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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的史学精深，但受其诗词的成就所掩盖，长期以来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以致少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殊为可惜。从刘克庄的理学师承朱熹、《春秋》经的家学渊源以及他个人的史学论述、生平际遇，足见其服膺春秋笔法，主张以春秋笔法来褒贬历史上的人与事。从而本文借由《春秋》三传所述的义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以及正统、尊君、讨伐乱臣贼子等大义，分别从修辞文法与内容思想两大层面，逐一探讨刘克庄在其为数颇多的咏史诗中春秋笔法的具体运用情形。不仅借此可以得见其深厚的史学素养，清新深远的诗歌风格，也得以认识其史学与诗学高度结合的咏史诗的创作艺术。
一、刘克庄“史学精深”
南宋著名的文人刘克庄，以诗词闻名于世，但其史学素养在当时已颇享盛名，后世却少有人关注，也少有人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文献记载，刘克庄的史才颇受当朝帝王的肯定和倚重，屡任史职。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八月，宋理宗当面称誉他：“朕知卿久著文名，且有史学，当盼锡第之命，兼任修纂之事。”随即刘克庄便以秘书少监职被任命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论刘克庄咏史诗的春秋笔法■孟建煌丁豫龙刘克庄的史学精深，但受其诗词的成就所掩盖，长期以来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以致少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殊为可惜。从刘克庄的理学师承朱熹、《春秋》经的家学渊源以及他个人的史学论述、生平际遇，足见其服膺春秋笔法，主张以春秋笔法来褒贬历史上的人与事。从而本文借由《春秋》三传所述的义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以及正统、尊君、讨伐乱臣贼子等大义，分别从修辞文法与内容思想两大层面，逐一探讨刘克庄在其为数颇多的咏史诗中春秋笔法的具体运用情形。不仅借此可以得见其深厚的史学素养，清新深远的诗歌风格，也得以认识其史学与诗学高度结合的咏史诗的创作艺术。
一、刘克庄“史学精深”南宋著名的文人刘克庄，以诗词闻名于世，但其史学素养在当时已颇享盛名，后世却少有人关注，也少有人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文献记载，刘克庄的史才颇受当朝帝王的肯定和倚重，屡任史职。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八月，宋理宗当面称誉他：“朕知卿久著文名，且有史学，当盼锡第之命，兼任修纂之事。”随即刘克庄便以秘书少监职被任命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人之骨已朽，必绳以《春秋》之法。①刘克庄在上述文章中，强调要依照春秋笔法对于历史人物褒善贬恶，使善行受到应有的嘉许，恶行得到公开的揭露，天理获得伸张。
惟夫为吕、武立纪，以魏继汉，书诸葛亮入寇之类，大经大法皆与孔氏背驰。以涑水公之贤而不能改前史之误，先儒自伊川有此见，范氏、胡氏略发之而未尽。至朱氏《纲目》出，然后女主始不得以移国命，闰位始不得以干正统，扬雄始不得不为莽大夫，狄仁杰始不得不为周司空，诸葛亮始得为汉相，陶潜始得为晋处士，可以破一世之盲聩，开千古之心胸矣。自朱氏所条大经大法之外，若无甚难通者。②刘克庄慨叹一些史书没有依照春秋笔法来记载，即使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没有加以修改，乃至于有为吕后、武则天立纪，以曹魏继承汉朝正统，称诸葛亮北伐为入寇等错误。
自汉至今，所以扶持蜀、主张蜀，非私厚昭烈、武侯也，以其存汉也。
所以斥绝魏，贬抑魏，非私要曹氏父子也，以其篡汉也。方操相汉，时人目为汉贼，亦曰鬼蜮，人心公议不可泯没久矣。禅虽庸騃失国，但须有王者作，如艺祖之绌削刘嶷、李煜可也，否则秉笔者自用《春秋》褒贬之例绌削之，亦可也。操、丕父子尝北面刘氏，岂宜加无礼于高、光之子孙哉！今曹氏贬禅为安乐公，史笔因而称之。蒙叟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生焉。”愚谓曹氏加禅此名不足怪，史笔如此，无乃求仁义于窃国者之门乎？③刘克庄强调春秋笔法的重要性，历史记载必须依照正统的原则，明确君臣关系，进而给予乱臣贼子该有的贬斥绌削。
刘克庄精于史学、重视《春秋》，其诗歌创作有意或无意运用了春秋笔法，乃是颇为自然之事。况且，刘克庄曾因一首《落梅》诗，遭受御史的罗织罪名，罢官废闲在家十年：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
①（宋）刘克庄：《题方汝一班史赞后》，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七，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62页。
②（宋）刘克庄：《跋方蒙仲通鉴表微》，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六，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09页。
③（宋）刘克庄：《答翁仲山礼部书》，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三一，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89页。
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
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
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①全诗描绘了一幅凄凉衰败的落梅景象，并借此意象概括了历史上众多“迁客”“骚人”飘零坎坷的一生。但最后一联“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却是对于当朝奸相史弥远的深刻讽刺，②而其使用的手法与寓意，正是春秋笔法的体现。
钱锺书先生强调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人创作诗文的影响力巨大，著名的文论家敏泽回忆：钱锺书先生在1980年曾指示我：汉代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影响最大的，并非《诗大序》等等，而是“《春秋》书法”问题。③春秋笔法本属经学、史学领域中的问题，由于早期《诗经》和史的特殊的关系，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笔法遂逐渐由经学、史学而推及于文学及文学理论，成为两汉时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文创作理论。
从而本文尝试从儒家所重视的春秋笔法的角度，诠释刘克庄咏史诗的创作手法、修辞艺术以及其中的寓意。
据学者统计，刘克庄的诗歌多达5000首以上，④内容与历史相关的作品约有320首。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咏史诗歌大多以组诗的形态出现，尤其是两组五言绝句《杂咏一百首》。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咏怀古迹、读史感慨，以及褒贬历史人物、事件的诗篇，分别写于不同的时期，风格多样，也值得关注。
两组《杂咏一百首》共有两百首诗篇，作于淳祐祐四年（1244年），当时刘克①（宋）刘克庄：《落梅》，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三，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2页。
②辛更儒：《略论刘克庄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学成就》，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页。
③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①辛更儒：《略论刘克庄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学成就》，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页。
⑤此处根据王述尧《刘克庄与南宋后期文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的统计，采取广义的咏史诗认定。
庄在江东提刑任上，①属于他前期的作品，受到“永嘉四灵”的诗风影响颇大，平浅清新，以白描为主，很少用典。一入一咏，每十首为一类。每组之中又以时间为序，依次评论历史人物，这些人物主要选自正史之中。第一组为十臣、十子、十隐（实为20人）、十儒、十勇、十仙、十释、十妇、十妾。第二组诗为十豪、十辨、十智、十贪、十俭、十嬖、十医、十卜、十稚、十女。分类的依据虽是个人的身份、伦常关系，但实质是作品所欲论述的中心议题。写作这些诗歌，颇有借古讽今的用意。
