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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工”刘克庄的宦海人生林祖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福建兴化军（今莆田市）人刘克庄因是南宋江湖诗派的领袖而著名，宋理宗称赞其“文名久著，史学尤精”①。他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任过地方官，也任过朝官。虽宦海沉浮，六起六落，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对国土沦丧的悲愤以及对百姓疾苦的申诉，却始终痴心不改，至老不衰。时人称他为“一代宗工”②。
  一、家族显赫
  刘克庄（1187—1269），小名镇，学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县城北后村（今属莆田市荔城区）人。“少有异质，日诵万言，为文立就”③。
  “幼颖异，出语惊人，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未尝起草，弱冠以词赋魁”④。他生书香门第，长官宦之家。刘氏家族显赫，人才辈出。正如《后村大全集》所云：“刘氏自两翁（刘夙、刘朔）起家，三世登科第者八人（刘夙、刘朔、刘弥正、刘起晦、刘起世、刘宬、刘希仁、刘希道），五入馆（刘夙、刘朔、刘弥正、刘克庄、刘希仁），一持橐（刘弥邵）。”①（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八，人物列传五。
  ②（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九十五，《墓志铭》。
  ③（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八，人物列传五。
  ④（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九十五，《墓志铭》。
  刘夙（1124—1171），字宾之，刘克庄祖父。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历任吉州司户参军，建州、临安府、绍兴府教授，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兼国史院编修官，著作佐郎，荆湖北路安抚司参议官，衢州知州。官终温州知州。著有《春秋解义》《注汉书》《续博古编》《史记正误》等。
  刘弥正（1157—1213），字退翁，号退斋，刘夙长子，刘克庄父亲。淳熙八年（1181年）进士，历任潮州司户参军，监镇江府榷货务茶场，临川知县、太常寺主簿，枢密院编修官，太常丞兼左曹郎官，提举转运淮东，吏部员外郎兼考功右司，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国史院编修，起居舍人。官终吏部侍郎。著有《退斋遗稿》《奏议》等。
  刘克逊（1189—1246），字无竞，号西墅，刘克庄之弟。以父荫补承务郎，历任海口镇监、沙县丞、古田县令，江西安抚司干官，临安府通判，邵武知军，潮州、泉州知州，提举福建市舶司，太府寺丞。官终工部郎官。
  刘克刚（1199—1254），字处和，刘克庄二弟。以父遗表恩入仕，历任长溪东尉、潮州推官、泉州录事参军，通直郎、沙县知县，静江府通判，监左藏西库，文思院提辖，福州、新州、循州知州，福建安抚司参议官。官终惠州知州。
  《广东通志》评他：“清约多才，修弊起废，以病卒于官，人士思之。”刘克永（1207—1262），字子修，刘克庄三弟。他幼自聪慧，入小学诵诗解其义，长益勤奋自励，然郡试辄不利，挫于场屋，慨然废举子业。退而求志，于所居后陇之西辟一小斋，斋中空无他物，惟藏书如山，日夕卧起枕籍于斋中。读书之余，著有诗集《刻楮集》存世。
  刘弥邵（1165—1246），字寿翁，号习静，刘夙季子，刘弥正之弟，刘克庄叔父。“一持橐”者，即没有任何功名和爵位的人，刘弥邵是也。著有《易稿》《汉考》《读书日记》《小记》《杜诗补注》等。
  刘宬（1195—1247），字孟容，刘夙之孙，刘弥邵之子，刘克庄堂弟。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历任罗源、青田知县。官终宣教郎、古田知县。著有《易稿》《汉考》等。《兴化府志》评他：“居官能以儒饰吏事，而于厚风俗、崇教化，尤加之于意，故所至皆有治绩云。”刘朔（1127—1170），字复之，刘夙之弟，刘克庄叔祖父。绍兴三十年（1160年）甲科进士，历任温州司户参军，宣议郎、福清知县，秘书省正字。官终福建安抚司参议官，著有《易占》《图经注》《唐书注》等。《兴化府志》载：“（刘）朔与其兄（刘）夙皆为时望所推。夙挺特，不以色假人，朔则济以和易。
