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玛丽·道格拉斯认为：“社会生活的各种仪式使得人们的集体记忆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新鲜，同时将人们维系在一起，巩固了社会的存在。并认为，集体记忆的产生可由仪式的重复性、象征性、集体性来解释。”1认同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而与其他人区分的自我意识。社会认同是通过社会时空和社会记忆得以建构、解构、重构和变化的。李志清认为，节日习俗仪式使民族凝聚，“集体欢腾”的仪式是集体认同和愉悦的来源，节庆仪式产生集体欢腾，集体欢腾形成集体记忆，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产生集体认同。
妈祖文化历经宋元明清及近现代的发展，她不仅具有节日习俗仪式的形式，而且历经各个朝代统治者、文人，更是经过广大民众的共同塑造，使得妈祖文化不仅具有节庆仪式，更是具有极其丰富文化内涵的一种特色文化，可以说，妈祖文化是集体塑造、集体认同、集体记忆、集体欢腾、集体传承、集体弘扬的一种活态文化。
第一节 宋代以前的海洋活动是妈祖文化产生的文化、物质准备基础
一、秦至隋唐时期的海上活动
从地理位置来看，我国是陆地大国，具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大陆架面积位居世界第五，背负着欧亚大陆，可向其腹地伸展；同时又是濒海大国，海岸线长度为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与8个国家的大陆架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连接，面对太平洋可向海洋纵深发展，我国有着大陆和海洋两方面的地理优势。数千年以来，在致力于欧亚腹地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通道的同时，我国沿海地区的福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辽宁、广西等地的民众也从未停止过对海洋的利用，不断探索着借水路开拓海外的通道，以打开海上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的向外格局，逐步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
1.古籍中有关宋代之前的海上活动的记载
在远古时代，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十分有限，对其产生的各种现象无法理解和解释，产生了惊慌与恐惧，认为世上有一种超人类的神力在作用，于是也就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神灵”，自出现了文字后，此类的记载不绝于历代书籍。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先人又创造出“四海之神——龙王”来分掌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而这四海之神又分别各自属名与特征，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名曰弇兹”《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疆。”
《诗经·商颂·长发》又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若按考证中的一种说法，认为海外指的是朝鲜半岛，那么可以说商王朝的政治影响已经及于海上了。
据（《越绝书》卷八）记载，早在战国时期，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国设有专管造船官署，已较大规模地建造、楼船等战舰。2齐国邹衍提出过海洋上浮飘陆地“九大洲”之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遣徐福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同书又记载：“徐市等人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事。1
汉扬雄《羽猎赋》中载：“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出苍梧，乘巨鳞，骑京鱼。”2想象出古越人驾驭海洋的情形。“《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了西汉时期初步开通的南洋航路的交通状况：‘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有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西汉时代，中国远洋舰队已经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代，中国和天竺（印度）海上相通，海路成了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二条通道广州出土秦汉之际的大型造船遗址也验证了这一点。”3
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文帝曾留下著名的诗篇《沧海赋》：
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经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讬身，惊涛暴骇，腾踊澎湃，铿訇隐邻，涌沸凌迈，於是鼋鼍渐离，泛滥淫游，鸿鸾孔鹄，哀鸣相求，杨鳞濯翼，载沉载浮，仰唼芳芝，俯漱清流，巨鱼横奔，厥势吞舟，尔乃钓大贝，采明珠，搴悬黎，收武夫，窥大麓之潜林，睹摇木之罗生，上蹇产以交错，下来风之泠泠，振绿叶以葳蕤，吐分葩而扬荣。
晋代诗人郭璞在其诗《游仙诗》中描写：“吞舟涌浪底，高浪驾蓬莱。”4同是晋代的诗人左思《吴都赋》则进一步形象地描写：“……浑万艘而既同弘舸连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峙，时仿佛于方壶。比鹢首而有裕，迈余皇往初张组帏，构流苏，开轩幌，镜水区。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5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同程度地开拓与发展海上通道，到了隋朝统一中国后，锐意发展海上交通，《北史·南蛮传》记载“甘心远夷，志求珍异。”“隋炀帝于公元607年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赐骏等帛名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丝绸）五千段，以赐赤土王。’这可能是我国派专使携带大量丝绸最早访问马来西亚或泰国的开始。”1唐代开放的气度则使这一时期的海洋活动更加丰富深入。《全唐诗》《全唐文》等古籍多有提及对大海的认知和向往，并涉及海洋风力潮汐、地质地貌等多种层面唐朝与新罗、日本的海上交往相当频繁，最远曾渡海远赴中东。《全唐文》卷四九三《魏国公贞元十道录序》中权德舆曾赞叹：“四海梯航，声朔过前古甚远。”
在中国古代传统王朝，古代皇帝认为只有四周邻国来朝进贡才能体现王道，所以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班固在《东都赋》说：“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据方豪《中西交通史》统计，来往于中国的西方使者，西晋3人，东晋51人，刘宋70余人，元魏、北齐、北周19人2这客观上带来了双向文化交流，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异国的文化，另一方面也给他国传去中华文化，在汉魏六朝，便已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环太平洋中古海洋文化圈，这可以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琉球保存着大量古汉籍得以证实。可见中国古代，我国不仅对海洋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对海洋的经略就有相当的规模。
2.考古发现的宋代之前海上活动的部分遗迹
1977年出上于浙江省余姚河姆渡的八支古船桨，柄与桨叶由一块木料制成，经C14测定约距今7000年左右。当时河姆渡湖泊居多，所以，河姆渡人应已可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从河姆渡出土的一些鲸鱼、鲨鱼骨骼化石来推测，当时河姆渡人也有了驾舟出海捕鱼的生产活动。在晚于河姆渡文化的浙江沿海，近海的舟山群岛、台湾以及遥远的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遗址中，均有类似发现，再从遗址中出土的深海的鲸鱼、鲨鱼等遗骸来看，不但舟楫已经普及到各地，而且还能利用舟楫到深海捕大鱼。它比我国最早古书之一《竹书纪年》记载夏朝的统治者“东狩于海，获大鱼”还要早几千年。河姆渡文化是越人先民创造的，“据（《越绝书》卷八）记载，越人自古善于造舟，航海，他们‘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以上考古发现，印证了我国古书记载的可信度，同时也证明早在7000年前，中华民族就开始了原始的航海活动，向征服海洋迈出了第一步，为以后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准备条件，也为世界航海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1
学者陈炎提到：“在马尼拉见到博物馆陈列的史前石器和陶器，其中有印纹陶特别是原始稻米种子标本，都和我在河姆渡考察时，见到在文化遗址出土的基本一致，这就充分证明了中菲两国的文化联系可追溯到史前新石器时期，比一般文字记载中菲两国交往始自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要提早几千年。再从陈列的历史航行于中菲之间的各种帆船的模型来看，基本上都是属于福建造型的帆船。”2
“日本的考古学家在日本西海岸北部的山阴北陆地区发掘出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多件，竟与朝鲜庆尚南道出土的青铜铎完全相同，据此可以证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航海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东渡到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3
另外，“湖北江陵毛家园一号西汉墓出土了独木舟”4这是航行工具的又一发现。
“唐代，朝廷大力开展海外贸易，在东南重要的通商港口创立了市舶司，专管海上贸易。1988年泰国猜耶出土的瓷碗是中国长沙窑从事专供穆斯林市场的陶瓷，并通过扬州港销往东南亚和中东地区。”5唐代中期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人们征服海洋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当时，我国的造船能力已居世界之最，全国造船工场遍布各地。
公元6世纪时，希腊人科斯麻士写的《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谈到当时的情况说：“从遥远的国度里，我指的是中国和其他的输出地，输入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的是丝……”1
据法国学者米歇尔·皮拉左里的考证：“苏哈尔城地处阿曼苏丹国的海滨，在首都马斯喀物西北220公里处。它的鼎盛期是九至十二世纪，当时它已是一个繁荣的国际性商业港口都市。依凭海路，它同中国、亚洲东南部、印度、中东和非洲东部都有贸易联系。1980年法国考古队对苏哈尔进行发掘，发现了一批质量较好的浙江北部越窑的表瓷碎片，通过鉴定，其准确年代在公元850—950年间，苏哈尔遗址出土的越瓷与当代在日本、伊良（本拉福）和埃及（福斯塔特）等地出土的越瓷相似。”2因此中国与这些地区也极有可能存在商贸往来。
3.宋代之前的经济发展
“汉代的商品生产力自从武帝以后，除了一部分由官方控制的作坊外，还有相当部分藏在农村，农舍工业占据一定优势。相对而言，唐代的商品，丝织品、陶瓷、纸张、茶、酒、糖等，都以民间作坊为生产主力，官方则以榷征与进献的方式收税。民间作坊集结劳动力与资金，积累为改良技术的产业传统。由于原料或市场出路的条件，同一产业往往集中于一定的地区。这是宋代以后商业城市出现的张本。有了足够的国内市场，丝帛、陶瓷、纸张都有余力转为外销，遂将中国的经济由陆、海两路，带入亚洲的地区，形成亚洲的经济圈。”3当然，除了上述的物质，还有大量的产品，这些为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商品交易的可能性。
4.航海技术的准备
“中古时代的舟船，由单舸至楼船，大小俱备，内河外海，帆樯无所不至。唐代海外交通发达，番舶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而广州、扬州、杭州都是国际港口。中国大型海船已使用平衡板及中轴舵。印度船只似也仿照这种设计安装方向舵。”4特别是牵星术的出现，指南针的运用更是为航海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至此，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奠定了商品交易以及航海的技术及物质基础，也为妈祖信仰向海外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条件。
巫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往往处于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状态，于是借助于“万物有灵”来解释大自然的种种奇异的现象。巫师往往由懂医术、天文地理，或有特异技能的人员来担任。航海方面也不例外，由于科技落后，先民对海洋的自然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控着，支配着，所以产生一种无形的畏惧，自然地把在海上的活动安全寄托在大海的神灵上，于是出现了各种想象中的大海的神灵，诸如四海龙王等，对它们顶礼膜拜，在出海之前，总要祭拜，以求得到保佑，借此增添出海的勇气。从现存于三清殿（福建省莆田市博物馆）碑廊的《祥应庙记》可知，当时出海之前，人们都要到祥应庙前祭拜，求得出海顺遂。
祥应庙记
左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方略撰
左朝散大夫、行尚书驾部员外郎方昭书并题额
郡北十里有神祠，故号“大官庙”。大观元年（1107年），徽宗皇帝有事于南郊，褒百神而肆祀之，于是诏天下名山大川及诸神之有功于民而未在祀典者，许以事闻。部使者始列神之功状于朝，从民请也次年，赐庙号曰“祥应”。
其后九季，亲祀明堂，复修百神之祀，而吾乡之人又相与状神之功迹，乞爵命于朝廷，太常上其议曰：“显应侯”。天子曰：“嘻！惟神威灵，惠我一方，宜有以宠异之。”乃宸笔刊定“显惠侯”，时则宣和之四年（1122年）也谨按：侯当五季时，已有祠宇，血食于吾民，古者相传云：“旧祠在驿路北旁，一夕，风雨晦冥，雷电交作，若起于祠中者；茭杯、香炉，忽失所在。翌日，父老迹其所止之地，而得于白杜龟湖山古榕木之下，因就而馆之，即今新庙址是也”其地前直壶山，后拥陈岩，绶溪之水，经络其间盖山川之秀，虽善地理者莫之能得。
当时识者咸曰：“神依人而行，今神据有溪山之胜，此方之人，其有□乎！”今大姓甲族，多在乎神祠之左右，而践殊科、列晤膴仕者，时不乏人，皆如识者之说曰大官庙者，或相传云：乡人仁有至大官者，退而归老于其乡，帅其子弟，与乡之耆旧若少而有才德者，每岁于社之日，相与祈谷于神，既即彻笾豆，陈盏斝，揖逊升堂，序长幼而尊孝弟，如古所谓饮乡酒者乡人乐而慕之，遂以名其庙，□识神之赐福于吾人者如此。
夫七闽诸郡，莆田最为濒海，地多碱卤，而可耕之地又皆高仰，无川渎沟洫之利旬日不雨，则民有粒食之忧。每岁以旱而祷于神者，未尝不应期而雨，故田虽高而无旱。春夏之交，云雾蒸郁，盲风怪雨，发作不常，寒暄之气，为厉为虐，民或苦之。岁于是时，民多祈福于神，或相与迎神出次，以浮屠、老子之法而祝祀之，故民用无灾。政和七年，诸郡多蝗，既螟害民食竹木之叶、牛羊之毛且尽，民惧而祷之，故环庙十里，蝗不敢入。
宣和二年（1120年），睦之妖贼，劫库银，杀长吏，聚徒十万，残害江浙数州之民，而盗有其地。朝廷□□□提劲旅。祥应庙记》碑文百万以夷之，而贼徒始相与聚谋，欲掠舟于定海，据七闽为巢穴。部使者飞檄以告，且使民虚其室以避之，谓风帆信宿可至。居民惶怖，携老扶幼奔窜于山谷，攀援蹂践，至有踣者。群不逞之徒，又相与睥睨之。于是有丧其家资，失其子女，忧愁惊悸，自陨其身者。而吾民先祷于神，神赐之吉卜曰：其毋害。遂安其居，无一人迁徙者。既而贼果就擒。
今天子嗣位之三年，建州狂卒叶侬聚其众数千人，杀官吏以叛，夺溪舩顺流而下。一夕至南台，入福州外郛，焚居民庐舍。其势甚炽，遂谋渡大义而南诸州守捉之兵未集，郡邑震骇，莫知为计。而贼徒忽一日相惊曰：“官军阵矣，其旗帜皆有显惠侯，何也？”人人恐怖，始有悔祸之意。漕使张公穆乘贼忧疑，始得以断桥沉舟，绝其南渡之谋又其后一年，杨勍领西兵叛入于闽，由漳泉而来，所在焚剽，民罹其害贼压我郡境，守险之卒，视众寡不敌，莫有斗志。军士方迪等闻空中有声曰：“汝速进，显惠侯兵来矣！”于是我师贾勇，贼望风畏遁，阖境晏然。
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谋利于他郡外番者，未尝至祠下，往往不幸，有覆舟于风波、遇盗于蒲苇者。其后郡民周尾商于两浙，告神以行，舟次鬼子门，风涛作恶，顷刻万变，舟人失色，涕泣相视。尾曰：“吾仗神之灵，不应有此”遂呼号求助。虚空之中，若有应声，俄顷风恬浪静，舟卒无虞。又泉州纲首朱舫，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神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咸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
窃闻古者圣明来御，百神効须，无有怨恫。若兴云雨，御灾殃，呵斥妖厉，扫除不祥，降福于善人而罚其无良，皆神之职也。今侯血食此土，显其威灵以取爵命于前，又能效职协忠顺以报恩宠于后我天子建中兴之业，治人事神，皆有次第，将见褒德赏神功，而侯之爵号有加而未已也！然则恢崇庙宇，以严奉祀之诚，上以彰君之宠命，幽以答神之灵贶，不亦宜乎！