南宋后期，政治更加黑暗，国势江河日下，金人占领的北方失地始终不曾收复，又逐渐受到崛起漠北的蒙元的侵逼。人民不仅面临家破国亡的威胁，又饱受贪官污吏的剥削欺凌。刘克庄身为一位个关心家国命运，却在政治上屡受权奸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等人打击的诗人，此一时代环境与个人际遇，正与春秋笔法之所以产生和运用的背景若合符节，与孔子的生平、理念、志业近似。因此刘克庄借由春秋笔法写作了一些感时忧国、寄托深远的咏史之作。
二、春秋笔法的意涵与诗歌写作
春秋笔法这一特殊的写作手法与运用主要缘于春秋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当时是一个“礼废乐崩”的衰乱局势，这对于终身宣扬“王道”理想，崇奉礼仪纲常的孔子来说，必然深感忧愤。为此，孔子做了许多努力，试图予以挽救。这种时局上的现实考虑，以及写作史策之目的，孟子有深刻的体认：“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深信孔子写作《春秋》有其特殊的用意，确实有春秋笔法的存在：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①（宋）刘克庄：《跋江咨龙注梅百咏》，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一〇，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76页。
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①司马迁认为《春秋》之作正是为了维持君臣之间应有的纲常礼法，特别要匡正乱臣贼子的悖逆言行。因此所谓的“实录”、“褒贬”的主张都有其“道名分”、“明是非”、“拨乱世”、“善善恶恶”等积极用世的企图，褒贬之意义远超过纪录历史，用字遣词上有其一定的常例和含义。
诗歌在上古时期多与记事有关，诗与史的关系紧密，甚至可以说“诗即史”，因为诗歌更适合口头记诵、传播，有助于记录历史。况且，诗歌吐露心声、抒发情感，往往能够反映真实的民间生活，具有政治、教化等多方面的功能。西周盛世，天子派遣“采诗之官”到各地采集民歌，以为施政的参考。
《诗经》因此具有“美刺”的功能，诗人对于人、事予以赞美或讥刺，借以表达个人的情志，“目的在于褒善贬恶”，从而“诗人的美刺和史家的褒贬具有同等的意义”。②宋儒王应麟便说：“《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③为了发挥褒贬的功能，《春秋》对于史事、史文、史义这三个层面都有其不同于一般史官的处理方式，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自从三《传》、《孟子》、《礼记》等典籍对于春秋笔法有所论述之后，历代学者也多有发挥。
《左传》偏重于“叙事”，杜预等人深入推求其凡例，更加丰富与确立了春秋笔法的内涵。《公羊传》、《穀梁传》则另从“义例”的角度来阐释，虽然与《左传》之说“互有异同，亦得统名《春秋》书法”。
张高评先生总结学者们的意见，对于春秋笔法的内涵有一个清楚的分析与概括：历代所谓《春秋》书法，可归纳为二类：其一，侧重内容思想者，如《左传》所谓“惩恶而劝善”，“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以及《公羊》学家阐扬之“微言大义”，多属焉。其二，侧重修辞文法，如《左①（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三家注》卷一三〇，台北：七略出版社，1991年，第1352页。
②黄保真、成复旺、蔡钟翔：《中国文学理论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106页。
③（宋）王应麟著，翁元圻注：《困学纪闻》卷六，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
传》所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微而显，婉而辨”，杜预所谓正例变例，皆属之。①《春秋》书法即是春秋笔法，②可大别为修辞文法、内容思想两方面。而杜预所称的正例、变例，即是所谓的“春秋五例”。钱锺书认为，《春秋》五例“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虑，以求或合者也”。③对于历代史传的编写影响深远。“《春秋》五例”对于春秋笔法的说明，乃是最早、最为明确而且影响最大者，并且成为其核心意涵。出于《左传》成公十四年九月：《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前四者为“载笔之体”，亦即史传叙事之写作体裁与规范，可谓对于“实录”的具体要求，属于修辞学、文章学的范畴。“惩恶而劝善”则是“载笔之用”，乃是史传文体所要获取的功效，可谓“褒贬”的具体主张，涉及纲常教化。杜预认为“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春秋》一经乃是孔子依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用字遣词存在着不少隐微的含义。历代诸家对于《春秋》五例的解说不一，杜预列举事例以阐述，简明而最受重视：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④以下逐一说明其中的意涵与写作手法，并且列举刘克庄的相关诗歌以为范例。
（一）修辞文法方面1，微而显所谓“微而显”乃是指文辞简要但是意义明显，“措辞精要，而旨趣显①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②李洲良：《春秋笔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③钱锺书：《左传正义》，《管锥篇》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67页。
④（周）左丘明著，（晋）杜预著，（唐）孔颖达疏：《春秋序》，《春秋左氏传注疏》卷一，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年，第13～14页。此文之断句、标点，参见程元敏：《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证》，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1年，第44页。
豁’”，“犹诗论家所谓‘文约义丰’”。①具体的作法便是借由文辞的变动，以表达不同的含意。杜预对此举出了几个例子，例如僖公十九年冬《春秋》曰：“梁亡。”记事很简略。《左传》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从中可知，《春秋》只说“梁亡”，而不说秦国灭掉梁国，这是贬斥梁国的君主过度劳役人民，民不堪命，四散逃去，这是自取灭亡。
刘克庄在评析友人的诗作时，提出了他心目中优良咏史诗的标准：“余谓君尚论古人，不必求奇，但以此篇意义为准的，虽不中，不远矣。然前辈咏史皆筒切可讽味，今累百言，押十韵，失之繁，斲而小之乃善。”②他强调“筒切可讽味”“不必求奇”，亦即咏史诗须简短而隽永，不可冗长。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述，能够“以片辞而尽其人之平生”“中其肺腑而得其骨髓”为佳。③魏武帝曹操这位三国风云人物，由于是以臣子的身份篡夺天下，刘克庄便照义例称他“老贼”“老瞒”“曹瞒”，更揭露他的罪行。《杨修》一诗（《刘克庄集笺校》，页862。以下引诗只注明页数）：“老贼有肝鬲，多为德祖窥。谁令预筹事，更与共观碑。”《孔融子》（页885）：“二穉吁何罪，冤犹在史书。老瞒浑忘却，只记哭仓舒。”《铜雀妓》（页849）：“谁谓曹瞒智，回头玉座空。向来台上妓，尽入洛阳宫。”《华佗》（页877）：“古来神异少，天下妄庸多。文帝能全意，曹瞒竟杀佗。”对于曹操，他都是语带贬抑、讥讽。
《李广》（页834）：“飞将无时命，庸奴有战勋。谁怜老卫尉，身属大将军。”称颂奋勇护国的沙场战将李广为飞将军，贬斥倚赖裙带关系、心胸狭隘的大将军李广利是庸奴。
《崔昌遐》（页870）：“本欲除阉腐，安知召寇戎。缁郎不为相，朱贼得称雄。”称宦官为阉腐，叛逆朱全忠为朱贼。对于意欲救国却失败的崔昌遐，则以其小字称之。
2，志而晦孔颖达《疏》曰：“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①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②（宋）刘克庄：《跋方实孙咏史诗》，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七，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213页。
③（宋）刘克庄：《题方汝一班史赞后》，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七，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62页。
亦即“明载史实，而意蕴深远”，如同诗家之“蕴藉隐秀”。①意谓记载史事，用词简约而含义隐微，必须依例推求其意义。杜预也举例说明，例如，《春秋》宣公七年：“夏，公会齐侯伐莱。”《左传》：“夏，公会齐侯伐莱，不与谋也。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这是对于诸侯盟会记载的一种义例之说明：凡是出兵，曾参与谋划的便称作“及”；没有参与谋划，只是不得不配合前往者就称作“会”。《春秋》在此记作“会”，即是意指鲁宣公没有参与伐莱的谋划。“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于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②依据这种义例，吾人便可以从事件记载的用字遣词之差别，推知其隐微的意义。
司马迁称扬《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刘知几《史通·叙事》也特别推许文辞简要之美，“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③史传叙事崇尚文辞简要，咏史诗写作也应如此。
