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一、秦至隋唐时期的海上活动
从地理位置来看，我国是陆地大国，具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大陆架面积位居世界第五，背负着欧亚大陆，可向其腹地伸展；同时又是濒海大国，海岸线长度为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与8个国家的大陆架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连接，面对太平洋可向海洋纵深发展，我国有着大陆和海洋两方面的地理优势。数千年以来，在致力于欧亚腹地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通道的同时，我国沿海地区的福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辽宁、广西等地的民众也从未停止过对海洋的利用，不断探索着借水路开拓海外的通道，以打开海上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的向外格局，逐步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
1.古籍中有关宋代之前的海上活动的记载
在远古时代，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十分有限，对其产生的各种现象无法理解和解释，产生了惊慌与恐惧，认为世上有一种超人类的神力在作用，于是也就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神灵”，自出现了文字后，此类的记载不绝于历代书籍。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先人又创造出“四海之神——龙王”来分掌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而这四海之神又分别各自属名与特征，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名曰弇兹”《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疆。”
《诗经·商颂·长发》又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若按考证中的一种说法，认为海外指的是朝鲜半岛，那么可以说商王朝的政治影响已经及于海上了。
据（《越绝书》卷八）记载，早在战国时期，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国设有专管造船官署，已较大规模地建造、楼船等战舰。2齐国邹衍提出过海洋上浮飘陆地“九大洲”之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遣徐福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同书又记载：“徐市等人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事。1
汉扬雄《羽猎赋》中载：“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出苍梧，乘巨鳞，骑京鱼。”2想象出古越人驾驭海洋的情形。“《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了西汉时期初步开通的南洋航路的交通状况：‘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有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西汉时代，中国远洋舰队已经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代，中国和天竺（印度）海上相通，海路成了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二条通道广州出土秦汉之际的大型造船遗址也验证了这一点。”3
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文帝曾留下著名的诗篇《沧海赋》：
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经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讬身，惊涛暴骇，腾踊澎湃，铿訇隐邻，涌沸凌迈，於是鼋鼍渐离，泛滥淫游，鸿鸾孔鹄，哀鸣相求，杨鳞濯翼，载沉载浮，仰唼芳芝，俯漱清流，巨鱼横奔，厥势吞舟，尔乃钓大贝，采明珠，搴悬黎，收武夫，窥大麓之潜林，睹摇木之罗生，上蹇产以交错，下来风之泠泠，振绿叶以葳蕤，吐分葩而扬荣。
晋代诗人郭璞在其诗《游仙诗》中描写：“吞舟涌浪底，高浪驾蓬莱。”4同是晋代的诗人左思《吴都赋》则进一步形象地描写：“……浑万艘而既同弘舸连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峙，时仿佛于方壶。比鹢首而有裕，迈余皇往初张组帏，构流苏，开轩幌，镜水区。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5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同程度地开拓与发展海上通道，到了隋朝统一中国后，锐意发展海上交通，《北史·南蛮传》记载“甘心远夷，志求珍异。”“隋炀帝于公元607年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赐骏等帛名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丝绸）五千段，以赐赤土王。’这可能是我国派专使携带大量丝绸最早访问马来西亚或泰国的开始。”1唐代开放的气度则使这一时期的海洋活动更加丰富深入。《全唐诗》《全唐文》等古籍多有提及对大海的认知和向往，并涉及海洋风力潮汐、地质地貌等多种层面唐朝与新罗、日本的海上交往相当频繁，最远曾渡海远赴中东。《全唐文》卷四九三《魏国公贞元十道录序》中权德舆曾赞叹：“四海梯航，声朔过前古甚远。”
在中国古代传统王朝，古代皇帝认为只有四周邻国来朝进贡才能体现王道，所以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班固在《东都赋》说：“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据方豪《中西交通史》统计，来往于中国的西方使者，西晋3人，东晋51人，刘宋70余人，元魏、北齐、北周19人2这客观上带来了双向文化交流，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异国的文化，另一方面也给他国传去中华文化，在汉魏六朝，便已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环太平洋中古海洋文化圈，这可以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琉球保存着大量古汉籍得以证实。可见中国古代，我国不仅对海洋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对海洋的经略就有相当的规模。
2.考古发现的宋代之前海上活动的部分遗迹
1977年出上于浙江省余姚河姆渡的八支古船桨，柄与桨叶由一块木料制成，经C14测定约距今7000年左右。当时河姆渡湖泊居多，所以，河姆渡人应已可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从河姆渡出土的一些鲸鱼、鲨鱼骨骼化石来推测，当时河姆渡人也有了驾舟出海捕鱼的生产活动。在晚于河姆渡文化的浙江沿海，近海的舟山群岛、台湾以及遥远的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遗址中，均有类似发现，再从遗址中出土的深海的鲸鱼、鲨鱼等遗骸来看，不但舟楫已经普及到各地，而且还能利用舟楫到深海捕大鱼。它比我国最早古书之一《竹书纪年》记载夏朝的统治者“东狩于海，获大鱼”还要早几千年。河姆渡文化是越人先民创造的，“据（《越绝书》卷八）记载，越人自古善于造舟，航海，他们‘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以上考古发现，印证了我国古书记载的可信度，同时也证明早在7000年前，中华民族就开始了原始的航海活动，向征服海洋迈出了第一步，为以后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准备条件，也为世界航海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1