旧庙数间，历年既久，上雨旁风，无所庇障。元丰六年（1083年），太常少卿方公峤，始增地而广之。政和六年（1116年），太子詹事方公会，又率乡人裒而新之，今神巍然有南面秩视诸侯，其冕服之制，荐献之礼，皆有品数，视前时为同也《祈氓跪拜，卜史荐辞，瞻望威容，进退惟惧，亦视前时为不同也。春秋祈报，长幼率从，酒冽肴馨，神具醉止；退就宾位，执盏扬觯，有劝有罚，莫不顺命，又不知往时人物若是否；远近奔走，乞灵祠下，时新必荐，出入必报，疾病必祷。凡有作为，必卜而后以事，又不知往时人物能若是否？以至天子郊祀之后，郡侯视事之初，又当来享来告，以荐嘉诚，此亦前时之所无也。是数者，皆与前时不同，宜其视旧宫为犹狭隘，寝以侈大，亦其时哉！信士方峹始倡其议，众皆悦从，故敛不劳而财用足，工不懈而功用成治其厅堂，作东西两序，燕息有所，斋庖有房，合其为屋八十有二楹，其费而为钱一万缗。经始于绍兴四年（1134年）之春，而成于六年（1136年）之夏也。新庙既成，民大和会，又相与大享于神以落之。众因请纪其事。
略之先庐去神祠最近，为儿童时，尝侍先生长者瞻拜于庭。其后尘黍奔走仕途三十余年，两叨郡绂，皆在南方，过家上冢，未尝不谒于祠下；至则徘徊廊庑间，因思古人仕者以不去其乡为戒自罢官瀛州，挈家还里，顾维潦倒，投闲有日，荐乞宫祠，庶几岁时得与乡之耆旧杖屦相从，白布长衫，祀饮于侯之堂，亦若古之所谓乡饮者，以偿素愿，此志未央也。余摭侯之事迹章章可传永久者，涤砚捉笔而志之。
绍兴八年（1138年）岁次戊午孟夏丙辰朔建、刻字人福唐蔡清
二、妈祖文化发祥地的人文地理条件分析
一种文化的诞生离不开当时所处的包括人文地理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妈祖文化亦然。我们考察妈祖文化发祥地——宋代莆田的社会、人文、地理、自然、经济等各种元素时，就会发现这是诞生妈祖文化的最为适宜的土壤，也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妈祖文化才会滋生与发展起来。
1.宋代莆田的地理与人口情况
莆田，史称“兴化”，又称“莆阳”“兴安”等，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陆域面积411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1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534.5公里，三面靠山，一面向海。陆域东北与福清，西北与永泰、德化毗邻，南与永春、南安市、泉港地区接壤，东南海域面向太平洋，盛产鳗鱼、对虾、梭子蟹、丁昌鱼等海产品，龙眼、荔枝、枇杷、文旦柚“四大水果”驰名中外。
闽越人是福建的土著，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朝击败了闽越王余善，为防止复辟，便对古闽越人口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将闽越人一部分迁移到内地，同时从中原迁一部分人口入闽。从莆田、南安县出土的晋武帝太康年（280—289年）中的墓砖，可知前于“永嘉之乱”就有入闽先民的遗迹，在莆田的木兰溪流域一带也是早期移民的散居地宋代兴化军兴化县早期陈姓移民，远祖称为“梅洋三郎”，北宋子孙解释其远祖诨号称：“梅洋谷目，旧无蹊径与人世通当时入山寻居之地，以为避乱之所所经深山秽木，遂以刀刻记其所经。欲将出山，则寻刻木以求路。闽以刻为琢，故谓之琢木。后语讹‘谷木’以多梅树之故，又谓之梅洋。其后子孙滋众，寻平洋为耕植”1
“盛唐安史之乱后，中原频发战乱，为躲避战祸，大量的衣冠豪门又涌入莆田。同时，莆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城乡人口大量增加，而农耕地及产量没有增加，出现了‘人口压迫生产力’的局面，据史料记载，当时宋代兴化军（976—983年）户口数148000人”2莆田人多地少的情况，正如刘克庄（莆田籍宋代著名诗人、文学家）《送王南海》一诗所云：
史氏循良传，儒家果艺科。
土荒耕老少，海近贩人多。
古有宁馨语，今无于蒍歌。
县知新令尹，琴调得民和
2.造船情况
宋代名人蔡襄，曾任职于泉州、漳州，他指出：“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1这种“求利”，即是海上贸易的基础之一。于是拥有海船的沿海居民发挥其优势，找到经济新的增长点，即通过海上贸易来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正如苏轼所述：“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而航海的前提必须有船。
宋初，泉、漳州与兴化军的上产项目各有“海舶”一色，从历史记载来看，福建沿海各地的造船业，多属民间经营的造船场，当时莆田已能制造大型船舶，为当时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有臣僚指出：“漳、泉、福（州）、兴化（军），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2南宋宰臣吕颐曾品评各地海船的质量高低时说：“臣尝广行询问海上北来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御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3
据张德泉、刘文彬考证：“宋代淳熙年间（1174—1189年），莆田的浮曦（今莆禧）山下有造船工场，能造船面宽八丈的远洋大船，根据莆田沿海出上的古船板的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898士50年。”4
史料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将高兴攻下兴化军，一举截获“海舶七千余艘”5，同时记载，“兴化路富商拥有一支大船队，仅大船就有200艘，小船无数”6由此可见，当时莆田造船的水平已相当高了，海上交通也相当繁荣。
3.交通情况
莆田背倚戴云山脉，面对太平洋，海岸漫长，湾阔港深，海运发达。五代的梁、陈时期，有蒲口港口，唐朝先有白湖、江口、太平港（今枫亭港），后又开发宁海、端明（今涵江岑前）。“唐代，内澳莆口及江口，枫亭为海外通商货物、商客的重要集散地宋代，莆口港废。白湖港（今阔口）、瑞明（今涵江）、小屿（今秀屿）、江口、枫亭、宁海诸港渐兴，沿海湄洲岛、南日岛以及港里、莆禧、平海、武盛、郑揽、冲沁、嵌头、吉了、青山诸港叉多有番舶旅客靠岸入境。元代，白湖港废，三江口、桥兜港渐兴，涵江港成为海外奇货贡物及蕃客进出境的重要港口。明嘉靖初，秀屿、前云、莆头诸港，商船云集，仅秀屿港拥有海船400艘。清初，平海湾、湄洲湾诸港口废，三江口、涵江、桥兜、江口诸港兴盛。”1
宋元两朝，莆田海上贸易更是繁荣，海运不仅遍及国内各港口，而且东至朝鲜、日本，南至东南亚等国。宋林蒙亨在《螺江风物赋》中描述了枫亭（即螺江）蔗糖出口的盛况如下：“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为糖。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区。”据丁伯桂庙记中记载：“绍兴丙子（二十六年，1156年），以郊典封灵惠夫人。逾年，江口又有祠，祠立二年，海寇凭陵，效灵空中，风掩而去。州上厥事，加封昭应。”又载：“莆人户祠之，若乡若里悉有祠，所谓湄洲、圣堆、白湖、江口，特其大者耳”。周瑛在《弘治兴化府志》待贤里江口市条也记载：“旧经云：南北商舟所泊，人烟稠密，环山以居。”在古代，妈祖庙的选址均在靠海处，由此，可知在宋代，江口是一处繁忙的港口。据南宋《绍熙莆阳志》记载：“莆东南滨海，商船之所会，贩籴往来，民食以济。”2另据宋人记载：“闽中荔枝，三日到永嘉。”3
明朝，也是海运发达时期，据明王小桂《秒岩管班录》《奉郡守先生论筑城书》所载，“（吉了寨）人烟万三，居民约千家，皆以渔为业”，“举坊市之民，仅百余家；距城还远之小屿（今秀屿），反有千余家”。清代《鳌城刘氏族谱·秀屿志略》中记载，“明时，秀屿人丁兴旺，富甲莆阳，‘商船巨舟逾四百艘’，‘商贾云集，岁得利不下二十万金’”。明初，朝廷在江口设置巡检司、驿铺、商贸集市等。
清代，《莆田市志》记载了清代莆田海上贸易的情况：嘉靖（1522—1566年）初，有沿海秀屿、吉了、枫亭、莆禧、冲沁、平海、涵江、黄石及府城、仙游县城外贸交易等主要集市。由于贸易的荣，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在涵江设置海关卡口，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仙游枫亭设置巡检司。
当今，莆田仍拥有世界少有的深水良港：
小屿港（今秀屿港）。莆田有湄洲湾，湾内水深四十多米，且湾口有湄洲岛等天然屏障，可停靠万吨巨轮。《兴化府志》记载：“王居安知兴化军，言蕃舶多香料，象翠，崇侈俗，浅铜镪，宜遏绝禁止。”“可见宋代湄洲湾就有直航外国的港口。”1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也有在湄洲湾兴建良港的宏伟规划。
系蓼港、吉了港（今东吴港）。宋代地名为“系蓼”，古称鸡了港，开港于宋代，明代称吉蓼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东吴港，与台湾鹿了港（鹿港）遥相对望。据史载，宋代时商贸盛行，海船聚泊城下。熙宁四年（1071年）创建系蓼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防倭在此设吉了巡检司。
考察莆田的港口史，先后有各类港口二十七个，诸如蒲口港、白湖港、宁海港、端明港、三江口港、江口港、湄洲港、贤良港、吉了港、后山澳、上欧澳、嵌头澳、平海澳、青山澳、黄崎澳、崎头澳、冲沁港、美兰港、塔林港、秀屿港、太平港、太湖港、高第澳、东潘港、前海港、后海港、赤岐港，这些港口强有力地支撑了莆田海上贸易的繁荣。
路、桥、船，是水陆运输凭持的基础设施，海上运输而来的货物必然要靠众多的路与桥来疏散到各地史书记载莆田在宋代所建的桥有四十六座。据莆田市文管部门统计，当今，莆田现存各类古桥36座，其中宋代21座，元代2座，明代2座，清代10座，近现代1座，如横跨木兰溪的濑溪桥（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延寿溪畔的“店仔头”古渡口，是古代往山乡、通闽府的必由之径。宋建炎二年至四年（1128—1130年），在溪南建成延寿桥等等兴化军大量造桥，其目的无疑是强化陆上交通运输，以促进海上贸易的发展。
“徽宗年中蔡京执政假“变法”期间，屡屡扶持东南三路市舶司，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宰相，不久，恢复杭、明州市舶司及东南三路市舶提举官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再任宰相，三月又再恢复三路市舶提举官政和二年（1112年）二月，蔡京又任宰相，五月，浙、闽又依旧设置市舶提举官。”2不难看出，蔡京十分重视海上贸易，朝廷对海上贸易的重视，无疑促进了港口的发达，莆田作为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自然大为受益。
4.物产情况
迨五代年中，王审知割据福建，在其治理期间，福建的社会、经济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励精为理，强者抑，而弱者扶；老者安，而少者怀。使之以时，齐之以礼。故得污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1北宋建国后，于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朝廷从泉州析出莆田、仙游二县并新建兴化县合建太平军（后改兴化军）。英宗治平年（1064—1067年）中，长乐钱四娘、林从世先后捐款筑陂木兰溪失败，神宗熙宁初年，李宏更换陂址，采用先进的技术，终于建成木兰陂，建成后，外挡潮汐，内控洪涝，使得兴化滩涂得以冲淡，“南洋斥卤化为上腴”2，从此形成水美田肥的福建四大平原之一。稻谷一年种植二季，各种水果，尤其是荔枝更是名闻世界，物产丰富的兴化平原为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宋代的莆田也盛产蔗糖，据《兴化府志》记载：“又按，宋志以今蔗为竹蔗，另有获蔗煎成水糖，今不复有矣。”3
又据《铁庵方公文集》记载：“仙游县羽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4林蒙亨的《螺江购物赋》咏仙游：“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糖，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区”，又据赵汝适《诸蕃志》一书，南宋福建糖还远销海外。5
南宋仙游人林蒙享在《螺江风物赋》中描写，从螺江（即枫亭港）出口的有荔枝干、荸荠、盐、糖等，进口的有胡椒、槟榔、香药等。
北宋名臣蔡襄著的《荔枝谱》中记载：“荔枝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酬之。”宋代莆田还有瓷器等输往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这些宋代莆田的海洋活动为妈祖信仰的产生及传播提供了海洋贸易的物质基础条件。
5.手工业情况
制糖。明《兴化府志·螺江购物赋》中记载，唐代之前莆田就曾“植蔗以为糖，刳木为槽，断林为杵，饱万夫之食，明烛继夜，长歌相舂……”通过原始方法制得砂糖，而到了唐代，制糖技术得以进步，可作冰糖，宋《闽中记》记载：“获蔗节而细短，可为稀糖，即冰糖也”明《八闽通志》记载：“冰糖以兴化最多，尤以仙游为最”，在宋乾道年间，砂糖、冰糖就远销海内外。
冶炼。唐宋期间，清田就有冶铁业，《仙溪志》记载“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
宋代，清田的手工业诸如造纸业、雕刻、纺织、印染、陶瓷、茶叶等手工业也十分发达，这些产品大都运往各地销售。
6.文化情况
当中原文化尚未传入时，莆田以百越文化为主。魏、晋、南北朝、唐末、靖康之变等战乱持续涉及中原，而莆田则有幸地避免了战乱的祸害，随着中原衣冠入莆，中原文化也随之迁入，先进的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经过一段磨合的过程，终于融于一体形成具有特色的莆田文化。
从历史上而言，莆田自古是文献名邦莆田素有“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重教兴学的传统，而宋代又是莆田文教科举的鼎盛时期“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甲于他邑。”1
莆仙人著述颇丰，据周雪香《莆仙文化述论》1统计，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的有50多部882卷，存目的有67部983卷，这在全国也属少见。著作者中有不乏全国知名人物，如“朱嘉兄事之”的理学界泰斗林光朝；史学界的有郑樵；文学界的有刘克庄等人；书法界的有蔡京以及人称“闽中文章初祖”的黄滔；政坛上的陈俊卿、陈洪进等人；更有兼文学家、书法家、文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为一身的蔡襄。南宋理学家朱嘉来莆时，曾赞叹：“莆多人物，以文献名邦著，乃此公（莆田名山——壶公山）作怪也”。
据《莆田市名人志》2统计，自隋朝开创科举制度，到清末科举废止（1905年），莆籍进士2482人，其中文进士1677人，武进士34人，特奏名进十588人，诸科97人，舍选16人，上舍释褐、赦文推恩等70人；莆仙共有状元32人（其中迁居外地的11人），榜眼7人，探花5人。据考证，宋代所取进士中，梅39人中就有1一个是莆田人，一代名相王安石为此赞叹：“兴化多进士”。在莆阳大地上曾出现过“兄弟同为相”“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六部五尚书”的文化奇观，在宋代，莆田曾有叶顒、陈俊卿、蔡京等为宰相，有徐铎、刘克庄等16人为尚书，蔡襄、林光朝等22人为待郎，也令一代君王宋神宗不禁感慨莆阳大地是“一方文武魁天下，万里英雄入彀中”
“据传，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兴化一批举子前往京师临安赴考。经过省试、殿试，来自莆田的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卿中榜眼，进士榜中有年纪最大的林邓（75岁），年纪最小的（18岁）龚茂良，上榜人数竟达14人之多。莆田系闽省一隅，一次竟有14人跃登龙门，一时轰动京城。宋高宗甚感惊讶。朝廷举办盛宴，款待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宋高宗趁着酒兴，问道：‘为何兴化军扮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陈俊卿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表达出了莆田人在艰苦环境中矢志勤奋求学的进取精神。其意蕴深刻，遂成为莆田人引以自豪的佳话。”3莆田科举文化发达，造就了众多的官员。据《莆田市名人志》，莆田籍宰辅共计18人（其中2人因功赠），官至尚书41人（含因功赠10人），官至六部侍郎50多人，官任御史180多人，官任知府、知州、知县达1500多人。史载，莆田人保义郎（保义郎即宋徽宗时期的武职官阶，分五十二阶，保义郎为第四十九阶，其旧称为右班殿直）李振亲历出使高丽的经历是妈祖信仰得到朝廷褒封的前提条件。
为数众多的莆籍官员无疑对推动妈祖宫庙从“淫祠”华丽转身为朝廷承认的庙宇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便是妈祖信仰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7.宗教情况
据《绍熙莆阳志》记载，兴化军寺院有四百九十五所按当时的人口来计算，宗教场所的密度是较大的莆田的宗教类型繁多，有佛教、道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三一教等宗教，而且还有诸多的民间信仰，诸如，关帝信仰、土地神信仰等，还有名人信仰，诸如钱四娘、陈靖姑、梅妃、林从世、李宏、陈文龙等信仰，这多元信仰为妈祖文化的繁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节 妈祖文化产生的三大因素
一、神话是妈祖信仰诞生的摇篮