《乌孙公主》（页844）：“玉座吞声别，毡车触目悲。如何汉公主，去作虏阏氏？”诗中虽然写的是奉汉武帝之命远嫁乌孙的公主的悲凉遭遇，但结尾的疑问“如何汉公主，去作虏阏氏”，一个泱泱大国的危机，却靠一个女子去解除，使大汉帝国保国卫疆的满朝文武都蒙上了耻辱，也在平淡的提问中谴责了和亲政策，千载之下，也使得南宋那些希图以岁币换取和平于一时的文官武将汗颜。
《李林甫》（页870）：“二相去留际，中原治乱分。异时马上泪，遥洒曲江坟。”借由唐玄宗开元年间前后两任丞相张九龄、李林甫时期国家的治平、动乱，反映了两人的行事人品的高下。唐朝由盛转衰，李林甫是关键人物。暗讽南宋当朝的奸相史弥远、史嵩之等人的祸国殃民。
《曹沫》（页832）：“数战数败北，宁非将略疏。收功一匕首，安用读兵书。”身为带兵打仗的将军，不能依靠兵法、战略的纯熟打胜仗，却只能以匕首来劫持齐桓公得逞。诗中颇有讥刺的意味。
《仇士良》（页874）：“国老辞机密，阉儿叩绪馀。殷勤传一诀，莫遣上观①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②（周）左丘明著，（晋）杜预著，（唐）孔颖达疏：《春秋序》，《春秋左氏传注疏》卷一，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年，第14页。
③（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注释：《模拟》，《史通通释》，台北：里仁书局，1980年，第168页。
书。”唐朝贪酷的大太监仇士良之所以能够跋扈弄权二十多年，原来是不可以让帝王读书增长智慧，方能操控一切。言外之意，也指向了帝王的昏庸乃是宦官能够弄权的根本原因。
《张丽华墓》（页26）：“台上柏萧萧，空堂闭寂寥。芳魂三尺土，往事几回潮。堕翠寻难见，埋红恨未销。犹胜江令在，白首入隋朝。”南朝陈后主重用江总，江总身为权宰，却不处理政务，每日与陈后主游宴后庭，君臣昏乱，以至于国家灭亡。张丽华虽然以美貌得宠，成为陈后主的贵妃，尚能与后主藏匿井中，事后被杀。江总则是跟随陈后主投降隋朝。刘克庄认为陈后主的眈于逸乐，江总要负最大的责任，而不应归罪于张丽华的美貌。
《新亭》（页51）：“此是晋人游集处，当时风景与今同。不干铁锁楼船力，似是蒲葵麈柄功。几簇旌旗秋色里，百年陵阙泪痕中。兴亡毕竟缘何事？专罪清谈恐未公。”《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东晋官员新亭对泣的故事。新亭在南京西南，风景秀丽，然过江之后，晋朝的江山沦亡大半。大家彼此感伤相视，皆潸然泪下。唯有宰相王导呵骂众人作“楚囚相对”，激励大众须振奋精神，努力克复神州。刘克庄此诗借由这一典故，批判了南宋官员苟安现状，只知享乐，国势因此衰败至此。
3.婉而成章所谓“婉而成章”即是文意之表达“委婉曲折，而顺理成章”。指的是文辞上的避讳之道，对于周天子与鲁国君主，基于君臣伦常的关系，必须替他们掩恶扬善。“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必须避讳的事情不少，“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例如，《春秋》桓公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此事的原委可见于《史记·鲁世家》：“桓公元年，郑以璧易天子之许田。”可知实情是郑国以枋田再加上“璧”换取了鲁国的许田，但根据周礼，诸侯之间不可擅自交换土地，必须获得天子的允许。所以《穀梁传》解说曰：“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明明是交换土地，《春秋》却写成了借用，这是在替周天子与鲁君掩饰。《公羊传》明确指出了应避讳的对象，对于尊者、贤者、亲者，都应有所维护。
此外，基于现实的困境，为了回避政治忌讳，对于某些当权者也不得不采用隐晦委婉的“微言”，所谓曲笔、侧笔，以传达“刺讥褒讳挹损”之意。①①（汉）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史记三家注》卷一四，台北：七略出版社，1991年，第229页。
“曲笔实际是直书实录的变奏”，而非完全不予以记载。
《春秋》五例中所谓“微”“晦”“婉”，都是以含蓄而曲折的手法来记事，与儒家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有关。
《魏尚》（页833）：“塞外传烽急，云中调守难。谁为帝言者，白发老郎官。”镇守边疆，屡建奇功的云中太守魏尚向汉文帝报请战功时，却因为只是误差六颗敌军的头颅，便被捉拿下狱。之后边塞军情紧急，无人能够平定。
冯唐对魏尚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处罚心中不服，最后以妙语打动文帝，救出魏尚，保住边疆。诗人对于文帝的缺失不予直接评断。
《申生》（页818）：“君父如天地，虽逃安所之。可怜共世子，死不恨骊姬。”晋献公宠爱骊姬，将杀太子申生、重耳。重耳逃出国外，申生自缢而死。
诗人归罪骊姬，却对于晋献公不置一词。
《志公》（页841）：“寺甲于江左，身迎入禁中。如何净居殿，饿杀老萧公。”梁武帝萧衍沉迷佛事，敬重僧侣志公等人，不能用心治国，后来饿死于净居殿。本诗对于梁武帝的嘲讽、批评，意在言外。
《李夫人》（页848）：“恍惚疑如在，缠绵爱未休。明知已仙去，犹欲出神求。”对于汉武帝的迷信方士，耽于情爱，有深隐的讽刺。
《读本朝事有感十首之二》（页1037）：“力荐资深入柏台，独延吉甫客翘材。如何岁晚钟山寺，只见黄州副使来。”对于王安石为了新政的早日推行，误用了吕吉甫等小人，导致新政的失败，以及自身宰相的退职。他隐居南京之时，只有苏轼不计恩怨，前往探视。诗人为贤者的过失隐讳。
《题系年录》（页235）：“炎绍诸贤虑未精，今追遗恨尚难平。区区王谢营南渡，草草江徐议北征。往日中丞甘结好，暮年都督始知兵。可怜白发宗留守，力请銮舆幸旧京。”中丞指秦桧，都督指张浚，宗留守指宗泽。宋高宗建炎年间，秦桧力主宋金议和，奉行割地、称臣、纳贡，极力贬斥张浚、岳飞等抗金将士，阻止恢复失土。宗泽多次上书高宗，力请还于旧都，都不能实行，最后忧愤而卒。刘克庄批判了宰相秦桧的误国，也隐然指向了高宗的私心作祟、贪图逸乐。
4.尽而不污由于对“污”字的解释不同，“尽而不污”的意义便有一些差异，但大体上来说，多依循杜预的注解：“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污曲”，①把“污”视为“纡曲”，从而认为“无所隐讳，故曰不污。”一种“直书无隐”“由事见义”的笔法。例如，《春秋》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依据礼制，“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车与戎服，乃在上者所以赐与在下者，故诸侯不用以贡于天子。”周天子求车于鲁桓公，“非礼而动”，违反了礼制，《左传》直言其“非礼也”。《春秋》照实直录此事，以传达讥斥之意。
对此，钱锺书有不同的看法，他把“污”训释为“夸”，夸大、夸饰之意，分析精辟而更有道理：“直”不必“尽”，未有“尽”而不“直”者也。《孟子·公孙、丑》章：“污不至阿其所好。”焦循《正义》：“污本作洿，盖用为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言而求“尽”，每有过甚之弊，《庄子·人间世》所谓“溢言”。不隐不讳而如实得当，周详而无加饰，斯所谓“尽而不污”耳。②一般而言，叙事详尽即是直书而不纡曲了，但容易造成事迹夸大与文辞浮夸的弊病，所以要戒之在“夸”。若原文为“直而不污”，则“污”宜解释为“纡曲”。但原文为“尽而不污”，则“污”训释为“夸大”“夸饰”更为合乎文意。
况且，不可“纡曲”之传统说法，与前述所主张之用晦、贵婉之笔法扞格不通。
而钱锺书的反对“夸大”“夸饰”之说，乃是“不隐不讳而如实得当，周详而无加饰”之意。强调客观中立的实录精神，但并不排斥纡曲的笔法。借由事件的详尽记载，不偏不倚，忠实而自然的透显出其中的意义，让史料自己说话。
钱锺书的此一见解与传统的意见差异不大，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主张直笔实录，但前者前调不夸大，后者强调不迂曲。
《冯道》（页870）：“坐阅数朝主，竟为何代人。汉官扬历遍，更作虏师臣。”冯道在动乱的五代十国，任宰相长达二十年，当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而冯道不只是历仕五朝，在异朝为官，丧失士大夫的气节，还以“长乐老”自居。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痛骂他“可谓无廉耻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骂他“恬不知耻”。但刘克庄只呈现客观事实，读者自有评断。
《庐江小吏妻》（页845）：“尊嫜有严命，妾不获从夫。去去犹回首，谆谆别小姑。”著名的汉朝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一出家庭悲剧。焦仲卿的妻①（周）左丘明著，（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卷二七，《成公十四年九月》，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年，第465页。
②钱锺书：《左传正义》，《管锥篇》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69页。
子刘兰芝，被姑嫜遣归回家。刘克庄只描写刘兰芝的留恋不舍之情，没有任何谴责其姑嫜之词，读者怜悯刘兰芝的遭遇之情，油然产生。
《记汉事六言二首之二》（页2353）：“始欲报五世相，末不愿万户留。少从黄石公授，晚与赤松子游。”张良的祖父、父亲等先辈在担任过五代韩王之相。曾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设计使刘邦得以脱身。后又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夺得天下。他精通黄老之道，不留恋权位，晚年跟随仙人赤松子云游。刘克庄只简要记录了张良的生平大事，而其人的高尚志节与智慧自然彰显出来。