  至于轻禄位而重出处，厚名义而薄势利，尽言于朝，尽心于官，饬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让云。”刘起晦（1162—1205），字建翁，刘朔长子，刘克庄堂叔父。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历任福清县主簿，监建康府榷货务，贵溪知县，江西安抚司机宜，秘书省正字兼益王府教授。《宋元学案》载：“蔚有时望，识者谓其材行不忝于其父云。”刘希醇（1185一？），字孟传，刘朔之孙，刘起晦之子，刘克庄叔堂兄。官至枢密院编修官。
  刘起世，刘朔次子，刘起晦之弟，刘克庄堂叔父。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官至迪功郎、广东海南县尉，赠正议大夫。
  刘希道（？一1221），字志学，刘朔之孙，刘起世长子，刘克庄叔堂兄。嘉定十三年（1220年）进士，次年即卒。
  刘希仁（1187—1272），字居厚，刘朔之孙，刘起世次子，刘希道之弟，刘克庄叔堂兄。嘉定四年（1211年）进士，历任建阳县簿，古田、安吉知县，监左藏西库，镇江、临安府通判，文思院提辖，司农簿、丞，秘书郎，南剑州知州，江东提举，湖南提刑兼转运判官、兼摄府事，潮州知州，户部郎官，司封郎中，泉州知州，淮东运判，直秘阁。官终中大夫。
  刘希谦，号免庵，刘朔之孙，刘起元之子。官至秘书少监。
  二、宦海沉浮
  刘克庄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任过地方官，也任过朝官。虽宦海沉浮，六起六落，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对国土沦丧的悲愤以及对百姓疾苦的申诉，却始终痴心不改，至老不衰。
  嘉定二年（1209年），后村以郊恩补将仕郎，调靖安（今江西靖安）簿。嘉定九年（1216年）春，他赴真州（今属江苏仪征）任录事参军。次年二月，被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僚。当时正是南宋王朝与金国两度签订和约，遭受屈辱，而蒙古贵族崛起于漠北，野心勃勃，企图攻金谋宋的年代。可是朝廷的统治者却昏庸透顶，士大夫多沉醉于西湖歌舞，偏安一隅。刘克庄初入仕途，但早怀报国之心，有从军立功壮志。因此，他指点关河，驰骋疆场，为帅司诸贤中的得力干员。然而，权重谋疏的制帅李珏却没能采纳他“抽减极边戍兵，使屯攻边，以壮根本”①的策略主张，贸然出击，致使金兵围困滁州，饮马长江，遭受重大损失。为此，他等滁州围解之后毅然辞幕归里，获准返回原籍“主南岳祠明道宫”。
  嘉定十二年（1219年）三月，刘克庄怀着报国无门的郁闷心情怅然离幕归里。多年以后，他仍为壮志未酬而耿耿于怀，每念及此尤感慨万千。正如他在《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中所写道：“同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住戎主？”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宝庆元年（1225年），克庄以宣教郎知建阳（今福建建阳）县。在任职的三年间，他体恤民情，政绩优异，曾出现“圄空讼少，吾民不识水旱”的景象。
  然而，时值奸相史弥远把持朝政，培植亲信，罗织罪名排斥异己，大批贤臣志士有志难伸，甚至受到打击迫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宝庆三年（1227年）九月，史弥远党羽李知孝、梁成大和莫泽以刘克庄《落梅》诗中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②之句，诬陷其诮诋权相史弥远，并“以谤讪摭其罪”③。幸亏福建同乡、签书枢密院事郑清之的竭力辩释，谓文字不可罪人、明时不可杀士，才使他幸免于这场“文字狱”，但最终还是被罢官。这个未成立的冤案却在此后一再被重新提起，使刘克庄屡起屡废，仕途深受影响。
  当建阳百姓得知刘县令要遣返乡籍时，扶老携幼涌上街头，送者达数里。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奸相史弥远病死，诗禁才解除。在家闲居的刘克庄高兴之余作了一首《病后访梅九绝》之一云：“梦得因桃却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④以诗来表达自己因“咏梅获罪”的愤慨。