学者陈炎提到：“在马尼拉见到博物馆陈列的史前石器和陶器，其中有印纹陶特别是原始稻米种子标本，都和我在河姆渡考察时，见到在文化遗址出土的基本一致，这就充分证明了中菲两国的文化联系可追溯到史前新石器时期，比一般文字记载中菲两国交往始自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要提早几千年。再从陈列的历史航行于中菲之间的各种帆船的模型来看，基本上都是属于福建造型的帆船。”2
“日本的考古学家在日本西海岸北部的山阴北陆地区发掘出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多件，竟与朝鲜庆尚南道出土的青铜铎完全相同，据此可以证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航海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东渡到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3
另外，“湖北江陵毛家园一号西汉墓出土了独木舟”4这是航行工具的又一发现。
“唐代，朝廷大力开展海外贸易，在东南重要的通商港口创立了市舶司，专管海上贸易。1988年泰国猜耶出土的瓷碗是中国长沙窑从事专供穆斯林市场的陶瓷，并通过扬州港销往东南亚和中东地区。”5唐代中期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人们征服海洋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当时，我国的造船能力已居世界之最，全国造船工场遍布各地。
公元6世纪时，希腊人科斯麻士写的《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谈到当时的情况说：“从遥远的国度里，我指的是中国和其他的输出地，输入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的是丝……”1
据法国学者米歇尔·皮拉左里的考证：“苏哈尔城地处阿曼苏丹国的海滨，在首都马斯喀物西北220公里处。它的鼎盛期是九至十二世纪，当时它已是一个繁荣的国际性商业港口都市。依凭海路，它同中国、亚洲东南部、印度、中东和非洲东部都有贸易联系。1980年法国考古队对苏哈尔进行发掘，发现了一批质量较好的浙江北部越窑的表瓷碎片，通过鉴定，其准确年代在公元850—950年间，苏哈尔遗址出土的越瓷与当代在日本、伊良（本拉福）和埃及（福斯塔特）等地出土的越瓷相似。”2因此中国与这些地区也极有可能存在商贸往来。
3.宋代之前的经济发展
“汉代的商品生产力自从武帝以后，除了一部分由官方控制的作坊外，还有相当部分藏在农村，农舍工业占据一定优势。相对而言，唐代的商品，丝织品、陶瓷、纸张、茶、酒、糖等，都以民间作坊为生产主力，官方则以榷征与进献的方式收税。民间作坊集结劳动力与资金，积累为改良技术的产业传统。由于原料或市场出路的条件，同一产业往往集中于一定的地区。这是宋代以后商业城市出现的张本。有了足够的国内市场，丝帛、陶瓷、纸张都有余力转为外销，遂将中国的经济由陆、海两路，带入亚洲的地区，形成亚洲的经济圈。”3当然，除了上述的物质，还有大量的产品，这些为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商品交易的可能性。
4.航海技术的准备
“中古时代的舟船，由单舸至楼船，大小俱备，内河外海，帆樯无所不至。唐代海外交通发达，番舶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而广州、扬州、杭州都是国际港口。中国大型海船已使用平衡板及中轴舵。印度船只似也仿照这种设计安装方向舵。”4特别是牵星术的出现，指南针的运用更是为航海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至此，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奠定了商品交易以及航海的技术及物质基础，也为妈祖信仰向海外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条件。
巫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往往处于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状态，于是借助于“万物有灵”来解释大自然的种种奇异的现象。巫师往往由懂医术、天文地理，或有特异技能的人员来担任。航海方面也不例外，由于科技落后，先民对海洋的自然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控着，支配着，所以产生一种无形的畏惧，自然地把在海上的活动安全寄托在大海的神灵上，于是出现了各种想象中的大海的神灵，诸如四海龙王等，对它们顶礼膜拜，在出海之前，总要祭拜，以求得到保佑，借此增添出海的勇气。从现存于三清殿（福建省莆田市博物馆）碑廊的《祥应庙记》可知，当时出海之前，人们都要到祥应庙前祭拜，求得出海顺遂。
祥应庙记
左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方略撰
左朝散大夫、行尚书驾部员外郎方昭书并题额
郡北十里有神祠，故号“大官庙”。大观元年（1107年），徽宗皇帝有事于南郊，褒百神而肆祀之，于是诏天下名山大川及诸神之有功于民而未在祀典者，许以事闻。部使者始列神之功状于朝，从民请也次年，赐庙号曰“祥应”。
其后九季，亲祀明堂，复修百神之祀，而吾乡之人又相与状神之功迹，乞爵命于朝廷，太常上其议曰：“显应侯”。天子曰：“嘻！惟神威灵，惠我一方，宜有以宠异之。”乃宸笔刊定“显惠侯”，时则宣和之四年（1122年）也谨按：侯当五季时，已有祠宇，血食于吾民，古者相传云：“旧祠在驿路北旁，一夕，风雨晦冥，雷电交作，若起于祠中者；茭杯、香炉，忽失所在。翌日，父老迹其所止之地，而得于白杜龟湖山古榕木之下，因就而馆之，即今新庙址是也”其地前直壶山，后拥陈岩，绶溪之水，经络其间盖山川之秀，虽善地理者莫之能得。
当时识者咸曰：“神依人而行，今神据有溪山之胜，此方之人，其有□乎！”今大姓甲族，多在乎神祠之左右，而践殊科、列晤膴仕者，时不乏人，皆如识者之说曰大官庙者，或相传云：乡人仁有至大官者，退而归老于其乡，帅其子弟，与乡之耆旧若少而有才德者，每岁于社之日，相与祈谷于神，既即彻笾豆，陈盏斝，揖逊升堂，序长幼而尊孝弟，如古所谓饮乡酒者乡人乐而慕之，遂以名其庙，□识神之赐福于吾人者如此。
夫七闽诸郡，莆田最为濒海，地多碱卤，而可耕之地又皆高仰，无川渎沟洫之利旬日不雨，则民有粒食之忧。每岁以旱而祷于神者，未尝不应期而雨，故田虽高而无旱。春夏之交，云雾蒸郁，盲风怪雨，发作不常，寒暄之气，为厉为虐，民或苦之。岁于是时，民多祈福于神，或相与迎神出次，以浮屠、老子之法而祝祀之，故民用无灾。政和七年，诸郡多蝗，既螟害民食竹木之叶、牛羊之毛且尽，民惧而祷之，故环庙十里，蝗不敢入。
宣和二年（1120年），睦之妖贼，劫库银，杀长吏，聚徒十万，残害江浙数州之民，而盗有其地。朝廷□□□提劲旅。祥应庙记》碑文百万以夷之，而贼徒始相与聚谋，欲掠舟于定海，据七闽为巢穴。部使者飞檄以告，且使民虚其室以避之，谓风帆信宿可至。居民惶怖，携老扶幼奔窜于山谷，攀援蹂践，至有踣者。群不逞之徒，又相与睥睨之。于是有丧其家资，失其子女，忧愁惊悸，自陨其身者。而吾民先祷于神，神赐之吉卜曰：其毋害。遂安其居，无一人迁徙者。既而贼果就擒。
今天子嗣位之三年，建州狂卒叶侬聚其众数千人，杀官吏以叛，夺溪舩顺流而下。一夕至南台，入福州外郛，焚居民庐舍。其势甚炽，遂谋渡大义而南诸州守捉之兵未集，郡邑震骇，莫知为计。而贼徒忽一日相惊曰：“官军阵矣，其旗帜皆有显惠侯，何也？”人人恐怖，始有悔祸之意。漕使张公穆乘贼忧疑，始得以断桥沉舟，绝其南渡之谋又其后一年，杨勍领西兵叛入于闽，由漳泉而来，所在焚剽，民罹其害贼压我郡境，守险之卒，视众寡不敌，莫有斗志。军士方迪等闻空中有声曰：“汝速进，显惠侯兵来矣！”于是我师贾勇，贼望风畏遁，阖境晏然。
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谋利于他郡外番者，未尝至祠下，往往不幸，有覆舟于风波、遇盗于蒲苇者。其后郡民周尾商于两浙，告神以行，舟次鬼子门，风涛作恶，顷刻万变，舟人失色，涕泣相视。尾曰：“吾仗神之灵，不应有此”遂呼号求助。虚空之中，若有应声，俄顷风恬浪静，舟卒无虞。又泉州纲首朱舫，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神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咸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
窃闻古者圣明来御，百神効须，无有怨恫。若兴云雨，御灾殃，呵斥妖厉，扫除不祥，降福于善人而罚其无良，皆神之职也。今侯血食此土，显其威灵以取爵命于前，又能效职协忠顺以报恩宠于后我天子建中兴之业，治人事神，皆有次第，将见褒德赏神功，而侯之爵号有加而未已也！然则恢崇庙宇，以严奉祀之诚，上以彰君之宠命，幽以答神之灵贶，不亦宜乎！