《围棋赌博》（页1531）：“安石心平旷，难将浅见窥。能拼百弓墅，只赌一枰棋。苻虏投鞭急，羊生对弈迟。土山今乞汝，泉石更由谁。侍女收残局，群儿走捷旗。拊筝并折屐，无喜亦无悲。”前秦苻坚率领大军南下，志在吞灭东晋，统一天下。当时军情危急，军民一片震恐，可是谢安依旧镇定自若，并与好友下棋赌别墅，赢棋之后，把别墅赠与外甥羊昙。淝水之战的捷报送到，谢安看过之后仍继续与客人下棋。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露出喜悦，进门时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刘克庄叙述了谢安淝水之战的前后神情，只是把他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外在言行如实呈现而已，吾人对于谢安的胸襟气度自然能够看出。
《缇萦》（页888）：“天子览书悲，肉刑无复施。不惟嘉烈女，亦自活神医。”汉文帝时期，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被逮捕至长安，女儿缇萦跟随父亲至长安，上书为父赎罪，汉文帝感动之余，免除了肉刑。刘克庄简洁陈述了事件。
（二）内容思想方面这方面包含有左传的“惩恶而劝善”，以及《公羊传》、《穀梁传》所称的“微言大义”：大一统、尊王攘夷、尊君抑臣、讨伐乱臣贼子、维护等级秩序、表彰信义、讥变古以及保民等理念。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汉儒的发挥”，因此不可推求过细，只择要论述。
1.惩恶劝善对于恶人、恶事要明白贬斥，善人、善事则要清楚褒扬。例如，《春秋》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公三十一年：“黑肱以滥来奔。”邾庶其、莒牟夷、黑肱，三人位卑皆为小国大夫，都以其封邑背叛本国而入于鲁国求荣，恶行重大。“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书为叛”。“叛者，背其本国之大辞也”。依照义例，原本不必写出名字，但《春秋》欲使恶名昭彰，以为惩戒，“贱而书名”，所以把三人明白写出。《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
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褒善贬恶，使善人名声显扬，恶人不能遁逃，姓名昭彰于世，以发挥劝惩、教化的功用。
《弘》（页813）：“宗周危可悯，苌苌叔死非难。臣血三年碧，臣心一寸丹。”苌弘，周景王、周敬王时期的大臣刘文公所属大夫。在晋卿内讧中，由于刘氏帮助了范氏，晋卿赵鞅为此声讨，苌弘被周人杀死。传说死后三年，其心化为红玉，其血化为碧玉。刘克庄此诗歌颂了他的忠勇赤诚。
《柳下惠》（页813）：“不怨穷并佚，能安小与卑。何须立奇节，展季即吾师。”柳下惠春秋时期人，姓展名获，又号柳下季。人品高洁，能够安于贫贱，随遇而安，被孔子称为“逸民”，视为贤人。刘克庄赞扬他对个人的处境无怨无尤，也无所求。
《婴臼》（页822）：“贤矣两家臣，孤存极苦辛。后来有曹马，亦是受遗人。”春秋时程婴与公孙杵臼二人合谋保全赵氏遗孤，甚至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与性命，过程艰苦卓绝。刘克庄褒扬了程婴与公孙杵臼两人伟大的忠义精神。
《卢杞》（页870）：“僭伪蟠宫阙，忠贤血贼庭。相君无喜愠，面色只蓝青。”卢杞，唐朝宰相，嫉妒贤能，先后陷害杨炎、颜真卿、严郢、张镒等忠良。
为了筹集军饷，又滥行征税，民众痛怨之声遍及天下。刘克庄举出其重大的恶行，公开予以谴责。
2，正统《春秋》“大一统”观念强调王朝统治开端及授受的正当性，强调王朝统治应具有足够的礼教纲常之合法性，演化成后来的“正统”观。
《伯夷》（页822）：“木主来西土，檀车济孟津。只应千万世，瞻仰首阳人。”伯夷是商末孤竹国君主的长子，有弟叔齐。孤竹国君欲以叔齐为继承人，其死之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则以父命为尊，去国逃之，而叔齐亦不肯为君，亦逃之。伯夷叔齐同往西岐，恰遇周武王讨伐纣王，伯夷和叔齐劝谏止伐：“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灭商之后，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纣王固然是暴君，但伯夷两人从正统的角度劝谏武王，符合封建伦常的纲纪，所以刘克庄也予以肯定。
《鲁仲连》（页822）：“六国钧南面，甘为北面臣。向微生一叱，几帝虎狼秦。”战国末年，秦国有吞并天下之心，无视于周天子的存在，六国也多半慑伏于强秦的威势而甘为臣下。鲁仲连一介平民却能够义正词严予以斥责，力阻秦以诸侯而称帝的野心。
《汉儒》（页200）：“执戟浮沉亦未迁，无端着颂美新都。白头所得能多少，枉被人书莽大夫。”《平后》（页844）：“歆已作佐命，雄甘为大夫。独馀黄室主，不肯面新都。”这两首诗批判的是扬雄、刘歆二人。汉哀帝继位，西汉王朝的统治权逐渐落入外戚王莽手中。王莽的新朝成立后，刘歆随即在新朝为官。扬雄则写有《剧秦美新》以奉承颂扬王莽，也在新朝担任大夫。朱熹的《通鉴纲目》因此写下“莽大夫扬雄”一词，以春秋笔法讥刺。王莽自立为帝，封身为平帝皇后的女儿为“黄皇室主”，但女儿忠贞不渝，谴责父亲篡夺汉朝的可耻行为，并屡次拒绝了改嫁他人的安排。对比之下，刘歆、扬雄的行为，竟不如一位女子。
《刘玄德》（页2443）：“老瞒虐焰市朝空，宗室惟馀大耳翁。汉贼有谁分逆顺？关河无地着英雄。紫髯久矣营江表，黄屋萧然寄峡中。可惜姜维胆如斗，功虽不就有馀忠。”刘备是汉室宗亲，三国之中蜀汉实为正统。刘克庄惋惜刘备无法讨平叛逆，延续汉朝的正统。姜维虽然智勇双全，可惜依旧日无法成功，但毕竟有维护正统的历史功绩。
3.尊君《伍尚》（页819）：“伍奢呼二子，一至一奔焉。逃父吾无取，雠君亦未然。”春秋时代伍奢因为遭受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而被囚禁。其长子伍尚为人仁孝，当楚平王派人召见他们兄弟时，他毅然选择赴死去救父亲，从而与父亲一同被平王杀害。次子伍员逃到吴国，成为昊王阖闾重臣，带兵攻入楚都，挖掘楚平王坟墓，鞭尸三百，报了父兄之仇。刘克庄从尊君的立场，否定了伍员鞭尸楚王以报仇的行为。
《扶苏》（页819）：“诏自沙丘至，如何便释兵？君王令赐死，公子不求生。”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逝，死前诏令远在上郡协助大将蒙恬修筑长城、抵御匈奴的长子扶苏即位。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害怕扶苏将对他们不利，于是扶持胡亥登基，以始皇身份矫诏赐死扶苏，扶苏奉行君父之命而自尽。刘克庄虽然质疑将军蒙恬轻易释放兵权的正确性，但是对于扶苏忠于君父的行为，仍然表达了敬佩。
《刘向》（页829）：“窃弓俱奋臂，窥鼎迭磨牙。同姓馀中垒，昌言抑外家。”刘向因屡次上书言事，弹劾宦官及外戚显贵而两度下狱，被免为庶人。
汉成帝即位后又被启用，官至中垒校尉。刘向为了巩固君权，建议削弱外戚权力，其不畏权势，不慕荣利的风骨，获得了刘克庄的称赞。
《张承业》（页874）：“敕使为唐患，忠唐独有君。晚知王自取，误杀老监军。”张承业是唐末五代宦官，曾出任河东监军，他执法严明，得到晋王李克用器重，并接受遗命辅佐李存勖。唐亡后，张承业拒绝李存勖的加官晋爵，仍旧担任唐朝官职。其后，李存勖执意称帝，张承业极力劝谏却不被采纳，以致忧愤得病而死。刘克庄对于张承业忠心唐室，劝阻叛逆的忠烈行为，给予肯定。
4.讨伐乱臣贼子《董卓》（页865）：“虎视无强对，鸱张有篡心。可怜脐里烛，不照坞中金。”董卓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权臣，接受何进、袁绍所召，率军进京讨伐十常侍。随后董卓废少帝，立汉献帝，不久加以弑害，专断朝政，掠夺金银，又僭用近似天子的服饰及车驾。袁绍联合各地力量讨伐，之后为其亲信吕布所杀。吕布把董卓的尸体扔在街上示众，天气炎热，董卓身躯肥胖，尸体的油脂流到地上。守尸的官吏用芯子点上火放在董卓肚脐眼里，一直燃烧到天亮。刘克庄在诗中刻画了这位意图篡夺天下的叛逆的悲惨下场。
《赵高》（页873）：“归自沙丘后，因专定策功。国由中府令，帝在望夷宫。”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发动沙丘政变，他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幼子胡亥为帝，并自任郎中令，行政更加苛暴。
又设计害死李斯，继之为秦朝丞相。第三年他逼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秦王。刘克庄指出了赵高独揽大权，谋害帝王的奸邪恶毒。
《太宰嚭》（页869）：“西子宴姑苏，灵胥赐属镂。如何居上宰，忠越不忠吴。”伯嚭原为晋国公族，逃难到吴国，得到吴王宠信，升迁直至宰辅。他贪财好色，为一己私利而内残忠臣伍员，外通敌国越国，使昊国逐渐走向了衰亡。刘克庄在诗中批判他这些叛国的重大恶行，也隐然把矛头针对了南宋误国的权奸。
结语判定诗歌中风格艺术表现所受到的理论之影响，可能会落入一种颇为主观的臆测。刘克庄创作咏史诗是否确实运用了春秋笔法，历代的研究中少有这方面的论述和认定，因此本文乃是一种新的尝试。然而，从刘克庄的家学所重、师门的学风、个人的论述主张、生平遭遇、时代背景等各方面综合来看，这些咏史诗作品，确实表现出显著的春秋笔法的特色。因此元人陆文圭曾称赞刘克庄的咏史诗与前人的此类作品，其体式和风格明显不同：“潜夫自作‘十臣’‘十佞’等五言百首，句简而括，意深而确，前无此体，视胡曾《咏史》直可唾去。”①然而诗歌写作毕竟属于语文修辞的抒情艺术，有其自我的本质，自我的特殊美学，与史传的偏重叙事不同。诗人如果过于强调史才，对于诗歌艺术的表现，不免会有所妨碍。袁枚即曾指出一般咏史诗的缺点在于“虽着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②刘克庄的部分篇什，也显露出了一些这样的倾向。但总体来看，其中透显出来深厚的史学素养，清新深远的意趣，史学与诗学高度结合，仍然使其咏史诗独树一帜，具有可观的价值存焉。