高尔基认为：“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这表明了现实生活催生了神话“生产力的低下，又面临着当时无法解释的自然界各种现象，人们因此认为存在超人类、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于是创造出了各类神话，诸如用斧子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的女娲，钻木取火的燧人，教人类种庄稼的后稷，治水的鲧和禹，给人治病的神农氏等等”1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传说与神话，传颂着古代英雄的事迹，其中有些人物成为超凡的神人在古代，神话与传说常与历史混淆，必须经过清理，才能窥见隐伏的历史事迹。”2神话是历史最初阶段的非自然写照，神话和传说一样，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最初历史渊源，就像我国的三皇五帝、女娲和山海经等传说，它是华夏文明最初的源头，是一个民族最初的文化寄托，它为一个民族形成共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提供强大的推动力，是民族形成的动力，是一个国家形成的文化源头，是国家和文明在古典阶段的神仙化反映但我们仍可以据此研究真正的历史，它为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以及部落社会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提供了对比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民族精神食粮。在当今文化发展的时代，它是一个国家能够证明自己文明程度的最初证据和最根本文化动力，是民族文化和精神寄托。
神话是古代人民驰骋其奇特想象和幻想的创作，具有神奇、丰富、多样化的特色。表面看似荒诞，实质朴素、真实、生动。妈祖传说与远古神话虽然存在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妈祖的传说或是故事或传奇是在神话的基础上衍生与发展起来的，于是在妈祖的传说或故事中带有神话般的情节，如铁马渡江等等。
荣格说：“有多少种典型生活情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每一个神话的片段都是典型的生活情境。在妈祖故事中所体现出的妈祖舍己救人的大义精神、焚屋引航等，其实都是人们在生活、劳动等实践所遇到的事例，人们把这些美好的心理期望集中到妈祖一人身上，于是就把妈祖从最初的海神塑造成为万能神，赋予她更大法力与神的光环。
中国三皇五帝的故事已传颂千秋万代妈祖的传说与故事中有着不同的主题，却似乎都找得到古代神话依稀的影子。一般认为三皇指的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五帝指的是：黄帝、帝颛、帝喾、帝尧、帝舜。
燧人氏。有一种传说，在远古时，有一位先人从鸟啄燧木出现火花而受到启示，折下燧木枝，钻木取火，发明了人工取火，用火。人们称这位圣人为燧人氏，奉他为“三皇之首”。燧人氏的神话反映了火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火，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转折性的改变。火，开创了人类的新纪元。
妈祖传说中妈祖显灵往往伴随神火出现，程端学《灵慈庙记》中写道：“遥呼于神，夜见神火四起，风恬浪静，运舟悉济。”
清周煌《琉球国志略》中写道：
……二十四日夜，台飓大作，碇定索十余，一时皆断，舟走触礁，龙骨中折，底穿入水时至昏黑，距岸约六七百步许。自分此时，百不一生，呼吁之顷，忽神火见于桅顶，又海面灯光浮来，若烟雾笼罩状举舟之人，皆所共见，乃婿呼曰：“天妃救至矣！”须臾，舟艄向岸，赖一礁石，透入舟腹，得不沉溺，复不漂流，以故解放。
明永皇帝曾在明成祖御制碑中形象地描述了妈祖显灵时的情景：
旋有红光如日，煜煜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跃，遍烛诸舟，熇熇有声。已而烟消霾霁，风浪贴息，海波澄镜，万里一碧。
《昏夜引舵》中描写：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闽浙总督福康安自台湾内渡厦门船行四天便望见了大旦门这时日已将夕，因为大旦门港口口窄礁多，船工请求暂时寄碇一夜，明日再见厦门福康安觉得厦门已经在望，不必迁延一夜，还是进港为好，船工只得启航船行不久，天即昏黑不知方向船工一时惊恐，急忙抛下二碇欲免触礁之险，船竟不停，全船人员惶惶不知所措正值危难之际，忽见前方出现火光船工顿时转忧为喜，大呼“妈祖来救我们了！”同时，全船人都隐约听见前方小舟有人在击石取火的声音，那火星飞溅闪闪烁烁船工急忙转舵向着火星行驶。一瞬之间，不觉船已安全驶进峡口船工说：“若不是妈祖保佑，从来没有船在夜里敢进大旦门的！”福康安立时登岸。凌晨即赴天后宫进香，许愿在北京建妈祖庙以答神赐。1
有一传说：
长江中游安徽宿松境内的江中有一孤岛——小孤山，小孤山亦名小姑山，山庙中供奉的女神是莆田宋代时都巡检林愿之小女，谓“小姑”，所以也叫做“小姑山”。传说当年朱元璋一次在鄱阳湖与陈友谅激战失利被围困至天黑，想突围却值夜黑风高，摸不清方向，敌兵随后紧追，正危难之际，朱元璋忽见东北向有红灯闪亮，想必是仙人相助，便朝红灯方向疾驶，顷刻间，船到小孤山下，朱元璋即转危为安，当夜宿小孤山，梦见“小姑娘娘”，方知突围脱险得益于妈祖相助。
又有一传说：
文宗至顺年（1330年），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航漕运粮船七百八十艘，行到大海上忽被台风袭击，桅樯卷入海浪之中，数千名船工哀号求救。图为危难之际，恍见空中有朱衣翠盖显现，桅杆上有火光如同彩虹一般少顷，风平浪静，七百余艘四散的粮船才得以集合一起，平安抵达直沽。
燧人氏的神话中的火，代表着人类追求与希望，妈祖传说中的显灵，也出现了火的描写，给临危者以“生”的希望，两者似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更有意思的是，清代林麟焻题日本琉球上天妃宫联为：“累朝叠诰显神功，岳降自鯑江，翊运凝庥，频现红灯宣圣化；重泽献琛逢盛世，皇华临马齿，抠衣展拜，水靖碧海耀吾宗。”据传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皇帝派钦差汪辑、林麟焻往琉球册封，封舟驰入茫茫大海，虽遇重重危险，但见两条大鱼前边开道，万只海岛指航，并有红灯现桅杆顶，一路一帆风顺，只消三天便到达那霸港，原来是妈祖显灵护航为感恩册封后，即到久米村上天妃宫朝拜并题联。
《康熙番禺县志》中亦记载：
天妃神为湄洲林氏女，明·洪武元年廖征南建祠于五羊驿左凡下洋造船，别为一小舶如制，置神前，复溺倾欹，兆必先见。遇颠危虔祷，即有火集桅上；或江鸥一只，舟可无虞。1
伏羲。中国神话中多有奇异受孕的先例，如简狄吞玄鸟蛋而有孕相传华胥国有个姑娘，到雷泽游玩，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就好奇地踩了一下，便有了身孕，怀孕十二年后生下伏羲。
传妈祖的诞生亦为梦中受孕：有天夜里，林王氏梦见观世音大士对她说：“你家世代积德行善，当得慈济之报！”说完授予王氏一朵优钵昙花、一粒丸药王氏将药服下，就怀孕了。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二十三日，天已向晚，王氏腹中震动，即将分娩。这时，村里乡亲们共见一颗流星自西北天空拖着闪闪红光飞来，直射林维悫宅院，把天空和地面照耀得一片紫色。同时一声亮响，海湾四周山岳礁石纷纷崩解，阵阵异香弥漫不散。邻里们疑惑不解，纷纷赶到林家探看就在此时，维悫的第六个女儿诞生了奇怪的是，女婴从出世到满月，一直没有出声，没有啼哭，于是父母便将她命名为“默”，呼之为“默娘”。
伏羲善于观天象，通晓天文地理，通过观察天上云彩变化便知下雨刮风，这在古代称为“巫术”。据说八卦就是伏羲依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而发明的传说中妈祖亦摭此术。
清圣祖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十九日，福建提督万正色率军剿厦门，驻惠安崇武。夜梦妈祖对他说道：“吾佐汝一航北汛，上风取捷。”翌日，果然北风大作。万正色命战船乘风前进，遂大败敌军，进驻厦门。
炎帝。也称神农氏，传说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教民种五谷，是中华民族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被生人称为“药王”“神农大帝”。
妈祖传说如《天后圣母圣迹图志·油成菜资生民食》中曾写道：
湄有小屿在旁流中，后游其地，适母遗以菜子油，后即倾地皆抽，菜甲灿然，青黄布满山塍，至今四时不绝，遂名为菜子屿。
《天后圣母圣迹图志·莆田尹求符救疫》中写道：
岁祲疫，莆县尹阖家病笃。吏告以请救，尹乃斋戒诣求后曰：“此天灾，何敢妄干。”姑念仁慈素著，代为忏悔。取九节菖蒲，书符贴并煎饮之，立瘥。自此，传遍寰中矣。
女娲。传说伏羲与女娲原是兄妹，后结为夫妻。东汉《风俗通义》中曰：“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剧务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风俗通义》又记载她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被传为婚姻女神、生育之神。
传说中的女娲有补天壮举。水神共工氏和火神祝融氏大战，共工氏败而怒撞不周山，导致天塌地陷，天河之水倾泻人间。女娲为保人类免灭顶之灾，炼出了五色石补好天空，折神鳖之足撑四极，平洪水杀猛兽，人类始得免受灾害，安居乐业。女娲用自己母亲般的胸襟拯救了世界，保护了民众。史称中华民族的母亲。
而在明《三教搜神大全·天妃娘娘》中提到妈祖“尤善司孕嗣”：有某妇，醮于人十年不孕，万方高禖终无有应者。卒祷于妃，即产男子嗣。凡是有不孕者，随祷随应。尔后在民间以天后娘娘作为司孕育的主神来供奉，这和观音菩萨相似承担了送子娘娘的职能。另有一传说：“妇人饲了子者，将往田园或采捕，以其儿置庙中，祝曰：‘姑好看儿’，去。竟日儿不啼，不饥，不出阈暮，各负以归”。对妇女、儿童的保护是妈祖传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代福州人、内阁中书郑瑞麟所题的天津天后宫的联为：“补天娲神，行地母神，大哉乾，至哉坤，千古两般神女；治水禹圣，济川后圣，河之清，海之晏，九州一样圣功。”把妈祖比喻为女娲与禹。
黄帝·四面佛。“传说中的黄帝有四张脸，分别照看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效地管理着他的辖地，然而，却被孔子巧妙地解释黄帝派遣四个人去分治四方。”在各地的1妈祖宫庙中，常可见到红面妈祖、黑面妈祖、粉面妈祖，对此有多种说法，其一是红面妈祖是妈祖得道时的脸色，黑面妈祖是被香长久熏成的；其二是红面妈祖代表着妈祖的忠义，历史上的关公长着一副红面，素有忠义之称，黑面妈祖是代表妈祖正义、辨忠奸，如同历史上的包青天长着一别黑脸，而粉面妈祖则是行善大爱，贴近百姓。如果按妈祖的传说与故事的内涵来理解的话，则后一种更贴近妈祖的精神。
黄帝是神话中的战神。相传蚩尤残害黎庶，诛杀无辜民众。黄帝遂顺民意，起兵讨伐蚩尤。在涿鹿郊野时，两军摆阵大战。蚩尤布下百里大雾，三日三夜不散，至使兵士辨不清方向黄帝便令风后造指南车。与此同时，西王母也派玄女助战，最后杀死了蚩尤。后又有神农之后榆冈与黄帝争天下，黄帝与榆冈大战于阪泉之野，最终打败了榆冈后又率兵马征伐各方不肯臣服的诸侯。据传黄帝前后共历经五十多次战争，最后天下归于一统。
在妈祖故事中有不少的篇章描写妈祖具有战神的神格，如《助擒草寇》中描写：
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秋，草寇周六四乘久旱成灾之机，集聚饥民无赖，劫掠沿海周六四将犯兴化，百姓祈祷于妈祖。妈祖梦示乡民百姓，说：“我当帮助你们歼敌”草寇登城犯境之时，忽见空中出现剑戟旗帜。于是众草寇惊慌，自相目乱扰，奔命回船，拨舵撤退，慌忙中船只冲礁搁浅，官军追到，一网尽俘。
《澎湖助战》中又一次描写了妈祖作为战神的神迹：
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领舟师抵澎湖施军与郑明交战，双方发炮，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值此时，空中云端呐喊动地，但见妈祖神兵为大军助阵。施琅即指挥战船衔尾进港，登陆告捷。临战前夕，署左营千总刘春曾梦见妈祖神示：“二十二日必得澎湖”，果然应验。此次澎湖告捷恰是二十二日。澎湖海战这一天，民众入天妃庙，看到妈祖神像汗透衣袍，左右的千里眼、顺风耳二神将双手起泡——均为助战所致远近百姓听闻这般奇事，蜂涌前来瞻仰祭拜。
云南的南传佛寺勐泐大佛寺供奉着四面佛称“善慧地菩萨”，又称四面佛梵天王。据说是护佑天地之神，有着无边的法力，有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面，是为了观察整个宇宙和人间善恶，掌握人间富贵荣——世人有求必应。妈祖像中也有三面妈祖的造型，如图所示。
泰国著名的四面佛原名“大梵天王”为印度婆罗门教三大神之一，乃是创造天地之神、众生之父，法力无边。在佛教中，四面佛具有仁爱、慈悲、博爱、公正的性格，和乐意济助天下众生的宽大无比的胸怀。该佛有四尊佛面，分别代表平安（健康）、事业、婚姻（爱情）与财运，据传具有有求必应的灵验。
人类在面临种种困难、忧虑及期盼实现某种意愿之际，常常期待神灵能给予他们种种护佑，于是塑造出他们的种种功能，从四面黄帝到云南的四面佛、泰国的四面佛，无不体现出民众对神能给予种种济助的企盼人们对妈祖寄予厚望，也赋予妈祖多重的神格，于是就出现了多面妈祖，以祈福禳灾，使之鼓起信心勇敢面对现实，努力打拼。当遇到旱涝之灾，人们祈求妈祖保佑风调雨顺；遇到生老病死，就会祈求妈祖以得平安顺遂等等，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当人们漂洋过海之际，常怀揣着妈祖神像，以增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的信心，当人们顺利到达彼岸时，就会认为是妈祖保佑了他们，从而进一步增强对妈祖的信仰。
颛顼。传说颛顼的母亲女枢一次梦见一条直贯日月的长虹飞入腹中，由此怀孕而生颛顼，颛顼生下时头戴干戈，并有“圣德”字样。
又有一传说，内黄西南有一黄水怪，常常兴风作浪，口吐黄水淹没农田、冲毁房屋，颛顼决心降伏它。颛顼用女娲的天王宝剑打败了黄水怪，从此沿岸民众安居乐业。颛顼死后，仍可退水救民。相传某日，天降大雨，洪水泛滥，损屋毁田。洪水流到高王庙（后来人为纪念颛顼而建的庙）面前不再向前流了，这时，从水中钻出了妖魔。颛顼一挥手，妖魔便沉下水去，洪水顿时消退。
妈祖故事《驱除二孛》中有类似描写：
湄洲屿北岸的系蓼城，西边有一道石桥横跨海上，是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有一天，忽起怪异之风，时而卷地，时而冲天，接着霹雳一声巨响，桥柱尽折全断。远近百姓不胜惶惶，不知这是什么缘故。林默来到桥边察看，看见一团黑气迷漫天空，便知一定是二孛作祟所致。林默演法念咒，令二孛远遁。之后，林默告戒乡亲，今后凡遇到这种现象，千万别去冲犯，以免那二孛发怒而招致灾殃。
舜。相传舜是帝颛顼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出身低微。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早世后，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然父亲与继母及弟象，对舜百般发难。然而舜对父母始终不失孝道，与弟友善，严守孝悌品德。
据传，当时，帝鸿氏、少皞、颛顼氏、缙云氏各有个不成器的子孙，他们经常背信弃义，喜欢吃喝，贪求财宝，经常滋事。这四个家族造成了社会的灾难，大家对他们十分憎恶，称他为“饕餮”，欲除而后快。舜得知后，打开城门，把这四家都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让他们去抵御四方妖怪，化弊为利。
妈祖故事《收高里鬼》中描写：
高里乡有一妖怪，能含沙射人，传播疫病，并常常索人祭享，当地百姓不堪其苦。林默知道为精祟作怪的真情之后，便取符咒让病人贴在自己的床头于是病家仿佛听到屋顶瓦上砉然作响，似有什么东西像鸟一样飞去。林默随声追寻这妖怪的踪迹，直到它的巢穴。这妖怪变成一只小鸟，躲避在树上。林默发现树枝间笼罩着一团黑气，知道有异，即随手一挥，一只鹪鹩便从树枝上堕落下来用符水一洒，忽又不见此鸟，只有一撮蓬乱的枯发。林默叫人用火焚烧这撮乱发，烈焰之下它终于现出原形，是一个小鬼小鬼连连叩头，表示甘愿皈依神姑座下服役。林默于是收留了它。
尧。《史记》记载尧具有和合万国之能，以自己大海般的胸襟赢得众人佩服与尊敬。正因如此，尧成为炎黄联盟的君主。这种和合精神也就是炎黄精神，构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特征。
传说中妈祖水阙仙班的组成成员，或是来自诸方神明，发挥其原有的职能与才干；或来自妖魔鬼怪，后在妈祖的感召下改邪归正，发挥其聪明才智，他们服从于妈祖为民惩恶扬善。
厦门思明区曾厝垵村福海宫的有一石刻楹联称赞妈祖为：“女中尧舜众中母，世上鹊佗天上仙”
莆田市忠门镇的天后祖祠的楹联称其为：“古有女中尧舜，未有女中禹；尊为天上圣母，是为天上神”
鹿仙女。传说帝尧的妻子鹿仙女，仁爱慈善，济困扶危，为民除害。黑龙潭中有一条黑龙，经常兴风作浪，威胁民众和鹿群的安全。鹿仙女路见不平，决心制服黑龙。她来到黑龙潭边，黑龙从潭中腾跃而起，鹿仙女伸手一指，黑龙顿时瘫软在地，动弹不得，急忙向鹿仙女求饶，并表示愿终身效劳仙女。鹿仙女怀着慈心不忍杀死黑龙，将它变为自己的坐骑。鹿仙女做了很多的善事，人们为感念其功德，在南仙洞旁建了一座庙，并修了一尊鹿仙女塑像来纪念，千百年来庙宇香火旺盛。
妈祖故事《收服晏公》中描写：
海中有一被人们称作晏公的妖怪，常常兴风作浪，祸害旅舟商船林默驾船出海，突然浪涛澎湃而起，桅樯摇撼，林默即止碇。但见波分现出一位神怪，黑面虬须，两眼突出，金冠绣衣，随潮升降，触缆拂墙，如电击物，声似震雷林默一挥手中绿帕，风更狂、浪更巨，晏公身不自主，只得作礼俯伏。可是不久，他又变为一恶龙，挟雾奔腾，继续为非作歹恶龙在风浪里翻滚不已，而林默坐船始终安然不动恶龙技穷，乃现还本相林默命投下缆绳，立刻便将恶龙粘住，而且牢固难解，只能在水面漂荡浮沉。晏安于是大惧伏罪，愿听指挥，永依法力林默命晏公总管水阙仙班，护民除害，安靖东溟。
禹。尧在位时，黄河流域常发水灾，尧命鲧治水，历经九年之久仍未治好。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改堵为疏。大禹为了治水，离开新婚仅仅四天的妻子，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凿开龙门，挖通九河，把洪水引入大海。从此，土地可供稼穑，人民安居乐业。
妈祖故事《钱塘助堤》中描写：
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临安钱塘江大堤将溃决，海潮喧啮毕常，澎湃声震行阙，版筑难施。祈祷他神杳无应验最后祈求于艮山门外的妈祖圣妃庙。妈祖显灵，潮水突然减退。军民乘机奋力筑塞，钱塘江大堤得以竣工永无泛圯之患。
南昌天后宫联赞其：“四海澄清，功同神禹；千秋祀典，德并娲皇。”
台湾北港朝天宫的一副联为贾景德所撰写，联曰：“神禹而后一人厚泽在水，大宋以来千古盛德配天。”
福建莆田市文献街的文峰宫为妈祖行祠，祠中对联为：“女中复见皇娲圣，海内重修神禹功”
观音。妈祖常亦被喻为观音分身如左宗棠（1812—1885年，官至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在安徽宿松县小孤山妈祖庙中题联：
“天后是大士分身，只分前后降世；法像小姑同体，不同迟早飞来”
台湾云林县北港的朝天宫的一副楹联为：“朝野庆安澜，永沐慈娘神化；天朝生圣德，分来大士前身。”