旧庙数间，历年既久，上雨旁风，无所庇障。元丰六年（1083年），太常少卿方公峤，始增地而广之。政和六年（1116年），太子詹事方公会，又率乡人裒而新之，今神巍然有南面秩视诸侯，其冕服之制，荐献之礼，皆有品数，视前时为同也《祈氓跪拜，卜史荐辞，瞻望威容，进退惟惧，亦视前时为不同也。春秋祈报，长幼率从，酒冽肴馨，神具醉止；退就宾位，执盏扬觯，有劝有罚，莫不顺命，又不知往时人物若是否；远近奔走，乞灵祠下，时新必荐，出入必报，疾病必祷。凡有作为，必卜而后以事，又不知往时人物能若是否？以至天子郊祀之后，郡侯视事之初，又当来享来告，以荐嘉诚，此亦前时之所无也。是数者，皆与前时不同，宜其视旧宫为犹狭隘，寝以侈大，亦其时哉！信士方峹始倡其议，众皆悦从，故敛不劳而财用足，工不懈而功用成治其厅堂，作东西两序，燕息有所，斋庖有房，合其为屋八十有二楹，其费而为钱一万缗。经始于绍兴四年（1134年）之春，而成于六年（1136年）之夏也。新庙既成，民大和会，又相与大享于神以落之。众因请纪其事。
略之先庐去神祠最近，为儿童时，尝侍先生长者瞻拜于庭。其后尘黍奔走仕途三十余年，两叨郡绂，皆在南方，过家上冢，未尝不谒于祠下；至则徘徊廊庑间，因思古人仕者以不去其乡为戒自罢官瀛州，挈家还里，顾维潦倒，投闲有日，荐乞宫祠，庶几岁时得与乡之耆旧杖屦相从，白布长衫，祀饮于侯之堂，亦若古之所谓乡饮者，以偿素愿，此志未央也。余摭侯之事迹章章可传永久者，涤砚捉笔而志之。
绍兴八年（1138年）岁次戊午孟夏丙辰朔建、刻字人福唐蔡清
二、妈祖文化发祥地的人文地理条件分析
一种文化的诞生离不开当时所处的包括人文地理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妈祖文化亦然。我们考察妈祖文化发祥地——宋代莆田的社会、人文、地理、自然、经济等各种元素时，就会发现这是诞生妈祖文化的最为适宜的土壤，也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妈祖文化才会滋生与发展起来。
1.宋代莆田的地理与人口情况
莆田，史称“兴化”，又称“莆阳”“兴安”等，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陆域面积411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1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534.5公里，三面靠山，一面向海。陆域东北与福清，西北与永泰、德化毗邻，南与永春、南安市、泉港地区接壤，东南海域面向太平洋，盛产鳗鱼、对虾、梭子蟹、丁昌鱼等海产品，龙眼、荔枝、枇杷、文旦柚“四大水果”驰名中外。
闽越人是福建的土著，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朝击败了闽越王余善，为防止复辟，便对古闽越人口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将闽越人一部分迁移到内地，同时从中原迁一部分人口入闽。从莆田、南安县出土的晋武帝太康年（280—289年）中的墓砖，可知前于“永嘉之乱”就有入闽先民的遗迹，在莆田的木兰溪流域一带也是早期移民的散居地宋代兴化军兴化县早期陈姓移民，远祖称为“梅洋三郎”，北宋子孙解释其远祖诨号称：“梅洋谷目，旧无蹊径与人世通当时入山寻居之地，以为避乱之所所经深山秽木，遂以刀刻记其所经。欲将出山，则寻刻木以求路。闽以刻为琢，故谓之琢木。后语讹‘谷木’以多梅树之故，又谓之梅洋。其后子孙滋众，寻平洋为耕植”1
“盛唐安史之乱后，中原频发战乱，为躲避战祸，大量的衣冠豪门又涌入莆田。同时，莆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城乡人口大量增加，而农耕地及产量没有增加，出现了‘人口压迫生产力’的局面，据史料记载，当时宋代兴化军（976—983年）户口数148000人”2莆田人多地少的情况，正如刘克庄（莆田籍宋代著名诗人、文学家）《送王南海》一诗所云：
史氏循良传，儒家果艺科。
土荒耕老少，海近贩人多。
古有宁馨语，今无于蒍歌。
县知新令尹，琴调得民和
2.造船情况
宋代名人蔡襄，曾任职于泉州、漳州，他指出：“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1这种“求利”，即是海上贸易的基础之一。于是拥有海船的沿海居民发挥其优势，找到经济新的增长点，即通过海上贸易来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正如苏轼所述：“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而航海的前提必须有船。
宋初，泉、漳州与兴化军的上产项目各有“海舶”一色，从历史记载来看，福建沿海各地的造船业，多属民间经营的造船场，当时莆田已能制造大型船舶，为当时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有臣僚指出：“漳、泉、福（州）、兴化（军），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2南宋宰臣吕颐曾品评各地海船的质量高低时说：“臣尝广行询问海上北来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御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3
据张德泉、刘文彬考证：“宋代淳熙年间（1174—1189年），莆田的浮曦（今莆禧）山下有造船工场，能造船面宽八丈的远洋大船，根据莆田沿海出上的古船板的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898士50年。”4
史料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将高兴攻下兴化军，一举截获“海舶七千余艘”5，同时记载，“兴化路富商拥有一支大船队，仅大船就有200艘，小船无数”6由此可见，当时莆田造船的水平已相当高了，海上交通也相当繁荣。
3.交通情况
莆田背倚戴云山脉，面对太平洋，海岸漫长，湾阔港深，海运发达。五代的梁、陈时期，有蒲口港口，唐朝先有白湖、江口、太平港（今枫亭港），后又开发宁海、端明（今涵江岑前）。“唐代，内澳莆口及江口，枫亭为海外通商货物、商客的重要集散地宋代，莆口港废。白湖港（今阔口）、瑞明（今涵江）、小屿（今秀屿）、江口、枫亭、宁海诸港渐兴，沿海湄洲岛、南日岛以及港里、莆禧、平海、武盛、郑揽、冲沁、嵌头、吉了、青山诸港叉多有番舶旅客靠岸入境。元代，白湖港废，三江口、桥兜港渐兴，涵江港成为海外奇货贡物及蕃客进出境的重要港口。明嘉靖初，秀屿、前云、莆头诸港，商船云集，仅秀屿港拥有海船400艘。清初，平海湾、湄洲湾诸港口废，三江口、涵江、桥兜、江口诸港兴盛。”1
宋元两朝，莆田海上贸易更是繁荣，海运不仅遍及国内各港口，而且东至朝鲜、日本，南至东南亚等国。宋林蒙亨在《螺江风物赋》中描述了枫亭（即螺江）蔗糖出口的盛况如下：“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为糖。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区。”据丁伯桂庙记中记载：“绍兴丙子（二十六年，1156年），以郊典封灵惠夫人。逾年，江口又有祠，祠立二年，海寇凭陵，效灵空中，风掩而去。州上厥事，加封昭应。”又载：“莆人户祠之，若乡若里悉有祠，所谓湄洲、圣堆、白湖、江口，特其大者耳”。周瑛在《弘治兴化府志》待贤里江口市条也记载：“旧经云：南北商舟所泊，人烟稠密，环山以居。”在古代，妈祖庙的选址均在靠海处，由此，可知在宋代，江口是一处繁忙的港口。据南宋《绍熙莆阳志》记载：“莆东南滨海，商船之所会，贩籴往来，民食以济。”2另据宋人记载：“闽中荔枝，三日到永嘉。”3
明朝，也是海运发达时期，据明王小桂《秒岩管班录》《奉郡守先生论筑城书》所载，“（吉了寨）人烟万三，居民约千家，皆以渔为业”，“举坊市之民，仅百余家；距城还远之小屿（今秀屿），反有千余家”。清代《鳌城刘氏族谱·秀屿志略》中记载，“明时，秀屿人丁兴旺，富甲莆阳，‘商船巨舟逾四百艘’，‘商贾云集，岁得利不下二十万金’”。明初，朝廷在江口设置巡检司、驿铺、商贸集市等。
清代，《莆田市志》记载了清代莆田海上贸易的情况：嘉靖（1522—1566年）初，有沿海秀屿、吉了、枫亭、莆禧、冲沁、平海、涵江、黄石及府城、仙游县城外贸交易等主要集市。由于贸易的荣，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在涵江设置海关卡口，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仙游枫亭设置巡检司。
当今，莆田仍拥有世界少有的深水良港：
小屿港（今秀屿港）。莆田有湄洲湾，湾内水深四十多米，且湾口有湄洲岛等天然屏障，可停靠万吨巨轮。《兴化府志》记载：“王居安知兴化军，言蕃舶多香料，象翠，崇侈俗，浅铜镪，宜遏绝禁止。”“可见宋代湄洲湾就有直航外国的港口。”1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也有在湄洲湾兴建良港的宏伟规划。
系蓼港、吉了港（今东吴港）。宋代地名为“系蓼”，古称鸡了港，开港于宋代，明代称吉蓼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东吴港，与台湾鹿了港（鹿港）遥相对望。据史载，宋代时商贸盛行，海船聚泊城下。熙宁四年（1071年）创建系蓼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防倭在此设吉了巡检司。