①（元）陆文圭：《跋蒋民瞻咏史诗》，《墙东杂稿》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8页。
一、刘克庄“史学精深”
南宋著名的文人刘克庄，以诗词闻名于世，但其史学素养在当时已颇享盛名，后世却少有人关注，也少有人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文献记载，刘克庄的史才颇受当朝帝王的肯定和倚重，屡任史职。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八月，宋理宗当面称誉他：“朕知卿久著文名，且有史学，当盼锡第之命，兼任修纂之事。”随即刘克庄便以秘书少监职被任命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论刘克庄咏史诗的春秋笔法■孟建煌丁豫龙刘克庄的史学精深，但受其诗词的成就所掩盖，长期以来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以致少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殊为可惜。从刘克庄的理学师承朱熹、《春秋》经的家学渊源以及他个人的史学论述、生平际遇，足见其服膺春秋笔法，主张以春秋笔法来褒贬历史上的人与事。从而本文借由《春秋》三传所述的义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以及正统、尊君、讨伐乱臣贼子等大义，分别从修辞文法与内容思想两大层面，逐一探讨刘克庄在其为数颇多的咏史诗中春秋笔法的具体运用情形。不仅借此可以得见其深厚的史学素养，清新深远的诗歌风格，也得以认识其史学与诗学高度结合的咏史诗的创作艺术。
一、刘克庄“史学精深”南宋著名的文人刘克庄，以诗词闻名于世，但其史学素养在当时已颇享盛名，后世却少有人关注，也少有人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文献记载，刘克庄的史才颇受当朝帝王的肯定和倚重，屡任史职。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八月，宋理宗当面称誉他：“朕知卿久著文名，且有史学，当盼锡第之命，兼任修纂之事。”随即刘克庄便以秘书少监职被任命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人之骨已朽，必绳以《春秋》之法。①刘克庄在上述文章中，强调要依照春秋笔法对于历史人物褒善贬恶，使善行受到应有的嘉许，恶行得到公开的揭露，天理获得伸张。
惟夫为吕、武立纪，以魏继汉，书诸葛亮入寇之类，大经大法皆与孔氏背驰。以涑水公之贤而不能改前史之误，先儒自伊川有此见，范氏、胡氏略发之而未尽。至朱氏《纲目》出，然后女主始不得以移国命，闰位始不得以干正统，扬雄始不得不为莽大夫，狄仁杰始不得不为周司空，诸葛亮始得为汉相，陶潜始得为晋处士，可以破一世之盲聩，开千古之心胸矣。自朱氏所条大经大法之外，若无甚难通者。②刘克庄慨叹一些史书没有依照春秋笔法来记载，即使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没有加以修改，乃至于有为吕后、武则天立纪，以曹魏继承汉朝正统，称诸葛亮北伐为入寇等错误。
自汉至今，所以扶持蜀、主张蜀，非私厚昭烈、武侯也，以其存汉也。
所以斥绝魏，贬抑魏，非私要曹氏父子也，以其篡汉也。方操相汉，时人目为汉贼，亦曰鬼蜮，人心公议不可泯没久矣。禅虽庸騃失国，但须有王者作，如艺祖之绌削刘嶷、李煜可也，否则秉笔者自用《春秋》褒贬之例绌削之，亦可也。操、丕父子尝北面刘氏，岂宜加无礼于高、光之子孙哉！今曹氏贬禅为安乐公，史笔因而称之。蒙叟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生焉。”愚谓曹氏加禅此名不足怪，史笔如此，无乃求仁义于窃国者之门乎？③刘克庄强调春秋笔法的重要性，历史记载必须依照正统的原则，明确君臣关系，进而给予乱臣贼子该有的贬斥绌削。
刘克庄精于史学、重视《春秋》，其诗歌创作有意或无意运用了春秋笔法，乃是颇为自然之事。况且，刘克庄曾因一首《落梅》诗，遭受御史的罗织罪名，罢官废闲在家十年：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
①（宋）刘克庄：《题方汝一班史赞后》，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七，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62页。
②（宋）刘克庄：《跋方蒙仲通鉴表微》，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六，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09页。
③（宋）刘克庄：《答翁仲山礼部书》，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三一，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89页。
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
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
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①全诗描绘了一幅凄凉衰败的落梅景象，并借此意象概括了历史上众多“迁客”“骚人”飘零坎坷的一生。但最后一联“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却是对于当朝奸相史弥远的深刻讽刺，②而其使用的手法与寓意，正是春秋笔法的体现。
钱锺书先生强调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人创作诗文的影响力巨大，著名的文论家敏泽回忆：钱锺书先生在1980年曾指示我：汉代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影响最大的，并非《诗大序》等等，而是“《春秋》书法”问题。③春秋笔法本属经学、史学领域中的问题，由于早期《诗经》和史的特殊的关系，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笔法遂逐渐由经学、史学而推及于文学及文学理论，成为两汉时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文创作理论。
从而本文尝试从儒家所重视的春秋笔法的角度，诠释刘克庄咏史诗的创作手法、修辞艺术以及其中的寓意。
据学者统计，刘克庄的诗歌多达5000首以上，④内容与历史相关的作品约有320首。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咏史诗歌大多以组诗的形态出现，尤其是两组五言绝句《杂咏一百首》。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咏怀古迹、读史感慨，以及褒贬历史人物、事件的诗篇，分别写于不同的时期，风格多样，也值得关注。
两组《杂咏一百首》共有两百首诗篇，作于淳祐祐四年（1244年），当时刘克①（宋）刘克庄：《落梅》，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三，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2页。
②辛更儒：《略论刘克庄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学成就》，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页。
③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①辛更儒：《略论刘克庄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学成就》，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页。
⑤此处根据王述尧《刘克庄与南宋后期文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的统计，采取广义的咏史诗认定。
庄在江东提刑任上，①属于他前期的作品，受到“永嘉四灵”的诗风影响颇大，平浅清新，以白描为主，很少用典。一入一咏，每十首为一类。每组之中又以时间为序，依次评论历史人物，这些人物主要选自正史之中。第一组为十臣、十子、十隐（实为20人）、十儒、十勇、十仙、十释、十妇、十妾。第二组诗为十豪、十辨、十智、十贪、十俭、十嬖、十医、十卜、十稚、十女。分类的依据虽是个人的身份、伦常关系，但实质是作品所欲论述的中心议题。写作这些诗歌，颇有借古讽今的用意。
南宋后期，政治更加黑暗，国势江河日下，金人占领的北方失地始终不曾收复，又逐渐受到崛起漠北的蒙元的侵逼。人民不仅面临家破国亡的威胁，又饱受贪官污吏的剥削欺凌。刘克庄身为一位个关心家国命运，却在政治上屡受权奸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等人打击的诗人，此一时代环境与个人际遇，正与春秋笔法之所以产生和运用的背景若合符节，与孔子的生平、理念、志业近似。因此刘克庄借由春秋笔法写作了一些感时忧国、寄托深远的咏史之作。
二、春秋笔法的意涵与诗歌写作