西王母。西王母是远古神话的女神之首，从《山海经》到《太平广记》再到《太平御览》，西王母的形象从半人半怪演化成美丽而又有权力的女神之首，她的服饰装扮也从原先的蓬发、长衣、赤脚到后来的衣裳华丽。
在明初出现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中的描写，妈祖的形象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老君……赐（天妃）珠冠云履，玉佩宝圭，绯衣青绶，龙车凤辇，佩剑持印，前后导从，部卫精严，黄蜂兵帅，白马将军，丁壬使者，柽香大圣，晏公大神，有千里眼之察奸，顺风耳之报事，青衣童子，水部判官佐助威灵，显扬正化”1比较这两者，显然是后来的文人把妈祖与西王母的类同化，以显示妈祖至尊的地位。
这些妈祖故事或传说其实在历史典故或地方传说中都能找到其原型，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妈祖庙，大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传说或故事。民众把人类美好向往的道德与理想集中体现在妈祖身上，显示出多元叠合的现象，编织成为共同的传说与故事，这是人类在构建集体回忆中所常见的一幕，而这种人类集体记忆还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地加工与创造，妈祖文化亦然，至今妈祖文化仍是维系华人华侨与祖国联系的文化纽带和精神桥梁，妈祖精神仍然在激励着人们。
二、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是妈祖文化形成的文化基础
妈祖文化中充分体现了异质文化多元共存的特质妈祖故事与传说与儒释道文化、海洋文化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无疑，儒释道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华其他文化类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从儒释道文化对妈祖文化的影响中便可见一斑。然而，妈祖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她不属于单一的某类型文化，相反，她汲取了众多文化的营养而丰富了自身内涵，正如刘月莲认为：“道教在中国产生与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佛道两教在中国蓬勃发展，但佛道两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制约，宋代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趋势日益显著，但佛道两教的趋势是渐渐没落。在这种大背景下，佛道两教为扩大其影响，都力图把妈祖信仰纳入其宗教范围内，为这位女神涂上浓厚的宗教色彩。但这并不等于妈祖女神具有佛教属性或道教属性”1。从妈祖文化的发展史来看，也是如此，妈祖故事是儒士编成与传开的，妈祖的敕封是由皇帝进行的，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教占有统治地位。
同时，妈祖文化因海而生、因海而兴，民众赋予妈祖最早的神格是海神，诚如宋代状元黄公度所言：“传闻得泽至今在，千里危樯一信风”，在妈祖民俗活动中处处休现了海洋文化的元素，深深地烙下海洋文化的印迹。
三、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是妈祖文化得以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1.政治与经济因素
史学家把整个宋代分为北宋（960—1127年）与南宋（1127—1279年），北宋以汴京为都，南宋以杭州为都。在北宋时期，北方的辽、夏、金、蒙纷纷崛起，不服宋朝管辖，长期与之对抗。北宋后期（1085—1127年），北方女真族崛起并建立金国（1115—1234年），金国建国后，随之展开灭辽战争，灭辽后，与北宋遂成敌国。金太宗完颜晟即位后，于天会五年（1127年）灭北宋。女真在消灭辽和北宋后，统一了包括黄河流域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并与南宋形成长期对峙。完颜亮在位期间（1149—1161年），对南宋屡次发动大规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金在与南宋、西夏并立期间，迫使西夏臣附、南宋求和，始终对富庶的南宋虎视眈眈，但终因国力不济不能实现，1234年在宋蒙的夹击下灭亡。金灭之后，蒙古与南宋又形成长期的对峙，一直到1279年，南宋被忽必烈所灭，长达319年的宋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学者认为，宋代是积贫积弱的一代，这一评价是有失于公允的。若从宋朝在中国封建历史的进程而言，不可否认，宋代的版图不及盛唐，且处在四分五裂的分治状态然而，若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及科技发展而言，宋代却对宋以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久远且深刻的影响乃至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宋代文化依稀的印迹。在经济方面，宋朝实行的是重商政策。宋之前历代政府对市的规定十分严格，均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市坊需严格分开，州县之所不得有夜市宋朝一改历朝的“重农抑商”或“农本工商末”的政策，而认为“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1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模式，大力鼓励民众经商贸易，以至出现全民经商的局面，“在宋代，不仅职业商人
的队伍在扩大，而且兼业从商的人在迅速增长，有既官又商者，有亦农亦商者，也有亦学亦商者，甚至连皇室成员、僧侣道士等也纷纷参与经商”2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宋朝的经济呈现出蓬勃的景象。“北宋时期山东济南刘家功夫商标，是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商品商标，图的中心画有一只白兔抱着一根针，两边以文字提醒顾客：‘认门前白兔儿为记。’”3宋初，四川地区广泛使用铁钱，当时流行的铁钱有两种，一是大铁钱每贯百个，竟达6公斤，二是小铁钱每贯千个，也有3公斤之。很显然，这种笨重的钱币极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出现了‘交子’钞版。”4“交子”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种携带方便的纸币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北宋时期，人口大量迁移，开封的人口更是高达一百二十多万，商业景象更是热闹非凡北宋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末年都城汴京开封的繁忙景象。北宋时期取消了巷坊制和宵禁，有诸多宋词描写到宋代夜生活的景象：
鹧鸪天1
无名氏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
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室赐酒饮杯巡。
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北宋时期，朝廷重视开发海上贸易。987年，“宋太宗发令‘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各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真珠、龙脑张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高宗也曾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2
北宋灭亡后，南宋建都临安，延续了其重商政策。北宋灭后，大量的人口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刺激了物质与贸易的需求，人口的增长催生了城市的发展，集市大量出现。同时，迁入人员本身就处在文化、农业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带，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观念、技术、工具和良种等等。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加上南方有利的生产气候和发达的水路与丰沛的水源等，使得生产资源得到有力的开发，物质相对富裕，这为海上经济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
然而，北宋的灭亡，使得原有通向北方的丝绸之路中断，要提振经济，唯一可行的只有面向海洋，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以补其财力不足。南宋历代皇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仅大力鼓励外商来华通商，而且对招商有功者大加封赏，如1136年，朝庭为表彰蕃舶纲首蔡景芳招商有功，授予他“承信郎”的官爵的封号。在皇帝的重视加之各层政府机构的努力下，招商成果显著，各国争相与宋朝贸易《宋史·马亮传》记载：“海舶久不至，使招来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贸易的繁荣推动了宋朝财政的极大提高，以1128年为例占国家总收入的20％市舶贸易对宋朝的财力起到极大的作用，进一步稳定了宋朝政权的稳定。
2.文化宗教因素
宋朝采取以道为主，儒释道三教并尊的政策。
“宋真宗赵恒大力扶持道教，仅在天禧三年（1019年），有道士、女冠7170人，宋真宗即位时，道士、女冠发展到20337人，而僧尼的人数由宋初的67403人猛增至458954人”1
宋真宗、徽宗两帝对道教更是身体力行，借崇道宣扬君权神授的理论，以巩固皇权。真宗时编成了《云笈七签》，而宋徽宗更是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大力推行道教，并在政和年间（1111—1118年）编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道藏》。
两宋时期，释道两教总体上发展较前朝更快，尤其在福建，道观的发展是前所未有据林国平教授统计，“宋元期间，福建兴建的道观多达161座。”2
而道教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对自身的教义也做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改革，这也是受当朝皇帝的重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如道教的天师道提倡“忠孝”与“佐国扶民”的思想。
妈祖信仰的产生与福建素有“信巫鬼、重淫祠”的习俗有关。《宋史》记载福建“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3王福梅教授认为：“在古代闽人看来，各种自然物、自然现象和人样都是有灵魂、有意识的，能够降福予人类。在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的影响下，闽人创造了成千上万的神灵……既有由动植物或无生物演变而来的，也有由巫演变而来的，也有从一般平民百姓演变成神灵的……唐末至宋元间，闽人更是掀起了一声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人们塑造数以千计的神灵，并为之修建了数以万计的神庙。”4
在宋代还出现了众多的淫祠所谓的淫祠，指的是没有列为祀典的祠庙，供奉的是民间神明所谓的淫祀，指的是祭祀经书中没有记载的神，祭祀的是民间神明这种没有经过皇帝认可的祭祀被认为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宋真宗当政时，王安石积极向宋真宗进谏“变风俗”，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整顿各种神祇，推行神祇的体系化，把民间的各种神祇都置于皇帝的支配与统治之下，并通过给神灵们授予爵位进行等级划分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宗教或民间信仰都必须符合统治者的意愿，凡是对其不利者，都要加以压制在宋代，有不少的反抗者，大都是借助于民间信仰或是宗教为名进行各种反抗。当时，宋代出现所谓的“吃菜事魔”的事件，意思是不吃肉食，专门事奉恶魔，于是朝廷严令各地铲除。所以，在宋代，对大量的淫祠进行整顿，宋景德二年（1005年），古田县令李堪“毁淫祠三百一十五，撤佛宫四十九，取其材为县庙学”
。1“政和三年（1113年），朝廷仅在开封就关闭捣毁了淫祠一千多所。”2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间神都成为禁止的对象。“因为某种祭祀是否是“淫祀”，本来就因为发言者（皇帝、官僚、儒学者）的标准不同而异。”3
宋朝廷在整顿的同时，顺势而为对各种神祇进行体系化，并管理划分纳入其有效统治范畴。神宗时期，皇帝赐予名称（庙的匾额），授予祭祀爵位（夫人、妃等）称号的事例急增而宋徽宗也继承了宋神宗这一政策。妈祖信仰本就对安定社会秩序维护政权稳定起到良好的作用，又因在路允迪奉命出使高丽时受其庇护。所以，在宋徽宗所赐给妈祖庙号为“顺济”，从此，妈祖宫庙便自然是属于保护对象，不属于淫祠之列。
妈祖文化历经宋元明清及近现代的发展，她不仅具有节日习俗仪式的形式，而且历经各个朝代统治者、文人，更是经过广大民众的共同塑造，使得妈祖文化不仅具有节庆仪式，更是具有极其丰富文化内涵的一种特色文化，可以说，妈祖文化是集体塑造、集体认同、集体记忆、集体欢腾、集体传承、集体弘扬的一种活态文化。
第一节 宋代以前的海洋活动是妈祖文化产生的文化、物质准备基础
一、秦至隋唐时期的海上活动
从地理位置来看，我国是陆地大国，具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大陆架面积位居世界第五，背负着欧亚大陆，可向其腹地伸展；同时又是濒海大国，海岸线长度为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与8个国家的大陆架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连接，面对太平洋可向海洋纵深发展，我国有着大陆和海洋两方面的地理优势。数千年以来，在致力于欧亚腹地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通道的同时，我国沿海地区的福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辽宁、广西等地的民众也从未停止过对海洋的利用，不断探索着借水路开拓海外的通道，以打开海上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的向外格局，逐步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
1.古籍中有关宋代之前的海上活动的记载
在远古时代，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十分有限，对其产生的各种现象无法理解和解释，产生了惊慌与恐惧，认为世上有一种超人类的神力在作用，于是也就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神灵”，自出现了文字后，此类的记载不绝于历代书籍。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先人又创造出“四海之神——龙王”来分掌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而这四海之神又分别各自属名与特征，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名曰弇兹”《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疆。”
《诗经·商颂·长发》又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若按考证中的一种说法，认为海外指的是朝鲜半岛，那么可以说商王朝的政治影响已经及于海上了。
据（《越绝书》卷八）记载，早在战国时期，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国设有专管造船官署，已较大规模地建造、楼船等战舰。2齐国邹衍提出过海洋上浮飘陆地“九大洲”之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遣徐福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同书又记载：“徐市等人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事。1
汉扬雄《羽猎赋》中载：“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出苍梧，乘巨鳞，骑京鱼。”2想象出古越人驾驭海洋的情形。“《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了西汉时期初步开通的南洋航路的交通状况：‘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有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西汉时代，中国远洋舰队已经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代，中国和天竺（印度）海上相通，海路成了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二条通道广州出土秦汉之际的大型造船遗址也验证了这一点。”3
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文帝曾留下著名的诗篇《沧海赋》：
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经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讬身，惊涛暴骇，腾踊澎湃，铿訇隐邻，涌沸凌迈，於是鼋鼍渐离，泛滥淫游，鸿鸾孔鹄，哀鸣相求，杨鳞濯翼，载沉载浮，仰唼芳芝，俯漱清流，巨鱼横奔，厥势吞舟，尔乃钓大贝，采明珠，搴悬黎，收武夫，窥大麓之潜林，睹摇木之罗生，上蹇产以交错，下来风之泠泠，振绿叶以葳蕤，吐分葩而扬荣。