  端平元年（1234年），理宗皇帝亲政，重新起用真德秀等一大批曾遭受贬斥的官员。九月，刘克庄因老师真德秀的推荐，被授以宗正簿北上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为官，这是他第一次入朝。次年，刘克庄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七月，在首次轮对中，面对皇上和满朝文武官员，他慷慨陈词：“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镇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轻。”又直陈弊政：“权臣坏朝纲，开边衅，兵骄楮贱、贪饕侥倖之俗不可回。诸贤起而当之，天人未应，①（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二十八。
  ②（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三。
  ③《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八，人物列传五。
  ④（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十。
  愿坚凝初意，无使邪说摇正论。”同时，痛言“苕川之事，出于迫胁，向止议其罪，不原其情；近虽复其爵，未雪其冤”，就“苕川之复”济王竑招冤一案提出谏言。①为此，刘克庄遭宰相魏了翁嫉恨，指使吴昌裔上疏弹劾，刘克庄再次被罢官，返回原籍主管玉局观，是年他已50岁了。
  嘉熙元年（1237年）春，刘克庄重新起用，改知袁州（今江西宜春）。任上，他礼贤下士，宽以待民，颇有政声，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护。“公在郡，一以崇风化、肃纲纪、防故家、礼名贤为先务，因宽得众，郡以最闻殿中”②。可是仅数月，又被殿中侍御史蒋岘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弹劾，与邑人方大琮、王迈同日被罢官。对于袁州革职，刘克庄愤愤不平。他在《一剪梅·袁州解即》写道：“陌上行人怪府公，还是诗穷，还是文穷。下车上马太匆匆，来是春风，去是秋风。”③词人以自嘲的口气叙述袁州任上两袖清风，来去匆匆的经历，同时抒发自己仕途坎坷的无奈与不公。罢官离任，仕途遭挫，本是宦海浮沉中令人不快之事，何况刘克庄此次是第三次被罢黜。但他这首罢官之作却实在写得潇洒轻松。
  嘉熙三年（1239年），刘克庄擢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任职期间，他“一意访求民瘼，泽物洗冤，效广信贪守，黥南康黜胥皆有奥扰者，公论称快”④。次年，他升任广东转运使兼市舶使。在粤两年时间，刘克庄“奉给、例券，皆却不受。买田二百亩，以赡仕于南而以丧归者”⑤。
  给那些身受不幸，经济陷入困境的清廉官员以一定的经济资助。为此，“南人刻石纪之”。然而没有想到，御史金渊以“清望自拟，恃才自炫”为由，诬陷其沽名钓誉，不久再遭罢黜。
  淳祐六年（1246年）八月，理宗皇帝赏识他的才气，特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崇政殿说书、暂兼中书舍人。十一月，权相史嵩之请归祠服阙，也就是请求退休。理宗“御笔除职予祠，令克庄行词”⑥。史嵩之从嘉熙三年（1239年）为相，前后8年，上蒙蔽君主，下抑塞群臣，奸权误①（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十。
  ②（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二十三，《后村先生刘公行状》。
  ③欧阳代发：《刘克庄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1年，第24页。
  ④（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二十三，《后村先生刘公行状》。
  ⑤（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八，人物列传五。
  ⑥（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八，人物列传五。
  国，实为大恶。刘克庄曾经弹劾过其误国罪行，如今面对皇帝，依然刚正不阿，拒绝为史嵩之草制诰词。他在上疏中说：“嵩之有无父之罪四，无君之罪七，旧相致仕，合有诰词，今臣行嵩之之词，未知为褒为贬。”①尽管皇上再三规劝，但克庄还是坚持到底，始终不为其作制。结果可想而知，殿中侍御史章琰以“不合奏审，直实欺君”为理由，上疏弹劾，刘克庄第五次被罢官。