春秋笔法这一特殊的写作手法与运用主要缘于春秋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当时是一个“礼废乐崩”的衰乱局势，这对于终身宣扬“王道”理想，崇奉礼仪纲常的孔子来说，必然深感忧愤。为此，孔子做了许多努力，试图予以挽救。这种时局上的现实考虑，以及写作史策之目的，孟子有深刻的体认：“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深信孔子写作《春秋》有其特殊的用意，确实有春秋笔法的存在：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①（宋）刘克庄：《跋江咨龙注梅百咏》，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一〇，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76页。
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①司马迁认为《春秋》之作正是为了维持君臣之间应有的纲常礼法，特别要匡正乱臣贼子的悖逆言行。因此所谓的“实录”、“褒贬”的主张都有其“道名分”、“明是非”、“拨乱世”、“善善恶恶”等积极用世的企图，褒贬之意义远超过纪录历史，用字遣词上有其一定的常例和含义。
诗歌在上古时期多与记事有关，诗与史的关系紧密，甚至可以说“诗即史”，因为诗歌更适合口头记诵、传播，有助于记录历史。况且，诗歌吐露心声、抒发情感，往往能够反映真实的民间生活，具有政治、教化等多方面的功能。西周盛世，天子派遣“采诗之官”到各地采集民歌，以为施政的参考。
《诗经》因此具有“美刺”的功能，诗人对于人、事予以赞美或讥刺，借以表达个人的情志，“目的在于褒善贬恶”，从而“诗人的美刺和史家的褒贬具有同等的意义”。②宋儒王应麟便说：“《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③为了发挥褒贬的功能，《春秋》对于史事、史文、史义这三个层面都有其不同于一般史官的处理方式，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自从三《传》、《孟子》、《礼记》等典籍对于春秋笔法有所论述之后，历代学者也多有发挥。
《左传》偏重于“叙事”，杜预等人深入推求其凡例，更加丰富与确立了春秋笔法的内涵。《公羊传》、《穀梁传》则另从“义例”的角度来阐释，虽然与《左传》之说“互有异同，亦得统名《春秋》书法”。
张高评先生总结学者们的意见，对于春秋笔法的内涵有一个清楚的分析与概括：历代所谓《春秋》书法，可归纳为二类：其一，侧重内容思想者，如《左传》所谓“惩恶而劝善”，“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以及《公羊》学家阐扬之“微言大义”，多属焉。其二，侧重修辞文法，如《左①（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三家注》卷一三〇，台北：七略出版社，1991年，第1352页。
②黄保真、成复旺、蔡钟翔：《中国文学理论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106页。
③（宋）王应麟著，翁元圻注：《困学纪闻》卷六，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
传》所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微而显，婉而辨”，杜预所谓正例变例，皆属之。①《春秋》书法即是春秋笔法，②可大别为修辞文法、内容思想两方面。而杜预所称的正例、变例，即是所谓的“春秋五例”。钱锺书认为，《春秋》五例“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虑，以求或合者也”。③对于历代史传的编写影响深远。“《春秋》五例”对于春秋笔法的说明，乃是最早、最为明确而且影响最大者，并且成为其核心意涵。出于《左传》成公十四年九月：《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前四者为“载笔之体”，亦即史传叙事之写作体裁与规范，可谓对于“实录”的具体要求，属于修辞学、文章学的范畴。“惩恶而劝善”则是“载笔之用”，乃是史传文体所要获取的功效，可谓“褒贬”的具体主张，涉及纲常教化。杜预认为“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春秋》一经乃是孔子依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用字遣词存在着不少隐微的含义。历代诸家对于《春秋》五例的解说不一，杜预列举事例以阐述，简明而最受重视：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④以下逐一说明其中的意涵与写作手法，并且列举刘克庄的相关诗歌以为范例。
（一）修辞文法方面1，微而显所谓“微而显”乃是指文辞简要但是意义明显，“措辞精要，而旨趣显①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②李洲良：《春秋笔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③钱锺书：《左传正义》，《管锥篇》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67页。
④（周）左丘明著，（晋）杜预著，（唐）孔颖达疏：《春秋序》，《春秋左氏传注疏》卷一，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年，第13～14页。此文之断句、标点，参见程元敏：《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证》，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1年，第44页。
豁’”，“犹诗论家所谓‘文约义丰’”。①具体的作法便是借由文辞的变动，以表达不同的含意。杜预对此举出了几个例子，例如僖公十九年冬《春秋》曰：“梁亡。”记事很简略。《左传》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从中可知，《春秋》只说“梁亡”，而不说秦国灭掉梁国，这是贬斥梁国的君主过度劳役人民，民不堪命，四散逃去，这是自取灭亡。
刘克庄在评析友人的诗作时，提出了他心目中优良咏史诗的标准：“余谓君尚论古人，不必求奇，但以此篇意义为准的，虽不中，不远矣。然前辈咏史皆筒切可讽味，今累百言，押十韵，失之繁，斲而小之乃善。”②他强调“筒切可讽味”“不必求奇”，亦即咏史诗须简短而隽永，不可冗长。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述，能够“以片辞而尽其人之平生”“中其肺腑而得其骨髓”为佳。③魏武帝曹操这位三国风云人物，由于是以臣子的身份篡夺天下，刘克庄便照义例称他“老贼”“老瞒”“曹瞒”，更揭露他的罪行。《杨修》一诗（《刘克庄集笺校》，页862。以下引诗只注明页数）：“老贼有肝鬲，多为德祖窥。谁令预筹事，更与共观碑。”《孔融子》（页885）：“二穉吁何罪，冤犹在史书。老瞒浑忘却，只记哭仓舒。”《铜雀妓》（页849）：“谁谓曹瞒智，回头玉座空。向来台上妓，尽入洛阳宫。”《华佗》（页877）：“古来神异少，天下妄庸多。文帝能全意，曹瞒竟杀佗。”对于曹操，他都是语带贬抑、讥讽。
《李广》（页834）：“飞将无时命，庸奴有战勋。谁怜老卫尉，身属大将军。”称颂奋勇护国的沙场战将李广为飞将军，贬斥倚赖裙带关系、心胸狭隘的大将军李广利是庸奴。
《崔昌遐》（页870）：“本欲除阉腐，安知召寇戎。缁郎不为相，朱贼得称雄。”称宦官为阉腐，叛逆朱全忠为朱贼。对于意欲救国却失败的崔昌遐，则以其小字称之。
2，志而晦孔颖达《疏》曰：“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①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②（宋）刘克庄：《跋方实孙咏史诗》，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七，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213页。
③（宋）刘克庄：《题方汝一班史赞后》，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七，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62页。
亦即“明载史实，而意蕴深远”，如同诗家之“蕴藉隐秀”。①意谓记载史事，用词简约而含义隐微，必须依例推求其意义。杜预也举例说明，例如，《春秋》宣公七年：“夏，公会齐侯伐莱。”《左传》：“夏，公会齐侯伐莱，不与谋也。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这是对于诸侯盟会记载的一种义例之说明：凡是出兵，曾参与谋划的便称作“及”；没有参与谋划，只是不得不配合前往者就称作“会”。《春秋》在此记作“会”，即是意指鲁宣公没有参与伐莱的谋划。“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于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②依据这种义例，吾人便可以从事件记载的用字遣词之差别，推知其隐微的意义。
司马迁称扬《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刘知几《史通·叙事》也特别推许文辞简要之美，“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
“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③史传叙事崇尚文辞简要，咏史诗写作也应如此。
《乌孙公主》（页844）：“玉座吞声别，毡车触目悲。如何汉公主，去作虏阏氏？”诗中虽然写的是奉汉武帝之命远嫁乌孙的公主的悲凉遭遇，但结尾的疑问“如何汉公主，去作虏阏氏”，一个泱泱大国的危机，却靠一个女子去解除，使大汉帝国保国卫疆的满朝文武都蒙上了耻辱，也在平淡的提问中谴责了和亲政策，千载之下，也使得南宋那些希图以岁币换取和平于一时的文官武将汗颜。
