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刘克庄不满诗风浅俗的时弊，而在用字造句上偏于生僻与拗折。“好引用故实”，以学入诗导致“用事冗塞”。频发议论，以致诗词的形象性稍欠，这种偏差在诗评中也有体现。才能全面，众体兼写，长调和律诗众多，但成功之作多为短诗与小令。诗词总量比肩陆游杨万里，但名作数量不及二者。
  刘克庄晚年对自己诗词创作上的局限有所反省。
  阅读刘克庄的诗词，我常担心会撞见一些生僻字词，就是这些冷不防冒出的生字给读者制造了文字障碍，也破坏了作品的可读性。试想，连中文专业的读者都会不时地被生僻字难住，此类作品又如何能家喻户晓、传诵久远呢？
  文学源于生活，表现生活，又反哺生活，采用生活语言才是正道。宋朝文化高度发达，“三百年间，人各有诗，诗各有集”，刘克庄生活在南宋后期，对“近人之作多俗间浅近之言，千人一律”的情况非常不满，因此有时刻意选用艰深字眼、拗折句式和工巧对仗来显示其语言功力。刘克庄不但是诗人，还是诗论家，创作背后有着自觉的创作观。他认为“太易”的“不必学”，“太坦率”则“衰矣”。他还说“莫求邻媪诵，姑付后儒笺”，颇有点“要写给后人看”的孤高与自负。他在作诗时，“冥搜险韵搅枯肠”，“掏肾搜肠极苦辛”，效果如何呢？称赞者谓之“刻琢精丽，语特惊俗”，贬低者斥之“淫辞”“妖谶”，婉劝者则说“不患不好，而患忒好”。刘克庄的诗词借此脱颖而出，“绝无一习语，绝句尤不落俗套”，但同时，相关作品也因规避太易而趋向于生僻，在语言背景已经发生极大变化的后世读者读来，他的生僻之弊就愈发明显了。诗歌说到底是雅俗共赏的文体，是要追求社会效应和传播力度的，诗歌语言比较理想的情况是语浅意深或言近旨远。内容不妨深厚，字词务必常用；文字本身生僻，诗意如何普及？晚年诗人的创作观有所转变，意识到应该走平易的路子，“老来字字趋平易，免被儿童议刻深”，作品的接受面也有所扩大。
  刘克庄学贯古今才兼文史，被认为是继欧阳修和苏轼之后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坛领袖。但写诗靠的主要是感受力和想象力而非学力，“学”不是诗歌创作的充要条件甚至必要条件。刘氏学高技痒，爱以学入诗，“好引用故实”，致其诗词“用事冗塞”。《诗经》中流传最广的国风，有多少是饱学之士撰写的？《唐诗三百首》中又有几首诗不是直面生活和直抵心灵的？中国式短诗尤长于抒情和想象，而短于说明和议论。即使需要用事，也应回避不为人熟知的僻典。刘克庄相当推崇晚唐诗人李商隐，但即使在号称晦涩难解的《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中，李商隐引用的也是流传极广的典故与传说。而刘克庄不但好用事，而且多用本朝近事，作品一旦脱离读者赖以共鸣的语境，诗中典故对于读者就有“代沟”了。文学佳作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靠的不是负载了多少的历史和事实，靠的是抒写出多少穿透时空的人情和人性。诗歌根情苗言，感情才是诗歌的主人；感情不做主，就有可能让学问喧宾夺主了去。刘克庄是偏文化型的诗人，而非纯生活型的诗人，过多的文化活动挤占了文学创作必备的生活体验。生活不够，学问来凑；情感不足，论说补足。当然，作为有巨大成就的诗论家，刘克庄对此类问题是有认识的，他也曾批评黄庭坚的诗歌“煅炼精而情性远”，他还认定，“出于性情，发必善”。但刘克庄又说“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坚持学问与性情并重。刘克庄说“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这是一言中的之论，可惜他的抒发深沉感慨的佳吟却不够多。
  诗歌的第一动力是情感，诗歌的第一内容是形象，感情推动着形象，形象塑造着感情，这是诗歌的“波粒二象性”原理。非诗的内容多了，就必然对诗性因素生出“挤出效应”。