晋代诗人郭璞在其诗《游仙诗》中描写：“吞舟涌浪底，高浪驾蓬莱。”4同是晋代的诗人左思《吴都赋》则进一步形象地描写：“……浑万艘而既同弘舸连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峙，时仿佛于方壶。比鹢首而有裕，迈余皇往初张组帏，构流苏，开轩幌，镜水区。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5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同程度地开拓与发展海上通道，到了隋朝统一中国后，锐意发展海上交通，《北史·南蛮传》记载“甘心远夷，志求珍异。”“隋炀帝于公元607年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赐骏等帛名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丝绸）五千段，以赐赤土王。’这可能是我国派专使携带大量丝绸最早访问马来西亚或泰国的开始。”1唐代开放的气度则使这一时期的海洋活动更加丰富深入。《全唐诗》《全唐文》等古籍多有提及对大海的认知和向往，并涉及海洋风力潮汐、地质地貌等多种层面唐朝与新罗、日本的海上交往相当频繁，最远曾渡海远赴中东。《全唐文》卷四九三《魏国公贞元十道录序》中权德舆曾赞叹：“四海梯航，声朔过前古甚远。”
在中国古代传统王朝，古代皇帝认为只有四周邻国来朝进贡才能体现王道，所以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班固在《东都赋》说：“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据方豪《中西交通史》统计，来往于中国的西方使者，西晋3人，东晋51人，刘宋70余人，元魏、北齐、北周19人2这客观上带来了双向文化交流，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异国的文化，另一方面也给他国传去中华文化，在汉魏六朝，便已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环太平洋中古海洋文化圈，这可以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琉球保存着大量古汉籍得以证实。可见中国古代，我国不仅对海洋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对海洋的经略就有相当的规模。
2.考古发现的宋代之前海上活动的部分遗迹
1977年出上于浙江省余姚河姆渡的八支古船桨，柄与桨叶由一块木料制成，经C14测定约距今7000年左右。当时河姆渡湖泊居多，所以，河姆渡人应已可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从河姆渡出土的一些鲸鱼、鲨鱼骨骼化石来推测，当时河姆渡人也有了驾舟出海捕鱼的生产活动。在晚于河姆渡文化的浙江沿海，近海的舟山群岛、台湾以及遥远的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遗址中，均有类似发现，再从遗址中出土的深海的鲸鱼、鲨鱼等遗骸来看，不但舟楫已经普及到各地，而且还能利用舟楫到深海捕大鱼。它比我国最早古书之一《竹书纪年》记载夏朝的统治者“东狩于海，获大鱼”还要早几千年。河姆渡文化是越人先民创造的，“据（《越绝书》卷八）记载，越人自古善于造舟，航海，他们‘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以上考古发现，印证了我国古书记载的可信度，同时也证明早在7000年前，中华民族就开始了原始的航海活动，向征服海洋迈出了第一步，为以后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准备条件，也为世界航海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1
学者陈炎提到：“在马尼拉见到博物馆陈列的史前石器和陶器，其中有印纹陶特别是原始稻米种子标本，都和我在河姆渡考察时，见到在文化遗址出土的基本一致，这就充分证明了中菲两国的文化联系可追溯到史前新石器时期，比一般文字记载中菲两国交往始自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要提早几千年。再从陈列的历史航行于中菲之间的各种帆船的模型来看，基本上都是属于福建造型的帆船。”2
“日本的考古学家在日本西海岸北部的山阴北陆地区发掘出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多件，竟与朝鲜庆尚南道出土的青铜铎完全相同，据此可以证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航海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东渡到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3
另外，“湖北江陵毛家园一号西汉墓出土了独木舟”4这是航行工具的又一发现。
“唐代，朝廷大力开展海外贸易，在东南重要的通商港口创立了市舶司，专管海上贸易。1988年泰国猜耶出土的瓷碗是中国长沙窑从事专供穆斯林市场的陶瓷，并通过扬州港销往东南亚和中东地区。”5唐代中期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人们征服海洋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当时，我国的造船能力已居世界之最，全国造船工场遍布各地。
公元6世纪时，希腊人科斯麻士写的《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谈到当时的情况说：“从遥远的国度里，我指的是中国和其他的输出地，输入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的是丝……”1
据法国学者米歇尔·皮拉左里的考证：“苏哈尔城地处阿曼苏丹国的海滨，在首都马斯喀物西北220公里处。它的鼎盛期是九至十二世纪，当时它已是一个繁荣的国际性商业港口都市。依凭海路，它同中国、亚洲东南部、印度、中东和非洲东部都有贸易联系。1980年法国考古队对苏哈尔进行发掘，发现了一批质量较好的浙江北部越窑的表瓷碎片，通过鉴定，其准确年代在公元850—950年间，苏哈尔遗址出土的越瓷与当代在日本、伊良（本拉福）和埃及（福斯塔特）等地出土的越瓷相似。”2因此中国与这些地区也极有可能存在商贸往来。
3.宋代之前的经济发展
“汉代的商品生产力自从武帝以后，除了一部分由官方控制的作坊外，还有相当部分藏在农村，农舍工业占据一定优势。相对而言，唐代的商品，丝织品、陶瓷、纸张、茶、酒、糖等，都以民间作坊为生产主力，官方则以榷征与进献的方式收税。民间作坊集结劳动力与资金，积累为改良技术的产业传统。由于原料或市场出路的条件，同一产业往往集中于一定的地区。这是宋代以后商业城市出现的张本。有了足够的国内市场，丝帛、陶瓷、纸张都有余力转为外销，遂将中国的经济由陆、海两路，带入亚洲的地区，形成亚洲的经济圈。”3当然，除了上述的物质，还有大量的产品，这些为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商品交易的可能性。
4.航海技术的准备
“中古时代的舟船，由单舸至楼船，大小俱备，内河外海，帆樯无所不至。唐代海外交通发达，番舶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而广州、扬州、杭州都是国际港口。中国大型海船已使用平衡板及中轴舵。印度船只似也仿照这种设计安装方向舵。”4特别是牵星术的出现，指南针的运用更是为航海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至此，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奠定了商品交易以及航海的技术及物质基础，也为妈祖信仰向海外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条件。
巫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往往处于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状态，于是借助于“万物有灵”来解释大自然的种种奇异的现象。巫师往往由懂医术、天文地理，或有特异技能的人员来担任。航海方面也不例外，由于科技落后，先民对海洋的自然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控着，支配着，所以产生一种无形的畏惧，自然地把在海上的活动安全寄托在大海的神灵上，于是出现了各种想象中的大海的神灵，诸如四海龙王等，对它们顶礼膜拜，在出海之前，总要祭拜，以求得到保佑，借此增添出海的勇气。从现存于三清殿（福建省莆田市博物馆）碑廊的《祥应庙记》可知，当时出海之前，人们都要到祥应庙前祭拜，求得出海顺遂。
祥应庙记
左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方略撰
左朝散大夫、行尚书驾部员外郎方昭书并题额
郡北十里有神祠，故号“大官庙”。大观元年（1107年），徽宗皇帝有事于南郊，褒百神而肆祀之，于是诏天下名山大川及诸神之有功于民而未在祀典者，许以事闻。部使者始列神之功状于朝，从民请也次年，赐庙号曰“祥应”。
其后九季，亲祀明堂，复修百神之祀，而吾乡之人又相与状神之功迹，乞爵命于朝廷，太常上其议曰：“显应侯”。天子曰：“嘻！惟神威灵，惠我一方，宜有以宠异之。”乃宸笔刊定“显惠侯”，时则宣和之四年（1122年）也谨按：侯当五季时，已有祠宇，血食于吾民，古者相传云：“旧祠在驿路北旁，一夕，风雨晦冥，雷电交作，若起于祠中者；茭杯、香炉，忽失所在。翌日，父老迹其所止之地，而得于白杜龟湖山古榕木之下，因就而馆之，即今新庙址是也”其地前直壶山，后拥陈岩，绶溪之水，经络其间盖山川之秀，虽善地理者莫之能得。
当时识者咸曰：“神依人而行，今神据有溪山之胜，此方之人，其有□乎！”今大姓甲族，多在乎神祠之左右，而践殊科、列晤膴仕者，时不乏人，皆如识者之说曰大官庙者，或相传云：乡人仁有至大官者，退而归老于其乡，帅其子弟，与乡之耆旧若少而有才德者，每岁于社之日，相与祈谷于神，既即彻笾豆，陈盏斝，揖逊升堂，序长幼而尊孝弟，如古所谓饮乡酒者乡人乐而慕之，遂以名其庙，□识神之赐福于吾人者如此。
夫七闽诸郡，莆田最为濒海，地多碱卤，而可耕之地又皆高仰，无川渎沟洫之利旬日不雨，则民有粒食之忧。每岁以旱而祷于神者，未尝不应期而雨，故田虽高而无旱。春夏之交，云雾蒸郁，盲风怪雨，发作不常，寒暄之气，为厉为虐，民或苦之。岁于是时，民多祈福于神，或相与迎神出次，以浮屠、老子之法而祝祀之，故民用无灾。政和七年，诸郡多蝗，既螟害民食竹木之叶、牛羊之毛且尽，民惧而祷之，故环庙十里，蝗不敢入。
宣和二年（1120年），睦之妖贼，劫库银，杀长吏，聚徒十万，残害江浙数州之民，而盗有其地。朝廷□□□提劲旅。祥应庙记》碑文百万以夷之，而贼徒始相与聚谋，欲掠舟于定海，据七闽为巢穴。部使者飞檄以告，且使民虚其室以避之，谓风帆信宿可至。居民惶怖，携老扶幼奔窜于山谷，攀援蹂践，至有踣者。群不逞之徒，又相与睥睨之。于是有丧其家资，失其子女，忧愁惊悸，自陨其身者。而吾民先祷于神，神赐之吉卜曰：其毋害。遂安其居，无一人迁徙者。既而贼果就擒。
今天子嗣位之三年，建州狂卒叶侬聚其众数千人，杀官吏以叛，夺溪舩顺流而下。一夕至南台，入福州外郛，焚居民庐舍。其势甚炽，遂谋渡大义而南诸州守捉之兵未集，郡邑震骇，莫知为计。而贼徒忽一日相惊曰：“官军阵矣，其旗帜皆有显惠侯，何也？”人人恐怖，始有悔祸之意。漕使张公穆乘贼忧疑，始得以断桥沉舟，绝其南渡之谋又其后一年，杨勍领西兵叛入于闽，由漳泉而来，所在焚剽，民罹其害贼压我郡境，守险之卒，视众寡不敌，莫有斗志。军士方迪等闻空中有声曰：“汝速进，显惠侯兵来矣！”于是我师贾勇，贼望风畏遁，阖境晏然。
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谋利于他郡外番者，未尝至祠下，往往不幸，有覆舟于风波、遇盗于蒲苇者。其后郡民周尾商于两浙，告神以行，舟次鬼子门，风涛作恶，顷刻万变，舟人失色，涕泣相视。尾曰：“吾仗神之灵，不应有此”遂呼号求助。虚空之中，若有应声，俄顷风恬浪静，舟卒无虞。又泉州纲首朱舫，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神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咸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
窃闻古者圣明来御，百神効须，无有怨恫。若兴云雨，御灾殃，呵斥妖厉，扫除不祥，降福于善人而罚其无良，皆神之职也。今侯血食此土，显其威灵以取爵命于前，又能效职协忠顺以报恩宠于后我天子建中兴之业，治人事神，皆有次第，将见褒德赏神功，而侯之爵号有加而未已也！然则恢崇庙宇，以严奉祀之诚，上以彰君之宠命，幽以答神之灵贶，不亦宜乎！
旧庙数间，历年既久，上雨旁风，无所庇障。元丰六年（1083年），太常少卿方公峤，始增地而广之。政和六年（1116年），太子詹事方公会，又率乡人裒而新之，今神巍然有南面秩视诸侯，其冕服之制，荐献之礼，皆有品数，视前时为同也《祈氓跪拜，卜史荐辞，瞻望威容，进退惟惧，亦视前时为不同也。春秋祈报，长幼率从，酒冽肴馨，神具醉止；退就宾位，执盏扬觯，有劝有罚，莫不顺命，又不知往时人物若是否；远近奔走，乞灵祠下，时新必荐，出入必报，疾病必祷。凡有作为，必卜而后以事，又不知往时人物能若是否？以至天子郊祀之后，郡侯视事之初，又当来享来告，以荐嘉诚，此亦前时之所无也。是数者，皆与前时不同，宜其视旧宫为犹狭隘，寝以侈大，亦其时哉！信士方峹始倡其议，众皆悦从，故敛不劳而财用足，工不懈而功用成治其厅堂，作东西两序，燕息有所，斋庖有房，合其为屋八十有二楹，其费而为钱一万缗。经始于绍兴四年（1134年）之春，而成于六年（1136年）之夏也。新庙既成，民大和会，又相与大享于神以落之。众因请纪其事。
略之先庐去神祠最近，为儿童时，尝侍先生长者瞻拜于庭。其后尘黍奔走仕途三十余年，两叨郡绂，皆在南方，过家上冢，未尝不谒于祠下；至则徘徊廊庑间，因思古人仕者以不去其乡为戒自罢官瀛州，挈家还里，顾维潦倒，投闲有日，荐乞宫祠，庶几岁时得与乡之耆旧杖屦相从，白布长衫，祀饮于侯之堂，亦若古之所谓乡饮者，以偿素愿，此志未央也。余摭侯之事迹章章可传永久者，涤砚捉笔而志之。
绍兴八年（1138年）岁次戊午孟夏丙辰朔建、刻字人福唐蔡清
二、妈祖文化发祥地的人文地理条件分析
一种文化的诞生离不开当时所处的包括人文地理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妈祖文化亦然。我们考察妈祖文化发祥地——宋代莆田的社会、人文、地理、自然、经济等各种元素时，就会发现这是诞生妈祖文化的最为适宜的土壤，也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妈祖文化才会滋生与发展起来。
1.宋代莆田的地理与人口情况
莆田，史称“兴化”，又称“莆阳”“兴安”等，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陆域面积411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1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534.5公里，三面靠山，一面向海。陆域东北与福清，西北与永泰、德化毗邻，南与永春、南安市、泉港地区接壤，东南海域面向太平洋，盛产鳗鱼、对虾、梭子蟹、丁昌鱼等海产品，龙眼、荔枝、枇杷、文旦柚“四大水果”驰名中外。
闽越人是福建的土著，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朝击败了闽越王余善，为防止复辟，便对古闽越人口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将闽越人一部分迁移到内地，同时从中原迁一部分人口入闽。从莆田、南安县出土的晋武帝太康年（280—289年）中的墓砖，可知前于“永嘉之乱”就有入闽先民的遗迹，在莆田的木兰溪流域一带也是早期移民的散居地宋代兴化军兴化县早期陈姓移民，远祖称为“梅洋三郎”，北宋子孙解释其远祖诨号称：“梅洋谷目，旧无蹊径与人世通当时入山寻居之地，以为避乱之所所经深山秽木，遂以刀刻记其所经。欲将出山，则寻刻木以求路。闽以刻为琢，故谓之琢木。后语讹‘谷木’以多梅树之故，又谓之梅洋。其后子孙滋众，寻平洋为耕植”1
“盛唐安史之乱后，中原频发战乱，为躲避战祸，大量的衣冠豪门又涌入莆田。同时，莆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城乡人口大量增加，而农耕地及产量没有增加，出现了‘人口压迫生产力’的局面，据史料记载，当时宋代兴化军（976—983年）户口数148000人”2莆田人多地少的情况，正如刘克庄（莆田籍宋代著名诗人、文学家）《送王南海》一诗所云：
史氏循良传，儒家果艺科。
土荒耕老少，海近贩人多。
古有宁馨语，今无于蒍歌。
县知新令尹，琴调得民和
2.造船情况
宋代名人蔡襄，曾任职于泉州、漳州，他指出：“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1这种“求利”，即是海上贸易的基础之一。于是拥有海船的沿海居民发挥其优势，找到经济新的增长点，即通过海上贸易来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正如苏轼所述：“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而航海的前提必须有船。
宋初，泉、漳州与兴化军的上产项目各有“海舶”一色，从历史记载来看，福建沿海各地的造船业，多属民间经营的造船场，当时莆田已能制造大型船舶，为当时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有臣僚指出：“漳、泉、福（州）、兴化（军），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2南宋宰臣吕颐曾品评各地海船的质量高低时说：“臣尝广行询问海上北来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御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3
据张德泉、刘文彬考证：“宋代淳熙年间（1174—1189年），莆田的浮曦（今莆禧）山下有造船工场，能造船面宽八丈的远洋大船，根据莆田沿海出上的古船板的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898士50年。”4
史料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将高兴攻下兴化军，一举截获“海舶七千余艘”5，同时记载，“兴化路富商拥有一支大船队，仅大船就有200艘，小船无数”6由此可见，当时莆田造船的水平已相当高了，海上交通也相当繁荣。
3.交通情况