《李林甫》（页870）：“二相去留际，中原治乱分。异时马上泪，遥洒曲江坟。”借由唐玄宗开元年间前后两任丞相张九龄、李林甫时期国家的治平、动乱，反映了两人的行事人品的高下。唐朝由盛转衰，李林甫是关键人物。暗讽南宋当朝的奸相史弥远、史嵩之等人的祸国殃民。
《曹沫》（页832）：“数战数败北，宁非将略疏。收功一匕首，安用读兵书。”身为带兵打仗的将军，不能依靠兵法、战略的纯熟打胜仗，却只能以匕首来劫持齐桓公得逞。诗中颇有讥刺的意味。
《仇士良》（页874）：“国老辞机密，阉儿叩绪馀。殷勤传一诀，莫遣上观①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②（周）左丘明著，（晋）杜预著，（唐）孔颖达疏：《春秋序》，《春秋左氏传注疏》卷一，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年，第14页。
③（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注释：《模拟》，《史通通释》，台北：里仁书局，1980年，第168页。
书。”唐朝贪酷的大太监仇士良之所以能够跋扈弄权二十多年，原来是不可以让帝王读书增长智慧，方能操控一切。言外之意，也指向了帝王的昏庸乃是宦官能够弄权的根本原因。
《张丽华墓》（页26）：“台上柏萧萧，空堂闭寂寥。芳魂三尺土，往事几回潮。堕翠寻难见，埋红恨未销。犹胜江令在，白首入隋朝。”南朝陈后主重用江总，江总身为权宰，却不处理政务，每日与陈后主游宴后庭，君臣昏乱，以至于国家灭亡。张丽华虽然以美貌得宠，成为陈后主的贵妃，尚能与后主藏匿井中，事后被杀。江总则是跟随陈后主投降隋朝。刘克庄认为陈后主的眈于逸乐，江总要负最大的责任，而不应归罪于张丽华的美貌。
《新亭》（页51）：“此是晋人游集处，当时风景与今同。不干铁锁楼船力，似是蒲葵麈柄功。几簇旌旗秋色里，百年陵阙泪痕中。兴亡毕竟缘何事？专罪清谈恐未公。”《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东晋官员新亭对泣的故事。新亭在南京西南，风景秀丽，然过江之后，晋朝的江山沦亡大半。大家彼此感伤相视，皆潸然泪下。唯有宰相王导呵骂众人作“楚囚相对”，激励大众须振奋精神，努力克复神州。刘克庄此诗借由这一典故，批判了南宋官员苟安现状，只知享乐，国势因此衰败至此。
3.婉而成章所谓“婉而成章”即是文意之表达“委婉曲折，而顺理成章”。指的是文辞上的避讳之道，对于周天子与鲁国君主，基于君臣伦常的关系，必须替他们掩恶扬善。“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必须避讳的事情不少，“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例如，《春秋》桓公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此事的原委可见于《史记·鲁世家》：“桓公元年，郑以璧易天子之许田。”可知实情是郑国以枋田再加上“璧”换取了鲁国的许田，但根据周礼，诸侯之间不可擅自交换土地，必须获得天子的允许。所以《穀梁传》解说曰：“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明明是交换土地，《春秋》却写成了借用，这是在替周天子与鲁君掩饰。《公羊传》明确指出了应避讳的对象，对于尊者、贤者、亲者，都应有所维护。
此外，基于现实的困境，为了回避政治忌讳，对于某些当权者也不得不采用隐晦委婉的“微言”，所谓曲笔、侧笔，以传达“刺讥褒讳挹损”之意。①①（汉）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史记三家注》卷一四，台北：七略出版社，1991年，第229页。
“曲笔实际是直书实录的变奏”，而非完全不予以记载。
《春秋》五例中所谓“微”“晦”“婉”，都是以含蓄而曲折的手法来记事，与儒家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有关。
《魏尚》（页833）：“塞外传烽急，云中调守难。谁为帝言者，白发老郎官。”镇守边疆，屡建奇功的云中太守魏尚向汉文帝报请战功时，却因为只是误差六颗敌军的头颅，便被捉拿下狱。之后边塞军情紧急，无人能够平定。
冯唐对魏尚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处罚心中不服，最后以妙语打动文帝，救出魏尚，保住边疆。诗人对于文帝的缺失不予直接评断。
《申生》（页818）：“君父如天地，虽逃安所之。可怜共世子，死不恨骊姬。”晋献公宠爱骊姬，将杀太子申生、重耳。重耳逃出国外，申生自缢而死。
诗人归罪骊姬，却对于晋献公不置一词。
《志公》（页841）：“寺甲于江左，身迎入禁中。如何净居殿，饿杀老萧公。”梁武帝萧衍沉迷佛事，敬重僧侣志公等人，不能用心治国，后来饿死于净居殿。本诗对于梁武帝的嘲讽、批评，意在言外。
《李夫人》（页848）：“恍惚疑如在，缠绵爱未休。明知已仙去，犹欲出神求。”对于汉武帝的迷信方士，耽于情爱，有深隐的讽刺。
《读本朝事有感十首之二》（页1037）：“力荐资深入柏台，独延吉甫客翘材。如何岁晚钟山寺，只见黄州副使来。”对于王安石为了新政的早日推行，误用了吕吉甫等小人，导致新政的失败，以及自身宰相的退职。他隐居南京之时，只有苏轼不计恩怨，前往探视。诗人为贤者的过失隐讳。
《题系年录》（页235）：“炎绍诸贤虑未精，今追遗恨尚难平。区区王谢营南渡，草草江徐议北征。往日中丞甘结好，暮年都督始知兵。可怜白发宗留守，力请銮舆幸旧京。”中丞指秦桧，都督指张浚，宗留守指宗泽。宋高宗建炎年间，秦桧力主宋金议和，奉行割地、称臣、纳贡，极力贬斥张浚、岳飞等抗金将士，阻止恢复失土。宗泽多次上书高宗，力请还于旧都，都不能实行，最后忧愤而卒。刘克庄批判了宰相秦桧的误国，也隐然指向了高宗的私心作祟、贪图逸乐。
4.尽而不污由于对“污”字的解释不同，“尽而不污”的意义便有一些差异，但大体上来说，多依循杜预的注解：“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污曲”，①把“污”视为“纡曲”，从而认为“无所隐讳，故曰不污。”一种“直书无隐”“由事见义”的笔法。例如，《春秋》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依据礼制，“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车与戎服，乃在上者所以赐与在下者，故诸侯不用以贡于天子。”周天子求车于鲁桓公，“非礼而动”，违反了礼制，《左传》直言其“非礼也”。《春秋》照实直录此事，以传达讥斥之意。
对此，钱锺书有不同的看法，他把“污”训释为“夸”，夸大、夸饰之意，分析精辟而更有道理：“直”不必“尽”，未有“尽”而不“直”者也。《孟子·公孙、丑》章：“污不至阿其所好。”焦循《正义》：“污本作洿，盖用为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言而求“尽”，每有过甚之弊，《庄子·人间世》所谓“溢言”。不隐不讳而如实得当，周详而无加饰，斯所谓“尽而不污”耳。②一般而言，叙事详尽即是直书而不纡曲了，但容易造成事迹夸大与文辞浮夸的弊病，所以要戒之在“夸”。若原文为“直而不污”，则“污”宜解释为“纡曲”。但原文为“尽而不污”，则“污”训释为“夸大”“夸饰”更为合乎文意。
况且，不可“纡曲”之传统说法，与前述所主张之用晦、贵婉之笔法扞格不通。
而钱锺书的反对“夸大”“夸饰”之说，乃是“不隐不讳而如实得当，周详而无加饰”之意。强调客观中立的实录精神，但并不排斥纡曲的笔法。借由事件的详尽记载，不偏不倚，忠实而自然的透显出其中的意义，让史料自己说话。
钱锺书的此一见解与传统的意见差异不大，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主张直笔实录，但前者前调不夸大，后者强调不迂曲。
《冯道》（页870）：“坐阅数朝主，竟为何代人。汉官扬历遍，更作虏师臣。”冯道在动乱的五代十国，任宰相长达二十年，当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而冯道不只是历仕五朝，在异朝为官，丧失士大夫的气节，还以“长乐老”自居。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痛骂他“可谓无廉耻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骂他“恬不知耻”。但刘克庄只呈现客观事实，读者自有评断。
《庐江小吏妻》（页845）：“尊嫜有严命，妾不获从夫。去去犹回首，谆谆别小姑。”著名的汉朝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一出家庭悲剧。焦仲卿的妻①（周）左丘明著，（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卷二七，《成公十四年九月》，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年，第465页。
②钱锺书：《左传正义》，《管锥篇》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69页。
子刘兰芝，被姑嫜遣归回家。刘克庄只描写刘兰芝的留恋不舍之情，没有任何谴责其姑嫜之词，读者怜悯刘兰芝的遭遇之情，油然产生。
《记汉事六言二首之二》（页2353）：“始欲报五世相，末不愿万户留。少从黄石公授，晚与赤松子游。”张良的祖父、父亲等先辈在担任过五代韩王之相。曾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设计使刘邦得以脱身。后又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夺得天下。他精通黄老之道，不留恋权位，晚年跟随仙人赤松子云游。刘克庄只简要记录了张良的生平大事，而其人的高尚志节与智慧自然彰显出来。