考察莆田的港口史，先后有各类港口二十七个，诸如蒲口港、白湖港、宁海港、端明港、三江口港、江口港、湄洲港、贤良港、吉了港、后山澳、上欧澳、嵌头澳、平海澳、青山澳、黄崎澳、崎头澳、冲沁港、美兰港、塔林港、秀屿港、太平港、太湖港、高第澳、东潘港、前海港、后海港、赤岐港，这些港口强有力地支撑了莆田海上贸易的繁荣。
路、桥、船，是水陆运输凭持的基础设施，海上运输而来的货物必然要靠众多的路与桥来疏散到各地史书记载莆田在宋代所建的桥有四十六座。据莆田市文管部门统计，当今，莆田现存各类古桥36座，其中宋代21座，元代2座，明代2座，清代10座，近现代1座，如横跨木兰溪的濑溪桥（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延寿溪畔的“店仔头”古渡口，是古代往山乡、通闽府的必由之径。宋建炎二年至四年（1128—1130年），在溪南建成延寿桥等等兴化军大量造桥，其目的无疑是强化陆上交通运输，以促进海上贸易的发展。
“徽宗年中蔡京执政假“变法”期间，屡屡扶持东南三路市舶司，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宰相，不久，恢复杭、明州市舶司及东南三路市舶提举官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再任宰相，三月又再恢复三路市舶提举官政和二年（1112年）二月，蔡京又任宰相，五月，浙、闽又依旧设置市舶提举官。”2不难看出，蔡京十分重视海上贸易，朝廷对海上贸易的重视，无疑促进了港口的发达，莆田作为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自然大为受益。
4.物产情况
迨五代年中，王审知割据福建，在其治理期间，福建的社会、经济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励精为理，强者抑，而弱者扶；老者安，而少者怀。使之以时，齐之以礼。故得污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1北宋建国后，于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朝廷从泉州析出莆田、仙游二县并新建兴化县合建太平军（后改兴化军）。英宗治平年（1064—1067年）中，长乐钱四娘、林从世先后捐款筑陂木兰溪失败，神宗熙宁初年，李宏更换陂址，采用先进的技术，终于建成木兰陂，建成后，外挡潮汐，内控洪涝，使得兴化滩涂得以冲淡，“南洋斥卤化为上腴”2，从此形成水美田肥的福建四大平原之一。稻谷一年种植二季，各种水果，尤其是荔枝更是名闻世界，物产丰富的兴化平原为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宋代的莆田也盛产蔗糖，据《兴化府志》记载：“又按，宋志以今蔗为竹蔗，另有获蔗煎成水糖，今不复有矣。”3
又据《铁庵方公文集》记载：“仙游县羽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4林蒙亨的《螺江购物赋》咏仙游：“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糖，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区”，又据赵汝适《诸蕃志》一书，南宋福建糖还远销海外。5
南宋仙游人林蒙享在《螺江风物赋》中描写，从螺江（即枫亭港）出口的有荔枝干、荸荠、盐、糖等，进口的有胡椒、槟榔、香药等。
北宋名臣蔡襄著的《荔枝谱》中记载：“荔枝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酬之。”宋代莆田还有瓷器等输往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这些宋代莆田的海洋活动为妈祖信仰的产生及传播提供了海洋贸易的物质基础条件。
5.手工业情况
制糖。明《兴化府志·螺江购物赋》中记载，唐代之前莆田就曾“植蔗以为糖，刳木为槽，断林为杵，饱万夫之食，明烛继夜，长歌相舂……”通过原始方法制得砂糖，而到了唐代，制糖技术得以进步，可作冰糖，宋《闽中记》记载：“获蔗节而细短，可为稀糖，即冰糖也”明《八闽通志》记载：“冰糖以兴化最多，尤以仙游为最”，在宋乾道年间，砂糖、冰糖就远销海内外。
冶炼。唐宋期间，清田就有冶铁业，《仙溪志》记载“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
宋代，清田的手工业诸如造纸业、雕刻、纺织、印染、陶瓷、茶叶等手工业也十分发达，这些产品大都运往各地销售。
6.文化情况
当中原文化尚未传入时，莆田以百越文化为主。魏、晋、南北朝、唐末、靖康之变等战乱持续涉及中原，而莆田则有幸地避免了战乱的祸害，随着中原衣冠入莆，中原文化也随之迁入，先进的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经过一段磨合的过程，终于融于一体形成具有特色的莆田文化。
从历史上而言，莆田自古是文献名邦莆田素有“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重教兴学的传统，而宋代又是莆田文教科举的鼎盛时期“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甲于他邑。”1
莆仙人著述颇丰，据周雪香《莆仙文化述论》1统计，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的有50多部882卷，存目的有67部983卷，这在全国也属少见。著作者中有不乏全国知名人物，如“朱嘉兄事之”的理学界泰斗林光朝；史学界的有郑樵；文学界的有刘克庄等人；书法界的有蔡京以及人称“闽中文章初祖”的黄滔；政坛上的陈俊卿、陈洪进等人；更有兼文学家、书法家、文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为一身的蔡襄。南宋理学家朱嘉来莆时，曾赞叹：“莆多人物，以文献名邦著，乃此公（莆田名山——壶公山）作怪也”。
据《莆田市名人志》2统计，自隋朝开创科举制度，到清末科举废止（1905年），莆籍进士2482人，其中文进士1677人，武进士34人，特奏名进十588人，诸科97人，舍选16人，上舍释褐、赦文推恩等70人；莆仙共有状元32人（其中迁居外地的11人），榜眼7人，探花5人。据考证，宋代所取进士中，梅39人中就有1一个是莆田人，一代名相王安石为此赞叹：“兴化多进士”。在莆阳大地上曾出现过“兄弟同为相”“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六部五尚书”的文化奇观，在宋代，莆田曾有叶顒、陈俊卿、蔡京等为宰相，有徐铎、刘克庄等16人为尚书，蔡襄、林光朝等22人为待郎，也令一代君王宋神宗不禁感慨莆阳大地是“一方文武魁天下，万里英雄入彀中”
“据传，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兴化一批举子前往京师临安赴考。经过省试、殿试，来自莆田的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卿中榜眼，进士榜中有年纪最大的林邓（75岁），年纪最小的（18岁）龚茂良，上榜人数竟达14人之多。莆田系闽省一隅，一次竟有14人跃登龙门，一时轰动京城。宋高宗甚感惊讶。朝廷举办盛宴，款待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宋高宗趁着酒兴，问道：‘为何兴化军扮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陈俊卿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表达出了莆田人在艰苦环境中矢志勤奋求学的进取精神。其意蕴深刻，遂成为莆田人引以自豪的佳话。”3莆田科举文化发达，造就了众多的官员。据《莆田市名人志》，莆田籍宰辅共计18人（其中2人因功赠），官至尚书41人（含因功赠10人），官至六部侍郎50多人，官任御史180多人，官任知府、知州、知县达1500多人。史载，莆田人保义郎（保义郎即宋徽宗时期的武职官阶，分五十二阶，保义郎为第四十九阶，其旧称为右班殿直）李振亲历出使高丽的经历是妈祖信仰得到朝廷褒封的前提条件。
为数众多的莆籍官员无疑对推动妈祖宫庙从“淫祠”华丽转身为朝廷承认的庙宇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便是妈祖信仰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7.宗教情况