莆田背倚戴云山脉，面对太平洋，海岸漫长，湾阔港深，海运发达。五代的梁、陈时期，有蒲口港口，唐朝先有白湖、江口、太平港（今枫亭港），后又开发宁海、端明（今涵江岑前）。“唐代，内澳莆口及江口，枫亭为海外通商货物、商客的重要集散地宋代，莆口港废。白湖港（今阔口）、瑞明（今涵江）、小屿（今秀屿）、江口、枫亭、宁海诸港渐兴，沿海湄洲岛、南日岛以及港里、莆禧、平海、武盛、郑揽、冲沁、嵌头、吉了、青山诸港叉多有番舶旅客靠岸入境。元代，白湖港废，三江口、桥兜港渐兴，涵江港成为海外奇货贡物及蕃客进出境的重要港口。明嘉靖初，秀屿、前云、莆头诸港，商船云集，仅秀屿港拥有海船400艘。清初，平海湾、湄洲湾诸港口废，三江口、涵江、桥兜、江口诸港兴盛。”1
宋元两朝，莆田海上贸易更是繁荣，海运不仅遍及国内各港口，而且东至朝鲜、日本，南至东南亚等国。宋林蒙亨在《螺江风物赋》中描述了枫亭（即螺江）蔗糖出口的盛况如下：“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为糖。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区。”据丁伯桂庙记中记载：“绍兴丙子（二十六年，1156年），以郊典封灵惠夫人。逾年，江口又有祠，祠立二年，海寇凭陵，效灵空中，风掩而去。州上厥事，加封昭应。”又载：“莆人户祠之，若乡若里悉有祠，所谓湄洲、圣堆、白湖、江口，特其大者耳”。周瑛在《弘治兴化府志》待贤里江口市条也记载：“旧经云：南北商舟所泊，人烟稠密，环山以居。”在古代，妈祖庙的选址均在靠海处，由此，可知在宋代，江口是一处繁忙的港口。据南宋《绍熙莆阳志》记载：“莆东南滨海，商船之所会，贩籴往来，民食以济。”2另据宋人记载：“闽中荔枝，三日到永嘉。”3
明朝，也是海运发达时期，据明王小桂《秒岩管班录》《奉郡守先生论筑城书》所载，“（吉了寨）人烟万三，居民约千家，皆以渔为业”，“举坊市之民，仅百余家；距城还远之小屿（今秀屿），反有千余家”。清代《鳌城刘氏族谱·秀屿志略》中记载，“明时，秀屿人丁兴旺，富甲莆阳，‘商船巨舟逾四百艘’，‘商贾云集，岁得利不下二十万金’”。明初，朝廷在江口设置巡检司、驿铺、商贸集市等。
清代，《莆田市志》记载了清代莆田海上贸易的情况：嘉靖（1522—1566年）初，有沿海秀屿、吉了、枫亭、莆禧、冲沁、平海、涵江、黄石及府城、仙游县城外贸交易等主要集市。由于贸易的荣，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在涵江设置海关卡口，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仙游枫亭设置巡检司。
当今，莆田仍拥有世界少有的深水良港：
小屿港（今秀屿港）。莆田有湄洲湾，湾内水深四十多米，且湾口有湄洲岛等天然屏障，可停靠万吨巨轮。《兴化府志》记载：“王居安知兴化军，言蕃舶多香料，象翠，崇侈俗，浅铜镪，宜遏绝禁止。”“可见宋代湄洲湾就有直航外国的港口。”1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也有在湄洲湾兴建良港的宏伟规划。
系蓼港、吉了港（今东吴港）。宋代地名为“系蓼”，古称鸡了港，开港于宋代，明代称吉蓼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东吴港，与台湾鹿了港（鹿港）遥相对望。据史载，宋代时商贸盛行，海船聚泊城下。熙宁四年（1071年）创建系蓼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防倭在此设吉了巡检司。
考察莆田的港口史，先后有各类港口二十七个，诸如蒲口港、白湖港、宁海港、端明港、三江口港、江口港、湄洲港、贤良港、吉了港、后山澳、上欧澳、嵌头澳、平海澳、青山澳、黄崎澳、崎头澳、冲沁港、美兰港、塔林港、秀屿港、太平港、太湖港、高第澳、东潘港、前海港、后海港、赤岐港，这些港口强有力地支撑了莆田海上贸易的繁荣。
路、桥、船，是水陆运输凭持的基础设施，海上运输而来的货物必然要靠众多的路与桥来疏散到各地史书记载莆田在宋代所建的桥有四十六座。据莆田市文管部门统计，当今，莆田现存各类古桥36座，其中宋代21座，元代2座，明代2座，清代10座，近现代1座，如横跨木兰溪的濑溪桥（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延寿溪畔的“店仔头”古渡口，是古代往山乡、通闽府的必由之径。宋建炎二年至四年（1128—1130年），在溪南建成延寿桥等等兴化军大量造桥，其目的无疑是强化陆上交通运输，以促进海上贸易的发展。
“徽宗年中蔡京执政假“变法”期间，屡屡扶持东南三路市舶司，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宰相，不久，恢复杭、明州市舶司及东南三路市舶提举官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再任宰相，三月又再恢复三路市舶提举官政和二年（1112年）二月，蔡京又任宰相，五月，浙、闽又依旧设置市舶提举官。”2不难看出，蔡京十分重视海上贸易，朝廷对海上贸易的重视，无疑促进了港口的发达，莆田作为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自然大为受益。
4.物产情况
迨五代年中，王审知割据福建，在其治理期间，福建的社会、经济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励精为理，强者抑，而弱者扶；老者安，而少者怀。使之以时，齐之以礼。故得污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1北宋建国后，于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朝廷从泉州析出莆田、仙游二县并新建兴化县合建太平军（后改兴化军）。英宗治平年（1064—1067年）中，长乐钱四娘、林从世先后捐款筑陂木兰溪失败，神宗熙宁初年，李宏更换陂址，采用先进的技术，终于建成木兰陂，建成后，外挡潮汐，内控洪涝，使得兴化滩涂得以冲淡，“南洋斥卤化为上腴”2，从此形成水美田肥的福建四大平原之一。稻谷一年种植二季，各种水果，尤其是荔枝更是名闻世界，物产丰富的兴化平原为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宋代的莆田也盛产蔗糖，据《兴化府志》记载：“又按，宋志以今蔗为竹蔗，另有获蔗煎成水糖，今不复有矣。”3
又据《铁庵方公文集》记载：“仙游县羽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4林蒙亨的《螺江购物赋》咏仙游：“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糖，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区”，又据赵汝适《诸蕃志》一书，南宋福建糖还远销海外。5
南宋仙游人林蒙享在《螺江风物赋》中描写，从螺江（即枫亭港）出口的有荔枝干、荸荠、盐、糖等，进口的有胡椒、槟榔、香药等。
北宋名臣蔡襄著的《荔枝谱》中记载：“荔枝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酬之。”宋代莆田还有瓷器等输往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这些宋代莆田的海洋活动为妈祖信仰的产生及传播提供了海洋贸易的物质基础条件。
5.手工业情况
制糖。明《兴化府志·螺江购物赋》中记载，唐代之前莆田就曾“植蔗以为糖，刳木为槽，断林为杵，饱万夫之食，明烛继夜，长歌相舂……”通过原始方法制得砂糖，而到了唐代，制糖技术得以进步，可作冰糖，宋《闽中记》记载：“获蔗节而细短，可为稀糖，即冰糖也”明《八闽通志》记载：“冰糖以兴化最多，尤以仙游为最”，在宋乾道年间，砂糖、冰糖就远销海内外。
冶炼。唐宋期间，清田就有冶铁业，《仙溪志》记载“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
宋代，清田的手工业诸如造纸业、雕刻、纺织、印染、陶瓷、茶叶等手工业也十分发达，这些产品大都运往各地销售。
6.文化情况
当中原文化尚未传入时，莆田以百越文化为主。魏、晋、南北朝、唐末、靖康之变等战乱持续涉及中原，而莆田则有幸地避免了战乱的祸害，随着中原衣冠入莆，中原文化也随之迁入，先进的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经过一段磨合的过程，终于融于一体形成具有特色的莆田文化。
从历史上而言，莆田自古是文献名邦莆田素有“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重教兴学的传统，而宋代又是莆田文教科举的鼎盛时期“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甲于他邑。”1
莆仙人著述颇丰，据周雪香《莆仙文化述论》1统计，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的有50多部882卷，存目的有67部983卷，这在全国也属少见。著作者中有不乏全国知名人物，如“朱嘉兄事之”的理学界泰斗林光朝；史学界的有郑樵；文学界的有刘克庄等人；书法界的有蔡京以及人称“闽中文章初祖”的黄滔；政坛上的陈俊卿、陈洪进等人；更有兼文学家、书法家、文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为一身的蔡襄。南宋理学家朱嘉来莆时，曾赞叹：“莆多人物，以文献名邦著，乃此公（莆田名山——壶公山）作怪也”。
据《莆田市名人志》2统计，自隋朝开创科举制度，到清末科举废止（1905年），莆籍进士2482人，其中文进士1677人，武进士34人，特奏名进十588人，诸科97人，舍选16人，上舍释褐、赦文推恩等70人；莆仙共有状元32人（其中迁居外地的11人），榜眼7人，探花5人。据考证，宋代所取进士中，梅39人中就有1一个是莆田人，一代名相王安石为此赞叹：“兴化多进士”。在莆阳大地上曾出现过“兄弟同为相”“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六部五尚书”的文化奇观，在宋代，莆田曾有叶顒、陈俊卿、蔡京等为宰相，有徐铎、刘克庄等16人为尚书，蔡襄、林光朝等22人为待郎，也令一代君王宋神宗不禁感慨莆阳大地是“一方文武魁天下，万里英雄入彀中”
“据传，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兴化一批举子前往京师临安赴考。经过省试、殿试，来自莆田的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卿中榜眼，进士榜中有年纪最大的林邓（75岁），年纪最小的（18岁）龚茂良，上榜人数竟达14人之多。莆田系闽省一隅，一次竟有14人跃登龙门，一时轰动京城。宋高宗甚感惊讶。朝廷举办盛宴，款待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宋高宗趁着酒兴，问道：‘为何兴化军扮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陈俊卿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表达出了莆田人在艰苦环境中矢志勤奋求学的进取精神。其意蕴深刻，遂成为莆田人引以自豪的佳话。”3莆田科举文化发达，造就了众多的官员。据《莆田市名人志》，莆田籍宰辅共计18人（其中2人因功赠），官至尚书41人（含因功赠10人），官至六部侍郎50多人，官任御史180多人，官任知府、知州、知县达1500多人。史载，莆田人保义郎（保义郎即宋徽宗时期的武职官阶，分五十二阶，保义郎为第四十九阶，其旧称为右班殿直）李振亲历出使高丽的经历是妈祖信仰得到朝廷褒封的前提条件。
为数众多的莆籍官员无疑对推动妈祖宫庙从“淫祠”华丽转身为朝廷承认的庙宇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便是妈祖信仰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7.宗教情况
据《绍熙莆阳志》记载，兴化军寺院有四百九十五所按当时的人口来计算，宗教场所的密度是较大的莆田的宗教类型繁多，有佛教、道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三一教等宗教，而且还有诸多的民间信仰，诸如，关帝信仰、土地神信仰等，还有名人信仰，诸如钱四娘、陈靖姑、梅妃、林从世、李宏、陈文龙等信仰，这多元信仰为妈祖文化的繁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节 妈祖文化产生的三大因素
一、神话是妈祖信仰诞生的摇篮
高尔基认为：“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这表明了现实生活催生了神话“生产力的低下，又面临着当时无法解释的自然界各种现象，人们因此认为存在超人类、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于是创造出了各类神话，诸如用斧子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的女娲，钻木取火的燧人，教人类种庄稼的后稷，治水的鲧和禹，给人治病的神农氏等等”1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传说与神话，传颂着古代英雄的事迹，其中有些人物成为超凡的神人在古代，神话与传说常与历史混淆，必须经过清理，才能窥见隐伏的历史事迹。”2神话是历史最初阶段的非自然写照，神话和传说一样，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最初历史渊源，就像我国的三皇五帝、女娲和山海经等传说，它是华夏文明最初的源头，是一个民族最初的文化寄托，它为一个民族形成共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提供强大的推动力，是民族形成的动力，是一个国家形成的文化源头，是国家和文明在古典阶段的神仙化反映但我们仍可以据此研究真正的历史，它为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以及部落社会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提供了对比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民族精神食粮。在当今文化发展的时代，它是一个国家能够证明自己文明程度的最初证据和最根本文化动力，是民族文化和精神寄托。
神话是古代人民驰骋其奇特想象和幻想的创作，具有神奇、丰富、多样化的特色。表面看似荒诞，实质朴素、真实、生动。妈祖传说与远古神话虽然存在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妈祖的传说或是故事或传奇是在神话的基础上衍生与发展起来的，于是在妈祖的传说或故事中带有神话般的情节，如铁马渡江等等。
荣格说：“有多少种典型生活情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每一个神话的片段都是典型的生活情境。在妈祖故事中所体现出的妈祖舍己救人的大义精神、焚屋引航等，其实都是人们在生活、劳动等实践所遇到的事例，人们把这些美好的心理期望集中到妈祖一人身上，于是就把妈祖从最初的海神塑造成为万能神，赋予她更大法力与神的光环。
中国三皇五帝的故事已传颂千秋万代妈祖的传说与故事中有着不同的主题，却似乎都找得到古代神话依稀的影子。一般认为三皇指的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五帝指的是：黄帝、帝颛、帝喾、帝尧、帝舜。
燧人氏。有一种传说，在远古时，有一位先人从鸟啄燧木出现火花而受到启示，折下燧木枝，钻木取火，发明了人工取火，用火。人们称这位圣人为燧人氏，奉他为“三皇之首”。燧人氏的神话反映了火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火，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转折性的改变。火，开创了人类的新纪元。
妈祖传说中妈祖显灵往往伴随神火出现，程端学《灵慈庙记》中写道：“遥呼于神，夜见神火四起，风恬浪静，运舟悉济。”
清周煌《琉球国志略》中写道：
……二十四日夜，台飓大作，碇定索十余，一时皆断，舟走触礁，龙骨中折，底穿入水时至昏黑，距岸约六七百步许。自分此时，百不一生，呼吁之顷，忽神火见于桅顶，又海面灯光浮来，若烟雾笼罩状举舟之人，皆所共见，乃婿呼曰：“天妃救至矣！”须臾，舟艄向岸，赖一礁石，透入舟腹，得不沉溺，复不漂流，以故解放。
明永皇帝曾在明成祖御制碑中形象地描述了妈祖显灵时的情景：
旋有红光如日，煜煜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跃，遍烛诸舟，熇熇有声。已而烟消霾霁，风浪贴息，海波澄镜，万里一碧。
《昏夜引舵》中描写：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闽浙总督福康安自台湾内渡厦门船行四天便望见了大旦门这时日已将夕，因为大旦门港口口窄礁多，船工请求暂时寄碇一夜，明日再见厦门福康安觉得厦门已经在望，不必迁延一夜，还是进港为好，船工只得启航船行不久，天即昏黑不知方向船工一时惊恐，急忙抛下二碇欲免触礁之险，船竟不停，全船人员惶惶不知所措正值危难之际，忽见前方出现火光船工顿时转忧为喜，大呼“妈祖来救我们了！”同时，全船人都隐约听见前方小舟有人在击石取火的声音，那火星飞溅闪闪烁烁船工急忙转舵向着火星行驶。一瞬之间，不觉船已安全驶进峡口船工说：“若不是妈祖保佑，从来没有船在夜里敢进大旦门的！”福康安立时登岸。凌晨即赴天后宫进香，许愿在北京建妈祖庙以答神赐。1
有一传说：
长江中游安徽宿松境内的江中有一孤岛——小孤山，小孤山亦名小姑山，山庙中供奉的女神是莆田宋代时都巡检林愿之小女，谓“小姑”，所以也叫做“小姑山”。传说当年朱元璋一次在鄱阳湖与陈友谅激战失利被围困至天黑，想突围却值夜黑风高，摸不清方向，敌兵随后紧追，正危难之际，朱元璋忽见东北向有红灯闪亮，想必是仙人相助，便朝红灯方向疾驶，顷刻间，船到小孤山下，朱元璋即转危为安，当夜宿小孤山，梦见“小姑娘娘”，方知突围脱险得益于妈祖相助。
又有一传说：
文宗至顺年（1330年），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航漕运粮船七百八十艘，行到大海上忽被台风袭击，桅樯卷入海浪之中，数千名船工哀号求救。图为危难之际，恍见空中有朱衣翠盖显现，桅杆上有火光如同彩虹一般少顷，风平浪静，七百余艘四散的粮船才得以集合一起，平安抵达直沽。
燧人氏的神话中的火，代表着人类追求与希望，妈祖传说中的显灵，也出现了火的描写，给临危者以“生”的希望，两者似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更有意思的是，清代林麟焻题日本琉球上天妃宫联为：“累朝叠诰显神功，岳降自鯑江，翊运凝庥，频现红灯宣圣化；重泽献琛逢盛世，皇华临马齿，抠衣展拜，水靖碧海耀吾宗。”据传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皇帝派钦差汪辑、林麟焻往琉球册封，封舟驰入茫茫大海，虽遇重重危险，但见两条大鱼前边开道，万只海岛指航，并有红灯现桅杆顶，一路一帆风顺，只消三天便到达那霸港，原来是妈祖显灵护航为感恩册封后，即到久米村上天妃宫朝拜并题联。
《康熙番禺县志》中亦记载：