  淳祐十一年（1251年），刘克庄被召进京，先后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兼崇政殿说书，史馆同修撰，起居舍人和侍讲。后来因为极力阻止史宇之担任工部侍郎，被御史“郑发疏褫职，寝新命，提举明道宫”②。
  景定元年（1260年），理宗重新起用刘克庄，历任秘书监，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史馆同修撰，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权工部尚书兼侍讲。
  景定五年（1264年），刘克庄“除焕章阁学士，守本官致仕”③。咸淳五年（1269年）正月二十九日卒，年八十三，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定。
  一代文宗悲逝，百姓为之恸哭，不少士大夫和旧交不远千里临奠吊唁致哀。据史料记载，刘克庄卒后，“莆之士大夫皆挥泪以相吊，有方敛而往枕尸以哭者，有既殡而往拊棺以哭者，莫不尽哀。又数日，则泉南之南，闽北之北，吊唁往来，交驰于道。又数月，则四方交旧与凡得铭得序得跋得诗之友，不远千百里而来。力不能来，亦以书至，盖不知其几？皆曰：斯文无所宗主矣，吾侪无所质正矣，后进无所定价矣。茫茫宇宙，人物何限，其能擅一世盛名，自少至老，使言诗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虽前乎耆旧后乎秀杰之士，亦莫不退逊而推先，卒至见知于人主者，古今能几人哉！公虽得名得寿得禄，而爱公者犹以用公未尽为恨，是岂私所好耶！吁！若公者，可谓千载之士矣！”④由此可见，刘克庄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也可看出其作为文化领袖的崇高地位。
  尽管刘克庄一生官途坎坷、屡遭挫折，但这不仅磨炼他的思想和意志，而且开拓他诗词创作的广阔天地。他给后人留下传世之作《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中诗四千五百余首，词二百余阙，诗话四卷。
  ①（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八，人物列传五。
  ②（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八，人物列传五。
  ③（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八，人物列传五。
  ④（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二十三，《后村先生刘公行状》。
  三、江湖诗派
  南宋后期，诗坛上激昂悲壮的爱国声音逐渐减弱，而吟风弄月、应酬赠答之作则日益流行。代表当时诗坛动向的，是所谓“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
  “永嘉四灵”是指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年）永嘉（今属浙江温州）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
  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他们不满江西诗派的诗风，推重晚唐贾岛和姚合的诗体，且以五律为主要诗体。虽然诗歌内容以抒发个人情感、吟咏田园为主，很少反映现实社会，但“四灵”的创作，为诗坛注入一股清新的气息，受到同时代一大批江湖诗人的推崇和效法。江湖诗人以杭州书商陈起刻印《江湖集》诗集而得名。在他的周围，吸引了一批江湖诗人，进一步促进了江湖诗风的普及。而在江湖诗人不断扩展活动规模之时，更出现了一位领袖人物——刘克庄。
  潜夫的诗初学晚唐，颇受“四灵”的影响，后倾向陆游，自成一家。在江湖诗人中，刘克庄不仅创作成就最高，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论。
  他喜欢指导青年，奖掖后进，因而受到许多人的追捧。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对“四灵”亦步亦趋，而是带动一批江湖诗人，开拓创作领域，使得江湖诗风不断得到深化。这样，以“四灵”为先驱，以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的江湖诗派，便正式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成为南宋中后期诗坛的重要力量。