《围棋赌博》（页1531）：“安石心平旷，难将浅见窥。能拼百弓墅，只赌一枰棋。苻虏投鞭急，羊生对弈迟。土山今乞汝，泉石更由谁。侍女收残局，群儿走捷旗。拊筝并折屐，无喜亦无悲。”前秦苻坚率领大军南下，志在吞灭东晋，统一天下。当时军情危急，军民一片震恐，可是谢安依旧镇定自若，并与好友下棋赌别墅，赢棋之后，把别墅赠与外甥羊昙。淝水之战的捷报送到，谢安看过之后仍继续与客人下棋。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露出喜悦，进门时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刘克庄叙述了谢安淝水之战的前后神情，只是把他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外在言行如实呈现而已，吾人对于谢安的胸襟气度自然能够看出。
《缇萦》（页888）：“天子览书悲，肉刑无复施。不惟嘉烈女，亦自活神医。”汉文帝时期，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被逮捕至长安，女儿缇萦跟随父亲至长安，上书为父赎罪，汉文帝感动之余，免除了肉刑。刘克庄简洁陈述了事件。
（二）内容思想方面这方面包含有左传的“惩恶而劝善”，以及《公羊传》、《穀梁传》所称的“微言大义”：大一统、尊王攘夷、尊君抑臣、讨伐乱臣贼子、维护等级秩序、表彰信义、讥变古以及保民等理念。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汉儒的发挥”，因此不可推求过细，只择要论述。
1.惩恶劝善对于恶人、恶事要明白贬斥，善人、善事则要清楚褒扬。例如，《春秋》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公三十一年：“黑肱以滥来奔。”邾庶其、莒牟夷、黑肱，三人位卑皆为小国大夫，都以其封邑背叛本国而入于鲁国求荣，恶行重大。“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书为叛”。“叛者，背其本国之大辞也”。依照义例，原本不必写出名字，但《春秋》欲使恶名昭彰，以为惩戒，“贱而书名”，所以把三人明白写出。《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
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褒善贬恶，使善人名声显扬，恶人不能遁逃，姓名昭彰于世，以发挥劝惩、教化的功用。
《弘》（页813）：“宗周危可悯，苌苌叔死非难。臣血三年碧，臣心一寸丹。”苌弘，周景王、周敬王时期的大臣刘文公所属大夫。在晋卿内讧中，由于刘氏帮助了范氏，晋卿赵鞅为此声讨，苌弘被周人杀死。传说死后三年，其心化为红玉，其血化为碧玉。刘克庄此诗歌颂了他的忠勇赤诚。
《柳下惠》（页813）：“不怨穷并佚，能安小与卑。何须立奇节，展季即吾师。”柳下惠春秋时期人，姓展名获，又号柳下季。人品高洁，能够安于贫贱，随遇而安，被孔子称为“逸民”，视为贤人。刘克庄赞扬他对个人的处境无怨无尤，也无所求。
《婴臼》（页822）：“贤矣两家臣，孤存极苦辛。后来有曹马，亦是受遗人。”春秋时程婴与公孙杵臼二人合谋保全赵氏遗孤，甚至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与性命，过程艰苦卓绝。刘克庄褒扬了程婴与公孙杵臼两人伟大的忠义精神。
《卢杞》（页870）：“僭伪蟠宫阙，忠贤血贼庭。相君无喜愠，面色只蓝青。”卢杞，唐朝宰相，嫉妒贤能，先后陷害杨炎、颜真卿、严郢、张镒等忠良。
为了筹集军饷，又滥行征税，民众痛怨之声遍及天下。刘克庄举出其重大的恶行，公开予以谴责。
2，正统《春秋》“大一统”观念强调王朝统治开端及授受的正当性，强调王朝统治应具有足够的礼教纲常之合法性，演化成后来的“正统”观。
《伯夷》（页822）：“木主来西土，檀车济孟津。只应千万世，瞻仰首阳人。”伯夷是商末孤竹国君主的长子，有弟叔齐。孤竹国君欲以叔齐为继承人，其死之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则以父命为尊，去国逃之，而叔齐亦不肯为君，亦逃之。伯夷叔齐同往西岐，恰遇周武王讨伐纣王，伯夷和叔齐劝谏止伐：“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灭商之后，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纣王固然是暴君，但伯夷两人从正统的角度劝谏武王，符合封建伦常的纲纪，所以刘克庄也予以肯定。
《鲁仲连》（页822）：“六国钧南面，甘为北面臣。向微生一叱，几帝虎狼秦。”战国末年，秦国有吞并天下之心，无视于周天子的存在，六国也多半慑伏于强秦的威势而甘为臣下。鲁仲连一介平民却能够义正词严予以斥责，力阻秦以诸侯而称帝的野心。
《汉儒》（页200）：“执戟浮沉亦未迁，无端着颂美新都。白头所得能多少，枉被人书莽大夫。”《平后》（页844）：“歆已作佐命，雄甘为大夫。独馀黄室主，不肯面新都。”这两首诗批判的是扬雄、刘歆二人。汉哀帝继位，西汉王朝的统治权逐渐落入外戚王莽手中。王莽的新朝成立后，刘歆随即在新朝为官。扬雄则写有《剧秦美新》以奉承颂扬王莽，也在新朝担任大夫。朱熹的《通鉴纲目》因此写下“莽大夫扬雄”一词，以春秋笔法讥刺。王莽自立为帝，封身为平帝皇后的女儿为“黄皇室主”，但女儿忠贞不渝，谴责父亲篡夺汉朝的可耻行为，并屡次拒绝了改嫁他人的安排。对比之下，刘歆、扬雄的行为，竟不如一位女子。
《刘玄德》（页2443）：“老瞒虐焰市朝空，宗室惟馀大耳翁。汉贼有谁分逆顺？关河无地着英雄。紫髯久矣营江表，黄屋萧然寄峡中。可惜姜维胆如斗，功虽不就有馀忠。”刘备是汉室宗亲，三国之中蜀汉实为正统。刘克庄惋惜刘备无法讨平叛逆，延续汉朝的正统。姜维虽然智勇双全，可惜依旧日无法成功，但毕竟有维护正统的历史功绩。
3.尊君《伍尚》（页819）：“伍奢呼二子，一至一奔焉。逃父吾无取，雠君亦未然。”春秋时代伍奢因为遭受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而被囚禁。其长子伍尚为人仁孝，当楚平王派人召见他们兄弟时，他毅然选择赴死去救父亲，从而与父亲一同被平王杀害。次子伍员逃到吴国，成为昊王阖闾重臣，带兵攻入楚都，挖掘楚平王坟墓，鞭尸三百，报了父兄之仇。刘克庄从尊君的立场，否定了伍员鞭尸楚王以报仇的行为。
《扶苏》（页819）：“诏自沙丘至，如何便释兵？君王令赐死，公子不求生。”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逝，死前诏令远在上郡协助大将蒙恬修筑长城、抵御匈奴的长子扶苏即位。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害怕扶苏将对他们不利，于是扶持胡亥登基，以始皇身份矫诏赐死扶苏，扶苏奉行君父之命而自尽。刘克庄虽然质疑将军蒙恬轻易释放兵权的正确性，但是对于扶苏忠于君父的行为，仍然表达了敬佩。
《刘向》（页829）：“窃弓俱奋臂，窥鼎迭磨牙。同姓馀中垒，昌言抑外家。”刘向因屡次上书言事，弹劾宦官及外戚显贵而两度下狱，被免为庶人。
汉成帝即位后又被启用，官至中垒校尉。刘向为了巩固君权，建议削弱外戚权力，其不畏权势，不慕荣利的风骨，获得了刘克庄的称赞。
《张承业》（页874）：“敕使为唐患，忠唐独有君。晚知王自取，误杀老监军。”张承业是唐末五代宦官，曾出任河东监军，他执法严明，得到晋王李克用器重，并接受遗命辅佐李存勖。唐亡后，张承业拒绝李存勖的加官晋爵，仍旧担任唐朝官职。其后，李存勖执意称帝，张承业极力劝谏却不被采纳，以致忧愤得病而死。刘克庄对于张承业忠心唐室，劝阻叛逆的忠烈行为，给予肯定。
4.讨伐乱臣贼子《董卓》（页865）：“虎视无强对，鸱张有篡心。可怜脐里烛，不照坞中金。”董卓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权臣，接受何进、袁绍所召，率军进京讨伐十常侍。随后董卓废少帝，立汉献帝，不久加以弑害，专断朝政，掠夺金银，又僭用近似天子的服饰及车驾。袁绍联合各地力量讨伐，之后为其亲信吕布所杀。吕布把董卓的尸体扔在街上示众，天气炎热，董卓身躯肥胖，尸体的油脂流到地上。守尸的官吏用芯子点上火放在董卓肚脐眼里，一直燃烧到天亮。刘克庄在诗中刻画了这位意图篡夺天下的叛逆的悲惨下场。
《赵高》（页873）：“归自沙丘后，因专定策功。国由中府令，帝在望夷宫。”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发动沙丘政变，他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幼子胡亥为帝，并自任郎中令，行政更加苛暴。
又设计害死李斯，继之为秦朝丞相。第三年他逼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秦王。刘克庄指出了赵高独揽大权，谋害帝王的奸邪恶毒。
《太宰嚭》（页869）：“西子宴姑苏，灵胥赐属镂。如何居上宰，忠越不忠吴。”伯嚭原为晋国公族，逃难到吴国，得到吴王宠信，升迁直至宰辅。他贪财好色，为一己私利而内残忠臣伍员，外通敌国越国，使昊国逐渐走向了衰亡。刘克庄在诗中批判他这些叛国的重大恶行，也隐然把矛头针对了南宋误国的权奸。
结语判定诗歌中风格艺术表现所受到的理论之影响，可能会落入一种颇为主观的臆测。刘克庄创作咏史诗是否确实运用了春秋笔法，历代的研究中少有这方面的论述和认定，因此本文乃是一种新的尝试。然而，从刘克庄的家学所重、师门的学风、个人的论述主张、生平遭遇、时代背景等各方面综合来看，这些咏史诗作品，确实表现出显著的春秋笔法的特色。因此元人陆文圭曾称赞刘克庄的咏史诗与前人的此类作品，其体式和风格明显不同：“潜夫自作‘十臣’‘十佞’等五言百首，句简而括，意深而确，前无此体，视胡曾《咏史》直可唾去。”①然而诗歌写作毕竟属于语文修辞的抒情艺术，有其自我的本质，自我的特殊美学，与史传的偏重叙事不同。诗人如果过于强调史才，对于诗歌艺术的表现，不免会有所妨碍。袁枚即曾指出一般咏史诗的缺点在于“虽着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②刘克庄的部分篇什，也显露出了一些这样的倾向。但总体来看，其中透显出来深厚的史学素养，清新深远的意趣，史学与诗学高度结合，仍然使其咏史诗独树一帜，具有可观的价值存焉。
①（元）陆文圭：《跋蒋民瞻咏史诗》，《墙东杂稿》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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