据《绍熙莆阳志》记载，兴化军寺院有四百九十五所按当时的人口来计算，宗教场所的密度是较大的莆田的宗教类型繁多，有佛教、道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三一教等宗教，而且还有诸多的民间信仰，诸如，关帝信仰、土地神信仰等，还有名人信仰，诸如钱四娘、陈靖姑、梅妃、林从世、李宏、陈文龙等信仰，这多元信仰为妈祖文化的繁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从地理位置来看，我国是陆地大国，具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大陆架面积位居世界第五，背负着欧亚大陆，可向其腹地伸展；同时又是濒海大国，海岸线长度为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与8个国家的大陆架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连接，面对太平洋可向海洋纵深发展，我国有着大陆和海洋两方面的地理优势。数千年以来，在致力于欧亚腹地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通道的同时，我国沿海地区的福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辽宁、广西等地的民众也从未停止过对海洋的利用，不断探索着借水路开拓海外的通道，以打开海上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的向外格局，逐步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
1.古籍中有关宋代之前的海上活动的记载
在远古时代，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十分有限，对其产生的各种现象无法理解和解释，产生了惊慌与恐惧，认为世上有一种超人类的神力在作用，于是也就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神灵”，自出现了文字后，此类的记载不绝于历代书籍。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先人又创造出“四海之神——龙王”来分掌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而这四海之神又分别各自属名与特征，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名曰弇兹”《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疆。”
《诗经·商颂·长发》又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若按考证中的一种说法，认为海外指的是朝鲜半岛，那么可以说商王朝的政治影响已经及于海上了。
据（《越绝书》卷八）记载，早在战国时期，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国设有专管造船官署，已较大规模地建造、楼船等战舰。2齐国邹衍提出过海洋上浮飘陆地“九大洲”之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遣徐福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同书又记载：“徐市等人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事。1
汉扬雄《羽猎赋》中载：“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出苍梧，乘巨鳞，骑京鱼。”2想象出古越人驾驭海洋的情形。“《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了西汉时期初步开通的南洋航路的交通状况：‘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有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西汉时代，中国远洋舰队已经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代，中国和天竺（印度）海上相通，海路成了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二条通道广州出土秦汉之际的大型造船遗址也验证了这一点。”3
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文帝曾留下著名的诗篇《沧海赋》：
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经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讬身，惊涛暴骇，腾踊澎湃，铿訇隐邻，涌沸凌迈，於是鼋鼍渐离，泛滥淫游，鸿鸾孔鹄，哀鸣相求，杨鳞濯翼，载沉载浮，仰唼芳芝，俯漱清流，巨鱼横奔，厥势吞舟，尔乃钓大贝，采明珠，搴悬黎，收武夫，窥大麓之潜林，睹摇木之罗生，上蹇产以交错，下来风之泠泠，振绿叶以葳蕤，吐分葩而扬荣。
晋代诗人郭璞在其诗《游仙诗》中描写：“吞舟涌浪底，高浪驾蓬莱。”4同是晋代的诗人左思《吴都赋》则进一步形象地描写：“……浑万艘而既同弘舸连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峙，时仿佛于方壶。比鹢首而有裕，迈余皇往初张组帏，构流苏，开轩幌，镜水区。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5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同程度地开拓与发展海上通道，到了隋朝统一中国后，锐意发展海上交通，《北史·南蛮传》记载“甘心远夷，志求珍异。”“隋炀帝于公元607年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赐骏等帛名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丝绸）五千段，以赐赤土王。’这可能是我国派专使携带大量丝绸最早访问马来西亚或泰国的开始。”1唐代开放的气度则使这一时期的海洋活动更加丰富深入。《全唐诗》《全唐文》等古籍多有提及对大海的认知和向往，并涉及海洋风力潮汐、地质地貌等多种层面唐朝与新罗、日本的海上交往相当频繁，最远曾渡海远赴中东。《全唐文》卷四九三《魏国公贞元十道录序》中权德舆曾赞叹：“四海梯航，声朔过前古甚远。”
在中国古代传统王朝，古代皇帝认为只有四周邻国来朝进贡才能体现王道，所以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班固在《东都赋》说：“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据方豪《中西交通史》统计，来往于中国的西方使者，西晋3人，东晋51人，刘宋70余人，元魏、北齐、北周19人2这客观上带来了双向文化交流，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异国的文化，另一方面也给他国传去中华文化，在汉魏六朝，便已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环太平洋中古海洋文化圈，这可以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琉球保存着大量古汉籍得以证实。可见中国古代，我国不仅对海洋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对海洋的经略就有相当的规模。
2.考古发现的宋代之前海上活动的部分遗迹
1977年出上于浙江省余姚河姆渡的八支古船桨，柄与桨叶由一块木料制成，经C14测定约距今7000年左右。当时河姆渡湖泊居多，所以，河姆渡人应已可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从河姆渡出土的一些鲸鱼、鲨鱼骨骼化石来推测，当时河姆渡人也有了驾舟出海捕鱼的生产活动。在晚于河姆渡文化的浙江沿海，近海的舟山群岛、台湾以及遥远的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遗址中，均有类似发现，再从遗址中出土的深海的鲸鱼、鲨鱼等遗骸来看，不但舟楫已经普及到各地，而且还能利用舟楫到深海捕大鱼。它比我国最早古书之一《竹书纪年》记载夏朝的统治者“东狩于海，获大鱼”还要早几千年。河姆渡文化是越人先民创造的，“据（《越绝书》卷八）记载，越人自古善于造舟，航海，他们‘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以上考古发现，印证了我国古书记载的可信度，同时也证明早在7000年前，中华民族就开始了原始的航海活动，向征服海洋迈出了第一步，为以后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准备条件，也为世界航海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1
