。为起义名正言顺，号召民众，在旗帜上写“大元帅朱”“清天夺国”，以示“反清复明”，起义军发展迅速，很快地对清朝廷构成威胁同年五月二十七日，蓝廷珍抵达厦门，六月一日，从厦门渡海东征平乱，六月十日，蓝廷珍抵达澎湖，六月十六日，蓝廷珍的军队抵达鹿耳门，八月，擒获朱一贵，蓝廷珍师法施琅，藉助于妈祖普遍的民间信仰安定军心，透过灵异取得七气，最后又将功劳归于妈祖，以避免功高而遭皇帝的猜忌。“雍正四年，蓝廷珍以妈祖涌潮济师事上奏，题为《神功显著，仰恳睿鉴，特加恩褒事疏》，奏文中首先描绘妈祖在清廷征台时的神迹，文曰：
窃照显效顺具见盛世之徵祥，申锡追封弥彰圣朝之钜典，闽省有湄洲屹立大海岛屿中，建庙宇崇祀天妃宾像，其英灵昭著、历代褒封，昭然可考；追我朝康熙十九年，佑助前提督万正色光复金、厦两岛廿二年，佑助前靖海将军臣施琅奏捷澎、台，种种灵应，护国庇民，俱蒙圣祖皇帝览奏敕封，钦差致辞祭，特隆祀典。”1
奏文中特别提到妈祖如何协助康熙六十年的平定朱一贵事件：
缘厦岛、台湾二处俱属闽海要地，各有创建庙宇供奉天妃宝像，仰赖神庥。六十年台匪倡乱，臣同前任提臣施世骠，亲统水陆官兵配驾商哨船只前往讨逆，维持六月与师，各士卒感佩圣祖皇帝深仁厚泽，踊跃应命，但恐频发颱飓，因而致祝垂庇，果荷默助波恬浪息且凡大师所到，各处进枯，甘泉倏尔腾沸，足供食用2
“雍正三年（1725年），蓝廷珍晋见雍正皇帝时，奏请颁发褒扬妈祖助军匾额，次年五月十一日，雍正皇帝承准礼部：为颁发御书匾额事：……内阁交出天妃祠匾额御书“神昭海表”四字。”1“分挂在湄洲、台湾、厦门三处的妈祖庙”2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平定林爽文之后，清廷大力兴建妈祖宫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是彰化鹿港镇埔头街的新祖宫，一是台南市西区长乐街的海安宫。在敕建彰化天后宫碑上记载：
……乾隆五十一年冬，逆匪林爽文作乱，滋蔓鸱张，我皇上特命协办大学士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统率巴图鲁侍卫数百员，劲旅十余万，于五十二年十月杪，由崇武放洋时际北风盛发，洪波浩涌，三军联樯百艘，漫海东来，一日齐登鹿仔港口岸；继而粮饷军装，分驰文报，舳由舻罗织，均保无虞维时嘉义一带，匪徒猖獗，突闻貔貅数万，辎重千艘，如期并集，群丑寒心，知有神助，故军威大振，所向披靡，克日擒渠毁巢，收复全台虽曰将士用命，凡此亦皆仰赖天后昭明有赫，护国庇民之功，威灵显著者也将军奉天子命，崇德报功，就鹿择地，建造庙宇，以奉祀焉……3
道光十九年（1839年），传妈祖因助平定海寇蔡牵有功，朝廷又加封诏诰：
皇帝制曰：国家怀柔百神，式隆礼典，海岳之祭，有弗虔。乃明祗效灵，示天心之助顺，沧波协应，表地纪之安流，聿宏震叠之威，克赞声灵之赫濯，岂紧人力，实惟神庥，不有褒称，曷彰伟伐惟神钟厅湄岛，绥奠台疆，国朝以来，累昭灵异。前者海氛不靖，天讨有张，舟师奏凱。历波涛之险，如枕席之安，潮汐无虞，师徒竞奋，风飙忽转，士气倍增，歼鲸鲵于崇朝，成貔貅之二捷，神威有赫，显号家加，特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上圣母”竝赐春秋祭祀，行三跪必叩礼。以你衍泽公暨母王氏夫人配享后宫命该地县丞、千总，每逢春秋二祭日，虔诚与祭，朔望行香，钦此钦遵，载诸祀典，神其佑我兆民，永著安澜之绩，眷昭景命，益昭重润之休，敬遣礼官，悬挂匾额，并修礼事，惟神鉴之。4
7.漕运因素
漕运、盐政、河工是决定历代统治者政权是否安稳的重要基础。所谓的漕运，即是把征收的粮食通过运河或海上运往京都。海运是比较高效安全经济的办法，魏源（1794—1856年，清代政治家、思想家）曾评价说：“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得商”“国便、民便、商便、河便、漕便”。1
据清《妈祖图志》中说：“大清道光六年，江南漕船从上洋海运，二月二十六、七日，西北风暴大作，势甚猛烈。漕船正抵黑水大洋，迭遭风暴，各船……随风漂淌，历数日数夜，危急之顷若有神助，往返水程几万里，一千余号漕船齐抵天津，米石毫无漂失，在船耆舵水手二三万人并未损伤一名，尤为向未有之事，巡抚跪奏海运化险为平，显为尤著，加封安澜利运匾额。”2妈祖护佑漕运的传说甚多，又如：文宗至顺年（1330年），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航漕运粮船七百八十艘，行到大海上忽被台风袭击，桅樯卷入海浪之中，数千名船工哀号求救。危难之际，恍见空中有朱衣翠盖显现，桅杆上有火光如同彩虹一般。少顷，风平浪静，七百余艘四散的粮船才得以集合一起，平安抵达直沽。
清代期间黄河经常决堤，日趋梗阻，给河运带来极大的困难，于是对修建河祠，岁时祈祷更加重视，如此，妈祖自更受到重视与褒封。
综上所述，妈祖受到历代皇帝的不断敕封，其神格不断嬗变，最终达到无以复加的最高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是妈祖精神能为国所用，为民所需。同时，也可以说，妈祖神格的嬗变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海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这个意义而言，妈祖文化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代表。