天妃神为湄洲林氏女，明·洪武元年廖征南建祠于五羊驿左凡下洋造船，别为一小舶如制，置神前，复溺倾欹，兆必先见。遇颠危虔祷，即有火集桅上；或江鸥一只，舟可无虞。1
伏羲。中国神话中多有奇异受孕的先例，如简狄吞玄鸟蛋而有孕相传华胥国有个姑娘，到雷泽游玩，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就好奇地踩了一下，便有了身孕，怀孕十二年后生下伏羲。
传妈祖的诞生亦为梦中受孕：有天夜里，林王氏梦见观世音大士对她说：“你家世代积德行善，当得慈济之报！”说完授予王氏一朵优钵昙花、一粒丸药王氏将药服下，就怀孕了。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二十三日，天已向晚，王氏腹中震动，即将分娩。这时，村里乡亲们共见一颗流星自西北天空拖着闪闪红光飞来，直射林维悫宅院，把天空和地面照耀得一片紫色。同时一声亮响，海湾四周山岳礁石纷纷崩解，阵阵异香弥漫不散。邻里们疑惑不解，纷纷赶到林家探看就在此时，维悫的第六个女儿诞生了奇怪的是，女婴从出世到满月，一直没有出声，没有啼哭，于是父母便将她命名为“默”，呼之为“默娘”。
伏羲善于观天象，通晓天文地理，通过观察天上云彩变化便知下雨刮风，这在古代称为“巫术”。据说八卦就是伏羲依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而发明的传说中妈祖亦摭此术。
清圣祖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十九日，福建提督万正色率军剿厦门，驻惠安崇武。夜梦妈祖对他说道：“吾佐汝一航北汛，上风取捷。”翌日，果然北风大作。万正色命战船乘风前进，遂大败敌军，进驻厦门。
炎帝。也称神农氏，传说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教民种五谷，是中华民族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被生人称为“药王”“神农大帝”。
妈祖传说如《天后圣母圣迹图志·油成菜资生民食》中曾写道：
湄有小屿在旁流中，后游其地，适母遗以菜子油，后即倾地皆抽，菜甲灿然，青黄布满山塍，至今四时不绝，遂名为菜子屿。
《天后圣母圣迹图志·莆田尹求符救疫》中写道：
岁祲疫，莆县尹阖家病笃。吏告以请救，尹乃斋戒诣求后曰：“此天灾，何敢妄干。”姑念仁慈素著，代为忏悔。取九节菖蒲，书符贴并煎饮之，立瘥。自此，传遍寰中矣。
女娲。传说伏羲与女娲原是兄妹，后结为夫妻。东汉《风俗通义》中曰：“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剧务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风俗通义》又记载她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被传为婚姻女神、生育之神。
传说中的女娲有补天壮举。水神共工氏和火神祝融氏大战，共工氏败而怒撞不周山，导致天塌地陷，天河之水倾泻人间。女娲为保人类免灭顶之灾，炼出了五色石补好天空，折神鳖之足撑四极，平洪水杀猛兽，人类始得免受灾害，安居乐业。女娲用自己母亲般的胸襟拯救了世界，保护了民众。史称中华民族的母亲。
而在明《三教搜神大全·天妃娘娘》中提到妈祖“尤善司孕嗣”：有某妇，醮于人十年不孕，万方高禖终无有应者。卒祷于妃，即产男子嗣。凡是有不孕者，随祷随应。尔后在民间以天后娘娘作为司孕育的主神来供奉，这和观音菩萨相似承担了送子娘娘的职能。另有一传说：“妇人饲了子者，将往田园或采捕，以其儿置庙中，祝曰：‘姑好看儿’，去。竟日儿不啼，不饥，不出阈暮，各负以归”。对妇女、儿童的保护是妈祖传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代福州人、内阁中书郑瑞麟所题的天津天后宫的联为：“补天娲神，行地母神，大哉乾，至哉坤，千古两般神女；治水禹圣，济川后圣，河之清，海之晏，九州一样圣功。”把妈祖比喻为女娲与禹。
黄帝·四面佛。“传说中的黄帝有四张脸，分别照看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效地管理着他的辖地，然而，却被孔子巧妙地解释黄帝派遣四个人去分治四方。”在各地的1妈祖宫庙中，常可见到红面妈祖、黑面妈祖、粉面妈祖，对此有多种说法，其一是红面妈祖是妈祖得道时的脸色，黑面妈祖是被香长久熏成的；其二是红面妈祖代表着妈祖的忠义，历史上的关公长着一副红面，素有忠义之称，黑面妈祖是代表妈祖正义、辨忠奸，如同历史上的包青天长着一别黑脸，而粉面妈祖则是行善大爱，贴近百姓。如果按妈祖的传说与故事的内涵来理解的话，则后一种更贴近妈祖的精神。
黄帝是神话中的战神。相传蚩尤残害黎庶，诛杀无辜民众。黄帝遂顺民意，起兵讨伐蚩尤。在涿鹿郊野时，两军摆阵大战。蚩尤布下百里大雾，三日三夜不散，至使兵士辨不清方向黄帝便令风后造指南车。与此同时，西王母也派玄女助战，最后杀死了蚩尤。后又有神农之后榆冈与黄帝争天下，黄帝与榆冈大战于阪泉之野，最终打败了榆冈后又率兵马征伐各方不肯臣服的诸侯。据传黄帝前后共历经五十多次战争，最后天下归于一统。
在妈祖故事中有不少的篇章描写妈祖具有战神的神格，如《助擒草寇》中描写：
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秋，草寇周六四乘久旱成灾之机，集聚饥民无赖，劫掠沿海周六四将犯兴化，百姓祈祷于妈祖。妈祖梦示乡民百姓，说：“我当帮助你们歼敌”草寇登城犯境之时，忽见空中出现剑戟旗帜。于是众草寇惊慌，自相目乱扰，奔命回船，拨舵撤退，慌忙中船只冲礁搁浅，官军追到，一网尽俘。
《澎湖助战》中又一次描写了妈祖作为战神的神迹：
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领舟师抵澎湖施军与郑明交战，双方发炮，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值此时，空中云端呐喊动地，但见妈祖神兵为大军助阵。施琅即指挥战船衔尾进港，登陆告捷。临战前夕，署左营千总刘春曾梦见妈祖神示：“二十二日必得澎湖”，果然应验。此次澎湖告捷恰是二十二日。澎湖海战这一天，民众入天妃庙，看到妈祖神像汗透衣袍，左右的千里眼、顺风耳二神将双手起泡——均为助战所致远近百姓听闻这般奇事，蜂涌前来瞻仰祭拜。
云南的南传佛寺勐泐大佛寺供奉着四面佛称“善慧地菩萨”，又称四面佛梵天王。据说是护佑天地之神，有着无边的法力，有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面，是为了观察整个宇宙和人间善恶，掌握人间富贵荣——世人有求必应。妈祖像中也有三面妈祖的造型，如图所示。
泰国著名的四面佛原名“大梵天王”为印度婆罗门教三大神之一，乃是创造天地之神、众生之父，法力无边。在佛教中，四面佛具有仁爱、慈悲、博爱、公正的性格，和乐意济助天下众生的宽大无比的胸怀。该佛有四尊佛面，分别代表平安（健康）、事业、婚姻（爱情）与财运，据传具有有求必应的灵验。
人类在面临种种困难、忧虑及期盼实现某种意愿之际，常常期待神灵能给予他们种种护佑，于是塑造出他们的种种功能，从四面黄帝到云南的四面佛、泰国的四面佛，无不体现出民众对神能给予种种济助的企盼人们对妈祖寄予厚望，也赋予妈祖多重的神格，于是就出现了多面妈祖，以祈福禳灾，使之鼓起信心勇敢面对现实，努力打拼。当遇到旱涝之灾，人们祈求妈祖保佑风调雨顺；遇到生老病死，就会祈求妈祖以得平安顺遂等等，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当人们漂洋过海之际，常怀揣着妈祖神像，以增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的信心，当人们顺利到达彼岸时，就会认为是妈祖保佑了他们，从而进一步增强对妈祖的信仰。
颛顼。传说颛顼的母亲女枢一次梦见一条直贯日月的长虹飞入腹中，由此怀孕而生颛顼，颛顼生下时头戴干戈，并有“圣德”字样。
又有一传说，内黄西南有一黄水怪，常常兴风作浪，口吐黄水淹没农田、冲毁房屋，颛顼决心降伏它。颛顼用女娲的天王宝剑打败了黄水怪，从此沿岸民众安居乐业。颛顼死后，仍可退水救民。相传某日，天降大雨，洪水泛滥，损屋毁田。洪水流到高王庙（后来人为纪念颛顼而建的庙）面前不再向前流了，这时，从水中钻出了妖魔。颛顼一挥手，妖魔便沉下水去，洪水顿时消退。
妈祖故事《驱除二孛》中有类似描写：
湄洲屿北岸的系蓼城，西边有一道石桥横跨海上，是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有一天，忽起怪异之风，时而卷地，时而冲天，接着霹雳一声巨响，桥柱尽折全断。远近百姓不胜惶惶，不知这是什么缘故。林默来到桥边察看，看见一团黑气迷漫天空，便知一定是二孛作祟所致。林默演法念咒，令二孛远遁。之后，林默告戒乡亲，今后凡遇到这种现象，千万别去冲犯，以免那二孛发怒而招致灾殃。
舜。相传舜是帝颛顼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出身低微。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早世后，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然父亲与继母及弟象，对舜百般发难。然而舜对父母始终不失孝道，与弟友善，严守孝悌品德。
据传，当时，帝鸿氏、少皞、颛顼氏、缙云氏各有个不成器的子孙，他们经常背信弃义，喜欢吃喝，贪求财宝，经常滋事。这四个家族造成了社会的灾难，大家对他们十分憎恶，称他为“饕餮”，欲除而后快。舜得知后，打开城门，把这四家都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让他们去抵御四方妖怪，化弊为利。
妈祖故事《收高里鬼》中描写：
高里乡有一妖怪，能含沙射人，传播疫病，并常常索人祭享，当地百姓不堪其苦。林默知道为精祟作怪的真情之后，便取符咒让病人贴在自己的床头于是病家仿佛听到屋顶瓦上砉然作响，似有什么东西像鸟一样飞去。林默随声追寻这妖怪的踪迹，直到它的巢穴。这妖怪变成一只小鸟，躲避在树上。林默发现树枝间笼罩着一团黑气，知道有异，即随手一挥，一只鹪鹩便从树枝上堕落下来用符水一洒，忽又不见此鸟，只有一撮蓬乱的枯发。林默叫人用火焚烧这撮乱发，烈焰之下它终于现出原形，是一个小鬼小鬼连连叩头，表示甘愿皈依神姑座下服役。林默于是收留了它。
尧。《史记》记载尧具有和合万国之能，以自己大海般的胸襟赢得众人佩服与尊敬。正因如此，尧成为炎黄联盟的君主。这种和合精神也就是炎黄精神，构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特征。
传说中妈祖水阙仙班的组成成员，或是来自诸方神明，发挥其原有的职能与才干；或来自妖魔鬼怪，后在妈祖的感召下改邪归正，发挥其聪明才智，他们服从于妈祖为民惩恶扬善。
厦门思明区曾厝垵村福海宫的有一石刻楹联称赞妈祖为：“女中尧舜众中母，世上鹊佗天上仙”
莆田市忠门镇的天后祖祠的楹联称其为：“古有女中尧舜，未有女中禹；尊为天上圣母，是为天上神”
鹿仙女。传说帝尧的妻子鹿仙女，仁爱慈善，济困扶危，为民除害。黑龙潭中有一条黑龙，经常兴风作浪，威胁民众和鹿群的安全。鹿仙女路见不平，决心制服黑龙。她来到黑龙潭边，黑龙从潭中腾跃而起，鹿仙女伸手一指，黑龙顿时瘫软在地，动弹不得，急忙向鹿仙女求饶，并表示愿终身效劳仙女。鹿仙女怀着慈心不忍杀死黑龙，将它变为自己的坐骑。鹿仙女做了很多的善事，人们为感念其功德，在南仙洞旁建了一座庙，并修了一尊鹿仙女塑像来纪念，千百年来庙宇香火旺盛。
妈祖故事《收服晏公》中描写：
海中有一被人们称作晏公的妖怪，常常兴风作浪，祸害旅舟商船林默驾船出海，突然浪涛澎湃而起，桅樯摇撼，林默即止碇。但见波分现出一位神怪，黑面虬须，两眼突出，金冠绣衣，随潮升降，触缆拂墙，如电击物，声似震雷林默一挥手中绿帕，风更狂、浪更巨，晏公身不自主，只得作礼俯伏。可是不久，他又变为一恶龙，挟雾奔腾，继续为非作歹恶龙在风浪里翻滚不已，而林默坐船始终安然不动恶龙技穷，乃现还本相林默命投下缆绳，立刻便将恶龙粘住，而且牢固难解，只能在水面漂荡浮沉。晏安于是大惧伏罪，愿听指挥，永依法力林默命晏公总管水阙仙班，护民除害，安靖东溟。
禹。尧在位时，黄河流域常发水灾，尧命鲧治水，历经九年之久仍未治好。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改堵为疏。大禹为了治水，离开新婚仅仅四天的妻子，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凿开龙门，挖通九河，把洪水引入大海。从此，土地可供稼穑，人民安居乐业。
妈祖故事《钱塘助堤》中描写：
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临安钱塘江大堤将溃决，海潮喧啮毕常，澎湃声震行阙，版筑难施。祈祷他神杳无应验最后祈求于艮山门外的妈祖圣妃庙。妈祖显灵，潮水突然减退。军民乘机奋力筑塞，钱塘江大堤得以竣工永无泛圯之患。
南昌天后宫联赞其：“四海澄清，功同神禹；千秋祀典，德并娲皇。”
台湾北港朝天宫的一副联为贾景德所撰写，联曰：“神禹而后一人厚泽在水，大宋以来千古盛德配天。”
福建莆田市文献街的文峰宫为妈祖行祠，祠中对联为：“女中复见皇娲圣，海内重修神禹功”
观音。妈祖常亦被喻为观音分身如左宗棠（1812—1885年，官至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在安徽宿松县小孤山妈祖庙中题联：
“天后是大士分身，只分前后降世；法像小姑同体，不同迟早飞来”
台湾云林县北港的朝天宫的一副楹联为：“朝野庆安澜，永沐慈娘神化；天朝生圣德，分来大士前身。”
西王母。西王母是远古神话的女神之首，从《山海经》到《太平广记》再到《太平御览》，西王母的形象从半人半怪演化成美丽而又有权力的女神之首，她的服饰装扮也从原先的蓬发、长衣、赤脚到后来的衣裳华丽。
在明初出现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中的描写，妈祖的形象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老君……赐（天妃）珠冠云履，玉佩宝圭，绯衣青绶，龙车凤辇，佩剑持印，前后导从，部卫精严，黄蜂兵帅，白马将军，丁壬使者，柽香大圣，晏公大神，有千里眼之察奸，顺风耳之报事，青衣童子，水部判官佐助威灵，显扬正化”1比较这两者，显然是后来的文人把妈祖与西王母的类同化，以显示妈祖至尊的地位。
这些妈祖故事或传说其实在历史典故或地方传说中都能找到其原型，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妈祖庙，大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传说或故事。民众把人类美好向往的道德与理想集中体现在妈祖身上，显示出多元叠合的现象，编织成为共同的传说与故事，这是人类在构建集体回忆中所常见的一幕，而这种人类集体记忆还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地加工与创造，妈祖文化亦然，至今妈祖文化仍是维系华人华侨与祖国联系的文化纽带和精神桥梁，妈祖精神仍然在激励着人们。
二、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是妈祖文化形成的文化基础
妈祖文化中充分体现了异质文化多元共存的特质妈祖故事与传说与儒释道文化、海洋文化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无疑，儒释道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华其他文化类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从儒释道文化对妈祖文化的影响中便可见一斑。然而，妈祖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她不属于单一的某类型文化，相反，她汲取了众多文化的营养而丰富了自身内涵，正如刘月莲认为：“道教在中国产生与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佛道两教在中国蓬勃发展，但佛道两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制约，宋代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趋势日益显著，但佛道两教的趋势是渐渐没落。在这种大背景下，佛道两教为扩大其影响，都力图把妈祖信仰纳入其宗教范围内，为这位女神涂上浓厚的宗教色彩。但这并不等于妈祖女神具有佛教属性或道教属性”1。从妈祖文化的发展史来看，也是如此，妈祖故事是儒士编成与传开的，妈祖的敕封是由皇帝进行的，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教占有统治地位。
同时，妈祖文化因海而生、因海而兴，民众赋予妈祖最早的神格是海神，诚如宋代状元黄公度所言：“传闻得泽至今在，千里危樯一信风”，在妈祖民俗活动中处处休现了海洋文化的元素，深深地烙下海洋文化的印迹。
三、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是妈祖文化得以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1.政治与经济因素
史学家把整个宋代分为北宋（960—1127年）与南宋（1127—1279年），北宋以汴京为都，南宋以杭州为都。在北宋时期，北方的辽、夏、金、蒙纷纷崛起，不服宋朝管辖，长期与之对抗。北宋后期（1085—1127年），北方女真族崛起并建立金国（1115—1234年），金国建国后，随之展开灭辽战争，灭辽后，与北宋遂成敌国。金太宗完颜晟即位后，于天会五年（1127年）灭北宋。女真在消灭辽和北宋后，统一了包括黄河流域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并与南宋形成长期对峙。完颜亮在位期间（1149—1161年），对南宋屡次发动大规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金在与南宋、西夏并立期间，迫使西夏臣附、南宋求和，始终对富庶的南宋虎视眈眈，但终因国力不济不能实现，1234年在宋蒙的夹击下灭亡。金灭之后，蒙古与南宋又形成长期的对峙，一直到1279年，南宋被忽必烈所灭，长达319年的宋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学者认为，宋代是积贫积弱的一代，这一评价是有失于公允的。若从宋朝在中国封建历史的进程而言，不可否认，宋代的版图不及盛唐，且处在四分五裂的分治状态然而，若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及科技发展而言，宋代却对宋以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久远且深刻的影响乃至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宋代文化依稀的印迹。在经济方面，宋朝实行的是重商政策。宋之前历代政府对市的规定十分严格，均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市坊需严格分开，州县之所不得有夜市宋朝一改历朝的“重农抑商”或“农本工商末”的政策，而认为“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1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模式，大力鼓励民众经商贸易，以至出现全民经商的局面，“在宋代，不仅职业商人