学者陈炎提到：“在马尼拉见到博物馆陈列的史前石器和陶器，其中有印纹陶特别是原始稻米种子标本，都和我在河姆渡考察时，见到在文化遗址出土的基本一致，这就充分证明了中菲两国的文化联系可追溯到史前新石器时期，比一般文字记载中菲两国交往始自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要提早几千年。再从陈列的历史航行于中菲之间的各种帆船的模型来看，基本上都是属于福建造型的帆船。”2
“日本的考古学家在日本西海岸北部的山阴北陆地区发掘出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多件，竟与朝鲜庆尚南道出土的青铜铎完全相同，据此可以证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航海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东渡到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3
另外，“湖北江陵毛家园一号西汉墓出土了独木舟”4这是航行工具的又一发现。
“唐代，朝廷大力开展海外贸易，在东南重要的通商港口创立了市舶司，专管海上贸易。1988年泰国猜耶出土的瓷碗是中国长沙窑从事专供穆斯林市场的陶瓷，并通过扬州港销往东南亚和中东地区。”5唐代中期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人们征服海洋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当时，我国的造船能力已居世界之最，全国造船工场遍布各地。
公元6世纪时，希腊人科斯麻士写的《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谈到当时的情况说：“从遥远的国度里，我指的是中国和其他的输出地，输入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的是丝……”1
据法国学者米歇尔·皮拉左里的考证：“苏哈尔城地处阿曼苏丹国的海滨，在首都马斯喀物西北220公里处。它的鼎盛期是九至十二世纪，当时它已是一个繁荣的国际性商业港口都市。依凭海路，它同中国、亚洲东南部、印度、中东和非洲东部都有贸易联系。1980年法国考古队对苏哈尔进行发掘，发现了一批质量较好的浙江北部越窑的表瓷碎片，通过鉴定，其准确年代在公元850—950年间，苏哈尔遗址出土的越瓷与当代在日本、伊良（本拉福）和埃及（福斯塔特）等地出土的越瓷相似。”2因此中国与这些地区也极有可能存在商贸往来。
3.宋代之前的经济发展
“汉代的商品生产力自从武帝以后，除了一部分由官方控制的作坊外，还有相当部分藏在农村，农舍工业占据一定优势。相对而言，唐代的商品，丝织品、陶瓷、纸张、茶、酒、糖等，都以民间作坊为生产主力，官方则以榷征与进献的方式收税。民间作坊集结劳动力与资金，积累为改良技术的产业传统。由于原料或市场出路的条件，同一产业往往集中于一定的地区。这是宋代以后商业城市出现的张本。有了足够的国内市场，丝帛、陶瓷、纸张都有余力转为外销，遂将中国的经济由陆、海两路，带入亚洲的地区，形成亚洲的经济圈。”3当然，除了上述的物质，还有大量的产品，这些为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商品交易的可能性。
4.航海技术的准备
“中古时代的舟船，由单舸至楼船，大小俱备，内河外海，帆樯无所不至。唐代海外交通发达，番舶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而广州、扬州、杭州都是国际港口。中国大型海船已使用平衡板及中轴舵。印度船只似也仿照这种设计安装方向舵。”4特别是牵星术的出现，指南针的运用更是为航海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至此，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奠定了商品交易以及航海的技术及物质基础，也为妈祖信仰向海外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条件。
巫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往往处于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状态，于是借助于“万物有灵”来解释大自然的种种奇异的现象。巫师往往由懂医术、天文地理，或有特异技能的人员来担任。航海方面也不例外，由于科技落后，先民对海洋的自然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控着，支配着，所以产生一种无形的畏惧，自然地把在海上的活动安全寄托在大海的神灵上，于是出现了各种想象中的大海的神灵，诸如四海龙王等，对它们顶礼膜拜，在出海之前，总要祭拜，以求得到保佑，借此增添出海的勇气。从现存于三清殿（福建省莆田市博物馆）碑廊的《祥应庙记》可知，当时出海之前，人们都要到祥应庙前祭拜，求得出海顺遂。
祥应庙记
左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方略撰
左朝散大夫、行尚书驾部员外郎方昭书并题额
郡北十里有神祠，故号“大官庙”。大观元年（1107年），徽宗皇帝有事于南郊，褒百神而肆祀之，于是诏天下名山大川及诸神之有功于民而未在祀典者，许以事闻。部使者始列神之功状于朝，从民请也次年，赐庙号曰“祥应”。
其后九季，亲祀明堂，复修百神之祀，而吾乡之人又相与状神之功迹，乞爵命于朝廷，太常上其议曰：“显应侯”。天子曰：“嘻！惟神威灵，惠我一方，宜有以宠异之。”乃宸笔刊定“显惠侯”，时则宣和之四年（1122年）也谨按：侯当五季时，已有祠宇，血食于吾民，古者相传云：“旧祠在驿路北旁，一夕，风雨晦冥，雷电交作，若起于祠中者；茭杯、香炉，忽失所在。翌日，父老迹其所止之地，而得于白杜龟湖山古榕木之下，因就而馆之，即今新庙址是也”其地前直壶山，后拥陈岩，绶溪之水，经络其间盖山川之秀，虽善地理者莫之能得。
当时识者咸曰：“神依人而行，今神据有溪山之胜，此方之人，其有□乎！”今大姓甲族，多在乎神祠之左右，而践殊科、列晤膴仕者，时不乏人，皆如识者之说曰大官庙者，或相传云：乡人仁有至大官者，退而归老于其乡，帅其子弟，与乡之耆旧若少而有才德者，每岁于社之日，相与祈谷于神，既即彻笾豆，陈盏斝，揖逊升堂，序长幼而尊孝弟，如古所谓饮乡酒者乡人乐而慕之，遂以名其庙，□识神之赐福于吾人者如此。
夫七闽诸郡，莆田最为濒海，地多碱卤，而可耕之地又皆高仰，无川渎沟洫之利旬日不雨，则民有粒食之忧。每岁以旱而祷于神者，未尝不应期而雨，故田虽高而无旱。春夏之交，云雾蒸郁，盲风怪雨，发作不常，寒暄之气，为厉为虐，民或苦之。岁于是时，民多祈福于神，或相与迎神出次，以浮屠、老子之法而祝祀之，故民用无灾。政和七年，诸郡多蝗，既螟害民食竹木之叶、牛羊之毛且尽，民惧而祷之，故环庙十里，蝗不敢入。
宣和二年（1120年），睦之妖贼，劫库银，杀长吏，聚徒十万，残害江浙数州之民，而盗有其地。朝廷□□□提劲旅。祥应庙记》碑文百万以夷之，而贼徒始相与聚谋，欲掠舟于定海，据七闽为巢穴。部使者飞檄以告，且使民虚其室以避之，谓风帆信宿可至。居民惶怖，携老扶幼奔窜于山谷，攀援蹂践，至有踣者。群不逞之徒，又相与睥睨之。于是有丧其家资，失其子女，忧愁惊悸，自陨其身者。而吾民先祷于神，神赐之吉卜曰：其毋害。遂安其居，无一人迁徙者。既而贼果就擒。
今天子嗣位之三年，建州狂卒叶侬聚其众数千人，杀官吏以叛，夺溪舩顺流而下。一夕至南台，入福州外郛，焚居民庐舍。其势甚炽，遂谋渡大义而南诸州守捉之兵未集，郡邑震骇，莫知为计。而贼徒忽一日相惊曰：“官军阵矣，其旗帜皆有显惠侯，何也？”人人恐怖，始有悔祸之意。漕使张公穆乘贼忧疑，始得以断桥沉舟，绝其南渡之谋又其后一年，杨勍领西兵叛入于闽，由漳泉而来，所在焚剽，民罹其害贼压我郡境，守险之卒，视众寡不敌，莫有斗志。军士方迪等闻空中有声曰：“汝速进，显惠侯兵来矣！”于是我师贾勇，贼望风畏遁，阖境晏然。
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谋利于他郡外番者，未尝至祠下，往往不幸，有覆舟于风波、遇盗于蒲苇者。其后郡民周尾商于两浙，告神以行，舟次鬼子门，风涛作恶，顷刻万变，舟人失色，涕泣相视。尾曰：“吾仗神之灵，不应有此”遂呼号求助。虚空之中，若有应声，俄顷风恬浪静，舟卒无虞。又泉州纲首朱舫，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神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咸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
窃闻古者圣明来御，百神効须，无有怨恫。若兴云雨，御灾殃，呵斥妖厉，扫除不祥，降福于善人而罚其无良，皆神之职也。今侯血食此土，显其威灵以取爵命于前，又能效职协忠顺以报恩宠于后我天子建中兴之业，治人事神，皆有次第，将见褒德赏神功，而侯之爵号有加而未已也！然则恢崇庙宇，以严奉祀之诚，上以彰君之宠命，幽以答神之灵贶，不亦宜乎！