附注
1 本表依据《湄洲妈祖志》（维锬，等：《湄洲妈祖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以及《信守与包容——浙东妈祖信俗研究》（黄浙苏：《信守与包容——浙东妈祖信俗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186页）（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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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福铸，王连弟：《历代妈祖诗咏辑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50页。
4 蒲寿庚原为宋朝泉州主市舶司事，同时又是海商，拥有大量的海船南宋政府兵败退福建时，其部将张世杰（任检校少保，南宋著名抗金将士）夺其海船，逐起反心，降元后，元朝仍任为泉州市舶司，后元朝廷又授予蒲寿庚昭勇大将军、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
5 （清）林清标：《妈祖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册，第49页。
1 刘福铸，王连弟：《历代妈祖诗咏辑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71页。
2 郑丽航：《宋至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妈祖考述》，《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9页。
3 刘福铸，王连弟：《历代妈祖诗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6页。
1 三叉口，天津地名，天后官所在地。
2 邱福海：《妈祖信仰探源》，台湾淑馨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41页。
1 （日）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何晓毅译，广西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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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翠香：《细说大明》，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32—33页
2 王福梅：《明代灵济道派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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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邱福海：《妈祖信仰探源》淑馨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88页。
2 史玉芹：《中国全史》卷十六，，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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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桓忠：《万春宫志》，台中市万春官管理委员会出版，2014年5月，第1版，第109页。
2 蒋维锬，朱合浦：《湄洲妈祖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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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习惯调查会第一部调查，第三回报告书，“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二卷，上册，台湾寺庙的来历及其附属产业有关记录，北港朝天宫由来∥蔡相煇：《北港朝天宫志》，台湾财团法人北港朝天宫
董事会，1995年1月，第1版，第110—111页。
1 李翠香：《细说大清》，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249页。
2 （清）林清标：《妈祖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4册，第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