  江湖诗派是一个以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属于这一诗派的江湖游士，则是由下层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阶层。江湖诗派的出现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据专家统计，江湖诗派的成员，多达138人。①这样一大批诗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江湖诗人因社会地位低下、有不少生活恶习、诗格纤狭卑陋而遭后人所不齿，刘克庄又是江湖中人，且是江湖诗派的领袖。因为①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有这种因缘，所以人们的思维定式是：只要是江湖派诗人，其成就必定不高。
  其实，刘潜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看出江湖诗派的局限，并以其理论对当时诗坛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不少忧国爱民的作品传世。
  同时，克庄有很多超越江湖派的地方。首先，他的社会地位远不是江湖派诗人所能比肩的，他祖上几代为官，他自己也是很早做地方官，后又长期做朝官，阅历丰富，见识会大不一样。其次，他没有江湖派中人那些诸如乞讨、投靠、要挟等生活恶习，这种不同取决于他与江湖派众人的社会地位之悬殊。再次，他的诗歌风格无江湖诗恶习，在当时就以“建大将旗鼓语”著称。即使有缺陷，也是后人所言稍显粗豪，而非江湖之纤弱。最后，他的诗学思想中不少观点是有意针对江湖派诗人的弊端而发。至于他的作品种类之丰富、文学思想之全面、文坛领袖地位之长久更是一般江湖诗人所没有的。
  南宋最大的诗派是江湖派，宋代以前的任何诗派都没有江湖派那样庞大的作家队伍，而且活动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刘克庄作为江湖派的领袖和最有号召力的人物，和江湖派诗人一起带来中国诗坛的变化：一是发展到江湖诗派时，中国诗歌创作才真正算走向普及化、作家身份下层化。以往诗坛虽也有少量平民诗人，但有地位的士大夫诗人居多。大量读书人被沦为社会底层，在宋代末年是最为突出的。二是由以往诗歌的关心群体变为关心个体，由以往的关心天下到关心天下兼及关心自身，由关注政治变为关注个体生命，由关注身外变为关注内心世界，总之，由政教性变为文学性。
  刘克庄一生写下5000多首诗，数量之多在宋代仅次于陆游。他的诗，最应引起注意的是那些不忘北宋故国，不忘收复失地的诗篇。他在世时，诗文就有很高的声誉，正如江湖诗派另一重要诗人戴复古《寄刘潜夫》所云：“八斗文章用有余，数车声誉满江湖。”他去世后，洪天锡在《后村先生墓志铭》中写道：“江湖士友，为四六及五七言，往往祖后村氏。于是前、后、续、新四集二百卷，流布海内，岿然为一代宗工。”①清代闽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赞道：“南宋人诗，放翁、诚斋、后村三家相当。”②由此可见，刘克庄在南宋诗坛地位之重要。
  ①（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九十五，《墓志铭》。
  ②（清）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清稿本。
  四、江湖诗祸
  宋代以文治国，重用士子，但同时对文人士子的思想控制却非常严密。
  有宋一代，文祸迭起，300年间北宋有“乌台诗案”，南宋又有“江湖诗祸”，这一桩桩文字狱牵进去不少人，其中就有南宋著名的诗词大家刘克庄。
  刘克庄不仅名列江湖派，而且是这一诗派的重要人物。江湖诗派是宋代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江湖诗人又大多数是政治上失意或没有地位、浪迹江湖、隐遁山林的文人。从政治地位上说，刘克庄是很特别的。
  江湖诗祸的直接起因是济王废立之事。那是嘉定十七年（1224年）八月，宋宁宗病死，权臣史弥远便伪造宁宗遗诏，“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为了说明赵昀即位的“合法性”，史弥远宣称：宁宗去世前，即已“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正月，“湖州盗潘壬、潘丙、潘甫谋立济王竑，竑闻变，匿水窦中，盗得之，拥至州治，以黄袍加其身。.....竑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率州兵诛贼。