旧庙数间，历年既久，上雨旁风，无所庇障。元丰六年（1083年），太常少卿方公峤，始增地而广之。政和六年（1116年），太子詹事方公会，又率乡人裒而新之，今神巍然有南面秩视诸侯，其冕服之制，荐献之礼，皆有品数，视前时为同也《祈氓跪拜，卜史荐辞，瞻望威容，进退惟惧，亦视前时为不同也。春秋祈报，长幼率从，酒冽肴馨，神具醉止；退就宾位，执盏扬觯，有劝有罚，莫不顺命，又不知往时人物若是否；远近奔走，乞灵祠下，时新必荐，出入必报，疾病必祷。凡有作为，必卜而后以事，又不知往时人物能若是否？以至天子郊祀之后，郡侯视事之初，又当来享来告，以荐嘉诚，此亦前时之所无也。是数者，皆与前时不同，宜其视旧宫为犹狭隘，寝以侈大，亦其时哉！信士方峹始倡其议，众皆悦从，故敛不劳而财用足，工不懈而功用成治其厅堂，作东西两序，燕息有所，斋庖有房，合其为屋八十有二楹，其费而为钱一万缗。经始于绍兴四年（1134年）之春，而成于六年（1136年）之夏也。新庙既成，民大和会，又相与大享于神以落之。众因请纪其事。
略之先庐去神祠最近，为儿童时，尝侍先生长者瞻拜于庭。其后尘黍奔走仕途三十余年，两叨郡绂，皆在南方，过家上冢，未尝不谒于祠下；至则徘徊廊庑间，因思古人仕者以不去其乡为戒自罢官瀛州，挈家还里，顾维潦倒，投闲有日，荐乞宫祠，庶几岁时得与乡之耆旧杖屦相从，白布长衫，祀饮于侯之堂，亦若古之所谓乡饮者，以偿素愿，此志未央也。余摭侯之事迹章章可传永久者，涤砚捉笔而志之。
绍兴八年（1138年）岁次戊午孟夏丙辰朔建、刻字人福唐蔡清
二、妈祖文化发祥地的人文地理条件分析
一种文化的诞生离不开当时所处的包括人文地理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妈祖文化亦然。我们考察妈祖文化发祥地——宋代莆田的社会、人文、地理、自然、经济等各种元素时，就会发现这是诞生妈祖文化的最为适宜的土壤，也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妈祖文化才会滋生与发展起来。
1.宋代莆田的地理与人口情况
莆田，史称“兴化”，又称“莆阳”“兴安”等，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陆域面积411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1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534.5公里，三面靠山，一面向海。陆域东北与福清，西北与永泰、德化毗邻，南与永春、南安市、泉港地区接壤，东南海域面向太平洋，盛产鳗鱼、对虾、梭子蟹、丁昌鱼等海产品，龙眼、荔枝、枇杷、文旦柚“四大水果”驰名中外。
闽越人是福建的土著，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朝击败了闽越王余善，为防止复辟，便对古闽越人口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将闽越人一部分迁移到内地，同时从中原迁一部分人口入闽。从莆田、南安县出土的晋武帝太康年（280—289年）中的墓砖，可知前于“永嘉之乱”就有入闽先民的遗迹，在莆田的木兰溪流域一带也是早期移民的散居地宋代兴化军兴化县早期陈姓移民，远祖称为“梅洋三郎”，北宋子孙解释其远祖诨号称：“梅洋谷目，旧无蹊径与人世通当时入山寻居之地，以为避乱之所所经深山秽木，遂以刀刻记其所经。欲将出山，则寻刻木以求路。闽以刻为琢，故谓之琢木。后语讹‘谷木’以多梅树之故，又谓之梅洋。其后子孙滋众，寻平洋为耕植”1
“盛唐安史之乱后，中原频发战乱，为躲避战祸，大量的衣冠豪门又涌入莆田。同时，莆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城乡人口大量增加，而农耕地及产量没有增加，出现了‘人口压迫生产力’的局面，据史料记载，当时宋代兴化军（976—983年）户口数148000人”2莆田人多地少的情况，正如刘克庄（莆田籍宋代著名诗人、文学家）《送王南海》一诗所云：
史氏循良传，儒家果艺科。
土荒耕老少，海近贩人多。
古有宁馨语，今无于蒍歌。
县知新令尹，琴调得民和
2.造船情况
宋代名人蔡襄，曾任职于泉州、漳州，他指出：“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1这种“求利”，即是海上贸易的基础之一。于是拥有海船的沿海居民发挥其优势，找到经济新的增长点，即通过海上贸易来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正如苏轼所述：“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而航海的前提必须有船。
宋初，泉、漳州与兴化军的上产项目各有“海舶”一色，从历史记载来看，福建沿海各地的造船业，多属民间经营的造船场，当时莆田已能制造大型船舶，为当时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有臣僚指出：“漳、泉、福（州）、兴化（军），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2南宋宰臣吕颐曾品评各地海船的质量高低时说：“臣尝广行询问海上北来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御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3
据张德泉、刘文彬考证：“宋代淳熙年间（1174—1189年），莆田的浮曦（今莆禧）山下有造船工场，能造船面宽八丈的远洋大船，根据莆田沿海出上的古船板的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898士50年。”4
史料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将高兴攻下兴化军，一举截获“海舶七千余艘”5，同时记载，“兴化路富商拥有一支大船队，仅大船就有200艘，小船无数”6由此可见，当时莆田造船的水平已相当高了，海上交通也相当繁荣。
3.交通情况
莆田背倚戴云山脉，面对太平洋，海岸漫长，湾阔港深，海运发达。五代的梁、陈时期，有蒲口港口，唐朝先有白湖、江口、太平港（今枫亭港），后又开发宁海、端明（今涵江岑前）。“唐代，内澳莆口及江口，枫亭为海外通商货物、商客的重要集散地宋代，莆口港废。白湖港（今阔口）、瑞明（今涵江）、小屿（今秀屿）、江口、枫亭、宁海诸港渐兴，沿海湄洲岛、南日岛以及港里、莆禧、平海、武盛、郑揽、冲沁、嵌头、吉了、青山诸港叉多有番舶旅客靠岸入境。元代，白湖港废，三江口、桥兜港渐兴，涵江港成为海外奇货贡物及蕃客进出境的重要港口。明嘉靖初，秀屿、前云、莆头诸港，商船云集，仅秀屿港拥有海船400艘。清初，平海湾、湄洲湾诸港口废，三江口、涵江、桥兜、江口诸港兴盛。”1
宋元两朝，莆田海上贸易更是繁荣，海运不仅遍及国内各港口，而且东至朝鲜、日本，南至东南亚等国。宋林蒙亨在《螺江风物赋》中描述了枫亭（即螺江）蔗糖出口的盛况如下：“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为糖。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区。”据丁伯桂庙记中记载：“绍兴丙子（二十六年，1156年），以郊典封灵惠夫人。逾年，江口又有祠，祠立二年，海寇凭陵，效灵空中，风掩而去。州上厥事，加封昭应。”又载：“莆人户祠之，若乡若里悉有祠，所谓湄洲、圣堆、白湖、江口，特其大者耳”。周瑛在《弘治兴化府志》待贤里江口市条也记载：“旧经云：南北商舟所泊，人烟稠密，环山以居。”在古代，妈祖庙的选址均在靠海处，由此，可知在宋代，江口是一处繁忙的港口。据南宋《绍熙莆阳志》记载：“莆东南滨海，商船之所会，贩籴往来，民食以济。”2另据宋人记载：“闽中荔枝，三日到永嘉。”3
明朝，也是海运发达时期，据明王小桂《秒岩管班录》《奉郡守先生论筑城书》所载，“（吉了寨）人烟万三，居民约千家，皆以渔为业”，“举坊市之民，仅百余家；距城还远之小屿（今秀屿），反有千余家”。清代《鳌城刘氏族谱·秀屿志略》中记载，“明时，秀屿人丁兴旺，富甲莆阳，‘商船巨舟逾四百艘’，‘商贾云集，岁得利不下二十万金’”。明初，朝廷在江口设置巡检司、驿铺、商贸集市等。
清代，《莆田市志》记载了清代莆田海上贸易的情况：嘉靖（1522—1566年）初，有沿海秀屿、吉了、枫亭、莆禧、冲沁、平海、涵江、黄石及府城、仙游县城外贸交易等主要集市。由于贸易的荣，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在涵江设置海关卡口，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仙游枫亭设置巡检司。
当今，莆田仍拥有世界少有的深水良港：
小屿港（今秀屿港）。莆田有湄洲湾，湾内水深四十多米，且湾口有湄洲岛等天然屏障，可停靠万吨巨轮。《兴化府志》记载：“王居安知兴化军，言蕃舶多香料，象翠，崇侈俗，浅铜镪，宜遏绝禁止。”“可见宋代湄洲湾就有直航外国的港口。”1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也有在湄洲湾兴建良港的宏伟规划。
系蓼港、吉了港（今东吴港）。宋代地名为“系蓼”，古称鸡了港，开港于宋代，明代称吉蓼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东吴港，与台湾鹿了港（鹿港）遥相对望。据史载，宋代时商贸盛行，海船聚泊城下。熙宁四年（1071年）创建系蓼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防倭在此设吉了巡检司。