的队伍在扩大，而且兼业从商的人在迅速增长，有既官又商者，有亦农亦商者，也有亦学亦商者，甚至连皇室成员、僧侣道士等也纷纷参与经商”2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宋朝的经济呈现出蓬勃的景象。“北宋时期山东济南刘家功夫商标，是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商品商标，图的中心画有一只白兔抱着一根针，两边以文字提醒顾客：‘认门前白兔儿为记。’”3宋初，四川地区广泛使用铁钱，当时流行的铁钱有两种，一是大铁钱每贯百个，竟达6公斤，二是小铁钱每贯千个，也有3公斤之。很显然，这种笨重的钱币极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出现了‘交子’钞版。”4“交子”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种携带方便的纸币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北宋时期，人口大量迁移，开封的人口更是高达一百二十多万，商业景象更是热闹非凡北宋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末年都城汴京开封的繁忙景象。北宋时期取消了巷坊制和宵禁，有诸多宋词描写到宋代夜生活的景象：
鹧鸪天1
无名氏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
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室赐酒饮杯巡。
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北宋时期，朝廷重视开发海上贸易。987年，“宋太宗发令‘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各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真珠、龙脑张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高宗也曾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2
北宋灭亡后，南宋建都临安，延续了其重商政策。北宋灭后，大量的人口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刺激了物质与贸易的需求，人口的增长催生了城市的发展，集市大量出现。同时，迁入人员本身就处在文化、农业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带，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观念、技术、工具和良种等等。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加上南方有利的生产气候和发达的水路与丰沛的水源等，使得生产资源得到有力的开发，物质相对富裕，这为海上经济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
然而，北宋的灭亡，使得原有通向北方的丝绸之路中断，要提振经济，唯一可行的只有面向海洋，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以补其财力不足。南宋历代皇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仅大力鼓励外商来华通商，而且对招商有功者大加封赏，如1136年，朝庭为表彰蕃舶纲首蔡景芳招商有功，授予他“承信郎”的官爵的封号。在皇帝的重视加之各层政府机构的努力下，招商成果显著，各国争相与宋朝贸易《宋史·马亮传》记载：“海舶久不至，使招来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贸易的繁荣推动了宋朝财政的极大提高，以1128年为例占国家总收入的20％市舶贸易对宋朝的财力起到极大的作用，进一步稳定了宋朝政权的稳定。
2.文化宗教因素
宋朝采取以道为主，儒释道三教并尊的政策。
“宋真宗赵恒大力扶持道教，仅在天禧三年（1019年），有道士、女冠7170人，宋真宗即位时，道士、女冠发展到20337人，而僧尼的人数由宋初的67403人猛增至458954人”1
宋真宗、徽宗两帝对道教更是身体力行，借崇道宣扬君权神授的理论，以巩固皇权。真宗时编成了《云笈七签》，而宋徽宗更是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大力推行道教，并在政和年间（1111—1118年）编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道藏》。
两宋时期，释道两教总体上发展较前朝更快，尤其在福建，道观的发展是前所未有据林国平教授统计，“宋元期间，福建兴建的道观多达161座。”2
而道教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对自身的教义也做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改革，这也是受当朝皇帝的重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如道教的天师道提倡“忠孝”与“佐国扶民”的思想。
妈祖信仰的产生与福建素有“信巫鬼、重淫祠”的习俗有关。《宋史》记载福建“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3王福梅教授认为：“在古代闽人看来，各种自然物、自然现象和人样都是有灵魂、有意识的，能够降福予人类。在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的影响下，闽人创造了成千上万的神灵……既有由动植物或无生物演变而来的，也有由巫演变而来的，也有从一般平民百姓演变成神灵的……唐末至宋元间，闽人更是掀起了一声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人们塑造数以千计的神灵，并为之修建了数以万计的神庙。”4
在宋代还出现了众多的淫祠所谓的淫祠，指的是没有列为祀典的祠庙，供奉的是民间神明所谓的淫祀，指的是祭祀经书中没有记载的神，祭祀的是民间神明这种没有经过皇帝认可的祭祀被认为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宋真宗当政时，王安石积极向宋真宗进谏“变风俗”，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整顿各种神祇，推行神祇的体系化，把民间的各种神祇都置于皇帝的支配与统治之下，并通过给神灵们授予爵位进行等级划分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宗教或民间信仰都必须符合统治者的意愿，凡是对其不利者，都要加以压制在宋代，有不少的反抗者，大都是借助于民间信仰或是宗教为名进行各种反抗。当时，宋代出现所谓的“吃菜事魔”的事件，意思是不吃肉食，专门事奉恶魔，于是朝廷严令各地铲除。所以，在宋代，对大量的淫祠进行整顿，宋景德二年（1005年），古田县令李堪“毁淫祠三百一十五，撤佛宫四十九，取其材为县庙学”
。1“政和三年（1113年），朝廷仅在开封就关闭捣毁了淫祠一千多所。”2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间神都成为禁止的对象。“因为某种祭祀是否是“淫祀”，本来就因为发言者（皇帝、官僚、儒学者）的标准不同而异。”3
宋朝廷在整顿的同时，顺势而为对各种神祇进行体系化，并管理划分纳入其有效统治范畴。神宗时期，皇帝赐予名称（庙的匾额），授予祭祀爵位（夫人、妃等）称号的事例急增而宋徽宗也继承了宋神宗这一政策。妈祖信仰本就对安定社会秩序维护政权稳定起到良好的作用，又因在路允迪奉命出使高丽时受其庇护。所以，在宋徽宗所赐给妈祖庙号为“顺济”，从此，妈祖宫庙便自然是属于保护对象，不属于淫祠之列。
附注
1 李志清：《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22页∥莫里斯·哈布瓦：《论集体记忆》中刘易斯·科瑟写的导论，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 本书图片除署名外，其他均为课题组成员拍摄。
2 赵君尧：《天问·惊世：中国古代海洋文学》，海洋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3页∥（汉）司马迁：《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4页。
1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东洋与南洋航运》，《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1—2页。
2 （汉）扬雄：《羽猎赋》，//（）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97年，（上），第134页。
3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东洋与南洋航运》，《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1—7页。
4 （晋）郭璞：《游仙诗》∥（清）沈德潜选。
5 赵君尧：《天问·惊世：中国古代海洋文学》，海洋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2页∥（晋）左思：《吴都
赋》∥（梁）萧统编：《文选》，（唐）李善注，中华书局，1997年，（上），第91—92页。
1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开发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31页。
2 赵君尧：《天问·惊世：中国古代海洋文学》，海洋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5页。
1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开发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4页。
2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开发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218页。
3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开发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220页。
4 辉煌古中华编委会：《辉煌古中华·第四部·通市》，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113页（独
木舟图案）。
5 陈达生：《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55页。
1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开发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31页。
2 米歇尔·皮拉左里著：《阿曼苏丹国苏哈尔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程存浩译，《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100—101页。
3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48页。
4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41—142页。
1 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2 金文亨：《莆田历史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24页。
1 《端明集》卷三四《福州五戒文》∥傅宗文：刺桐港初探》，《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76《—115页。
2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二《江南东道》一四，泉、漳州，兴化军《土产》∥傅宗文：《剌桐港初探》，《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76—115页。
3 《忠穆集》卷二《论舟楫之利》∥傅宗文：《剌桐港初探》，《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5页；傅宗文：《剌桐港初探》，《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99页。
4 张德泉，刘文彬：《莆田海岸近4000年的变迁与气候的关系》，《台湾海峡》，1993年3月，12卷1期，第87页。
5 《元史》卷一六二《高兴传》。
6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站赤》。
1 陈美德，戴永存：《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9页。
2 宫兆麟乾隆县志卷·地》∥：刺桐探》，《交史》，第1期第：《莆田·一舆傅宗文《港初海研究1991年，76—115页。
3 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一二·静晖楼前有荔枝一株》原注∥傅宗文：《剌桐港初探》，《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76—115页。
1 蒋维锬：《莆田〈祥应庙记）碑述略》，《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21页。
2 傅宗文：《剌桐港初探》，《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94页。
1 于兢：《瑯琊忠懿王（审知）德政碑》，《全唐文》卷八四一。
2 刘克庄：《后村全集》卷九二《协应李长者庙记》。
3 弘治《兴化府志》卷十二《货殖》。
4 方大琮：《铁庵方公文集》卷二一《上乡守项夺丞书》。
5 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79页。
1 （宋）黄岩孙：宝祐《仙溪志》卷三《衣冠盛事》，第55页。
1 周雪香：《莆仙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2 陈春杨：《莆田市名人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3 黄祥生：《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由来》，《湄洲日报》，2011年4月7日，B4版。
1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页。
2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2页。
1 《妈祖圣迹图》，福建莆田文峰天后宫编，本章引用不加另注。
1 《康熙番禺县志》卷二十《灵异》条。
1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17页。
1 （明）《正统道藏·洞深部·本文类》伤十第三百四十二册《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
1 刘月莲：《本世纪以来对妈祖的研究概述》，《澳门妈祖论文集》，澳门海事博物馆，澳门文化研究会，1995年4月，第1版，第3页。
1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2郭信学：《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及原因析论》，《聊城大学学报》，20006年，第5期，第50页。3辉煌古中华编委会：《辉煌古中华·第四部·通市》，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47页。4辉煌古中华编委会：《辉煌古中华·第四部·通市》，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67页。
1 候磊：《宋词中的大宋》，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81页。
2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开发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37页。
1 王福梅：《明代灵济道派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书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35页；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2—583页
2 林国平等：《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页。
3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福建路》，中华书局，1977年
4 王福梅：《明代灵济道派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41—42页。
1 王福梅：《明代灵济道派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41页
2 （日）小岛毅著：《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何晓毅译，广西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175页。
3 （日）小岛毅著：《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何晓毅译，广西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1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