  在当朝诗人中，刘克庄最钟情的是陆游。我们不妨对他俩的咏梅诗词的形象性略作比较。陆游的一些咏梅诗词被公认为传世杰作，这首先与其感情色彩极浓有关，但它强大的形象性也功不可没。而刘克庄的咏梅作品其实数量更多（不含佚作就有130余首），《梅花百咏》甚至被誉为“南宋后期咏梅诗的集大成之作”。刘克庄酷爱梅花，早期曾因写作《落梅》而遭权贵“诽谤”，受累十年。该诗牢骚强盛，感慨良多，情志外露，指向明确，是他最知名也最成功的咏梅诗。在创出《落梅》之后漫长的人生中，诗人又写作了大量的咏梅作品，但罕有超越《落梅》之作。为什么呢？除了情感动力不足（“老对梅花无意味”），不少诗歌在形象塑造上也是有缺陷的。陆游的咏梅名作为什么成功呢？“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诗人与梅花，花具人形，人备花态，异体同构，物情合一，陆游极尽想象之能事，创造出诗人梅花二合一的形象。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似乎情溢于物、神胜于形，但词中的“驿路”“断桥”“黄昏”“风雨”“群芳”“尘泥”“香”，或境或物，莫非不离感官的具体事物。在诗词创作中，陆游对形象性可谓不离不弃，始终相伴。文学创作是形象思维活动，创造形象是诗人的中心任务。作诗不能空抒胸臆空发议论，不能太形而上太抽象概括，不能直奔本质直事卜主题，总之，不能越过对形象的全力打造，而代以概念判断之类的抽象思维，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都在“形象”里。形象之于诗歌，不但不可缺席，而且必坐主席！刘克庄的咏梅诗却频频发为议论，“无梅诗兴阑珊了，无雪梅花冷淡休。懊恼天公堪恨处，不教滕六到南州”。诗中的情绪态度还是有的，但本该作为主体的形象因素却被一带而过了。
  刘克庄大半辈子退居故乡，莆阳又地处暖热的东南沿海，不是盛产梅花欣赏梅花的理想之地。南宋推重的梅花品格是耐寒与坚贞，但此地的梅花欲待傲雪却寡雪可傲，嗜梅的诗人欲待赏梅却乏梅可赏。品梅环境不佳，创作源头缺水，为赋梅词强说梅，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也。但问题是，刘克庄诗词缺乏形象性并非全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偶然现象，甚至在成就颇高的诗论中，他对诗歌形象的认识与评价也是有偏差的。对此，我们不妨稍作举例分析。刘克庄在比较以岳阳楼为题材的名诗时，明显地抬高杜诗而贬低孟诗。杜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描述的时空的确比孟诗“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要广大，但杜诗多采用地名、卦名、方位、时间之类的抽象名词，形象性不强，词义偏于虚泛。而孟诗中的“气”“云梦泽”“波”“岳阳城”则多为景物名词，词义实在，形象性感，能营造出诗歌所需的意象意境；“吞”和“撼”两个动词写的也是具体动作，这就使得孟诗的着力点比较具体，因而我们也更易感受到该诗的表现力。论诗有偏差，作诗亦如是，刘克庄沉溺书斋，痴情读书，未能全情投入生活体验，全心铸造诗歌形象，当然也就未能创作出更多的有想象力的作品了。
  刘克庄才能全面，诗词文书画无所不能，天地物人文无所不写，叙描说抒议无所不用，他力求融汇众体，企图包罗万象。但十项全能往往不如单项冠军突出，学习先贤往往不如开发自己有效，兼容并包往往不如自出机杼成功。作为久居书斋的学者型文人，刘克庄毕竟难以拥有辛弃疾那种从军营中锤炼出的英雄气质，他勉强追步辛弃疾后尘，一度跻身“辛派词人”之列，但终归是“效辛稼轩而不及者”。在刘克庄的诗词中，大容量的长调和大规模的律诗为数众多，这固然能够炫示其才学的全面，但他最成功的作品仍是那些即景抒情、托物咏怀的短诗与小令，他最有生活气息的作品也还是那些随感即兴的诗词。刘克庄晚年也自省道：“鹤海鲸天无边际，莫费功夫纳百家。”从自己的性情出发，在自己的生活中深耕，把自己的特质发掘到极致，这才是诗家的核心竞争力，才是大诗人的真本色。
  刘克庄的诗词接近五千首，数量比肩陆游和杨万里，但这位南宋末年的集大成式的文坛领袖仍不太为后世读者所熟知，何故？传世名作不多也。传世之作的语言往往明白如话，符合多数人的语言习惯，一经发出即成为无数读者的心声。传世之作的形象往往是人人笔下所无而又人人心中所有，一经写出就让人有一见如故之感。传世佳构当然还是为情所驱、有感而发、感人至深、诱人共鸣的情感流体。综言之，传世佳作是在情感、形象、语言诸要素整体发力并有所突破时出现的创作奇观。刘克庄作为一代全国性的诗人，因为上述多方面创作因素的偏差与局限，未能写出更多的传世作品，未能跻身超一流诗人之列，的确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