考察莆田的港口史，先后有各类港口二十七个，诸如蒲口港、白湖港、宁海港、端明港、三江口港、江口港、湄洲港、贤良港、吉了港、后山澳、上欧澳、嵌头澳、平海澳、青山澳、黄崎澳、崎头澳、冲沁港、美兰港、塔林港、秀屿港、太平港、太湖港、高第澳、东潘港、前海港、后海港、赤岐港，这些港口强有力地支撑了莆田海上贸易的繁荣。
路、桥、船，是水陆运输凭持的基础设施，海上运输而来的货物必然要靠众多的路与桥来疏散到各地史书记载莆田在宋代所建的桥有四十六座。据莆田市文管部门统计，当今，莆田现存各类古桥36座，其中宋代21座，元代2座，明代2座，清代10座，近现代1座，如横跨木兰溪的濑溪桥（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延寿溪畔的“店仔头”古渡口，是古代往山乡、通闽府的必由之径。宋建炎二年至四年（1128—1130年），在溪南建成延寿桥等等兴化军大量造桥，其目的无疑是强化陆上交通运输，以促进海上贸易的发展。
“徽宗年中蔡京执政假“变法”期间，屡屡扶持东南三路市舶司，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宰相，不久，恢复杭、明州市舶司及东南三路市舶提举官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再任宰相，三月又再恢复三路市舶提举官政和二年（1112年）二月，蔡京又任宰相，五月，浙、闽又依旧设置市舶提举官。”2不难看出，蔡京十分重视海上贸易，朝廷对海上贸易的重视，无疑促进了港口的发达，莆田作为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自然大为受益。
4.物产情况
迨五代年中，王审知割据福建，在其治理期间，福建的社会、经济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励精为理，强者抑，而弱者扶；老者安，而少者怀。使之以时，齐之以礼。故得污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1北宋建国后，于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朝廷从泉州析出莆田、仙游二县并新建兴化县合建太平军（后改兴化军）。英宗治平年（1064—1067年）中，长乐钱四娘、林从世先后捐款筑陂木兰溪失败，神宗熙宁初年，李宏更换陂址，采用先进的技术，终于建成木兰陂，建成后，外挡潮汐，内控洪涝，使得兴化滩涂得以冲淡，“南洋斥卤化为上腴”2，从此形成水美田肥的福建四大平原之一。稻谷一年种植二季，各种水果，尤其是荔枝更是名闻世界，物产丰富的兴化平原为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宋代的莆田也盛产蔗糖，据《兴化府志》记载：“又按，宋志以今蔗为竹蔗，另有获蔗煎成水糖，今不复有矣。”3
又据《铁庵方公文集》记载：“仙游县羽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4林蒙亨的《螺江购物赋》咏仙游：“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糖，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区”，又据赵汝适《诸蕃志》一书，南宋福建糖还远销海外。5
南宋仙游人林蒙享在《螺江风物赋》中描写，从螺江（即枫亭港）出口的有荔枝干、荸荠、盐、糖等，进口的有胡椒、槟榔、香药等。
北宋名臣蔡襄著的《荔枝谱》中记载：“荔枝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酬之。”宋代莆田还有瓷器等输往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这些宋代莆田的海洋活动为妈祖信仰的产生及传播提供了海洋贸易的物质基础条件。
5.手工业情况
制糖。明《兴化府志·螺江购物赋》中记载，唐代之前莆田就曾“植蔗以为糖，刳木为槽，断林为杵，饱万夫之食，明烛继夜，长歌相舂……”通过原始方法制得砂糖，而到了唐代，制糖技术得以进步，可作冰糖，宋《闽中记》记载：“获蔗节而细短，可为稀糖，即冰糖也”明《八闽通志》记载：“冰糖以兴化最多，尤以仙游为最”，在宋乾道年间，砂糖、冰糖就远销海内外。
冶炼。唐宋期间，清田就有冶铁业，《仙溪志》记载“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
宋代，清田的手工业诸如造纸业、雕刻、纺织、印染、陶瓷、茶叶等手工业也十分发达，这些产品大都运往各地销售。
6.文化情况
当中原文化尚未传入时，莆田以百越文化为主。魏、晋、南北朝、唐末、靖康之变等战乱持续涉及中原，而莆田则有幸地避免了战乱的祸害，随着中原衣冠入莆，中原文化也随之迁入，先进的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经过一段磨合的过程，终于融于一体形成具有特色的莆田文化。
从历史上而言，莆田自古是文献名邦莆田素有“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重教兴学的传统，而宋代又是莆田文教科举的鼎盛时期“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甲于他邑。”1
莆仙人著述颇丰，据周雪香《莆仙文化述论》1统计，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的有50多部882卷，存目的有67部983卷，这在全国也属少见。著作者中有不乏全国知名人物，如“朱嘉兄事之”的理学界泰斗林光朝；史学界的有郑樵；文学界的有刘克庄等人；书法界的有蔡京以及人称“闽中文章初祖”的黄滔；政坛上的陈俊卿、陈洪进等人；更有兼文学家、书法家、文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为一身的蔡襄。南宋理学家朱嘉来莆时，曾赞叹：“莆多人物，以文献名邦著，乃此公（莆田名山——壶公山）作怪也”。
据《莆田市名人志》2统计，自隋朝开创科举制度，到清末科举废止（1905年），莆籍进士2482人，其中文进士1677人，武进士34人，特奏名进十588人，诸科97人，舍选16人，上舍释褐、赦文推恩等70人；莆仙共有状元32人（其中迁居外地的11人），榜眼7人，探花5人。据考证，宋代所取进士中，梅39人中就有1一个是莆田人，一代名相王安石为此赞叹：“兴化多进士”。在莆阳大地上曾出现过“兄弟同为相”“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六部五尚书”的文化奇观，在宋代，莆田曾有叶顒、陈俊卿、蔡京等为宰相，有徐铎、刘克庄等16人为尚书，蔡襄、林光朝等22人为待郎，也令一代君王宋神宗不禁感慨莆阳大地是“一方文武魁天下，万里英雄入彀中”
“据传，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兴化一批举子前往京师临安赴考。经过省试、殿试，来自莆田的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卿中榜眼，进士榜中有年纪最大的林邓（75岁），年纪最小的（18岁）龚茂良，上榜人数竟达14人之多。莆田系闽省一隅，一次竟有14人跃登龙门，一时轰动京城。宋高宗甚感惊讶。朝廷举办盛宴，款待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宋高宗趁着酒兴，问道：‘为何兴化军扮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陈俊卿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表达出了莆田人在艰苦环境中矢志勤奋求学的进取精神。其意蕴深刻，遂成为莆田人引以自豪的佳话。”3莆田科举文化发达，造就了众多的官员。据《莆田市名人志》，莆田籍宰辅共计18人（其中2人因功赠），官至尚书41人（含因功赠10人），官至六部侍郎50多人，官任御史180多人，官任知府、知州、知县达1500多人。史载，莆田人保义郎（保义郎即宋徽宗时期的武职官阶，分五十二阶，保义郎为第四十九阶，其旧称为右班殿直）李振亲历出使高丽的经历是妈祖信仰得到朝廷褒封的前提条件。
为数众多的莆籍官员无疑对推动妈祖宫庙从“淫祠”华丽转身为朝廷承认的庙宇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便是妈祖信仰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7.宗教情况
据《绍熙莆阳志》记载，兴化军寺院有四百九十五所按当时的人口来计算，宗教场所的密度是较大的莆田的宗教类型繁多，有佛教、道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三一教等宗教，而且还有诸多的民间信仰，诸如，关帝信仰、土地神信仰等，还有名人信仰，诸如钱四娘、陈靖姑、梅妃、林从世、李宏、陈文龙等信仰，这多元信仰为妈祖文化的繁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