  弥远奏遣殿司将彭任讨之，至则盗平，又遣其客秦天赐托宣医治竑疾，谕旨逼竑死，寻诏贬为巴陵郡公”。①史弥远擅权废立，谋害济王的行径，激起了朝臣的不满和反对。济王死后不久，真德秀、邓若水、胡梦昱、魏了翁等人上奏指斥史弥远。面对这种情况，史弥远指使时人称为“三凶”的言官李知孝、梁成大和莫泽对他们相继进行弹劾，接着罢官，一时“名人贤士，排斥殆尽”②。
  就在朝廷上下对史弥远的一片讨伐声中，以及史弥远大肆迫害富有正义感的朝臣之时，一部由杭州书商陈起编集刊刻的，反映早期江湖诗派创作成就的大型诗歌总集《江湖集》问世了。据罗大经《鹤林玉露》、周密《齐东野语》、方回《瀛奎律髓》等材料记载，这部集子中收有刘克庄《黄巢战场》《落梅》二诗，曾极《春》诗，以及陈起的一首诗（或作敖陶孙诗），言官以为它们“指巴陵及史丞相”，“哀济南邸而诮弥远”，因此，曾极、陈起、敖陶孙等人或被流配，或被贬斥。刘克庄本来也逃脱不了“押归听读”的命运，只是因为福①（元）脱脱：《宋史·理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②（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建同乡、签书枢密院事郑清之从中说情，才使他幸免于这场“文字狱”。
  其实，这一事件完全是个冤案，我们不妨看一下获罪的《落梅》诗：“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勘平砌更堆墙。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这首诗，据方回说，写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①与发生在宝庆元年（1225年）的济王之事根本没有直接关系。言官李知孝等人的诬陷，完全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有个人私怨的因素。
  据叶适的《故吏部侍郎刘公（弥正）墓志铭》记载，当开禧北伐之际，刘克庄父弥正“始入朝，兵祸起有萌。擅国者名使议铁钱，实以边事付之”。可见，刘弥正是开禧北伐的支持者，并受到韩侂胄的信任。后史弥远矫诏诛韩，执掌朝政，韩的支持者自然要受到排斥。刘克庄虽然是新进晚辈，但由于这一层关系，史弥远不免要将其视为异己。因此，他的活动引起了特别的注意，也是合乎情理的。然而，这个未能成立的冤案却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被重新提起，使诗祸的余波绵绵不绝，也使刘克庄的仕途深受影响，屡起屡废。
  端平元年（1234年），刘克庄作《病后访梅九绝》，第一首说：“梦得因桃却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宝庆元年至端平元年，刚好十年。绍定元年（1228年），刘克庄解任建阳，次年通判潮州，甫上任，李知孝与梁成大即指使御史赵至道“以嘲咏谤讪”之罪名弹劾他，以此论罢，主管仙都观。由此可见，史弥远对宝庆元年刘克庄侥幸得免还是耿耿于怀的。一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病死，刘克庄都是郁郁不得志。
  所谓“累十年”，正是刘克庄的真实处境。
  嘉熙元年（1237年），因老师真德秀的推荐，刘克庄知袁州。这年六月，临安大火，连烧民房50余家。朝野上下多人上书指出这场大火乃是济王含冤所致。这显然又触动最高统治者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侍御史蒋岘以“鼓煽异论”的罪名，弹劾刘克庄等人，结果又遭罢职。15年后，又有人重提梅花的旧话，攻击刘克庄。淳祐十一年（1251年）十月，刘克庄迁起居舍人兼侍讲。在向理宗皇帝讲故事时，他历叙抗蒙战争的历史教训，认为必须先求固本，不可轻率用兵。这一见解，被言官郑发说成有畏敌意，因而受到①（宋）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
  外放的处分。郑发论刘克庄观望畏进，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但他在弹劾刘克庄之时，偏偏又指出梅花旧话。即使刘克庄在《落梅》一诗中真有“哀济邸”之意，也与抗蒙之事毫无关系。郑发将二事并提，无非是想告诉宋理宗，刘克庄这个人并不忠诚。历史无情，20多年后，江湖诗祸的余波仍在，这也是一代文宗刘克庄所始料不及的。